媽媽讓我陪她去賣房子。我的家人當時住的鎮子離巴蘭基亞很遠。那天早上，她趕過來，完全不知道該怎麼找我，四處打聽。知情人指點她去世界書店或附近的咖啡館找找，我一天去那邊兩次，和作家朋友們談天說地。那人囑咐她：「千萬小心，那幫人瘋得厲害。」十二點整，她邁著輕快的腳步，從碼放著書的桌子間走過，出現在我面前，一臉壞笑地看著我，這笑讓人想起她昔日的美好時光。在她說出「我是你媽媽」之前，我都沒反應過來。

她變了，乍一看，都認不出來。媽媽四十五歲，將近十年懷胎，至少十年哺乳，生養了十一個兒女，早早地便已是滿頭銀絲。她剛戴上老花鏡，眼睛看上去大了一圈，眼神更顯訝異。她身著重孝，為她的母親服喪，儘管如此，她仍保持著婚紗照上的古典美，又添了成熟女人的韻致。擁抱前，她用她一貫鄭重其事的口吻對我說：「我想請你陪我去賣房子。」

不用說哪棟房子、位於何處，這世上只有一棟房子屬於我們：那座位於阿拉卡塔卡的外公外婆的老宅。我有幸在那兒出生，然而八歲起就再也沒有回去過。我念了三年大學，剛從法律系輟學，我的時間淨用在讀書（抓到什麼讀什麼）和背書（背誦絕無僅有的西班牙黃金世紀詩歌）上了，借閱的譯作已足以讓我掌握小說創作的技巧。我在報紙增刊上發表了六個短篇，贏得了好友們的讚譽和一些評論家的關注。下個月，我就滿二十三歲了。我逃過兵役，得過兩次淋病，義無反顧地每天抽六十根劣質香菸，在哥倫比亞的沿加勒比海城市巴蘭基亞和卡塔赫納遊蕩，為《先驅報》撰寫每日專欄賺取聊勝於無的稿酬，天黑了，就隨便在哪兒湊合一夜。前途一抹黑，生活一團糟，我還嫌不夠，居然要跟一幫形影不離的朋友創辦一本膽大妄為、窮途末路的雜誌，阿方索·富恩馬約爾已經為此籌劃了三年。我還有什麼指望？

並非品位獨到，而是因為囊中羞澀，我領先於潮流二十年：鬍鬚如野草，頭髮似雞窩，身穿牛仔褲和花裡胡哨的襯衫，腳上是一雙朝聖者的涼鞋。那時，我認識的一個女孩在黑燈瞎火的電影院裡對別人說：「可憐的加比託沒救了。」她不知道我就在附近。所以，當媽媽讓我陪她去賣房子，我沒有任何理由拒絕她。她說路費不夠，我礙於面子，說我會出自己那一份。

靠報社，沒法兒解決路費問題。每日專欄三比索，要是人手不夠，寫篇社論四比索，日子過得緊巴巴的。想去預支薪水，經理說我早已債臺高築，欠了五十多比索。那個下午，我做了一件朋友們誰也做不出的事。我在書店旁的哥倫比亞咖啡館門前堵住了書店老闆，年長的加泰羅尼亞學者堂拉蒙·賓耶斯，向他借十比索。可他身上只有六比索。

當然，媽媽和我都沒想到，這趟短暫、單純的兩日之旅對我來講意義重大，縱使長命百歲，埋首筆耕，也無法言盡。如今，我已七十五歲出頭。我知道，那是我作家生涯，即我一生之中最重要的決定。

從出生到少年時代，記憶關注未來，忽視過去。因此，我那時對故鄉的記憶才會一如往昔，未被鄉愁理想化。故鄉宜居，大家彼此相識。鎮子沿河而建，湍急的河水清澈見底，河床裡卵石潔白光滑宛如史前巨蛋。黃昏（尤其十二月間），雨後初霽，空氣如鑽石般晶瑩剔透，聖馬爾塔內華達山脈白雪皚皚的山頂彷彿就在河對岸的香蕉種植園裡，阿魯阿科族印第安人像一排排小螞蟻，揹著姜袋，為承受生命的重擔而嚼著古柯，沿著山脊蜿蜒前行。當年，我們這些孩子幻想著能用常年積雪在酷暑的街道上打雪仗。天熱得令人難以置信，午睡時尤甚。大人們總是抱怨，彷彿高溫在每天都是件值得大驚小怪的事。自出生以來，我總聽到有人不知疲倦地嘮叨，說鐵軌是夜裡鋪的，聯合果品公司的房子也是夜裡建的，因為白天曬得滾燙的工具根本沒法兒用。

從巴蘭基亞到阿拉卡塔卡，只能乘坐破爛不堪的汽艇駛出殖民時期奴隸挖成的航道，穿過一大片渾濁荒涼的沼澤，來到神秘的謝納加，最後轉乘普通列車——剛投入使用那會兒，是全國最不普通的列車——前往遼闊的香蕉種植園，途中無數次停靠在塵土飛揚、熱浪滾滾的村莊和孤苦伶仃的車站。這就是一九五〇年二月十八日，星期六晚上七點——正值狂歡節前夕——媽媽和我要趕的路。老天爺莫名其妙地下起了瓢潑大雨。我們懷揣著三十二比索，要是沒法按照事先說好的條件賣掉房子，這點兒錢勉強夠我們回來。

當晚信風大作，我在河港費了好大的勁兒勸媽媽上船。她不是沒有道理。汽艇是縮小版的新奧爾良蒸汽船，燃料卻是汽油，整個船身發高燒似的抖個不停。船上有個小廳，可以高高低低掛好幾層吊床；擺著幾排木椅，乘客們推推搡搡，提著大包小包的行李、貨物、雞籠甚至活豬搶佔座位；客艙沒幾間，悶得厲害，像軍隊營房，兩張上下鋪，基本永遠被下等妓女霸佔著，她們在旅途中提供緊急服務。客艙沒空鋪，我們又沒帶吊床，媽媽和我只好佔領中間過道上的兩把鐵椅，好歹能坐一夜。

媽媽擔心的事終於發生了。馬格達萊納河緊鄰入海口，河水有海水的氣勢，暴風雨將這艘膽大包天的汽艇吹得搖來晃去。我在河港買了一大堆最便宜的香菸，黑煙絲，煙紙差不多就是粗包裝紙。我按照當年的方式，用頭一根的菸屁股點下一根，一邊吸菸，一邊重讀威廉·福克納的《八月之光》。當年，他是我最牢靠的精神導師。媽媽死死地攥著念珠，彷彿那是能吊起拖拉機、將飛機託在空中的圓形絞盤。她一如既往地不求自身，只求十一個孩子富貴長壽。她的祈禱感動了上蒼。汽艇駛進航道，雨勢漸小，風兒柔和得只能驅趕蚊子。媽媽收起念珠，默默無言，久久地注視著周圍喧囂的人群。

媽媽出生在一戶普通人家，成長於香蕉公司曇花一現的繁榮期，在聖馬爾塔聖母學校受過富家小姐般的良好教育。聖誕假期，她和女友們在繃子上繡花，在慈善義賣會上彈鋼琴，在她一位姑媽的看護下，和當地羞答答的貴族小姐們一起參加純潔無瑕的舞會。沒人見過她談戀愛，直到她不顧父母反對，嫁給了鎮上的電報員。從那時起，健康和幽默——她的兩大優點——一直陪伴她走過坎坷崎嶇的漫漫人生路。然而，最令人詫異也最令人信服的是，她能夠巧妙地掩飾個性中強硬的一面。典型的獅子座性格使她能夠樹立起母性權威，以廚房為據點，一邊用高壓鍋煮菜豆，一邊不動聲色、柔聲細語地控制整個家族，連最偏遠的親戚都能輻射到。

旅途艱辛，媽媽卻安之若素。我看著她，心想：她迅速接受生活貧困、坦然面對社會不公的能力在那個糟糕的夜晚得到了證明。蚊子擺出吃人的架勢；汽艇一路都在翻攪航道中的淤泥，溽熱難當，令人作嘔；乘客們心中火燒火燎，夜不能寐。此情此景是對人性的最大考驗，脾氣再好的人也會發毛。媽媽一動不動地坐在椅子上。做皮肉生意的姑娘們或女扮男裝，或濃妝豔抹，在鄰近的客艙內縱情狂歡，大賺一筆。其中一個在媽媽身邊進進出出，她的客人串花燈似的換個不停。我以為媽媽沒在意。誰知，那姑娘一小時內進出第四次還是第五次時，媽媽同情地看著她走到過道盡頭。

「可憐的姑娘，」她嘆了口氣，「幹什麼不比干這個強？」

就這樣折騰到半夜。船身抖得讓人無法忍受，過道里燈光昏暗，看書看累了，我便坐到媽媽身邊抽菸，希望能從約克納帕塔法縣的流沙中掙脫。去年，我在蕭伯納的鼓舞下從大學輟學（他說：「很小的時候，我不得不中斷教育，去學校上學。」），妄想無師自通，靠新聞和文學為生。我無法和任何人爭辯，隱隱覺得，我的理由只能說服我自己。

父母對我寄予了很大期望，家境貧寒卻不惜任何代價供我讀書。輟學這種傻事，甭想讓他們接受。尤其是爸爸，他幾乎什麼都能原諒，唯獨不能原諒我拿不回一張畢業證書掛到牆上，幫他圓大學夢。我不再跟他聯絡，差不多一年後，我還在想該如何當面向他解釋。這時，媽媽來了，讓我陪她去賣房子。在汽艇上，直到後半夜她才提到這事，似乎上天啟示，此乃良機。無疑，這才是她此行真正的目的。她的說話方式、她的語氣以及斟酌妥當的句子，多半是出門前在長期失眠的孤寂中思量好的。

「你爸爸很傷心。」她說。

怕也沒用，地獄般的時刻終於來了。媽媽總是這樣，不慌不忙地切中要害，讓人猝不及防。為了應付這場面，我明知故問：

「為什麼？」

「因為你放棄了學業。」

「我沒有放棄學業，」我說，「只是轉了行。」

她談興正濃，窮追不捨。

「你爸爸說，那是一回事兒。」她說。

我明知不是事實，依然強詞奪理道：

「他當年也放棄了學業，去拉小提琴。」

「那不一樣。」她當即駁回，「小提琴他只在節日聚會上拉，演奏小夜曲什麼的。他當年放棄學業，是因為沒飯吃。可他不到一個月就學會了發電報。當年這行很好，尤其是在阿拉卡塔卡。」

「我也在給報紙寫文章賺錢。」我說。

「你這麼說，是不想讓我難過。」她說，「你的落魄，瞎子都看得見。我在書店差點兒沒認出你。」

「我也沒認出您！」我說。

「不是一回事兒。」她說，「我還以為你是個叫花子。」她盯著我那雙破涼鞋，又說：「連襪子都不穿。」

「不穿襪子更舒服。」我說，「兩件襯衫，兩條短褲，一洗一換，還要什麼？」

「一點點體面。」她說，語氣很快舒緩下來，「愛你才這麼說。」

「我知道。」我問她，「我說，換了是您，會不會也這麼做？」

「不會。」她說，「這麼做是跟父母作對。」

想到當年她如何在婚姻大事上拼命跟父母作對，我笑了：

「有本事，看著我的眼睛說。」

她知道我在想什麼，一本正經地避開了我的眼睛。

「父母祝福過我，我才結的婚。」她說，「我承認，是我逼他們的。但他們祝福過我。」

她不爭了，不是被我辯倒，是她想上廁所，又怕不衛生。我問水手長，有沒有乾淨一點兒的地方。他說自己也用公廁，還說什麼「大海之上，人人平等」，像剛讀過康拉德一樣。媽媽只好和大家一樣將就，我很擔心。誰知，她從廁所出來後，忍不住哈哈大笑。

「你說，」她問我，「要是我回去得了髒病，你爸爸會怎麼想？」

午夜過後，航道里海葵的觸鬚纏住了螺旋槳，汽艇擱淺在灘塗上，耽擱了三小時。乘客們不得不上岸，用吊床上的繩子把船拖下水。熱浪和蚊子左右夾擊，媽媽卻打起了盹兒。家裡人都知道，她說睡就睡，睡一會兒醒一會兒，邊休息邊聊天。船又開了，涼風習習，這下她徹底醒了。

「無論如何，」她嘆了口氣，「我得替你爸爸討個說法。」

「您別擔心，」我自認沒錯，「我十二月回去跟他解釋。」

「還得等十個月。」她說。

「反正今年年內也沒法兒跟大學交涉。」我說。

「你保證回去？」

「我保證。」我說，頭一回從她的語氣裡聽出了著急。

「我能告訴你爸爸，你會答應他繼續唸書嗎？」

「不能！」我斷然否決，「不能這麼說！」

顯然，她在找權宜之計，但我沒給她可乘之機。

「那我還是實話實說，」她說，「免得一聽就是瞎話。」

「那好，」我鬆了口氣，「您照實說。」

我們說好，就這麼辦。不瞭解她的人會以為塵埃落定，但我明白，她只是暫時休兵，去喘口氣。過了一會兒，她沉沉睡去。微風吹走了蚊子，空氣清新，花香四溢，汽艇好似帆船般輕盈。

我們位於大沼澤，兒時的另一個傳奇之地，外公尼古拉斯·裡卡多·馬爾克斯·梅希亞上校——孫輩們都叫他「老爹」——帶我從阿拉卡塔卡去巴蘭基亞看望父母時，走過幾次。「遇到沼澤，別怕，要敬畏。」他說小池塘也好，桀驁不馴的大洋也罷，只要是水，脾氣都摸不透。雨季有山裡來的暴風雨。十二月到四月本該風平浪靜，可只要北方信風呼地一吹，就會夜夜兇險。外婆特蘭基利娜·伊瓜蘭·科特斯——大家都叫她「米娜」——輕易不敢過沼澤，除非十萬火急。她受過一次驚嚇，困在里奧福利奧港等待救援，直到天明。

幸好那晚風平浪靜。天亮前，我去船頭窗前呼吸新鮮空氣，只見漁火點點，如水面繁星，數不勝數。未見漁民們其人，只聞其聲，在沼澤上留下幽靈般的回聲。我把胳膊支在窗臺上，眺望遠山，突然間，第一縷鄉愁湧上心頭。

也是在這樣一個清晨，也是在大沼澤，「老爹」讓我在客艙睡覺，自己去了酒吧。不知幾點，生鏽電扇的嗡嗡聲和客艙鐵皮的噼啪聲後，一大群人在鬧騰，把我吵醒了。我當時不到五歲，害怕極了，但我很快鎮定下來，以為自己是在做夢。早上，在謝納加港，外公敞著門，對著門框上的鏡子刮鬍子。我記得十分真切：他沒穿襯衫，背心上永遠掛著寬寬的綠條紋鬆緊帶，邊刮鬍子，邊跟一個人聊天。那人的模樣我至今仍能一眼認出：側臉長得像烏鴉，肯定錯不了；右手有水手文身；脖子上掛著好幾條粗粗的金項鍊，兩隻手腕上戴著金手鐲和金手鍊。我剛穿好衣服，正在床上穿鞋。那人對外公說：

「上校，別不相信，他們想把您扔進水裡。」

外公笑了，接著刮鬍子，並用他特有的傲慢反駁道：

「幸虧他們沒那麼做。」

於是，我明白了前一天晚上為什麼那麼鬧騰。我很吃驚，居然有人想把外公扔進沼澤。

陪媽媽去賣房子的那個清晨，我正在欣賞第一縷陽光將雪山染成藍色，突然回想起了這個永遠說不清道不明的小插曲。在航道里耽誤了不少時間，我們有幸在日光下欣賞到大海和沼澤間那片亮晶晶的沙地。那裡分佈著好幾個漁村，海灘上曬著漁網，蓬頭垢面、瘦骨嶙峋的孩子們踢著破布做成的球。街頭景象觸目驚心，許多漁民未能及時扔出炸藥，胳膊被炸飛了。汽艇駛過，遊客們往水裡扔硬幣，孩子們便潛水去撿。

快七點時，我們被困在了離謝納加不遠的臭沼澤裡。好幾隊裝卸工蹚著過膝的淤泥，把我們一個個抱上岸，周圍的母雞打成一片，在泥沼裡爭搶食物。我們在碼頭慢條斯理地吃了頓早餐，有美味的沼澤海魚和油炸青香蕉。就在此時，媽媽捲土重來。

「爽爽快快告訴我，」她頭也不抬，「怎麼跟你爸爸說？」

我要爭取時間，好好想想：

「說什麼？」

「說他唯一關心的話題，」她有點兒惱火，「你的學業。」

我很幸運。一位無禮的食客對我們激烈的談話倍感好奇，也想知道我為什麼輟學。媽媽答得很快，我有點兒被嚇著了，她一向注重隱私。

「他想當作家。」她說。

「好作家很能賺錢。」那人說得一本正經，「替政府做事，賺得更多。」

不知媽媽是謹慎起見，迴避話題，還是怕聽插話的那人擺事實講道理，兩人竟大肆懷舊起來，感慨起我這一代人的不可預料，說到最後，挖出了許多共同的熟人，與科特斯和伊瓜蘭家族沾親帶故。當年在加勒比海岸，這種事常有，而媽媽總是大驚小怪，認為這是值得慶祝的事件。

我們乘馬車趕往火車站。拉車的只有一匹馬，沒準擁有傳奇血統，全球範圍內僅此一匹。媽媽凝視著從港口沼澤鋪向天邊的貧瘠的鹽鹼地，此地與我有一段歷史淵源：三四歲時，外公牽著我的手，快步走過驕陽下的這片荒地，沒告訴我去往何處。突然，眼前出現了一大片綠色的水面，直冒泡，上面漂著一大群溺水的母雞。

「這就是海。」他告訴我。

我很掃興，問他海的那邊有什麼。他毫不猶豫地回答：

「海沒有那邊。」

今天，從這邊和那邊見過無數次大海後，我依然認為，那是外公最經典的回答之一。之前思來想去，大海都不是這副寒磣樣。海灘上盡是沙礫，在腐爛的紅樹植物纏結錯雜的枝條和貝殼尖利的碎片中，寸步難行，十分可怕！

媽媽應該也在想大沼澤的那片海。剛從馬車左邊看到海，她便感慨道：

「沒有哪片海會像里奧阿查的海那樣！」

這時，我跟她說起那群溺水的母雞。她和所有大人一樣，說那是小孩子的胡思亂想，然後繼續看著沿途風景。根據她不同的沉默方式，我明白了她對每一處的感受。我們經過鐵軌另一邊的紅燈區，彩色的房子，生鏽的屋頂，年邁的帕拉馬裡博鸚鵡站在屋簷邊的鐵環上用葡萄牙語招呼顧客。我們經過機車的加水站，碩大的鐵皮屋頂是候鳥和迷途海鷗的棲息地。我們環城而過，看見寬闊荒涼的街道、輝煌不再的房屋：平房，落地窗，練琴聲曾經從早到晚不絕於耳。媽媽忽然用手一指：

「瞧，」她告訴我，「那裡曾經上演世界末日。」

順著她的指頭看過去，我看見了車站：樹皮脫落的木屋，雙坡鋅皮屋頂，長廊形陽臺，正對著一個光禿禿的、最多能容納兩百人的小廣場。媽媽說，那裡就是一九二八年軍隊屠殺香蕉工人的地方，死亡人數一直沒有定論。從記事起，我聽外公說過無數次，當年的場景幾乎像我親身經歷過一樣歷歷在目：一名軍人宣讀法令，宣佈罷工者均為不法之徒，限五分鐘內離開廣場。毒辣的日頭下，三千名男女老少一動不動。軍官下令開火，機槍嗒嗒嗒吐出灼熱的子彈，驚恐的人群就在這一成不變的嗒嗒聲中，被慾壑難填的機槍一點點吞噬。

上午九點，火車會停靠在謝納加車站，捎上從汽艇和雪山上下來的人，一刻鐘後，接著往香蕉種植園腹地行駛。媽媽和我八點多趕到車站，不過火車晚點了，而且我們是僅有的乘客。她走進空蕩蕩的車廂，開心地叫道：

「真奢侈！是專列！」

我覺得她內心酸楚，在強顏歡笑，因為歲月的創傷在車廂裡歷歷可見。這是過去的二等座，不過柳條座椅沒了，上下開合的玻璃窗沒了，只剩下被窮苦老百姓光滑溫熱的屁股磨光了的木頭板凳。車廂和列車都成了老掉牙的古董。過去分三種座位：最窮的坐三等座，長條凳上的木條是直接從裝香蕉和屠宰牲口的木箱上拆下來的；二等座有柳條座椅、銅鑲邊；政府高官和香蕉公司高階職員坐一等座，過道鋪著地毯，包著紅色天鵝絨的扶手椅可以轉向。要是香蕉公司老總、老總的家人和貴賓乘坐，車尾會加掛一節豪華車廂，鍍金窗簷，遮陽玻璃，外加露天茶座，可以在旅途中坐在小桌邊喝茶。我認識的人裡，沒人見過這節夢幻車廂的真面目。外公曾兩任鎮長，花起錢來也挺大方，可只有偕女眷出門時，才坐二等座。問他為什麼坐三等座，他說：「因為沒有四等座。」當年，火車最讓人懷念的是它的準時準點，汽笛聲和鎮上的鐘表分秒不差。

那天不知怎的，火車晚點了一個半小時才開動。等它悽慘地嘎吱一聲、慢吞吞地起步時，媽媽畫了個十字，瞬間回到現實。

「這列車的彈簧該上油了。」她說。

或許，整列火車上都只有我們兩個乘客。直到那時，還沒有發生真正讓我感興趣的事。我不停地抽菸，沉浸在《八月之光》裡，時不時抬頭望一眼，認一認途經的每一處。火車長鳴，穿過鹽沼地，全速行駛在橙色石子鋪成的凹凸不平的軌道上，車廂顛簸得讓人吃不消。但十五分鐘後，火車減速，悄悄喘息著，駛進了種植園涼爽的綠蔭。空氣越來越悶，感受不到一絲海風。不用放下書，我也知道，火車進入了香蕉種植園的王國。

眼前的世界變了。種植園大道分佈在鐵軌兩側，平行地蔓延開去，供運送青香蕉的牛車通行。突然，在不宜播種的土地上出現了紅磚營地、掛著粗麻布窗簾和吊扇的辦公室以及孤零零地矗立在虞美人田野上的醫院。每條河邊都有一座村莊，火車怪叫著駛過鐵橋，在冰冷的河水中洗澡的女孩們如鯡魚般跳了起來，乳房一閃，讓乘客們有些不知所措。

幾家阿魯阿科族印第安人在里奧福利奧車站上車，帶了滿滿幾包雪山種植、全哥倫比亞最美味的鱷梨。他們怯生生地在車廂裡走來走去，找位子坐。可是，等車再次開動時，只剩兩個帶著一個嬰孩的白種女人和一位年輕的神父。孩子一路哭聲不斷；神父穿著靴子，戴著頭盔，像探險家，粗布長袍上打著好些四方形補丁，像船帆。孩子哭個不停，他說個不停，彷彿站在佈道壇上，主題是分析香蕉公司能否回來。公司撤走後，這片地區就再沒別的話題了。觀點分兩派，有人希望公司回來，有人不希望公司回來，誰都把握十足，信心滿滿。神父屬於反對派，他的論調太過自以為是：「香蕉公司所到之處，無不一片荒蕪。」女人們認為他在胡說八道。

神父說的話只有這句不算老套，他卻解釋不清。最後，抱孩子的女人說上帝不會支援他，讓他感到很挫敗。

懷舊總會無視苦難，放大幸福，誰也免不了受它的侵襲。透過車窗，只見坐在自家門口的男人和沙礫河灘的洗衣婦一臉期待地目送火車經過。在他們眼裡，提著公文箱的外國人就是回來重整旗鼓的聯合果品公司代表。無論見面、串門還是寫信，這句話遲早都會被提起：「聽說公司快回來了。」誰說的？什麼時候回來？為什麼回來？沒人知道，但也沒人質疑。

媽媽以為自己早已不受那些幽靈的糾纏，父母死後，她和阿拉卡塔卡就斷了聯絡。可是，她的夢出賣了她。她會一邊吃早餐，一邊把最有意思的夢說給我們聽，至少，那些夢都包含著對香蕉種植園的思念。最難熬的日子她都挺過來了，沒賣房子，幻想著聯合果品公司一旦回來，房價能翻四倍，可到頭來，還是沒頂住現實生活的壓力。在火車上聽神父說公司有可能回來，她臉一沉，對我耳語道：

「可惜咱們等不了，要不然房子能多賣點兒錢。」

神父侃侃而談那會兒，我們經過了一個小鎮，廣場上麇集著一群人，炎炎烈日下，樂隊正在演奏一支歡快的曲子。在我眼裡，所有鎮子都一個樣。「老爹」帶我去堂安東尼奧·達孔特新開的奧林匹亞影院看電影，我發現西部片裡的車站和我們的車站很像。再後來，我開始讀福克納，小說裡的鎮子和我們的鎮子也一樣。這不奇怪。我們原本就是把聯合果品公司當救世主，按照美國臨時營地的風格建造的鎮子。我記得所有這一切，廣場上的教堂，彷彿來自童話世界的三原色的房子；我記得一群群在傍晚高歌的黑人短工、那些坐在莊園棚屋前看貨運列車駛過的僱工，還有一大早在莊園地界旁的水溝裡發現的被砍掉腦袋的收割者，他們總是在週六晚上醉酒鬧事；我記得鐵軌那邊阿拉卡塔卡和塞維利亞的美國佬駐地，圍著通電的鐵絲網，像碩大無比的雞籠，夏日涼爽的清晨，被燒焦的燕子黑壓壓一片；我記得孔雀和鵪鶉悠閒地在清冷的藍色草坪上散步，住宅的屋頂是紅色的，窗前有防護網，露臺上灰撲撲的棕櫚樹和玫瑰花間，擺著就餐用的小圓桌和摺疊椅；透過鐵絲網，有時能看見戴著寬簷薄紗帽、穿著麥斯林紗裙的弱不禁風的美人拿著金剪刀在花園裡修剪花枝。

自小我就分不清這些鎮子，二十年過去，更分不清了。車站門廊上的牌子掉了，相簿林卡、瓜瑪奇託、尼蘭迪亞、瓜卡馬亞等田園詩般的地名隨之消失，所有鎮子都比記憶中更荒涼。上午十一點半，火車停靠在塞維利亞車站，換機車、加水，度過漫長的十五分鐘。天熱起來了。火車再次開動，只要拐彎，新換的機車就會向後甩出一股股的煤煙，吹進沒有玻璃的窗戶，弄得我們一身黑。神父和那兩個女人不知在哪站下了車，我們沒有留意。如此一來，我和母親更覺得這列幽靈般的火車上只有我們兩個乘客。媽媽坐在我對面，望著窗外，已經打了兩三個盹兒，突然醒來後，又問起那個嚇人的問題：

「我跟你爸爸到底要怎麼說？」

看來，她不會讓步，無論如何都要讓我打退堂鼓。先前她提了好幾個辦法，都被我立刻擋了回去。我知道，她只是稍事休息，不會停戰太久。即便如此，她再次試探時，我還是嚇了一跳。或許是為了打另一場徒勞的持久戰，我用比之前稍微鎮定些的語氣回答道：

「告訴他，這輩子我只想當作家，也一定能當上。」

「你想當什麼，他不反對，」她說，「只要你能拿個學位。」

她沒看我，假裝欣賞窗外的風景，沒心思說話。

「您明知我不會讓步，還這麼堅持幹嗎？」我說。

她立馬盯著我的眼睛，好奇地問：

「你怎麼知道？」

「因為您和我是一路人。」我說。

火車停靠在一個沒有鎮子的車站，沒過多久，又途經路線上唯一一片香蕉園，大門上寫著名字：馬孔多。外公最初幾次帶我出門旅行時，我就被這個名字吸引，長大後才發覺，我喜歡的是它詩一般悅耳的讀音。我沒聽說過甚至也沒琢磨過它的含義；等我偶然在一本百科全書上看到解釋（熱帶植物，類似於吉貝，不開花，不結果，木質輕盈、多孔，適合做獨木舟或廚房用具）時，我已經把它當作一個虛構的鎮名，在三本書裡用過了；後來我又在《大英百科全書》上見過，說坦噶尼喀有一個名叫馬孔多的種族，居無定所，四海為家。也許，這才是詞源。不過，我沒做過調查研究，也不知道馬孔多樹長什麼樣，在香蕉種植園區問過幾次，誰也說不清楚。也許，這種樹根本就不存在。

火車會在十一點經過馬孔多種植園，十分鐘後停靠在阿拉卡塔卡車站。陪媽媽去賣房子那天，火車晚點了一個半小時。火車加速時，我在廁所，破車窗裡吹進乾熱的風，舊車廂震天響，鳴笛聲聽了魂魄散。我的心抖抖索索，胃裡翻江倒海，直犯惡心，手腳冰涼。遇到地震才會這麼害怕，我飛快地衝出廁所，見媽媽不動聲色地坐在位子上，高聲報出一個個地名。它們從窗外掠過，如同昔日不再重來。

「那就是他們賣給我爸爸的那塊地，說地裡頭有金子。」她說。

基督復臨派教師的住所像流星一般閃過，花園裡鮮花盛開，門牌上用英語寫著：陽光普照。

「那是你學會的第一句英語。」媽媽說。

「不是第一句，」我說，「是唯一一句。」

火車駛過水泥橋，溝裡的水渾濁不堪，美國佬給河流改道，引水進種植園。

「紅燈區！男人們整夜跳昆比安巴舞，把一卷卷的鈔票當蠟燭點燃。」她說。

散步道旁的長條椅，被陽光映紅的巴旦杏樹，我在那裡學會認字的蒙臺梭利學校的公園。轉瞬間，在二月那個明媚的週日，阿拉卡塔卡鎮的全景在窗外閃亮登場。

「到站了！」媽媽感嘆道，「沒人等火車了，這世界變化真快。」

火車鳴笛，減速，一陣長長的呻吟後，停下。首先震撼我的是寂靜，一種有形的寂靜，即使蒙上眼我也能在世上的其他所有寂靜中分辨出它來。熱浪滾滾，看什麼都像隔著一層流動玻璃。目力所及之處，無生命跡象，到處都蒙著一層薄薄的、滾燙的灰塵。媽媽望著死寂的鎮子和空無一人的街道，又坐了幾分鐘，驚恐地叫道：

「天啊！」

下車前，她只說了這麼一句話。

火車在時，我們沒有感到全然孤獨，但當它突然撕心裂肺地鳴著笛開走後，媽媽和我相對無言，無助地站在大太陽底下。鎮子沉甸甸的淒涼撲面而來，鋅皮頂、木結構、長廊形陽臺的老車站，像挪到了熱帶的西部片場景。我們穿過無人照料的車站——車站地上墁的花磚已經被野草擠得開裂——走進在巴旦杏樹的庇廕下沉睡的午後。

我自小痛恨午睡，大人躺倒，孩子無所事事。「噓！別說話，我們在睡覺。」午睡的人在睡夢中悄聲提醒。商店、學校、公共機構十二點關門，下午快三點才開門。屋裡的空氣讓人昏昏欲睡。有些屋子裡實在太熱，人們索性在院子裡掛起吊床，在巴旦杏樹的樹蔭下襬上凳子，當街坐著午睡。開門的只有車站對面的旅館（含酒館和檯球廳）和教堂後面的電報所。鎮子和記憶中一模一樣，只是小了點兒，破了點兒，被如暴風驟雨般襲來的厄運夷平：房子漸漸腐朽，鋅皮屋頂被鏽蝕出了窟窿，防洪堤上散佈著花崗岩長凳的殘骸和令人傷感的巴旦杏樹。灼熱的灰塵雖說無形，卻能扭曲視線，灼傷皮膚。鐵軌那邊，香蕉公司天堂般的私人領地沒有了通電的鐵絲網，沒有了棕櫚樹，灌木叢生，斷壁殘垣間開出了虞美人，醫院也只剩火後廢墟。每扇門、每道牆縫、每處人留下的痕跡都與我產生一種超自然的共鳴。

媽媽挺直腰板，步履輕盈地往前走，喪服下微微出汗。她一言不發，蒼白的臉色和瘦削的側影暴露出她此時此刻的內心活動。走到防洪堤盡頭，我們才看見一個人。哈科沃–貝拉卡薩街拐角出現了一個瘦小的女人，看樣子很窮，端著一口白鑞小鍋，蓋子沒蓋好，一路都在響。她從我們身邊走過，媽媽沒看她，悄悄對我說：

「是比塔。」

我也認出來了。她自小在我外公外婆家的廚房裡幹活，要是她肯看我們一眼，即便我們變化再大，她也能認得出。可是她沒有：她行走在另一個世界裡。直到今天，我還在問自己：是不是在那天很久以前比塔就已不在人世？

拐彎。塵土滲進涼鞋，十分燙腳。無助感壓抑著我。這時，我看見了自己，看見了媽媽，就像兒時看見一個小偷的媽媽和妹妹。在我看見她們前一週，小偷想撬開瑪利亞·孔蘇埃格拉家的門鎖，被她一槍擊斃。

凌晨三點，大門外有動靜，有人想撬鎖，瑪利亞·孔蘇埃格拉醒了。她摸黑起床，在衣櫥裡摸到一把「千日戰爭」後就再沒人用過的老式左輪手槍。黑暗中，她找到大門，雙手握槍，估準高度，對準鎖眼，閉上眼，扣動扳機。她以前從沒開過槍，但那一槍穿過大門，正中目標。

那是我見過的第一個死人。早上七點，我去上學時，屍體還在人行道上，地上的血跡全乾了。死者的臉被打得稀巴爛，子彈穿過鼻子，從耳朵裡出來。他穿著法蘭絨彩條水手服、普通褲子，褲帶是根龍舌蘭繩，光著腳。他身旁的地上是一整套撬鎖工具。

就瑪利亞·孔蘇埃格拉將小偷擊斃這件事，鎮上有頭有臉的人紛紛上門對她表示慰問。那晚，我和「老爹」也去了。她坐在一把碩大的馬尼拉孔雀藤椅上，被熱情的朋友們簇擁著，把那個故事講了上千次。她說因為怕才開槍，所有人都點頭稱是。外公問她，槍響後，有沒有聽到其他聲音。她說，開始很靜很靜，後來金屬撬鎖工具「哐當」一聲掉在水泥地上，緊接著是虛弱而極度痛苦的聲音：「哎喲，我的媽！」看來，外公問起，她才意識到那是令人心碎的呻吟，那時她才失聲痛哭。

事情發生在週一。接下來那周的週二中午，大家都在午睡，我和我一生中最早結識的朋友路易斯·卡梅洛·科雷亞在玩陀螺，突然發現午睡的人們都提前醒了，趴在視窗。這時，我們在空無一人的街道上看見一個身著重孝的女人牽著一個十二歲左右的女孩。女孩抱著一束花，花枯了，用報紙包著。太陽毒，她們打著黑傘，對張望的人視而不見。她們是被擊斃的那個小偷的媽媽和妹妹，要去墳前獻花。

這一幕在我腦海中縈繞多年，是趴在視窗的所有人共同的夢境。後來我寫了篇故事，才算解脫。問題是，直到陪媽媽去賣房子，直到自己也在午睡時分孤零零地走在同一條街道上時，我才意識到當年那對母女厄運之下，尊嚴猶在。

「我感覺我像那個小偷。」我說。

媽媽沒聽明白，經過瑪利亞·孔蘇埃格拉家門前時，也沒瞅上一眼。子彈打穿了門，修復的痕跡還在。多年以後，我和她回想起那次旅行，證實了她分明記得那件慘案，但她寧可忘記。經過堂埃米利奧故居時，這點更為明顯。我們都叫他「比利時人」，他是一戰老兵，在諾曼底雷區雙腿癱瘓，為了告別痛苦的回憶，獲得永遠的解脫，在一個五旬節的週日吸氰化金自殺了。那年我才六歲，但早上七點的死訊引發的混亂卻猶如昨日發生的一般歷歷在目。我們回鎮上去賣房子，媽媽才打破了長達二十年之久的沉默。

「可憐的‘比利時人’！」她嘆息道，「就像你說的，他再也下不了象棋了。」

我們原本計劃直接去老宅。可是，走到還差一個街區時，媽媽突然停下，在前一個路口拐彎。

「從這兒走！」我想知道原因，她說：「我怕。」

於是我明白了自己感到噁心的原因：害怕，不僅僅是怕見到那些幽靈，而且是什麼都怕。因此，我們捨近求遠，走了另一條與老宅平行的街，無非是為了不經過老宅門口。「看房子之前，我得先找人說說話。」媽媽後來似乎這麼說過。於是，她幾乎是拖著我，未經通報就闖進了阿爾弗雷多·巴爾沃薩大夫在離我家老宅不到百步的街角開的藥店。

大夫的妻子阿德里亞娜·貝爾杜戈心不在焉地坐在老式搖柄縫紉機旁，沒留意到媽媽站在她面前。媽媽輕輕地叫她一聲：

「大妹子。」

阿德里亞娜戴著厚厚的老花鏡抬起頭。她摘下眼鏡，遲疑片刻，張開雙臂一躍而起，哀聲叫道：

「哎呀，大姐！」

媽媽繞進櫃檯。兩人沒說話，相擁而泣。我不知該如何是好，站在櫃檯外面看著，心裡很感動。我知道，這個淚眼婆娑、相對無言、長長的擁抱在我自己的人生中絕不會出現。

這是香蕉公司時代最好的藥店，然而昔日的影子只剩藥櫃抽屜的燙金字母和搪瓷把手。縫紉機、天平、墨丘利節杖、依然在走的擺鐘、印著希波克拉底誓言的亞麻油氈壁毯、快散架的搖椅，兒時見過的物品都在，還在原處，只是經歷了歲月的滄桑，有些走樣。

阿德里亞娜本人也在與時間的戰鬥中敗下陣來。儘管和過去一樣穿著熱帶大花裙，但那股中年過後依然聲名遠揚的精神頭兒和精明勁兒早已蕩然無存，始終不變的只有那股讓貓聞風喪膽的纈草味兒，餘生中我時常懷著一種災禍之感想起這股味道。

阿德里亞娜和媽媽哭完，只聽隔板後傳來短促劇烈的咳嗽聲。她再現了部分昔日風采，隔著木板大叫：

「大夫，」她問，「你猜誰來了？」

大夫脾氣不好，在隔板那邊用粗重的聲音索然無味地問了一句：

「誰啊？」

阿德里亞娜沒有回答，招呼我們去店後面的小屋。兒時的恐懼突然襲來，讓我邁不開步子，嘴裡直泛苦水，但我還是跟著媽媽往裡走。這裡原本是雜亂無章的實驗室，如今改成了臨時臥室。阿爾弗雷多·巴爾沃薩大夫比陸地上和海洋中的所有人和動物都要蒼老。他沒穿鞋，裹著那件傳說中的粗棉睡衣——像懺悔服——仰面朝天，躺在那張永恆的破吊床上，直愣愣地望著屋頂。聽見有人進來，他轉過頭，黃眼珠亮晶晶的，盯著我們看。他終於認出媽媽，驚呼道：

「路易薩·聖地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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