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麼也沒想到，高中畢業九個月後，我會在當年最有趣、門檻最高的波哥大《觀察家報》文學增刊《週末》上發表第一個短篇；四十二天後，又發表了第二個短篇。然而，最讓我驚訝的是，報紙副主編兼文學增刊主編愛德華多·薩拉梅亞·博爾達（筆名「尤利西斯」）專門撰文對我表示認可。他是當年哥倫比亞最具洞察力的文學批評家，對文學新銳的捕捉也最敏銳。
事出意外，一言難盡。那年年初，按照和爸媽的約定，我去波哥大國立大學法律系報到，住在市中心弗洛裡安街的一棟膳宿公寓裡，房客多是來自大西洋沿岸的大學生。下午沒課，我沒去勤工儉學，而是窩在房間裡或合適的咖啡館裡讀書。書是偶然或靠運氣獲得的，更多的是偶然。買得起書的朋友把書借給我，借期都特別短，我得連夜看，才能按時還。當年在錫帕基拉國立男子中學讀的全是經典作家的經典作品，現在讀的全是經過二戰漫長的出版沉寂期後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新鮮出爐、翻譯出版的新作。就這樣，我幸運地，發現了成名已久的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d．h．勞倫斯、阿道司·赫胥黎、格雷厄姆·格林、切斯特頓、威廉·艾裡什、凱瑟琳·曼斯菲爾德和許多其他作家。
新作陳列在書店櫥窗，可望而不可即，但有幾本在學生咖啡館裡爭相傳閱，這些咖啡館是活躍的文化傳播中心，從外省來的大學生在這裡匯聚，有些人年復一年，始終如一，不僅有專座，還在這兒收郵件甚至匯票。店主或忠心耿耿的店員略施援手，幫不少人完成了學業。比起成天難得一見的導師，國內培養的許多專業人士虧欠他們的也許更多。
我最喜歡大詩人經常出入的風車咖啡館，離我的住處只有區區兩百米，位於希梅內斯–德蓋薩達大街和第七大道的拐角處。那兒不讓學生佔座，但躲在附近桌邊，偷聽文學對話，顯然要比從課本上學得多、學得好。這家咖啡館面積大，西班牙風格，配有聖地亞哥·馬丁內斯·德爾加多手繪的壁畫《堂吉訶德戰風車》。雖說不能佔座，我總是想方設法地讓服務生把我安排到離文壇巨匠萊昂·德格雷夫最近的位子上。德格雷夫蓄著絡腮鬍子，粗獷，迷人，傍晚起和一群當代著名作家神侃，半夜跟象棋班的學生灌一肚子劣質酒後才回家。沒在那張桌邊坐過的哥倫比亞文藝界名人屈指可數，我們躲在近處屏氣凝神，紋絲不動，生怕漏聽了哪怕一句話。儘管他們談女人和政治的時候多，談藝術和本行少，但總會談到值得學習的新東西。堅持去聽的人全都來自大西洋沿岸，全都嗜書如命，而對沿海人反對內地佬的活動則沒那麼上心。同為法律系學生的豪爾赫·阿爾瓦羅·埃斯皮諾薩帶我暢遊《聖經》，讓我記住了約伯的同伴們的全名。一天，他把一本嚇人的大部頭放在桌上，如主教般不容置疑地斷言道：
「這是另一本《聖經》。」
那本當然是詹姆斯·喬伊斯的《尤利西斯》。我讀得斷斷續續，磕磕絆絆，直到耐心耗盡，難以為繼。如此斷言，為時過早。多年以後，當我不再心浮氣躁，又把它重新拾起，仔細研讀時，不僅發現了自己從未懷疑過的真誠的內心世界，還在語言運用、時態安排、結構處理等文學技巧上受益匪淺。
多明戈·曼努埃爾·維加是我的一名室友，學醫，我們在蘇克雷就是朋友，和我一樣，他也廢寢忘食地讀書。另一名室友是胡安·德迪奧斯舅舅的長子——表哥尼古拉斯·裡卡多，讓我時刻不忘家族美德。有一晚，維加帶回剛買的三本書，和往常一樣，隨手借給我一本當枕邊書，好讓我睡個好覺。沒想到適得其反，我再也無法像過去那樣安然入睡。那本書是弗朗茨·卡夫卡的《變形記》，假傳為博爾赫斯所譯，布宜諾斯艾利斯洛薩達出版社出版，它的開篇就為我指出了全新的人生道路，如今為世界文學瑰寶：「一天早晨，格里高爾·薩姆沙從不安的睡夢中醒來，發現自己躺在床上變成了一隻巨大的甲蟲。」這些書很神秘，不但另闢蹊徑，而且往往與傳統背道而馳。事實無須證明，只要落筆，即為真實發生，靠的是無可比擬的才華和毋庸置疑的語氣。山魯佐德又回來了，不是生活在幾千年前一切皆有可能的世界，而是生活在喪失所有、無法挽回的世界。
讀完《變形記》，我不禁渴望生活在那個與眾不同的天堂。新的一天來臨時，我坐在多明戈·曼努埃爾·維加借給我的行動式打字機前，試著寫一些類似於卡夫卡筆下可憐的公務員變成大甲蟲的故事。之後幾天，我沒去上學，依然沉浸其中。我正忌妒得發狂，突然看到了愛德華多·薩拉梅亞·博爾達在報紙上發表的令人痛心的言論，感慨哥倫比亞新一代作家乏善可陳，後繼無人。不知為何，我將這言論視為戰書，貿然代表新一代作家應戰，撿起扔下的短篇，希望能力挽狂瀾。短篇的情節圍繞《變形記》中那具有意識的屍體展開，但沒有故作神秘，也沒有任何本體論的偏見。
說到底，我還是不自信，不敢把稿子拿去給任何一位同學看，包括法律系同學貢薩洛·馬利亞里諾，只有他看過我在沉悶的課堂上寫下的那些抒情散文。寫完那個短篇，我讀了又讀，改了又改，改到不能再改，最後專門給愛德華多·薩拉梅亞——沒見過他本人——寫了張字條，具體內容我一個字都不記得了。我把那個短篇加字條放進信封，親自送到《觀察家報》的傳達室。門衛讓我上二樓，當面交給薩拉梅亞。我光是想想就嚇得腿軟，把信放在門衛桌上，逃之夭夭。
禮拜二送的稿子，結果如何，我一點兒也不著急知道，總覺得要登也沒那麼快。我在各家咖啡館閒逛了兩個禮拜，消解禮拜六下午的焦躁。九月十三日，我走進風車咖啡館，進門就聽說我的短篇《第三次忍受》被整版刊登在最新發布的《觀察家報》上。
我的第一反應是：壞了，一份報紙五生太伏，我沒錢買。這最能說明我的窮困潦倒。除了報紙，五生太伏能買到的生活必需品比比皆是：坐一次有軌電車、打一次公用電話、喝一杯咖啡、擦一次皮鞋。細雨還在靜靜地下著，我冒雨衝到街上，卻在附近的咖啡館裡找不到能借給我幾生太伏的熟人；禮拜六下午，膳宿公寓裡除了老闆娘，沒別人，可老闆娘在也沒用，我還欠她兩個月的房租，相當於五生太伏的七百二十倍。我無可奈何地回到街上，老天有眼，讓我看見一個男人拿著一份《觀察家報》走下計程車。我迎面走過去，央求他把報紙送給我。
就這樣，我讀到了我印成鉛字的第一個短篇，報社畫家埃爾南·梅里諾配的插圖。我躲回房間，心跳不已，一口氣讀完。逐字逐句一讀，我漸漸覺察出鉛字巨大的破壞力。我投入了那麼多的愛與痛，畢恭畢敬地戲仿曠世奇才卡夫卡，如今讀來，全是晦澀難懂、支離破碎的自言自語，只有三四句差強人意。時隔近二十年，我才敢再讀一遍，而我的評判——儘管心懷同情——卻更加不寬容。
最煩的莫過於一大堆朋友拿著報紙，興高采烈地衝進我的房間，對那個他們鐵定沒看懂的短篇嘖嘖稱讚。大學同學裡，有些很喜歡，有些看不太懂，還有些——完全可以理解——看了三行就沒再看下去。貢薩洛·馬利亞里諾倒是毫無保留地讚賞了那個短篇，對他的文學鑑賞力我很難提出質疑。
最令我感到不安的是豪爾赫·阿爾瓦羅·埃斯皮諾薩的意見，他那張刀子嘴，連圈外人都敬而遠之。我很矛盾，心癢癢的，既想馬上見他，又不敢見他。他消失得無影無蹤，禮拜二才出現，對嗜書如命的人來說，這並不稀奇。他又在風車咖啡館現身了，開口先不談那個短篇，只說我吃了豹子膽。
「我想你應該意識到你捅了多大的婁子。」他用他那雙大眼鏡蛇的綠色眼睛盯著我，「如今你躋身於知名作家之列，開弓沒有回頭箭，只能努力努力再努力。」
我徹底傻了，他和「尤利西斯」的意見在我心中分量最重。沒等他說完，我就搶過話頭，說出了一直壓在心裡的話：
「那個短篇狗屎不如。」
他的口氣一如既往的強硬，說沒時間，尚未通讀大作，恕難發表任何意見。但他又跟我解釋，即使那個短篇果真如我所說，難以卒讀，也不致讓我錯失人生中如此良機。
「無論如何，那個短篇已經成為過去。」他總結道，「如今，重要的是下一篇。」
我茫然不知所措，居然愚蠢到想找理由反駁，直到我發現這是我聽過的最聰明的勸告。他順著思路往下說，讓我先構思故事，再想風格，兩者相輔相成，如古典作家手中的魔杖。他又老生常談地勸我要讀通讀透古希臘作家的作品，不能僅限於荷馬——中學階段必讀，所以我讀過。我答應他一定讀，並詢問除了荷馬，還有哪些作家可以推薦。可他轉移話題，說起安德烈·紀德的《偽幣制造者》，那個週末他剛讀過。我沒敢告訴他，或許那次談話幫我解決了人生難題。當晚，我徹夜未眠，開始構思下一個短篇，第一個短篇裡的漫談將不再出現。
我懷疑跟我聊第一個短篇的人並非被故事打動——也許他們沒讀過，也肯定沒讀懂——而是因為它被大幅刊載在知名報紙上。首先，我發現自己的兩大缺點確實嚴重：文字不暢，不諳人心。這些問題在第一個短篇中尤為明顯，其中的抽象思考本就讓人疑惑，還將虛情假意大書特書。
我在記憶中搜尋真實的場景，拿來創作第二個短篇。兒時認識的一位美女曾對我說，她想鑽進她懷中那美豔動人的貓身裡。我問她為什麼，她說：「因為它比我更美。」於是，我有了第二個短篇的故事起點，以及一個奪人眼球的名字：《埃娃在貓身體裡面》。其餘的跟第一個短篇沒什麼兩樣，純屬無中生有，因此——當年我們喜歡這麼說——它們本身就埋有自我毀滅的種子。
這個短篇也被整版刊登在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星期六的《觀察家報》上，插圖畫家是加勒比天空一顆冉冉升起的新星恩裡克·格勞。我惶恐地發現朋友們將其視為知名作家定期推出的新作，而我卻患得患失，疑慮重重，同時努力不讓心中的希望破滅。更大的衝擊幾天後不期而至。愛德華多·薩拉梅亞以慣用筆名「尤利西斯」在《觀察家報》的每日專欄上撰文，直入主題：「本報文學增刊《週末》的讀者恐怕已經注意到一位風格獨特、個性鮮明的文學天才。」接下來又說：「幻想世界無奇不有，但將其精華質樸自然地表現出來，絕無虛張聲勢，並不是每個初涉文學的二十歲青年都能做到的。」結語毫無保留地認為：「加西亞·馬爾克斯的出現，意味著一名新的、引人矚目的作家誕生了。」
毋庸置疑，愛德華多·薩拉梅亞的評論給了我幸福的一擊，但同時也讓我感到不安：他沒有給自己留後路。事已至此，我必須在他的鼓勵下自覺進取，畢生前行。那篇文章還表明「尤利西斯」已經通過編輯部同事瞭解到我的身份；當晚，我得知是貢薩洛·岡薩雷斯透露的。他是我的一位表兄，和我家走得很近，在《觀察家報》上用筆名gog激情澎湃地撰寫了十五年的「問與答」專欄，辦公桌離愛德華多·薩拉梅亞的只有五米。幸好，「尤利西斯」沒來找我，我也沒去找他。我在詩人德格雷夫的桌邊見過他一次，聽過他的聲音和他刺耳的咳嗽聲——他是個不可救藥的老煙槍，還在若干次文化活動中和他近距離見過面。沒人介紹我們認識：有些人不認識我們，有些人覺得我們不可能不認識。
很難想象當年人們如何生活在詩歌的影子裡。那是一種狂熱的激情，另一種生活方式，一隻四處亂滾的火球。翻開報紙，看經濟版或法制版也好，坐在咖啡館，注視杯裡的殘渣也好，詩歌都在等著我們放飛夢想。對於我們這些外省「土著」而言，波哥大是首都，是政府所在地，更是詩人的住所。我們相信詩歌，甘願為詩歌而死，堅信——如路易斯·卡多薩–阿拉貢所言——「詩歌是人類存在的唯一實證。」
世界是屬於詩人的。對我們這代人來說，詩人的訊息比愈來愈令人沮喪的政治新聞更重要。告別十九世紀時，照耀哥倫比亞詩壇的是一顆孤獨的星：何塞·亞森松·席爾瓦。浪漫到極致的他在三十一歲時請醫生用碘酒圈出自己心臟的位置，對準圓圈開槍自殺。我生不逢時，無緣結識拉斐爾·龐博或愛德華多·卡斯蒂略。卡斯蒂略是偉大的抒情詩人，他的朋友們說他是傍晚溜出墳墓的幽靈，披著雙層斗篷，皮膚因注射嗎啡而泛綠，身材如禿鷲：邪惡文人的典型外表。一天下午，我乘有軌電車經過第七大道上的一座大宅院時，在門廊看到此生給我印象最深的人：穿著纖塵不染的西裝，戴著英式帽子和黑色墨鏡（遮住無光澤的眼睛），披著斗篷。他便是有些招搖的浪漫主義詩人阿爾貝託·安赫爾·蒙託亞，他出版了好幾本當代優秀詩集。對我們這代人來說，除了大師萊昂·德格雷夫——我在風車咖啡館偷聽了好幾年他的談話——他們這些詩人都是來自過去的幽靈。
他們當中無人能觸到吉列爾莫·巴倫西亞獲得的榮光。他是波帕揚貴族，三十歲之前就成為「百年一代」——這麼叫是因為這代人正好趕上了一九一〇年建國一百週年的盛大日子——的教皇級人物。和他同時代的愛德華多·卡斯蒂略、波菲里奧·巴爾巴·雅各雖是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卻沒有獲得公正的評價。舉國上下被巴倫西亞高貴典雅的修辭所迷惑，他傳奇般的身影擋住了整整三代人的路。最新一代誕生於一九二五年，就叫「新一代」，他們衝勁十足，傑出代表拉斐爾·瑪雅和萊昂·德格雷夫——又是他——均未得到應有的承認。巴倫西亞穩坐文壇頭把交椅，所享榮耀差點兒讓他入主共和國總統府。
世紀中葉，唯一敢與他叫板的是「石頭與天空」及其青春洋溢的作品。說到底，「石頭與天空」詩人們僅有的共同點是非巴倫西亞派，他們是：愛德華多·卡蘭薩、阿圖羅·卡馬喬·拉米雷斯、奧雷利奧·阿圖羅和資助過他們出版詩集的豪爾赫·羅哈斯。各人的創作靈感和表達方式不盡相同，卻聯手撼動了高蹈派的廢墟，喚醒了發自內心、謳歌生命的新詩，與胡安·拉蒙·希梅內斯、魯文·達里奧、加西亞·洛爾卡、巴勃羅·聶魯達、維森特·維多夫羅交相輝映。民眾沒有馬上接受，而他們也沒覺得自己奉天承運，肩負清掃詩界的使命。然而，當年最德高望重的散文作家兼文學批評家堂巴爾多梅羅·薩寧·卡諾卻急不可耐地撰文一篇，斷然扼殺任何反巴倫西亞的企圖。他方寸大亂，斯文掃地，許多話說得太絕，如「巴倫西亞深諳古風，神交古人，古為今用，觸人靈魂」，重申其為超越時代、超越國界的詩人，堪比「盧克萊修、但丁、歌德這些生來為了拯救靈魂的大師」。當時，肯定有不止一個人想到：巴倫西亞無須樹敵，早晚會被這樣的朋友害死。
愛德華多·卡蘭薩也撰文一篇，反擊薩寧·卡諾，標題便是觀點：「莎翁崇拜症一例」。文章第一次準確揭示了巴倫西亞的個人侷限性，未對他做言過其實的評價。卡蘭薩認為，巴倫西亞沒有點燃哥倫比亞的精神火炬，只是美化了詞彙，他的詩作文體綺麗、感情冷漠、技巧嫻熟、精雕細琢。結論是個反問句，可與卡蘭薩最優秀的詩篇媲美：「如果無法讓我熱血沸騰，無法為我猛地推開神秘世界之窗，無法讓我發現世界，無法在孤寂、愛戀、歡聚、失戀時陪伴我憂傷的心，詩歌於我，何用之有？」結語是：「在我看來——說句大逆不道的話——巴倫西亞僅僅是個不錯的詩人而已！」
《莎翁崇拜症一例》刊登在發行量很大的《時代報》的《週日讀書》上，引發了巨大的社會反響，產生了意想不到的影響，促使評論界追根溯源、徹底研究哥倫比亞詩歌。估計從堂胡安·德加斯特利亞諾斯創作十五萬行十一音節詩《西印度名人輓歌》起，從未嚴肅開展過這樣的研究。
此後，詩歌成為一片廣闊的天地，當年廣受歡迎的「新一代」詩人與爭先恐後想佔一席之地的後來者均可縱情馳騁。詩歌走進千家萬戶。如今，我們很難想象卡蘭薩主編的《週日讀書》以及國立男子中學老校長卡洛斯·馬丁主編的《星期六》如何讓人翹首以待。卡蘭薩不僅寫詩，還在傍晚六點的波哥大第七大道上完美展現屬於他的詩人氣質：十個街區的長度變成櫥窗，他手握書本，貼在心口，沿街漫步。卡蘭薩是他那代人的楷模，下一代人的榜樣，以不同方式影響了兩代人。
巴勃羅·聶魯達那年年中來到波哥大，他堅信詩歌必須充當政治武器。在波哥大聚談會上，他得知勞雷亞諾·戈麥斯的反動嘴臉，臨別時幾乎一揮而就，寫下了三首十四行詩作為檄文，第一個四行便定下了基調：
別了，從未戴上桂冠的勞雷亞諾，
悲情的總督，不稱職的國王。
別了，高高在上的君主，
提前道聲別了，連聲道別，直到真的別了。
儘管卡蘭薩同情右派，和勞雷亞諾·戈麥斯本人私交甚篤，他還是把這三首十四行詩刊登在文學版面的顯著位置，不當政治宣言，只當報社獨家。然而，反對聲四起。何況，這份報紙為前總統愛德華多·桑托斯所有，他是頑固的自由派，既反對勞雷亞諾·戈麥斯的腐朽思想，又反對巴勃羅·聶魯達的革命思想，刊登這樣的十四行詩於情於理不合。呼聲最高的理由是一個外國人豈能如此放肆。三首臨時寫就、精妙有之、詩意不足的十四行詩居然鬧得如此沸沸揚揚，足見那些年詩歌振奮人心的力量。不管怎麼說，身為共和國總統的勞雷亞諾·戈麥斯和繼任者古斯塔沃·羅哈斯·皮尼利亞將軍先後禁止聶魯達入境。不過，他走海路往返於智利和歐洲時，曾幾次途經卡塔赫納與布埃納文圖拉，來去都會放出訊息。聶魯達的造訪對於哥倫比亞的朋友們來說，不啻一次盛大的節日。
一九四七年二月就讀於法律系時，我和「石頭與天空」依然命運相連。儘管早在錫帕基拉的卡洛斯·馬丁家裡，我就見過「石頭與天空」的重量級人物，可是，就連最容易接觸到的卡蘭薩，我都沒勇氣搭訕。一次，我在大哥倫比亞書店遇到他，他離我很近，我只是崇拜地跟他打了聲招呼，他沒認出我，也十分和藹地跟我打了聲招呼。不過，另一次，大師萊昂·德格雷夫從風車咖啡館的桌邊專門過來，跟我交談。有人告訴他，我在《觀察家報》上發表過幾個短篇，他向我保證，一定會看。可惜沒過幾周，就發生了四月九日民眾暴動，我不得不離開硝煙瀰漫的城市。再回來時，已過四年。風車咖啡館化為廢墟，大師攜家當和朋友轉至自動化咖啡館，我們在那裡成了書友和酒友。他還教過我下國際象棋，但我的棋藝實在不怎麼樣。
早年的朋友們無法理解我為何堅持不懈地寫短篇；生活在詩歌至上的國度，連我自己也無法解釋。詩歌的魅力，我自小就見識過。當年，詩歌《人間苦難》風靡一時，印在粗包裝紙上出售，聽人在加勒比村鎮的市場和墓園朗誦，要付兩生太伏。相比之下，小說產量少，在豪爾赫·伊薩克斯的《瑪利亞》之後，沒有產生過大的社會反響。何塞·馬里亞·巴爾加斯·維拉是個例外，他創作的五十二部小說直抵窮人的心靈。他不知疲倦地東奔西走，拖著沉重的行李箱，攜大作在拉美和西班牙各大酒店門口展示，作品像麵包那樣熱賣。他的代表作《微風或紫羅蘭》比許多同時代的優秀作品都更讓讀者心碎。
歲月沉澱下來的小說只有：西班牙人胡安·羅德里格斯·弗雷伊萊寫於一六〇〇年至一六三八年殖民時期的《綿羊》，他肆意篡改新格拉納達史，自由發揮，創作出一部虛構文學傑作；一八六七年豪爾赫·伊薩克斯的《瑪利亞》；一九二四年何塞·艾烏斯塔西奧·里維拉的《漩渦》、一九二六年托馬斯·卡拉斯基亞的《約隆博女侯爵》和一九三四年愛德華多·薩拉梅亞的《四年與我同行》。他們之中，沒有一位獲得過眾多詩人應得或不應得的榮譽。而短篇小說雖然和安蒂奧基亞省大作家卡拉斯基亞一樣身世顯赫，卻早已淪落到內容空洞、文字低劣的境地。
當年在國立男子中學，我陸續寫了些詩，要麼不署名，要麼署筆名，從沒想過要在詩歌這棵樹上吊死，足見我的志向就只是講故事。更有甚者：我在《觀察家報》上發表短篇，很多沒資格議論的人也紛紛對我選用的體裁提出質疑。如今想來，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在當年的哥倫比亞，許多方面依然停留在十九世紀。尤其是四十年代，當我百無聊賴地前往哥倫比亞國立大學法律系報到時，哀傷憂鬱的波哥大還在懷念美好的殖民時代。
只要去一趟坐落於第七大道和希梅內斯–德蓋薩達大街、被波哥大市民誇張地譽為「世界最美街角」的中心區，就會明白我所言不虛。中午，聖方濟塔樓的大鐘敲十二下，行人駐足，咖啡館噤聲，集體對錶。那個十字路口附近的街區人頭攢動，商人、政客、記者，當然還有詩人，每天相遇兩次。所有人從頭到腳一身黑，如同昔日的國王堂費利佩四世。
我求學時，當地還有一種報紙，估計世界其他地方不太可能有。類似學校出的粉筆黑板報，中午十二點、下午五點掛在《觀察家報》報社的陽臺上，用來發布最新訊息。每到這兩個鐘點，街頭讀者早已迫不及待地守在陽臺下，人群阻礙了交通，車輛不得不緩行。他們若是喜歡，會集體鼓掌；若是不喜歡，會噓聲一片，甚至用石頭砸黑板報洩恨。這是一種立竿見影的民主參與形式，是報社的晴雨表。因此，《觀察家報》比其他任何報紙都更能有效地摸清輿論熱點。
當年沒有電視，只有定時播出、全面報道的電臺新聞。因此，午飯前或晚飯前，人們會先去等黑板報，瞭解國際大事後再回家。黑板報如實報道了孔查·貝內加斯機長駕駛飛機，獨自開闢利馬和波哥大之間的航線，讓人印象深刻。報道類似新聞時，讀者會迫不及待，除了規定時間，黑板報還要多出幾期特刊。這份報紙絕無僅有，街頭讀者不會想到，這個點子的發明者和忠實的執行者名叫何塞·薩爾加，二十歲任《觀察家報》編輯，小學文化程度，後來成了一名了不起的記者。
市中心的咖啡館最具波哥大特色，國家大事早晚匯聚於此，政治、文學、金融等方面專業人士各得其所。那些年哥倫比亞史的一大部分都和這些咖啡館有關。人以群分，各有所好。
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作家和政治家，包括共和國某位總統，都在十四街羅薩里奧大學對面的咖啡館裡學習過。溫莎咖啡館作為知名政治家的樂園，是營業時間最長的咖啡館之一，也是大漫畫家裡卡多·倫東的庇護所。他在溫莎咖啡館裡創作出天才的作品，多年後，在大街咖啡館後店用一把左輪手槍打穿了自己天才的腦袋。
午後漫漫，閒極無聊，我偶然發現國家圖書館音樂廳對公眾開放。我喜歡躲在那兒看書，想聽什麼就寫在紙上，交給熱情的女職員，用大師們的曲目做背景音樂。我們這些常來的聽眾喜好各異，互尋知音。我日後鍾愛的作曲家大多在此相識。多年來，我恨蕭邦，也是因為當年有個超級音樂狂，幾乎每日必點蕭邦的曲子，不管別人願不願意聽。
一天下午，音響壞了，音樂廳裡空蕩蕩的，但女主管同意我坐在那兒靜靜地看書。開始，我感覺身處一片寧靜的綠洲，可是不到兩個小時，我便無法集中注意力了，煩躁得很，看不進去書，渾身不自在。過了幾天我才發現，想不煩躁，周圍不能安靜，要有背景音樂。此後，音樂便成為我半秘密的畢生摯愛。
週日下午音樂廳不開放，我就去坐有藍色玻璃窗的有軌電車，車票五生太伏一張，從玻利瓦爾廣場到智利大街，走環線。青少年時代在有軌電車上度過的那些下午，就像拖在許多個荒廢的週日背後的一條沒完沒了的尾巴。坐電車收穫頗豐，電車一個勁兒地轉圈，我一個勁兒地讀詩，車行一個街區，我讀一段詩，直到淫雨霏霏，華燈初上。之後，我會去老城區憂鬱的咖啡館，找個人聊一聊剛讀過的詩。有時能找到人，但全是男的。我和他窩在破破爛爛的地方聊到深夜，幾支煙抽了又抽，連菸屁股也不放過。我們在聊詩，同一星球別處的人在做愛。
那時候，大家都很年輕，可總能找到比我們更年輕的人。後浪推前浪，尤其是詩人和罪犯。剛做了點兒什麼，馬上就發現有人做得更好。有時，我在故紙堆裡翻出幾張照片——街頭攝影師替我們在聖方濟教堂迴廊前照的——不禁會同情地叫出聲。照片上的人不像我們，倒像我們的孩子。在處處碰壁、舉步維艱的城市裡生活，週日無愛的下午最難捱。當我在這座城市偶然碰見何塞·馬里亞·巴爾德布蘭克斯舅舅時，還以為在週日望完彌撒、走出教堂的人群中看見了拿雨傘開道的外公。他的穿著打扮絲毫沒能掩飾他的身份：黑呢套裝，白襯衫，漿洗過的硬領，斜紋領帶，坎肩上掛著懷錶鏈，硬禮帽，金絲眼鏡。我看傻了，不由自主地攔住他。他威脅性地舉起傘，把我擋在了他眼皮底下：
「能讓一下嗎？」
「對不起，」我很不好意思，「認錯人了，我以為您是我外公。」
他像天文學家那樣觀察我，打趣地問：
「敢問閣下，您那位著名的外公是何許人也？」
我這麼做實在冒昧，便稀裡糊塗地報出外公的全名。他笑了，愉快地放下傘。
「我和他當然像，」他說，「我是他長子。」
我在哥倫比亞國立大學的日子沒那麼難捱，但大學生活沒有在記憶中留下任何痕跡，因為我一天也沒當自己是法律系學生，儘管第一年的成績——我在波哥大隻學了這一年——不這麼認為。下課了，同學們作鳥獸散，我沒時間也沒機會像在國立男子中學時那樣與他們交往。最大的驚喜是法律系秘書長居然由作家佩德羅·戈麥斯·巴爾德拉馬擔任。我拜讀過他早年在文學增刊上發表的文章；他英年早逝前，一直跟我是好友。
從大一起，就屬貢薩洛·馬利亞里諾·波特羅和我交往最多。他是唯一相信生命存在奇蹟的人，儘管無法證明。是他向我表明法律系並沒有我想象中那麼貧乏。第一天上課，他就拉我翹了統計學和人口學的課，早上七點在大學城的咖啡館裡跟我比賽背詩。太早了，城市尚未甦醒。他背西班牙古詩，我背哥倫比亞新詩。哥倫比亞的年輕詩人們早已向上世紀的遺老遺少們開火。
週日，他邀請我去他家。他和母親及兄弟姐妹們住在一起，和我家一樣，兒女成群，吵鬧不堪。長子維克多全心投身戲劇界，是知名的西語朗誦家。自從逃離爸媽的監管，我從未找到過家的感覺，直到認識了馬利亞里諾的母親佩帕·波特羅。她是波哥大封閉的貴族圈裡保持本性的安蒂奧基亞人，天資聰穎，妙語連珠，能把不雅詞彙用得恰到好處，再現塞萬提斯風格，功力深厚，無人可及。夕陽西下，喝著香噴噴的巧克力，吃著熱乎乎的乳酪餅，看著祖母綠的草地延伸到天邊，那些下午令人流連。佩帕·波特羅在日常生活中毫不掩飾，滿口的俚語作為現實生活中一種全新的說話方式，讓我受益匪淺。
吉列爾莫·洛佩斯·格拉和阿爾瓦羅·比達爾·巴隆跟我走得也近，他們倆是我在錫帕基拉國立男子中學的死黨。不過在大學裡，我跟路易斯·比利亞爾·博爾達和卡米洛·託雷斯·雷斯特雷波走得更近。我們仨情同手足，大愛《理智報》文學增刊。這是一份由詩人兼記者胡安·洛薩諾–洛薩諾主編的半地下報紙。截稿日，我會跟他們去編輯部，最後幫把手，有時會遇見主編大人。我崇拜他寫的十四行詩，更崇拜他在《星期六》週刊上發表的國內名人小傳。他依稀記得「尤利西斯」在報上對我的評論，但沒讀過我寫的那些短篇。我沒接茬，那些短篇他不會喜歡。從第一天起，每次我跟他告別時，他都表示歡迎我為報紙撰稿，而我只當那是波哥大人的客氣話。
在阿斯圖里亞斯咖啡館，法律系同學卡米洛·託雷斯·雷斯特雷波和路易斯·比利亞爾·博爾達向我介紹了十六歲就發表系列抒情散文的普利尼奧·阿普萊約·門多薩。抒情散文最早流行於愛德華多·卡蘭薩主編的《時代報》文學版，後來風靡全國。普利尼奧·阿普萊約·門多薩皮膚黝黑，深栗色直髮，使他的印第安人外表更顯俊美。他年紀尚輕，已經在《星期六》週刊上撰文多篇。週刊創始人是他父親普利尼奧·門多薩·內拉，當過戰爭部長的他天生是做記者的料，也許一輩子沒寫過一行新聞稿，卻教會了不少人寫稿。他不做高官，不開糟糕透頂的大公司，卻大張旗鼓地辦報。那段日子，我只見過他兒子兩三回，都是和同學一起，少年老成的他讓我印象深刻。我怎麼也沒想到，幾年後，我們會一起在報界大展拳腳，長期合作。當年，我沒想過去學什麼新聞學；從學科角度講，新聞學比法學更讓我提不起興趣。
事實上，我從未想到自己會對新聞學感興趣，直到有一天，普利尼奧的妹妹埃爾維拉·門多薩緊急採訪阿根廷朗誦家貝爾塔·辛格曼，徹底顛覆了我對新聞學的偏見，挖掘出深埋在我內心的記者志向。這篇訪談不是傳統的問答式——我看完了，還是一頭霧水，現在依然如此——在國內比較新穎。很多年後，當埃爾維拉·門多薩已是國際知名記者和我的好友時，她告訴我，當年，她也是背水一戰，不得已而為之。
貝爾塔·辛格曼的到訪是當日要聞，埃爾維拉作為《星期六》週刊女性專欄的負責人，請求對她進行採訪。她父親怕她經驗不足，但好歹點了頭。那些年，週刊編輯部知識分子云集，精英薈萃，埃爾維拉拜託他們擬了一份提問稿。然而，貝爾塔·辛格曼十分自大，將採訪地點定在格拉納達酒店的總統套房裡，埃爾維拉戰戰兢兢，硬著頭皮去了。
從第一個問題開始，貝爾塔·辛格曼就拒絕回答，戲稱全是白痴問題，壓根沒想到每個問題的背後都有一位知名作家。哥倫比亞她來過好幾回，許多作家她不僅認識，還很崇拜。埃爾維拉一向機靈，此時卻只能打落牙齒往肚裡咽，一忍再忍。正當採訪差點兒變成一起惡性事故時，貝爾塔·辛格曼的丈夫突然出現。他既有分寸，又不失幽默，控制了局勢，挽救了報道。
埃爾維拉沒有將訪談寫成一問一答式，而是描述了自己和受訪者的交流障礙。她抓住貝爾塔·辛格曼的丈夫意外出現這一點大做文章，把他變成真正的主角。貝爾塔·辛格曼看了，勃然大怒。然而，《星期六》週刊已經擁有最廣大的讀者群，在六十萬人口的城市，周銷量飆升到十萬冊。
埃爾維拉·門多薩聰明、冷靜，利用貝爾塔·辛格曼的愚蠢揭示其本性。她讓我第一次思索新聞報道能怎麼寫，不是作為重磅訊息，而是作為一種文學體裁。多年以後，我有了許多親身體驗，才如今日這般恍然大悟：小說和報道實為手足，乃一母所生。
在此之前，我只敢寫詩：聖若瑟中學校刊上的打油詩，國立男子中學唯一一份報紙上的抒情散文或以「石頭與天空」的風格描繪虛幻愛情的十四行詩。之前不久，我在錫帕基拉的死黨塞西莉亞·岡薩雷斯說服詩人兼雜文家丹尼爾·阿朗戈在《時代報》週日增刊最不起眼的角落用七號字、署筆名刊登了我寫的一首歌謠。我沒有大受鼓舞，也沒有感覺自己更像詩人了。相反，埃爾維拉的報道卻喚醒了我內心的記者志向。我抖擻精神，開始換一種方式讀報。卡米洛·託雷斯和路易斯·比利亞爾·博爾達支援我，並提醒我堂胡安·洛薩諾說過，歡迎我為《理智報》文學增刊撰稿。我膽小，只投了兩首純粹賣弄技巧的詩歌，自己也沒當回事兒。他們建議我去找《星期六》週刊的普利尼奧·阿普萊約·門多薩聊聊，我一向臉皮薄，沒好意思去，總覺得這是一門全新的行業，在沒有靈感的時候冒險去闖，未免操之過急。不過，這次自省的效果立竿見影。那些天，我總在糾結，之前寫的散文也好，詩也罷，包括學校作業，無一例外都是在覥著臉模仿「石頭與天空」。我打算從下一個短篇起痛改前非。實踐證明，總用以mente結尾的副詞是惡習，只能說明詞彙貧乏。於是，一齣現這種情況，我就修改，久而久之，愈發確信這一執念是在逼自己去想更豐富、更形象的表達方式。多年以來，在我的書裡，除引用外，以mente結尾的副詞一個也找不到。當然，不知譯者是否也能察覺這一點，並出於職業素養，將這種風格原汁原味地保留下來。
沒過多久，我和卡米洛·託雷斯、比利亞爾·博爾達不僅同去教室和編輯部，在校外也同進同出。他們倆漸漸對國家政治和社會形勢萌生出強烈的不滿，而我則流連於文學的神秘花園，根本不想聽他們週而復始的分析和悲觀喪氣的預言，但是，記憶中與他們的友誼仍然在那些年最愉快、最有益的經歷之列。
我進大學課堂，好比進監獄牢房。授課的全是大師，可惜學生們沒興趣聽，包括我。教過我的老師當中，有阿方索·洛佩斯·米切爾森，他父親是二十世紀唯一獲選兩次的哥倫比亞總統。由此，大家都說他天生有當總統的命，後來，他果真當上了總統。他穿著名貴的倫敦產羊絨外套來上法學導論，準時得讓人頓足，講課時從不看學生，自信聰明絕頂，目中無人，總像在另一個人的夢裡神遊。我覺得，他上課就是自言自語，還一個調——除了詩歌課，其他課全是這種風格。不過，他的聲音催人入眠，如吹笛舞蛇的巫師。當年，他就已經具備深厚的文學功底，文筆優美，口才精湛；多年以後，遠離了昏昏欲睡的教室，再相逢，我們成了朋友，我才後知後覺。他老牌政治家的名聲也得益於他的個人魅力——幾乎稱得上個人魔力——和過人的洞察力。尤其是他不喜歡的人，他們肚子裡有什麼壞水兒，他一看便知。然而，作為公眾人物，最可貴的是他能一語定乾坤，開創歷史局面。
後來，我們成為親密的朋友。當年在大學，我不用功，臉皮又薄，和別人總是保持距離，特別是和我崇拜的人。我翹課翹得沒了影兒，當老師叫我參加第一學年期末考試時，真的嚇了我一跳。還得用老辦法：天花亂墜，離題萬里。我發現，我耍的心眼，老師全看在眼裡，權當文學消遣。唯一的麻煩是考得半死不活的我用了「時效」這個詞。他當即讓我釋義，以確認我明白言之何物。
「在一定時間內獲得某種權利。」我回答道。
他窮追不捨：
「獲得權利還是失去權利？」
一回事。可我天生不自信，沒敢跟他爭辯。打分時他沒扣我的分，但我認為這會成為他茶餘飯後的經典笑話之一。很多年後，我又提起，他卻忘了。當年究竟有沒有這回事，他和我自然都說不清了。
我們兩個都視文學為後花園，沉浸其中可以忘記政治，將何為「時效」拋在腦後。我們在沒完沒了的交談中發現被人遺忘的作家和令人驚訝的作品，聊到忘記出門，惹惱各自的夫人。媽媽硬說我們是親戚，的確如此。我們都愛加勒比歌謠，這比失落的血緣關係更堅實。
還有一件巧事：爸爸的親戚卡洛斯·h．帕雷哈既是政治經濟學老師，也是大哥倫比亞書店的老闆。書店向來把名家新作擺在桌上展示，無人看管，學生特別愛去，連他自己的學生都會在傍晚乘虛而入，順手牽羊。按照校規，竊書違法，但不為罪。我並非高尚，只是膽小，在竊書行動中只能幫手腳靈活的人把把風，打打掩護，條件是我要的書，由他們一併偷出。一天下午，同夥剛偷來弗朗西斯科·路易斯·貝爾納德斯的《沒有勞拉的城市》，我的肩頭就落下一隻鐵爪，耳邊傳來一聲斷喝：
「小子，總算逮著你了！」
我魂飛魄散地回過頭，是卡洛斯·h．帕雷哈老師，那三個偷書賊早已抱頭鼠竄。幸好，我還沒來得及道歉，就發現他抓我不是因為人贓並獲，而是因為我一個多月都沒去上課了。他例行公事般批評了我一頓，接著又問：
「你真的是加夫列爾·埃利希奧的兒子？」
我是，但我說不是。我早就聽說，我們兩人的父親因為一次私人事件——具體怎麼回事，我也不清楚——相互很疏遠。後來，老師還是知道了真相。此後，無論在書店還是在課上，他都稱我為侄兒。儘管他用西蒙·拉提諾的筆名創作出版了幾本水平不一的詩集，我和他依舊只是親戚一場，並無文學往來。只不過既然是親戚，我就沒再給偷書賊們打掩護。
另一位很棒的老師名叫迭戈·蒙塔尼亞·奎利亞爾，和洛佩斯·米切爾森是對頭，兩人暗暗較勁。洛佩斯是不安分的自由派，蒙塔尼亞·奎利亞爾是左翼激進派。課餘，我和蒙塔尼亞·奎利亞爾關係好，總覺得洛佩斯·米切爾森當我是乳臭未乾的詩人，而蒙塔尼亞·奎利亞爾當我是他壯大革命隊伍的活廣告。
我和蒙塔尼亞·奎利亞爾關係好，源於他和三名年輕的軍校生髮生了一些不愉快。軍校生著閱兵制服前來上課，像在軍營，準時準點，三人同坐一旁，與其他學生分開，筆記一絲不苟。考試再難，他們也能取得不錯的成績。迭戈·蒙塔尼亞·奎利亞爾頭幾天就私下建議他們，上課別穿軍裝，他們彬彬有禮地回答：上級有令，必須遵守，還念念不忘，隨時提醒。不管怎樣，在老師和同學眼裡，他們仨怪歸怪，但總歸是好學生。
他們穿著乾淨挺括的軍服，總是準時準點地一同來到課堂，單獨坐在一邊，不苟言笑，有條不紊。我老覺得，他們生活在不一樣的世界。跟他們說話，他們很和氣，你問多少，他們答多少，客套得很。考試前，我們四人一組去咖啡館學習；星期六，我們要麼在舞廳碰面，要麼在街頭鬧事，去安靜的酒館喝酒，去幽暗的妓院鬼混。可在那些地方，我們從沒遇到過軍人同學，一次也沒有。
同學一年，我就沒怎麼跟他們打過照面。再說，也沒機會。他們準時到教室，老師話音剛落，他們拔腿就走，課間只和二年級的軍校生交往，不跟別人搭訕。我不知道他們的姓名，也沒聽說過關於他們的什麼事。如今我才發覺，他們有顧慮，我也有。外公外婆說起的當年吃的敗仗和香蕉種植園慘無人道的大屠殺，在我心中留下了永遠的陰影。
鼎鼎大名的憲法學老師豪爾赫·索托·德爾科拉爾能背誦出人世間所有的憲法。課堂上，他的專業智慧和淵博學識讓人傾倒，只可惜少了點兒幽默。他是儘量不在授課時表現出政治傾向的老師之一，結果卻欲蓋彌彰，連手勢和所強調的觀點都在「說話」。武裝和平維持了四十多年，新的內戰一觸即發，而大學是國家脈搏跳動得最強勁的地方。
我長期曠課，專業課學得心不在焉，第一年居然靠臨時突擊通過了難度較小的考試，靠耍小聰明、答非所問通過了難度較大的考試。說實在的，我一點兒也不開心，陷在死衚衕裡，不知該如何彳亍前行。法學比中學任何一門課程都更無聊，我的掌握程度也更低。我覺得我已經是大人了，能夠自己做主。神奇地耗了十六個月，什麼也沒學到，只換來一幫畢生的摯友。
得到「尤利西斯」的公開認可後，我所剩無幾的學習熱情幾乎喪失殆盡。有些同學開始稱我為大師，把我當作家介紹給別人。當時，我立志尋找一種既逼真又奇妙的敘事結構，可惜時運不佳。有些作品精妙卻不易模仿：如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父親遇刺，主人公展開調查，最終查出自己就是兇手；w．w．雅各布斯完美的短篇《猴爪》，凡事皆偶然；莫泊桑的羊脂球和其他那麼多偉大的「罪人」，願上帝將他們留在神聖的天國。我琢磨著這些作品，一個星期天晚上，總算遇到了值得講述的事情。我在貢薩洛·馬利亞里諾位於智利大街的家中幾乎倒了一天的苦水，抱怨當作家不易，乘最後一班有軌電車回膳宿公寓的路上，查皮內羅車站上來一位活生生的法翁。沒錯，我說的是法翁。我注意到，深更半夜，車上寥寥無幾的乘客見到他，竟無人驚訝，讓我懷疑他只是週日喬裝打扮、出沒在兒童樂園裡的小販。但事實打消了我的疑慮，他的羊角和鬍鬚如山羊般粗野，他經過時，我還聞到了羊羶味。在二十六街——這條街上有墓地——他如一位慈父般下車，消失在公園的樹叢間。
下半夜，我在床上翻來覆去，吵醒了多明戈·曼努埃爾·維加。他問我怎麼了，我半夢半醒地對他說：「法翁上了有軌電車。」他徹底醒了，說若是噩夢，全怪週日消化不良，但若是我下個短篇的題材，簡直絕妙。第二天早上，對於電車上的法翁究竟是幻是真，我也難辨。我先承認是星期天太累，在電車上睡著了，做了個夢，夢境清晰無比以至於我無法將其與現實分離。最終，對我而言，關鍵不在於那個法翁是否為真，而在於我體驗的經歷中，他是如此真實。因此，真也好，夢也罷，我不應將其視為由臆想而生的錯亂，而應當作我人生中一次奇妙的經歷。
於是，第二天，我一氣呵成，寫了個短篇。我把稿子放在枕頭底下，睡前讀，醒來讀，一連讀了好幾天。故事如實再現了電車上的那一幕，原原本本，風格樸素，如社會版的洗禮公告。最後，我又生出新的疑慮，便決定送它去接受印刷的真火考驗，不投《觀察家報》，改投《時代報》文學增刊，這樣就不牽涉愛德華多·薩拉梅亞——他沒理由陪我冒險——或許能聽見不同的聲音。膳宿公寓裡的一位同學陪我去寄稿，附上致《時代報》文學增刊新銳主編堂海梅·波薩達的一封信。可是，短篇沒見報，信也沒有回。
我寫於那個時期的短篇按照創作和刊登在《週末》上的順序歸檔，最終消失在了《觀察家報》的檔案室。一九五二年九月六日爆發了反政府暴亂，報社遇襲，檔案被付之一炬。我沒有留副本，我那些最熱心的朋友也沒有留，這讓我舒了口氣：就讓它們在遺忘中化為灰燼吧！沒想到某些省級報紙的文學增刊未經許可，擅自轉載過這些短篇，還有些刊登在不同的雜誌上，一九七二年蒙得維的亞阿爾菲出版社將它們收錄成冊，書名為其中一個短篇的名字：《納沃，讓天使們等候的黑人》。
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七日刊登在《觀察家報》上的《突巴耳加音煉星記》成為漏網之魚。也許是因為沒有信得過的版本，它從未被收錄在任何書中；主人公和《聖經》裡發明了音樂的鐵匠同名也非人盡皆知。同系列還有另外兩篇，按創作和發表的順序讀，我覺得抽象、不連貫，有的荒唐離譜，全都缺乏真情實感。我永遠也無從知道，像愛德華多·薩拉梅亞那樣嚴格的批評家讀完它們會有何評價。但是，這些短篇對我比對任何人都重要，因為每個短篇中都有東西對應了那個時期發生在我人生中的劇變。
對於當年讀過、膜拜過的許多小說，我只是對其中的創作技巧感興趣，換言之，吸引我的是文字背後的「木匠活」。從初始三篇形而上學的抽象短篇到那個時期的最後三篇，我找到了對作家起步切實有用的門道，甚至沒想過去摸索其他形式。我覺得，短篇小說和長篇小說不僅是兩種截然不同的體裁，還有截然不同的結構，混為一談是件要命的事。今天，我依然這麼認為，而且比任何時候都更加堅信：短篇小說的地位高於長篇小說。
在《觀察家報》上發表文章，除了給我帶來文學上的成就，也給我的生活製造了許多令人哭笑不得的麻煩。糊塗朋友會當街攔道，向我借救命錢，他們不相信一位文學才華盡情施展的作家沒有靠發短篇賺上大錢。我告訴他們，報社發文，不付任何稿酬，我也沒指望過，當年國內的報紙雜誌一律都是這樣，對此，沒幾個人相信。更嚴重的是，爸爸對我非常失望，他發現十一個兄弟姐妹中，有三個在唸書，而我卻還不能養活自己。家裡每月供我三十比索，光寄宿費就要十八比索，早餐還不能吃雞蛋，而且我總是不得已動用這筆錢用於意外開支。不知從何時起，我養成了在報紙空白處、餐館的餐巾紙上、咖啡館的大理石桌面上信手塗鴉的習慣。我斗膽認為，那些畫是我幼時在外公金銀作坊的牆上塗鴉的衍生物，也許是排遣苦悶的好辦法。一位在風車咖啡館偶然結識的朋友不會畫畫，卻靠關係在部委當畫師，他提議，我幫他畫畫，他分我工資。這輩子，我再也沒有離腐敗那麼近過，但也沒近到讓我後悔的程度。
那段日子，我對音樂的興趣也日漸濃厚。加勒比海岸的流行歌曲——我從小聽到大——在波哥大闖出了一片天地。《海岸時間》是收聽率最高的節目，由大西洋海岸駐首都音樂大使堂帕斯夸爾·德爾維奇奧主持，週日上午播出，大受歡迎。我們這些來自加勒比的學生會去電臺所在地，跳舞跳到深夜。那是沿海音樂紅遍內地的開始，之後甚至傳到了祖國最偏遠的角落，也提升了在首都求學的加勒比學生的社會地位。
唯一擺脫不了的麻煩是逼婚。不知怎的，加勒比海岸流傳著這樣的說法：波哥大的姑娘會誘騙來自沿海的小夥子，騙上床，下套逼婚，不為愛情，只為找個面朝大海的住處。我可沒這麼想，誰知，此生最不愉快的經歷全都發生在波哥大郊外那些兇險的妓院裡。喝得暈暈乎乎的我們會跑到這些妓院耗掉酒勁兒。在最破的那家，我差點兒丟了小命。剛和一個女人完事兒，她就赤裸裸地跑到走廊上瞎嚷嚷，說我偷了她梳妝檯抽屜裡的十二比索。看家護院的兩個小混混把勉強快活後的我打倒在地，不僅搶走了我口袋裡僅剩的兩比索，還把我扒個精光，連鞋都脫了，上上下下、仔仔細細地搜身，幫她找錢。不管怎樣，他們決定不殺我，直接交警局法辦。這時，那女人才想起來，前一天她把錢挪了個地方，錢原封不動地在那兒放著。
大學好友中，最難忘的是卡米洛·託雷斯，他上演了我們青年時代最具戲劇性的一幕。一天，他第一次曠課。原因如燎原之火迅速傳開。他收拾東西，離家出走，打算投奔距波哥大一百多公里的奇金基拉神學院。他母親在火車站將他攔下，關進了書房。我去看他，他的臉色更顯蒼白，披著白色的套頭斗篷，十分平靜，讓我第一次想到聖潔無瑕的狀態。他想去神學院，志向使然，此前一直將其藏得天衣無縫。最終，他決定聽從內心的召喚，此生不渝。
「最困難的事情已經辦好了。」他對我說。
他指的是跟女朋友分手。他決心已定，女朋友為他高興。一個燦爛的下午過後，他莫名其妙地送給我達爾文的《物種起源》。我跟他告別時，奇怪地以為，這一別，就是永別。
他在神學院期間，我和他失去了聯絡，依稀聽說他去魯汶唸了三年神學。他的志向沒有改變他的學生氣質和世俗行為，追他的女孩當他是困在教士服裡的電影明星。
十年後，重返波哥大，由內而外盡顯神職人員特色的他依然保留了少年時代的優秀品質。而我已是非科班出身的記者兼作家，已婚，有一子，名叫羅德里戈，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四日出生在波哥大巴勒莫醫院。家裡決定請他給孩子施洗，教父是我們夫婦二人多年的好友普利尼奧·阿普萊約·門多薩，教母是赫爾曼·巴爾加斯——他教我如何成為一流的記者和益友——的妻子蘇珊娜·利納萊斯。卡米洛跟普利尼奧早就認識，關係更好，但他並不認可這個教父，因為普利尼奧當時和共產黨過從甚密。何況他太愛說笑，會破壞洗禮的莊嚴氣氛。蘇珊娜保證，孩子精神層面的教導由她負責。於是，卡米洛便找不到或不想找其他理由反對了。
洗禮儀式於下午六點在巴勒莫醫院的小禮拜堂進行，天又黑又冷，在場的只有教父、教母、我和一位穿著套頭斗篷和麻鞋的農夫；這位農夫好似無聲無息地飄了進來，無人察覺。蘇珊娜抱來新生兒，無可救藥的教父張口就是俏皮話：
「咱們要把他培養成一名了不起的游擊隊員。」
正在準備洗禮用品的卡米洛反唇相譏：「沒錯，上帝麾下的游擊隊員。」接下來，他斬釘截鐵地宣佈施洗儀式開始，其隆重程度實屬當年罕見：
「我用西班牙語給孩子施洗，免得不信上帝的人聽不明白。」
字正腔圓的卡斯蒂利亞語在小禮拜堂裡迴響。藉著兒時在阿拉卡塔卡做侍童打下的底子，我用拉丁語跟著念。到了聖水洗禮階段，卡米洛目不斜視，故意滋事：
「相信聖靈此時降臨在孩子身上的人，請跪下。」
孩子被聖水澆得大哭，教父、教母和我依舊站著，被神父朋友的話弄得不太自在。唯一跪下的是那位穿麻鞋的農夫。這一幕使我深受震動，作為我生命中的嚴厲訓誡之一，一直跟隨著我。我始終覺得是卡米洛處心積慮地找來那位農夫，專門教訓我們，告訴我們何為謙卑，或至少，何為教養。
後來我見他的次數屈指可數。他總是來去匆忙，無事不登門，見面理由基本都和他保護政治難民的慈善事業有關。一天上午，他和一名入室盜竊犯出現在我的婚房裡。盜竊犯已經刑滿釋放，可警察就是不放過他，將他渾身上下洗劫一空。一次，我送他一雙戶外鞋，鞋底設計特別，安全耐磨。幾天後，女傭在照片上認出了那雙鞋，主人是一名街頭罪犯，葬身於路邊水溝，正是我們那位盜竊犯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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