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埃內，要對自己好點。」

他就這麼走了。我不知道怎麼才能對自己好點。活著，這項人人都要堅持下去的事業，現在殘酷得難以想象。

至少，我還知道他在哪兒，伊麗莎白說這是件幸事。我沒法同意她。他們迅速地把他押往提斯維爾，距利奧波德維爾南部約有一百公里，去往那裡的路是這個國家最好的，最近獲得外援後剛剛重新鋪設：監獄顯然就有這麼重要。我不得不奔走於八個不同的政府部門之間，打聽訊息。我像只順服的狗一樣帶著各種半透明的紙條從一個辦公室跑到另一個辦公室，最後總算見到了我的主子，他的椅子往後靠著，靴子翹在辦公桌上。看見一個白人女性，他吃了一驚，摸不準是該恭敬還是蔑視，於是就在這兩種態度間不停切換。他告訴我，我丈夫會被拘留到提出正式指控為止，時間為六個月到一年。指控通常是叛國，也就是說反對蒙博託，最有可能的刑期應是終身監禁，不過也有其他可能性。

「哈代營地。」我說。

「艾貝亞營地。」他糾正了我的錯誤，當然啦，哈代營地被正名了。

我很清楚千萬不能因為所謂的「其他可能性」而歡欣鼓舞。哈代營地恰好也是盧蒙巴的關押地，在飛往加丹加的死亡之旅前，盧蒙巴在這牢裡差點被打死。我不知道在擁有這段歷史的地方，我丈夫能得到什麼舒服的待遇。我們認識的其他幾個人，包括阿納托爾在中學的一個同事，也是最近在哈代監獄被關了很長時間。這種關押像是一種緩慢的處決，主要是通過讓囚犯捱餓。我們的朋友說，有很長一段時間，每兩天才給一根香蕉。大多數牢房都是單人囚室，沒燈光，沒管道，地板上甚至連個洞都沒有，糞桶根本沒法清理。

那人告訴我，阿納托爾遭到正式指控前，我不能去探監。之後，能不能探監就要看是什麼樣的指控了。我盯著端放於辦公桌上的空空的藍盔，又看了看我的這位指揮官絲毫未受保護的腦袋，真希望我的勃然大怒能讓他腦殼爆裂。他對我再沒有什麼可說了，我便用最客氣的法語謝了謝他，然後離開了。神啊，求你按你豐盛的慈悲塗抹我的過犯。我的心裡起了強烈的渴望，想砸破那人的腦袋，令他惡臭的腦漿四濺於別人的後院。

至少他沒被銬在體育場底下，伊麗莎白一個勁兒地這麼說。我想，即便是我那顆破碎的心，也會承認這是份好運。

我從未體會過此等孤獨。孩子們當然很悲傷，但帕斯卡和帕特里斯已經一個十五歲、一個十三歲，馬上就是男子漢了，他們知道怎麼用男子漢的方式去處理這種事。馬丁很惶惑，需要好好安慰，可他卻安慰不了我。

我們很快就找到了房子，最近有一位老師帶著一家人剛搬走，去了安哥拉。房子距市中心很遠，是通往內陸的公路兩旁為數不多的幾處居民點之一，所以我們至少還能因這裡鮮花盛開的樹木和可供栽種蔬菜的院子而得到安慰。但我們離伊麗莎白和克里斯蒂安卻遠了很多，而且她們每天都要工作很久，打掃警察局及其附屬的政府倉庫，所以我根本得不到日常交流這樣的慰藉。即便是伊麗莎白，也不太能和我產生親人之間脾性相投的默契，她愛我，卻又覺得我難以理解、沒有女人味，說不定還會惹來麻煩。如果家裡有人被判了叛國罪，她可能會受牽連，失去工作。

此前我從未注意到自己有多依賴阿納托爾。在這兒，只有他才能為我辯白，赦我的罪。之前我從沒往這方面想過。這麼多年來，我竟然奢侈地忘了在這棕色與黑色的土地上，我是個白人。我是恩甘巴夫人。我是個在集市上望水果價格興嘆時讓人憐憫的人。我是老招惹她們孩子的那幾個搗蛋鬼的母親。我裹著纏腰布，庇廕於阿納托爾時，似乎融入了這裡。如今，沒有丈夫的我置身於這片新的鄰里中間，我的皮膚便猶如赤裸的燈泡發出刺眼的光。我的鄰居們唯唯諾諾，冷淡矜持。日復一日，如果我想要問個路或聊聊天氣，他們就會緊張地用磕磕巴巴的英語或法語回答我。他們難道沒注意到我是先用林加拉語和他們交談的嗎？他們難道沒聽見我每天隔著籬笆呼喊自己的兒子時，那種日常而又母性的語調和這裡土生土長的賣魚婦別無二致嗎？只要一見到我的外國皮膚，他們的感官似乎就會凍結。在當地的集市上，我走到哪裡，哪裡的談話就會驟停，一個安靜的氣泡與我如影隨形。附近的每個人都知道阿納托爾出了什麼事，我知道他們滿懷同情——他們也都恨透了蒙博託，希望自己能有阿納托爾一半的勇氣，但評判他時，也得考慮到他有個蒼白皮膚的妻子。對於外國人，他們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我們對他們的一切所作所為。我不可能像阿納托爾維護我一樣去改善他在他們眼中的地位。相反，正是有了我，他才有了軟肋。

我會情不自禁地這樣自忖：如果不是為了我，他現在會在哪裡呢？仍在時時刻刻與災難共舞，這是肯定的；在我遇見他之前，他就是個革命者。但也許不會被抓。他不會兩次離開這個國家，就因為聽了我的懇求，說母親年事日高，牛排有多好吃；甚至極有可能都不會有護照，而他們就是那樣才把他抓住的。

可那樣的話，他的孩子們又會在哪裡呢？我們這些當母親的總是會讓問題迴歸這裡。他怎麼會為這段婚姻後悔呢？畢竟這婚姻將帕斯卡、帕特里斯和馬丁·路德帶到了非洲大地上。從長遠看，我們的結合對各自來說都充滿了艱難險阻，可哪種結合不是這樣呢？婚姻就是漫長的妥協與磨合，深入骨髓，浩如煙波，總會有一種規劃被另一種吞沒，一雙車輪嘎吱響著，艱難向前。可是，對這世界來說，比起我們各自度過的人生，我們共同的生活難道不是有著更豐富的意味嗎？

當孩子們不在家，孤獨讓我發狂時，我總是會用上面這些問題來使自己分心。我試圖用回憶來填滿空間，試圖回憶他第一次抱著帕斯卡時臉上的表情。我記得我們在各式各樣的黑暗中、在各式各樣的蚊帳下做愛；記得他的牙齒咬著我肩頭的肉，很輕很輕；記得孩子睡在我們邊上時，他的手放在我的唇上，讓我聲音小點。我記得他大腿上的肌肉，他髮間的氣味。最後，我不得不來到外面，望著院子裡身形豐滿、羽毛駁雜的母雞們，試圖決定到底殺掉哪隻雞來當晚餐。結果，我一隻都沒抓成，因為那樣的話，我的伴又會少一個。

抵禦心痛的方式就是儘量忙碌。在滿屋子的錯誤中，至少要把某一個小角落的事情做對——這是我從阿納托爾那裡學來的。也許也是從自己身上學來的吧，得益於我的雙親那樣怪異的組合。但如今，我害怕我們已用盡了全部的可能性，卻還有許多的年月需要過下去。我已聯絡過了他建議我去找的所有人，去提醒他們，或去尋求幫助。在幾次錯誤的嘗試之後，打亂了順序的地址竟然指向了埃蒂安·齊塞凱狄的副部長。埃蒂安是唯一有可能幫助我們的政府部長，但他自己在蒙博託政府裡的位子也岌岌可危。當然，我也寫信給母親的朋友們了。（就是「大聖國際」，蕾切爾說不定仍然這麼稱呼它。）我懇求他們為阿納托爾的事發電報過來，他們全都同意了，電報會像雪片似的抵達。如果能讓蒙博託覺得尷尬，那對他的判決就有機會從無期減至五年，或者更少。與此同時，母親也正在籌錢，以用作賄金，好給他弄點吃的，以保證「五年」刑期不會到頭來就相當於「無期」。等到錢湊齊後，我就跑到各個政府部門，看賄金該往哪兒塞。我又是上訪又是寫信，直到他們全都熟悉了我這張臉，不想再見到它為止。我已經盡己所能了，而現在我做的就是己所不能的事：等待。

等孩子們都睡了以後，我便在臺燈下給阿納托爾寫簡訊，簡短地說一下孩子們的情況和我們的健康狀況。再給艾達寫長信，說說我現在真實的境遇。或許他們誰都收不到我的信，但我需要的是寫信本身，我需要盡情地傾訴。我告訴艾達自己有多悲哀，我寫得如戲劇般跌宕起伏。也許，讓這些話悶在一大堆信件裡，無法寄達最好。

我現在挺羨慕艾達，無牽無掛，也就不用撕心裂肺。她不需要孩子往她腿上攀爬，也不需要丈夫親吻她的額頭。沒有這一切，她會安然自若。而蕾切爾，卻似撒鹽罐一般，情緒起起落落。這就是生活。有時候，我想起我們的嫁妝箱，就不由得想笑，因為它們簡直是一語成讖。當年蕾切爾瘋了似的加班加點地往裡塞東西，預示了她的婚姻軌跡，雖非以質見長，但在數量上勝出。露絲·梅終生免做。我剛開始做桌布時雖勉勉強強，但最終全情投入。而艾達，她在餐巾上編織了黑邊，又將之隨風拋走了。

但我們最後全都將自己的靈與肉以各種方式留在了非洲，甚至艾達也是，她成了熱帶流行病學和新型陌生病毒方面的專家。我們每個人都將自己的心埋進了六英尺深的非洲塵土裡，我們都是這兒的共謀者。我的意思是，我們所有人都是如此，不僅僅是我們家。所以，你現在怎麼辦呢？你要找到自己的方式，把心挖出來，將它抖摟乾淨，再次把它舉到光亮處看一看。

「要對自己好點。」他在我耳邊輕聲說道。我就問他，那怎麼可能呢？我在椅子上像嬰兒一般來回搖晃著，渴望太多不可能的東西：正義，寬恕，贖罪。我渴望自己這副纖瘦的身子再也不要承受這兒的所有傷痛。但我也想堅持下來，去繼續感受苦難之地的痛苦。我想要屬於某個地方，真是該死。我想要將百年的戰爭從這身白皮膚上抹除，直到蹤跡全無，如此，我才能像鄰居們那樣，裸露著肌腱和骨頭，走到他們中間去。

最重要的是，我的白皮膚渴望著，被這地球上我所知的唯一一個已原諒了它的男人撫摸、擁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