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幾乎沒人注意到，1939年2月27日，美國最高法院宣佈靜坐罷工非法。可實際情況是勞資雙方根本就不管合法與否。自由派認為，如果工會鬥爭偶爾違法，定是因為資方挑釁。任何人若表示靜坐是集體暴力的一種形式，也都會遭到否定或無視。在其他事件中，若說工會和罷工公司管理層一樣噁心（如針對田納西州阿爾卡鎮的美國鋁業公司罷工的血腥罷工事件和勞聯糾察隊與產聯糾察隊管轄權糾紛事件），也會迎來敵意的目光。

但若想擺脫歷史，沒有那麼容易。誠然早有先例，人們也不會忘記。工會順應了歷史的發展潮流，但先例就是先例。的確，他們總是順時而動，但這樣反倒更加堅定了反抗者們的決心。通過暴力，美國贏得了獨立，解放了奴隸，第一次進入西部，並開墾了它。現在，工人從工業最底層翻身反抗，也是依靠暴力。或許，工會已經忘記了曾經的反抗，行為更為保守，但自由派再也不能否認其他受壓迫的組織也有權利造反。因此，儘管出於無知，甚至理想主義，但未來痛苦的種子已經播下了。

1937年夏末，總統認為，他應該離開華盛頓開始他所謂的「觀察旅行」了。9月，他搭乘的10節空調列車駛出聯合車站一路向西，在預先選定的車站停靠，因為他要在車後平臺發表簡短演講，特此表現他的政績（比如「你喜歡你的新高中嗎」），享受群眾的擁護愛戴。在博伊西，他告訴聽眾，他就像古希臘神話裡的安泰一樣「一見到美國人民就渾身是勁」。民眾似乎比上次競選時更熱情。但記者們關注的卻是另一個現象。總統邀請上來講話的人總是遵循一個有趣的規律，內布拉斯加州參議員伯克、蒙大拿州參議員惠勒、懷俄明州參議員奧馬奧尼，這些曾經反對羅斯福最高法院法案的民主黨人，總統都故意不請。在懷俄明州卡斯珀，總統告訴聽眾：「有些政治家只知道耍耍嘴皮談論理想，卻從不付諸行動，這種人對選民毫無用處。」

總統所言極是，對於難以馴服的民主黨人來說這可謂是個不小的警告，可是他也沒有窮追猛打。像往常一樣，羅斯福的心裡同時盤算著幾件事。他琢磨新的立法、展望來年的總統大選、斟酌外交政策的其他方式、思考罷工，還深思他的財政預算案——他第一次參加競選時承諾選民實現收支平衡。儘管到現在為止，完成無望，但他仍然希望能盡力爭取。今年似乎大有希望。開始幾個月，《時代週刊》報道：「上星期，隨著‘大蕭條’的陰雲逐漸散去，全國上下都顯示出經濟復甦的跡象。」摩根索也在一篇篇報告中指出，美國財政部盈餘正在緩慢增加。誠然，公共事業振興署經濟專家裡奧·漢德森仍然對物價上漲憂心忡忡，他還寫過一篇備忘錄，表達他對經濟崩潰的憂慮。羅斯福曾讀過此文，但他不想再次違背承諾出現赤字。在法庭爭論中，他曾向迦納保證：「我說過多次，1938財年將實現預算平衡。如果你要我重複，我願意再說一次或千萬次。」

可平衡預算這個藥方，胡佛不能用，羅斯福同樣也不能用。後來股價大跌。總統很想說，現在的情況「從根本上講比較平穩」——他真的這樣認為，但一想起前任也說過這樣的話，他又沒開口。其實說與不說並無差別。10月19日是「黑色星期二」，大量股票被拋售衝擊市場，行情報單竟比市場交易落後25分鐘，可是新的賣出委託還在源源不斷地到來，一切跡象顯示市場尚未觸底。這個冬天總是讓人不禁回憶起1929~1930年的痛苦經歷。

紐約證券交易所和證券交易監督委員會互相指責，商人說對政府管理喪失信心，新政派抱怨資本家「罷資」。當然，當年195萬名工人的罷工也使國家經濟嚴重受創，而經濟衰退，就像它字面含義一樣，對總統和國家來說，使本就黑暗的一年更加陰霾密佈。這次股價的暴跌甚至比上次股票大崩盤發生後的頭幾個月更甚。1938年春，500萬在1933年後找到工作的從業者再度失業，近14%的人口完全依靠救濟過活。

對於預算平衡，羅斯福還不死心，但羅斯福不是胡佛，百萬人失業的景象比起曼徹斯特派經濟學更能影響他。這不同於1930年的情況。越來越多的民主黨人，包括漢德森和總統兒子詹姆斯，都成為凱恩斯主義的倡導者。羅斯福沒有讀過凱恩斯的著作——他在交談中能獲得相同資訊，就很少再閱讀原著。他曾經收到一封1938年2月1日從英國寄出的長信，但不為所動（「三年前我來拜訪你時，你曾親切接待了我，我想大膽地提出一些具有遠見卓識的想法」）。信中凱恩斯建議大量增持赤字，在羅斯福看來這絕不可能。一些目標，不管在學者看來多麼誘人，在政治層面也難以達成。儘管如此，羅斯福已經接受了有限的赤字，也的確發揮了功效。1934~1935年，它們的確推動了經濟更好發展，增加了貨幣供應量，並推動各項經濟指數上漲。羅斯福的顧問們給他推薦了一個凱恩斯主義的解決方案，隨著1938年經濟衰退不斷加劇，總統最後終於讓步。4月2日，他乘坐的火車從沃姆斯普林斯駛回華盛頓，總統邊吃午餐，邊告訴哈里·霍普金斯和國家青年局局長安德魯·威廉姆斯，他打算放棄平衡預算的想法。12天后，在一次爐邊談話中，羅斯福向國民解釋道，他計劃向國會申請30億美元用於修建公共工程、防汛救災和大興土木。6月，股市逐漸回暖，道瓊斯指數從8月前的99點升至158點。雖然日子依然艱難，但是相對幸福的日子已經指日可待了。

但他的批評者根本不為所動。很久以前那些叫囂最甚的反對者一點兒都不關心時政，只顧著百般誣陷總統。4月第一個星期的爐邊談話中，總統對這些人也嘲弄了一番——他指責大企業控制了「別人的錢、別人的勞動、別人的生命」。他們果然像巴甫洛夫狗一樣唾沫橫飛。凱恩斯認為，羅斯福說得並不妥當。2月1日，他致信羅斯福，試圖向總統提些經營理念方面的建議。他寫道：商人並非咆哮的野獸，「即使他們以前劣跡斑斑或者不如你希望的那樣馴服，但他們的本性依然像家養動物」。

羅斯福獲悉凱恩斯的這項建議後，連信都懶得回，他才不想讓這個英國人多管閒事。再加上羅斯福是主導民意的專家，絕不會對他的死敵丟擲橄欖枝。總之，要想調和總統和美國商界之間的矛盾恐怕為時已晚。因為他們之間說過太多傷害彼此的話，有過太多的白眼，太多的針尖對麥芒，太多植入心底的芥蒂。

威拉德·m·基普林格每星期發表的時事通訊在商界很受歡迎，他後來表示商界人士從1934年3月1日就開始對政府反感了。9月的《時代週刊》指出「企業對新政的嚴厲指責和吹毛求疵幾乎成了日常慣例」，但總統本人因為深受愛戴，反對者也只敢暗地攻擊，更不必說詆譭他的家庭了。

一旦資產階級從1933年年初的噩夢中清醒過來，並且發現羅斯福的「復興」並非是要回到「新紀元」的繁榮，就不可避免地會產生更強烈的反應。羅斯福渴望改變，即使他讀貴族學校、在有錢人的圈子裡混跡，但這些改變也並非有利於富人，而是施惠於被壓迫者。但商人們都認為老是談論「被遺忘的人」，只會挑起動亂。《美國新聞》、《紐約先驅論壇報》和《巴爾的摩太陽報》先後開闢專欄抨擊新政，分別由戴維·勞倫斯、馬克·蘇利文和弗蘭克·k·肯特署名。《星期六晚郵報》是人們緬懷過去的獨特避風港。它的一位主筆作家憤慨地宣告：「說美國商界領導失敗了，還不如說整個世界失敗了。」郵報還發表文章極力贊成僱用童工：「讓美國男孩走向成功的最可靠方式，就是讓他們在還沒完全長大前去工作。」當卡特·葛拉斯談及新政派時說：「為什麼托馬斯·傑斐遜連話都不想跟那些人說。」很明顯，反對羅斯福的人是以階級區分的，而不是以黨派。

1936年的選舉結果顯示，攻擊羅斯福會適得其反。可是攻擊不但沒有停止，反而愈演愈烈，並且轉入地下：在威斯徹斯特郡、橘子郡、格羅斯角、邁阿密海灘、布魯克萊恩、朗梅多等遊覽勝地，在格林尼治、謝克海茨，斯科特斯戴爾、肯納爾沃斯、溫內特卡等高階住宅區，在華爾街、斯戴特街、栗樹街、拉沙街等工商業中心。有些攻擊的形式更為輕鬆，也很有趣。比如一個精神病學家的故事，講他去天堂後立即被帶去為上帝看病，「因為上帝患有自戀妄想症，以為自己是富蘭克林·羅斯福」。還有一個故事說「為什麼公共事業振興署的員工喜歡所羅門王？因為他隨意挑選物件，隨即就上床睡覺」。名人彼得·阿諾畫了一幅漫畫，富人們穿著過分華貴的衣服去「窮奢」劇院「給羅斯福喝倒彩」，當羅斯福看到此畫時，他潦草地寫下一個字「妙」。

20世紀30年代末，在上流社會和中上階層的俱樂部和家庭中流傳的反對羅斯福的汙言穢語其實並不高明。當然，他們故意相互轉告，華盛頓的每一個人都知道那個傢伙從老婆埃莉諾身上感染上了淋病（一個黑人傳染給埃莉諾的）。羅斯福也因感染性病而瀕臨死亡，那也是埃莉諾在全國各地挽著異性到處遊蕩的原因。羅斯福死後，她就想把國家交給蘇聯人管，她將去莫斯科，在克里姆林宮學習房中術。羅斯福的大兒子「吉米」可能會留下來，他那份賣「保險」給老實巴交的商人的工作可是肥差。

約翰·甘瑟於1950年寫道：「現在人們往往容易忘記，那些針對羅斯福的造謠誹謗多麼陰險惡毒，那些強加於他的中傷汙衊多麼不道德……人們忘記了20世紀30年代末，那些‘上流’鄉村俱樂部裡是怎樣的氣氛，忘記了銀行家午餐會上談過什麼令人毛骨悚然的內容，忘記了打扮入時的食客們在晚宴上怎樣肆意閒說流言蜚語。」居然有軍職人員還穿著制服就拒絕向國家總統敬酒，有老人在牆壁鑲有紅木板的城市俱樂部裡碎碎念「又一個斯大林——有過之而無不及」或「我們現在倒不如生活在蘇聯」。甚至有一家波士頓的書店通知總統著作的出版人貝內特·瑟夫，這本羅斯福的演講集，只有用羅斯福的人皮做封面，書店才肯銷售。

以下陳詞濫調也不絕於耳：「那個人」、「那個傢伙」正試圖毀掉美國人的生活方式；不能靠亂花錢走出「大蕭條」，我們孩子的孩子會為此付出代價；反正領救濟的有一半都是外國人，減少救濟，加大警力，要鬧就鬧吧；約翰·l·劉易斯有白宮後門的鑰匙；「那個人」的微笑是假的，是通過整形手術移植到臉上去的，他一生沒有掙過一分錢，全靠他母親過活，並且他只是一個猶太人，一個荷蘭猶太人後裔，後來竟然改掉名字，搖身一變成為紐約猶太佬。（他們為證實這段話，還為羅斯福設計了族譜，聲稱羅斯福的老祖宗是範·羅森菲爾德上校，其實根本就沒這個人。）

在兩篇驚人的雜誌文章中（《哈潑斯》1936年5月的報道《他們憎恨羅斯福》和《新共和》1938年9月14日的報道《他們依然憎恨羅斯福》），馬奎斯·蔡爾茲對這些憎恨者加以分析。他在第一篇文章中寫道：「有個現象，將來的社會歷史學家即使不感到驚訝，也會感到困惑：為什麼如今美國上流社會成千上萬的男男女女都對總統羅斯福滿懷狂熱的憎恨呢？沒有其他詞語可以表達了，就是憎恨。」他繼續寫道：「這是深惡痛絕、怒火中燒，毫無道理可言。」蔡爾茲還表示：「這種情緒或多或少地充斥於整個美國上流社會，簡直成為一種偏執。」

尤其讓蔡爾茲困惑的是，從很大程度上說，大多數責罵總統的人「自1933年3月的低谷以來，收入都恢復起來了，銀行差額也補上了」。有些人的股票價值翻了一倍，甚至三四倍，「有些甚至漲到了10倍」。公司股息增長超過40%。那些富人的收入也沒有被徵收重稅（一人年收入16000美元，僅需交稅1000美元）。羅斯福的稅收方案將絕大部分稅務負擔以加工稅和消費稅的形式轉移給了消費者。

雖然如此，富人們——蔡爾茲稱他們為「2%」，認為美國政府好像是一個別的國家的政府，他們重複著「羅森菲爾德」的謠傳，其實就是逐字引用戈培爾的謠言小冊子。有些人竟公然叫囂，他們寧願選希特勒也不選羅斯福。這些雖然都是一派胡言，卻表明了他們的仇恨之深。阿特沃特·肯特於1936年6月退休，原因是他不願意在羅斯福當政的時候經商；杜邦公司副總經理也非常氣憤，因為他的僕人在公共事業振興署找到收入更高的工作離他而去了；羅斯福談論伯利恆鋼鐵公司原總裁時說：「告訴尤金·格雷斯，他再也不能一年掙100萬美元了！」其實也就這麼一回，但伯利恆鋼鐵公司某主管聽見後，竟然心臟病發作了。蔡爾茲發現，富人們的憤怒傳染給了中層白領，因為他們對老闆仍不勝欽佩，依舊迷信20世紀20年代那些陳規行話。謾罵羅斯福成為一種身份的象徵，但與「富有」階層（依然被稱作「那2%」）不同，他們不會受到工會的威脅，政府要從金融家和大商人手裡奪權也於他們無礙。

對此，總統的真實想法令人疑惑。在麥迪遜廣場花園大會上，他曾說他歡迎他們的仇恨，但是他不喜歡任何人散佈這種情緒，更不用說被恨的是他和他的家人了。蔡爾茲寫到「他好像並不介意」。其實他介意，而且有據可證。雷蒙德·莫利有一篇報告，描述羅斯福本計劃做一次和解性演講，論述美國工業所扮演的角色，他先讓新政派重複那些「福賽特世家」（指有錢人）所傳的謠言，直到面色鐵青，很明顯那次演講最終「更像是一根刺而非橄欖枝」。總統告訴諾曼·托馬斯，他是在挽救資本主義，但是不滿資本家對他的批評。在一場新聞釋出會上，羅斯福平靜地拿出某全國性通訊社給各報編輯參考的「機密報告」給大家看，也沒有評論一言，原來那篇報告暗示羅斯福已被證實有梅毒。

只要羅斯福還活著，這2%的人和他們的追隨者就會抨擊他即使再無傷大雅的措施。1939年，羅斯福提議提前一星期慶祝感恩節以延長聖誕購物季——這是對小型企業的恩惠，但整個國家為此產生了很大的分歧：25名官員同意、23人反對（包括緬因州州長，他吃掉一罐沙丁魚罐頭，以示抗議sup/sup），這個爭議只好通過國會兩院的聯合會來解決。即使在總統即將去世時，仍然有人辱罵、詆譭他，其中之一是《小孤女安妮》的創作者哈羅德·格雷。1945年總統患病前不久，格雷漫畫中的人物沃巴克斯爸爸一想到羅斯福還要連任就受不了，毅然赴死。總統的葬禮後，格雷讓他起死回生，「最近這裡的政治氣候已不同往日」，那些體面的有錢人有機會透透氣了。

沃巴克斯爸爸以及劇作者都屬於以前西奧多·羅斯福所說的極端分子。仇恨曾在20世紀30年代後期達到巔峰，但在珍珠港事件後日漸減少。弗雷德里·劉易斯·艾倫認為，他們的怒氣「在1934~1935年越來越高，直到1938年前後也從未消退。似乎只能通過內在消耗的方式，才能減弱稍許」。同時，他們津津樂道於羅斯福1937年的逆轉，就像閱讀笛福所著的《瘟疫年紀事》。總統在1938年使經濟迅速好轉，他們為此深感沮喪，但對於羅斯福秋天的再次失敗，又不禁興高采烈。

顯然，新政已日落西山。兩個「百日新政」幾乎已經耗盡了政府的立法創造力，少數未通過的措施也與美國日益強大的保守主義背道而馳。國會山進行改革的熱情幾乎消耗殆盡了。1936年11月，唯有羅斯福這樣具備卓越領導天賦的人才能保住他規模巨大但組織渙散的聯盟。下一次，就唯有靠戰爭了。美國南方是其薄弱環節，而保守陣營則在法院改革的鬥爭中日益牢固。

來自得克薩斯州的眾議員馬丁·戴斯同時也是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主席，他解釋說，把保守陣營定義為南方人是不對的，因為它擁有「來自幾乎所有小城鎮和農村的國會議員的支援」。它的敵人是「那些來自大城市的人……他們政治上受外國人和遷居城市的黑奴的操控」，「其代表還暗中破壞新政」。

對新政的暗中破壞自始至終都存在，發生變化的是國會議員本身。正如一個憤怒的新政派所言，「農民們都忘記了他們曾經和貧民窟的人一樣食不果腹、山窮水盡，是總統拯救了二者」。其所言極是，但已無關緊要。戴斯提倡的逆城市主義在農村是一股強大的新生力量，它對市井老油條的做事方法和思想都持反對態度，本質上是因為逆城市主義本身就很保守。1938年的民意測驗顯示，總統聲望不墮的同時，其施政方法和能力已遭到質疑。此外，支援他的根基已經發生了變化。《財富》雜誌一項測驗顯示，約62%的選民仍然支援他，但那些覺得他至關重要的人（相對於那些認為他管理國家功大於過的人）佔比從34.9%下降到17.7%。雖然自從《文學文摘》預測大選結果失敗以來，人們對民意測驗已不太相信了，但即將到來的中期競選卻證實了該趨勢，國會議員們通過閱讀郵件也感覺到了總統支援率在下降。

最後一項新政改革措施是1937年年初提出的《公平勞動標準法》。這項法案經歷了一場噩夢。法案規定每小時酬勞不得低於40美分，每星期工作時長不得多於40小時，加班工資是原工資標準的1.5倍，不得僱用16歲以下的童工。剛開始，僱主可以支付每小時25美分，8年內逐漸調整以達到標準。回想起來，規定似乎並不苛刻。即便如此，最初它也因法院改組計劃被束之高閣，又被工資標準較低的南方諸州置之不理。這次「外出巡視」讓羅斯福確信美國人民支援他，於是呼籲國會在他的「外出巡視」結束後召開特別會議。《公平勞動標準法》在眾議院提出後，沒有通過，後來又被提出，卻再度失敗。最終，1938年6月下旬，它終於獲得通過，被送往白宮要求羅斯福簽字。

那時，羅斯福已決定要對國會採取行動。優秀的民主黨人必須在改選中獲勝，其他失敗者必須離開美國政府。那年春，他曾以「親愛的阿爾本」致信阿爾本·巴克利，因後者的競爭對手肯塔基州州長「快活人」錢德勒在預選中呼聲很高。羅斯福在信中形容，巴克利的對手是「一個危險人物……與休伊·朗類似，但是能力不足」。接著，他邀請約翰·l·劉易斯到白宮，並勸他力挺巴克利，不惜人力物力。最後——本應該是最後，羅斯福總統宣佈，他會親自在肯塔基州做巡迴政治演說支援巴克利。不幸的是，當地公共事業振興署負責人因為希望討好總統，而為巴克利造勢，這個錯誤被斯克裡普斯–霍華德報團揭露，可以說是一個醜陋的序曲。sup/sup

所有人通過1938年6月下旬的爐邊談話，都親身體會到總統插手初選的決心。在第75屆國會上，他提醒選民，此前當選的民主黨議員是在「堅定的自由主義」支援下選出的，他援引長達一年的工資工時之爭說道：「以前我們從未有這麼多銅斑蛇。」銅斑蛇是一個貶義詞，意為美國內戰時期同情南方人的北方人。他解釋了自由主義原則，又言他覺得自己「作為民主黨領袖有權就少數個別事情發表意見。問題在於某些人爭取提名為民主黨候選人時，是本著以上原則，還是在濫用我的名義。」

事情不過如此。然而，報刊主筆已經「成功」地廣泛宣傳了「法院改組」，使大多數讀者並不知道它是指法院改革的一項措施，又說這次總統的新行動是「清洗」行為——不禁讓人想起一年前發生在莫斯科的血腥事件。如果讀報，人們還會以為總統打算手持鐮刀在全國四處亂竄，若有人偶爾不服氣與之對抗的話，即使是手無寸鐵的老百姓，也會被他砍頭，

然而，人們不禁要問羅斯福心裡真正想的是什麼。吉姆·法利知道及時隱退，他逃到阿拉斯加，嘴裡嘆息著：「‘大蕭條’來了。」從任何傳統政治觀點來看，情況都確實如此。這是國家執政黨的領導者，他通常被視為有史以來最高明的總統，卻自找不痛快。在中期選舉中，通常地方人士的支援遠比國家政策重要，出現的問題也往往是地方性問題。1938年這類問題層出不窮：賓夕法尼亞州的腐敗事件、加利福尼亞州的養老金計劃爭議、密歇根州的靜坐罷工事件、羅得島州的賽馬場醜聞、馬薩諸塞州的賄賂事件、新澤西州的領袖控制問題和隨處可見的罷工事件，還有康涅狄格州人們抗議政府耗資1500萬美元修建4車道高速公路的改革方案，該高速公路穿越了格林尼治、斯坦福德、新迦南、諾瓦克、韋斯特波特、費爾菲爾德和特蘭伯爾各鄉鎮。正如詹姆斯·麥格雷戈·伯恩斯所言，「即使總統到全國各地四處撲火，也不能掌握主動權」。

但對羅斯福來說，這場競選活動非同尋常。與最高法院開戰後，他就計劃重新劃分各黨派勢力。大多數保守派是共和黨人，就讓共和黨成為他們的根據地吧，民主黨則被他視為實現自由主義的工具。作為美國首位和平英雄，羅斯福打算憑藉其知名度實現其偉大的政治改革。改革運動第一階段成果喜人，全國人民對羅斯福的熱愛未曾消退，他所到之處，人頭攢動，人數之多前所未有。在俄亥俄州瑪麗埃塔，一名老婦竟然在羅斯福走過的地方彎下腰捧起地上的塵土；在愛達荷州火車必經的安靜湖泊邊，有人修起一座小小土臺，上面豎著兩面美國國旗，當總統的班列經過時，他就在兩旗之間立正站好，然後恭恭敬敬舉起手行軍禮。

「快活人」錢德勒未得到羅斯福青睞。厚臉皮的錢德勒決心沾總統的光，人們差把他踢下站臺拖走了。他被趕下車後，羅斯福還藐視地瞪他一眼，由此肯塔基州人對總統的意思就確定無疑了。在得克薩斯州，羅斯福表達了對眾議員林登·約翰遜和莫里·馬弗裡克的垂青。在列車後部的平臺上，總統任命了一位令參議員湯姆·康納利深惡痛絕的得克薩斯州參議員到聯邦政府任職。因其曾經給最高法院改組計劃投了反對票，當康納利聽說羅斯福親口宣佈這個訊息時，幾乎氣得語無倫次。在俄克拉何馬州、科羅拉多州、內華達州和加利福尼亞州，總統對器重者的態度更慎重。來自內華達州的參議員帕特·麥卡倫也想沾總統的光，相較錢德勒，麥卡倫手段更高明。總體說來，總統的「外科手術」很成功，當他登上「休斯敦」號巡洋艦時春風得意。在一些大選區，包括肯塔基州，他的人已經贏得了勝利，而麥卡倫在這些選區僅僅勉強入選。對一些不太重要的選區，總統沒有利用個人威信影響選舉結果。

現在，總統的胃口更大了。在佐治亞州巴恩斯維爾，他厭惡地注視著坐在同一平臺上的參議員沃爾特·喬治。當時羅斯福想把他從黨內剷除，這位參議員說：「總統先生，你公開質疑我的民主信仰、調查我的備案資料，對此我深表遺憾。我接受你的挑戰。」羅斯福卻自滿地回答道：「我們永遠是朋友。」其餘在場的佐治亞州政治家都戰戰兢兢，面對這對冤家互掐，他們試圖思考如何求得自保。列車還在向北行駛，羅斯福又把南卡羅來納州的「棉花艾德」史密斯和馬里蘭州的米勒德·泰丁斯整治了一番。9月初，羅斯福花了兩天時間斥責泰丁斯，說他參加競選「既想借羅斯福的威望，又想要共和黨保守派的財力支援，魚和熊掌兼得」。到了紐約，羅斯福痛罵眾議員約翰·j·奧康納，此人曾是總統前法律合夥人的兄弟，曾利用其眾議院法案委員會主席的身份阻礙新政立法。

人民投票選舉的結果對羅斯福而言是災難性的打擊，也很丟臉——唯有這一次，可以說他在選舉中慘敗。總統本來想搞垮的10個人，最終只有奧康納被一個叫拉瓜迪亞的人搞垮了，因為這人魅力十足，背後還有霍普金斯、科克倫和老闆愛德華·弗林做後盾。包括泰丁斯、喬治和陳腐的史密斯在內的其他人也強勢當選，甚至大獲全勝。具有鮮明特色的南部民主黨現在成為一股強大的勢力。肯尼迪總統在1962年悲哀地發現「自1938年以來，一些民主黨人25年來一直投票支援共和黨……所以，我們現在正在經歷一段非常困難的時期，每當面臨立法爭議，就難以確保獲得多數票」。

11月，苟延殘喘的共和黨與生機煥發的民主黨之間摩擦不斷。保守派在賓夕法尼亞州擊敗喬治·厄爾，在威斯康星州擊敗菲利普·拉弗雷特，在密歇根州擊敗弗蘭克·墨菲。sup/sup新當選的共和黨議員有俄亥俄州的羅伯特·a·塔夫脫和約翰·布里克爾，有馬薩諸塞州的萊弗裡特·索頓斯托爾，還有紐約州的托馬斯·e·杜威。杜威曾和雷曼競選紐約州州長，差一點兒就獲勝了，人們說杜威很可能在1940年當選總統。雖然民主黨人依然控制著國會，但自由派在眾議院的勢力早已減半（林登·約翰遜入選了，但馬弗裡剋落選了）。總之，共和黨兩年前看似要走上輝格黨衰落滅亡的老路，如今卻爭取到了12個州長的職位、82個眾議院席位，並新增了8個參議院席位。原任共和黨議員在選舉中也都無往不利。

選舉後的首次新聞釋出會上，有人問總統：「你會不會遭遇兩黨聯合的反對派？」羅斯福回答道，他不這麼認為。記者說：「我這麼認為！」聽罷，其他記者都笑了。總統隱晦地評論道：「只怪這些樹離森林太近了。」

確實如總統所言。追求自由的領導所面對的挑戰不在美國，而分別在世界兩大洋的另一邊——德國和日本。早在1935年聖誕節，羅斯福就致信巴魯克：「相比於國內事務，包括選舉在內，我更擔心世界局勢。」如今，在最近兩次選舉中，他更是憂慮感倍增。美國仍然堅持不與他國聯盟，那麼提醒民眾注意大洋彼岸遙遠的威脅就極為困難了，非筆墨所能描述。但有一點似乎可以肯定，國會山暫時不會出現聯盟政治。即使是反對羅斯福的中堅分子也曾經寫道：如果國家面臨外敵，他們會聽從國家安排。蔡爾茲也承認這一點，他曾在1936年寫道：「戰爭能夠轉移憤怒，正像‘一戰’時威爾遜總統經歷的那樣」。他還在1938年寫道：「有一件事，只有一件事，可能讓反對階級的態度轉變，那就是一場戰爭……這絕非偶然，那些雖然對羅斯福國內政策滿腹牢騷的人，對總統的外交政策也只能勉強接受。」

這個現象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為那些反對者心中承認的外交政策其實並未制定出來。那時，羅斯福對外交政策的方案還沒主意，但他知道他需要制定一個。他自從開始執政就在研究外交政策，但沒有成果，形勢日趨急迫。12月的一天（那時距離1938年中期選舉僅剩11個月），美軍停靠在南京長江邊的「帕奈」號軍艦被日本帝國的飛機炸沉了。

剪影：20世紀30年代晚期

根據美國習俗，感恩節吃火雞。緬因州州長此舉表示他乾脆不過感恩節好了。——編者注

這一事件直接催生了「哈奇法案」（1939年），禁止決策層以下的聯邦僱員干政。

民主黨照顧自己人，故墨菲被任命為最高法院大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