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於，我們可以打破每一間公寓的水管，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我們將生活在臉盆和其他裝滿溼頭髮的容器的包圍中，此外包圍我們的還將有助手和乞丐，我們慷慨地給予他們報酬，讓他們搜尋、分離和歸類，並將疑似的頭髮拿給我們，以便成就我們如此渴望的絕對把握。如果頭髮沒有出現，我們會進入一個更為模糊與複雜的階段，因為接下來的一段管道將把我們帶入城市的主幹下水道。在購買了特殊服裝之後，深夜我們將學會在下水道里滑行，在強力手電筒和氧氣面罩的支援下，探索大大小小的通道，如果可能，還有盜竊團伙中的一些人提供幫助，我們已經和他們建立了聯絡，而我們白天在政府部門或貿易公司掙到的大部分薪資將落入他們手中。

我們時常會覺得任務即將完成，因為我們會找到（或是別人給我們拿來）與我們所尋找的相似的頭髮；但是，大家都知道，如果沒有人為干預，頭髮的中間不會有結，最後我們幾乎總會證實，那個結只不過是頭髮直徑變粗的結果（雖然我們也沒有聽說任何類似的情況），或是長期停留在潮溼表面之後產生的某種矽酸鹽或氧化物。我們可能就這樣在大大小小的管道里不斷行進，直到抵達沒有人能下決心繼續前進的那個地方：通向河流的總排放口，碎屑物迅速在那裡聚集，怎樣的金錢、船隻和賄賂都無法讓我們繼續探尋。

但也許在此之前，或是在更早之前，比如在盥洗池下面幾釐米的地方，在與二樓公寓同高的地方，或是在第一根地下管道里，我們就找到了那根頭髮。只要想象一下這會給我們帶來的快樂，計算出由於十足的好運而節省下來的力氣有多麼令人驚喜，就足以讓我們做出選擇，要求一項類似的作業，並充分論證這項作業的合理性，每位盡職的老師都應該從學生幼年時就將其推介給他們，而不是用交叉相乘法或坎查·拉亞達的悲傷炙烤他們的靈魂。

困境中的姑媽

為什麼我們會有一個如此害怕仰面跌倒的姑媽？許多年來，全家人努力試圖治癒她的擔憂，最終卻不得不承認失敗。無論我們做了多少，姑媽還是害怕仰面跌倒；她純真的狂躁影響了我們所有人，從我父親說起，他滿懷手足情誼陪同她去一切地方，持續觀察腳下，以便我的姑媽可以毫無憂慮地走路，而我母親每天幾次精心打掃院子，我的姐妹們撿起網球，那是她們之前在露臺上天真無邪地嬉戲時留下的，我的堂兄弟們清洗掉在家中大量繁衍的狗、貓、烏龜和母雞的所有痕跡。但一切都無濟於事，姑媽下決心穿過各個房間之前，必須經過長時間的猶豫不決，沒完沒了的觀察，並激烈呵斥當時正好出現在那裡的所有小孩。然後，她才開始行動，先用一隻腳作支撐，像在松香盤上蹭腳底的拳擊手一般小步挪動，再換另一隻腳，她移動身體的方式在年幼的我們看來非常莊嚴，要花好幾分鐘從一扇門走到另一扇門。真可怕。

全家人多次試圖讓我的姑媽合理地解釋她害怕仰面跌倒的原因。有一回，她的回應是凝重到可以被鐮刀切割的沉默；但是，有一天晚上，在喝了一小杯橘皮苷之後，姑媽屈尊暗示，如果她仰面跌倒了，將再也無法重新站起身。對於三十二名家庭成員隨時準備前來幫助她的簡樸願望，她目光憔悴地回答：「沒用。」幾天後的夜晚，我大哥把我叫到廚房，讓我看一隻仰面跌倒在盥洗池下面的蟑螂。我們無言地看著它長久卻徒勞地試圖翻正身子，與此同時，其他的蟑螂克服了對燈光的恐懼，在地板上打轉，揉搓著那隻仰面朝天的同伴。我們帶著顯而易見的憂鬱回房睡覺，出於某種原因，大家不再問詢姑媽；我們只是儘可能地減輕她的恐懼，陪伴她走動，伸出我們的手臂讓她攙扶，給她買許許多多的防滑鞋和其他的穩定裝置。生活就這樣繼續，並不比別人的生活更糟。

被解釋和不被解釋的姑媽

顯而易見，我的四位堂兄弟投身於哲學。他們讀書、相互討論，家庭其他成員在保持距離的同時欽佩他們，因為我們堅守不干涉他人喜好的原則，甚至儘可能地提供幫助。我大為敬重的這幾位少年不止一次地探討過姑媽的恐懼問題，並得出了晦澀但或許值得重視的結論。就像在類似情況下經常發生的那樣，我的姑媽對這些討論研究知之甚少，但從那時起，家庭內部對姑媽愈發順從。多年來，我們一直在姑媽從客廳到前院、從臥室到衛生間、從廚房到儲藏室的那些搖搖晃晃的遠征中陪伴著她。她堅持側臥睡覺，夜裡維持絕對靜止的狀態，偶數日期朝右，單數日期朝左，我們從未覺得她的行為離奇反常。姑媽筆直地坐在餐廳以及後院的椅子上，絕不接受舒適的搖椅或莫里斯椅。在「伴侶號」發射的那一晚，全家人都躺在前院的地上觀察那顆衛星，但是姑媽依舊坐著，第二天她出現了嚴重的頸強直。我們逐漸被說服了，到如今是徹底屈服。我的堂兄弟們也促進了我們的轉變，他們用會意的眼神暗示，說著「她是對的」之類的話。但是為什麼呢？我們不知道，他們也不想向我們解釋。比如，在我看來，躺著極其舒適。把整個身子靠在床墊上，或是院子的瓷磚地上，可以感受到腳跟、小腿肚、大腿、臀部、脊背、肩胛骨、手臂和後頸均勻地分擔了身體的重量，即在地面上讓身體舒展開來，以無比親密和自然的方式靠近地表，而地面貪婪地吸引著我們，彷彿要將我們吞噬。奇怪的是，對我來說仰面平躺是最自然的姿勢，有時我會懷疑姑媽正是因此而感到恐懼。我認為這個姿勢完美無缺，也從心底相信這是最舒服的姿勢。是的，我沒有說錯：在心底，在內心深處，渴望仰面平躺。這甚至讓我感到有些恐懼，而我無從解釋。我多麼希望像她一樣，卻又多麼無能為力。

老虎旅社

早在我們將想法付諸實踐之前，我們就已經知道給老虎住宿將面臨情感和道德的雙重難題。情感難題不在於住宿，而在於老虎，因為這些貓科動物不喜歡別人為它們提供住宿，它們會使出自己所有的力氣——巨大的力氣——進行抵抗。情況既然如此，挑釁上述動物的脾性是否合適呢？而這個問題又將我們帶到了道德層面，在這個層面上，一切行動都能成為光榮或羞恥的起因或後果。夜晚，在我們洪堡大街的家裡，面對著忘記撒上肉桂和糖粉的大碗奶粥，我們沉思。我們並不是真正確定能夠為老虎提供住宿，這令我們痛苦。

最後，我們決定讓一隻老虎入住，只是為了觀察整個運作機制可能出現的複雜情況。之後，我們將會評估結果。我不會在此詳述獲得第一隻老虎的過程：那是一項謹慎而艱辛的工作，跑遍領館和藥店，花掉一堆雜亂的紙幣，郵寄航空信件，頻繁查閱字典。一天晚上，我的堂兄弟們渾身帶著碘酒的痕跡回到家中：成功了。我們喝了大量的內比奧羅葡萄酒，最終我最小的妹妹不得不用耙子清理桌子。那個時候，我們比現在年輕得多。

既然實驗已經給出了我們熟知的結果，我可以提供關於住宿的細節。最困難的或許是與環境相關的一切，因為需要一間傢俱儘可能少的房間，這在洪堡大街上十分罕見。在屋子中央安放裝置：兩塊交叉的木板，一套彈力鋼筋，以及幾隻裝著牛奶和水的陶罐。讓老虎入住並不是一件特別困難的事，雖然有可能操作失敗，需要重新再來；在老虎已然入住後，當它恢復自由並選擇——以各種可能的方式——行使這權利的時候，真正的困難才開始。在這個我稱為過渡階段的時期，家人的反應非常重要；一切都取決於我的姐妹們如何行動，取決於我父親儘可能地利用老虎的習性，猶如陶匠操縱黏土，使老虎重新入住的本事。最微小的失誤也可能導致災難性後果：燒斷的保險絲，灑在地上的牛奶，磷光閃閃的眼睛劃破黑暗所引發的恐懼，爪子每一次攻擊之後的溫熱血流；我拒絕繼續想象，而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成功地使老虎入住，並且沒有產生危險的後果。裝置以及我們大家——從老虎到我的從堂兄弟們——應該承擔的不同職責似乎都非常高效，而且和諧地銜接配合了起來。對我們來說，給老虎提供住宿這件事本身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讓這個儀式毫無差錯地執行到最後。要麼老虎接受入住，要麼採用某種方式使得它的接受或拒絕變得無關緊要。在被人們情不自禁地稱之為關鍵的時刻——或許是由於那兩塊木板，或許只是一種習慣性表達——全家人都覺得自己被一種非凡的激動情緒控制了；我母親沒有掩飾她的淚水，我的堂姐妹們抽搐著將手指交叉又分開。給老虎提供住宿意味著某種完全的對抗，直面一種絕對的力量；平衡的支點是如此微妙，我們為此付出的代價是如此高昂，而入住之後的短暫時刻，那自證了其完美性的短暫時刻，讓我們得以從自己身上剝離，虎性和人性被同時消除，這一切都僅僅發生在一個靜止的運動中，即眩暈、暫停和完成。沒有老虎，沒有家人，沒有住宿。無從得知存在著的事物：一陣並非來自這副肉身的顫抖，一種中間的時間，一根聯通一切的柱子。然後，所有人來到有頂的庭院裡，姑媽們端上了湯，彷彿有什麼東西在歌唱，彷彿我們在參加一場洗禮。

葬禮上的舉止

我們不是為了茴香酒，也不是因為不得不去。有人已經猜出來了：我們去是因為無法忍受各式各樣最狡詐的虛偽。我年紀最大的從堂姐負責瞭解葬禮的性質，如果是真的，如果人們哭泣是因為在晚香玉和咖啡的香味中男男女女們除了哭泣再無他想，我們就會留在家裡，在遠處陪伴他們。頂多我的母親會過去一下，以全家人的名義道個惱；我們不喜歡強行加入他人與陰影的對話之中，那是傲慢無禮的行為。但是，如果我堂姐通過不慌不忙的調查，懷疑在帶頂庭院或是客廳裡出現了虛偽的徵兆，那麼全家人會立即穿上最好的衣服，等待葬禮開始，無可阻擋地逐一登場。

在帕西菲克街區，活動幾乎總在擺著花盆、放著電臺音樂的庭院裡舉行。在這種場合，鄰居們會關掉廣播，只留下茉莉花和家屬靠著牆壁交錯安放。我們逐個抵達，或者兩人一組，向喪親家屬們致意，很容易就能認出他們，因為他們一看見有人進來就開始哭泣，然後我們在某位近親的護送下，在死者面前鞠躬。一兩個小時以後，全家人都出現在了死者家裡，但是，雖然鄰居們對我們非常熟悉，我們仍表現得就像每個人的到來都有自己的緣由，相互之間幾乎不說話。一種精確的辦法指導著我們行動，在廚房裡、在甜橙樹下、在臥室裡、在玄關挑選交談的物件，時而走到庭院裡或者大街上抽菸，或者在街區裡散步，就政治觀念和體壇動向展開交流。無須太久就能探明近親的感受，啤酒、甜馬黛茶和帕爾蒂庫拉淡型香菸就是通向秘密心事的橋樑；午夜以前，我們便足以確認可以毫無愧疚地行動。一般來說，我的小妹負責第一次出擊；她熟練地來到棺材旁邊，用一條紫色的手帕蓋住眼睛，開始哭泣，起初，她靜靜地流淚，把手帕浸溼到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然後是抽泣，急促的喘息，最後爆發出可怕的號哭，鄰居中的婦女們不得不把她送到為這種緊急情況而準備的床上，讓她聞橘花水並安慰她，與此同時，其他的婦女忙著照顧突然被這場危機感染的近親們。一時間許多人聚集在靈堂門口，他們小聲提問、交流資訊，鄰居們則聳聳肩。家屬們由於必須竭盡全力而深感疲憊，他們開始收斂自己悲痛的表現，就在此時，我的三個從堂姐妹開始哭泣，她們哭得自然，沒有叫喊，但又如此動人，以至於家屬和鄰居大為忌妒，他們意識到當其他街區來的陌生人都如此悲痛的時候，他們不能這樣在一旁休息，於是再次加入了集體哀悼的行列，再次需要騰出床位，給年長的女士扇風，給抽搐的老頭放鬆腰帶。我和我的兄弟們通常等到這個時刻才會走進靈堂，去到棺材旁邊。儘管顯得非常奇怪，但我們是真的深感痛苦，每次聽到我們的姐妹們的哭聲，那無盡的傷痛就會填充我們的胸膛，並讓我們想起童年，比亞·阿爾貝帝納附近的田野，在班菲爾德的羅德里戈將軍大街上拐彎時吱嘎作響的電車，諸如此類總是讓人非常傷感的事情。我們只要看見死者交疊的雙手，就能突然淚流滿面，不得不羞愧地遮住臉，我們是五個真正在葬禮上哭泣的男人，與此同時，喪親家屬們絕望地攢出力氣，向我們看齊，他們感到不論付出怎樣的代價，都必須證明這場葬禮是屬於他們的，只有他們有權利在這座房子裡這樣哭泣。但是他們人數很少，而且缺乏真情（我們通過我最年長的從堂姐那裡瞭解到這一點，這為我們增添了力量）。他們徒勞地積攢抽泣和暈厥，和他們團結一心的鄰居們給予他們支援，送上安慰，並考量局面和情勢，把他們送去休息，又把他們送回來重新加入戰鬥，這些同樣是無謂的努力。現在，我父母和我大伯接力替換了我們，這幾位老人的痛苦中有某樣東西必須敬重，他們從洪堡大街前來給死者守靈，從街角算起，離這裡足有五個街區。說話最有條理的鄰居也開始詞窮，丟下喪親家屬，去到廚房喝果渣酒，發表評論；幾名家屬在一個半小時的持續哭泣之後筋疲力盡，開始呼呼大睡。我們輪流主導局面，並且表現得像是沒有任何事先準備；清晨六點前，我們成了葬禮毫無爭議的主人，大多數鄰居已經回家睡覺，家屬們以不同的姿勢躺倒，並帶有不同程度的浮腫，黎明在院子裡降臨。在這個時間，我的姑媽們在廚房裡準備了補充能量的點心，我們喝了煮沸的咖啡，當我們在玄關或臥室相遇時狡黠地對視；我們就像來來往往的螞蟻，路過時相互摩擦觸角。靈車抵達，一切已經準備就緒，我的姐妹們帶著家屬在棺材合上前與死者作最後的告別，她們支撐他們，安慰他們。與此同時，堂姐妹和兄弟們加快程式，把他們趕走，打斷告別環節，然後自己留下同死者待在一起。家屬們屈服了，迷失了方向，朦朧地意識到現狀卻無力應對，他們任由自己被帶來帶去，啜飲任何靠近他們嘴邊的東西，用語無倫次的抗議回應我的堂姐妹和姐妹們親切的請求。離開的時刻到來，家裡擠滿了親人和朋友，一個無形但嚴密的組織決定了每個步驟，殯葬公司的負責人聽從我父親的指揮，棺材的移動遵從我大伯的指示。偶爾，最後一刻趕來的家屬們憤怒地吵鬧著要求恢復自己的權利；可鄰居們已經確信，一切理應如此，後者惱火地看著他們，強迫他們住口。我的父母和叔伯們安坐在靈車上，我的兄弟們登上了第二輛車，我的堂姐妹們裹著黑色和紫色的三角披肩，好心允許某位近親也坐上第三輛車。剩下的人各自找車搭乘，有些家屬不得不坐計程車。一部分家屬因為清晨的空氣在漫長的旅途中恢復了精神，試圖謀劃在墓園裡進行一次復辟，他們即將面臨痛苦的幻滅。棺材剛抵達列柱廊，我的兄弟們就團團圍住了喪親家屬或朋友們指定的祈禱師，很容易就能通過他逢迎場合的表情和上衣口袋裡鼓起的那捲稿紙而認出他。他們向他伸出雙手，用眼淚濡溼他的衣領，輕拍著他，發出木薯粉般柔軟的聲音，祈禱師無力阻止我小叔走上講臺，開始發表演講，他的演說閃耀著真理之魂，處處嚴謹。演講持續了三分鐘，完全圍繞死者展開，讚頌了他的德行，也評議了他的缺點，每個詞都充滿仁慈；他極為動情，有時甚至難以結束髮言。他剛下來，我大哥就佔據了講臺，他代表鄰里誦讀讚美詞；與此同時，原本被指定的鄰居試圖從我的堂姐妹和親姐妹之中開路，她們正哭著抓住他的坎肩。我父親親切而不容違抗的姿態讓殯葬公司的工作人員行動了起來；他們輕柔地開始轉動靈臺，而那些專職祈禱師留在了講臺下方，相互對視，汗溼的手揉搓著演講稿。我們通常不會一直陪死者到拱形墳墓或地下墓穴，我們會半途掉頭離開，一路談論著葬禮中的突發事件。我們遠遠看見家屬們絕望地跑過去抓住棺材上的繩子，和鄰居們爭搶起來，而此時，已經是鄰居們掌控著這些繩子，他們更希望自己而不是家屬們挽住它們。

阿根廷長詩《馬丁·菲耶羅》中的人物。

坎查·拉亞達，智利地名，此處指智利獨立戰爭時期發生於1814年3月的坎查·拉亞達第一戰役，又稱「坎查·拉亞達的悲傷」。

西班牙語中「crucial」一詞同時有「十字交叉的」和「關鍵的」兩重意思。

作者「胡利奧·科塔薩爾」的其他小說

《被佔的宅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