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住宅區的兒童們彼此交換玩具和衣服，好像這些是他們的共同財產，實際上也幾乎成為共同財產了。如果小波比的外套穿不下了，就可以送給對門的小比利。母親在一個陌生孩子身上認出自己家的衣服，是很平常的事情，因為這些衣物到別人之手後又轉手了幾次。腳踏車和小型摩托車也可以交換。很多家庭的前門總是敞開的，鄰居不敲門就可以進去。裡屋的門也逐漸消失了。那些20世紀30年代的大軟墊沙發、厚重的地毯和屋裡的隔牆也不見了。以往母親們每天都打掃的只用來擺大餐的餐廳，已經被客廳、飯廳和廚房一體的房間所取代。這些郊區居民即使在有客人來訪時，也不會為失去那種大餐廳而難過。大家入席圍坐在一起的吃飯方式，已經演變成一鍋端、自取的方式。有時會有些彆扭，但似乎沒有人介意，這樣女主人也可以和大家同樂。

男主人通常提前就將酒調好，75%的家庭喝的都是馬提尼。如果有人在兒童室滋事，他會急忙趕去制止。郊區的父親們對孩子更加關注，家庭成為陪伴與娛樂的地方。到1954年，美國近2/3的丈夫幫忙做家務，在新開發區，該比例更高。此外，在一定程度上，讓年輕父母的父母們驚訝的是，他們發現現在年輕的父親還會幫著洗碗、做飯和給嬰兒換尿布。羅素·萊恩斯抱怨道，年輕的妻子開始將自己的丈夫當兼職僱員或新的傭人來用了。但這些年輕丈夫覺得，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去超市買些額外的食品、把髒衣服扔進洗衣機裡、推著嬰兒車上街並不會使自己喪失男子氣概。他們認為這對自己和家庭都很好。斯波克sup/sup是這些年輕父親們用來給自己的手錶對時的大座鐘：既然他也認同這些父親們的做法，那就是對的。

作為家庭團結領頭者的郊區母親們大多看起來很年輕，往往其本身確實很年輕。在20世紀50年代，美國女性結婚的年齡從22歲下降到20歲甚至十幾歲。高中結婚已經逐漸被認可。孩子們在初中就開始談戀愛。女孩在那時甚至更早就開始思考婚禮。《紐約時報》一則銷售兒童服裝的廣告說：「她可以對男人產生無限誘惑。」

要成功地誘惑男人，就必須很誘人。用懷利的話說，要「夠條件」，最好是「很夠條件」。為了實現這一幸福的高度，所有年齡段的女性都在衣服、化妝品和製造商聲稱會產生誘惑的奇妙香水上投入大量金錢。1939年以來，女性的身材尺寸平均縮小了三四號。她們要的不是合適自己尺寸的服裝，而是她們喜歡的款式，然後節食減肥以適應這件衣服。「梅特里科爾」sup/sup一面市就贏得了熱烈的大眾市場。取得同樣效果的還有伊卡璐的新口號：「如果只有一生，何不做一位金髮女郎。」一些社會科學家和上了年紀的婦女參政論者擔心婦女過於魯莽地放棄她們來之不易的獨立地位，但他們的聲音被淹沒了。《生活》雜誌盛讚女孩們迴歸家庭的大趨勢，《時代週刊》配合封面圖，刊登了一篇關於郊區妻子的文章，說她們的「生活很美好……要說她們有什麼不高興的理由，完全難以置信」。卡爾·德格勒寫道，真相是「整個美國社會，包括婦女，對女權主義思想都敬而遠之」。

到了20世紀50年代後期，美國的出生率已逼近印度。在20年裡，生育三個及以上孩子的美國媽媽的數量翻了一番。這種現象在女性大學生裡越來越多，也最為突出：她們不惜放棄事業，養育4個、5個、6個或更多的孩子。美國大學生中的女生較少（只有35%），明顯低於歐洲國家，也低於美國戰前比例（40%）。註冊入學的大學女生中近2/3沒畢業就退學了，而超過半數的男生完成了學業。許多女生離開學校，去做卑微的工作以資助她們還在讀書的另一半。這就是所謂的「」（讓丈夫讀完大學）學位。另一些女生退學是因為她們沒有找到伴侶。各校教務處發現，女生在大一、大二時離開學校，是因為她們發現這裡可以選擇的物件已經不多，想去別處碰碰運氣。

暫時居住在萊維敦的雄心勃勃的中層管理者，虎視眈眈地盯著威徹斯特郡，對他們來說，合適的伴侶就像親切的笑聲和誠懇的領帶一樣重要。公司開設培訓班，指導公司職員的妻子們什麼是應該做和什麼是不應該做的。《財富》雜誌在訪談中發現妻子們，尤其是年輕的妻子都很認同這種培訓。她們認為害羞的婦女應該多參與社交，比丈夫還精明的女性則應該學會隱藏鋒芒。當時有幾部電影戲劇化地演繹了她們的情形，如《縱橫天下》和《女人世界》。這些電影的主題都是公司需要尋求合適的人擔任要職，聰明的妻子在各個方面幫助丈夫獲得成功，如著裝得體、將室內裝飾得當、選擇合適的陪客、用餐時為上級選擇他最喜歡的菜等。

大型企業員工習慣於默默無聞，讓那些倚之為生的人們失去了信心和獨立能力。他們自身沒有站穩腳跟也是原因之一。員工就像是地圖上的大頭針，人事主管可以隨意把他們移來移去。每次調動都意味著告別老朋友，在別處再次尋覓朋友。據《華爾街日報》報道，蒙哥馬利·沃德公司的一名職員因為工作調動，在婚後26年裡和他的家人搬遷了28次。流動性增加成為郊區生活的常態。根據阿特拉斯搬運公司說，現在公司經理一生中搬遷的平均次數是14次，大約每兩年半就要搬遷一次。對他們來說，適應新環境的能力非常重要，那些始終居住在一個地方的人是無法理解的。雖然新住宅區對社會化的要求有時未免過分，然而，人們過分依賴於自己的家庭情感，會讓情況變得更糟。

郊區設施完備，足以滿足新住戶的需求，居民不可能感到孤獨。美國人見到任何團體就想加入的衝動，在這裡得到了充分展現。從早到晚，排滿了各種組織的集會。夥伴們總能抽出時間聚到一起，打撲克、打橋牌和打保齡球；攝影、觀察鳥類、射擊、刺繡、乒乓球俱樂部，處處熱鬧非凡；小學家長會、女性選民同盟、美國人爭取民主行動組織、女民兵組織，以及從1958年才開始的約翰·伯奇協會也人頭攢動。

許多之後在公眾生活中崛起的美國人，在郊區這種不斷相互調整適應的生活中積累政治經驗。與之前的住處相比，他們在新居處更容易成為共和黨人。從城市中心來到郊區的雄心壯志的夫婦，變更了他們的黨派，這也是他們拋棄下層階級身份的方法。他們的父母曾經是民主黨龐大的後援團的成員，而他們卻不再如此，他們現在已經達成所願，於是就想推倒曾經爬過的梯子。戰後歐洲工會的擴張，導致了龐大、激進的階級意識的力量的形成。但美國這裡沒有。雖然1800萬美國工人已經加入工會，但他們渴望中產階級的地位，並且常常能得到滿足，因此形成了龐大的新中間階層。他們對自己的新角色感到不安，不相信自由主義，厭惡進一步的社會改革，終於形成了新保守勢力。隨著羅斯福聯盟開始動搖，這股力量將越來越有重要意義。

對郊區生活方式最常見的控訴就是太壓抑。郊區生活過於隨意自如，如果有人要追求個人隱私，就會顯得有些格格不入。本用來觀景的窗戶成了從窗外向屋內窺探的視窗，夫妻如果想避開鄰居獨處一會兒，可能還需要之後向鄰居解釋一番。郊區的居民認為他們有權知道一切：「你昨天來例假了嗎？」「在店裡和你說話的那女人是誰？」或者，「你老公羅傑早上上班時很生氣，他怎麼了？」

「文雅社會」這樣的詞語被棄用，因為社會已經沒有任何文雅可言。直呼其名更是司空見慣的事情，這以前只限於家人和朋友之間，現在已擴充套件到同事和鄰居之間。在辦公室聚會或鄰里間的雞尾酒會上，弄清與你交談的人的姓名變得越來越困難，只有在初次介紹時才會說到姓，之後每個人就只是艾爾、黛比、查克或貝絲sup/sup。而直呼其名的範圍最後又擴大了一圈，幾乎包括每個僅僅知道你是誰的人：醫生、商人或是別人家的哪個孩子。回到家中的郊區居民會突然發現一個陌生男孩在使用家裡的浴室，只需打招呼道：「你好，多麗絲！」在郊區，這是友好的表現，一旦反對這種行為，就會被視為勢利眼，被人們指責。

郊區裡的另一種忌諱就是罵別人的孩子，用前幾代人的話來說是「管教」。管教孩子只能是孩子父母才能做的，但他們並沒有完全擔起責任來。新開發區的孩子是特殊的群體，他們是否能在這種成長的環境中受益，後來成了一個全美爭辯的問題。當然，他們從未被忽視。放任孩子做自己想做的事需要花費時間和耐心，而新開發區的父母是全美國最寬容的父母。孩子們還會提出別的要求，花費父母的時間。母親應該為孩子安排活動，然後帶孩子去參加。有時，這需要格羅辛格公司社會指導員的精力和全面的才能，因為郊區的孩子總是一直在忙碌。社會學家們都驚訝於給孩子們安排的生活。每天放學後和星期六，孩子們匆忙地坐上郊區的旅行車去上舞蹈課，到少年棒球聯賽會練習，上網球課、航海課，參加話劇組、舞會，學鋼琴，參加幼年童子軍，上戲劇學校，等他們回到家裡，只有吃晚餐和看會兒電視的時間了。他們的時間被安排得太滿了，亨利·默裡在《代達洛斯》雜誌上抗議，孩子們發展個性的機會被大幅削減了，如果還沒有完全毀滅掉的話。他寫道：「當孩子剛學會走路時，父母就讓他和別的孩子一起玩。」「搖擺世代」對個性不是很感興趣。雖然年長的高管還是會在口頭上支援個性，但他們的職員還是更渴望養育出如他們所說的「能與他人和諧相處的孩子」。他們欽佩彼此的這個優點，希望自己也能培養出這一優點，並認為這是下一代在未來獲得成功的關鍵。

結果是數以百萬計的學生從有自己的意識起，就配備了可以指明方向的雷達，卻沒有自己內心的陀螺。他們很好地瞭解到社會所需要的精神品質，卻沒有被告知這有什麼作用；他們熟知如何讓自己受歡迎，卻不知怎樣取得別的成就。一位主教曾說：「讓我培養一個男孩到7歲，終其一生，他都會是天主教徒。」宣揚適應環境的先驅們已經花了超過7年的時間，即使是教會也沒有做到比他們更徹底的工作。母親們最先給孩子灌輸的是讓同伴喜歡自己的必要性，接下來是在沙坑和鞦韆上進行實踐訓練，後來的活動是幼年女童子軍、少年棒球聯盟等。對於與人友善的宣揚無處不在。現代教會的星期日學校教導說，上帝真的只是一個朋友；宗教很有趣，就像電影裡的修女，她們也打壘球，坐直升機到處遊玩。任何羽翼未豐的路德sup/sup想培養出自己的個性，都會被大眾媒體勸阻，而新郊區學校又會再給他塗上幾層良好夥伴關係油彩。

美國社群之間課堂教學的質量和特點各異。在一些社群，麥格菲sup/sup的讀本和死記硬背的學習方法依然盛行。然而，只有一個老師的公立小學正在被淘汰，這些學校的數目從1932年的143391所下降到1950年的59652所，到艾森豪威爾時代結束時，又下降到20213所。受到師範院校和全國教育協會歌頌讚揚的行業的領導者，都是進步教育的倡導者，但這不是真正的進步。它一開始是個運動，致力於把富有想象力的孩子從課堂紀律中解放出來，鼓勵其發展自己的個性。接著，隨著教育者變得越來越重視發展社交技能，教師對其施加了更大的限制約束，替代了以往強調的對知識素養的獲得，讓孩子們朝著格塞爾嬰幼兒發展量表sup/sup不斷前進。

這些學校從不告訴學生他們必須要學的內容，而是讓他們自由選修課程。為了避免對學生的表現規定死板的標準（他們稱之為「枷鎖」），成績往往只限「滿意」或「不滿意」兩種。「家庭生活」的課程代替了代數、幾何、語法和外語。新教育家有時會對傳統教育制度充滿敵意。埃裡克·巴伯是伊利諾伊州帕克佛瑞斯特中學的校長，他的學校在1954年全美城市聯盟舉辦的「全美學校」競賽中被評為最好的5所學校之一。他曾經譴責大學招生辦公室對大學生入學條件的固執。他說：「所謂‘聰明的學生’，往往離開書本和死記硬背就成了最蠢、最差的學生。在商業、銷售、體育、廣播領域從事年薪2萬~10萬美元工作的人，智商大多都低於90，這就是最好的例子。」

由於時刻警惕著被貶為「適應性差」，學校的教師會參與學生選擇朋友、課間休息的遊戲甚至休息時的荒謬活動中。教師們不組織班級參觀國家紀念館，而是去農場或雜貨店。學生們為了學習成為消費者，會蒐集被告知的對自己以後生活有用的資訊。負責人在家長教師聯誼會上解釋說，這樣的「實踐」環節讓學生參與了真實的生活情境，從而避免了所謂的「精英主義」，他們不會關注如何改變生活，而是如何在「沒有打亂人與人之間關係」的情況下去做出改變。巴伯博士在一次教師會議上說，「我們現在是群體的時代」，教師的工作是強化學生性格中外向的部分。所以要教育孩子們，讓他們學會「全面發展」，理解個人目的與社會目的是一致的。如果對某個問題存在疑慮，他們會請教彼此。

一些家長對此表示反對。他們要求恢復拉丁文、化學和微積分等，這些都是大學和學院要求學習的課程。校長們微笑著搖搖頭，回答說：「我們教育的是孩子，而不是某個學科。」他們認為，為了讓學生提前為進入消費世界做好準備，他們採納的是實用、實事求是和腳踏實地的方法。未來一定會證明這一做法的正確性。

1957年10月4日，蘇聯新聞機構塔斯社報道了一個讓美國人感興趣的新聞。它宣佈：「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已經誕生了，並且由蘇聯成功發射……人造地球衛星將為太空旅行鋪路，這似乎預示著，現在的一代人將目睹新的社會主義社會的人們，如何用自由自主的勞動，將人類最大膽的夢想變成現實。」

要理解該報道的全面影響，你必須記得在1957年，美國仍被視為科學創新的源頭。戰後一段時間，莫斯科時不時地宣佈蘇聯的伊凡或伊利亞或某人發明出來了某樣東西，而蘇聯以外的人們都知道，這些東西早就被美國人發明了，這些一次次地成了笑話。美國人從小就相信，自己實際上已經壟斷了技術創造力。如今，這些驕傲的人摔了跟頭。此外，他們還受到奚落。赫魯曉夫得意地說：「全世界的人都指著這顆衛星。他們說，美國已經被打敗了。」實際上，的確是這樣。塔斯社稱這個空間飛行器為人造地球衛星，字面意思為「旅伴」，或者更恰當一點，可以稱為「同路人」。這顆人造地球衛星立刻引起了世界的關注。對美國而言，這件事引起的震驚不亞於當年的股市大崩盤。

剪影：艾森豪威爾的黃金時代

新開發區在美國現指政府出資修建的住宅區，此處意指「新開發出的空地」。

斯波克：美國著名育兒專家。有關他的故事，詳見《光榮與夢想4》第三十四章。——編者注

梅特里科爾：一種節食減肥的方法。——編者注

這些都是常見的暱稱。——編者注

路德：德國的宗教改革家馬丁·路德。——編者注

麥格菲：美國著名教育家，曾編寫系列教材，成為全美19世紀最通用的課本。——編者注

格賽爾嬰幼兒發展量表：美國心理學家提出的經典的嬰幼兒發展測量工具。——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