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春，德國發動閃電戰期間，凱特·史密斯一直祈禱上帝保佑美國，當時的美國與「大蕭條」時期相比，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與20世紀70年代初的超級大國還存在很大差距。西方國家戰爭的爆發並未給美國帶來真正的繁榮，而美國參戰後卻做到了。1941年，羅斯福第三次總統就職後的第二天早上，《下午報》（馬歇爾·菲爾德於7個月前成立的無廣告報紙）用整個頭版刊登了一幅衣衫襤褸的失業人群的照片。這種情景在美國很常見。那時，全國有近900萬人失業，近300萬人登記在公共事業振興署名單上，30%的黑人需要救濟。這距離1929年美國股票大崩盤已經超過11年了。在20歲左右青年人的記憶裡，美國經濟就從未健康穩定地發展過。而他們的父輩基本上都成長於「一戰」期間，但在「二戰」前，他們就已經看到自己的兒女如何為了生存而磨鍊得既堅韌又強大。
1941年春，國家急需擴充兵力。所以，羅斯福組織了一次全國營養會議，希望能找到陸軍醫療隊拒絕了近半數選擇性徵兵制召集來的青年的原因。他們的調查結果可以說任何福利部門工作者都心知肚明，因為最大的也是唯一一個原因就是10多年來美國人營養不良。根據1940年的人口普查，超過一半的兒童生活在年收入不到1500美元的家庭裡，1/4的人口依然靠務農為生，而一般的農民年收入只有1000美元。1939年秋末，托萊多市的學校還因為缺乏資金而停課兩個月。在曼哈頓，沒有一技之長的普通職工利用英國布里斯托爾被炸燬時留下來的殘磚斷瓦，為東河大道修建地基，每年薪資也只有832美元。
即使是這樣，來訪美國的歐洲人還嘲笑美國的物質生活，現在的歐洲年輕人再不會覺得美國人在戰前多麼備受呵護了。儘管農村的電氣化建設正在穩步發展，但依然有3/4的農場只能使用煤油燈。就全國整體而言，平均每7個美國人才有一部電話，每5個美國人才有一輛汽車；1/4的家庭沒有自來水，1/3的家庭沒有抽水馬桶；大多數美國人八年級後就輟學了。在華盛頓，參議員華格納提出了健康保險計劃，但是由於美國醫學協會的說客大肆抨擊，該計劃最終沒有通過。對於5~15歲的兒童來說，最大的殺手是風溼性心臟病。
美國總人口為1.32億。人口統計專家認為，美國人口數量不會再擴大了。只有17%的已婚婦女有工作——儘管已婚婦女就業的數量已悄然增長不少，20世紀30年代就增加了約50萬。已婚婦女們大多都是一邊做家務，一邊聽廣播肥皂劇，其中受歡迎的是《維克和薩德》，還會聽一些新推出的配樂廣告，其中一首名為《金吉達香蕉》的小調，每星期竟然播放2700次。
當時美國的國民生產總值為每年900億美元，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也基本在150上下浮動。簡而言之，這些數字表明，美國經濟依然低迷。後來成為《紐約郵報》經濟版唯一一位記者的西爾維婭·波特對當時存在的通貨緊縮現象做了生動的描述：單身公寓每月需支付25美元，熱狗每個5美分，電影票每張20美分，大多數雜誌一份10美分，一頓飯45美分，手錶維修費平均每月10美分，1/5瓶威士忌1.25美元，一般情況下，與朋友打賭只投注5美分。
商人仍然把這些問題歸咎於政府幹預、工會不合作、聯邦政府開支太大、工人太懶，以及羅斯福拒絕接受胡佛關於允許「合理調整」工資和物價的提議。卡羅琳·伯德提出了另外一種意見：20世紀30年代的美國商人並不是真正優秀的商人。他們都覺得國家的繁榮主要是依靠華爾街的金融家們以及那些所謂的基礎行業，例如鋼鐵產業，但他們都忽略了真正的關鍵——消費者及其所需的廉價商品和各種服務。「隨著人口的增長，人們對鞋子、藥品、食物、肥皂、香菸、衣服和汽車汽油等的需求會直接上漲。」伯德小姐指出：「公共汽車、卡車、天然氣、電力、商店、洗衣店和美容院也都有很大的商業空間。」在戰前的最後幾個月裡，《財富》雜誌以驚訝的語氣報道，自股市大崩盤以來，有一個行業得到了迅猛的發展，即一次性產品製造業，其中包括紙巾、紙杯、紙碟、不能回收的瓶子和衛生巾，男士在避孕套上的花費比理髮要多得多。
從某種程度上講，有些產品並未被放手生產，因為企業家們隱約感覺到，這些產品對人們無益。婦女們應該洗碗，她們沒有理由吃完飯把餐具一扔就了事。免下車服務是不對的，因為讓事情變得過於簡單了。由於缺乏遠見等各種各樣的原因，富有的企業家拒絕投資超市、郵資計費器、空調、滑雪場、霓虹燈、電晶體、膠合板以及汽車旅館等行業。除了富人，大家不知道消費信貸。大多數人都用現金支付小額賬單，銀行為了限制支票賬戶，提高了賬戶的最低餘額。當時如果有人提議，銀行為儲蓄者保密，或提供給他們「先度假，後付款」的旅遊服務，會令人大吃一驚，就像社會上的模範人物當眾出醜一樣。
很多改變戰後美國面貌的新發明，都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就已經完成了。不僅包括雷達，甚至還有電視機，那個時候工程師們已經在進行研究製造它們的收尾工作。1939年4月30日，全國廣播公司進行了一項電視廣播實驗，曼哈頓接收到來自格沃爾·惠倫的紐約世界博覽會的畫面，儘管早期杜蒙牌電視機上的顯示屏很小，但曼哈頓的人們還是可以接收到。當時哈佛大學的查爾斯·道斯教授認為電視肯定不會流行起來，因為「它只能在一個半明半暗的房間裡觀看，還需要不斷的檢查」。熒光燈照明也已進入人們的日常生活，而且就像尼龍和滌綸掀起了紡織界的革命一樣，塑膠製品也正慢慢取代各種產品中的鋼、鋁、鋅、鎳，從方向盤到鋼筆（之後還有圓珠筆）等。1940年春，伊格·西科斯基在康涅狄格州布里奇波特市首次試飛直升機，一位記者描述這架直升機是「一個稀奇古怪、狀如紡錘的機器」。某雜誌推測西科斯基的直升機在戰場上可能有一定的作用。
此時，美國的汽車還未成為某位社會評論家所稱的「傲視群雄的戰車」，但已經在往這個方向發展了。奧茲莫比爾汽車打廣告說，他們增加了57美元的成本，用以安裝所謂的「液壓離合器」，可以及時免除換擋。林肯·飄逸敞篷車也有一個神奇的按鈕，按下就可以起落篷頂。聽此訊息，一向保守的底特律汽車業成員都聳聳肩膀，表示不相信，就像在和平時期最後的幾個月裡，出版行業都很鄙視口袋書公司的出版計劃一樣。該公司發行的第一批平裝書——詹姆斯·希爾頓的《消失的地平線》，只在部分雜貨店出售，每本2.5美元。
任何人只要對這樣的新發展有先見之明，肯定能夠大賺一筆。但有時，沒有先見之明也是一件好事。希特勒在橫掃歐洲期間，華盛頓正在制訂計劃，以擴大預扣稅原則的應用範圍，其中還包括社會保險和聯邦個人所得稅。1939年9月2日，《紐約時報》第20版刊登了一則簡要新聞，大體內容是有一位名為a·h·羅福的研究員在向國際腫瘤會議做報告時，描述了他在小白鼠身上塗抹煙焦油從而引發癌症的實驗過程。
1941年秋，如果去遠方，肯定得坐火車。新提取的柴油燃料達到了其高效率和流行的頂峰。車站裡到處都是戴紅帽子的搬運工。路基也一直在維修保養，這樣臥車旅客（至少在低鋪位上的乘客）就能夠好好休息了。還有服務員會幫你擦鞋、提行李，到了起床時間，他們還會輕輕地為乘客拉開綠色的窗簾。如果離開時，你給他50美分小費，他會說「先生，謝謝你」，這是他們由衷的謝意。在火車上進餐也是一件令人愉悅的事情，桌上都鋪著乾淨的亞麻桌布，選單上各種食物應有盡有，人人彬彬有禮。
大家都不願乘坐飛機，可能是因為飛機上食物難吃、機場距離遠，而且還存在恐懼心理。但可以肯定的是，飛機的服務質量和航班安排都在不斷改進，而且泛美航空公司推出的第一個穿越大西洋的航班yankeeclipper只用26.5個小時就可以把你從長島帶到里斯本，但那時大多數人並不會這樣急著趕路。你也可以選擇自己開車，不過就是受點兒苦。莫利特公園大道和賓州收費公路才開放不久，其他的高速公路還只是兩車道或三車道，而且途經的每個城鎮都要限速，超速罰款用以補貼當地警員的工資。沿途旅社更是少之又少，而且評價都不高。為此，j·埃德加·胡佛還帶頭髮起過一個反對此類旅社的運動。胡佛在《美國雜誌》上寫了一篇文章，稱這類旅社（汽車旅館的前身）是一個「滋生疾病、賄賂、腐敗、欺騙、強姦、逼良為娼、偷竊和謀殺的溫床」。而且，他還提醒人們，那些夫婦們正在用的床墊，很有可能之前就被那些發生「不正當關係」的人們玷汙過。
火車穿過一些居民區時，看不到那些打折店或路邊食品店的廣告牌。像高速公路一樣，這些商店在很久以後才會出現在人們的視線中。那時候，人們還未過分依賴私家汽車。他們工作、購物或上學，都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自那時起，被取消的公交線路不計其數。但我們還可以瞭解有軌電車的發展，1940年，全國電車鐵路軌道達19600英里，到20世紀60年代末，就已經減少到2049英里，而且其中大部分已廢棄不用。
火車站附近都有至少一家維多利亞時代的酒店，這種酒店具有孟莎式屋頂，服務員們隨時待命，而且每晚只需一美元就可享用乾淨的床鋪。服務員隨時都可提供酒水。只需三美元就可以叫來鎮上的妓女，如果是軍人的話，兩美元即可。酒店的餐廳既安靜又便宜，如果你想要更熱鬧一些，可以去四周找個小餐館，有點唱機和當地八卦訊息。有一些俚語連20世紀70年代的年輕人都不一定聽得懂，比如他們不說「派對」，而說「狂歡」；不說「分開」，而說「滾開」；把「風流漢」叫作「色狼」；如果你想讓一個「色狼」「滾開」，你就說「趕緊消失」、「去死」、「幹掉你」或「吹走你」；如果一個女孩對一個男孩有意思，就可以誇他「有風度」、「可愛」、「俏皮」或是「時髦」；與這個男孩單獨在一塊兒的時候，女孩可能會發現他有點兒「呆」，不過要是他非常機靈的話，一個「親吻」就足可讓女孩兒接下來都順從他了。
這些酒店、餐館、電影院、妓院等都是推銷員們常轉的地方。如果你去拜訪朋友或走親戚，他們會去車站接你。如果你是一個男人，還來自有錢人家，那就很有可能穿著雙排扣格子花呢西裝，而你的親戚朋友也有可能住在後來被稱為「內城」的地方。但哪兒有繁華的畢肯山市區，哪兒就有像布魯克萊恩那樣的郊區，所以你完全可以止步於此了。因為當時格林尼治和溫內特卡的郊區生活與20世紀70年代的萊維敦和帕克·福萊斯特是截然不同的。戰前，郊區都住著富裕人家，他們獨享這裡，而且都接受過預科學校和大學的教育，郊區也是地位尊貴的象徵——不是購物中心，而是鄉村俱樂部的延伸。這裡住著作家約翰·p·馬昆德筆下的人物，住著約翰·奧哈拉所羨慕的人們，住著詹姆斯·古德·科森斯認識的人——共和黨白人新教徒中的上層中產階級。為了在海厄尼斯港能有一處自己的房子，就算是約瑟夫·p·肯尼迪也要與人競爭才能得到。如果說一個天主教徒勉強可以的話，猶太人根本沒有機會。住在這裡的肯尼迪的鄰居們，像他在夏令營或冬季遊輪出遊期間一樣，大力宣揚自家「嚴格執行飲食標準」。如果住在這裡的孩子們出去讀大學的話，他們也會成立自己的小團體，不會盲從他人。
戰前，除了擔心這裡太偏僻，郊區的生活還是很愜意的。這裡的老房子寬敞，新豪宅高雅。「大蕭條」時期，花一兩萬美元就可以在這裡買下一棟大房子。儘管這裡到處都在不斷修建有現代感的建築，但人們最喜愛的還是都鐸王朝和殖民地時期的建築風格。工人們除草劈柴，父親們打高爾夫，母親們修整花園，年輕的男女們會在每個星期六晚上去俱樂部跳跳舞。沒有人抱怨有壓力、有競爭。大家都穿著灰色法蘭絨布料的衣服，要是有人舉止失禮，就有可能被俱樂部開除。夏天傍晚，一家人坐在庭院裡，草坪上擺放著各種各樣的傢俱，有個被稱為「滑翔機」的搖擺式沙發，老年人坐上去很舒服（青年人肯定坐不住）。約會時，大家不會穿藍色牛仔褲，因為這種布料的衣服只有牛仔和體力勞動者才會穿。青少年們不僅形成了自己的潮流，也想像他們的長輩一樣尊貴、體面，沒有什麼可以阻礙他們。即使戰爭來臨，所有人也都認定這些有背景的男孩們日後肯定會成為軍官，部隊也這樣認為，因為特權世襲已經根深蒂固。無論怎樣，這種趨勢是必然的。
但是美國黑人青年的前途就大不相同了。吉姆·克勞法（歧視黑人制度）事實上已經成為軍事機構的潛規則之一。1940年，陸軍中只有兩名黑人軍官，而海軍中一個都沒有。黑人士兵通常集中在「港口」營，主要負責裝卸船上貨物，只有三個團接受黑人戰鬥兵。黑人水手也僅限於在食堂工作，如果他們足夠幸運的話，也許會有機會穿著白色短外套，站在一旁等候軍官差遣，只要軍官開口說話，他們就要深鞠躬。1942年年初，艾森豪威爾整理的各種資料，都是關於所謂「軍隊有色人種問題」的（沒有人認為這是其他膚色人的問題）。他發現這個問題確實難以解決，但他取消了對戰地記者報道種族事件的限制，這也算是一次進步。一些記者與他爭論，擔心國內的一些「好事者」會誇大相關事件。艾森豪威爾將軍否定並反問他們，美國到底為什麼要打這場仗。
記者們並不知道如何回答這個問題。但是如果有人來自南卡羅來納州，就可能會指出，那裡的立法會通過了一項決議，宣稱美國軍隊是「為白人至上而戰」。戰爭開始前的最後幾星期裡，種族歧視觀念盛行於鄉村地區。猶太人已經被禁止與著名的律師事務所來往，去醫學院讀書有名額限制，「只收基督教徒」的工作，他們無權應聘。密西西比州眾議員約翰·蘭金曾經站在國會大廳的正中央，罵一位新聞記者是「小猶太人」，沒有一位同事責備他。但反猶太主義從來沒有像反黑人種族主義這麼厲害。參議員「大人物」西奧多·g·比爾伯是蘭金的老鄉，同樣來自密西西比州，他典型的「比爾伯式」語言一次又一次地讓正式會議活躍了起來，例如「我們南方人一定要把種族界線畫得更重」、「白人才是耶穌基督的福音」、「告訴那些同情黑人的美國佬，你們都下地獄去吧」。
密西西比州某地的一個柵欄外掛著一塊標牌，上面寫著「尋找復活節彩蛋：白人兒童，早上9點半；黑人兒童，下午3點半」。同樣的，在梅生迪克生線sup/sup以北地區，白人種族主義也相當盛行。國會拒絕通過不可以對黑人處以私刑的提議。《巴爾的摩太陽報》自認為是一份開明的報紙，卻在報道中稱，聯邦工作賑濟營裡「黑人婦女們住在以布當牆的小屋裡」這則新聞是惡意誹謗，但實際上，這是事實。在著名的萊因蘭德離婚案裡，丈夫聲稱他不知道自己的妻子有一半黑人血統，於是妻子艾麗斯·萊因蘭德不得不脫掉上衣來證明他先前肯定是知道的。埃德加·胡佛是歧視黑人節目《阿莫斯和安迪》的忠實粉絲，他向羅斯福總統報告說：「關於種族關係的分歧，有很大一部分源於共產黨組織的活動。」芝加哥著名的黑人報紙《芝加哥保衛者報》，提醒南方讀者不要再幻想了，北方並不需要他們。
留在南方的人民卻意味著要飽經磨難。他們不僅要受到t·尤金·康納等流氓惡棍的欺辱（此人後來竟然成為負責伯明翰市公共安全的一把手），而且還要窮苦度日，南方城市居民的平均年收入才634美元，農村只有566美元。而紐約和底特律市的居民年收入是南方的兩倍，於是100萬美國黑人開始向北方遷移，但也只能住在北方的貧民窟。為了能夠擁有更好的衣食條件和教育環境，他們不得不忍受社會對他們的歧視和困難重重的生活。許多在這段時間美國北部貧民窟出生的孩子，成長為20世紀60年代奮勇反抗的英雄人物。
早期從他們中誕生的英雄人物多為黑人音樂家和運動員，如傑西·歐文斯（美國田徑明星）和喬·路易斯。體育新聞類作家稱路易斯是史上最優秀的職業拳擊手——當時他第9次成功衛冕，他也認識到了自己在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他說：「我要誠實地比賽，這樣其他黑人才會有機會和我取得一樣的成就。如果我耍詭計，做對不起他們的事，會讓他們很失望。」在他的崇拜者中，有一位名叫馬爾科姆·艾克斯（原名馬爾科姆·利托），他在自傳中寫道：「每一個黑人男孩剛學會走路，就想成為下一個‘褐色轟炸機’（喬·路易斯的綽號）。」
許多美國最動聽的音樂，都在這些年灌的唱片裡。但白人相當歧視黑人音樂家，這是美國的恥辱。本尼·古德曼打破種族界線，讓黑人特迪·威爾遜加入了自己的樂隊，但酒店經理不允許威爾遜與樂隊一同在舞池演奏。在紐約，技藝超群的杜克·埃林頓樂隊可以在百老匯大街洛氏國家劇院演奏，但不允許在派拉蒙劇院和斯特蘭德劇院表演。對他們來說，更糟糕的則是各地的巡迴演出，每天連找個地方吃飯、睡覺都會慘遭羞辱。一次，古德曼帶領樂隊到南方巡演，有兩個警察硬要逮捕萊奧內爾·漢普頓，幸好他們的局長及時出現（因為局長是個爵士音樂迷），漢普頓才得救。比莉·哈樂黛出入賓館時都不得不走後門。在底特律市，某劇院經理覺得比莉作為黑人皮膚顯得不夠黑，於是她只好化妝，讓自己的皮膚更黑些。一次，比莉跟阿蒂·肖的樂隊一起去南方巡演時說：「我幾乎每次吃飯、睡覺或上廁所，都要像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那樣鬥爭一番，現在事情已經到這個地步了。」
偶爾他們也會出口惡氣。珀爾·貝利就談過她曾在芝加哥某中餐館與服務員對峙的經歷。她回憶說，當時一箇中國服務員走過來，「剛開始說的語言我並不怎麼懂，但……最後一句總是‘我不接待’，我卻聽得清清楚楚。夠了。於是，我用東方人的說話腔調，慢慢地說：‘你們以為我來美國是摘棉花的吧？但我聽說，你們到美國只能當洗衣工。所以，哥們兒，還是接待我們吧！’你知道接下來發生了什麼嗎？他真的接待了我們」。黑人爵士歌手莉娜·霍恩在某個關押第一批俘虜的戰俘營裡，做了一個很無畏的舉動，公然挑釁白人。當時，戰俘營的指揮官讓前排都坐滿德國俘虜，而監管監獄的黑人士兵反而坐在最後面，於是，莉娜慢慢從臺上走下來，走到過道上，背對德國白人，面對黑人同胞們唱起了歌。
羅斯福總統想把民權法案專案推遲到戰後，但形勢所迫，他不得不有所行動。黑人領袖眼睜睜看著聯邦政府把大量資金都投入國防工廠，而對申請工作的黑人置之不理。1941年春，臥鋪車廂搬運工兄弟會聯盟負責人a·菲利普·倫道夫對總統說，政府這樣做實際上就是支援種族歧視，如果繼續這樣的話，他就要在華盛頓發起一次大規模抗議遊行。總統仍猶豫不決。於是，倫道夫調集了兄弟會聯盟的成員們，定於7月4日舉行遊行。羅斯福擔心他們的遊行會影響國家團結，終於在6月25日做出讓步，釋出第8802號行政命令，成立公平就業措施委員會。命令規定，所有僱主、工會必須「在國防工業中為所有工人提供充分而平等的就業機會，不能因種族、信仰、膚色或民族不同而有所歧視」。但該項命令未能充分貫徹實施，所有那些期盼立竿見影的黑人領導者感覺還是失敗了。不管怎樣，這畢竟是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時刻，自此之後，大規模的黑人工人運動開始出現，後來歷任美國總統都得面臨這一挑戰。
在政府內部，埃莉諾·羅斯福和哈羅德·伊克斯二人對美國黑人遭受不公平待遇這件事最為敏感，他們兩人的努力在戰前美國民權史上留下了燦爛的一頁。瑪麗安·安德森在當時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歌手，托斯卡尼尼曾誇讚她：「你這樣的聲音，真是百年不遇。」但她也是一名黑人。一次，一個叫瑪麗·約翰遜的紅頭髮女記者，聰明機靈卻好事，聽說安德森計劃在憲法大廳舉辦一場音樂會，便想從中使壞。約翰遜小姐知道，憲法大廳屬於美國革命女兒會。於是，她便去拜訪美國革命女兒會主席小亨利·羅伯特夫人，問她女兒會對此事有何打算。擁有絕對權力的羅伯特夫人斬釘截鐵地說，這個計劃即刻叫停。自此以後，無論是瑪麗安·安德森，還是其他黑人藝術家都從未在憲法大廳表演過。
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的沃爾特·懷特採取了下一步行動。他提出，要想讓大家關注到革命女兒會的種族歧視事件，有一個好方法，讓安德森小姐在華盛頓開辦一場免費的露天演唱會。安德森同意此事，協進會一致認為林肯紀念堂是最合適的地方，但沒有內政部長的同意，那裡是不允許舉辦音樂會的。伊克斯聽說了革命女兒會的事情後，便致電白宮。當時總統正準備前往沃姆斯普林斯，伊克斯懇請他稍等片刻，他即刻趕到。羅斯福詳知此事後，就命令伊克斯負責舉辦這場大型露天音樂會，並且規模越大越好。
埃莉諾·羅斯福聽聞此事，宣佈退出革命女兒會，她接受懷特的建議，和伊克斯一起發動內閣成員、最高法院大法官、參議員、眾議員及一些其他傑出社會人士，組成了一個藍帶發起委員會，以促成安德森的音樂會。音樂會以美國革命女兒會之前做過的事情為宣傳點，大力提高了關注度，這真是用錢都買不到的。被邀請的贊助商中，只有幾個藉口自己的地位不方便參與如此有爭議的活動而沒來，絕大多數還是出席了，包括外交使節團。音樂會現場共有7.5萬名觀眾。從開場第一首歌《美國》到結尾曲《沒有人知道我的煩惱》，觀眾們都沉醉其中。結束後，大家紛紛湧向歌手安德森，局面難以控制，好幾次幾乎發生踩踏事件。在所有人都把手伸向安德森小姐時，懷特注意到有一個穿著復活節服飾、身材瘦小的黑人女孩，淚水浸溼了她的臉頰，雖然年紀不大，但伸出的雙手卻佈滿體力勞動的痕跡。懷特後來說：「從這個女孩的眼神中就可以看到她心裡在說‘瑪麗安·安德森能做到的，我也可以做到’。」
這起不平凡的事件吸引了百萬人的注意，但不能就此誤認為，美國人在珍珠港事件前夕都忙於國家大事或議題。事實上，大多數美國人那時候都在全神貫注地處理個人問題、生活瑣事和工作事務。甚至在底特律市，儘管工程師們正在研究義大利菲亞特輕型坦克的弱點，但是人們談話中最常見的話題卻是銷售。這是底特律的銷售業最蓬勃發展的一年。汽車經銷商已經售出500萬輛汽車，這令老闆們笑得合不攏嘴，也令前來諮詢的英國官員們驚訝萬分。亨利·福特剛開始以關閉福特公司為威脅，不願意接受國防訂單，接著又堅稱無論如何都不為加拿大製造飛機，這讓英國人更加驚詫。哈特福德市的普拉特·惠特尼集團負責為驅逐機（也就是後來人們所說的戰鬥機）製造引擎，但困難重重。格倫·l·馬丁公司簽訂了一份1.31億美元的合同，以製造1000架b–26轟炸機，最後卻只有20架上了裝配流水線。
在好萊塢，盧韋拉·帕森斯和赫達·霍珀為女演員多蘿西·拉摩爾的慷慨舉動而歡欣鼓舞，因為她剛把自己在電影《她的叢林之愛》中所穿的布裙捐獻給了洛杉磯歷史科學和藝術博物館，博物館也欣然接受。城市的另一個角落，作家f·斯科特·菲茨傑拉德的遺體卻靜靜地躺在一家簡陋的殯儀館裡，多蘿西·帕克在他面前站了很久，然後輕輕地說：「你這個‘渾蛋’，還真是可憐！」這一年，很多名作家相繼離世，6個月內，菲茨傑拉德、詹姆斯·喬伊斯、舍伍德·安德森、弗吉尼亞·伍爾夫先後離開了。
1941年，《波士頓晚報》在連續發行了111個年頭後，宣佈停業。這是一個不祥之兆：美國報紙產業開始陸續倒閉，雖然歷時較長、過程緩慢，但規模巨大。在接下來的20多年裡，1/4的日報類報紙都消聲匿跡了。作為《波士頓晚報》編輯們的母校，哈佛大學為它的停業悲嘆。哈佛大學和當時這個鉅變時期所有的大學一樣，思潮洶湧，需要一份能夠直言不諱的報紙。1941年，w·h·奧登發表了他的詩作《焦慮的時代》，威廉·巴雷特出版了《什麼是存在主義》一書，亨利·盧斯所著的《美國世紀》震驚了所有非沙文主義者，約翰·皮爾·畢曉普在《凱尼恩評論》上發表的文章，對「藝術」的前途表示樂觀。畢曉普看到歐洲目前的戰爭是美國文化發展的大好機會，於是，他歡迎歐洲的知識分子和藝術家前來美國避難，並認為他們應該會留下來。他寫道：「藝術的前途將在美國，因為只有在這兒，知識分子們可以既不受國家的限制，繼續向前探索，又不受權貴的干擾，發表新的研究成果。」
當訂閱者反覆研究畢曉普那充滿希望的文章時，有一個叫約瑟夫·r·麥卡錫的人贏得了威斯康星州第10區的選舉，併成為一名巡迴法院法官。此人先前是鄉下養雞戶，後半工半讀，先後做過加油站值班員、洗碗工、餡餅烘烤師和道路修建隊剷土工，才完成了法學系的學業。斯皮羅·t·阿格紐是巴爾的摩伐木工人互助保險公司的理賠人。惠特克·錢伯斯現在體型肥胖，穿著鬆鬆垮垮的藍色西裝，一臉沮喪，是《時代週刊》的三流書評家。阿爾傑·希斯依然住在華盛頓p街3210號，是國務院一顆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如果施樂靜電覆印機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就已發明，那希斯就無需用他的伍德斯托克牌打字機抄錄檔案，錢伯斯也就無法證實他的指控，那麼錢伯斯的支援者理查德·尼克松能否贏得全國關注，成功入主白宮，也就充滿疑問了。現在想想這些事情，都還是會驚恐萬分。
對體育記者而言，1941年並不景氣。只有一匹名叫「海洋餅乾」的賽馬還值得一寫。鮑伯·斐勒能投出一場無安打比賽，喬·迪馬吉奧輕鬆地連續贏得56場比賽。然而，盧·葛利格於6月逝世，芝加哥大學退出了校際橄欖球賽，戴維斯盃、懷特曼杯和溫布林登網球公開賽也因戰爭被陸續取消。原定在赫爾辛基舉行的奧林匹克運動會，後來也被迫暫停。體育版的編輯們會報道職業橄欖球賽的賽況，但顯得並不積極，因為當時橄欖球還沒有那麼受歡迎。不過球迷中有一位海軍少尉約翰·f·肯尼迪，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發之日），他還去觀看了那場華盛頓紅人隊的主場比賽。
那是個天氣晴朗的金秋，美好的秋色正適合為青年們送別。等到戰後和平時期，黃葉紛飛的秋天再度來臨時，昔日的青年已經失去了青春，有的還失去了生命。而那些女孩，待到士兵們坐著軍艦回國時，都已近中年，身材也沒有那麼婀娜苗條了。那時美國女孩的平均身高為5英尺5英寸（比現在矮），體重為120磅（比現在重），這確實令人驚異。也許，往事已模糊不清，不過從當年人們的穿衣打扮上可略知一二。1941年秋，最流行的髮型就是及肩童花頭，或者捲曲波波頭。她們讓頭髮自然垂在背後，穿過校園，一個個像極了年輕的女神，這正如弗雷德里·劉易斯·艾倫所說：「這些女孩，從背後看，個個都是大美女。」
女大學生們平時都穿著及膝襪，跳舞時穿上露肩蟬翼紗禮服。如果在史密斯學院，她們的日常校服就是毛衣或毛衣外套，並佩戴一串珍珠（瓦薩學院的女孩們喜歡戴三串）。她們穿的鞋子多是寬幫低跟的。那些走讀的女生大多用髮帶將頭髮束起來，穿著露腰服裝，但在公共場合裸露就是反常行為了，魅力盡失。男孩們的穿著就不太吸引人了，他們的上衣翻領偏寬，褲管偏胖。現在看當年的老照片，肯定會尷尬無比。白襯衫（1941年百貨商店裡每件兩美元）是當年的標準服裝。情侶在當時是早期消費者，感恩節一過，他們就開始跟著廣告語說：「在科蒂香水的遐想中，祝你聖誕快樂！」
在好彩牌香菸贊助的流行歌曲比賽中，《上帝保佑美國》排名第三。年紀稍大點兒的人們，每次聽到希爾德加德唱《多佛的白色懸崖》時，都會不禁哽咽。但是「搖擺世代」依然堅持其愛好。由於他們的喜愛，5年裡唱片的銷量翻了100倍。他們一起爭論誰才是最佳女歌手（馬莎·蒂爾頓、海倫·奧康納和瑪麗昂·赫頓三人最受追捧），一有機會，他們就會去聽現場演奏。紐約西52街被稱為「搖擺音樂街」。在那些像名門、瑪瑙俱樂部和凱利藝術團的地方，你可以聽一整晚上貝西伯爵、班尼·伯瑞根和巴德·弗里曼等歌手的演奏。t·多爾西在紐約人旅館的露臺客房開唱，古德曼在賓夕法尼亞酒店的曼哈頓大廳演出。如果真的想瘋狂搖滾到底，你和同伴們還可前往百老匯大街的玫瑰島舞廳，那裡四面的牆壁都鑲嵌了鏡子，天花板上掛滿彩燈，像星星一樣，而且舞女們個個著裝入時。
有些人懷疑這些單純天真的搖滾青年們背後肯定有不少把戲，他們猜對了，性愛是搖滾的一部分。如果有個女孩聽到她魅力不凡的約會物件一直對她唱「請你給我一些讓我能夠記住你的東西吧」，便準確地知道他想要的是什麼。林德夫婦調查發現，平均每10個採訪者中有7個承認自己有過婚前性關係。無疑，大學生中這類人相對較少，「但名義上的處女」比例確實比較高，大多數大學生不考慮結婚問題。一直到「二戰」後很長一段時間，中產階級美國人都認為早婚是底層社會中特有的現象。所以大學生們為了避孕，不得不依賴金賽博士（性學教授）後來所稱的「發洩代用物」（避孕套）了。
可以想象，老一輩肯定不喜歡這些所謂年輕人的習慣。原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威廉·h·克伯屈就嘆息道：「傳統道德的約束力」已消失殆盡，鑑於他一直在課堂中大力抨擊傳統價值觀，這次他說的話還真是讓人有些不適應。羅馬教皇呼籲天主教的女教徒們，不要再穿那些「不正派的服裝」，但這樣的勸說沒有任何意義，因為那時候她們所穿的衣服除了露出小腿、雙手和臉部外，其他部分都遮得嚴嚴實實，也許他指的是穿泳裝的時候吧。《紐約時報》真的討論過這個問題，並且對那些「在海灘上幾乎一絲不掛的人們」表示強烈抗議。
在洛杉磯郊區阿罕布拉，高中女生剛搬進一棟新大樓後，發現只有一間共用的大浴室，也就是說，大家以後都得赤裸相對，集體洗澡。16歲的瓊·阿夫利娜·勞倫斯對此很牴觸。她寧願體操課不及格，也不願讓別的女生看著她裸身洗澡。她的父親是一名工程師，對女兒的這種羞怯行為表示完全支援。於是，瓊向法院提起訴訟，申請禁令，理由是讓她當眾裸體是不道德的行為，違反了加利福尼亞州禁止在公共場合脫衣的法令，並侵犯了憲法賦予她的生活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權。她的做法得到了大多數人的支援，特別在同齡人中頗受歡迎。而且，她的275名同學聯合簽署了一份請願書，要求設立私人浴室。
法官進退兩難。他認為在這點上法院應該順著學校。既然學校的大樓已經建成，女生們可以選擇集體洗浴，也可以髒著不洗，所以並沒有下發禁令。然而，紐約州的法官們就沒這麼好說話了。關於羅素伯爵三世（哲學家伯特蘭·阿瑟·威廉·羅素）的案件，也許最能說明戰前人民如何拘泥於禮，以及20世紀70年代美國人如何放蕩不羈。學術界的人都知道伯特蘭·羅素特立獨行，他的那些驚世駭俗的想法已經超越了愛和婚姻。此外，他在數學界和哲學界也頗有成就，同時也是大西洋兩岸最優秀的詩歌作家，並曾在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和芝加哥大學任教。當他答應擔任紐約市立大學市立學院的教授和哲學系系主任時，紐約市立大學市立學院喜出望外，並這樣描述他：一位長著藍眼睛、高鼻樑、凹下巴的長者。還有人寫道：「英國的上流人士一定覺得羅素是個瘋子。」
紐約主教派的主教牧師威廉·t·曼寧本身就是個英國人，但他認為羅素伯爵只是一個傷風敗俗的老頭兒。並且他在給報社編輯的一封信中也這樣說，他首先引述了羅素所著書中的一段話（「人類只有慾望，沒有道德標準……不為繁衍後代的話，性關係純屬個人私事，與國家或是鄰居都完全無關」），然後問道，這樣的一個人如何能給後人樹立一個好的榜樣。紐約市立大學市立學院代理校長回答道：「我們只是邀請羅素先生來教授數學和邏輯課程，並不會談及他的個人倫理觀和道德觀。」
於是，羅素在第一回合勝出。但是，這種憤慨的行為正如所預料的那般很快就在各地蔓延開來。赫斯特報系、愛爾蘭老修道會、美國天主教女兒會、路德教徒公會、浸禮會牧師聯合會、美國退伍軍人協會等組織都紛紛通過決議，投信報社，並舉行集會和抗議遊行。紐約市高等教育委員會就此召開常務會議，但投票顯示，羅素這位哲學家還是得到了多數票的支援。因此，第二回合，羅素再次勝出。
要是在今天，這件事恐怕就到此結束了——即使設想任何一個現代主教發起這樣的聖戰，看起來也是完全不可能的。然而，在20世紀40年代初，卻有很多家長都願意竭盡全力挽救自己的孩子以防其變壞。紐約市布魯克林區一位牙醫的妻子瓊·凱太太就是這樣一位母親。她總是想著，假如自己的小女兒長大了，並考上了紐約市立大學市立學院，然後碰到羅素這樣的惡魔教師，該如何是好？凱太太向約瑟夫·戈爾斯坦律師諮詢，約瑟夫代表她以納稅人的身份向法院上訴。他們拿著4本羅素伯爵所著的書，來到紐約最高法院大法官約翰·麥吉罕面前。戈爾斯坦形容這些書「淫蕩、色情、貪慾、猥瑣、汙穢、放蕩、刺激性慾、齷齪、下流、虛偽、極不道德」，而且「思想狹隘」。
麥吉罕法官是依靠坦慕尼協會的推選才成為法官的。當他受理這起案件時，就知道能引起強烈反響。麥吉罕法官從新聞剪報中知道關於羅素的流言四起，說他曾主持一個英國裸體區、容忍同性戀、喜愛淫穢打油詩等。於是，他熱血澎湃，提筆就寫下一篇長達17頁頗具諷刺意味的判決書，一氣呵成。麥吉罕說，紐約市高等教育委員會所做的這個決定，實際上等於在紐約市立大學市立學院開辦「下流講座」。他還說，學術是自由的，但這並不代表教師可以在課堂上告知學生，任意性交是正當的，更何況羅素還是外國人。於是，麥吉罕法官宣佈紐約市立大學市立學院對羅素的任命無效，欲將羅素這個惡人打下地獄。然而，羅素最終成為哈佛大學全職教授——哈佛大學高興至極。
對於這起案件的來龍去脈，羅素本人剛開始並不清楚。但當一個記者告訴他法官的判決時，他倒吸口氣，然後說：「我還真是大開眼界了，不知該如何說，如何想了。我只想讓大家知道，我並不像曼寧主教那樣對性問題有如此強烈的興趣。」他授權美國公民自由聯盟以他的名義應對此事。之後不久，他開始為此焦慮。三年後，他回到英國，成為以最尖酸刻薄的語言批判美國的評論家之一。
1940年春，帕特·瑞安和迪克·尼克松訂婚，6月舉行婚禮後，兩人在惠蒂爾市一個車庫樓上租了一套公寓。1941年12月6~7日週末，他正考慮申請一份政府內的工作。在惠蒂爾市西北12英里外，有個女孩叫諾瑪·瓊·貝克，當時只有15歲，卻非常性早熟。她把時間都用於看電影，而非自己十年級的課程。迪安·艾奇遜正離開華盛頓市加利福尼亞大街上的一家殯儀館，在那裡他剛剛向路易斯·布蘭代斯法官的遺體鞠躬告別。12月7日早上，艾奇遜在他位於馬里蘭州的農場接待拜訪者阿齊博爾德·麥克利什和他的太太，他們來幫忙收拾樹林裡砍下的木柴，中午一起野餐。羅斯福總統這時正坐在他的橢圓形辦公室裡，穿著一件舊毛衣，一張張翻看自己收集的郵票。漢密爾頓·菲什正慶祝他的53歲生日。哈里·s·杜魯門參議員正在寫信，他想為密蘇里州的小商販們爭取更多的國防生產合約。理查德·惠特尼4個月前就假釋出獄了，現在正在一個朋友家裡休息。在得克薩斯州的山姆·休斯敦要塞，陸軍准將德懷特·d·艾森豪威爾正在睡午覺，近來正在舉行軍事演習，他負責排程工作，所以精疲力竭。唐納德·納爾遜曾是一名很有能力的主管，現在在華盛頓協助政府調動經濟發展，這時他正在馬里蘭州農場和哈洛德·伊克斯以及他的紅頭髮的年輕太太享受週末午餐。參議員奈正在去匹茲堡的途中，準備參加孤立派的集會。邁倫·泰勒在紐約聖母俱樂部的「領聖體」早餐會上，剛剛讚揚了羅馬教皇和羅斯福總統為維護和平所做的努力。三天前，《芝加哥論壇報》還極力證明羅斯福是一名好戰者，為此還公佈了一些高度機密的計劃（都是那些為了應對緊急情況而制訂的戰前準備計劃），表明美國有意於1943年以500萬軍力進攻德國，因此週末晚宴上，司法部的律師們認真考慮、集思廣益是否指控麥考密克上校（《芝加哥論壇報》的老闆）叛國。諾曼·梅勒正在哈佛大學橄欖球場參加候補隊橄欖球賽。愛德華·r·默羅正在小心刮鬍子，因為晚上他準備去參加羅斯福總統的晚宴。70歲的科德爾·赫爾正在前往坐落在白宮旁邊的國務院、陸軍部和海軍部共用的舊大樓的路上。他剛剛緊急安排了這次會議，因為兩名日本外交官說有要事相求。
那個週末，最暢銷的兩本書是瑪格麗特·利奇的《華盛頓醒醒吧》和瑪格麗特·斯蒂恩的《太陽是我的禍根》。
星期日的各大報紙都刊登了美日美森輪船有限公司開通夏威夷航線的廣告。
那天清晨，珍珠港上空出現敵機，飛機兩翼帶有日本的旭日徽。敵機非常精準地投炸彈，不但嚴重炸損了美國太平洋艦隊，還摧毀了珍珠港基地。2403名美國人在此次事件中喪生。
這次襲擊恐怕永遠也無法解釋清楚，因為它是一次錯誤挑釁下的非理性反應——或許，更準確地說，是一系列挑釁下的反應。週末發生的這場災難，損失慘重，也是兩國長期不合的結果，這大概要從兩年前說起。兩年前，國會在參議員范登堡的強烈要求下，終止了1911年的美日貿易協定。接著，赫爾通知東京政府，未來兩國間的貿易，只能以單日計。當時，沃爾特·李普曼強烈反對這項行動，認為這容易引起戰爭。李普曼寫道，這個舉動將讓美國「陷入挑戰大國的處境」。其實他們做的還不只這些。這起事件引發了接下來一系列的外交行動，讓日本人緊張不安，不僅顏面盡失，還喪失了重要物資的進口途徑，最後，連他們軍隊的生命線——石油都無從進口了。
現在看來，這一切都很明瞭，但在當時，卻不那麼明顯。美國政府一直忙於大西洋上的事態發展，對太平洋上的事情最多就是瞥一眼。對總統而言，亞洲問題主要關乎道義。日本是侵略方，就應該打道回府，而希特勒才是國際和平的最主要干擾者。總統不想在兩條戰線上同時作戰，所以他始終希望與日本談判，就這樣一直拖到12月6日，他致電日本裕仁天皇，要求日軍從中南半島撤退。如果這個電報可以及時到達，那幾乎可以肯定，歷史的軌跡會有所改變。格魯是美國駐日大使，他希望華盛頓能夠採取溫和態度，但是赫爾及國務院的高階顧問們都支援強硬態度，他們之所以這麼強硬，是因為國會，包括大部分孤立派甚至是參議員惠勒都極力反日。
而法國、荷蘭和比利時的相繼淪陷，完全改變了亞洲的戰略局勢。這三國在亞洲的殖民地國家，現在幾乎都無法自衛，這讓美國覺得應給予關懷。1940年9月4日，赫爾警告日本不要插手越南事務。當月晚些時候，總統宣佈，不再向西半球以外的國家運送廢鋼鐵，除了英國。日本深受這個他們所謂的「不友好行為」的刺激，第二天就與德國和義大利簽訂了《三國同盟條約》。
1941年夏，事態已經發展到無法挽回的地步。7月24日，日本軍隊正式佔領中南半島，包括越南地區。兩天後，羅斯福總統凍結了日本在美國的所有資產，這就意味著日本再也不能來美國買石油了。英國採取了同樣的行動。這個問題雖然嚴重，卻不致命，因為日本國內石油的首要來源是荷屬東印度群島，那裡每年可向日本售出180萬噸石油。接著就出現了真正的致命一擊。荷蘭駐雅加達殖民地的總督凍結了日本在雅加達的資金，並立即終止了當時仍然有效的石油合同。日本首相近衛文麿意識到這是一次真正的危機。事實上，日本軍隊的坦克、飛機所用的每一滴石油都依賴進口。更糟糕的是，日本海軍雖然始終勸說別人要有耐心，這時卻也同陸軍一道要求開戰。民用石油立即實行配給。9月，日本大使野村吉三郎到達華盛頓時，非常傷心地告訴媒體：「現在全東京連一輛計程車都沒有了。」
日本最多隻能支撐幾個星期了。聖誕節之前，他們還可以靠私人來源弄點兒石油，因為英美公司在中立國有一些石油儲備，但是現在多一天都等不了了。近衛首相把日本政府的要求傳達給格魯，如果美國政府停止向蔣介石供應軍備，不再在太平洋上修建新的防禦工事，並幫助日本天皇解決原材料和市場問題，日本答應不再以中南半島為軍事基地，在「解決」完中國的問題後就從中國撤退，並且「保證」菲律賓中立。格魯提醒華盛頓政府，日本天皇身邊有一批比近衛更壞的親信，如果美國不對近衛客氣點，近衛很可能會被這些人中的某一個取代。赫爾並沒有聽進去，仍送去強硬的最後通牒：日本必須從中國和中南半島撤出所有軍隊，廢除《三國同盟條約》，並與鄰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