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回他：爺們兒也得撒尿放屁，可我發現，自己沒膽量開這種會丟了小命的玩笑。這時，他開啟槍膛，取出僅有的那顆子彈，往桌上一扔：是顆空彈！我沒有長舒一口氣，而是恨不得找個地洞鑽下去。
不到四點，雨勢變小。由於緊張的對峙，我們兩個都精疲力竭。不記得是什麼時候，他讓我把衣服穿上。我莊重地遵從。他又坐下，這時我才發現，哭的人居然是他。他一點兒也不害臊，哭得稀里嘩啦，像是在顯擺他淚腺發達。後來，他用手背擦乾眼淚，捏著鼻子甩掉鼻涕，站起身來。
「知道為什麼你能活著走出這扇大門嗎？」他先問我，又自問自答，「因為只有你父親治好了我的淋病。三年了，別人都沒辦法。」
他在我背上狠狠地拍了一下，把我推出門去。雨還在下，街上溪流成河，我只好蹚著齊膝的水往前走，驚訝地發現我還活著。
媽媽不知從哪兒聽說了這件事，之後一直嘮叨，勸我晚上別出門。與此同時，她拿對付爸爸的辦法來對付我，想方設法讓我分心，但成效甚微。她尋找我在外脫過衣服的痕跡，聞出子虛烏有的香水味，在我出門前準備豐盛的飯菜，民間有種迷信說法：消化負擔太重，老子兒子都不敢脫了衣服亂動。終於，有天晚上，她找不出藉口留我，坐在我對面，對我說：
「聽說你和一名警察的老婆好上了，他賭咒發誓，要給你槍子兒吃。」
我讓她相信，沒這回事兒，可謠言還是滿天飛。「女巫」託人帶話，說她孤身在家，男人出任務，好久了，連影子也見不著。我總是儘量躲著她男人，而她男人總是大老遠急切地跟我打招呼，像和解，也像威脅。第二年放假，我最後一次見他。一個醉酒的夜晚，他讓我喝一口純甘蔗酒，我不敢不喝。
不知中了什麼邪，老師、同學們原本說我靦腆孤僻，到了五年級，又說我是在卡洛斯·馬丁的寬鬆環境下成長起來的可惡的詩人。莫非是因為我十五歲就在學校抽菸，更符合詩人的形象？第一次抽菸時很難受，鬧了半宿，在廁所吐得死去活來，第二天早上精疲力竭。難受歸難受，我對煙卻不反感，忍不住抽了又抽，成了老煙槍，甚至到了嘴上無煙、筆下詞窮的地步。學校不許在課堂上抽菸，我每節課都要申請兩三回，去廁所過煙癮。二十根一包的煙，一天抽三包，夜裡要是興奮，得抽四包。有段日子——當時已經不上學了——我嗓子幹，骨頭疼，人快瘋了，於是下決心戒菸，但只堅持了兩天，就熬不下去了。
不知是否因為這個，我才得以放開手腳，越來越放肆地去寫卡爾德隆老師佈置的作文，去讀幾乎是他硬塞給我的文學理論著作。如今回頭再看，雖然當年最早接觸的是《一千零一夜》，並驚為神作，熟讀多遍，但對故事的理解十分粗淺，甚至認為山魯佐德講述的神奇故事確實在她生活的時代天天發生，因為後人不信，過分拘泥於現實，那樣的事就不再發生了。同樣，現代人也不再會相信，坐在一張毯子上可以飛越城市和群山，或卡塔赫納的一名奴隸受罰在一隻瓶子裡活了兩百年，除非寫故事的人有本事讓讀者相信。
我討厭上課，文學課例外。我對文學爛熟於胸，上課總愛唱獨角戲。我討厭學習，一切聽天由命。憑直覺，我能猜出每門功課的重點和幾乎每個老師的興趣點，其餘聽之任之。我是真不明白，幹嗎要花時間和精力去學那些索然無味、對人生百無一用的知識，況且，那還不是屬於我的人生。
我斗膽認為，大部分老師給我打分的依據是人，不是試卷。試卷都是臨場發揮，瞎編亂造，胡說八道，老師們居然也能接受。當我跌跌爬爬、力不從心地讀完五年級，對自身所短已全然看清。中學一路走來，都有奇蹟相伴，但我的心卻在提醒我：讀完五年級，有道邁不過去的坎在等著我。現實赤裸裸地擺在那兒：我無意志、無志向、無章法、無金錢、無拼寫，邁不過大學那道坎。這麼說吧，光陰荏苒，將來要謀什麼出路，我毫無頭緒。又過了很久，我才意識到，這種挫敗感也有用處，無論今生來世，對作家而言，凡事皆有用。
國家局勢也好不到哪裡去。保守派瘋狂施壓，一九四五年七月三十一日，阿方索·洛佩斯·普馬雷霍辭去共和國總統職位，國會任命阿爾貝託·耶拉斯·卡馬戈完成最後一年任期。耶拉斯用安神定心的嗓音發表了措辭優美的就職演說，開始履行安撫公眾情緒這一痴人說夢的任務，以期迎接下一屆大選。
校長通過新總統的堂弟洛佩斯·耶拉斯爭取到一次總統特別會見，希冀申請政府資助，組織大西洋海岸遊學。我也不明白校長為何選我陪他同行，條件是我必須修理我那亂蓬蓬的頭髮和魔鬼般的鬍子。同行的還有吉列爾莫·洛佩斯·格拉和阿爾瓦羅·魯伊斯·託雷斯，一個是總統的朋友，一個是詩人勞拉·維多利亞的侄子，這位鼎鼎大名的女詩人作品主題大膽，耶拉斯·卡馬戈和她是同一代新派詩人。我別無選擇：週六晚上，當吉列爾莫·格拉納多斯在宿舍裡高聲朗讀一本和我的情形扯不上半點關係的小說時，一名當過理髮師學徒的三年級學生幫我剪頭髮、修鬍子。那個禮拜，我的新造型遭到住校生和走讀生們的恥笑。一想到要進總統府，我就渾身冰涼。我想錯了，總統府體現神秘威權的唯一標誌是天國般的寧靜。我們在裝飾著哥白林掛毯和緞子窗簾的前廳稍候片刻後，被一名一身戎裝的軍人帶進了總統辦公室。
耶拉斯·卡馬戈本人和照片上不像，給我留下深刻印象。他穿著合體的高檔英倫西裝，背呈倒三角形，顴骨突出，臉色像羊皮紙一樣白，一口淘氣包的牙齒，很合漫畫家的心意。他慢慢悠悠，盯著我的眼睛，伸出手。我不記得當年的我認為總統應該是什麼樣的，只覺得他和所有的總統都不一樣。時光流逝，我對他了解得更多，發現他更像一位迷途的詩人，這一點，恐怕連他自己也不知道。
校長先說，總統似乎聽得特別專注，之後適當評論了幾句，但直到聽完三個學生的談論，才做決定。輪到我們三個學生說時，他一樣專注，對我們如對校長，同樣和藹，同樣尊重，這讓我們很開心。他最後兩分鐘的表現讓我們堅信，他對詩歌比對內河航運瞭解得多，無疑，對詩歌，他更有興致。
我們的要求他全部答應，還承諾四個月後來國立男子中學參加學年結業典禮。後來，他真的來了，像來出席最重要的政府活動。我們為他編排了搞笑劇，他笑得比誰都歡。在最後的招待會上，他形象大變，跟學生一樣開心，還忍不住在分發酒水的小道上伸出腿絆人，服務生差點兒避讓不及。
學年典禮結束後，我高高興興地回家，和家人共度五年級的假期。首先聽到的是特大喜訊：弟弟路易斯·恩裡克在教養院裡關了一年半，回家了。我再次為他的好脾氣感到驚訝。被關了那麼久，他卻一點兒也不記仇，提起不幸的遭遇，還一如既往地嘻嘻哈哈。他在教養院裡冥思苦想，得出的結論是父母約束他也是出於好心。雖然有大主教庇護，他在裡頭的日子也不好過。到頭來，他非但沒墮落，反而變得更幽默、更堅強。
他回家後的第一份工作是給蘇克雷市市長當秘書。後來，市長突然胃不舒服，有人給他推薦了新上市的特效藥：「我可舒適」養胃泡騰片。他沒泡水，當常規藥吞了，差點兒噎死，藥片在胃裡一個勁兒地冒泡，把他嚇得夠嗆，自己給自己放了幾天的假。出於政治考慮，他將代市長的幾個合法人選晾在一邊，所有事務都由弟弟臨時代理。路易斯·恩裡克還不到法定年齡，莫名其妙地被趕鴨子上架，成為蘇克雷史上最年輕的市長。
那年假期，唯一讓我鬧心的是，全家打心眼兒裡把未來全部寄託在我身上，只有我百分之百明白，到頭來，他們只是空歡喜一場。爸爸在飯桌上用隻言片語提醒我：我和家人同呼吸，共命運；媽媽也趕緊幫腔。「再這麼下去，」她說，「遲早要回卡塔卡。」爸爸瞄了她一眼，她又改口道：
「去哪兒都行。」
明擺著家裡又在商量搬家，不是因為這裡風氣不好，而是想讓兒女們有更廣闊的未來。之前，我總認為自己的挫敗感源於故土、鄉親，乃至家人，但爸爸的戲劇性反應再次證明：凡事都能找到替罪羊。
家裡的氣氛更加凝重了。媽媽似乎只關心小兒子海梅，他提前三個月出生，先天不良。酷熱難耐，媽媽大部分時間都傷心地待在臥室，和海梅躺在吊床上。媽媽一犯懶，家裡全亂了套。弟弟妹妹沒人管，三餐不定時，餓了就吃。爸爸原本最顧家，卻整天守著藥店，盯著廣場，下午去檯球廳打球散心。有天，我神經繃得受不了，也爬上吊床，躺在媽媽身邊——小時候沒在她身邊躺過——問她家裡氣氛怎麼這麼怪異。她深呼吸，免得聲音發抖，跟我說了大實話：
「你爸爸在外頭有個兒子。」
說完，她鬆了口氣，我這才發現，媽媽一直在期待我問她。一個年輕的女僕興沖沖地回來，說看見爸爸在電報所打電話，便讓媽媽窺得真相：陷入忌妒的女人無須知道更多。全城只有一部電話，只能打長途，需要事先預約，有時還會延誤，按分鐘計，話費很貴，只有發生特別嚴重的事情才會用。只要打過電話，無論時間長短，就會驚動廣場上的人。爸爸回家後，媽媽什麼也沒說，暗中觀察。他從口袋裡掏出一張紙撕掉，是張傳票，告他濫用職權。媽媽等到機會，冷不丁地問他跟誰打電話。她這麼問，爸爸一時找不到更好的藉口，只能坦白：
「跟律師。」
「我已知情。」媽媽說，「我需要你以我應得的坦誠親口告訴我。」
媽媽事後承認，擔驚受怕的人是她，她怕自己在毫無防備的情況下揭開了爬滿蠕蟲的罐子；如果爸爸敢說實話，那是因為他認為媽媽早已知道了一切，或是因為他不得不告訴她一切。
就這樣，爸爸全招了。他說收到傳票，有人告他在診所給女病人注射嗎啡，麻醉後施行性侵犯。事情應該發生在某個被遺忘的偏遠地區，他在那兒待的時間很短，給沒錢的病人看病。爸爸自我辯解道：麻醉和強姦是敵人胡亂編造的罪名，不過孩子是他的，在正常情況下受孕。
暗中策劃的人很難對付，媽媽好不容易才把事情壓住，沒鬧大。已經有阿維拉多和卡門·羅薩這兩個先例，他們分別在不同時期跟我們住過，和大家相處愉快，可他們是婚前私生子。然而，媽媽最終還是嚥下了丈夫不忠、婚外生子這口苦水，公開支援爸爸，和他並肩作戰，直到推翻了莫須有的性侵犯指控。
家裡又太平了。然而，沒多久，從同一地區再次傳來可靠訊息，說爸爸承認另一個女人的女兒也是他的，那孩子生活條件極差。媽媽不想花時間亂猜、爭吵，直接把孩子接回了家。「爸爸遍地都是私生子，米娜也是這樣對待他們的，」媽媽說，「而且從來不後悔。」她自己想辦法，波瀾不驚地託人把孩子接來，在大家庭裡住下。
當這些都已成為過往，弟弟海梅在另一個村子參加聚會時，看見一個小夥子酷似古斯塔沃。當年的官司就是因他而起，他的媽媽對他嬌生慣養。但我們的媽媽拼命張羅，把他接到家裡住——當時家裡已經有十一個孩子——還讓他學了門手藝，使他的生活步入正軌。忌妒心極強的媽媽能這麼做，實在讓我大跌眼鏡。她的回答我一直銘記在心：
「跟我孩子有血緣關係的人絕不能散在外頭。」
每年放假，我才能見到弟弟妹妹們，每次回家都很難認，臨走時還得再記一個。我們除了洗禮時起的名字，還有家裡叫著方便的名字，不是名字的非正式縮略形式，而是信手拈來的別名。從我出生那一刻起，他們就叫我加比託——瓜希拉沿海加夫列爾的不規則縮略形式——我總覺得這是本名，加夫列爾才是暱稱。既然叫得如此隨意，有人驚訝地問：為何父母不在洗禮時就一勞永逸地給我們起別名。
媽媽起名隨意，對兩個大女兒瑪爾戈特和阿依達卻管教嚴格，堪比外婆當年為了不讓她和爸爸苦戀而施加的那份嚴厲。她想搬到其他城市，平時一聽搬家，二話不說，立馬收拾行李闖蕩天下的爸爸這次卻不樂意。過了幾天我才知道，媽媽要搬家是因為兩個女兒戀愛了。男朋友都叫拉斐爾，不過當然是兩個人。是他們告訴我的，我想起爸媽當年遭過的罪，不禁莞爾，跟媽媽一提，她卻說：
「不是一回事兒。」
「就是一回事兒。」我堅持。
「好吧，」她讓步，「是一回事兒，但一下子冒出倆。」
就像媽媽當年那樣，好說歹說都沒用。瑪爾戈特和阿依達都採取了保密措施，可爸媽還是知道了，真是想不通。而目擊者往往出人意表，她們有時會安排更小的弟弟妹妹陪在身邊，為她們的無辜作保。最令人吃驚的是爸爸也盯過梢，只是沒有那麼直接，和外公尼古拉斯當年一樣，對女兒採取消極抵抗。
「我們去跳舞，爸爸要是發現兩個拉斐爾在那兒，就會走進去，領我們回家。」阿依達·羅薩在接受採訪時說。不許散步，不許看電影，不許獨自出門，必須有人盯著，寸步不離。兩人找藉口出去約會，總有人暗地裡告發。妹妹莉西亞背上了間諜加告密者的罪名，她為自己開脫，說手足之間的忌妒是另一種形式的愛。
那個假期，我想勸爸媽別再犯外公外婆當年對他們犯下的錯，而他們總是能找到複雜的理由不去理解。最可怕的是那些貼在公共場所、揭開驚天秘密的匿名帖——有真的，有編的——連最清白的人家也會遭殃。那些帖子上寫著誰是誰的私生子，誰和誰不要臉地通姦，全是道聽途說來的——比看帖子稍微費勁些——床第醜聞。揭發者從不暴露身份。醜事藏得再深，遲早也會被挖出來。一位受害者說：「被貼帖子的都是自作自受。」
爸媽沒有想到，女兒們會用他們當年的法子對付他們。瑪爾戈特被送到蒙特里亞唸書，阿依達自願去聖馬爾塔唸書，二人都住校，自由活動時間都有專人陪同，但她們總會想方設法，和遠方的拉斐爾取得聯絡。不過，媽媽做到了外公外婆當年沒做到的事。阿依達平平淡淡地在修道院過了半輩子，直到對男人沒了感覺。瑪爾戈特和我結成同盟，小時候她吃土，大人不讓，也是我替她把風。後來，她像媽媽那樣照顧大家，尤其是庫奇，他最需要她，她一直陪在他身邊，直到他嚥下最後一口氣。
如今我才發現，媽媽情緒糟糕，家裡氣氛緊張，和國家尚未浮出水面的致命矛盾息息相關。耶拉斯總統必須在第二年組織大選，前途未卜。把洛佩斯趕下臺的保守派跟繼任者耶拉斯玩著雙面遊戲：一邊恭維他做事不偏不倚，一邊激化「省」內矛盾，以期以理或以力服人，奪回政權。
蘇克雷市民不尚暴力，記憶中幾次暴力事件均與政治無關。一次是華金·維加遇害，他是當地樂隊頗受歡迎的上低音號樂手，被害當晚七點，他在影院門前吹奏，脖子鼓出一塊，被一位親戚一刀割喉，倒地失血斃命。兩人在城裡都人緣極佳，唯一的解釋——都這麼說，未經證實——是為榮譽而戰。當時，家裡正在為妹妹麗塔慶祝生日，噩耗傳來，籌備多時的活動就此泡湯。
另一次決鬥發生在更久遠的年代，但在市民心中無法磨滅。決鬥雙方是普利尼奧·巴爾馬塞達和迪奧尼夏諾·巴里奧斯。普利尼奧來自令人尊敬的古老家族，魁梧偉岸，玉樹臨風，糟糕的是，他一沾酒，就化身墮落天使，惹是生非。他清醒時頗具紳士風度，喝多了卻動輒拔槍，腰繫馬鞭，看誰不順眼就甩鞭子過去，連警察都敬而遠之。自家人——明明是好人家——疲於次次拖他回家，索性讓他醉酒後自生自滅。
迪奧尼夏諾·巴里奧斯正相反：他膽小怯懦，容易被人欺負，不會吵架，天生滴酒不沾，跟誰都無冤無仇，直到普利尼奧·巴爾馬塞達取笑他「膿包」。他能躲則躲，有天和巴爾馬塞達狹路相逢，對方一時興起，用馬鞭抽他的臉。於是，他戰勝膽怯，挺直腰板直面厄運，約對方開槍決鬥。一眨眼的工夫，兩敗俱傷，都是重傷，但只有迪奧尼夏諾丟了性命。
不過，蘇克雷歷史上最著名的決鬥發生在普利尼奧·巴爾馬塞達——又是他——和塔西奧·阿納尼亞斯之間，那次兩人都丟了性命。塔西奧·阿納尼亞斯是工作一絲不苟的模範警察，是毛利西奧·阿納尼亞斯的孝順兒子。毛利西奧和華金·維加同屬一個樂隊，華金吹上低音號，他打鼓。這是一次當街正式決鬥，又是兩敗俱傷，都是重傷，回家後，二人各自捱了好長一段日子才閉眼。普利尼奧幾乎馬上清醒，開始擔心對方的安危，為他祈禱，阿納尼亞斯十分驚訝。於是，兩人都為對方祈禱，家人也在他們斷氣前互通訊息。全市人民提心吊膽，盡全力讓他們多活幾天。
他們掙扎了四十八小時之後，教堂響起喪鐘，有個女人剛剛過世。兩人躺在床上，聽見鐘聲，都以為是對方嚥了氣。阿納尼亞斯為普利尼奧痛哭，哀傷過度，撒手人寰。普利尼奧得知，淚如泉湧，兩天後也隨他而去。
在這樣一座和平友愛的城市，那些年的暴力事件送命不多，危害卻不小：出現了匿名帖！大戶人家整天戰戰兢兢，擔心第二天一早厄運來臨。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現一紙檄文，沒提到自己，會鬆一口氣，提到別人，會幸災樂禍。爸爸恐怕是我所認識的最與世無爭的人，連他也會擦亮那把令人膽寒的左輪手槍——他沒扣過扳機——在臺球廳裡放話出去：
「誰想碰我女兒，」他嚷嚷道，「就等著吃槍子兒吧。」
好幾戶人家搬走了。他們先是擔心匿名帖，後來又擔心警方行兇。為了讓反對派膽寒，警方在內地蕩平了好幾個鎮子。
緊張的氣氛日漸成為常態。大家偷偷組織巡邏隊，想找出誰貼了匿名帖，更想在黎明撕帖前，看看帖子上寫了什麼。我們這群夜貓子見過一名市政官員凌晨三點坐在家門口喝飲料，想抓到誰貼了匿名帖。弟弟半開玩笑地跟他說有些帖子上寫的是大實話。他拔出槍，扣著扳機，對準弟弟：
「有膽再說一遍！」
我們這才知道，頭天晚上，有人貼了張匿名帖，矛頭指向他尚未出閣的女兒，所言非虛。其實，帖子上那點事盡人皆知，她家裡也知道，唯一矇在鼓裡的人是他。
剛開始，匿名帖顯然出自同一個人之手。同樣的紙和筆，在與廣場上的集市一樣狹小的商業街區，只有一家商鋪出售這些東西，店主忙不迭地證明自身清白。從那以後，我就知道有朝一日，我會為此專門寫本書。那些帖子的內容沒什麼意思，幾乎總是無人不曉的流言蜚語，我要寫的是關起門來，家家戶戶的惶惶不可終日。
二十年後，我創作了第三部小說《惡時辰》，於情於理，我都不想用真事或有跡可循的事，儘管現實比虛構更精彩。再說，也沒那個必要，因為我關注的不是受害者的個人遭遇，而是這種社會現象。小說出版了我才知道，我們那些中心廣場的住戶招人記恨，對窮困的非中心廣場住戶來說，匿名帖就是一齣好戲。
事實上，匿名帖只是故事發展的起點，我並未著墨深究，因為我在小說裡試圖表明的是：歸根究底，這是政治問題，而非常人所想的道德問題。我始終認為「女巫」的丈夫是《惡時辰》裡軍人鎮長的完美原型，但寫著寫著，我被他人性的一面吸引，沒有了讓他死去的理由。我發現，嚴肅作家絕不會沒有充分理由就讓人物死去，我也沒有。
如今我意識到，這本小說可以換種方式寫。當年，我在巴黎拉丁區庫哈斯大街的一家學生旅館進行創作，那兒離聖米蓋爾大街一百米。日子一天天無情地溜走，我在等一張永遠等不到的支票。寫完後，我捲起稿紙，用領帶紮上——日子好過時，我有三條領帶，這是其中一條——藏在了壁櫥後面。
兩年後在墨西哥城，有人建議我以這本小說去參加哥倫比亞埃索石油公司舉辦的小說創作大賽時，我壓根不記得稿子放在哪兒。當時在鬧大饑荒，而獎金高達三千美元。哥倫比亞老友、攝影師吉列爾莫·安古洛知道我在巴黎完成的小說第一稿，也知道放在哪兒，專程給我送來。截稿在即，稿子還用領帶扎著，我都沒來得及把褶皺熨平，就抱著必輸的心態，直接寄出。獎金高得都能買房，怎麼會有我的份兒？沒想到，一九六二年四月十六日，名士雲集的評委會宣佈獲獎作品是我的那本小說。適逢二兒子貢薩洛出生，他帶著飯票來到了這個世界。
還沒來得及細想，我就接到了哥倫比亞語言學院院長、大賽評委會主席——大名鼎鼎的費利克斯·雷斯特雷波神父——的來信，問我小說叫什麼名字。我這才發現，寄的時候太匆忙，忘了在扉頁寫上書名：狗屎不如的鎮子。
雷斯特雷波神父大驚，託赫爾曼·巴爾加斯對我好言相勸，要我換個沒那麼粗俗、和小說氛圍更搭調的書名。我和他多次交換意見，最後決定用沒那麼直白但在一堆古板書名中顯得獨樹一幟的《惡時辰》。
一週後，哥倫比亞駐墨西哥大使、剛獲總統候選人提名的卡洛斯·阿朗戈·貝萊斯博士請我去他辦公室，說雷斯特雷波神父懇求我換掉兩個詞：避孕套和手淫，說放在獲獎小說裡不太合適。大使和我都難掩驚訝之情，但我們希望能解決問題，讓神父滿意，給這場沒完沒了的創作大賽畫上一個圓滿的句號。
「行，大使先生，」我說，「二選一，我刪一個，您來選。」
大使鬆了口氣，選了「手淫」。問題解決，小說由馬德里的伊比利亞美洲出版社出版，印數大，銷量不同凡響。皮質封面，紙張上乘，印刷精美。然而，我和出版社很快就鬧翻了。我忍不住把書仔仔細細讀了一遍，發現我用美洲西班牙語創作的文字被譯為——好似當年的電影——純正的馬德里方言。
我寫的是：「asícomoustedesvivenahora，nosóloestánenunasituacióninsegurasinoqueconstituyenunmalejemploparaelpueblo.」西班牙編輯改得我直起雞皮疙瘩：「asícomovivísahora，nosóloestáisenunasituacióninsegura,sinoqueconstituísunmalejemploparaelpueblo．」更嚴重的是，這是神父說的話，哥倫比亞讀者會認為作者在暗示神父是西班牙人，這樣一來，神父的行為會複雜化，總體上小說的基本風貌也會有所改變。校對不滿足於梳理對話中的語法，直接大刀闊斧地改動文字風格，馬德里韻味的句子比比皆是，和原文大相徑庭。沒辦法，我只好宣佈該版本遭到篡改，不予承認，收回版權，將待售書冊付之一炬。相關責任人保持緘默，不予回應。
從那一刻起，我就當這本小說從未出版過。原稿只有一份，被我先寄去參賽，然後送到西班牙出版，所以，我只好花功夫埋頭把它改回加勒比方言，改完後又修改一遍，交給墨西哥紀元出版社出版。印刷時特別註明：此為首版。
我永遠琢磨不透，在我的所有作品中，為何只有《惡時辰》能將我送回那個滿月當空、春風徐來的夜晚。那是個週六，雲霧散去，繁星滿天。鍾剛剛敲完十一下，我聽見媽媽在廚房裡哼一首葡萄牙情歌，抱著孩子走來走去，哄他睡覺。我問她歌曲出自何處，她用她特有的方式答道：
「女匪屋。」
她見我穿衣服，準備出門去玩，沒等我開口，就給了我五比索。臨出門，她還頗有先見之明地告訴我院門不插，免得我半夜回來，吵醒爸爸。我沒去女匪屋，而是進了巴爾德斯大師的木匠鋪，參加樂隊排練；路易斯·恩裡克一回來，就加入了樂隊。
那年，我加入樂隊，彈高音吉他，和六位不知名的大師一起唱歌，直到天明。我一直覺得弟弟吉他彈得很棒，第一晚和他們排練，我才得知連他的勁敵們也說他技藝精湛。沒有比這更棒的組合，所有人都自信滿滿。有人為和解或道歉，出錢請他們去唱小夜曲，巴爾德斯大師總會事先安慰道：
「別擔心，我們會讓她感動得痛哭流涕。」
巴爾德斯不在，假期截然不同。只要他出場，晚會一定熱鬧非凡；他和路易斯·恩裡克、菲拉戴爾佛·貝利利亞合奏，絕對專業水準。那段日子，我以酒為友——酒是最可靠的朋友！——率性而為，白天睡覺，晚上唱歌，正如媽媽所言：肆意妄為。
人們對我議論紛紛，有謠言說我的信不寄到父母家，而是寄到女匪屋。我成了那裡最可靠的顧客，喝虎膽汁、吃燉蜥蜴之類亂七八糟的玩意兒，吃完能熬三個通宵。我不看書，也不回家吃飯。媽媽嘮叨得沒錯：我行我素。到頭來，總是可憐的路易斯·恩裡克背黑鍋。他沒聽過媽媽那樣嘮叨，那時候他說：「現在他們就差說是我把你帶壞了，好把我送回教養院。」
聖誕節到了，我決定不去看一年一度的花車大賽，而是和兩名好友去附近的馬哈瓜爾。跟家人說好去三天，結果待了十天。全怪瑪利亞·亞歷杭德里納·塞萬提斯這個尤物。頭晚認識後，我就被她迷得神魂顛倒，無法自拔。直到星期天早上，當我睜開眼，發現她不在床上，就此消失了。多年以後，回顧往昔，我又想起了她，不為風韻，只為她悅耳的名字。我把她寫進一本小說，讓她當一家從未存在過的風月場所的老闆娘，去保護另一名女子。
到家時凌晨五點，媽媽在廚房煮咖啡。她密謀似的悄悄告訴我留在那兒別走。爸爸剛醒，想給我一點兒教訓：就算放假，我也沒那麼自由。媽媽給我倒了杯苦到極致的咖啡——儘管她知道我不愛喝，讓我在爐邊坐下。爸爸穿著睡衣睡眼惺忪地走進來，見我抱著一大杯熱氣騰騰的咖啡，吃了一驚，先問了句題外話：
「你不是說不喝咖啡嗎？」
我無言以對，腦子裡閃過一個念頭，先拿來用：
「這個點兒，我總是口渴。」
「醉鬼都這樣。」他回我。
他沒再看我，也沒再提這個話題。但媽媽說，從那天起，爸爸的心情跌到谷底，認為我已經是個廢人，儘管從未讓我知曉。
開銷激增，我決定去偷媽媽的儲錢罐。路易斯·恩裡克幫我把無理說成有理，他的邏輯是：偷爸媽的錢去看電影而非嫖妓，此為正用。媽媽一心維護我，不想讓爸爸發現我已誤入歧途。她難，我也不好受。事實就擺在那兒，有時，我會無緣無故一覺睡到中午，公鴨嗓子，還魂不守舍。一天，爸爸問了我兩個問題，我都沒聽見。他冷酷無情地診斷道：
「你的肝出毛病了。」
即便如此，大場面上，我還過得去。無論是盛大的舞會，還是中心廣場的住戶偶爾大宴賓客，我都衣冠楚楚，溫文爾雅。那些人家一年到頭關門閉戶，只有聖誕節學生回家時才會門戶洞開。
那年出盡風頭的是卡耶塔諾·亨蒂雷，假期他組織了三場盛大的舞會。那幾天是我的幸運日，三場舞會，舞伴居然是同一人。第一晚，我沒問她叫什麼、哪家的、跟誰來的，直接請她跳舞。她是那麼神秘，跳第二支舞時，我忍不住一本正經地向她求婚。她回答得更神秘：
「爸爸說，娶我的白馬王子還沒出生。」
幾天後，我見她穿著一件亮閃閃的紗裙，牽著兩個六七歲的孩子，一個男孩，一個女孩，頂著正午十二點的日頭走過中心廣場的散步道。「孩子是我的。」我還沒開口問，她就告訴我，笑得花枝亂顫。她說得這般狡猾，我懷疑求婚的事，她並非沒往心裡去。
從在阿拉卡塔卡的老宅出生起，我就學會了睡吊床，但真正習慣吊床是在蘇克雷的家裡。睡午覺、數星星、胡思亂想、肆意做愛，吊床堪稱溫床。我在外頭鬼混了一個星期，回到家，學爸爸過去那樣，在院子裡找好兩棵樹，把吊床一掛，心安理得地睡下。媽媽總怕孩子睡死過去，傍晚會叫醒我，確保我還活著。之後，她躺在我身邊，開門見山地和我談起讓她寢食不安的話題：
「你爸和我都想知道你怎麼了。」
這話問到了點子上。我早就知道自己性情大變，爸媽憂心忡忡，媽媽還得編些站不住腳的理由去安慰爸爸。家裡什麼事都瞞不過她，而她出了名的脾氣大。我花天酒地了一個禮拜，大白天才進門，她實在忍無可忍。我最好避而不答，或等待合適時機，但她心裡雪亮：這是大事，一定要問個明白。
她說的話都在理：我天黑出門，打扮得像去參加婚禮，夜不歸宿，第二天在吊床上一覺睡到下午；我不再讀書，生平第一次不把家當家。「弟弟妹妹們，你連看都不看，名字和歲數全都對不上號。那天，你親的是克萊門西亞·莫拉萊斯的孫子，居然以為那是你弟弟。」這時，她覺得有些言重了，索性把話說白：
「總之，你成了這個家裡的陌生人。」
「說得都沒錯，」我對她說，「但理由很簡單：我受夠了。」
「受夠我們了？」
我可以說是，但那樣說不公平。
「受夠了一切。」我說。
於是，我跟她說了我在學校的境況。學校只看分數，年復一年，爸媽也為我的成績感到自豪。在他們眼裡，作為學生，我無可挑剔；作為朋友，我最聰明，反應最快，為人最好。或者，如外婆所說：「這孩子十全十美。」
可是——我長話短說——其實不然。我之所以那副樣子，是因為沒有弟弟路易斯·恩裡克的膽量和獨立意識，無法只做自己想做的事。照此下去，我的幸福將不屬於我自己，只能用來回報父母無盡的溺愛、莫名的擔憂和樂觀的期望。
媽媽傻了，他們一廂情願締造的美好未來頓時化為泡影。
「我不知該如何是好。」死一般的沉寂過後，媽媽說，「要是把這些告訴你爸，他會馬上死掉。你難道沒發現你是全家的驕傲嗎？」
對他們來說，事情顯而易見：爸爸當年捉襟見肘，無法完成懸壺濟世的心願。他們夢想著，就算我無望成為一代名醫，最起碼能做到術業有專攻。
「我會一事無成。」我下了定論，「我不想做的事，逼也沒用。我不想聽你們的，更不想聽政府的。」
那一週，我和媽媽有事沒事接著吵。我相信，媽媽是想緩一緩再跟爸爸談。這麼一想，我又鬆了口氣。一天，她貌似隨口提了個建議，卻讓我大跌眼鏡：
「聽說若是肯花心思，你能成為優秀的作家。」
這話以前家裡沒人說過。憑興趣，他們猜我會當畫家、音樂家，會在教堂唱歌或在週末寫詩。他們都知道，我的文章晦澀難懂，虛無縹緲。不過那次，我真是很吃驚。
「要當就得當最一流的作家，這年頭，出不了什麼大師。」我回答，「畢竟，要想餓死，還有其他更好的方式。」
那些天的一個下午，媽媽沒找我聊，她哭了，卻沒有眼淚。換到今天，我會慌神，欲哭無淚是偉大女人為達目的所用的撒手鐧。然而，當年十八歲的我不知該跟她說些什麼，我的沉默辜負了她嚥下的眼淚。
「好吧！」她說，「至少答應我，盡全力讀完高中。爸爸那邊，我跟他談。」
我和她都沒讓步，同時鬆了口氣。我答應，為她，也為爸爸。我怕再不說好，他們會憤懣而死。後來，我們又快刀斬亂麻，說好讀法律或政治。一來，無論幹什麼，都能有個不錯的文化底子；二來，文科上午上課，下午能勤工儉學。那些日子，我怕媽媽心理負擔太重，讓她為我營造機會，我去跟爸爸面談。她不答應，說我們倆非吵起來不可。
「在這個世界上，沒有哪兩個男人能比你和你爸更相像。」媽媽對我說，「越是相像，越是沒法兒談。」
我向來不以為然。直到今天，當我已經活過爸爸的年紀——他也是高壽——對著鏡子，我才發現：我看上去比像自己還像他。
那晚，媽媽拿出了金銀餐具。爸爸把全家人召到桌邊，似乎不經意地宣佈了這個訊息：「咱家要出律師了！」媽媽也許擔心爸爸當著全家人的面又要和我理論，便佯裝不知，趕緊插話。
「家境擺在這兒，還有一大堆孩子。」她跟我解釋，「我們覺得最好念你唯一念得起的專業。」
沒她講得那麼簡單，對我們而言，只是幾害相權取其輕罷了。為了把這個遊戲進行到底，我假模假樣地問爸爸的意見。他回答得很爽快，而且全是真心話，讓人心酸：
「我能有什麼意見？我的心都碎了，可好歹還能助你一臂之力，讓你如願，這點驕傲總還是能希冀的。」
一九四六年一月，我過得很奢侈，最奢侈的事情莫過於託何塞·帕倫西亞的福，頭一回坐了飛機。他帶著個大麻煩再次出現：在卡塔赫納中學連蹦帶跳唸了五年，第六年卡了殼。我答應幫他在國立男子中學插班，讓他好歹能拿到高中文憑。於是，他請我和他一起坐飛機。
飛往波哥大的航班每週兩班，是哥倫比亞國航dc–3型客機。最危險的不是飛機，而是散養的奶牛：黏土跑道臨時建在牧場，飛機有時要盤旋好幾圈，才能把它們趕走，安全著陸。頭一回坐飛機，我就患上了傳說中的飛行恐懼症。當年，教會禁止飛機載運聖體，以免聖體毀於空難。飛行約四小時，無經停，時速三百二十公里。常走水路的我們從天空中俯瞰，下面是張以馬格達萊納河為中心的活地圖。我們認出了小小的鎮子、繫著繩索的小小船、站在學校院子裡幸福地向我們揮手的小小人。性感的空姐把她們的時間都用來安慰一路禱告的乘客、照顧暈機的乘客、讓為數眾多的乘客相信飛機不會撞上成群結隊尋找河中腐屍的禿鷲。老乘客們一遍遍地講述飛行經歷，以炫耀自己做過多麼了不起的事。沒有保壓裝置，沒有氧氣面罩，飛越波哥大高原時，我的心撲通通地跳，機翼嘩啦啦地響。飛機終於著陸時，無邊的幸福洋溢在我的心頭。最讓我驚訝的是，人到了，昨天晚上發的電報還沒到。
路過波哥大，何塞·帕倫西亞購置了組建樂隊的全套樂器。不知是他早有預謀還是有先見之明，反正從埃斯皮蒂亞校長見他拎著吉他、鼓、沙球、口琴等氣定神閒地進門那一刻起，我就知道他被錄取了。而我剛踏進門廳，就感覺到好大壓力，今非昔比，我已經是六年級學生。直到那時，我才意識到自己頭頂著所有人夢寐以求的光環，從大家湊過來的樣子、說話的語氣甚至稍顯敬畏的態度一望便知。這一年也過得非常開心。拿獎學金的學生才能住校，何塞·帕倫西亞住在廣場附近最好的旅館裡，女店主會彈鋼琴。於是，對我們來說，日日都是星期天。
我的生活又有了一次飛躍。少年時代，媽媽給我買好改的衣服，實在穿不上了，就留給弟弟們穿。頭兩年最成問題，冷天穿的呢子衣服又貴又難改。雖然我的個頭躥得不是很快，但一年內要把衣服改成兩個大小，怎麼也來不及。要命的是，住校生互換衣服的傳統沒有得到發揚，因為衣服太過時，同學們對新主人的恥笑讓人無法忍受。後來，埃斯皮蒂亞校長推行校服：藍上衣、灰褲子，外頭統一，裡頭隨便，問題才得到部分解決。
三四年級時，我只有一件外套，蘇克雷的裁縫幫我改過；五年級時買了件半新的，我很愛惜，但穿到六年級就穿不上了。爸爸對我的表現讚賞有加，出資讓我去買件合身的新外套；何塞·帕倫西亞送了我一件他前一年穿過的九成新的全駝毛外套。不久，我就發現「人靠衣裝」的說法有多麼不靠譜。新外套和新校服換著穿，參加由加勒比海岸年輕小夥主導的舞會，我只交到一個女朋友，沒等到花開就分了手。
埃斯皮蒂亞對我過分關注，每週兩節化學課，像專門為我講的，一問一答，節奏很快，我只好聚精會神；答應過爸媽中學階段善始善終，這算是個好的起點。餘下的就全靠瑪蒂娜·豐塞卡的獨門秘訣：上課專心聽講，免得期末措手不及，點燈熬油。這辦法的確管用，中學最後一年用上它，從此氣定神閒，課堂提問小菜一碟，老師們也變得和藹可親。我發現，答應爸媽的話，很容易實現。
唯一困擾我的是繼續做噩夢，繼續慘叫。當時的紀律監督貢薩洛·奧壩波和學生關係特別好。第二學期的一個晚上，他摸黑躡手躡腳地走進宿舍；我忘了還他鑰匙，他是專門來取的。他剛把手放在我肩上，我就淒厲地叫了一聲，把全宿舍的人都吵醒了。第二天，我被安排到二樓的一個六人間臨時宿舍。
他們這麼做是想治癒我的夜間恐懼症，可也太吊人胃口了點兒：臨時宿舍就在食品儲藏室上方。四名同學溜到廚房搜刮食物，打算美美地吃頓夜宵。形象完美的塞爾希奧·卡斯特羅和膽子最小的我待在床上，有情況，好打掩護。一小時後，他們把半個儲藏室都搬來了。那是漫長的住校生涯中吃得最歡的一次，可惜倒霉得很，不到二十四小時就被發現了。我以為一切都完了，全靠埃斯皮蒂亞巧言善辯，多方協調，我們才沒被開除。
那是國立男子中學最好的時期，也是國家最無望的時期。耶拉斯不偏不倚的政治態度無形中加劇了國內的緊張氣氛，中學裡第一次劍拔弩張。而如今我發現，國家早已在我心中，只是那時候，我才開始對我生活其中的國家有了意識。有些前一年保持中立的老師上課時會忍不住對自己支援的黨派發表一些並不成熟的言論，尤其在總統競選活動如火如荼地展開後。
如果蓋坦和圖爾瓦伊堅持齊頭並舉，自由黨將在執政十六年後於共和國總統大選中落敗。隨著時間的流逝，這一點日漸彰顯。兩名候選人針鋒相對，彷彿隸屬於兩個政黨。一方面，他們自己有錯，另一方面，從第一天起就看清形勢的保守黨痛下決心，將候選人從勞雷亞諾·戈麥斯換成德高望重、有百萬身家的工程師奧斯皮納·佩雷斯。自由派四分五裂，保守派團結武裝，奧斯皮納·佩雷斯的當選毫無懸念。
從那以後，勞雷亞諾·戈麥斯就著手準備取代奧斯皮納·佩雷斯。他動用官方軍事力量，全面挑起暴亂，重現十九世紀哥倫比亞史。十九世紀的哥倫比亞沒有和平期，只有短暫的休戰期。八次全國內戰、十四次地方內戰、三次兵變，最後還要打一場「千日戰爭」，區區四千萬人口，雙方陣亡八萬。說起來很簡單：他們聯手讓國家倒退了一百年。
學期末，希拉爾多老師明目張膽地為我破例——我倒沒覺得不好意思——準備了一份很簡單的補考試卷，挽救我四年級起一直掛科的代數。他把我一個人留在辦公室，到處都是作弊工具，一小時後，他興沖沖地回來一看，我還是考得一塌糊塗。他在每張試卷上從上到下畫了個大大的叉，氣憤地嘟囔著：「腦袋瓜鏽掉了。」然而，在期末成績那欄，我的代數是及格，我也不用低聲下氣地感謝老師，是他違背原則，放棄責任，故意偏袒我。
那年期末考試前，吉列爾莫·洛佩斯·格拉和我喝醉了酒，與貢薩洛·奧坎波老師鬧了一次不愉快。何塞·帕倫西亞請我們去旅館複習。旅館是殖民時期建築，風景絕佳，腳下是花團錦簇的公園，遠方是大教堂。我們只剩最後一門考試，所以待到晚上才回學校，沿途又進了那些常去的小酒館。那天正好輪到奧坎波當紀律監督，他批評了幾句，責怪我們回來晚了，還醉得不像樣。我們倆合起來痛罵了他一頓，他氣急敗壞，吵得宿舍裡炸開了鍋。
老師們一致決定，洛佩斯·格拉和我不得參加最後一門考試。也就是說，至少那年，我們無法畢業。老師們是如何秘密商議的，我們不得而知，但他們團結一心，統一口徑，決不讓步。埃斯皮蒂亞校長自擔風險，做主讓我們去波哥大教育部考試，並親自陪同我們去了。筆試時，他也在場，當場閱卷，成績很好。
學校內部的形勢恐怕有些複雜。奧坎波沒有出席莊嚴的畢業典禮，也許是因為校長輕而易舉地化解了難題，我們成績優異。最終，鑑於各方面的表現，學校授予我特別獎，獎品是一本令人難忘的書：第歐根尼·拉爾修的《名哲言行錄》。我不僅完成了爸媽的心願，還是那屆學生中的第一名，儘管同學們明白，我更明白，我並非是最優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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