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夫像老傢俱般疲憊不堪地從吊床上坐了起來，總算像個人了，他跟我們快速握了握手，他的手很燙。他注意到我的反應，告訴我說：「一年來，我一直在發燒，原發性的。」緊接著，他從吊床上下來，坐到床上，氣息奄奄地對我們說：
「這個鎮子經歷了什麼，你們怎麼也想不到！」
只這一句總結了一輩子的話，足以讓我看出，大夫還是老樣子，既孤獨又悲傷。他又高又瘦，髮質好，帶金屬光澤，胡亂剪剪就成，黃眼珠炯炯有神，我小時候最怕見到他。下午放學後，我們趴在他臥室的窗臺上，越怕，越想往裡看。他躺在吊床上晃來晃去，晃得很高，好讓自己涼快一些。我們就這樣死死地盯著他，直到他發覺，猛地回頭，眼裡直冒火。
第一次見他，我才五六歲。一天早上，我和同學溜進他家後院，去偷樹上的大芒果。院子一角有個木板搭成的廁所。突然，廁所門開了，他一邊系褲帶，一邊往外走。他穿著白大褂，在我眼裡，像外星人，蒼白，瘦削，那對黃眼睛彷彿地獄裡狗的眼睛，永遠盯著我。別人都從小門跑了，只有我被他盯得愣在原地。他看看我從樹上摘下的芒果，伸出手，喝道：
「給我！」他眼神十分輕蔑，將我上下打量，「院子裡的小毛賊！」
我把芒果扔到他腳下，落荒而逃。
他是我的噩夢。一個人走，我會繞很遠的路，為的是不從他家門口過。跟大人走，我也只敢偷偷地往藥店瞟一眼：阿德里亞娜永遠坐在櫃檯後面，縫紉機邊，彷彿在服一種無期徒刑；隔著臥室窗戶，只見大夫躺在吊床上晃來晃去，晃得很高，看一眼，就足以讓我起一身雞皮疙瘩。
二十世紀初，大夫和無數委內瑞拉人逃離胡安·比森特·戈麥斯暴政，從瓜希拉省入境，來到阿拉卡塔卡鎮。兩股相反的力量讓他加入了先驅者的行列：他們國家暴君的殘暴和對我們國家「香蕉熱」的幻想。大夫來到鎮上，靠仁心仁術——當年叫臨床眼光——贏得聲譽，成為外公外婆家的常客，那時家裡常設流水席，招待乘火車來的客人。媽媽是他大兒子的教母，外公也教那孩子防身術。我在委內瑞拉先驅者的陪伴下成長，後來又在逃離內戰的西班牙流亡者的陪伴下長大。
媽媽和我坐在離床不遠的地方，聽大夫絮叨將鎮子摧毀的悲劇的種種細節，而早已被人遺忘的大夫當年在我幼小的心靈裡激起的恐懼所殘留的最後一點兒痕跡，此時也消散了。在熱得透不過氣的房間裡，他說得繪聲繪色，每件事情我們都彷彿親眼所見。萬惡之源當然是軍隊屠殺香蕉工人，但歷史真相如何，死了三個還是三千個，依然迷霧重重。大夫說，也許沒死那麼多，可每個人都根據自身的傷痛將數字往上加。如今，香蕉公司早已一去不復返。
「美國佬永遠不會回來了。」他下了定論。
唯一鐵板釘釘的是，他們捲走了一切：錢、十二月的清風、切面包的餐刀、午後三點的驚雷、茉莉花香和愛。只留下灰頭土臉的巴旦杏樹、耀眼的街道、木頭房子、生鏽的鋅皮屋頂，以及被回憶擊垮、沉默寡言的人。
那天下午，鋅皮屋頂上噼裡啪啦，如雨點在敲，嚇了我一跳，大夫這才第一次正眼瞧我。「是禿鷲，」他說，「成天在屋頂上走來走去。」他又有氣無力地指著關好的門：
「晚上更糟，能聽見死人在街上走。」
他留我們吃午飯，沒有理由拒絕，賣房子只需簽署正式合同就行了，買主就是房客，細節都通過電報事先談妥了。時間夠不夠？
「足夠！」阿德里亞娜說，「如今連火車什麼時候來都沒準兒。」
於是，我們一起吃了頓克里奧爾風味的午飯。粗茶淡飯，跟錢沒關係，大夫過日子——包括飲食——崇尚簡樸。清湯入口，沉睡的世界在記憶中醒來。兒時的味道，離開鎮子後久違的味道，又一勺勺原封不動地喝回來了，一陣陣讓我揪心。
剛開始聊，我就覺得自己還是那個趴在窗臺上嘲弄他的孩子，所以當他用跟母親說話時那種既嚴肅又親切的口吻跟我說話時，嚇了我一跳。小時候情況不妙、心慌意亂時，我會快速、連續地眨眼。大夫一看我，我就不由自主地條件反射，快速、連續地眨眼。酷熱難當，我走了一會兒神，不禁納悶：如此和藹、戀舊的老人怎麼會是我兒時的噩夢？他沉默了好一會兒，之後，不知說到什麼無關緊要的話題，他露出祖父般的笑容望著我。
「這麼說，你就是那個了不起的加比託。」他問我，「在唸什麼？」
為了掩飾我的心慌意亂，我魂不守舍地歷數學業：在公立寄宿學校唸完中學，成績優異；在法律系唸了兩年多大學，亂七八糟；做新聞，邊幹邊學。媽媽一聽，想讓大夫幫腔，趕緊開口。
「您瞧瞧，大妹夫，」她說，「他想當作家。」
大夫眼睛一亮。
「太棒了，大姐！」他說，「老天有眼。」他轉頭問我：「寫什麼？寫詩？」
「寫小說和故事。」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兒。
他頓時來了精神，問我：「讀過《芭芭拉夫人》嗎？」
「當然，」我回答道，「羅慕洛·加列戈斯的全部作品我幾乎都讀過。」
精神振奮的他興致勃勃地對我們說，羅慕洛·加列戈斯在馬拉開波做講座時，他去聽過，深感他人如其文，對他仰慕之至。事實上，當時，我滿腦子都是密西西比河的家世小說，開始覺得我們的本土小說存在種種缺陷。不過，能和兒時的「大惡魔」交談甚歡，已是奇蹟，索性隨了他的興致。我跟他聊我在《先驅報》上的每日「長頸鹿專欄」，首次披露了我們即將創辦一本雜誌的意圖。我越聊越自信，不僅聊到刊物定位，還提前透露刊名為「紀事」。
他上上下下、仔仔細細地打量我。
「你文筆如何，我不知道。」他說，「不過聽你的口氣，已經是個作家了。」
媽媽趕緊解釋，我想當作家，誰也沒攔著，只要能拿個學位，這輩子有個保障。大夫才不管這麼多，只談作家這個話題。他說自己當年也想成為作家，但他的父母和我母親的理由一樣，勸他當兵不成，又逼他學醫。
「您瞧，大姐，」他最後說，「我當了醫生，手上死的病人，上帝喚走多少，我害死多少，根本說不清。」
媽媽沒轍了。
「最糟的是，」她說，「我們辛辛苦苦供他上學，好端端的法律系，他居然不念了。」
但大夫反倒覺得這恰恰是個人志向無法動搖的明證，只有愛情的力量可以與之媲美。尤其是藝術志向，最為神秘，讓人甘願奉獻一生、不求回報。
「個人志向與生俱來，背道而行，有礙健康，」他說，伴著共濟會終身會員的爽朗笑容，「順勢而行，妙藥靈丹。」
大夫居然言我所不能言，我驚呆了。媽媽恐怕也這麼想，她默默地看了我好一會兒，隨後欣然認命。
「怎麼跟你爸爸說？」她問。
「就照大夫的話說。」我答。
「不行，那樣沒用。」她又想了一會兒，「你就別擔心了，怎麼跟他說，我自有辦法。」
不知她有何辦法，還是後來又想了別的轍，不過，爭論到此為止。鐘敲了兩下，像滴了兩滴水，媽媽一激靈。「天啊！」她說，「我把來這兒的正事給忘了。」她起身告辭：
「我們得走了。」
站在街對面，我看了老宅第一眼，跟記憶中大不一樣，哪裡還是那個讓我魂牽夢縈的宅子？門前的兩棵巴旦杏樹——多少年來，它們就是家的標誌——早已被連根拔去，孤零零的宅子暴露在風吹日曬中。烈日底下只剩區區三十米寬的門面，一半是磚坯牆外加瓦片屋頂，讓人想起玩具屋，另一半是沒有刨平的木板。門關著，媽媽先慢慢敲了幾下，後來使了點兒勁，隔著窗戶問：
「有人嗎？」
門慢悠悠地開了一條縫，一個女人站在陰影裡問道：
「請問有何貴幹？」
媽媽的口氣不由得威嚴起來：
「我是路易薩·馬爾克斯。」
門大開。一個骨瘦如柴、面容蒼白、身穿喪服的女人好似從另一個世界看著我們。客廳盡頭，有個老人坐在輪椅上晃來晃去。作為這裡多年的房客，他們提議把房子買下來。可他們不像能買得起房子，而房子也沒什麼賣相。媽媽收到電報，房客說願意先付一半現金，她開收條，餘款等年內辦完手續再付。但他們誰也不記得安排了這次會面。說了半天，等於雞同鴨講，唯一弄明白的是，不存在任何協議。媽媽說暈了，也熱暈了，汗如雨下，環顧四周，不禁嘆了口氣。
「可憐的房子就快倒了。」她說。
「早該倒幾百回了。」老頭說，「沒倒，是因為我們花錢做了維護。」
他們有一份維修拖欠款清單，租金能抵一部分，算來算去，我們倒欠他們錢。媽媽雖說心慈手軟，遇上生活的險阻也能迎頭而上。她據理力爭，但我沒幫腔。因為從一開始，我就發覺買家有理。電報裡並未說明售房日期和售房方式，這些都有待商榷。老毛病：家裡人又在瞎蒙。我能想象出當時的場景：收到電報後，在飯桌上拍板。不算我，還有十個擁有相同權利的兄弟姐妹。最後，媽媽東拼西湊了幾個比索，收拾了一個她學生時代的書包上路，身上帶的錢只夠買一張回程票。
媽媽和女房客決定從頭理論，不到半小時，我們就發現，這買賣沒法兒做。有些問題根本解決不了，我們都忘了這房子做抵押貸了一筆款，好多年後才能結清，結清了才能賣。女房客又想扯出陳芝麻爛穀子的事，媽媽毅然決然地攔住了她的話頭。
「這房子我們不賣了！」她說，「就當我們生在這兒，也要死在這兒！」
那天下午餘下的時間裡，在火車到站之前，我們以懷舊之情回憶起有關那座充滿鬼魂的宅子的點點滴滴。整棟宅子都是我們的，但只有臨街出租的部分還能住人，外公曾在那兒辦公。其餘牆面千瘡百孔，鋅皮屋頂鏽跡斑斑，蜥蜴爬來爬去。媽媽站在門檻旁，目瞪口呆，十分堅決地叫道：
「房子不是這個樣子的！」
她沒說該是哪種樣子，兒時，關於老宅的歷史，大家各執一詞，至少有三個不同版本。聽外婆說，這裡最早是印第安人的棚屋，她的口氣很不屑。後來，外公外婆將它翻蓋成泥巴葦子牆、棕櫚葉屋頂的宅子，客廳寬敞明亮，餐廳像露臺，花團錦簇，臥室有兩間，庭院裡種著一棵參天栗樹，菜園精心打理過，山羊、母雞和豬在牲口圈裡和平共處。按最普遍的說法，這棟宅子在某年的七月二十日，獨立日慶典時，被落在棕櫚葉屋頂的煙火燒成了灰燼。那些年戰事頻仍，到底哪年誰也說不清。大火過後，只留下水泥地和兩間朝街的房子。「老爹」任公務員的時候，常常在那裡辦公。
餘燼猶溫，家裡人便建造了這最後的棲息地。八間房一字排開，長長的走廊，欄杆旁一溜秋海棠，女眷們趁下午涼快，坐在那裡繡繡花，聊聊天。房間式樣簡單，彼此之間也沒有什麼不同，但我一眼就看出，我一生中的那些重要時刻就隱藏在這些房間無數的細節裡。
第一間是會客室兼外公的私人辦公室。屋裡有開合式書桌、沙發轉椅、電風扇。空蕩蕩的書櫃裡，只有一本碩大無比的綻了線的書：一部西班牙語詞典。緊鄰的是外公的金銀作坊，他在那兒製作身子會動、鑲著綠寶石眼睛的小金魚，不為餬口，只憑興致，度過了最美好的時光。他在那兒接待過大人物（特別是政治家）、丟了飯碗的公務員和退伍老兵。兩位歷史人物也在其中，拉斐爾·烏里韋·烏里韋將軍和本傑明·埃雷拉將軍分別來家裡吃過飯。烏里韋·烏里韋將軍飲食有度，讓外公終生難忘：「他吃得像小鳥一樣少。」
根據加勒比文化，女眷禁入辦公室和手工作坊，正如法律明文規定，鎮上的酒館禁止女性入內。可是後來，辦公室居然變成了病房，佩特拉姨姥姥在裡面去世，「老爹」的姐姐、久病不愈的維內弗裡達·馬爾克斯臨終前幾個月也是在那兒度過的。再後來，那兒又變成女眷專用客房，許多女眷曾在那兒暫住或久住，兒時的我有幸成為唯一能在兩個世界裡都得到優待的男性。
走廊拓寬一段，便是餐廳，女眷們坐在欄杆旁繡花。餐桌可坐十六人，客人每天中午乘火車到來，有意想之中的，也有意料之外的。媽媽重回舊地，看著殘破的秋海棠花盆、腐爛的花根和被螞蟻蛀空的茉莉花樹幹，緩過神來。
「茉莉花香有時濃郁得讓人無法呼吸。」她望著炫目的天空，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可從那以後，我最懷念的是午後三點的驚雷。」
我聽了一驚。我也記得驚醒午睡的那聲巨響，像石頭連續滾過。不過，我從未意識到雷聲只在午後三點響起。
走廊後面還有一間會客室，只在特殊場合使用。日常待客，男賓在辦公室，女賓在秋海棠長廊，一律用冰鎮啤酒招待。神奇的臥室世界從那兒開始：頭一間是外公外婆的臥室，門很大，面向花園，雕花木板上刻著落成年代：一九二五。在那裡，出乎意料地，媽媽給了我一個意想不到的驚喜。她用勝利的口吻叫道：
「這兒就是你出生的地方！」
我要麼之前不知道，要麼就是忘記了。而我睡到四歲的那張嬰兒床在下一間臥室裡，外婆一直留著。我原本把它忘了，但一見到它，我就回想起自己穿著簇新的藍色碎花連衫褲、大哭大鬧叫人來換裝滿屎的尿布的場景。當時，我只能勉強抓著那張嬰兒床的圍欄站立。床又小又不結實，像嬰兒睡籃。親戚朋友們老笑話我，說我這個小屁孩著急起來的樣子像個大人。我說，那麼著急，不是因為大便噁心，而是怕弄髒簇新的連衫褲。換言之，不是愛乾淨，而是愛漂亮。這件事一直縈繞在我的腦海裡，是身為作家的我最初的記憶。
那間臥室沒有祭壇，擺放著真人大小的聖徒像，比教堂裡的更逼真、更陰森。外公的表妹弗蘭西斯卡·西莫多塞婭·梅希亞一直住在這兒，我們叫她「嬸嬸」。在她父母雙亡後，她儼然成了家裡的女主人。我睡在旁邊的一張吊床上，長明燈下，聖徒眨巴著眼睛，把我嚇壞了。那盞燈等到所有人都去世後才會滅掉。媽媽沒出閣前也睡在這兒，也被聖徒們嚇得夠嗆。
走廊盡頭的兩間房大人們不讓我進。外間住的是胡安·德迪奧斯舅舅婚前的私生女薩拉·埃米莉亞·馬爾克斯表姐。她由外公外婆一手帶大，自小天生麗質，個性鮮明，有全套卡列哈精美童書，彩色插圖，它們勾起了我最初的文學興趣。可她怕我把書弄亂，怎麼也不讓我碰。這是身為作家的我最初的失落。
裡間是雜物間，堆著沒用的箱子和其他物品，我好奇了好多年，就是沒辦法進去尋寶。後來我才知道，當年媽媽放假約同學來玩，外公外婆專門購買的七十個便盆也放在裡面。
隔著走廊，那兩間房的對面是大廚房，有原本石砌的小灶和外婆後砌的大灶。外婆是專業麵包師加甜點師，小動物形狀的糖果大清早香氣撲鼻。廚房是女人們的地盤，她們在這兒幹活，也在這兒生活。外婆的活兒頭緒多，大家邊唱邊忙。了不起的洛倫索是外曾祖父母留下的鸚鵡，恐怕有一百歲了，會喊反抗西班牙的那些口號，唱獨立戰爭時的歌曲。它瞎得厲害，掉進過湯鍋裡，幸好水剛開始燒，這才讓它撿回了一條小命。某年的七月二十日，下午三點，它淒厲的叫聲差點兒把房頂掀翻：
「公牛！公牛！公牛來了！」
男人們都出門去參加國慶鬥牛比賽了，家裡只剩下女人，她們都以為鸚鵡老年痴呆，胡說八道。她們知道怎麼跟鸚鵡交流，但直到一頭從廣場上的牛欄裡逃出來的野牛怒吼著衝進廚房，瞎撞一氣，她們才明白它在叫什麼。做麵包的傢什和灶臺上的鍋都遭了殃。女人們嚇破了膽，一陣風似的往外逃。我正往廚房走，被她們一把抱住，躲進了食品儲藏室。那頭失控的牛在廚房裡的怒吼聲加上走廊水泥地上急促的牛蹄聲震得房子一個勁兒地晃。突然，天窗裡探進牛腦袋，它灼熱的口氣和碩大的眼睛嚇得我手腳冰涼。長矛手趕來，把牛帶回牛欄，如火如荼的討論就此展開。咖啡一壺壺地煮，布丁一盤盤地上，戲劇性的場面一遍遍地說，持續了一個多星期，嘰嘰喳喳，有滋有味。每說一遍，劫後餘生的女人們的形象就又高大一些。
庭院看起來好像不大，樹的種類卻不少，一個沒有屋頂的洗澡間，外帶一個水泥砌成的蓄水池用來接雨水，還有一個高高在上的平臺，要爬一架三米左右、不太結實的梯子才能上去。那兒放著兩隻大桶，外公大清早搖手搖泵，將水打滿。再過去是馬廄（木板沒有上漆）和僕人房，最後是開闊的果園。家裡唯一的糞池也在那兒，印第安女傭日復一日地在這裡倒尿盆。最鬱鬱蔥蔥、熱情好客的當數那棵早已跨越時空的栗樹。上世紀打了那麼多場內戰，至少有兩位退役上校是在那棵古樹下撒尿時死去的。
在我出生前十七年，外公外婆把家搬到了阿拉卡塔卡。當時，聯合果品公司壟斷全球香蕉市場的騙局剛剛上演。一同搬來的還有他們二十一歲的兒子胡安·德迪奧斯、十九歲的女兒瑪格麗塔·馬里亞·米尼亞塔·德阿拉克蓋和當時五歲的我的媽媽路易薩·聖地亞加。媽媽出生前，外婆懷過一對雙胞胎，四個月時意外流產。懷上媽媽後，她說四十二歲了，生完這個，再也不生了。過了差不多半個世紀，同樣年齡的媽媽在同樣的情況下說了同樣一番話，呱呱墜地的埃利希奧·加夫列爾是她第十一個孩子。
舉家遷往阿拉卡塔卡，是想忘記過去。儘管奴隸制已經廢除，他們還是按一人一百比索的價錢買來了兩名瓜希拉印第安男僕阿利尼奧、阿波利納爾和一名印第安女僕梅梅。上校曾在捍衛榮譽的決鬥中殺過人，事後追悔莫及。往事不堪回首，他帶上必需品，想逃得越遠越好。多年前，他曾途經此地，當時還在打仗，他以總軍需官的身份前往謝納加，出席《尼蘭迪亞協定》的簽署儀式。
新家沒有給他們帶來平靜，貽害無窮的自責情緒甚至會傳染給某個誤入迷途的玄孫。外婆米娜眼睛瞎了，腦子也有些糊塗，時常激動地回憶往事，我們這才弄清楚事情的來龍去脈。當年，謠言滿天飛、大禍臨頭時，只有她是事後才得知決鬥這回事。
事情發生在巴蘭卡斯。它坐落在內華達山脈的支脈上，是個太平繁榮的小鎮。上校在這裡跟他的父親和祖父學會了金匠手藝，簽署停戰條約後，他迴歸故里。對手是個大個子，比他小十六歲，跟他一樣，是個死心塌地的自由黨人，天主教徒，農民。大個子家境貧寒，結婚不久，有兩個孩子，聽名字就是個好人：梅達多·帕切科。最讓上校痛心的是，與戰場上遭遇的無數不知名姓的敵人不同，他們是老朋友、黨內同志兼「千日戰爭」戰友。太平年代，兩人卻要生死相搏。
那是現實生活中第一樁激發我創作靈感的事，讓我久久不能忘懷。自懂事起，我就發現此事對全家舉足輕重，然而，細節始終雲山霧罩。媽媽當年只有三歲，老覺得那是一場不著調的夢。大人們當著我的面閃爍其詞，說法不一，讓我永遠琢磨不透。最可信的說法是：梅達多·帕切科的母親聽說外公出言侮辱了她，便唆使兒子去報仇，替她挽回名譽。外公當眾闢謠，向母子倆做了解釋。誰知梅達多·帕切科積怒未消，出言反攻，說外公身為自由黨人，行為可恥。是何行為，我也不甚清楚。外公顏面掃地，約他擇日決一死戰。
上校從挑戰到決鬥期間的所作所為堪稱表率。他悄無聲息地將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條。命運只有兩種安排：要麼死，要麼入獄。無論怎樣，他都要確保家人的安全。他不慌不忙地變賣了最後一次戰爭後僅剩的家產：金銀作坊和他父親留下的、他用來養山羊和種甘蔗的一小塊土地。六個月後，他把所有資金壓在箱底，靜候決鬥日的到來。日子是他定的，一九〇八年十月十二日，發現新大陸紀念日。
梅達多·帕切科住在鎮外，他不會錯過那天下午紀念聖女皮拉爾的宗教遊行，我外公知道。出門前，梅達多·帕切科給妻子留下一封情深意切的短箋，告訴她錢放在哪兒，對兒女的將來也各有規劃。他把信放在兩人共用的枕頭底下，妻子睡覺時一定會看見。他沒有和任何人告別，便出門去迎接他的惡時辰。
就連那些最不可信的說法也一致認為：決鬥發生在十月的一個星期一，那天是典型的加勒比天氣，烏雲壓頂，悽風苦雨。梅達多·帕切科身著節日盛裝，剛拐進一條死衚衕，就被馬爾克斯上校攔住。兩人都有武器。多年以後，外婆說胡話時，總說：「上帝給過親愛的尼古拉斯機會，讓他饒了那個可憐人的性命，可他不知道抓住機會。」外婆這麼想，恐怕是因為上校跟她說過，他突然攔住梅達多·帕切科時，看見他眼裡閃過一絲痛苦。上校還說，他碩大的身軀倒在灌木叢裡，發出呻吟，沒有言語，「像小貓落水時的慘叫」。「老爹」去向鎮長自首，套用了一句對仗工整的俗語：「榮譽之彈戰勝了權力之彈。」很有當年自由黨人的風度，但我覺得這不像是外公說的話。問題是沒有證人。外公和雙方證人的呈堂證供本該是最權威的說法，只可惜卷宗即使存在過，也已不知所蹤。我聽過無數版本，沒有任何兩種雷同。
這件事讓鎮上的家家戶戶吵翻了天，連死者家人也持不同觀點。有些提議復仇，有些卻把特蘭基利娜·伊瓜蘭和她的兒女們接到自己家裡去避風頭。兒時，這件事對我觸動很大。我揹著上一代人的罪過，深切自責，直到如今，落筆之時，我依然更同情死者家人，而非自家人。
保險起見，「老爹」先被帶到里奧阿查，又被帶往聖馬爾塔，判了一年有期徒刑：半年監禁，半年監外執行。他剛出獄，就帶全家去謝納加玩了幾天；後來又去巴拿馬，留下了一筆風流債和一個女兒；最後他在阿拉卡塔卡落腳，在地方財政部門任收稅官，工作既危險又不受人待見。他不再持槍上街，哪怕香蕉工人暴動、時局動盪時也沒有，只把左輪手槍壓在枕頭底下以備自衛防身。
經歷過梅達多·帕切科的噩夢，阿拉卡塔卡也遠非夢想中的樂土。這裡原本是奇米拉族印第安人農莊，位置偏遠，時運不濟，既不受上帝眷顧，也不受謝納加市法律制約，沒有在「香蕉熱」的光環下，而是在其陰影裡被載入史冊。阿拉卡塔卡（aracataca）不是鎮名，而是河流名。在奇米拉語裡，阿拉（ara）的意思是「河」，卡塔卡（cataca）是族人對首領的稱呼。因此，我們當地人不把鎮子叫阿拉卡塔卡，而是按原來的稱呼，叫它卡塔卡。
當外公為了喚起家人的熱情，說這兒遍地鈔票時，米娜說：「錢是魔鬼拉的屎。」對我母親來說，這裡簡直是恐怖王國，她對此地最初的記憶是蝗災。當時她年紀還小，蝗蟲把糧食全毀了。「你可以聽到蝗蟲飛過，就像颳了一場夾槍帶棒的狂風。」回去賣房子時，她說。當時，嚇壞了的居民們只能躲進屋裡，自然災害只有巫術能化解。
乾燥的颶風隨時可能席捲而來，掀翻屋頂，摧殘剛栽不久的香蕉樹，給鎮子留下厚厚的一層灰。夏天，大旱讓牲畜奄奄一息；冬天，暴雨讓街道水流成河。美國佬工程師乘橡皮艇，在溺水的床墊和死去的母牛間穿行。聯合果品公司將河流改道，人為改造灌溉系統是河水氾濫的罪魁禍首，最嚴重的一次，洪水甚至衝出了墓地裡的骸骨。
人禍甚於天災。一列玩具似的火車將來自四面八方、打定主意在此立地生根的冒險家們運送到這片灼熱的沙土地，冒失的繁榮造成了人口增長和社會混亂。這裡距豐達西昂河上的布宜諾斯艾利斯勞改營地只有五西班牙裡，犯人們經常在週末溜出來搗亂。阿拉卡塔卡一點兒也不像西部片中的新興城鎮。奇米拉人的棕櫚葉和蘆葦茅屋漸漸變成了聯合果品公司的小木屋，雙坡鋅皮屋頂、掛著粗麻布窗簾的窗戶和遮陽棚上爬著藤蔓植物，花朵上沾滿灰塵。人們在大道上支起帳篷。男人們當街更換衣服，婦女們張著雨傘，端坐在箱籠上。一頭頭的騾子被丟棄，餓死在旅店的馬廄裡。在這一群陌生的面孔間，我們這些最早的居民反而成了新來的客人，成了永遠的異鄉客，外來戶。
死亡不僅源於週六發生的口角爭執。一天下午，街上有人大呼小叫，只見一個無頭人騎著騾子經過，原來，香蕉種植園之間結算賬目的過程中，他被人用大砍刀砍了，腦袋被灌溉水渠裡冰涼的水流沖走了。當晚，我又聽到外婆嘀咕：「這麼可怕的事只有內地佬才幹得出。」
內地佬在高原地區土生土長，和旁人比，不僅萎靡不振，惡習纏身，而且自詡為「上帝的使者」，面目可憎，以至於來自內地的軍人瘋狂鎮壓香蕉工人罷工後，我們不稱軍隊裡的人為士兵，而是直接叫他們內地佬。在我們眼裡，他們是政權唯一的既得利益者，而他們中的許多人表現得囂張跋扈，彷彿事實的確如此。不說這些就無法解釋傳說中「阿拉卡塔卡黑色之夜」的恐怖，那次屠殺在眾人記憶中的痕跡十分模糊，是否發生過，並無確鑿證據。
事情發生在一個比平時更糟的週六。一個本地人（沒有留名的良善人）牽著一個小男孩走進酒館，給孩子要了一杯水。有個獨自在吧檯喝酒的外鄉人不讓孩子喝水，非要他喝甘蔗酒。孩子父親試圖阻止，但外鄉人堅持讓喝。孩子嚇壞了，不小心一巴掌把酒打翻。外鄉人想都沒想，一槍將他打死了。
這是兒時籠罩在我心頭的另一個陰影。跟「老爹」去酒館喝飲料時，他常提起。事情匪夷所思，連他都不敢相信。當時，他應該剛到阿拉卡塔卡不久，因為我母親只記得家裡的大人被嚇得夠嗆。因為只知道行兇者帶安第斯山區的做作口音，鎮里人的報復物件不僅是他，還有無數持同樣口音、同樣可惡的外鄉人。許多人舉著甘蔗砍刀，衝向昏暗的街頭，在影影綽綽的人群裡隨便抓個人過來，喝道：
「說話！」
單憑口音，就將他大卸八塊，根本不考慮口音千差萬別，這樣做不公平。姑姥姥維內弗裡達·馬爾克斯的丈夫堂拉斐爾·金特羅·奧爾特加是地道的內地佬，他之所以能活到近百歲，是因為當時外公把他關進了食品儲藏室，等事態平息後才放他出來。
來阿拉卡塔卡兩年後，家裡的掌上明珠瑪格麗塔·馬里亞·米尼亞塔撒手人寰，全家人心碎不已。她的照片多年來掛在客廳裡，名字如同眾多家族標誌一樣，代代相傳。最近那幾代年輕人應該不再會被那個身穿波浪裙、腳踏小白靴、長辮及腰的小公主所打動，他們絕對不會將如此精緻的形象跟一位外曾祖母搭上關係。但我總覺得，與悔恨和幻滅相比，神經緊張對外公外婆而言，幾乎相當於太平日子。無論在哪兒，他們都感覺像異鄉客，直到閉了眼。
他們的確是異鄉客，但混在從世界各地乘火車趕來的人群裡，倒也沒那麼顯眼。帶著和外公外婆家同樣的想法，菲爾庫森、杜蘭、貝拉卡薩、達孔特、克萊亞紛紛舉家前來，希望能過上更好的日子。紛至沓來的還有義大利人、迦納利人和敘利亞人（我們稱之為土耳其人），他們越過省界，前來追尋自由和在故土丟失了的生活方式。芸芸眾生，形形色色。有些是魔鬼島——法屬蓋亞那監獄——的逃犯，他們並沒有作惡，只是持有異見。其中一個叫雷內·貝爾文諾伊特，法國記者，政治犯，他逃到香蕉種植園來撰寫大作，披露監獄生活的種種不堪。阿拉卡塔卡魚龍混雜，從一開始就是個沒有邊境的地區。
然而，最令人難忘的是委內瑞拉人。兩名少年學生曾經前來度假，住在一戶委內瑞拉人家裡，大清早往頭上澆涼水洗澡。他們是羅慕洛·貝坦科爾特和勞爾·萊昂尼，半個世紀後，先後就任該國總統。委內瑞拉人中，接生婆胡安娜·德弗雷特斯太太跟我們走得最近。她氣色很好，講故事水平高超。我正兒八經聽過的第一個故事《布拉班特的格諾費瓦》就是她給我講的。她把許多世界名著改編成兒童故事，像《奧德賽》、《憤怒的奧蘭多》、《堂吉訶德》、《基督山伯爵》、《聖經》等的片段。
外公無權無勢，卻備受尊敬，連香蕉公司的地方主管也對他仰慕不已。他是自由黨老兵，多次參加內戰，簽署最後兩個條約後解甲歸田。本傑明·埃雷拉將軍起到了表率作用，每天下午，他的尼蘭迪亞莊園都傳來憂傷的華爾茲舞曲，是他用單簧管吹奏的。
媽媽在這片髒兮兮的土地上長大成人，斑疹傷寒帶走瑪格麗塔·馬里亞·米尼亞塔後，她集全家人的寵愛於一身。媽媽原本體弱多病，童年過得心驚膽戰，三天兩頭間日熱，退完最後一次燒，病好了，徹底好了。她九十七歲高壽，膝下有十一個子女，外加爸爸另外四個私生子、六十五個孫子、八十八個曾孫和十四個玄孫（不知道的還未統計在內），於二〇〇二年六月九日晚八點半無疾而終。當時，我們已經在打算為她慶祝人生的第一個一百年。她去世那天，幾乎在同一時辰，我寫下了這本回憶錄初稿裡的最後一個句號。
媽媽一九〇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出生在巴蘭卡斯，家人剛走出戰亂，開始新生活。她全名中的第一個名字是為了紀念上校的母親路易薩·梅希亞·比達爾，那天距她去世正好過了一個月。第二個名字源於一個聖日，紀念在耶路撒冷被斬首的使徒大聖地亞哥。她覺得太男性化、太引人注目，藏了半輩子，誰知被我這個不肖子寫進小說，洩露了天機。
媽媽讀書很用功，除了學鋼琴。鋼琴是外婆逼她學的，在外婆心中，彈不好鋼琴，就做不成淑女。路易薩·聖地亞加乖乖學了三年，在熱浪滾滾、昏昏欲睡的中午練琴，日日如此。一天，她煩透了，果斷放棄。阿拉卡塔卡的電報員年輕傲慢，芳齡二十的媽媽與他墜人情網，不能自拔。正是憑藉倔強的個性，她才頂住了來自家人的壓力。
關於那段坎坷的戀情，父母單獨或一起說過無數次，讓年輕時代的我驚訝不已，二十七歲的我創作第一部小說《枯枝敗葉》時，早已對其瞭解得八九不離十。但我依然覺得，如何下筆，仍需學習。他們倆擅長講故事，回憶起那段甜蜜的愛情，心潮澎湃，不能自已。年過半百的我決定將它寫進《霍亂時期的愛情》，真假虛實，難以分辨。
媽媽說，他們是在給一個孩子守靈時初次見面的。到底是哪個孩子，兩人均語焉不詳。媽媽和女孩們在院子裡唱歌，按風俗，要給夭折的孩子唱九夜的情歌。突然，有男聲混入合唱。她們回頭一看，全呆了：小夥子真帥！「我們要嫁給他。」她們打著拍子唱出副歌。媽媽對他印象不深，只說：「又是個異鄉客。」沒錯。他來自卡塔赫納，初來乍到，本是醫藥專業學生，沒錢，只好輟學，不久前當上電報員，在附近幾個鎮子收發電報，過著普通的日子。看當年照片，他就是一窮小子：四排扣緊身時尚深色塔夫綢外套、漿領、寬領帶、有簷窄邊草帽，時髦的細架圓框眼鏡的鏡片是純天然玻璃的。認識他的人都以為他夜不歸宿、放蕩不羈、四處留情。其實他煙酒不沾，活到長壽。
那是媽媽第一次見他，他卻早在前一個週日八點的彌撒上就見過媽媽，弗蘭西斯卡·西莫多塞婭表姑姥姥陪著去的（媽媽放學後，她始終不離左右）。週二，他又見到她們倆在門前的巴旦杏樹下做針線活。守靈當晚，他已經得知媽媽是尼古拉斯·馬爾克斯上校的女兒，而他手裡有好幾封致上校的推薦信。在那之後，媽媽也得知他單身多情，口才不凡，出口成章，舞技高超，小提琴拉得悽婉動人。媽媽說，清晨聽他拉琴，總會潸然淚下。他的小夜曲保留曲目是浪漫至極的華爾茲舞曲《當舞會結束》，這也是他的社交名片。多才多藝加上平易近人幫他敲開了外公外婆家的門，他成了午餐桌上的常客。弗蘭西斯卡表姑姥姥來自卡門–德玻利瓦爾，而他出生在附近的辛塞。表姑姥姥聽了，與他一見如故。媽媽雖在社交聚會上和他玩得開心，卻沒想到他另有所求。他們倆之所以走得近，甚至是因為他和媽媽的同學偷偷約會，媽媽負責打掩護，還答應在他們的婚禮上做教母。後來，他叫她教母，她叫他教子。在一場晚間舞會上，膽大包天的電報員從釦眼上摘下玫瑰，對她說：「玫瑰和我的生命，獻給您。」媽媽有多驚訝，可想而知。
爸爸多次表示，那句話絕非隨口一說。認識所有姑娘後，他認定心上人非路易薩·聖地亞加莫屬。媽媽以為他愛獻殷勤，以為玫瑰只是個無傷大雅的玩笑，舞會結束後就把花扔了，這被他看在眼裡。媽媽被人暗戀過，那是個懷才不遇的詩人。她只當他是好友，火熱的詩句打動不了她的芳心。不知為何，加夫列爾·埃利希奧的玫瑰卻讓她輾轉反側，愁腸百結。我第一次正式跟她聊這段戀情時，她已經生了一大堆孩子。她坦言：「我氣自己居然在想他，氣得睡不著。更惱火的是，越氣越想，越想越氣。」她既想見他，又不能見他，好不容易熬過了那一週。教母教子，形同陌路。一天下午，她們又在巴旦杏樹下做針線活，表姑姥姥調皮地取笑她說：
「我聽說有人送你玫瑰。」
又是這樣，路易薩·聖地亞加的心事早已路人皆知，只有她自己不知道。我們聊過多次，他們倆都說這場死去活來的愛情有三個決定性的時刻。第一個是聖枝主日的大彌撒。媽媽和弗蘭西斯卡表姑姥姥坐在聖壇左側的長椅上，聽見磚地上傳來爸爸的弗拉門戈舞鞋聲。他從她身邊經過，暖暖的潤膚露香撲面而來。表姑姥姥裝作沒看見他，他也裝作沒看見她們。其實，他早有預謀，自她們經過電報所後，他就一直跟著。他站在靠門最近的柱子邊，他能看見她的背影，她卻看不見他。她憋了幾分鐘，沒能憋住，回頭往門邊看，差點兒氣死。他也在看她，四目相對。「正如我所料。」已至暮年的爸爸依然倍感幸福。媽媽則不厭其煩地對我說，她中了圈套，整整生了三天氣。
第二個時刻是爸爸寫給媽媽的信。她以為是這個天天偷偷摸摸為她拉小夜曲的人寫來的情書，誰知是措辭強硬的短箋。他接下來那一週要去聖馬爾塔，要她在那之前務必回覆。她閉門不出，沒有回覆，決意斬斷這根讓她生不如死的情絲。後來表姑姥姥勸她懸崖勒馬，乖乖就範，為了讓她回心轉意，還給她說了個故事：胡文蒂諾·特里略求愛不得，每晚七點到十點守在愛人的陽臺下。愛人對他竭盡羞辱之能事，甚至從陽臺潑尿下去，每晚如此，還是趕他不走。百般考驗之後，愛人被他百折不撓的忘我精神感動，答應成婚。爸爸媽媽的故事可沒這麼誇張。
這場困境中的第三個時刻是一場盛大的婚禮，他們倆受邀做儐相。結婚的是她的近親，她不能不去，被他料到了，他有備而來。她見他志得意滿地穿過舞池，邀她跳第一支舞，她的心幾乎跳到了嗓子眼兒。「不知是氣還是怕，血拼命往上湧。」媽媽告訴我。他看在眼裡，捅破了那層窗戶紙：「您不用說‘我願意’，您的心已經告訴我了。」
她想都沒想，把他晾在了舞池中央。她這麼做，他懂。
「那一剎那，我很幸福。」爸爸告訴我。
路易薩·聖地亞加大清早在甜蜜撩人的華爾茲舞曲《當舞會結束》中醒來，怒不可遏，第二天一早就把加夫列爾·埃利希奧的禮物全部退回。婚禮現場，她拂袖而去，他無端受辱。訊息不脛而走，覆水難收。大家都以為這場夏日的愛情風暴已經平息，更何況路易薩·聖地亞加兒時常患的間日熱復發，被母親帶到位於內華達山支脈上的「人間天堂」馬納烏萊養病。兩人都說那幾個月沒有聯絡，但並不十分可信，因為當她病癒歸來時，他們倆看上去也和好如初了。爸爸說看到米娜發來回家的電報，便去車站等候。路易薩·聖地亞加跟他握手問候，他說收到了愛的訊號，她說沒那回事。回憶往昔，她總是赧然。事實上，從那以後，他們倆就大大方方地在一起了。又過了一週，表姑姥姥跟她在秋海棠長廊上繡花，終於對她說：
「米娜知道了。」
路易薩·聖地亞加總說，自那晚在舞會上拂袖而去，將追求者留在舞池中央，就已將感情壓在心底，後來是因為家人的反對，感情才會決堤。那是一場鏖戰。上校本想置身事外，米娜卻認為他難辭其咎，把他罵了個狗血噴頭。在每個人看來，很顯然不能容人的是外婆，不是外公，即使實際上族規裡曾經寫著，任何追求女兒者，均為闖入者。如此陳舊的觀念餘孽未消，導致女人獨身，男人偷情，滿街都是私生子。
朋友們按年齡分成兩派，一派支援，一派反對，立場不鮮明的也迫於形勢，二選一。年輕人希望玉成此事，特別是他的朋友們。他也樂得扮演世俗偏見犧牲品的角色。上年紀的人則多半視她為千金小姐，認為外來的電報員發起追求，不為愛，只為錢。路易薩·聖地亞加原本千依百順，感情受阻，居然兇相畢露。吵得最兇那次，米娜氣瘋了，對著女兒抄起切面包的刀。女兒面對利刃，毫無懼色。米娜突然醒悟：急火攻心，差點兒鑄成大錯。她大驚失色地叫道：「我的天啊！」然後扔下刀，把手放在爐火上，拼命懲罰自己。
對加夫列爾·埃利希奧的譴責聲中，有人說他是私生子，他母親十四歲就和學校老師好上了，生下了他，但一直單身。他母親名叫艾爾赫米拉·加西亞·帕特尼娜，是白人，身材苗條，思想開放，既不結婚，也不同居，和三個男人生了五個兒子、兩個女兒。她住在故鄉辛塞鎮，咬著牙把兒女們拉扯大，她那種獨立、愉快的精神正是我們孫輩在聖枝主日上所需要的。加夫列爾·埃利希奧完美地繼承了家族裡的窮光蛋氣質，十七歲起，他結識過五位少女情人。這是新婚之夜，他們在里奧阿查海面遭遇風暴、被困在一艘風雨飄搖的小船上時，爸爸親口跟媽媽說的。他說自己十八歲在阿奇鎮做電報員，有個兒子，叫阿維拉多，快三歲了；二十歲在阿亞佩爾鎮做電報員，有個女兒，叫卡門·羅薩，剛幾個月，還沒見過。他答應過會回去跟女兒母親結婚，原本想說話算話，誰知愛上了路易薩·聖地亞加，走上了另一條人生路。他帶兒子做過公證，以後也會帶女兒去做公證。不過，這些只是走形式，沒有任何法律效力。令人驚奇的是，爸爸的行為不端居然會讓馬爾克斯上校在道德上有所憂慮，要知道，除了三個婚生子，上校婚前婚後還有九個私生子，是和不同女人生的，但外婆一律視同己出。
長輩們的這些緋聞我什麼時候知道的，我不記得了，也不在意。讓我在意的是親戚們獨一無二的名字。先是媽媽這邊的：特蘭基利娜、弗蘭西斯卡·西莫多塞婭；再是爸爸那邊的：艾爾赫米拉奶奶，她的父母分別叫羅薩納和阿米納達布。或許正因為這樣，我才堅信小說人物必須名如其人，方能生動鮮活。
最糟糕的是，加夫列爾·埃利希奧是保守黨積極分子——尼古拉斯·馬爾克斯上校昔日戰場上的對手。《尼蘭迪亞協定》和威斯康星條約的簽訂只換來了部分和平，因為羽翼未豐的中央集權主義依然大權在握，而保守黨和自由黨要過很久才不再劍拔弩張。加夫列爾·埃利希奧的保守黨傾向或許是受家庭影響，而非個人信仰。可別人偏偏咬住這點不放，對他聰明機警、誠實可靠等優良品質視而不見。
爸爸既難被看透，又難討好，比他看上去還要窮很多。他一生與貧困為敵，屢敗屢戰，屢戰屢敗。憑藉同樣的勇氣和自尊，他排除萬難，和路易薩·聖地亞加苦苦相戀。爸爸蝸居在阿拉卡塔卡電報所後面的房間裡，那兒總掛著一張吊床，他一個人睡的時候用。但是在吊床旁邊還放著一張單身漢用的過了油的彈簧床，給夜晚可能來的任何人留著。他這種偷偷摸摸的獵人的生活方式一度讓我十分羨慕。後來，生活告訴我，這種方式最孤獨、最無趣。我很同情爸爸。
爸爸去世前對我說，在最難捱的日子裡，一天，他和幾個朋友去上校家做客，所有人都有座位，唯獨他沒有。媽媽全家始終否認有過這回事，認為他是舊恨難平，或者至少是記錯了。誰知，近百歲的外婆突然迷糊起來，彷彿穿越時光隧道，回到了昔日。
「那個可憐的孩子站在客廳門口，親愛的尼古拉斯就是不讓他坐。」她真的痛心。
我時刻關注外婆神志不清時走漏的事情，趕緊追問她那人是誰。她突然回答：
「是加西亞，那個拉小提琴的。」
爸爸做過許多傻事，最不符合他個性的是買了支槍，以備不時之需，用來對付退伍軍人馬爾克斯上校。他買的是一支萬人景仰的史密斯威森點三八口徑的長筒左輪手槍，轉手無數次，奪命無數條。唯一能肯定的是，無論是出於好奇還是防身，爸爸都從沒開過一槍。多年以後，我們幾個大孩子在雜物櫃裡發現了這支槍，五顆原裝子彈一顆不少，和拉小夜曲的小提琴放在一塊兒。
面對家人的反對，加夫列爾·埃利希奧和路易薩·聖地亞加沒有屈服。開始，他們倆偷偷摸摸地在朋友家見面；遭到嚴加管束後，只能偷偷摸摸地鴻雁傳書。凡是他參加的聚會，她都不許去，只能遠遠地看一眼。再後來，特蘭基利娜·伊瓜蘭大發雷霆，沒人敢跟她對著幹，公共場合便再也看不到他們倆的身影。連情書也送不成了，但兩人依然奮力自救。她把賀卡藏在給他定做的生日蛋糕裡，他利用一切機會給她發密碼電報，甚至用上了隱形墨水。弗蘭西斯卡表姑姥姥明目張膽地打掩護，還死不承認，這使她頭一回在家裡失去了威信，只能陪母親在巴旦杏樹下做針線活。於是，他就去街對面的阿爾弗雷多·巴爾沃薩大夫家，站在窗前打手語，向她傳遞愛意。她手語學得好，趁表姑姥姥不注意，能比畫著跟心上人交談。阿德里亞娜·貝爾杜戈是她的教母，足智多謀，膽大包天，想出無數辦法幫她，這只是其中一個。
他和她備受煎熬，這些辦法好歹是個安慰。結果有一天，加夫列爾·埃利希奧收到一封使他驚恐的信，來自路易薩·聖地亞加，逼他做出決斷。信是匆匆忙忙寫在衛生紙上的，跟他說了一個壞訊息：父母決定帶她去巴蘭卡斯，遍遊各鎮，用非常手段治好她的相思病。這不是在里奧阿查坐船夜遇暴風雨，而是在內華達山脈那樣的蠻荒之地騎騾、坐木輪馬車，在遼闊的帕迪亞省境內顛簸勞頓，絕不是一次普普通通的旅行。
「當時，我寧願死，也不願走。」去賣房子那天，媽媽告訴我。她真的想死：把自己鎖在房裡，整整三天，只就著清水吃點麵包，直到外公發火，她才害怕起來。加夫列爾·埃利希奧發現局勢緊張、一觸即發，也決定採取非常手段（好在可操作）。他從巴爾沃薩大夫家裡出來，幾大步邁過街，來到巴旦杏樹下，站在兩個女人面前。媽媽和弗蘭西斯卡表姑姥姥把針線活放在膝上，心驚膽戰地等他過來。
「請讓我單獨和小姐待片刻，」他對錶姑姥姥說，「我有重要的事要對她說。」
「放肆！」表姑姥姥反唇相譏，「她的事沒有什麼是我不能聽的。」
「那麼我就不說了，」他回答，「但我要提醒您，您要對此負責。」
路易薩·聖地亞加求表姑姥姥讓他們單獨待一會兒，出了事，她負責。加夫列爾·埃利希奧說，只要她立下重誓，非他不嫁，就可以和父母出門，想去哪兒就去哪兒，多久都行。她欣然應允，甚至自作主張、自擔風險地加上一句：除非死，不然非他不嫁。
他們花了近一年的時間見證此情不渝，箇中艱辛誰也無法想象。第一程為期兩週，媽媽騎騾跟著騾隊在內華達山脈穿行。隨行的還有維內弗裡達的女僕恩卡納西翁，大家都親熱地叫她瓊。從離開巴蘭卡斯起，她就一直跟我們住在一起。山路險峻，上校卻瞭如指掌。打仗時，他每晚換一個地方，在這兒留下了一大堆兒女。外婆坐船坐怕了，非要走她從沒走過的山路。媽媽是第一次騎騾子，或烈日當空，或大雨傾盆，山崖邊的霧氣催人入睡，她提心吊膽地趕路，這樣的經歷簡直是噩夢，而她腦子裡還裝著一個不能使她放心的未婚夫，午夜盛裝，拂曉琴音，莫非真的在做夢？第四天，媽媽實在堅持不住，威脅外婆：不回家，就從懸崖邊跳下去。米娜比她更害怕，決定回頭。可是，騾隊首領展開地圖，說前進、後退一樣遠。走到第十一天，站在最後一段山崖上，看見巴耶杜帕爾陽光普照的平原時，大家總算鬆了口氣。
心上人還沒走完第一程，加夫列爾·埃利希奧就找到了和她保持聯絡的好辦法。媽媽和外婆要經過七個鎮子才能抵達巴蘭卡斯。爸爸和這七個鎮子的電報員都說好了。媽媽也自有辦法。伊瓜蘭和科特斯家族遍佈全省，家族觀念牢不可破，而親友們都向著媽媽。從巴耶杜帕爾——他們住了三個月——到近一年後旅行結束，媽媽和爸爸濃情蜜語，鴻雁傳書。她只要在經過每個鎮子的電報所時，拜託熱心親友（多為年輕女子）收發電報即可。瓊平日不言不語，作用不可低估。電報藏在她衣服裡，媽媽既不擔心，也不害臊。瓊嘴巴嚴，而且不識字。
將近六十年後，我為第五本小說《霍亂時期的愛情》蒐集素材時，舊事重提。我問爸爸：電報所之間取得聯絡，有沒有專門的行話術語。他不假思索，脫口而出：enclavijar。詞典上有這個詞，但沒有這層含義。不過，問題迎刃而解：電報所之間的聯絡本來就靠電報機操作盤上的擺針（clavija）。我沒告訴爸爸為什麼問這個詞。可是，爸爸在去世前不久接受了一次媒體採訪，記者問他想沒想過寫小說。他說想過，但在我問過他enclavijar這個詞後，就不想了，因為他意識到他想寫的就是我在寫的那本。
那次，他還披露了一段差點兒就改變了命運的插曲。媽媽走了六個月，來到聖胡安–德爾塞薩爾。爸爸接到密報，說米娜此行肩負使命，是去打前站。梅達多·帕切科之死風波已平，全家打算搬回巴蘭卡斯。太荒唐了！苦日子都熬過去了，香蕉公司又將這塊福地建成了夢幻王國。不過，要是馬爾克斯·伊瓜蘭家族固執己見，寧可犧牲自己的幸福，也要讓女兒擺脫臭小子的糾纏，也情有可原。爸爸當機立斷，申請調至距巴蘭卡斯二十西班牙裡的里奧阿查電報所。暫時沒有職位，但領導答應一定考慮。
媽媽不懂外婆的葫蘆裡究竟賣的什麼藥，又不敢跟她對著幹。她發現離巴蘭卡斯越近，外婆越期待，脾氣越好。家裡人誰都會把心裡話告訴瓊，可她從瓊那兒也沒打聽出任何訊息。媽媽想弄個明白，跟外婆說要在巴蘭卡斯住下。外婆猶豫了一會兒，什麼也沒說。媽媽感覺謎底就要揭曉，心裡七上八下的，上街隨便摸了幾張紙牌，找吉卜賽女人算命。吉卜賽女人沒說她會在巴蘭卡斯如何，只說遠方有個她剛認識的男人會愛她一生一世，她會長命百歲，跟他幸福一生。據描述，那個男人，特別是他的行為舉止酷似她的心上人，這讓她吃了顆定心丸。吉卜賽女人最後還斷言：她會和他生六個孩子。「我嚇壞了。」媽媽第一次提起這件事時說。她萬萬沒想到，還會再多生五個。這次算命，讓他們倆津津樂道，來往電文不再沉湎於空想，而是變為辦法和實事。二人電報來往頻繁，遠勝從前。兩人定日子，定策略，說好重逢後，無須任何人同意，無論何地，無論如何，結為夫婦。
路易薩·聖地亞加信守諾言。在豐塞卡，她覺得不經未婚夫同意，不便參加盛大的舞會。加急電報鈴聲大作時，加夫列爾·埃利希奧正在發四十度的高燒，躺在吊床上冒汗。發報的是豐塞卡電報所的同事。她想萬無一失，便詢問線路那頭誰在發報。未婚夫驚大於喜，傳送了一句暗語：「告訴她，我是教子。」媽媽心領神會，跳舞跳到第二天早上七點，飛快地換好衣服，趕去望彌撒。
巴蘭卡斯人對媽媽一家並無半點怨恨。相反，自悲劇發生過了十七年後，梅達多·帕切科的親戚們原諒並忘懷過去，他們既往不咎，盛情款待。媽媽甚至動了這樣的念頭：既然阿拉卡塔卡又髒又熱，週末血腥，亡靈飄蕩，全家人不妨搬回山區過太平日子。她還暗示爸爸，只要他能調到里奧阿查，就這麼辦。爸爸對此表示同意。可就在那幾天，大家總算明白了搬家的事有多不靠譜，除了米娜，沒人願意。米娜的兒子胡安·德迪奧斯寫信給她，說梅達多·帕切科死了不到二十年，搬回去讓他害怕。她回信說，那好，不搬。胡安·德迪奧斯對瓜希拉當地的宿命論深信不疑。半個世紀後，他的兒子愛德華多要加入巴蘭卡斯的公共醫療服務隊，他也反對。
最令人擔心的事終於發生了。短短三天，全線告急。就在媽媽向爸爸確認米娜不想搬回巴蘭卡斯的那個週二，爸爸接到通知，里奧阿查的電報員突然身亡，他要的職位有了。第二天，米娜在食品儲藏室裡翻箱倒櫃找剪刀，偶然開啟了一個英國餅乾盒，裡面藏著女兒的電報情書。她氣急敗壞，罵出氣急敗壞時才會說的一句老話：「天主寬恕一切，但不聽話，不可恕。」母女倆週末趕往裡奧阿查，週日乘船去聖馬爾塔。沒想到二月狂風大作，那一夜驚心動魄。外婆萬念俱灰，媽媽既害怕又幸福。
翻出情書後，米娜情緒失控，上岸時才冷靜下來。第二天，她獨自回到阿拉卡塔卡，把媽媽留在聖馬爾塔，託付給了兒子胡安·德迪奧斯，好讓她遠離慾海情魔。誰知適得其反，爸爸從此頻繁地離開阿拉卡塔卡，前往聖馬爾塔，抓緊一切機會去見媽媽。胡安舅舅當年和迪莉婭·卡瓦列羅戀愛時，也曾遭到父母反對，他當時就想好了：等妹妹談戀愛時，自己絕不做惡人。可事到臨頭，既要呵護小妹，又要尊敬父母，左右為難。他索性自作主張，好人做一半：可以見面但不能在他家裡，不能單獨行動，不能揹著他擅自行動。舅媽雖不記仇，但往事難忘。她像當年對付公婆那樣，想出各種高招，為小姑製造各種「偶遇」。加夫列爾和路易薩先在朋友家會面，後來膽子越來越大，漸漸在人不多的公共場合會面，最後竟敢趁舅舅出門，一個在客廳，一個在街上，隔窗會面。反正沒在家裡，沒有違規。窗戶彷彿專為相愛受阻的痴男怨女設計，隔著安達盧西亞風格的落地柵欄，窗欞上爬滿了藤蔓植物，夜幕中還有淡淡的茉莉花香。迪莉婭未雨綢繆，甚至設口哨為暗語，請鄰居幫忙打掩護。可惜有天晚上出了狀況，一個警報都沒吹響。胡安·德迪奧斯面對現實，乖乖認輸。迪莉婭趁機將戀人請進客廳，窗戶大開，將戀情公之於眾。媽媽永遠也忘不了她哥哥的那聲長嘆：「總算解脫了！」
那幾天，爸爸接到正式任命，要去里奧阿查電報所就職。媽媽擔心又要分開，便向當年的堂區神父佩德羅·埃斯佩霍大人求助，希望能不經父母允許，和爸爸結為夫婦。神父大人德高望重，被許多教民奉為神靈。有些教民去望彌撒，只想眼見為實，看他在舉揚聖餅時，是否真能騰空幾釐米。媽媽求助於他時，他再次表現出神職人員的智慧。外公外婆注重隱私，家務事不容外人插手。神父另闢蹊徑，通過教會悄悄打聽爸爸的家世。辛塞的堂區神父與人為善，絕口不提艾爾赫米拉·加西亞的自由主義作風，只說「家庭正派，略欠虔誠」。於是，神父大人找來這對苦命鴛鴦，先一起談，又分別談，談完修書一封，動情地向尼古拉斯和特蘭基利娜保證：加夫列爾·埃利希奧和路易薩·聖地亞加情比金堅，至死不渝。神職人員發話，外公外婆只好從命。他們願意結束這段傷心事，授權胡安·德迪奧斯在聖馬爾塔為二人舉辦婚禮。他們沒有到場，只派弗蘭西斯卡·西莫多塞婭去當教母。
爸媽於一九二六年六月十一日在聖馬爾塔教堂結婚。當天，新娘忘了日子，八點多才被人叫醒，婚禮推遲了整整四十分鐘。當晚，爸爸要前往裡奧阿查電報所就職，兩人又膽戰心驚地上船，暈暈乎乎地在海上度過了新婚之夜。
媽媽十分留戀度蜜月時的住處。我們幾個大孩子可以如身臨其境一般，具體地描述出每間房。那些錯誤的印象至今依然深刻。然而，當年屆六十的我首次踏上瓜希拉半島時，卻驚訝地發現，那間電報所和我記憶中的大相徑庭。兒時心中的里奧阿查一片田園風光，可那只是外公外婆營造的幻境。街道被鹽水浸過，越到海邊，地勢越低，海水裡淨是淤泥。更糟糕的是，親眼見過又如何？心中的里奧阿查還是過去一點點想象出來的模樣。
辦完婚禮兩個月後，爸爸發電報給胡安·德迪奧斯，告訴他路易薩·聖地亞加有喜了。訊息傳到阿拉卡塔卡，家裡差點兒地震，還沒從痛苦中走出來的米娜和上校決定既往不咎，歡迎新婚夫婦搬回家住。此事談何容易。爸爸據理力爭了好幾個月，才答應讓媽媽回孃家生產。
沒過幾天，外公去火車站接他們，對他說的話足以名垂家史：「我會盡量讓您過得舒心。」外婆騰出自己的房間，整飭一新，給小兩口住。就在那一年，爸爸辭去電報員這份不錯的工作，自學成才，鑽研一門沒落學科——順勢療法。外公出於感激或悔恨，向政府申請，將我們在阿拉卡塔卡居住的街道命名為埃斯佩霍神父街，該街名沿用至今。
就這樣，一九二七年三月六日，星期天上午九點，七個男孩和四個女孩中的老大在那棟宅子裡出生了。當時天氣反常，大雨瓢潑，金牛座從地平線上升起。嬰兒差點兒被臍帶勒死，家裡的接生婆桑托斯·維耶羅在緊要關頭慌了手腳。弗蘭西斯卡表姑姥姥更是方寸大亂，她奔到街上，彷彿失了火似的大叫：
「男孩！是個男孩！」接著又大聲呼救，「甘蔗酒在哪兒？孩子喘不過氣來呀！」
家人認為甘蔗酒不是用來慶祝的，而是給新生兒擦身、幫他撿回一條命用的。大救星胡安娜·德弗雷特斯太太走進產房。她多次對我說，最危險的不是臍帶，而是媽媽不正確的臥姿，她幫她及時糾正過來。救我可沒那麼容易，弗蘭西斯卡表姑姥姥慌亂之中把我扔進洗禮用的水裡。我應該叫奧萊加里奧，那天是他的聖日，可是誰也沒有聖徒祭日表。情急之下，他們給我取名叫加夫列爾·何塞·德拉康科迪亞。第一個名字是父名；第二個名字用來紀念木匠若瑟，他是阿拉卡塔卡的守護神，三月也是他的守護月；第三個名字由胡安娜·德弗雷特斯太太提議：我的出生意味著親朋好友之間的和解。可這個名字在三年後的洗禮儀式上忘了被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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