他還是不看我。

「好吧，」終於，他嘆了口氣，「他倒沒有，他有個兄弟因為小偷小摸被逮捕了。」

「那就沒有問題了。」我順水推舟，「麗塔又不是跟這個結婚，她是跟不在牢裡的那個結婚。」

他不說話了。從回答第一個問題起，他就越過了誠實這條底線。他也知道，有個在牢裡的兄弟是不實的傳言。他理屈詞窮，死死攥住最後一點兒尊嚴。

「好吧！要結趕緊結，我可見不得家裡的孩子談戀愛談得沒完沒了。」

我接得飛快，絲毫不留情面，這輩子都挺過意不去的：

「那好，就明天，一大早就辦。」

「喂！有這麼誇張嗎？」爸爸嚇了一跳，但面露笑容，「讓小姑娘穿什麼？」

帕姨快九十歲了，我最後一次見她，是在一個熱浪滾滾的下午。她事先沒打招呼就一身重孝，纏著黑色裹頭布，提著小箱子，乘計程車從里奧阿查趕到了卡塔赫納。她幸福地走進家門，張開雙臂叫道：

「我要死了，來跟大家告別。」

我們讓她住下，畢竟她是帕姨，還和死神交情不淺。她住在僕人房——她只願意睡在那個小房間裡——等待大限來臨，最後帶著處女的芬芳閤眼，終年約一百〇一歲。

那是我在《宇宙報》最充實的一段日子。薩巴拉將政治智慧傳授與我，教會我如何在暢所欲言的同時，通過審查。他第一次對我由來已久的撰寫專題報道的想法產生興趣。不久，一條特大新聞浮出水面：馬爾貝亞海灘，鯊魚襲擊遊客。最離奇的是，政府懸賞，每殺死一條鯊魚，賞金五十比索。次日，巴旦杏樹上都掛不下夜裡捕到的鯊魚了。埃克托爾·羅哈斯·埃拉索笑得死去活來，在波哥大《時代報》新開的專欄上撰文一篇，諷刺濫捕鯊魚的荒謬行徑。於是，我靈光一閃，想寫一篇有關夜捕鯊魚的報道，薩巴拉全力支援。可是，我一上船，計劃就泡了湯。他們問我暈不暈船，我說不暈；問我怕不怕海，其實我怕，但我說不怕；最後問我會不會游泳——應該最先問——我說不會，沒敢說假話。不管怎樣，我在陸地上跟水手們聊過，他們是去距卡塔赫納八十九海里的灰燼之口，向無辜的鯊魚下手，滿載而歸後，去領五十比索一條的昧心錢。特大新聞當天就沒了聲息，我的專題報道也打了水漂。於是，我只好刊登了我的第八個短篇《納沃，讓天使們等候的黑人》。至少有兩位嚴肅批評家，以及我在巴蘭基亞的那幾個苛刻的朋友說它是個良好的轉折。

我不認為我的政治成熟度足以使我受到影響，問題是我再次消沉，陷入困境無法自拔，唯一的娛樂就是在城牆邊的「拱頂大廈」裡跟醉漢們唱到天亮。殖民時期，這裡住過軍妓，後來關押過政治犯。弗朗西斯科·德保拉·桑坦德將軍被志同道合的戰友流放到歐洲前，也曾在此服刑八個月。

那是一座古蹟，看守是名退休鑄排工。每天報社關門後，在職鑄排工會去找他，喝以盜馬賊的技藝釀製、地下酒坊出售的細頸大肚瓶白甘蔗酒。他們生於排字世家，有學識，精於語法，喜歡在週末痛飲。我和他們打成一片。

他們中年紀最小的名叫吉列爾莫·達維拉。儘管有些地區領袖不讓內地佬入行，他還是光榮地在加勒比海岸找到了一份工作，也許是因為技藝精湛。他除了技術好、頗具個人魅力，還是個神奇的魔術師，能讓辦公桌抽屜裡飛出鳥兒，提前為付印前剛交的社論留好空白位置。工作認真的薩巴拉老師也會暫時忘記帕德雷夫斯基和無產階級革命，讓大家為他鼓掌，同時總是警告說——說了也白說——下不為例。至於我，每天與魔術師共事的經歷可以說是總算讓我發現了生活的真相。

在「拱頂大廈」共度的那些日子中的一個清晨，達維拉說，他想辦一份二十四乘二十四大小——四開紙的一半——的報紙，在下班高峰期免費發放。那將是世界上最小的報紙，十分鐘就能讀完。《袖珍報》就這樣誕生了。早上十一點，我寫一小時，達維拉在兩個小時內排版、印刷，出去分發的膽大的報販子只須吆喝一聲，眾人便會一擁而上。

一九五一年九月十八日，星期二，《袖珍報》問世，出人意料地空前成功，更加出人意料地曇花一現：一共就三天，出了三期。達維拉向我坦言，即使用黑魔法，也很難想出成本如此之低、開張如此之小、操作時間如此之短、消失如此之快的好主意。最離奇的是，第二天，有那麼一刻，我被街頭的鬨搶和讀者的熱情所迷惑，居然以為這或許就是我的求生捷徑。美夢只做到星期四。經理說，再出一期，就會破產，即使刊登商業廣告——必須又小又貴——也不實際。《袖珍報》的特色就在「袖珍」二字，開張大小恰恰埋下了自我毀滅的種子：賣得越多，越難以為繼。

我有點兒進退兩難。離開《紀事》週刊後搬到卡塔赫納是恰逢時機的好事，這裡的環境非常有利於繼續創作《枯枝敗葉》。特別是住在家裡，家人奇思妙想，什麼意想不到的事兒都有可能發生。記得有次吃午飯，我們和爸爸聊天，說許多作家在什麼都不記得的時候寫回憶錄困難重重。這道難題被六歲的庫奇輕鬆化解：

「既然這樣，」他說，「作家應該趁什麼都記得，先寫回憶錄。」

我羞於承認，在寫《枯枝敗葉》時，我也遭遇了寫《家》時重技巧、輕主題的困境。在興沖沖地寫了一年後，我被困在了既無入口也無出口的環形迷宮中。如今我知道原因何在了。為銳意創新提供了出色範例的風俗主義，最終使正在試圖開啟緊急出口的國家重大題材變得僵化。事實是我再也無法承受那種舉棋不定，一分鐘也不行。核對資訊，再做一些文體方面的決定，小說就能殺青，但我還是感受不到它的生命。我在迷霧中摸索多時，早已迷失其中，以致眼看著那本書要沉沒，卻不知道哪些地方有裂口。最糟的是，寫作到了這個階段，誰也幫不了我，因為裂縫不在文本里，而在我心裡，只有我能看見，只有我能感覺到。也許，正因如此，還完《先驅報》的預支稿費——拿去買傢俱了——我沒多想，就把「長頸鹿」專欄給停了。

不幸的是，機智、堅持、關愛都無法戰勝貧窮。屋漏偏逢連夜雨，一年後，人口普查辦公室關門大吉，留下的窟窿，《宇宙報》的薪水填補不了。我沒有回法律系，儘管一些老師千方百計地幫我，勸我就算不喜歡，好歹把大學唸完。家裡每個人都缺錢，不過這個窟窿太大，我從來也沒有填滿過，而沒希望比沒錢更令我沮喪。

「要是我們全得淹死，」一天，我痛下決心，午飯時宣佈，「我先自救，然後幫你們找救援，哪怕只是一艘需要自己划槳的救生艇。」

他們只好隨我，堅信救生艇一定會來。就這樣，十二月的第一週，我又搬回巴蘭基亞。阿方索·富恩馬約爾坐在打字機前，見我不請自來，走進《先驅報》的老辦公室——《紀事》週刊由於資金短缺，已經無法維持——頓時心知肚明，像見了鬼似的叫道：

「您怎麼招呼都不打一聲就來了！」

這輩子，我很少說這麼靠譜的實話：

「大師，我煩得不行。」

阿方索定下神來。

「好吧！」他還是那副姿態，引用哥倫比亞國歌的歌詞回答道，「幸好，全人類都在鎖鏈下呻吟。」

他絲毫不好奇我為何回來。似乎他和我心意相通，幾個月來，只要有人問起我，他一律回答：「他會回來的。」他一邊穿外套，一邊幸福地從桌邊站起：我是天降救兵。他約了人，已經晚了半小時，第二天的社論還沒寫完，讓我幫他接著寫。我只來得及問他主題是什麼，他一溜煙地跑到走廊上，漫不經心地——誰叫我們是朋友呢？——答道：

「看了不就知道了！」

第二天，《先驅報》辦公室裡又面對面放著兩臺打字機，我在同一版面繼續發表我的「長頸鹿」專欄。當然，稿酬不變。阿方索和我依然如故，許多社論我寫兩段，他寫兩段，混在一起，難以分辨。新聞或文學專業的學生查閱檔案時試著區分過，沒分出來，除非題材特殊。我們的區別不在文風上，而在文化資訊方面。

在「第三個人」，小偷朋友遇害的訊息讓我悲痛不已。一天晚上，他和平常一樣出門幹活兒，入室行竊時心臟中彈。就這些，具體情況不詳。遺體被他姐姐認領了，她是他唯一的親人。葬禮由慈善機構資助，送別的只有我們和酒館老闆。

我又在阿維拉姐妹家住下，再次跟梅拉·德爾瑪成為近鄰，在黑貓妓院過得不好，就去她那兒尋求平靜和淨化。她和妹妹艾麗西亞性情相似，有如雙胞胎，和她們在一起的時光週而復始。姐妹倆以一種很特別的方式與文學小組成員交往，每年至少請我們吃一回愉悅身心的阿拉伯大餐。她們家時有名人意外造訪，從各類大牌藝術家到迷惘詩人，不一而足。阿維拉姐妹和佩德羅·比亞瓦老師將我對音樂的愛好引上正道，把我帶進藝術界的快樂群體中。

如今想來，巴蘭基亞的環境更利於《枯枝敗葉》的創作。有了打字機和辦公桌，我立即開始精力充沛地修改。這時候，我大著膽子，把謄清的一稿——明知不是定稿——拿給文學小組的朋友們看。先前已經就它聊過多次，不用再費口舌提醒什麼。阿方索在我對面寫了兩天稿，對我的新作隻字未提。第三天下午工作結束，他把稿子攤在桌上，讀出用百事貼標出的那幾頁。他沒做評價，而是梳理出前後不一致的地方，幫我提煉風格。意見條條在理，我一一接受。只有一處，在我告訴他那是兒時的真人真事後，他還是覺得有些牽強。

「寫得差，真亦假。」他笑得前仰後合。

赫爾曼·巴爾加斯的方法是：要是文句還行，別急著評價，先給一顆定心丸。他感嘆道：

「棒極了！」

可之後幾天，他對那部小說發表了一系列的看法，晚上在酒桌上，他會更加興奮地給出中肯的意見。平時，他對稿子不滿意，會和作者單獨見面，既坦率又誠懇地跟對方談，對方即使想哭，也不得不由衷地向他表示感謝。他不這樣對我。直到一天，赫爾曼突然半開玩笑半當真地評論我的稿子，我這才把懸著的一顆心放下。

阿爾瓦羅從哈皮咖啡館銷聲匿跡，大約一週後，突然在玻利瓦爾大道上用車攔住我的去路。他心情大好，衝我叫道：

「我操，大師，上車！」

這話是用來麻醉人的。大伏天，我們在商業中心漫無目的地兜圈子，阿爾瓦羅激情澎湃地吼出他鞭辟入裡的看法。每當在人行道上看見熟人，他便先打住話頭，親熱地招呼一聲或開個玩笑，然後繼續激情澎湃地扯著嗓子吼。他頭髮亂蓬蓬的，眼球突出，像是透過圓形監獄的鐵柵欄看著我。後來，我們去「巴旦杏」的露天座上喝冰啤酒，被街對面青年隊和競技隊的球迷吵得頭昏腦漲，隨後，體育場裡湧出一大群因踢成二比二平而垂頭喪氣的人，他們狂呼亂叫著佔領了酒館。最後一刻，阿爾瓦羅從車窗探出頭來，吼出對稿子的總體評價：

「大師，不管怎樣，還是有不少風俗主義的痕跡。」

我感激地也對他吼道：

「但有福克納的精華！」

他放聲大笑，未言明的、未思慮的，全都濃縮成這一句：

「你小子，別渾了！」

五十年後，每當想起那個下午，我就會聽見阿爾瓦羅在滾燙的街道上如石子落地般爽朗的笑聲。

我明白，他們三個都喜歡那部小說，雖然各自持有或許言之有理的保留意見，只是沒有過多地說明，這也許是因為他們覺得那是一種簡單易行的策略。誰也沒提出版的事情，這點也很符合他們的個性。對他們來說，重要的是寫得好，其他都是出版社的事兒。

換言之，我又回到了屬於我們的巴蘭基亞。糟糕的是，這一回，我沒有心思把「長頸鹿」專欄寫下去。其實，專欄早已完成了逼我每天像匠人那樣去工作的使命，使我得以從零開始，持之以恆地去學習如何寫作，胸懷煉成一位與眾不同的作家的狂熱抱負。多少次，我無從下手，當我意識到題目太大，就會換掉它。總之，這是在我成為作家的道路上的基本功訓練。我很坦然，它只是我汲取營養的一個源泉，無須承擔什麼歷史責任。

頭幾個月，每天光是找素材就讓我痛苦不堪。沒時間幹別的：花幾個小時研讀其他報紙，記錄私密談話，迷失在干擾睡夢的胡思亂想中，直到遇見現實生活。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最幸福的經歷莫過於一天下午，我從公共汽車上看見某戶人家的大門上貼著一則簡單的廣告：「出售葬禮掌聲。」

我的第一反應是去敲門，好問問情況，可惜沒好意思。就這樣，生活本身教導我，最實用的寫作秘訣之一是在不敲門、不發問的情況下，學會讀懂現實的象形文字。近幾年，重讀四百多篇「長頸鹿」專欄，與衍生出的一些文學作品進行比較，這一點愈發清晰。

聖誕節，《觀察家報》高層——社長堂加夫列爾·卡諾帶著他所有的兒子：經理路易斯·加夫列爾、副社長吉列爾莫、副經理阿方索和正在當學徒的小兒子菲德爾——來巴蘭基亞度假，同行的還有綽號為「尤利西斯」的愛德華多·薩拉梅亞。他刊登過我的短篇，撰文介紹我入行，對我有知遇之恩。新年第一週，他們有組隊去普拉多馬爾浴場——距巴蘭基亞十西班牙裡——泡吧的習慣。在那場紛亂中，我只記得「尤利西斯」讓我刮目相看。我在波哥大常遇見他，開始在風車咖啡館，幾年後在自動化咖啡館，有時在大師德格雷夫的聚談會上。記憶中的他有著金屬般的嗓音和拒人於千里之外的表情，我以為他不好惹，大學城裡的忠實讀者們無疑也都這麼想。好幾次，我避免跟他接觸，為的是不破壞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我錯了。我發現只要他願意——腦子願意或心裡願意——他可以十分熱情，十分周到。他和堂拉蒙·賓耶斯、阿爾瓦羅·穆蒂斯或萊昂·德格雷夫個性不同，但和他們一樣具有隨時隨地授學的天賦，而且擁有非凡的運氣：該讀的書他都讀過。

我在《觀察家報》當記者時，和卡諾家的兒子——路易斯·加夫列爾、吉列爾莫、阿方索和菲德爾——情同手足。在普拉多馬爾度過的那些夜晚，大家吵來吵去，說了什麼，全忘了，但他們對新聞和文學的「走火入魔」，卻是怎麼也忘不了的。他們當我是自己人，是由他們挖掘、為他們自己而培養的短篇小說作家。但我不記得——他們說了那麼多——有人提議我去他們那兒工作。我不遺憾，處於人生低谷的我完全不知道自己該何去何從，即使讓我選，我也會一片迷惘。

阿爾瓦羅·穆蒂斯被卡諾一家的熱情所感染，也興致勃勃地回到巴蘭基亞。他剛被任命為哥倫比亞埃索石油公司公關部主任，想勸我跟他回波哥大。然而，他此行的真正使命更富戲劇性：當地經銷商犯下大錯，使汽車燃料被當成飛機燃料，加到了飛機上；加錯了燃料，飛機能飛走才怪。穆蒂斯必須連夜糾正這個錯誤，此事為絕密，不得驚動機場工作人員，更不得驚動媒體。他辦成了。我們在巴蘭基亞機場一邊喝威士忌，一邊聊了四個小時，等燃料更換完畢。時間寬裕，我們無所不聊，但我怎麼也沒想到的是，布宜諾斯艾利斯洛薩達出版社可能會出版我即將完成的小說。阿爾瓦羅·穆蒂斯直接從該出版社駐波哥大分社新任社長鬍利奧·塞薩爾·比列加斯那兒聽說了這個訊息，比列加斯曾是秘魯政府的一位部長，不久前來哥倫比亞避難。

我從未這麼激動過。洛薩達出版社是布宜諾斯艾利斯最優秀的出版社之一，填補了西班牙內戰造成的出版空白。編輯們每日提供的新書既有趣又非同尋常，我們看都看不過來。訂購的圖書，書商會充當幸福使者，準時送貨上門。這樣的出版社有可能出《枯枝敗葉》，光是想想我都激動得發狂。我剛把穆蒂斯送上加對燃料的飛機，就火速趕回報社，將稿子又徹底修訂了一遍。

接下來的日子裡，我全心投入，瘋狂檢查，如痴如醉。區區一百二十頁，雙倍行距，被我左改右改，反覆調整，到最後我都不知是改好了還是改糟了。赫爾曼和阿方索把重要章節又讀了一遍，他們心腸好，沒有提出無法補救的修改意見。我又心急火燎、提心吊膽地檢查定稿，最後心平氣和地決定：不出了。後來，這成了一種癖好。一旦對已完成的作品感到滿意，我就會絕望地擔心自己再也無法寫出更好的。

幸好阿爾瓦羅·穆蒂斯猜到了我為何磨蹭，坐飛機來巴蘭基亞，不等我讀最後一遍，就把唯一一份謄清的原稿帶走，寄往布宜諾斯艾利斯。那時候還沒有商用影印機，我手裡只剩初稿，空白處、行與行間用各種顏色的筆改得慘不忍睹，被我扔進了垃圾堆。我心緒不寧地等待出版社的答覆，枯等了兩個月。

一天，我在《先驅報》報社接到一封信，信被錯放在主編桌上。是布宜諾斯艾利斯洛薩達出版社的信封，我心裡一驚，沒好意思當場拆，回到自己的小隔間裡。幸虧回來，我才獨自面對了這封言簡意賅的《枯枝敗葉》退稿信。還沒讀完，我只覺晴天霹靂，差點兒死掉。

退稿信是編委會主席堂吉列爾莫·德託雷的權威意見，理由簡單，行文語氣怎麼看都是一副卡斯蒂利亞白人腔，只有結尾出人意料，令人寬慰：「必須承認，作者有非凡的洞察力和詩人潛質。」然而，時至今日仍使我感到驚訝的是，撇開我自己的羞愧與懊惱不提，信中最尖酸刻薄的異議似乎都言之有理。

退稿信在巴蘭基亞的朋友們中間傳了好幾個月，他們找各種理由安慰我。信沒留底，我也不知其下落。五十年後，當我想找一份影印件，為回憶錄提供資料證明時，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洛薩達出版社一絲痕跡也沒找到。我不記得退稿的事情是否以一則新聞的形式見報，也從來沒有這樣的打算，但我知道在大發怒火又氣急敗壞地寫了封回信之後過了好久，我的情緒才慢慢平復。回信未經我同意，直接見報，更讓我心煩意亂。我最終決定採納有用的退稿意見，依照自己的判斷，能改則改，向前邁進。

赫爾曼·巴爾加斯、阿方索·富恩馬約爾和阿爾瓦羅·塞佩達給了我莫大的支援。我在公共市場的一家小飯館裡找到了阿方索，那兒是他鬧中取靜的讀書場所。我向他請教，小說是維持原樣，還是換個結構重寫，因為我感覺後半部分沒有前半部分緊湊。他聽得有些不耐煩，說了自己的看法。

「聽著，大師，」他像個真正的師長那樣總算開口，「吉列爾莫·德託雷自以為受人尊敬，其實對當代小說知之甚少。」

那些天另一次閒聊時，他安慰我說吉列爾莫·德託雷早在一九二七年就退過巴勃羅·聶魯達的詩稿，就是那本《地上的居住》。富恩馬約爾說，要是我的稿子落到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手上，境遇一定不同。不過，要是博爾赫斯也退稿，對我的傷害會更大。

「算了，您就別再多想了。」阿方索下了定論，「您的小說，我們都覺得挺好。您現在要做的只是繼續寫。」

赫爾曼一向謹慎，他沒有言過其實。在他看來，我的小說既沒有差到不能在美洲大陸出版——何況，這裡的小說創作正陷入危機——也沒有好到能在全球範圍內產生反響，因此，唯一遭受損失的只是初出茅廬、默默無聞的作者。阿爾瓦羅·塞佩達則再次以誇大的言辭點評了吉列爾莫·德託雷的做法：

「西班牙人就是這麼愚蠢。」

當我發現小說沒有留下改清的底稿時，洛薩達出版社通過第三者抑或第四者告訴我：根據規定，來稿一律不退。幸運的是，胡利奧·塞薩爾·比列加斯把稿子寄往布宜諾斯艾利斯前留了副本，他把副本寄給了我。於是，我以朋友們的意見為基礎進行新一輪的修改，刪去了女主人公在秋海棠長廊觀看下了三日的暴雨那一大段——後來被我改寫成短篇《伊莎貝爾在馬孔多觀雨時的獨白》；我還刪去了香蕉種植園大屠殺前外公和奧雷里亞諾·布恩迪亞上校之間一段多餘的對話——差不多有三十頁，從內容到形式皆破壞了小說的整體結構。近二十年後，在創作《百年孤獨》的過程中，那些我原以為淡忘了的片段幫助我維繫著鄉愁記憶。

我正要將打擊拋在腦後，突然聽到訊息，說給我寄來退稿信的洛薩達出版社決定出版的哥倫比亞小說是愛德華多·卡瓦列羅·卡爾德隆的《轉過背的耶穌》。這要麼是搞錯了，要麼就是惡意偽造的事實。這不是一場徵文比賽，而是洛薩達出版社通過哥倫比亞作家進軍哥倫比亞的市場發展計劃。我的小說不是被別的小說比下去的，是堂吉列爾莫·德託雷認為它不能出版。

當時，我心裡比自己承認的還要堵得慌，不先說服自己的話，根本沒勇氣面對。於是，我沒打招呼，直接去塞維利亞香蕉種植園——距卡塔赫納只有幾西班牙裡——找兒時的夥伴路易斯·卡梅洛·科雷亞。那幾年，他在那兒當業餘監工兼賬房。我們聊了兩天，跟往常一樣，又把童年回憶了一遍。他的記性、直覺和坦率讓我有些害怕。他一邊聊，一邊拎著工具箱在家裡修修補補；我躺在吊床上，吹著風搖來搖去；他的妻子拉內納·桑切斯在廚房裡樂得合不攏嘴。我們瞎說時，她會糾正；我們記不起來時，她會提醒。最後，我們在阿拉卡塔卡空無一人的街道上平心靜氣地散了散步，我的情緒終於平復。無疑，退不退稿，《枯枝敗葉》都是陪媽媽回鄉賣房子後我想寫的那本書。

聊完，我興致勃勃地前往人間天堂巴耶杜帕爾去找拉斐爾·埃斯卡洛納，想去尋根。沒什麼好驚訝的，所有遇到的景、發生的事、認識的人都似曾相識，彷彿今生而非前世經歷過一樣。後來，在一次旅行中，我認識了拉斐爾的父親克萊門特·埃斯卡洛納上校。從第一天起，他的老派舉止、長者風範就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身材瘦削，腰板筆直，皮膚黝黑，骨頭硬朗，形貌威嚴。外公外婆翹首以盼老兵退伍金，等了多年，到死都沒等到，他們在等待中顯現的焦灼和體面很早便困擾著我。然而，四年後，當我在巴黎一家老舊的旅館裡終於開始創作《沒有人給他寫信的上校》時，腦海中重現的不是外公的形象，而是堂克萊門特·埃斯卡洛納。

拉斐爾·埃斯卡洛納說，曼努埃爾·薩帕塔·奧利維利亞在拉巴斯做見習醫生，專門給窮人看病。拉巴斯距巴耶杜帕爾只有幾公里，我們決定去看他。我們傍晚到達，那裡氣氛沉重，讓人透不過氣來。薩帕塔和埃斯卡洛納提醒我，僅僅二十天前，警察突襲了村子，奉命推行政府意志，散播恐怖。那是個黑色之夜，警察濫殺無辜，放火燒燬了十五棟房子。

因為有嚴格的新聞審查制度，我們全都矇在鼓裡。但當時，我甚至沒有機會去想象那樣的畫面。當地最棒的樂師胡安·洛佩斯自黑色之夜起便一去不返。我們去他家，請他的弟弟巴勃羅彈奏一曲。他不動聲色，簡單回答道：

「這輩子我再也不唱歌了。」

我們這才得知，不光他，村裡所有樂師都把手風琴、鼓和其他瓜恰拉卡民間樂器收起來了，為死者哀悼，不再彈唱。這麼做情有可原，連身為老師的埃斯卡洛納和開始當村醫的薩帕塔·奧利維利亞出面，也勸不動任何人。

面對我們的堅持，村民們據理力爭。其實，他們打心眼裡明白，悲傷不會持續很久。耳邊彆著紅玫瑰的女人說：「這就好比和逝者一塊兒死了。」人們點頭稱是。於是，巴勃羅·洛佩斯自認為應該帶頭擰斷悲傷的脖子。他二話不說，回去拿來手風琴，唱得出神入化。唱著唱著，其他樂師陸續前來。有人開啟對面商店的門，給大家提供喝的。別的商店也在哀悼了一個月後開門營業，燈火通明，歡歌笑語。半小時後，全村人放聲歌唱。空蕩蕩的廣場上，出現了一個月來第一個醉漢。他扯著脖子，唱的是埃斯卡洛納的歌，獻給埃斯卡洛納本人，感謝他神奇地喚醒了整個村莊。

幸好，生活在別處繼續。收到退稿信兩個月後，我認識了胡利奧·塞薩爾·比列加斯。他和洛薩達出版社掰了，成為岡薩雷斯·波爾圖出版社駐哥倫比亞代表，該出版社專門出售百科全書和科技類書籍，允許分期付款。比列加斯是個頭最高、身體最壯的男人，面對現實生活中最棘手的問題也最有辦法。他喝最貴的威士忌千杯不醉，十分健談，擅長寫寓言故事。我們第一次見面，是在普拉多酒店的總統套房。當晚，我拎著推銷員的手提箱出門，箱子裡塞滿了岡薩雷斯·波爾圖出版社的宣傳冊、彩繪版百科全書樣書，以及醫學、法學和工程類圖書。兩杯威士忌下肚，他就同意讓我在帕迪亞省，從巴耶杜帕爾到拉瓜希拉推銷分期付款的圖書，所得百分之二十的預付款歸我。除去日常開銷和酒店費用，這些錢足以讓我過得衣食無憂。

這次旅行被我自己披上傳奇色彩，因為我有個難以糾正的缺點：不能及時斟酌形容詞。傳奇之處在於：依打算，這是一次神秘的尋根之旅，去先輩的土地上，沿著媽媽當年走過的那條浪漫之路——外婆帶媽媽離開，以躲避阿拉卡塔卡電報員的糾纏。而事實是，我的尋根之旅走了兩次，每次都短暫而令人迷亂。

第二次，我只去了巴耶杜帕爾附近的村莊。一旦到了那兒，我當然打算沿著當年戀愛中的母親走過的路，一直走到維拉角。可是，我只走到距巴耶杜帕爾幾西班牙裡的馬納烏萊·德拉謝拉、拉巴斯和比亞努埃瓦，沒去聖胡安·德爾塞薩爾，沒去巴蘭卡斯——外公外婆在那兒結婚，媽媽在那兒出生，尼古拉斯·馬爾克斯在那兒殺死了梅達多·帕切科——也沒去家族的發源地里奧阿查，直到一九八四年，貝利薩里奧·貝坦庫爾總統從波哥大邀請了一幫朋友，派去里奧阿查給塞雷洪煤礦剪綵。那是我第一次去想象中的瓜希拉。這片我之前從未涉足的土地正如我時常描寫的那般神奇，儘管我認為那些描述並非憑空杜撰，而是源於印第安僕人——外公搬到阿拉卡塔卡後，以一人一百比索的價錢買來的——的記憶。當然，最大的驚喜莫過於初見里奧阿查。這座有沙有鹽的城市孕育了四代人：高祖父母在這兒出生；外婆在這兒看見雷梅迪奧斯聖女輕輕吹熄爐火，以防麵包烤焦；外公在這兒打仗，為愛鋃鐺入獄；爸媽在這兒度蜜月，懷上了我。

在巴耶杜帕爾，我用於推銷圖書的時間並不多。我住在位於主廣場邊上的歡迎酒店。那是幢令人驚歎的殖民時期建築，儲存良好，院子裡有條棕櫚長廊，擺放著古樸的酒吧桌，掛著吊床。

酒店所有人維克多·科恩警覺如刻耳柏洛斯，兢兢業業地維護酒店的秩序和名聲，避免受放蕩不羈的外國人的威脅。他崇尚語言純正，會帶著口齒不清的卡斯蒂利亞口音慷慨激昂地背誦塞萬提斯的語句，會質疑加西亞·洛爾卡的個人操守。我欣賞他對堂安德烈斯·貝略瞭如指掌，將哥倫比亞浪漫派詩歌倒背如流，不欣賞他在酒店裡守什麼綱常禮義，讓人雷池難越。我和他交往再容易不過，他是胡安·德迪奧斯舅舅的老朋友，願意跟我聊聊往事。

對我來說，院子裡的綠色長廊彷彿人間天堂。我時間充裕，中午天氣悶熱，我就躺在吊床上讀書。飢腸轆轆時，我甚至會從外科學著作讀到會計學手冊，根本不考慮這些書對我的作家生涯是否有益。推銷圖書幾乎不費吹灰之力，大部分客戶多少都和伊瓜蘭或科特斯家族沾親帶故，我只需登門拜訪，敘敘舊，吃頓飯，事就成了。有些人不看合同就匆匆簽字——手風琴都拉上了，其他人正等著我們吃午飯。不到一個禮拜，我在巴耶杜帕爾和拉巴斯爭取到大批客戶，我感到世上只有這片土地是我真正懂得的，懷著這樣的心情，我回到了巴蘭基亞。

六月十三日一早，我在公共汽車上得知，政府失控，全國陷入混亂，武裝部隊已趁機奪權。前一年的九月六日，一群保守派惡棍和身穿制服的警察在波哥大放火焚燒全國最重要的兩家報紙《時代報》和《觀察家報》報社大樓，武裝襲擊前總統阿方索·洛佩斯·普馬雷霍和自由黨主席卡洛斯·耶拉斯·雷斯特雷波的住所。後者個性強硬，名聲在外，決定與武裝分子交火，最後卻不得不取道鄰家，翻牆逃走。自四月九日起官方暴力橫掃全國，局勢已經岌岌可危。

六月十三日黎明時分，古斯塔沃·羅哈斯·皮尼利亞將軍將代總統羅伯託·烏達內塔·阿韋拉埃斯逐出總統府。當時，總統勞烏萊亞諾·戈麥斯謹遵醫囑，正在休養。他試圖坐在輪椅上重掌政權，打算再發動一場政變，回到總統府，按憲法將剩下十五個月的總統任期完成。可是，羅哈斯·皮尼利亞及手下既然來了，就沒想過離開。

憲法大會宣佈此次軍事政變合法，國民立即一致表示支援。羅哈斯·皮尼利亞就任總統，直至次年八月，總統任期結束。勞雷亞諾·戈麥斯舉家遷往西班牙東海岸貝尼多姆，留下其殘暴統治業已結束的假象。自由派領袖呼籲全國武裝同仁支援國民和解。之後幾天，報紙上最有意義的照片是自由派先鋒隊在總統臥室的陽臺下唱著柔情蜜意的小夜曲。《時代報》社長堂羅伯託·加西亞·培尼亞帶頭慶祝，他是倒臺政府最激烈的反對者之一。

說到底，那些天最激動人心的照片當屬自由派游擊隊在東部平原地區排隊繳械，隊伍長得一眼望不到頭。游擊隊隊長是瓜達盧佩·薩爾塞多，政府暴力讓哥倫比亞人苦不堪言，薩爾塞多的俠盜形象早已深入人心。他們是新一代游擊戰士，某種程度上被視為「千日戰爭」殘部，反對保守黨政府，與自由黨合法領袖光明正大地往來相處。

游擊隊隊長瓜達盧佩·薩爾塞多成為新的傳奇人物，對國家各個層面造成了或好或壞的影響。也許正因如此，投降四年後，他還是遭到警方射殺，地點在波哥大，具體地址不詳，情形不詳。

官方記載的死亡時間為一九五七年六月六日。他的遺體被安葬在波哥大中央墓園的一孔編號墓穴裡，葬禮莊嚴肅穆，知名政治家到場祭奠。瓜達盧佩·薩爾塞多坐鎮軍營、指揮作戰時，就和遭遇不幸的自由派領袖保持密切的政治和社會往來。然而，關於他是如何死的，至少有八個不同版本。無論當年還是現在，一直有人持懷疑態度，認為那具遺體不是他的，墓穴中安葬的人不是他。

帶著這樣的思緒，我先跟比列加斯確認帕迪亞省平安無事，然後踏上了我的第二趟公務之旅。跟上回一樣，客戶是事先確認好的，圖書在巴耶杜帕爾很快銷售一空。我和拉斐爾·埃斯卡洛納、彭丘·科特斯去比亞努埃瓦、拉巴斯、帕提亞爾和馬納烏萊·德拉謝拉拜訪獸醫和農學家。有些人跟上回的買家聊過，已備好訂單，等我上門。隨時都可以跟這些客戶和他們友善的朋友聚會狂歡。我們和出色的手風琴師一起唱到天明，而這並沒有耽誤籤合同、支付緊急賬單。玩歸玩，鬧歸鬧，生活還在繼續。我們在比亞努埃瓦遇到一個手風琴師和兩個鼓手，他們似乎是我們兒時在阿拉卡塔卡聆聽過的某位樂師的孫輩。那次出差讓我頓悟：兒時的喜好會陪伴終生。

那次，我去了馬納烏萊。它坐落在大山中央，是個美麗、寧靜的村莊，在我的家族史上具有重要意義：媽媽兒時患間日熱，吃藥無用，曾來此療養。關於馬納烏萊，關於那兒五月的午後和藥膳早餐，我聽說過很多次，以至於第一次身臨其境，便感覺似曾相識，像前世早已來過一般。

村裡只有一家酒館，我們正喝著冰啤酒，一個樹一般結實、綁著騎行護腿、腰間別著左輪手槍的男人走了過來。拉斐爾·埃斯卡洛納為我們互相介紹，他握著我的手，盯著我問：

「您跟尼古拉斯·馬爾克斯上校有什麼關係嗎？」

「我是他外孫。」我回答。

「既然這樣，」他說，「您外公殺死了我外公。」

這麼說，他是被外公在公開決鬥中殺死的梅達多·帕切科的外孫。他沒有給我時間害怕，他說得眉飛色舞，似乎這樣也算沾親帶故。我們在他的雙層卡車裡瘋玩了三天三夜，喝滾燙的白蘭地，吃半生不熟的山羊肉，緬懷各自已作古的外公。幾天後，他才向我坦白，原來是他和埃斯卡洛納串通，成心嚇唬我的。關於先人的玩笑再開下去，他於心不忍。其實，他叫何塞·普魯鄧希奧·阿基拉爾，是個為人正直、心腸好的走私犯。為此，我特地將《百年孤獨》中何塞·阿爾卡蒂奧·布恩迪亞在鬥雞場用長矛殺死的對手取名為普魯鄧希奧·阿基拉爾。

糟糕的是懷舊之旅結束，我推銷的圖書依然遲遲未到。書沒到，我就收不了預付款，就會身無分文。酒店催得緊，苦日子比好日子難熬，維克多·科恩僅剩的一點兒耐心也快耗盡，他聽信謠言，認為我欠債不還，卻在蹩腳樂師和廉價妓女身上揮霍。讓我回歸平靜的只有堂費利克斯·b．凱涅特的廣播劇《出生權》中令人扼腕的愛情，該劇大獲成功，重新點燃了我在傷感文學方面的創作慾望。《西班牙語生活》雜誌刊登了海明威的《老人與海》，我碰巧讀到，驚喜萬分，終於從頹廢中走了出來。

預訂圖書同時寄到，可以交給買主，收取預付款。所有人都按時付款給我，可我在酒店欠下的房錢是預付款的兩倍多。比列加斯警告我，再過三週，我將身無立錐之地。於是，我去找維克多·科恩好好談了談，他讓我找個擔保，給我賒賬。埃斯卡洛納那幫人不在身邊，老天有眼，突然冒出一個朋友，只是因為喜歡我在《紀事》週刊上發表的一個短篇，就願意無償替我擔保。但是說真的，誰的錢我也還不了。

多年以後，那張借據成為文物，維克多·科恩會拿出來給朋友和客人看，不是當作把柄，而是戰利品。我最後一次見他時，他年近百歲，又高又瘦，頭腦清醒，幽默如故。當時，我去給孔蘇埃洛·阿勞霍諾蓋拉的兒子當教父，在洗禮儀式上，又見到那張闊別近半個世紀、至今未還款的借據。維克多·科恩還是那麼殷勤友好，誰想看他都給。讓我驚訝的是，借據由他執筆，表述清晰，從我厚顏無恥的簽名上，看得出我有債必還的決心。當晚，維克多跳了曲巴耶納託，舞姿優美，有殖民時期的風範，「好漢弗朗西斯科」之後還沒有人能將那舞跳得那般優雅。最後，朋友們對我表示感謝，說幸虧我欠債不還，才有了千金不換的那晚。

比列加斯博士繼續蠱惑人心，不過這次不賣書了。他忽悠債主的本領堪稱一絕，令人難忘；他不按時付款的理由，債主總是欣然接受。當時，巴蘭基亞作家奧爾加·薩爾塞多·德梅迪納的小說《封路》轟動文學界，社會反響巨大，在本地實屬罕見，讓他十分動心。我追了整整一個月的廣播劇《出生權》，越追越有興致，很受啟發。身為作家，不可能不關注萬人追捧的現象。我從巴耶杜帕爾出差回來，不提債務，先跟比列加斯討論這個話題。他建議我趁熱打鐵，借費利克斯·b．凱涅特的東風，將《封路》改寫成廣播劇，繼續壯大已有的聽眾群。

我閉門造車兩個禮拜，似乎比預想的效率還要高，改寫出了一部對話精彩、扣人心絃、時空變幻的廣播劇，和以往的創作風格完全不同。寫對話，我沒經驗——至今仍是弱項——這是難得的練筆機會。相比掙到的，學到的東西更讓我心生感激。再說，收入也沒什麼好抱怨的。比列加斯向我預支了一半現金，並向我保證，廣播劇的第一筆收入就能幫我還清債務。

錄製工作在大西洋電臺完成，找了當地最棒的配音，由比列加斯執導，儘管他無經驗、無章法。至於敘述者，赫爾曼·巴爾加斯是受薦人選，他穩重，不像當地電臺播音員那麼聒噪。出人意料的是，他居然答應了，但從第一次排練開始，就說自己並不合適。於是，比列加斯親自上陣，他的安第斯口音使那場勇敢的冒險聽上去很不自然。

製作過程苦多樂少，對於想用各種方式講述故事的我而言，為我在這個方面不知滿足的雄心上了精彩的一課。錄製時我在場：犁一樣的針直接在又黑又亮的空白膠片上燒錄，一簇簇頭髮絲模樣、幾乎看不見的細絲落在一旁。我每晚帶出一把「頭髮絲」，作為難得一見的戰利品散發給朋友。磕磕絆絆、粗製濫造一番後，廣播劇終於按時播出，發起者自然歡欣慶祝。

沒有人告訴我他喜歡，我連一句客氣話都沒聽到，好在收聽率和廣告收入足以讓我挽回顏面。這種文學形式似乎正飛速發展，前途不可限量，給我注入了新的能量。我對堂費利克斯·b．凱涅特欽佩不已，心懷感激。約莫十年後，我以拉美新聞社駐古巴記者的身份在哈瓦那住過幾個月，希望能對他進行一次個人採訪。可是，找了各種理由和藉口，都沒見著他，但他在一篇訪談中說過的一句話讓我獲益良多：「人總有哭的慾望，我只是替他們找到了藉口。」比列加斯的魔力到此為止，別無其他，他先跟洛薩達出版社鬧翻，後又跟岡薩雷斯·波爾圖出版社鬧翻，宏圖大志沒能實現，索性回國去了，使得我都沒法兒跟他算清最後幾筆賬。

阿爾瓦羅·塞佩達·薩穆迪奧將我從煉獄中拯救出來。他一直想學以致用，將美國式現代辦報理念用在《民族報》上。當時，除了偶爾為《紀事》週刊撰稿——清一色的文學作品——他在哥倫比亞大學學到的知識只在寄給密蘇里州聖路易斯《體育新聞》的精簡短文中用過。一九五三年，我們的朋友胡利安·戴維斯·埃昌迪亞——阿爾瓦羅的第一位僱主——終於給他打來電話，請他全面接管晚報《民族報》的各項事務。阿爾瓦羅曾親自向他介紹過自己從紐約歸來後的宏偉計劃，徹底俘獲了他的心。接下這個大專案後，他叫上了我，沒有給我明確的職務和頭銜，但預支了第一份薪水。用不了那麼多，我就能活下去。

這是一次災難性的冒險。阿爾瓦羅完全遵循美國模式制定計劃；戴維斯·埃昌迪亞高高在上，大無畏地推動本地報業，追求轟動效應，是我所認識的最讓人猜不透的人。他出身良好，與其說他富有同情心，不如說他愛感情用事。記者們個個大牌，英勇無畏，全是共事多年的好友。理論上，各人職責分明，但實際上，誰都無所適從，不知該如何啟動這個大專案。報紙只出過幾期，誰是幕後英雄無人知曉。開印時，不是鉛字亂了套，就是急需的材料人間蒸發，氣得人直跳腳。在我的印象中，那份報紙從未按時印出，且總是再三修訂，印刷室裡會出各種各樣的狀況，誰也不明就裡。主導原因還不算太壞：報紙換了新面孔，思想僵化的老工人看不慣，故意使壞，直到把事兒徹底攪黃。

阿爾瓦羅一摔門，走了。我籤的合同在正常情況下是保障，在非正常情況下就是枷鎖。我急切地想從逝去的時光中汲取某種好處，坐在打字機前，試圖儘可能快地寫出站得住腳的東西：《家》的片段，對《八月之光》所展現的可怕的福克納、對納塔納埃爾·霍桑的死鳥雨、對早已令我厭倦的偵探故事的拙劣模仿，以及陪媽媽去阿拉卡塔卡之旅留下的點滴創傷。淒涼的辦公室裡只有一張斑駁的寫字桌和一臺苟延殘喘的打字機，在這裡，我任由思緒流動，一氣呵成，寫下了《週六後的一天》。初稿讓我滿意的短篇屈指可數，這是其中之一。

在《民族報》報社，我遇到過一位推銷手錶的流動商販。那以前，我從沒戴過手錶，原因顯而易見。他推薦了一款高檔表，價格不菲。他自稱是共產黨員，賣表是假，籌款是真。

「好比分期付款，投資革命。」他說。

我好言好語地回答道：

「區別是手錶馬上就有，革命則不然。」

商販沒聽出我在開玩笑。後來，純屬為了讓他高興，我買了一款最便宜的，分期付款，他每月上門來取。那是我這輩子第一塊手錶，十分精準、耐用，我至今還留著，作為那段日子的一個紀念。

那些天裡，阿爾瓦羅·穆蒂斯回來了，說他所在的公司有一大筆文化預算，即將推出文學雜誌《燈》，向我約稿。我提出緊急預案：「蛇村」傳說。我認為要是有天我想講述這段傳說，無須修辭渲染，將它原原本本地從集體想象中復甦即可：一段有關地理和歷史的真實故事。換言之，我總算可以寫一篇偉大的專題報道了。

「您想怎麼寫就怎麼寫。」穆蒂斯說，「但您得寫出來，這正是雜誌尋覓的氛圍與格調。」

我向他保證，兩週後交稿。去機場前，他給位於波哥大的辦公室打電話，讓他們寄預付款。一週後，支票寄到，看得我目瞪口呆。後來，我去銀行兌現，櫃員見我穿得寒磣，請我去領導辦公室。經理很客氣，問我在哪兒工作。我一時沒改過口，說在《先驅報》，儘管已經不在那兒了。他沒再問別的，拿起桌上的支票，帶著一份職業性的懷疑左看右看，總算拍板：

「支票沒問題。」

當天下午，我剛動筆寫《「蛇村」》，就接到銀行打來的電話。我以為支票出問題了，在哥倫比亞，支票不能兌現的理由實在是數不勝數。銀行職員用典型的安第斯口音向我道歉，他沒想到，去兌現支票的叫花子正是「長頸鹿」專欄的作者。聽完，我那顆懸著的心終於放下了。

穆蒂斯那年年底又回來一次。他顧不上吃午飯，費盡心思幫我想怎樣才能找到一份長期穩定、不必精疲力盡就能獲得高薪的工作。最終，他覺得最好的辦法莫過於讓卡諾一家請我就職於《觀察家報》，儘管一想起回波哥大，我就頭疼。但是，阿爾瓦羅幫朋友，一向不遺餘力。

「這樣吧！」他說，「我給您寄路費，想什麼時候走、怎麼走都隨您，到了波哥大再說。」

他想得太周到了，讓我無法拒絕。但我堅信，四月九日之後帶我離開波哥大的那架飛機是我生命中最後一架飛機。此外，憑藉廣播劇獲得的不多權利和發表在雜誌《燈》顯著位置的《「蛇村」》第一章讓我有了些廣告收入，除去自己的用度，我還能給卡塔赫納的家人送去「救生艇」。因此，我又一次抵制住了搬往波哥大的誘惑。

《「蛇村」》第一章在雜誌《燈》上發表後，阿爾瓦羅·塞佩達、赫爾曼、阿方索，以及來自哈皮咖啡館和羅馬咖啡館的大部分朋友都給予好評。他們一致認為，這個主題處於可信與不可信之間的危險邊界，直接寫成報道無疑最合適。阿方索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了句讓我終生難忘的話：「親愛的大師，可信與否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講故事時的神態。」我差點兒告訴他們，阿爾瓦羅·穆蒂斯建議我去波哥大，但我沒敢開口。今天我才意識到，不敢說，是怕他們也建議我去。阿爾瓦羅·穆蒂斯又勸了我好幾次，甚至幫我訂好機票，事到臨頭被我取消。他向我保證，他不是為了幫《觀察家報》或其他任何報紙或電臺招募員工，只是希望——他始終沒改口——我能定期為雜誌撰稿，順便就《「蛇村」》系列談些技巧上的細節，它的第二章將刊登在下期雜誌上。他確信新聞報道會在文學領域給貧瘠的風俗主義猛烈一擊。他說了那麼多條理由，就這條打動了我。

一個陰雨綿綿的週二，我發現想走也難，因為我沒有別的衣服，只有花花綠綠的襯衫。下午六點，我在世界書店裡找不到一個人，站在門口等。夜幕即將降臨，黃昏一片憂傷，我淚光點點。街對面的櫥窗裡掛著正裝，那家店一直在那兒，我卻從未看見。我想都沒想，冒著菸灰色的小雨衝到聖布拉斯街對面，毅然決然地邁進全城最貴的服裝店，買了一套符合當年波哥大城市氣質的灰藍色羊毛立領西裝、兩件硬領白襯衫、一條斜紋領帶和一雙演員何塞·摩西卡入教前引領時尚的皮鞋。去波哥大的訊息，我只告訴了赫爾曼、阿爾瓦羅和阿方索，他們都說這是個明智的決定，支援我去，條件是千萬別變成內地佬。

「巴蘭基亞文學小組」全體成員在「第三個人」為我提前慶祝生日，直到天明。赫爾曼·巴爾加斯作為聖徒曆法的守護者，宣佈三月六日，我就滿二十七歲了。在好友的祝福聲中，我感覺已經準備好去生吞剩下的七十三年，迎接我人生中第一個百年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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