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沒有認為此事和卡米洛的終極命運有何干系，不過，幾個月後，他去軍方醫院看望一位生病的朋友，從此音訊全無，直到政府宣佈他參加了哥倫比亞解放軍游擊隊。卡米洛死於一九六六年二月五日，享年三十七歲，在和軍方巡邏隊的交戰中身亡。
卡米洛進神學院時，我也暗下決心，不在法律系虛擲光陰，但我沒勇氣面對爸媽。我從弟弟路易斯·恩裡克口中得知——他於一九四八年二月來到波哥大，找了份好工作——爸媽對我中學和大一的成績十分滿意，想給我一個驚喜，於是寄來一臺市面上最輕便、最先進的打字機。那是我此生第一臺也是最不幸的一臺打字機，當天就被我當了十二比索，和膳宿公寓裡的同學開派對，給弟弟接風洗塵。第二天，頭痛欲裂的我們去典當行探看打字機是否尚未拆封，以確保等老天爺掉錢到我們手上讓我們去贖它時，它仍完好如初。那位「畫師」朋友給我發工資時，是個贖回它的好機會。可到最後一刻，我們又往後拖。我和弟弟每次經過，總會一起或分頭行動，當街觀察，確認打字機還在原處，包著玻璃紙，繫著蟬翼紗蝴蝶結，漂漂亮亮地和幾排妥善保護的家電放在一起。過了一個月，我們醉酒後打的如意算盤依然落空，好在打字機安然無恙。只要我們每個季度按時付利息，它會一直在那兒。
當時，我們並沒有意識到時局緊張，國家開始動盪。上臺的是溫和保守派奧斯皮納·佩雷斯，儘管他本人德高望重，黨內人士大多心知肚明，他的成功基於自由派的分裂。自由派大選失利，茫然不知所措，責怪阿爾貝託·耶拉斯立場中立，等於政治自殺。加夫列爾·圖爾瓦伊醫生大選失利後，意志消沉，莫名其妙地去了歐洲，非說那兒的心臟病學更勝一籌，一年半後，被失敗的陰影吞噬，在巴黎雅典娜廣場酒店與紙花和陳舊的哥白林掛毯相伴，寂寂而終。而豪爾赫·埃列塞爾·蓋坦則著眼於下一次大選，不但競選活動一天不中斷，還大力推進，力求重塑國家道德體系，超越保守派與自由派的歷史分歧，橫向考慮，在剝削者與被剝削者之間做出更現實的區分：政治意義上的國家與民族意義上的國家。他以歷史性的振臂一呼「衝啊！」和超人的精力竭盡煽動之能事，甚至將抵抗的種子撒到了最偏遠的角落，不到一年，他逐漸收復地盤，盼來了真正的社會變革的前夜。
這時，我們才意識到國家又要墜入內戰的深淵。內戰從趕走西班牙殖民者獲得獨立起，從前輩打到曾孫。四連敗的保守黨利用自由黨分裂奪回政權，無論如何不想再失手。於是，奧斯皮納·佩雷斯政府提前實行掃蕩政策，血染國土，殃及民眾日常生活。
我沒有政治頭腦，雲裡霧裡地暢遊在文學世界裡，對眼前的現實視而不見。直到有天晚上，在回膳宿公寓的路上，我才醒過神來。凜冽的寒風從山間吹來，城市荒涼寂寥，被豪爾赫·埃列塞爾·蓋坦在市劇院發表週五演講時金屬般的嗓音和故意為之的郊區腔清掃一空。劇院裡坐得滿滿當當，最多隻能容納一千名觀眾，然而，演講通過無線電傳送，先用附近街道的高音喇叭，再用廣播，把音量調到最高，鞭策著這座受驚的城市，在三小時甚至四小時裡，源源不斷地流向全國聽眾。
那晚，街上似乎只有我一人，除了《時代報》報社所在的那個至關重要的街角由一群荷槍實彈的警察把守——每週五都是如此。我頓時醒悟。過去，我狂妄自大，不信任蓋坦。那晚，我突然懂了：蓋坦超越了西班牙語國度，正在創造一種無障礙語言，其考究不在用詞，而在情感充沛，語調豐富。他本人在史詩般的演講中故意用慈父般的口吻勸聽眾別鬧事，回家去，可聽眾卻理解為他是對一切代表社會不公和野蠻政權的事物表示唾棄。連本應維持治安的警察都聽出了相反的意思，情緒激憤。
那晚演講的主題是控訴政府的掃蕩政策所引發的災難。政府的目的是消滅敵對的自由派，但警察在農村造成的死亡無法計數，湧入城市的難民居無定所，食不果腹。在歷數駭人聽聞的燒殺劫掠事件後，他提高聲調，字斟句酌，字字珠璣，句句直擊人心。蓋坦慷慨激昂，民眾群情激奮，最終引發了全城總爆發，並通過電波傳播到全國每個角落。
激動的人群湧向街頭，掀起一場不流血的激戰，警察睜隻眼閉隻眼。那晚，我才終於明白了外公的失落和卡米洛·託雷斯·雷斯特雷波的精闢分析。我很驚訝，國立大學的學生依然分為自由派和保守派，還有一些是共產黨，蓋坦提出的兩分法在校園裡無跡可尋。我懷著激動的心情回到膳宿公寓，看見室友正安安穩穩地躺在床上讀奧爾特加–加塞特。
「維加醫生，我想通了，」我對他說，「現在我總算知道尼古拉斯·馬爾克斯上校為何並如何發動了戰爭。」
沒過幾天，一九四八年二月七日，蓋坦召開政治集會，那也是我平生第一次參加政治集會。六萬多，男男女女，黑衣重孝，揮舞著自由黨的紅旗和弔唁用的黑旗走上街頭，悼念政府暴力下的無數遇難者。口號只有一個：保持靜默。場面之壯觀肅穆，不可思議。六萬多人擠擠挨挨地沿著主幹道走過十一個街區，連站在居民樓或辦公樓陽臺上觀望的人也都保持靜默。我身邊的一位女士低聲說了句禱告，近旁的一位男士吃驚地望著她說：
「夫人，拜託！」
她輕聲道歉，陷入靜默的人海。然而，讓我的眼淚奪眶而出的是，在不尋常的寂靜中，人群連走路和呼吸都小心翼翼。我來參加集會，並非出於政治信仰，純屬好奇，想見識見識靜默的場面，卻突然哽咽。在玻利瓦爾廣場，蓋坦站在市審計署的陽臺上發表的演講是一篇感人至深的悼詞。連他自己的政黨都沒想到，人群沒有發出半點兒掌聲，集會口號在最苛刻的條件下得到了遵守。
這就是「靜默遊行」。哥倫比亞歷史上有過好幾次，這是感人至深的一次。那個歷史性的下午給支援者和反對者都留下了蓋坦當選勢不可擋的印象。保守派對此心知肚明，暴力活動蔓延全國，除了掃蕩，警察還瘋狂地鎮壓手無寸鐵的自由派。那個週末，在波哥大斗牛場，國民情緒獲得瘋狂宣洩：牛太溫順，鬥牛士下不了手，憤怒的人群從看臺衝入場內，氣急敗壞地將牛大卸八塊。許多親臨或耳聞這起恐怖事件的記者和作家將其視為國民憤怒的終極表達。
在高壓環境下，第九屆泛美大會於三月三十日下午四點半在波哥大開幕。大會主席勞雷亞諾·戈麥斯好排場，斥巨資將城市裝點一新。拉美各國首腦和大人物悉數到場，哥倫比亞最卓越的政治家均受邀出席，唯獨漏掉了豪爾赫·埃利塞爾·蓋坦。無疑，勞雷亞諾·戈麥斯故意將其拒之門外；一些自由派領袖見蓋坦一併攻擊兩黨寡頭政治，也對他懷恨在心。會上最耀眼的明星是美國代表喬治·馬歇爾。他是剛剛結束的二戰中的大英雄，如電影導演般令人目眩地執導了歐洲重建計劃。
然而，四月九日，星期五，豪爾赫·埃利塞爾·蓋坦成為當天的新聞人物，他為被控謀殺記者歐多羅·加拉爾薩·奧薩的赫蘇斯·馬里亞·科爾特斯·波韋達上尉獲得赦免。儘管官司一直打到了下半夜，上午八點不到，他就興沖沖地來到他位於第七大道和希梅內斯–德蓋薩達大街人來人往的十字路口的律師事務所上班。在接下來的幾小時裡，他有好幾個預約。可是不到一點，當普利尼奧·門多薩·內拉和六位私交或政界朋友前來道賀——官司打贏的訊息尚未見報——並邀他共進午餐時，他欣然應允，其中一位是他的私人醫生兼政治幕僚佩德羅·埃利塞奧·克魯斯。
在如此緊張的局勢下，我坐在不到三個街區外的膳宿公寓食堂用餐。湯還沒上，維爾弗裡多·馬修就驚慌失措地出現在我面前。
「這個國家完了！」他對我說，「蓋坦剛剛在黑貓咖啡館門前遇刺了。」
馬修和這家膳宿公寓裡的其他學生一樣，也來自蘇克雷。他是醫學和外科學模範學生，老是懷有各種不祥的預感。不到一週前，他向我們宣佈：眼下最可怕、後果最嚴重的事件將是豪爾赫·埃列塞爾·蓋坦遇刺。但當時，誰也沒有大驚小怪，因為他不說，大家也能猜到。
我鼓足勇氣，沿著希梅內斯–德蓋薩達大街發足狂奔，上氣不接下氣地跑到了幾乎位於第七大道拐角處的黑貓咖啡館。他們剛把重傷的蓋坦送往四個街區外的中心診所，他還沒有嚥氣，但救活無望。一群人掏出手帕，蘸滿熱血，打算留作歷史紀念。一個披黑披肩、穿麻鞋的擺攤女人握著沾滿鮮血的手帕，憤怒地低語道：
「狗孃養的，他們殺了我的蓋坦。」
擦鞋匠們揮舞著木箱，想砸開新格拉納達藥店的金屬捲簾門。當班的警察沒幾個，他們把行兇者關進藥店，以免他被憤怒的人群撕成碎片。一個高個子男人沉著鎮定，穿著筆挺的灰西裝，像是去參加婚禮；他高喊出處心積慮的口號煽動人群，效果立竿見影。店主拉起捲簾門，生怕藥店被人一把火燒了。憤怒的人群排山倒海般撲向行兇者，他驚恐萬狀，死死地抓著一位警察。
「警官，」他苦苦哀求，幾乎發不出聲來，「別讓他們殺了我。」
我永遠也忘不了他的模樣：頭髮亂糟糟的，鬍子拉碴，面無人色，滿眼恐懼，穿著破舊的栗色豎條紋呢子西裝，口袋蓋早就被人扯壞了。這短暫的一幕在我腦海中成為永恆。擦鞋匠們揮舞著木箱，把他從警察手裡搶了過來，多少隻腳猛踹過去。他剛被打翻在地，就掉了一隻鞋。
「去總統府！」穿灰西裝的男人——始終身份不明——高聲下令，「去總統府！」
最狂熱的分子對他言聽計從。行兇者已是血人，他們拖著他的腳踝，高喊著反政府口號，從第七大道前往玻利瓦爾廣場，兩邊停著被堵在路上的近幾班有軌電車。人群在人行道上和陽臺上鼓掌叫好。行兇者小命已喪，屍體被打得變形，在鋪石路面上留下破布和碎肉。不少人加入到隊伍中，不到六個街區，隊伍壯大到足以引發戰爭。飽受折磨的屍體上只剩下內褲和一隻鞋。
玻利瓦爾廣場剛整修過，按照官方全新的審美標準，多了些不雅觀的樹木和做工粗糙的雕像，沒有了昔日週五的宏偉與莊嚴。國會大廈——十天前，泛美大會在此開幕——空空蕩蕩，代表們都去吃午飯了。於是，人群繼續前往總統府，那兒同樣無人把守。他們扔下屍體，屍體上只有內褲的幾縷破布、左腳上的鞋和脖子上不可思議地纏在一起的兩條領帶。幾分鐘後，共和國總統馬里亞諾·奧斯皮納·佩雷斯偕夫人從恩加蒂瓦畜產品展覽會開幕式上回來用餐，總統專車上的收音機一直沒開啟，他們不知道蓋坦遇刺的訊息。
我在兇案現場又待了十多分鐘，我很驚訝，目擊者的說法變得太快，最後內容與形式均與事實不符。正是人流最擁擠的時候，我們站在希梅內斯大街和第七大道的十字路口，距《時代報》報社只有五十步之遙。我們知道陪蓋坦離開律師事務所的有佩德羅·埃利塞奧·克魯斯、亞歷杭德羅·巴列霍、豪爾赫·帕蒂亞和普利尼奧·門多薩·內拉。內拉曾任阿方索·洛佩斯·普馬雷霍政府的戰爭部長，是他來邀請這些人去吃飯的。蓋坦沒有任何護衛，在朋友們的簇擁下走出大樓。剛到有軌電車站臺，門多薩就拉著他的胳膊，上前一步，把其他人甩在身後，說：
「我想跟你說點事兒。」
話音未落，蓋坦就用胳膊捂住了臉。門多薩聽見第一聲槍響，看見面前有個男人，端著槍，用職業殺手的冷靜對準蓋坦的腦袋連開三槍；過了一會兒，又聽見目標不明的第四槍，或許還有第五槍。
跟隨父親前來的普利尼奧·阿普萊約·門多薩和兩個妹妹埃爾維拉、羅薩·伊內斯看見蓋坦仰面倒在站臺上，一分鐘後他被送往診所。「他不像是死了，」多年以後，他對我說，「而像一尊仰面躺在站臺上的宏偉塑像，旁邊只有一小攤血。他睜著眼，直愣愣的眼神里透出無盡的悲傷。」在那一刻的混亂中，兩個妹妹糊塗了，以為自己的父親也遇害了。普利尼奧·阿普萊約把她們送上駛來的第一輛有軌電車，讓她們離開兇案現場。可是，電車司機完全明白髮生了什麼事，帽子一扔，棄車而去，衝到街上，和抗議者們率先喊起了口號。幾分鐘後，他的車第一個遭殃，被瘋狂的民眾掀翻。
關於行兇者的人數和任務分配，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一位目擊者稱，三名行兇者輪番開槍；另一位目擊者稱，真正的行兇者趁亂混入人群，不慌不忙地上了一輛行駛中的有軌電車。門多薩拉著蓋坦的胳膊想跟他說的事，大家亂猜一氣，誰也沒猜對。他是想讓蓋坦同意建一所工會幹部學校，或如幾天前他岳父開玩笑時所說：「一所教司機哲學的學校。」他還沒來得及說出口，第一槍便迎面打來。
五十年後，我的記憶依然定格在那個煽動人群進攻藥店的人身上。關於那天發生的事有無數版本，沒有一個提到過他。當時，他離我很近，高檔西裝，皮膚白皙，指揮若定。我注意到他，一直盯著他。行兇者的屍體剛被拖走，他也被一輛簇新的轎車接走，從此被歷史遺忘，也被我遺忘，直到很多年後，當了記者的我突然想到：那人是為了保護真兇，才煽動民眾殺死了替罪羊。
當時，二十歲的古巴學生領袖菲德爾·卡斯特羅代表哈瓦那大學前來參加與泛美大會民主對抗的學生大會，也親臨了那場無法控制的騷亂。他是六天前到的，同行的還有古巴大學生阿爾弗雷多·格瓦拉、恩裡克·奧瓦萊斯和拉斐爾·德爾皮諾。抵達後，他立即處理相關事務，包括與他十分仰慕的豪爾赫·埃列塞爾·蓋坦會面。兩天後，他見到了蓋坦，蓋坦約他下個週五見，並親自在工作簿四月九日那頁註上：「菲德爾·卡斯特羅，下午兩點。」
根據菲德爾在不同場合對不同媒體的講述，加上與我這個多年好友長聊時的講述，他聽到刺殺訊息時，正在律師事務所附近轉悠，以保證兩點準時到達。突然，他看見幾幫人橫衝直撞，奔走相告：
「蓋坦遇刺了！」
他一時沒反應過來，許久才意識到：就算等到四五點，也見不到蓋坦了。門多薩·內拉臨時起意，邀蓋坦共進午餐，結果卻出了大事。
兇案現場人頭攢動，交通中斷，電車被掀翻。我回頭往膳宿公寓走，想把午飯吃完。卡洛斯·h．帕雷哈老師在他的辦公室門口攔住我，問我去哪兒。
「去吃午飯。」我回答。
「別胡扯，」他用他不知悔改的加勒比方言說，「蓋坦剛剛遇刺，你還想去吃午飯？」
他不留餘地，命我立刻去學校，組織學生抗議。奇怪的是我居然違背本性，真的去了。我逆人流而行，沿著第七大道往北走，好奇、悲痛、憤怒的人群正在趕往兇案現場所在的拐角，開道的是國立大學校車，由激動的學生駕駛。距拐角一百米的桑坦德公園裡，職員迅速關上了全市最豪華的酒店格拉納達酒店的大門，那幾天，參加泛美大會的部分首腦和重要嘉賓就下榻於此。
窮人從各個街角鑽出，組成一支全新的隊伍，擺明了要大幹一場。不少人剛剛洗劫過商店，偷出砍刀，揮舞著，迫不及待地要派上用場。我缺乏遠見，猜不出暗殺將有何後果，比起去抗議，我更想回去把午飯吃了。於是，我轉過身，回到膳宿公寓，三步並兩步衝上樓，堅信那些關心政治的朋友早已進入戰時狀態。我想錯了：餐廳裡空無一人，住在隔壁的弟弟與何塞·帕倫西亞以及其他幾個朋友正在寢室裡唱歌。
「蓋坦遇刺了！」我叫道。
他們向我示意知道了，可所有人似乎都在度假，不像遇到喪事，只顧一個勁兒地唱歌。後來，我們去冷冷清清的餐廳吃午飯，以為事態不會進一步發展，直到有人調高收音機音量，好讓我們這些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人聽到。一小時前鼓動我去抗議的卡洛斯·h．帕雷哈宣佈由左翼自由派名士組成政府革命委員會，其中包括著名作家兼政治家豪爾赫·薩拉梅亞。革命委員會的第一項決議是成立執行委員會、國家警察總部和革命政府所需的各個部門。之後，其他成員又喊了些更加不著邊際的革命口號。
在莊嚴的氛圍中，我首先產生了這樣的疑問：如果爸爸知道他的右派老頑固表兄成了極左革命的主要領袖，會怎麼想？膳宿公寓老闆娘聽見那麼多大學老師的名字，很奇怪老師表現得不像老師，倒像吵鬧的學生。幾步之遙，局勢完全不同。支援政府的自由派人士在國家電臺呼籲民眾保持鎮定，在其他電臺呼籲打倒忠於莫斯科的共產黨。自由黨高層領導無視街頭戰亂，冒險前往總統府，和保守派政府共商大計。
國家處於癲狂狀態，我們目瞪口呆地關注著局勢發展。老闆娘的兒子突然大叫，說房子著火了。確實，最裡面的毛石牆有條裂縫，濃濃的黑煙開始令寢室裡的空氣變得稀薄。無疑，濃煙來自於膳宿公寓隔壁的省政府，示威群眾在那兒放了把火，好在牆壁很厚，經得住。我們三步並兩步地衝下樓，只見全城處於戰時狀態。無法無天的搶劫者衝進省政府辦公室，看到什麼都往窗外扔。黑煙蔽日，空氣汙濁。瘋狂的人群手持砍刀和從鐵匠鋪偷來的各式工具，在叛亂警察的幫助下放火燒搶第七大道和附近街道的商鋪。掃一眼，就知道局勢已經失控。弟弟大聲說出了我的心裡話：
「該死，打字機！」
我們跑到典當行。那兒還好，鐵門緊鎖，只是打字機不在原處。我們倒不擔心，想著等幾天就把它贖回來，仍然沒有意識到這是場大難，容不得我們等。
波哥大駐軍只保護銀行和官方機構，公共秩序無人問津。許多警署高官事發後很快就躲進第五師，大量巡警沿街撿些槍支彈藥，尾隨他們而去。有幾個人戴著起義袖章，挨著我們舉槍掃射，震得我心怦怦直跳。此後，我便堅信，槍聲也能殺人。
從典當行往回走，只見短短幾分鐘內，第八大道的商鋪就被洗劫一空。這裡是全市最富麗堂皇的街道，出售名貴珠寶、英國面料和自龐德街舶來的帽子。這些原本擺在櫥窗、沿海學生可望而不可即的物品如今誰都可以去搶，守護外國銀行計程車兵對此視而不見。高雅精緻的聖馬利諾咖啡廳店門大開，一片狼藉，身穿燕尾服、總是將加勒比學生拒之門外的服務生們早已逃得無影無蹤。
有人扛著高檔衣服和成匹的布料，往大街上扔。我撿了一匹，沒想到那麼重，只好放下，雖然很捨不得。家用電器滿街都是；威士忌名酒和各種進口酒被砍刀敲得粉碎，路上全是玻璃碴，很難走。弟弟路易斯·恩裡克與何塞·帕倫西亞在一家被洗劫過的高檔服裝店淘到些剩貨，包括一件上等料子做的天藍色西裝，正好是爸爸的尺寸，後來好多年裡他都穿著它出席正式場合。我的戰利品只有一件，是在全市最貴的茶餐廳撿到的那個牛皮資料夾，接下來那些年，很多夜晚我沒有地方睡覺，就用它裝上文稿，夾在胳膊底下隨身攜帶。
我和一幫人沿著第八大道往國會大廈走，前排剛進玻利瓦爾廣場，就被一梭子彈撂倒。大街上突然倒下一批死者和傷員，前進的步伐戛然而止。一個滿身是血、奄奄一息的人爬出死人堆，拉著我的褲腳，哀聲求我：
「年輕人，看在上帝的分上，別讓我死！」
我嚇壞了，拔腿就逃。此後，我學會了忘記發生在自己和他人身上的不幸，唯獨難忘火光中那雙眼裡的無助。然而，我始終詫異，當時居然沒有一秒鐘想過，弟弟和我也可能喪生於那個無邊的地獄。
下午三點開始下雨，五點後轉為瓢潑大雨，澆滅了不少稍小的火焰，也澆溼了叛亂者的熱情。波哥大寥寥無幾的駐軍無法應對叛亂，只是設法打散了街上憤怒的市民。增援部隊午夜過後才從鄰省緊急調來，尤其是臭名昭著、以暴力著稱的博亞卡省。直到那時，電臺只煽動，不報道，無訊息來源，無事實真相。增援部隊於後半夜收復了遭暴民洗劫的商業中心，那裡只有火光，沒有電。然而，政治抵抗又持續了好幾天，狙擊手們埋伏在塔樓裡和屋頂平臺上。當時，街上早已屍橫遍地。
回到膳宿公寓時，市中心大半已是一片火海，剩下掀翻在地的有軌電車和公共汽車殘骸充當臨時街壘。我們往箱子裡塞了幾件想帶走的物品，後來才發現落下了兩三個沒能發表的短篇、外公送我的詞典（再也找不回來了）和中學畢業第一名的獎品——第歐根尼·拉爾修的那本書。
我和弟弟能想到的唯一辦法是去距膳宿公寓四個街區的胡安尼託舅舅家避難。他們家住二樓：一間客廳、一間飯廳、兩間臥室，住著舅舅、舅媽和他們的孩子愛德華多、瑪格麗塔和尼古拉斯。長子尼古拉斯和我在膳宿公寓同住過一段時間。我們這麼多人，勉強住下。可是，馬爾克斯·卡瓦耶羅一家心地善良，臨時又騰出好些地方，甚至空出飯廳，不但收留了我們，還有我們的朋友和膳宿公寓的同學們：何塞·帕倫西亞、多明戈·曼努埃爾·維加和卡梅洛·馬丁內斯，他們全都來自蘇克雷，此外還有幾個我們不認識的人。
快到午夜時，雨停了。我們爬上屋頂平臺，觀看火光餘燼中地獄般的城市景象。遠處的蒙塞拉特山和瓜達盧佩山是濃煙瀰漫的天空下兩個巨大的黑影，愁雲慘霧中我唯一能看見的還是那張巨大的垂死的臉。他爬過來，求我救他，而我卻無能為力。街頭圍捕接近尾聲，死一般的寂靜中，無數埋伏在市中心的狙擊手冷不丁放一槍，部隊則在轟轟烈烈地清掃一切武裝和非武裝抵抗的痕跡，繼而控制城市。死亡的景象讓胡安尼託舅舅震驚不已，他一聲嘆息，道出了眾人的心聲：
「上帝啊，這就像一場夢！」
回到昏暗的客廳，我倒在沙發上。政府佔有的電臺播放的官方簡報說局勢正趨於穩定。沒有更多的演說了，分不清哪些是官方電臺，哪些是仍受叛亂分子控制的電臺，更別提大量無法控制的惡意謠言，同樣無法區分。聽說所有使館都擠滿了難民，馬歇爾將軍在美國大使館，由軍校榮譽生負責保護。勞雷亞諾·戈麥斯從事發起就躲在那兒，他打電話給總統，認為掌握局勢的是共產黨，不希望總統和自由派談判。前總統阿爾貝託·耶拉斯時任泛美聯盟秘書長，乘車（非防彈車）離開國會大廈時被認出。叛亂分子想通過他，讓保守派以合法方式交出政權，他才僥倖保住一條命。到午夜時分，泛美大會大部分代表都已脫險。
彼此矛盾的訊息滿天飛，據說詩人吉列爾莫·萊昂·巴倫西亞的同名兒子被人用石頭砸死，屍體被掛在玻利瓦爾廣場上。軍隊從叛亂分子手中奪回電臺後，政府才真正開始控制局勢。電臺不再叫囂著開戰，改稱政府已經控制局勢，希望能穩定民心，安撫民眾。同時，自由黨高層正在和總統談判，要求共掌政權。
說實在的，帶著政治意識行動的只有作為少數狂熱分子的共產黨。街頭混亂時，他們像交通警察，指引人群前往政權中心。而正如蓋坦在競選活動中所控訴的那樣，自由派內部一分為二：一邊是希望在總統府通過談判瓜分政權的領導人，另一邊是千方百計在塔樓和屋頂平臺對抗政府的選民。
行兇者的身份是蓋坦遇刺的首要疑問。時至今日，胡安·羅亞·謝拉單槍匹馬，混在第七大道的人群中行刺的說法尚未獲得一致認同。他不大可能獨自行動，自主決定刺殺的日期、時間、地點和方式。羅亞五十二歲的寡母恩卡納西翁·謝拉聽廣播得知政壇英雄蓋坦遇刺後，特地拿出最好的衣裳，染黑戴孝，還沒染完，就聽說行兇者是她的第十三個孩子胡安·羅亞·謝拉。她一共生了十四個孩子，都只讀過小學，其中四個（兩男兩女）已經死亡。
根據她的說法，八個月前，胡安就舉止怪異，自言自語，無故傻笑。一次，他對家人說，自己是獨立戰爭時期的英雄弗朗西斯科·德保拉·桑坦德將軍轉世，大家以為這是他醉酒後開的糟糕玩笑。她沒聽說過兒子傷害任何人，一定分量的人還給他寫過推薦信，幫他找工作。胡安行刺蓋坦時，包裡就裝著一封推薦信。六個月前，他親筆給奧斯皮納·佩雷斯總統寫信，請求接見，討一份工作。
胡安的母親對調查人員說，她兒子也向蓋坦當面提過困難，但蓋坦沒有給他任何希望。她覺得兒子這輩子從沒開過槍，可他行刺的手法無論如何都不像新手。他用的是支殘破不堪的點三八口徑長筒左輪手槍，槍槍命中，令人歎服。
大樓裡的工作人員稱，案發前夕，他們在蓋坦的律師事務所所在的那層樓見過兇手。門衛十分肯定地表示，四月九日早上，羅亞和一個陌生人走樓梯上去，乘電梯下來，兩人在樓口候了好幾個小時。不過，蓋坦上樓時，樓口只有羅亞。
蓋坦競選活動的宣傳報《工作日報》記者加夫列爾·雷斯特雷波列出了羅亞·謝拉行兇時所攜帶的所有身份證件，兇手的身份和社會地位一覽無餘，但作案動機無跡可尋。褲兜裡亂糟糟地揣著八十二生太伏，而許多生活必需品只要五生太伏就能買到。上衣內袋裡有個黑色真皮皮夾，裝著一張一比索的鈔票。他還帶著一張誠信證明、一張警方開具的無犯罪記錄證明和一張居住證明，地址是貧民區第八街30-73號。內袋裡還有一本二等預備役軍人證，據上面的記錄，他是拉斐爾·羅亞和恩卡納西翁·謝拉之子，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四日出生，二十一歲。
似乎一切正常，可是，一個出身貧寒、無犯罪前科的人為何要攜帶這麼多份良民證？不過，唯一讓我疑惑且永遠無法釋懷的是那個衣冠楚楚、一表人才的男子，他讓憤怒的人群去處置兇手，自己卻乘豪車人間蒸發。
思想傳播者遇刺身亡，全國鬧得沸沸揚揚。遺體在接受防腐處理時，自由黨領導人聚集在中心診所的餐廳裡，討論緊急預案。當務之急是在無預約的情況下前往總統府，和元首商議國家面臨動盪，該如何應對。晚上九點不到，雨小了。第一批代表一腳高一腳低，好不容易走過民眾暴亂後一片狼藉的街道。狙擊手們躲在陽臺和屋頂平臺上亂開槍，屍體隨處可見。
在總統辦公室前廳，他們見到了一些保守黨官員和政客，還有總統夫人堂娜貝爾塔·埃爾南德斯·德奧斯皮納。她十分鎮定自若，還穿著陪丈夫出席恩加蒂瓦展覽會時的那身衣服，腰上彆著佩槍。
傍晚，總統和戰略要地失去了聯絡，在緊閉的門後，試圖和軍方代表及部長們評估國家局勢。不到十點，自由黨領導人突然到訪，令他措手不及。他不想同時接見他們所有人，希望能兩人一組，分別接見，但他們決定：要麼不見，要麼全見。總統最終讓步，自由黨人以為他是因為氣餒。
總統身著一塵不染的西裝，坐在大會議桌桌首，似乎一點兒也不著急，只能從抽菸方式上看出他有點兒緊張。他迫不及待地抽著，一根接一根，有的抽到一半就掐了，再點一根。多年後，曾經在場的一位自由黨領導人對我說，他印象最深的是，總統不動聲色，身後火光熊熊，將他的腦袋映成鉑金色。透過總統辦公室的大玻璃窗，可以看到天在燃燒，廢墟里的殘火一直蔓延到世界盡頭。
關於那次會見，在場人士透露過一些，有的歪曲事實，有的憑空想象。詩人兼歷史學家阿圖羅·阿拉佩最大程度地拼合記憶碎片，重現了那凶兆重重的幾日。
在場的有自由派晚報《觀察家報》的主編堂路易斯·卡諾、促成會議的普利尼奧·門多薩·內拉和其他三位更加朝氣蓬勃的自由黨領導人：卡洛斯·耶拉斯·雷斯特雷波、達里奧·埃昌迪亞和阿方索·阿勞霍。討論過程中，還有另一些傑出的自由派人士進進出出。
多年以後，普利尼奧·門多薩·內拉耐心耗盡，流亡到加拉加斯。他十分清晰地回憶說，當時，沒有人有備而去。只有他目睹了蓋坦遇刺。他天生口才好，又是新聞記者，自然繪聲繪色，娓娓道來。總統聽得十分專注，一臉凝重，聽完請在座各位發表意見：面對重大突發事件，應如何公正處理，拯救國家。
門多薩一向乾脆利落、直來直去，這一點敵友皆知。他回答說，政府應該授權武裝部隊處理，民眾當時是信任武裝部隊的。門多薩曾在阿方索·洛佩斯·普馬雷霍的自由黨政府任戰爭部長，瞭解軍隊內情，他認為只有軍隊才能讓國家重回正軌。他的想法過於現實，總統不同意，自由派人士也不支援。
接下來發言的是以謹慎著稱的堂路易斯·卡諾，他對總統的感情近乎父愛。他表示，少數服從多數，奧斯皮納任何迅速、公正的決定，他都會全力支援。總統向他保證，絕不違憲，採取必要措施，讓國家恢復正常。他指著窗外地獄般的城市，提醒他們——不想諷刺，但沒忍住——這一切可不是政府造成的。
奧斯皮納總統涵養深厚，不緊不慢，不像勞雷亞諾·戈麥斯那麼鬧騰，也不像其他那些稱得上是籌劃競選活動專家的黨內人士那麼傲氣。可是，在那個歷史性的夜晚，他表現出和別人一樣的固執。就這樣，他們一直討論到深夜，沒有得出任何結論。堂娜貝爾塔時不時進來一會兒，釋出的訊息越來越恐怖。
當時，街上的死亡人數已經無法統計，無數狙擊手埋伏在暗處。人們痛不欲生，怒不可遏，從名店搶來名酒，喝完後發酒瘋。市中心毀於一旦，依然是一片火海。教會商店、司法部、省政府和許多古建築要麼給一把火燒了，要麼所剩無幾。在總統府這座孤島上，現實無情，步步緊逼，多人對抗一人，達成和平協議之路越來越狹窄。
達里奧·埃昌迪亞也許威望最高，但話最少，調侃了總統兩句，就不知又想什麼去了。他似乎是接替奧斯皮納·佩雷斯任共和國總統的不二人選，可那天晚上，他既沒有嶄露頭角，也沒有弄巧成拙。總統原屬於溫和保守派，卻越來越不溫和。他是一個世紀以來兩位總統的孫子和侄子、一家之主、退休工程師、百萬富翁（從來都是），此外，還不聲不響地幹了些其他事，以至於有人捕風捉影，說真正當家並在總統府做主的是他有膽識、有魄力的夫人。他自嘲道，即便如此，接受夫人建議並無不妥，只不過順應民意，主持大局似乎更為妥當。
他說得這麼有底氣，當然是因為掌握了自由派沒能掌握的資訊：關於國內秩序定時定點的完整彙報。他離開辦公室好幾次，去聽詳細彙報，隨時掌握動態。波哥大駐軍不到一千，各省傳來的訊息或多或少都挺嚴重，好在忠誠的武裝部隊紛紛控制了局勢。鄰省博亞卡自由主義歷史悠久，保守主義也頗為強硬，省長何塞·馬里亞·比利亞雷亞爾是鐵板釘釘的保守黨人士，不僅早早鎮壓了地方叛亂，還把裝備最精良的部隊派來增援首都。因此，總統只要跟自由派耗時間，少說話，慢條斯理地抽菸，想辦法拖住他們就行。他沒看鐘，但時間一定估算得特別準。絕對可靠的增援部隊何時趕來實施官方鎮壓，他成竹在胸。
各種試探耗了很久後，卡洛斯·耶拉斯·雷斯特雷波使出最後一招，提出自由派領導人在中心診所達成的終極建議：請總統退位讓賢，由達里奧·埃昌迪亞主持大局，以維護政治和睦與社會和平。兩位享有極高政治聲譽的前總統愛德華多·桑托斯和阿方索·洛佩斯·普馬雷霍當天不在國內，否則一定會毫無保留地支援這種做法。
然而，總統的回覆出人意料。他說話也像吸菸那般慢條斯理，不失時機地露出他鮮為人知的真面目。總統表示，對他和家人來說，退朝歸隱，不問政事，攜家產移居海外，其樂融融。然而，總統任職期間外逃，對國家意味著什麼，讓他惴惴不安，內戰爆發將不可避免。耶拉斯·雷斯特雷波再次請他退位時，他說自己有責任維護憲法和法律，要對得起國家，更要對得起上帝和自己的良心。據說就在此時，他說出了那句名垂青史的話——似乎他從未說過，但永遠地記在了他頭上——「對哥倫比亞的民主程式而言，死掉的總統比逃亡的總統更有價值」。
在場的人當中沒有一位記得聽他或聽任何別的人親口說過這句話。隨著時間流逝，其出處眾說紛紜，人們甚至討論了它的政治意義和歷史意義，卻從未提過它散發出的文學光輝。此後，它成為奧斯皮納·佩雷斯政府的標誌性話語和主要成就。有人說，這是幾位保守派記者杜撰的，更多人認為它極可能出自於知名作家、政治家、時任礦業及石油部長的華金·埃斯特拉達·蒙薩爾維之口。當時，他就在總統府，但不在會議室。總之，一定有人說過這句名垂青史的話。城市滿目瘡痍，灰燼漸冷；國家再也不復從前。
說到底，總統真正立下的大功不是說了什麼歷史性話語，而是用糖衣炮彈加迷魂湯把自由派領導人拖到了下半夜。增援部隊趕到，鎮壓了平民暴亂，保守派強行恢復了社會和平。四月十日上午八點，十一聲電話鈴將達里奧·埃昌迪亞從噩夢中驚醒，他被任命為戰爭部長。兩黨聯合政府成立，好歹是個安慰。勞雷亞諾·戈麥斯不滿於此處理方式，又擔心個人安危，於是舉家遷往紐約，而當時的形勢漸漸開始有利於實現他榮登總統之位的夙願。
蓋坦為之獻身的根本性社會變革的夢想，在餘燼未消的斷壁殘垣間灰飛煙滅。接下來幾年，由於官方鎮壓和缺衣少食，波哥大街頭的死亡人數超過百萬，另有百萬人走上了流亡之路。過了很久，政府高層的自由派領導人才後知後覺，他們恐怕會在歷史上留下同流合汙、助紂為虐的惡名。
當日波哥大的歷史見證人當中，有兩位和我原本素不相識，多年後都和我成了摯友。一位是瓜地馬拉詩人、政治及文學評論家路易斯·卡多薩–阿拉貢，他以外交部部長和代表團團長的身份前來參加泛美大會；另一位是菲德爾·卡斯特羅。兩人均被控參與暴亂。
對卡多薩–阿拉貢的指控更為具體，說他用瓜地馬拉哈科沃·阿文斯進步主義政府特使的身份做掩護，煽動暴亂。卡多薩–阿拉貢是瓜地馬拉一屆歷史性政府的代表、偉大的西班牙語詩人，絕不會參與那場荒唐的冒險。他在精美的回憶錄裡痛心疾首地提到，恩裡克·桑托斯·蒙特霍，綽號「卡利班」，在《時代報》上他的熱門專欄「時間之舞」中指控他應本國政府之命，刺殺喬治·馬歇爾將軍。如此胡言亂語，泛美大會代表們紛紛要求報社更正，但沒有結果。保守派政府的官方喉舌《世紀報》昭告四方，稱卡多薩–阿拉貢煽動暴亂。
多年後，我在墨西哥城認識了他和妻子麗雅·科斯塔克夫斯基。他們在科約阿坎區的家中有當年知名畫家的多幅真跡，記憶中那處住宅神聖而美麗。每到週日晚上，好友們齊聚一堂，在那兒度過一段親密而樸實無華的時光。卡多薩–阿拉貢自認為撿了一條命。蓋坦遇刺幾小時後，他的座駕被狙擊手命中；幾天後，暴亂平息，他又路遇醉漢。醉漢舉槍，對著他的臉開火，連續卡殼兩次。四月九日常被我們提起。歲月逝去，有憤恨，也有懷念。
菲德爾·卡斯特羅因為一些和他學生積極分子的身份相關聯的活動，更是背上了一大堆莫名其妙的指控。四月九日，在全城暴亂的人群中度過了一個可怕的白天后，在那個黑暗的夜晚，菲德爾·卡斯特羅來到國民軍第五師，希望能找到辦法，結束街頭濫殺無辜的局面。然而駐地也發生起義，誰也不聽誰的。卡斯特羅的絕望，可想而知。
他拜見了駐軍長官和起義軍官，試圖說服他們，有兵不用，等於浪費，但沒有成功。他請他們帶兵上街，維持治安，匡正秩序，歷數各種先例，百般鼓舞，可他們就是不聽。與此同時，政府軍和坦克把駐地打成了馬蜂窩。最終，他決定和其他人共進退。
下半夜，普利尼奧·門多薩·內拉前往第五師，帶去自由派領導人的指示，希望起義將領、武裝警察以及許多正在茫茫然待命的自由派人士和平地繳械投降。在耗時長久的馬拉松談判中，門多薩·內拉牢牢記住了那個身材魁梧、能言善辯的古巴學生。自由派領導人和起義軍官論戰，他多次調停，思路清晰，完勝眾人。很多年後，他才知道了那名古巴學生是何許人也。他在加拉加斯一張恐怖之夜的照片上偶然認出了他，當時，菲德爾·卡斯特羅已經上了馬埃斯特臘山。
十一年後，我認識了菲德爾·卡斯特羅，作為記者，去報道他勝利解放哈瓦那。後來，我們成了朋友。我們的友誼歷經磨難，歷久彌新。在我們海闊天空的長談中，四月九日常在嘴邊，他認為那是他成長中的重要時刻之一。特別是在第五師駐地那晚，他發現起義軍大多進進出出，忙著搶東西，而不是奮力堅持，尋求政治解決方案。
當兩位朋友正在見證哥倫比亞歷史的分水嶺事件時，我和弟弟，以及其他幾名逃難者正躲在胡安尼託舅舅家，於黑暗中倖存下來。我沒有一刻想到，自己已是一名見習作家，某天會憑藉記憶重現這段慘痛的經歷。當時，我唯一的擔心很現實：給家人報個平安——至少當時平安——同時確認爸媽和弟弟妹妹們也平安，特別是遠離家人、在外住校的兩個大妹妹瑪爾戈特和阿依達。
在胡安尼託舅舅家的避難經歷很神奇。頭幾天過得艱難，老聽見槍響，又沒有確切訊息。可是漸漸地，我們敢去附近商店買吃的了。街道被奉命堅決射擊的部隊佔領。何塞·帕倫西亞簡直沒治了，他從垃圾箱裡淘到一頂偵察兵的帽子和一副綁腿，假扮軍人上街轉悠，被巡邏隊發現後，竟奇蹟般地逃脫。
商業電臺被軍方控制，午夜前停止播音；電報和屈指可數的老式電話只為治安部隊保留；沒有其他通訊方式。電報所里人滿為患，隊伍排得一眼望不到頭。電臺開啟了一項新服務，即用電波傳遞訊息，聽見了幸運，聽不見自認倒霉。這辦法似乎最可靠易行，我們也用了，沒抱太大指望。
我和弟弟三天閉門不出，再上街，景象恐怖：城市變成廢墟，雨下個不停，霧濛濛的，看不真切。雨水減小了火勢，也耽誤了重建。市中心多條道路被封，狙擊手埋伏在屋頂平臺，行人要聽從像是在打世界大戰的武裝巡邏隊的指令，毫無必要地捨近求遠。街上腐臭難聞，軍用卡車還未收拾堆在人行道上的屍體，士兵們被迫面對成群前來認屍的絕望市民。
昔日的商業中心化為廢墟，臭氣熏天，讓人不得不捏著鼻子，許多尋親的市民被迫選擇放棄。堆得最高的一座「小山」上，有具屍體引人注意：光著腳，沒穿褲子，只穿著一件完美無瑕的長禮服。三天後，灰燼還散發著無名屍體的臭味，一具具屍體爛在了瓦礫中，或在人行道上堆成堆。
突然，有人在我們身後拉了一下槍栓——沒聽錯——外加一聲斷喝：
「舉起手來！」
我們倆猛地站住。我嚇傻了，想都沒想，乖乖地舉起手，聽見安赫爾·卡西哈哈大笑，這才緩過神來。安赫爾·卡西是我們的朋友，作為一等預備役軍人，應召入伍。有了他，我們這些躲在胡安尼託舅舅家的難民才在國家電臺門前等了一天後，用電波向親人報了平安。電臺不分晝夜，兩週內連續傳送了無數條訊息，我們那條，爸爸在蘇克雷聽到了。家人總愛胡思亂想，我和弟弟飽受其害。我們擔心，媽媽已經做了最壞的打算，她會以為是朋友發善心，報的假平安。我們猜得大差不差：媽媽從第一天晚上就開始做噩夢，夢見兩個大兒子遇上騷亂，倒在血泊中，場景十分逼真。後來，她從其他渠道證實我們都還活著，決定誰也不許再回波哥大，哪怕全部餓死在家裡。媽媽的決定沒得商量，爸媽的第一封電報上只寫著：速回蘇克雷商討前程。
在緊張的等待中，好幾個同學向我描繪了去卡塔赫納完成學業的大好前景。波哥大會從廢墟中站起來，但波哥大人永遠也不會忘記大屠殺帶來的恐懼。卡塔赫納有所遍佈古蹟的百年名校，法律系規模不大，國立大學的差學生到那兒也是好學生。
未經深思熟慮，我不想斷然放棄；沒有耳聞目見，也不想先跟爸媽提，只說要坐飛機，經卡塔赫納回蘇克雷。戰事如火如荼，從馬格達萊納河走水路無異於自殺。路易斯·恩裡克的想法是，先跟波哥大老闆結賬，再去巴蘭基亞找活兒。
不管怎樣，我早就看清了，我去哪兒都當不成律師，只想爭取時間穩住爸媽。卡塔赫納作為緩兵之計，可以考慮。我從未想到的是，這個合情合理的盤算最終會讓我死心塌地地決定：就在那兒生活下去。
那些天，想弄到同一個航班的五張機票飛往沿海任何地區，只能靠恩裡克大顯身手。他冒險排了許多一眼望不到頭的隊，在應急機場從這頭到那頭，奔波了一天，終於弄到三個航班的五張機票，起飛時間不確定，到處都是槍林彈雨和看不見的爆炸。我和弟弟的機票得到確認，同一航班飛往巴蘭基亞。可到最後一刻，我們還是搭乘了不同的航班。從上一個週五起，波哥大一直暮靄沉沉，細雨綿綿，空氣中瀰漫著火藥味和腐屍味。從舅舅家到機場的路上，我們連續在兩個崗哨接受盤問，崗哨士兵也膽戰心驚。在第二個崗哨，一聲爆炸，緊接著是重型武器掃射。士兵們臥倒，也讓我們臥倒。後來才知道，爆炸是工業瓦斯洩漏所致。一名士兵告訴我們，他守了三天，無人換崗，也無彈藥，城裡的彈藥已經全部用盡。被攔住後，我們大氣也不敢出一下，士兵的恐懼更讓我們崩潰。驗完身份和出行目的，我們總算鬆了口氣，登機前，無須再辦其他手續，只須等。有個好心腸的人，給了我三根菸。我一邊等，一邊抽了兩根，留一根在路上，以緩解坐飛機的恐懼。
沒有電話，勤務兵只好騎摩托，在崗哨間傳遞航班訊息和變更通知。上午八點，他們安排一群人即刻登機，飛往巴蘭基亞，不過不是我那個航班。後來，我聽說三個朋友和弟弟也在另一個崗哨登機，棄我而去。我孤身一人，只能橫下心，硬著頭皮對付我與生俱來的飛行恐懼症。登機時，烏雲密佈，驚雷滾滾。舷梯被挪給另一架飛機用了，我扶著兩名士兵，爬上泥瓦匠用的梯子，成功登機。同一機場，同一時刻，菲德爾·卡斯特羅登機前往哈瓦那。多年以後，他親口告訴我，那架飛機運的是鬥牛。
我坐的好歹是架dc–3型客機，剛上過油、刷過漆，還能聞著味兒。客艙裡沒有座位燈，也沒有標準的通風裝置，是專門用來運送部隊官兵的。座位不是普通客艙那種排成三排、相互分開的座椅，而是兩條用普通木板做成的長凳，牢牢地固定在機艙地面。我的全部行李是一隻亞麻布旅行箱，裝著兩三套髒衣服、幾本詩集和弟弟路易斯·恩裡克設法挽救的文學增刊剪報。乘客們相對而坐，從駕駛艙一直坐到機尾。沒有安全帶，只拴著兩根龍舌蘭繩，相當於給每側各配備了一條長長的集體安全帶。對我來說，最殘忍的是剛點上那根留在飛行途中抽的煙，穿連體工作服的飛行員就在駕駛艙裡通知大家：客艙內禁止吸菸！油箱就在腳下，只隔一層木板。那是無比漫長的三小時飛行。
飛機抵達巴蘭基亞時，剛開始下大雨，彷彿所有雨水都集中在了四月，房屋被連根拔起，而後被湍急的水流沖走，孤單躺在病床上的人溺水而亡。機場被澆得一團糟，我只好原地躲雨，好不容易打聽到弟弟和兩個同伴搭乘的飛機準點到達，可他們三人早已趕在雷聲響起、大雨傾盆之前匆忙離開了機場。
三小時後，我才趕到車站。雷雨天氣，發車時間提前，開往卡塔赫納的最後一班車已經走了。我不擔心，反正弟弟在巴蘭基亞，可是我怕：身無分文，如何過夜？最後，多虧何塞·帕倫西亞，我才在美麗的伊爾塞·阿爾瓦拉辛和莉拉·阿爾瓦拉辛姐妹家臨時住下，並在三天後，搭乘郵政公司的破車前往卡塔赫納。弟弟路易斯·恩裡克留下，在巴蘭基亞等一份工作。我只剩八比索，不過何塞·帕倫西亞答應當晚坐公共汽車給我送點兒錢過去。車上擠滿了人，連站的地方都沒有了。不過，司機答應再帶三個，坐在車頂的貨包和行李間，收票價的四分之一。坐著如此奇怪的座位，曬著大太陽，我在想：一九四八年四月九日，哥倫比亞的二十世紀才真正到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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