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致力於蒐集美國民俗資料的喬治·蓋洛普博士民意測驗研究所指出：1954年美國男性的平均身高是5英尺9英寸，平均體重是158磅；女性的平均身高是5英尺4英寸，平均體重是132磅。丈夫認為妻子懂得持家之道比什麼都重要，但他們中大多數人（約55%）都認為美國的女人被寵壞了。
該研究所在宣佈有關美國生活的各種詳細調查研究結果時指出：「在歷史長河中，國家和民族有時會因其性格上細微的特點被人們記住，而非某些壯舉和戰役。上述這些情況可能就是千載之後美國人聞名於世的特點。」事實上，僅僅過了20年，人們便已經開始對此產生興趣。儘管其中有些許無聊之處，但在瞭解他們生活細節的過程中也有有趣甚至有意義的地方：瞭解他們如何看待自己和他人，他們的憂慮，以及他們如何生活。然而，這些調查得出的一些結論，現在看來似乎比較離奇。
對傳統的兩性間區別的公然抗議在當時還沒有。妻子認為男人喝酒太多了，丈夫的主要錯誤之一隻是「因為他們對什麼事都不關心」，與所謂的大男子主義無關。女人一般會選擇婚姻而放棄工作，她們也的確想將「服從」這個詞從結婚儀式中除去，而令人吃驚的是，它仍然存在。但在其他方面，這些女人則接受雙重標準。例如，61%的女性認為妻子不應該拆看丈夫的信件，即使信封上彌散著香水味，嬌柔的字跡也明顯是出自女人之手。當被問到「妻子通姦是否比丈夫通姦更應受到譴責時」，絕大多數的女人（80%）都會回答：「是的，當然是。」
大多數人認為錢是他們最擔心的，只有21%的人認為最擔心的應該是「爆發世界大戰和維護世界和平」。他們對美國信心十足、自豪感氾濫。美國人認為慷慨是他們最顯著的性格特徵，其次是友好、理解、虔誠、崇尚自由和不斷進取；缺點則是：淺薄、利己主義、奢侈、拜金和自私。
那時，仍然有相當多農民被視為另一類人。他們每天起得最早：69%的農民6點以前起床。而在工作日，典型的美國人6點半才起床，週末8點起床。（令人驚訝的是，女性普遍比男性起床晚一點兒）。在工作日，人們睡覺的平均時間是晚上10點，週末是11點。通常早上7點吃早餐，12點吃午餐，晚上6點吃晚餐。戰後，上班時有15分鐘喝咖啡休息的時間這一習慣仍然延續下來，但只有不到一半的人可以享受這樣的待遇。當被問到「你工作的地方，是否給員工時間喝咖啡、吃茶點或者休息」時，51%的人的回答是否定的。農民比其他任何群體都更容易感冒。患感冒的高峰在2月，15%的成年人，即1500萬人會患上感冒。患感冒最少的月份是7月，但即使在那時也有5%的人，即500萬人會咳嗽、打噴嚏，感覺不舒服。
即使沒有戰爭，沒有分裂國家的醜聞，人們的生活也不如意。50%的成年人抱怨入睡困難。對女性而言，這個問題尤為突出。其中未婚婦女比已婚婦女更嚴重，離婚和喪偶的婦女則是最嚴重的。失眠主要原因是「神經緊張」。使用鎮靜劑還沒有得到大眾的普遍認同，大多數失眠的人只能躺在床上輾轉反側。其他疾病問題還包括，1/3的美國人會腳疼、1/5有聽力問題、2/7擔心體重超重、2/3戴眼鏡，並且其中有一半是常年戴著。
以美食家的標準而言，美國人的飲食習慣很單一。如果讓他們隨意點菜吃飯的話，他們說自己會點水果丁、蔬菜湯、牛排配法式烤土豆、豌豆、黃油卷、蘋果派和咖啡。有300萬的美國人是素食主義者。大約有60%的美國人會喝葡萄酒、啤酒或白酒，但喝得並不多，只有不到20%的人會每天喝。他們最喜歡的運動是打保齡球，並且令人吃驚的是，至少有800萬人每星期會打一次保齡球。稍微次之的運動是高爾夫球或乒乓球，偶爾打保齡球的人比這後兩者的人數多兩倍。只有52%的成年人會游泳，這反映出當時游泳的機會很少，主要是因為假期時間短、機會少。超過1500萬人，即15%的成年人從沒有到過離家250英里以外的地方，相當於當時汽車一天的行程。星期日午餐後，一半的家庭會利用下午的時間開車出去兜風，但他們不會走遠。1/4的美國人從沒有到過大西洋和太平洋沿岸。
90%的成年人坐過火車，其中至少有40%的人在單間臥鋪中住過一晚。雖然人們坐飛機的頻率在上升，但飛機仍然只受到少數人的青睞。他們會開車進行短途旅行，當時的交通遠比後來暢通。一個原因是那時生活在鄉村的人比現在要少大約5000萬。除了農民，一般工人的工作地點離家不到兩英里，18分鐘以內就可以到達。1/3的人會回家吃午飯。全美國不到1/3的家庭會在用餐前禱告，但95%的人說他們相信禱告會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幫助他們。94%的人相信上帝，68%的人相信死後還有生命。1954年6月14日進行忠誠宣誓時，69%的人贊成在誓言之前加一句「向上帝保證」。《聖經》的讀者在南方城市的比例最高，在新英格蘭地區和中大西洋地區最少。美國最受歡迎的兩句格言是「你希望別人如何對待你，就如何對待別人」及「自己活，也讓別人活」。
在冬季，一般家庭取暖溫度保持在白天70華氏度（約21.1攝氏度），晚上60華氏度（約15.6攝氏度）。美國社會一個普通四口之家的生活費平均每星期為60美元（1937年，每星期需30美元）。電影和電視給人們的印象是：夫妻分床的現象越來越普遍，但實際上只有1/8的夫婦這樣做，其餘的還是睡雙人床。男性喜歡淋浴，而3/4的女性更青睞盆浴。平均每個家庭都會養一隻寵物，狗和貓的比例大約是2∶1。大多數美國人說他們喜歡並信任他們的鄰居。在「大蕭條」時期養成的節儉已成習慣。如果突然得到了1萬美元，多數美國人都表示會購置一處房產。第二多的人會選擇還清債務，把錢存入銀行或投資證券。只有少數人說他們會選擇輕鬆的生活——去旅行或者揮霍掉。一個23歲的芝加哥速記員說，如果她有了錢，會立刻結婚。另一個工作的女孩說，她會去「男性眾多的」加利福尼亞州。
總體上，當時的美國仍然是一個樂觀向上的國家。儘管美國民眾會抱怨稅收重和物價高——實際他們認為已經相當高了，但大多數人都認為他們比父輩過得好一些。一般的美國人都想活到100歲，男性比女性更希望這樣，但女性實際更長壽，更有機會活到100歲。當被問到想回到多少歲時，成年人普遍會選擇21歲。近一半受訪者都有些迷信，最普遍的是敲木頭、避開路上遇到的黑貓，以及把鹽撒在肩後以求得好運。女性通常比男性更迷信。
大多數人認為理想的家庭要有三個孩子。做媽媽的認為，婚後第二年應有第一個孩子。父輩們對1954年的年輕人評價很高，通常認為他們比其父母在那個年紀時更明智、更冷靜。但這群孩子更具有批判意識：只有1/5的孩子沒有抱怨過父母。幾乎所有的美國成年人都認為孩子應該有零花錢，雖然他們之中只有不到3/10的人小時候有過零花錢。「二戰」以後，未成年人犯罪率不斷上升，已經成為人們焦慮的問題。多數成年人為此苦惱，認為責任主要在於父母，而不是年輕人。當時父母普遍認為女孩子應該在16歲以後才開始交男朋友。
通婚，這一名詞意味著不同教派信仰的基督徒可以結合，這又是引起廣泛爭議的一大主題。略超過一半的人，即54%，對此表示支援，但只有1/4的人認為這種婚姻可能會成功。非猶太人和猶太人之間的婚姻尤其少。中產階級中，白人和黑鬼（那時還這樣稱呼黑人）結合的婚姻更是從未出現，甚至其可能性也沒人提起。
在美國主流社會，黑人依然沒有被算在其中。大眾娛樂中，他們更像是寵物。斯蒂賓·費希特、海蒂·麥克丹尼爾、巴特弗萊·麥奎因和艾迪·安德森，這些人都只是用來逗逗樂子，而並沒被視為人。如果好萊塢要表現黑人的感情，他們不會讓黑人來演，而是把燒焦的軟木塗在像阿爾·喬森這樣的演員臉上來扮演黑人。美國白人根本不會把黑人放在眼裡。在拉爾夫·埃裡森1953年的一部小說裡，男主人公哭喊道：「我是一個別人看不見的人……我是不被看見的，懂嗎？這只是因為其他人都拒絕看到我。我能聽到你說：‘真是一個可怕、不負責任的混蛋！’你是對的……但你們都不看我，我應該向誰負責呢？」
在黑人遭受了300年的屈辱和奴役後，如埃裡森所言，「這些長期形成的欺騙和逃避的習慣」即將結束。美國最高法院對其進行討論，得出的結論是黑人也是人，因此無論在哪裡，他們都應該被看到，並且與他們的白人同胞一樣被一視同仁，公立學校應首先起帶頭作用。
1954年5月17日，美國最高法院的大鐘顯示的是下午12點52分，一隻看不見的手拉開了法院宏偉大廳前面的紅色天鵝絨窗簾，9名男子身著黑袍，穿過金碧輝煌的古希臘式石柱，坐到了桃花心木工作臺後的皮椅上。世界各地的編輯們在等待這個已經被稱為自1857年得雷德·史考特判決案以來，最高法院歷史上最重大的時刻。因心臟病住院的羅伯特·傑克遜大法官，那天早上也離開病床來到這裡。這樣全部法官都到場了，包括三位南方人。與慣例不同的是，記者沒有提前得到決議的副本，他們無從知曉案子進展。新任首席大法官厄爾·沃倫剛上任6個月。他上任時，律師們都為他司法經驗的缺乏感到驚訝，華盛頓幾乎沒有人願意預測他在布朗投訴託皮卡市教育局一案中，將如何判決。厄爾·沃倫不是種族主義者，但他以堅決維護各州的權利而名聲在外。
負責報道法院情況的通訊社記者坐在法官席下方的記者席上，速記下新聞簡報，並將它們通過氣動管道送出去。12點57分，美聯社a線報道：
今日，首席大法官沃倫將宣佈最高法院關於公立學校種族隔離問題一案的判決。法院的最終判決，目前尚不確定。
由首席大法官宣讀判決書，意味著他與大多數法官意見一致。這是沃倫第一次重要的宣判，旁觀者聽了一會兒才確定，他花過長的時間宣佈決議。他沒有簡明扼要地說出主題，而是一直講空話、套話，引用一些心理學家和社會學家，如肯尼斯·克拉克和岡納·米達爾關於黑人兒童的心理發展的觀點。1點12分，不耐煩的美聯社記者發出了第二份電訊說，沃倫顯然從原則上反對種族隔離，但是「首席大法官還沒有宣讀法院的判決書，因此新聞記者沒有足夠的證據說種族隔離制會因違憲而被取締」。
判決的主要依據是《憲法》第14修正案：「各州不得剝奪任何人依法享有平等法律保護的權利……」但此前，這一項還未被援引並在司法上付諸實踐過。最高法院從沒有干涉學校種族隔離的問題。1896年，它以「座位隔離、地位平等」的原則來處理火車乘客的種族隔離案例。自那時起，法院還反對在住房和鐵路交通方面實行種族隔離，並裁定黑人學生可以進入南部邊境地區的6所州立大學的研究生院學習。現在是下午1點20分，沃倫講到了判決書的重點：
只因為種族不同，就將他們（黑人孩子）從年齡相仿、條件相當的孩子中隔離出來，會讓他們產生自卑心理，其社會地位的低下可能會對他們的身心造成無法磨滅的傷害……我們的結論是，在公共教育領域不允許「座位隔離、地位平等」之說存在。隔離教育設施本身就是不平等的。
因而學校的種族隔離是違憲和違法的。這次決定得到法官們的一致通過，這對美國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和其學術顧問瑟古德·馬歇爾來說，是一場有著特別意義的勝利，馬歇爾自己就畢業於「吉姆·克羅」sup/sup學校。最高法院考慮到改制需要一定時間，便宣佈等到秋季開學時再做進一步說明。同時，各方都要準備討論何時廢除學校種族隔離，以及應當由誰——特別主管或聯邦地方法院，來制訂措施並加以貫徹。
南部的白人顯得有些垂頭喪氣，因為他們想象不出還有任何打擊比這更能摧毀現有社會結構。此前，在17個州和哥倫比亞特區，種族隔離是合法的，其他4個州也對此表示同意。現在1200萬學生都會受到影響。教育當局負責人的第一反應也因地而異。地處美國南北交界地區的堪薩斯州和俄克拉何馬州的官員們表現得很平靜，他們預測這並不會引起大的騷動。在奧斯汀市，艾倫·希弗斯州長說得克薩斯州將會服從決議，但他強調，完全實現可能「需要數年時間」。在研究了各方意見後，弗吉尼亞州州長托馬斯·斯坦利告訴記者：「我要召集……本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代表一起來探討這件事情，制訂出一個既能與法院的裁決相符，又可以令本州所有公民都接受的方案。」
深南部城市的反對情緒極為濃重。75歲的南卡羅來納州州長詹姆斯·伯恩斯說他完全「震驚了」，然而卻不能聲稱對此感到驚訝。原來此前為了威脅法院，南卡羅來納州已經修改了憲法，允許廢棄公立學校制度。現在的問題是，是否將此威脅付諸行動。佐治亞州也採取同樣的步調，其領導人情緒更為激烈，參議員理查德·拉塞爾認為種族問題屬於立法部門的許可權範圍，不屬於司法部門，他指責沃倫主持下的法院「明目張膽地濫用司法權力」，之前有些人也這樣說過。赫爾曼·塔爾梅奇州長公開抨擊：「美國最高法院……公然無視法律和先例……把自己降級到庸俗政治的水平……佐治亞州人民深信並堅持不懈地願意為美國憲法和佐治亞州憲法賦予他們的自治權鬥爭到底。」他說，他們會「努力制訂出一套方案，以確保持續而永久的種族隔離制度」。
到了秋天，南部各州進行選舉，當地候選人捍衛白人至上的論調多不勝數，都在為誰才是白人至上更得力的維護者而爭吵。法院為了提防內亂，沒有規定執行的嚴格時間。與此同時，法官明確指出，法律一經制定，就要嚴格執行。聯邦法院和地方學區被命令評估其所在地區的實際情況並研究其行政問題。接下來，它們將「迅速合理地開始」實施，一旦「可行」，便「從容」地貫徹法院的決定。
這一切都困擾著艾森豪威爾總統。他知道這是大勢所趨——歐洲在非洲和亞洲殖民主義的瓦解，必定會激起美國日益增長的反種族歧視的聲音；美國人越來越意識到，美國在世界各國的領導地位正受到國內種族主義的拖累。儘管如此，他與生俱來的保守主義使其抗拒這種突如其來的變化。他私下裡承認對沃倫的任命是「自己犯的最大錯誤」。雖然他相信黑人與白人最終會融合，但他認為：「如果走得太遠太快……就必定會犯錯誤。」尼克松不同意，他說自己強烈感到「公民權利主要是道德問題而非法律問題」。但艾克對這個微妙的問題保持沉默。他對一個顧問強調說：「我確信最高法院的決議會讓南方城市的發展推遲15年……討論學校中黑人白人融合的問題的確很好——如果你還記得你談論的也是社會解體的問題。人們在這個問題上常常感情用事，尤其涉及孩子時……在這些道德問題在，我們無法做到完美。我們能做的就是保持朝著一個目標，努力工作，不斷進步。那些試圖告訴我可以強制推行這些事的人，不過是一群瘋子。」
然而，作為老兵，艾克知道命令必須服從。法院對憲法進行了闡釋說明，主要的行政人員必須執行命令。在艾克的指揮下，所有哥倫比亞特區學校都立刻開始黑人白人合校。他下令結束了所有海軍基地的種族隔離（杜魯門早在陸軍中廢除了這個制度），一夜之間，種族隔離消失了，用來區分白人和黑人各自的飲水機和廁所的標誌消失了。波士頓黑人洛伊斯·李普曼成為白宮秘書處的第一個黑人工作人員；幾個月後，又有一個名叫弗雷德里克·默羅的黑人被任命為總統行政助理。哈格蒂認為這些事實都應見報，這樣就沒有人會說艾森豪威爾要求別人做的事，自己卻沒有做。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報道稱俄克拉何馬州、得克薩斯州、肯塔基州、西弗吉尼亞州、馬里蘭州、田納西州、阿肯色州和特拉華州等地共有350個學區實現了部分合校，其他地方的情況則不太樂觀。在弗吉尼亞州和深南部各州的立法機關，藉著煩瑣的辦事流程延長了法律鬥爭並使其更加曲折，以規避最高法院的判決。這些州長們頑固地說起「州主權」、「宣佈無效權」和「干預權」，以反對聯邦法律的實施，這些是自從約翰·卡爾霍恩死後就再也沒人提起過的。南方社會底層的人們受到其領袖好戰姿態的鼓勵，開始復興三k黨，並組織白人公民委員會，以抗議合校。在南部白人區，抗議氛圍頗為濃厚。
但現在已不能再反悔了。黑人也有怨氣。一個世紀前，托克維爾曾預言，一旦黑人「加入自由人的行列，便會因自己長期被剝奪幾乎所有的公民權利，以及和白人不平等而憤怒，他們會毫不猶豫地把白人看成敵人」。這也是實質的融合中會出現的一種局面。法院已經喚起了黑人心中的希望，正是希望，而不是絕望，是社會行動的驅動力。埃德加·胡佛向白宮報告，南方小型武器的銷量已經開始增長，在一些社群增長了4倍。最激烈的言辭出自南方白人之口，但值得注意的是，在1954冬，黑色穆斯林宣揚歧視白人的種族主義和以暴制暴的思想在迅速擴張。
使美國人恐慌的是，他們發現自己正迅速進入一個種族紛爭的時代。由於雙方根深蒂固的對立信念，這樣的情況不可避免。激進的白人發誓要捍衛種族關係的現狀，美國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和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的黑人組織定會堅決反對，而處於中立的官員也常常不起作用。一名26歲的黑人女子奧瑟琳·露西，在以瑟古德·馬歇爾做顧問的情況下，宣佈她打算進入亞拉巴馬大學讀書，使該大學董事會驚慌失措。在塔斯卡盧薩市，她的車被一群暴徒用石頭亂砸，在與他們周旋了三天之後，露西到達註冊辦公室，卻只得到了董事會的一封電報：為了學生、教職工和你本人的安全，決定讓你暫緩入學，請等待進一步通知。馬歇爾將她帶到法院提起訴訟，法院否定了延期入學的決定。董事會當晚開會，指責露西對該校進行「虛假的、誹謗性的、無禮的和可恥的指控」，下令將她永遠開除。
在這種情形下，雙方的處境都很艱難。露西背後有聯邦法院的支援，她註定最終會贏，大學董事會也明白這一點。只有子彈能阻止她入學——這個想法一直陰魂不散。不只是槍支和持槍者隨處可見，事實上，在某些情況下，這樣的殺手很可能會逍遙法外。憲法方面規定政策取消種族隔離，也同樣允許被告享有由與其同等地位的公民組成陪審團參與庭審的權利。在南方大片地區，這樣的陪審團可能會判他無罪。這樣的事很快發生了。1955年8月，在密西西比州的格林伍德縣發生了第一樁此類事件：來自芝加哥的14歲黑人青年埃米特·蒂爾來拜訪當地的親戚，有人說他侮辱了一名白人女性，三名白人男性將他從他親戚家拖走，並把他按在水裡活活淹死了。目擊者幫助聯邦調查局認出了其中兩名兇手，但全部由白人組成的陪審團宣告他們無罪。這兩個人是同父異母的兄弟，後來被美國聯邦檢察官指控參與綁架，但大陪審團卻拒絕起訴他們，聯邦調查局本已竭盡全力地蒐集了確鑿的證據，也不得不結束調查。
最高法院宣判一週年後，種族主義在南方大部分地區像瘟疫似的大肆傳播。煽動者鼓動暴徒恐嚇，有時還襲擊堅持憲法權利的黑人。最殘忍的事件發生在小學裡，那裡的孩子太小，都無法理解為他們發動的野蠻鬥爭，但也受到了恐嚇威脅。每年9月開學是美國人一直以來的慣例。開學這天，媽媽為孩子穿上新衣服，梳好頭髮，裝好文具，把他們送到新教室。而正是這個時候，教育委員會介紹了法規的變化，例如實行黑人白人學童合校。從最高法院宣判時起一直到20世紀50年代末，美國報紙每年秋季的頭條都是惶恐不安的學生面對著可怕的示威遊行，有時還會有暴力行為。
1956年，兩起有代表性的事件在同一星期內幾乎同時爆發。從華盛頓來的種族主義者約翰·卡斯珀，激發起了田納西州克林頓鎮暴民們歇斯底里的反抗情緒。（他荒謬地指控種族隔離是「外部煽動者」的行為。）在卡斯珀來到克林頓鎮之前，這裡是一個僅有4000人的小鎮，12名黑人學生已準備到當地的高中報到。但因為受到他的煽動，1000名克林頓鎮居民衝進了學校，封鎖了交通，襲擊了所有路過的黑人的車輛，跑到只有8名警察的克林頓鎮警察局，對他們高喊：「讓我們抓住那些保護黑鬼的傢伙！搶了他們的槍，殺了他們！」一夜恐慌後，100名州警察、633名國民警衛隊和7輛m–41坦克才鎮壓了這個類似革命初期的暴行。對於一個小鎮就需要如此多的武裝力量，而這個國家馬上就要知道，學校正在遭受何等的暴徒襲擊。得克薩斯州曼斯菲爾德市的人口只有1450人，比克林頓鎮還要少。當地聯邦法院命令當地三名黑人同300名白人共同上高中。註冊當天，400人闖進學校，揮舞著標語牌，上面寫著「死黑鬼才是好黑鬼，黑鬼耳朵兩美元一打」。三名黑人學生們很快就退學了。一名14歲的白人女孩對記者說：「如果上帝想讓黑人和白人一起上學，就不會創造出白人和黑人了。」
在美國南部以外的人很容易反感這些地方，但這不一定公平。事實上，種族主義破壞分子雖然可能會擾亂和平，但也沒有佔到多數。克林頓鎮在混亂後成了頑固勢力的要塞。被指控煽動暴亂而被逮捕的卡斯珀被釋放。在當時的市政選舉中，白人公民委員會推舉他們自己的市長候選人，競選海報似乎無處不在。在學校，學生穿著縫有南北戰爭時南方聯盟旗幟的毛衣，向黑人男孩扔石頭，向黑人女孩高喊「黑鬼婊子」和「骯髒的黑鬼妓女」，並把墨水潑在黑人學生的書上。選舉當天早上，一名白人牧師因試圖護送黑人孩子穿過學校外面的人群，而被暴徒暴打，前來支援的兩人也捱了揍。一名校長開除了一個性侵黑人女孩的13歲白人男孩，因此受到威脅，最終對外宣稱該學校「混亂不堪」而關閉了事。正當克林頓鎮似乎快要失去控制時，情況發生了逆轉。在司法部長布勞內爾的命令下，聯邦調查局逮捕了16名暴民頭目。在一名17歲足球隊長的帶領下，50名白人高中生呼籲人們遵守「聯邦法院的決定，為安德森縣所有想要受到教育的公民提供教育」。緊接著意外產生了，甚至那些自認為了解這座小鎮的人都沒有預料到。選舉結束，清點完選票後，發現所有提倡種族隔離的地方公職候選人都以接近3∶1的票數比落選了。
那一年，公眾演講者嘴裡都會冒出一個新詞：「改革之風」。這個詞來自摩洛哥，法國部隊從越南戰爭中轉移到那裡，又在打一場即將失敗的鎮壓反殖民主義者的戰爭，這似乎也同樣適用於美國，尤其是沃倫掌權的法院成了改革之風的核心。沒過多久，它對憲法重新解釋的範圍擴大到廢除教室裡的禱告，增加被告聘用律師的權利（在米蘭達與亞利桑那州的案件中可以看出來），使電影製作者也享有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廢除了對色情作品的審查制度，規定州立法機構人員的任命準則。
頑固的保守派又不屈不撓地反抗起來。在整個南方，「彈劾沃倫」的標語四處可見。這位首席大法官是羅斯福以來，政府官員中最有爭議的人物，所有混亂和種族間的緊張都算到了他的頭上。然而，最高法院只是改變舊體系的諸多聯邦機構之一：國會正在制定最終發展為「民權五法案」中的第一個；公務員委員會正在大力提拔黑人員工；一些聯邦機構突然對關於種族歧視的控告產生了興趣。其中，美國州際商業委員會正在考慮是否要廢除在州際的火車、公共汽車和候車室的種族隔離時，亞拉巴馬州蒙哥馬利市的一個黑人女裁縫卻搶先走在了前面。
她的名字叫羅莎·帕克斯，42歲。1955年12月1日星期四這天，她很累，便在蒙哥馬利市的公共汽車上找了個空位坐下，但是當車上乘客滿員時，司機卻讓她站起來，把座位讓給一名白人男子。在美國南部，黑人給白人讓座是一個傳統。另外，違反司機的指令也違反法律。帕克斯夫人想了一會兒，然後說她不會讓座。埃爾德里奇·克里夫後來寫道：「在那一刻，在宇宙中的某一處，某架機器的齒輪轉動了一下。」
帕克斯夫人在下一站被捕，因品行不端而被指控有罪，並罰款10美元。這讓帕克斯夫人的朋友們十分氣憤，她可是個人緣很好的人。48小時內，已經有油印小冊子開始在黑人社群裡傳播，呼籲大家全天抵制城市的所有交通工具。這次抵制活動聲勢十分浩大，以至於蒙哥馬利市的黑人社群領導者開始思考一些更大的問題。這個城市有25000名黑人，佔公共汽車公司載客量的75%。假設他們持續抵制，並提出結束抵制的條件會如何？最終，公司要麼屈服，要麼破產。
抵制就這樣拉開了帷幕。他們告知公司，只有保證誰先來誰先坐的規矩，黑人才會上車。另外，黑人領導者要求司機禮貌地對待黑人，並在黑人居住區僱用黑人擔任公共汽車司機。但公司只承諾願意接受白人司機禮貌待客這一條，因此黑人繼續抵制，該活動的有效率達到了95%。幾個星期之後，雙方依然沒有妥協，這更加大了黑人的決心。亞拉巴馬州的其他地區開始關注蒙哥馬利市，接著是美國的其他地區，再接著是全世界。蒙哥馬利市市長w·a·蓋爾堅持種族隔離主義，並和市政委員會成員高調加入了當地的白人公民委員會。緊接著，他宣稱當局絕不會向抵制運動投降。他說：「我們謹慎行事的時間太久了，是時候把話說明白了。黑人似乎認為他們可以將白人擠到牆角，除非白人答應他們的要求，否則便不會讓步。」
蓋爾的主要對手是黑人領袖馬丁·路德·金，一個不出名的26歲牧師。他一年前來到蒙哥馬利市，成為德克斯特大街浸信會教堂牧師。南部白人向來不尊重黑人牧師，但金是黑人中的新人物，南部白人沒有遇到過這樣的牧師。他是哈佛大學的哲學博士，是一位真正的學者。他在佈道中談論更多的是蘇格拉底、亞里士多德、莎士比亞、伽利略、湯因比的智慧之言，而不是約旦河故事。他住在蒙哥馬利市的白色平房裡，在動聽的古典音樂中，他將基督教教義、黑格爾哲學和甘地主義融匯成一種新的哲學，用以從鬥爭中獲取力量和在傷痛處找到和諧。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思想（以非暴力的消極抵抗和不合作主義來反對暴政）已經成為金的「靈魂力量」。他給他的信徒放映印度聖雄的電影，並談到此次抵制運動：
這不是黑人和白人之間的緊張關係。這僅僅是正義和非正義的鬥爭。我們不僅僅在努力提高蒙哥馬利市黑人的地位，而是正在努力改善整個蒙哥馬利市。就算我們每天都被逮捕，就算我們每一天都被剝削，就算我們每一天都被打敗，我們也不要墮落到對那些人心懷憎恨的地步。
他在德克斯特大街浸信會教堂講授「以愛來戰勝敵人」的含義，他用鼓舞人的浸信會舊讚美詩和野營佈道會的曲調來啟迪他們，有時也用上新詞彙：
在內心深處，我十分確信，有那麼一天，我們會勝利。
頑固的種族隔離主義者們對他們這樣的行為嗤之以鼻。有人形容馬丁·路德·金只是「共產黨‘有色人種協會’派來的另一個煽動我們體面的黑人朋友的煽動者」。但並非所有的白人都如此認為。市長蓋爾發現，那些常常僱用黑人的白人家庭現在會讓他們的廚師和雜工搭車，或替他們付計程車費。他生氣地說：「這些家庭用人同那些領導他們的黑人激進分子一樣，正在摧毀我們的社會。黑人在白人背後嘲笑他們。他們認為白人一方面反對黑人抵制公共汽車，另一方面又在充當那些參與抵制的黑人的司機，這實在是很可笑。」
在僵局形成三個月後，市檢察官拿出了一份1921年的限制工會的州內反勞工法。在這條法規下，大陪審團對金和其他114名黑人領袖提起控告。起訴書寫道：「在美國，習俗和法律都要求我們應該實行種族隔離，我們會一直堅持這樣。」被告都按了手印，每人交了300美元保證金後被釋放。3月末，金第一個受審，罪名是在「沒有正當理由和合法理由」的情況下，妨礙了汽車公司的運營。黑人的證人們都做證說他們有正當理由。一個證人控訴，公共汽車司機是如何關上車門夾到她失明丈夫的腿，然後又突然踩下油門。第二個證人描述了一位黑人因沒有零錢而被迫從公共汽車下車的事情。第三個人說，他那懷孕的妻子被迫為白人女士讓座。第四個人說司機叫她「醜陋的黑猴子」。
已放棄要求由陪審團參與審判的金指出，抵制運動是自發的，他是在抵制運動全面開展後才成為該運動的發言人的。然而法官還是判他有罪，並勒令他支付罰款1000美元且交付所有訴訟費，批准其保釋，等候上訴。如果這樣判決的目的是恐嚇蒙哥馬利市的黑人，那麼其效果剛好相反。黑人們立即在法庭外的草坪聚集，一名黑人喊道：「從此以後，我們絕對不會再去坐公共汽車。」一箇中年婦女從人群中擠出來告訴金：「我的心永遠跟隨你，我的錢包也屬於你。」當晚群眾聚集在一起開了個祈禱大會。一個男人向其他人大聲問道：「你們會去那裡嗎？」他們大聲回答：「是的！」他再問：「你們要乘公共汽車嗎？」他們呼喊：「決不！」
他們也真的沒坐。春天過去了，夏天過去了，黑人們依然鬥志昂揚。市長向朋友吐露，他從沒想到黑人會如此堅定。公共汽車公司陷入債務危機，公共汽車司機要麼換了職業，要麼離開了這座城市。所有跡象都顯示，黑人沒有公共汽車依然活得下去。一些黑人已習慣步行上班，一些有了腳踏車，金還組織了一個規模很大的汽車互助組，集中了200輛汽車來幫助其他黑人。然而市長宣稱這是非法的，於是在抵制運動的第12個月，金和其他12名黑人領袖因未經許可經營公司而被拘捕。他們正在州巡迴法院受審時，令人震驚的訊息傳來：最高法院本已經在娛樂場所和學校推翻了「座位隔離、地位平等」的原則，現在在公共交通中也開始實行。現在，在公共汽車上搞種族歧視視屬於違反聯邦法律了。金得以釋放，也因此成了世界名人。這場史無前例的抵制運動已經給亞拉巴馬州的種族隔離帶來了毀滅性打擊，美國各地的黑人都從中看到了新的希望，這位年輕的黑人牧師已經進入民權鬥爭最高領導層。
金沒有因此揚揚得意。他要求信徒們要自重，而不是驕傲。他說：「長期以來，我們一上公共汽車就一直走到車尾，以至於現在存在一個危險，即我們還會本能地走到車尾，這樣就無法將種族歧視根除。」同時，他繼續說：「如果你們中的任何人坐到公共汽車上就吹牛嚷著說‘我們黑人，打敗了白人，贏得了勝利’，我會感到非常失望。如果你們這樣做了，我們在整個南方的鬥爭都將失敗。再去乘坐公共汽車時，千萬要謙卑一些。」
在羅莎·帕克斯引發的抵制運動開始381天后，這場運動結束了。這時，如果金自己還不去坐一次公共汽車實在說不過去。金便開始乘坐公共汽車。司機對他說：「你是那位牧師嗎？」這位牧師說：「是的，多少錢？」現在是15美分（去年只要10美分），他把硬幣放入收幣箱，坐在了前排一個座位上。他後來說：「這是一次偉大的旅程。」大多數蒙哥馬利市的白人都為抵制結束而終於輕鬆下來，有的人還幽默起來。一個銀行出納員諷刺地告訴記者：「他們一年的祈禱和抵制，換來的只是我每天都坐的、討厭的公共汽車。」一個白人在公共汽車上自言自語道：「我想今年的聖誕節不再是白人的聖誕節了。」坐在旁邊的黑人微笑著說：「是的，先生，你說對了。」
一件事發生很久以後，該事件在整個形勢發展中的作用才會變得清楚，但在當時卻往往顯得微不足道。毫無疑問，當時那個司機叫帕克斯夫人讓座時，他認為他對待的只是一個傲氣的黑人。如果他知道有一天自己的孫子會在學校課本上接觸到這件事時，他當時可能會更謹慎一些。總統比公共汽車司機有更強烈的歷史意識，但他們也可能看不清自己決策的後果。艾森豪威爾畢竟是個愛好和平的人，再加上他對國會特權的尊重，都使他阻止政府其他成員對中南半島做出不明智的承諾。然而，在帕克斯夫人扭轉歷史的同一年，艾克卻帶著美國走上在越南採取瘋狂行動的漫長道路。
這樣的事情已經不是第一次了。任何對總統發動戰爭的權力所做的評估，都應當注意到，在1941~1942年，富蘭克林·羅斯福已經開創了這種先例。在此之前，國會的權力還是和以往一樣，之後它便開始弱化。羅斯福利用他高超的政治手段創造了一種新的局面，在這種局面下，軸心國幾乎都陷入被迫攻擊美國的狀態。接著便是朝鮮戰爭。杜魯門的傳記作者卡貝爾·菲利普斯寫道：「他那干預朝鮮的決定……近似於搶佔宣戰的權力……之後的所有總統都仿效杜魯門的先例，在他們認為國家利益需要時，便隨時隨地進行必要的、迅速主動的出擊。」
國會權力受到侵蝕的最後那些階段，以及伴隨著的執行力的提高，是在林登·約翰遜和理查德·尼克松對付東南亞問題的背景下完成的，但這個鏈條的每個環節都值得注意。1955年，《「福摩薩」決議案》就是其中之一。這是冷戰的特殊產物之一，但其對未來的影響廣泛而嚴重。
迪安·艾奇遜已打算等到中國的問題「塵埃落定」時，再製定新的對華政策。到1955年，塵埃已基本落定，但版圖東部邊緣仍然有些模糊。共產黨在中國大陸已建立起新中國，國民黨盤踞在中國臺灣地區，但臺灣海峽將他們分隔開來。這個115英里寬的海峽上遍佈著貧瘠的小島。它們存在的唯一的真正意義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同蔣介石及其美國盟友在競相爭奪這塊沒肉的骨頭。
這些島嶼大小不一，與雙方的距離也或遠或近。由64個小島構成的澎湖列島，距離中國臺灣僅30英里，因此被認為是它的一部分。白宮公開表示，對澎湖列島的任何攻擊都預示著準備侵佔中國臺灣，從而受到第七艦隊的阻擊。保衛澎湖列島並不需要國會批准，因為在「二戰」中該島就從日本人手中搶過來了。根據國際法，美國有權保護該島。在海峽的另一邊，情況則大為不同。金門、馬祖和大陳群島離中國臺灣都有100多英里，而離中國大陸則只有5~10英里。正如史蒂文森指出的，「這些島嶼到大陸的距離，就像斯塔騰島到紐約的距離，它應該永遠屬於中國大陸」，無論在什麼法律下，美國和中國臺灣的國民黨都無權擁有。沃爾特·李普曼強調了這句話暗含的意義：「……如果我們介入近海島嶼，就得準備在中國的領土上進行一場中國內戰了。」
除此之外，沒有什麼會給杜勒斯帶來更大的滿足感了。他隨時準備為近海島嶼戰鬥。他向舍曼·亞當斯抱怨英國和美國的其他盟友無法理解「從金門、馬祖撤退會讓東亞的自由人民感到何等的震驚」。杜勒斯就是這樣看待世界的，他幻想著在像蘇門答臘和中國西藏這樣的地方，群眾舉辦大會的情景——數百萬堅強的農民聚在一起舉著橫幅，上面寫著：「東亞的自由人民團結起來支援集體安全」。中國共產黨知道杜勒斯很難對付，於是專門與他鬥智。1954年9月，他在馬尼拉簽訂東南亞條約組織的草案sup/sup，之後他們便炮轟了金門。次年1月18日，他們登上了大陳群島中的一江山島。這個島嶼非常小，甚至沒有出現在美國國務院的地圖上，而大陳群島離中國臺灣北部有200英里，因此對蔣介石的國民黨威脅也不是很大。然而，參謀長聯席會議立即召開緊急會議，參會的大多數都是鷹派。雷德福海軍上將、卡尼海軍上將和內森·特文寧將軍都認為是時候表明反共立場了，來一個徹底攤牌。
只有李奇微將軍是唯一的反對者。他對總統建議說：「這樣的行動一旦發生，就沒有辦法控制。它將讓我們與中國正面衝突，甚至可能蔓延為全面戰爭，需要用上我們手上的所有恐怖武器。」李奇微繼續說道，即使中國被征服，情況仍然不會令人滿意。美國得到的只是「用軍事手段得到的巨大真空，然後我們需要千千萬萬的人去填補這個真空——最後會讓我們在長達7000英里的邊境上與蘇聯對壘」。
李奇微是參謀長聯席會議上唯一的鴿派，所以最終的投票結果是還是要採取行動，對抗中國。杜勒斯和參議員諾蘭也表示同意。但艾森豪威爾認為李奇微是對的。他再一次拒絕捲入亞洲大陸上的戰爭。這次戰爭狂熱終於消退。然而，杜勒斯卻成功地說服艾克，還要顧及顏面。收回一江山島後，北京廣播電臺發表宣告說，這次進攻表明了他們「為解放中國臺灣而戰的堅定意志」。杜勒斯告誡總統，如果在這種情況下，美國不採取任何行動，亞洲人就會以為美國是紙老虎。因此，美國總統決定幹些什麼，他將要求國會做出決議。
1月24日，他發表了美國曆史上史無前例的宣告。艾克向國會要求批准宣戰。他希望這能讓他決定美國開戰的時間和地點。他說：
情形已緊迫萬分，使我無法再等待聯合國的決定，請示國會立即通過明確的決議參與有利於和平前途的各項措施。這些措施在必要時將動用美國的武裝力量，以確保臺灣和澎湖列島的安全。
總統接著暗示說，中國如對近海島嶼進攻，美國是否對其報復，要取決於攻擊的性質。如果他們只想要金門和馬祖那兩個島嶼，那就讓他們拿去，但如果他們想要向中國臺灣邁進一步，他就不答應了。總統希望國會能讓他揣摩中國共產黨的意圖，並採取任何他認為適當的行動。
這個措施本來是讓人消除疑慮的，反而讓很多人都迷惑不解。民主黨自由派爭辯道，艾克已經有權力採取他謀劃已久的行動了。作為羅斯福–杜魯門外交政策的擁護者，他們認為必須維護總統的權威。他們認為憲法賦予總統總司令的權力，就允許他以他的意願任意排程美國的軍事力量。那年冬天羅織出來的某些論點，今天讀來頗為奇怪。越南戰爭後來註定成為美國眾多政策的墳墓，這一條更是如此。在關於布里克修正案的爭議上，保守派希望美國國會仍然有決定重大涉外政策的特權，而自由派則認為這種決定權應屬於白宮。理查德·羅維爾明確表明了自由派人士的絕對立場。他在1955年3月19日寫道：
總統保衛臺灣的權力並不是由國會1月倉促通過的決議賦予的。作為美國總統，他有權選擇任何他認為有利於保衛自己國家的決策，不管涉及臺灣或者其他任何事情。
艾森豪威爾自己也不確定他是在給予國會權力，抑或是在剝奪。在向國會大廈傳送訊息之前，他做了一處改動：原文是「我要求的某些許可權，可能已經包含在總司令的職權範圍以內」，他將這句話刪除，換成「決定是否採取某些行動所需的權力，是在總司令的職權範圍內的」。國會對這個問題也同樣不確定。在這裡最普遍的解釋是，行政當局在尋找一種方式逃避近海島嶼的問題。
休伯特·漢弗萊曾試圖增加一條修正條款，以限制對中國臺灣及澎湖列島的管理權，但最終也是徒勞。其他一些國會議員則擔心，美國可能會因為一些與美國安全沒有任何關係的偏遠地區而陷入一場戰爭。參議員拉爾夫·弗蘭德斯進一步說道：「我們有來自最高層的資訊：認為防止部隊集結和裝備囤積以進行對島嶼的襲擊，從軍事角度上講是有道理的。簡單地說，就是要將戰爭防患於未然。謹認真地建議將其列為符合此決議精神的一項行動。」
當參議員喬治也表示強烈支援這個議案時，反對勢力就只有退縮了。喬治說：「我不希望所見民主黨人說什麼因為美國總統來到國會，就該批評他。」該議案在參議院以85∶3的票數得以通過，在眾議院以410∶3的票數得以通過。1月29日，艾森豪威爾正式簽署此議案。這天剛好是喬治77歲的生日，當他抵達儀式現場時，立即引起一陣騷動。然而，不到一個月，第七艦隊從大陳群島撤出14000名國民黨軍隊，似乎向人們表明之前的所有爭論都毫無意義。華盛頓等於說，《「福摩薩」決議案》到此為止，從此以後，它就是一紙空文。但有一個人看法不同。艾德萊·史蒂文森發現，總統對國會要求和得到的是一張「空白支票」。事實也的確如此。某一天，不論是艾森豪威爾還是另一位白宮之主，都可以在沒有諮詢美國國會的情況下，兌現這張支票。憲法之下的權力平衡又有了微妙的變化，對行政首腦的又一個束縛被打破了。
6個月後，艾森豪威爾迎來了他外交政策上的最偉大的壯舉，這是一次公共關係上的勝利。為了實現這次勝利，他把杜勒斯折磨得夠嗆。10年來，這位共和黨保守派一直堅決反對與蘇聯領導人舉行任何會議。此前，溫斯頓·丘吉爾曾提出舉行高層會談——他稱其為「首腦會議」，但對於美國的保守派來講，僅僅是建議美國總統與蘇聯人端著雞尾酒酒杯碰個杯，就像是聽到巴甫洛夫的鈴聲一樣。他們抗議再搞一個如雅爾塔、波茨坦那樣出賣自己人的會談。杜勒斯也表示同意，作為一個正統的反共人士，是決不能和充滿罪惡的蘇聯人談判的。
但杜勒斯不能直接這樣說，因為總統曾多次宣告，為了和平，他願意在任何地方與任何人進行會晤。因此，杜勒斯盡力為這種會晤設立各種不可能達到的先決條件。杜勒斯說，莫斯科必須用行動表明蘇聯也是尊重國際禮儀的，並願意合作解決分歧，美國才可以認真考慮會晤。當被要求為這樣的事情舉例說明時，杜勒斯則常常回答得含糊不清。他給人的印象是，如果所有蘇聯軍隊能全部撤離東歐，或蘇聯能在聯合國監督下進行自由選舉，他才會滿意。有時他也會暗示，他希望蘇聯能為以前的罪過誠懇地道歉。
為了安撫杜勒斯和共和黨激進分子，艾森豪威爾召集了一些重要的參議員和眾議員，向他們保證他不會參與類似雅爾塔會議的任何活動。他要他們放心，不經他們批准，他不會許下任何承諾。在場的杜勒斯表示，他不會忘記蘇聯過去是如何以世界和平的名義上演那些鬧劇的。他冷冷地說，他將拭目以待。
當杜勒斯輕蔑地談論這次戲劇化的和平建議時，艾森豪威爾什麼也沒說，但他的內心肯定很煩擾。他自己也正在籌劃著這件事，雖然什麼事情都還沒有決定，但裁軍的新方案已經草擬出來，就放在他的桌上。3月，總統任命了納爾遜·洛克菲勒為研究軍備控制和心理戰專家小組的主席。他在匡提科海軍陸戰隊基地給洛克菲勒安排了辦公室，並讓他草擬出可能會在首腦會議上提出來討論的新建議。杜勒斯聽說過這個專家組，但不知道其具體任務是什麼，所以對此一直充滿疑慮。他跟舍曼·亞當斯談起洛克菲勒時說道：「他似乎召集了大量人員，把他們安置在匡提科，沒有人知道他們正在做什麼。」
他們正在研究歐洲民意測驗。據他們調查，北約國家的人民已經厭倦了聯盟，對美國在歐洲大陸的基地毫無熱情，他們支援禁止使用核武器，這令人非常不安。美國沒有蘇聯那樣龐大的常備軍，它需要炸彈和在歐洲的基地作為震懾。所以，必須找到某種方式來保住這些，並讓他們相信美國正在尋求和平。匡提科小組給出的答案是建議空中視察，對此用了一個巧妙的詞——「開放天空」。這個想法並不新鮮。早在1946年，伯納德·巴魯克對原子能的國際控制計劃中就出現了「空中視察」這個概念，後來還出現在了聯合國裁軍委員會的報告裡，以及艾奇遜建議把一些武裝力量和武器「向國際公開和容許國際核查」的所有計劃中。儘管如此，但直到現在，這個詞仍然被忽略。艾森豪威爾覺得它很有吸引力，也很實用。雖然他還沒有下定決心是否在首腦會議中討論它，但在去乘其專機「科倫拜恩」號的路上，他把該建議書塞入了公文包。
「科倫拜恩」號的目的地是日內瓦。到達後，他入住有15個房間的簡多谷堡，這是一個瑞士香水大亨的妻子安排好的。與此同時，伊留申航空公司的第001號飛機也著陸了，放下舷梯，走下來斯大林的兩位繼承人——尼基塔·赫魯曉夫和尼古拉·布林加寧。前者看上去像一個工會主席，後者則酷似桑德斯上校，就是那位20世紀70年代早期的炸雞大王。那天下午晚些時候，安東尼·艾登和法國總理埃德加·富爾也抵達會場，四巨頭會談（或用瑞士人的話說，「四方會議」）的客方全部到齊。新聞記者定義的日內瓦精神開始散發出魔力，吸引了大批遊客和國際名人。牧師馬丁·尼莫拉在那裡舉行新聞釋出會，另一位美國牧師葛培理則要在大潮公園舉行福音佈道會。
在日內瓦萬國宮的杜勒斯看起來悶悶不樂。相比之下，艾克的狀態卻很不錯。起初他試圖配合杜勒斯冷漠的表情，因其與這位國務卿的觀點一致，寄情於可能因會議失敗而破滅的虛假的希望是不明智的。但艾森豪威爾太樂觀，情緒太好了，所以不會很鬱悶。他告訴記者：「新的曙光可能即將來臨。」7月18日星期一的開幕式上，他竟用致詞的最開始的15分鐘對朱可夫元帥表示歡迎。
至於這幾位蘇聯人，似乎體會到了從戰爭結束後的前所未有的輕鬆。赫魯曉夫向聽眾保證：「雙方都不希望發生戰爭。」蘇聯的《真理報》和《訊息報》也在告訴蘇聯人民同樣的事情——這是黨的路線上的一個重大轉變。之前，蘇聯一直認為世界上其他國家都堅決反對他們。赫魯曉夫、布林加寧和朱可夫坐著敞篷車在日內瓦閒逛，不讓保鏢跟隨，自己漫步在街頭。這讓美國人十分尷尬，因為艾森豪威爾的一舉一動都被特工監控，其頭頂上還一直有直升機在監視。
然而，主導此次會議的是艾克。他的微笑、他的直率和他對全人類前途的關注，征服了歐洲人。一向反美的巴黎《世界報》經觀察得出結論：「艾森豪威爾的性格一直被誤解了，今天看來，他一直都是人類需要的領導人型別。」在向蘇聯人講話時，艾克誠懇地說：「美國人要與蘇聯人做朋友。我們兩國以及兩國的人民之間沒有本質的差異。我們沒有領土爭端問題，也不是商業競爭對手。從歷史上看，我們兩國一直和平相處。」之後他提出加大東西方自由交往的力度、裁減軍備以及建立統一的民主德國等建議。
儘管蘇聯人的態度有所改善，但在重要關頭，蘇聯人仍然是蘇聯人。關於和平共處，蘇聯也表達了一些贊同的觀點，但他們要求以解散北約作為前提。他們把在場人士都聽過的那個計劃撣撣浮土又提了出來：美國、蘇聯和中國的軍隊都不得超過150萬人，英國和法國的標準為65萬人，所有核武器都將被禁止，等等。當他們把該計劃擺在桌上，談判陷入了僵局。美國人在簡多谷堡商量了兩小時後，史塔生趕緊擬定了一份全面裁軍的建議，總統則親自起草了一份關於「開放天空」的草案。艾克仍然不確定是否要提交，他想聽聽第二天早上布林加寧會說些什麼，而布林加寧卻什麼都沒說。這時大家認為也不會聽到艾克的意見了。這已經是會議的第4天了，其他人都認為他已經表明了自己的觀點。他的開場白大家都很熟悉：美國「準備簽署一個健全可靠的協議以使裁減軍備成為可能」。然後他暫停了一下，背朝俯瞰日內瓦湖的落地長窗，挺一挺胸，摘下眼鏡，緩緩地說：
現在我應該對蘇聯代表說幾句。因為我們兩個大國都擁有大量可怕的新型武器，這使世界其他地區以及我們兩國遭受突然襲擊的恐懼和危險增大了。
因此，我建議我們兩國採取一個可行的步驟，即開始迅速在我們之間做出一項安排，其內容包括：
分別向對方展示兩國完整的軍事設施藍圖，從頭到尾，從東到西，把這些佈局公開出來，並彼此提供相應藍圖。
下一步是，在各自國內為對方國家提供航空拍攝的設施——我們將在美國提供齊全且足夠的航空偵查設施，你們可以拍攝任何想拍攝的地方，也可以將所拍攝的照片帶到自己國家研究；你們也要向我們提供幾乎相同的設施，並同意我們做同樣的偵查。通過這一行動，我們便可以讓世界相信，我們兩國已經設法在防止發生大規模的突然襲擊，從而減少危險，緩解緊張。
同樣地，我們也要使全面有效的偵察系統和裁軍制度更易實現，因為我不得不坦白說，我現在所提的建議將只是一個開始……
美國已準備好對一個可靠的偵察和報告系統進行測試和研究，當這個系統被證明可行後，將結合這個系統產生效果的程度，裁減各國的軍備。
如果能成功地做出這樣的系統，不僅有利於我們雙方發展互信，也為全人類開拓出一條寬廣的前進道路。
正在同聲翻譯他的發言時，一道炫目的閃電照亮了整個房間，湖面上雷聲隆隆，日內瓦萬國宮的燈全部滅掉了。艾克笑了笑說道：「我本沒有打算關燈啊。」電燈閃爍著又亮了起來，照出了蘇聯代表團目瞪口呆的模樣。蘇聯仍然沒有擺脫斯大林時期的懷疑狂：駐莫斯科的外交官受到監視，外國記者的行動受到限制，外國人的電話被竊聽，與外國人交談過的任何蘇聯人都要被仔細審問。當得知需要向美國人提供軍事基地詳細的地圖，允許美國攝影師從頭頂飛過並拍攝所有的照片，他們都驚呆了。赫魯曉夫和其他代表不知道該說什麼，只能乾瞪眼。
歐洲人卻高興得不得了。他們稱這個建議是外交上的創舉。法國總理富爾說：「我希望全世界的人都能來這個會議室聽聽這位有偉大軍事經歷的人講話。如果真是這樣，他們就會相信，在裁軍的問題上，世界已經有了新的變化。我相信，本次會議取得了第一個勝利——戰勝了懷疑。」第二天早上，西歐地區所有報紙的內容都在回應富爾的講話。「開放天空」是每個人都能理解的，它既簡單又直接，只有堅信國家沒有任何不可告人之處的總統才敢提出這種建議。
但無論是美國還是蘇聯，要實踐這個計劃都不大可能。艾克的軍事顧問都知道這一點。他們已經讀到了完整的計劃書中艾克即席演講時省略的部分——「開放天空」是提示「裁軍委員會代表執行來自美國的指令時，著重於對偵察和報告的研究」。他們認為，艾克只是在談論一個遙遠的目標，只有在許多其他的協議已經達成後才有可能實現。五角大樓的工作人員並沒有懷疑成癖，但誰要想拿到這些分類材料，必須要闖過很多關卡。一個向奧本海默隱瞞資料的政府是不會把它交給蘇聯人民內務委員會的。這仍然是麥卡錫時代的餘風。這位參議員已遺臭萬年，全國人民對支援佩雷斯的人也願意原諒，但這跟允許米格爾飛機盤旋在洛斯阿拉摩斯上空，還是相差甚遠。sup/sup
會議結束後，布林加寧把總統拉到一旁說：「不要擔心，結果會好的。」艾克離開日內瓦時，確信蘇聯領導人已經被他的真誠打動，尤其是朱可夫。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蘇聯對「開放天空」的態度很小心翼翼，也許是看到了其他地區滿懷熱情的態度。直到1956年3月1日，艾森豪威爾還寫信給布林加寧，提出把和平使用原子能計劃和「開放天空」的計劃合併。但在那時，布林加寧已被赫魯曉夫冷落在一邊，而赫魯曉夫對和解姿態沒有一點兒興趣。他喜歡做關於「民族解放戰爭」的演講。日內瓦會議的精神已蕩然無存，局勢一直沒有緩和。會議沒有解決當時的任何問題，現在能回憶起的只是艾克溫暖的笑容，以及那註定不能被這股溫暖所融化的寒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