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屁。」她從鞦韆上站起來，往門廊那邊的樹叢裡熟練地彈了彈菸灰。

「康妮，我女朋友在‘櫻桃樹’那兒做輔導員。」

「那是什麼？」她問。巴迪眉頭一皺。

「對不起。」他說。他倆點點頭又聳了聳肩。

「你們這些人。」她的手在天上揮著，什麼也沒抓住，也就算了。

她說：「我挺幸福的。工作時間夠長了，可以歇一歇做點自己喜歡的事兒。比如旅行。」

「去哪兒呢？」巴迪問。

「我在考慮貝里斯城。」過了一會兒，康妮又說：「我聽說你哪兒也不去。不知是西克里斯特先生還是誰說的。不，就是他。他認識你太太。他說你兒子死後你就哪兒也不去了。」

「差不多是這樣。」

她說：「我並不覺得這有什麼不好。」

電話鈴響了——顯然是艾麗斯打來的。巴迪向康妮道歉，趕緊從鞦韆旁走進屋裡去了。

「我不能離開這兒，」艾麗斯說，「我知道我們的計劃泡湯了，但實在沒別的辦法。」

「不要緊。我們可以明天再吃。」

「人人都嚇壞了。我怎麼敢走。護士已經給他們打了鎮靜劑。你真該親眼看看。巴迪。這樣下去他們會把自己弄傷的。搞得像在船沿上走路似的。」

他笑了。

「聽說文森特在醫院範圍內，所以他們全都去找人了，」她說，「不管怎樣，我做了件事兒。我跑到‘風行大片’那兒給他們租了一部電影——他們投票選的《駭客帝國》。有點兒用呢。他們的注意力轉移了。人人穿著睡衣，墊著枕頭，蜷縮在沙發上，要不就躺在椅子上。」

「我也想這麼幹。聽上去棒極了！」

「不，我們可沒邀請你。」艾麗斯說。

她在電話那頭咯咯咯笑起來，又對巴迪說：「你還記得我說過他們怎麼給醫生取綽號的嗎？我剛聽見，‘便利貼醫生和謊話加聾子醫生一起過來了。’」

「我那位心理醫生長得很像艾爾·黑格。」

「看吧，我就知道。所以你還不至於在我這兒呀。」艾麗斯說。

「我晚點再打給你。」她對他說。

他一直欣賞著餐廳的佈置，就從他站著的地方。餐桌上有一盞水晶燭臺，三十支紅菊花插在花瓶裡。電話掛掉後，他才意識到他的失望有多麼強烈。

他走下廊道，過道上的石板磚有些歪了。他俯下身子，用腳使勁兒把一塊磚挪正。這兒有雜草。也有螞蟻，正沿著一條曲線爬著。

康妮看著他，煙抽得很猛，很不高興，她還在鞦韆上。「我得說說，關於我的感覺。」她說。

他把手塞進褲袋，走回廊道和她待在一塊兒。他靠在欄杆上，面對著她。好一陣時間過去了。「對不起。我是個笨蛋。」他說。

她什麼也不說，只是冷笑了一聲。

他說：「願聞其詳。」

她眼看著天花板。

「好吧，也許我就是理解不了，康妮。」他從袋子裡把手抽出來，手指聚攏打量了一番，「你是不是對我有某種幻想？」

「天哪，才不是！」她說著咂咂舌頭，「實際上要成……熟多了。」她把「成」字拖得很長。

她的笑聲帶有責備。「你現在知道我是怎麼想的了？」

「哦，一點兒也不知道。」

「鑑於你是個完美先生，」她撫弄著耳飾上的養殖珍珠說，「你一定希望我把所有的想法都他媽的自己憋著。」

這是巴迪回想起來最糟糕的一段對話。「我真沒那樣想。」他說。

康妮把長腿盤起來，雙腳塞了進去。她身上有運動員或是舞者的優雅氣質。她的手也十分優美，交疊在一起，要不就是搭在連衣裙的潔白領子上。她的頭髮美極了——閃閃發光的黑色。可是她的雙眼有些哀傷，至少巴迪那樣覺得。即便轉動起來，也十分緩慢。她盯著一個地方，很少望向別處。她的眼睛沉重，有一種挫敗的感覺。

他陷入思考，輕拍著指尖。他說：「我要和你說些我的事兒。馬修死的那個早晨，當時我趕到重症監護室找到露絲，我的太太，她面向著牆，手緊緊壓著膈膜，就好像跑了一圈馬拉松快要窒息了。於是我輕手輕腳走過去拍拍她的肩，告訴她我來了。可惜她毫無感覺，要不就是太絕望了。不管怎樣，她都無動於衷。我不知道怎麼辦。就在那兒等著。最後她終於轉過身來，她直愣愣看著我。我呢？我抱著她輕輕搖擺。就像在說，‘好了，好了’。」

他好幾次把頭髮理順：「這事兒我想了多少遍了！非常糟糕的一段，一次意外，但那也許為另一件事鋪平了道路，如今我找到了自我。」

他說：「我兒子當時開著他的水上摩托艇，我不知道你聽說的版本是怎樣。」

康妮搖搖頭。

巴迪點點頭：「在那湖上，他撞上一艘漁船，船上有幾個高中男孩兒。其他人都差點兒喪命。我發現很難。很難不去想象那個畫面。於是假使遇上不太熟悉的人，我就有一種衝動，想要一段簡單的對白，不要提及我兒子。所以，我找了一個在‘扎克’圖文店工作的推銷員。我們聊了幾句。她可能都記不全我的名字。我第一次給她打電話的時候，是為了告訴她，他們給倒車雷達做的廣告牌掉下來了。接下來我找了各種理由給她打電話——電視競賽啦，對天氣的觀測啦。要不就只是打個電話，開開‘扎克’的玩笑。一天要打十到十五通電話。就坐在那張細腳椅上打，也坐不舒服。我可憐的太太把這一切都看在眼裡，她已經發狂了。為什麼我一直騷擾那女人？到最後她受不了了，到城裡去提交了一份遏制令申訴。」

「天哪！」康妮說。

「她真的這麼做了。」巴迪說。

他站起身來。兩隻貓在玻璃門那兒又叫又跳。「稍等一下，我得去給它們搞點晚餐。馬上回來。」

「去吧，」康妮說，「去吧。」她撣撣手錶示理解。

他把「科學飲食」牌貓糧倒進盤子裡時，瞥見她黑暗中的身影正往廊道的階梯下去。

巴迪趕緊穿上鞋。隔壁律師家的燈亮了。

他看著貓進食。給它們換了水。

他站在廚房的中央等待著，沒到窗戶邊去，怕的是外面小徑上計程車刺眼的大燈。

艾麗斯那頭現在很安靜。她幾乎要輕聲耳語了：「這太稀奇了。電視光線給所有病人的臉都蒙上一層顏色。我總是不能履約，這點很可惡。這是我最不該做的事。我每段感情都毀在這上面。」

「哦天哪，該怎麼樣就怎麼樣吧。」巴迪說。

他捏著一小片紙在工作臺周圍輕輕拍打著，沒完沒了。「你跟我在一起從不緊張嗎？」他問艾麗斯。

「什麼？」

「就是，對我感到緊張。因為我用那樣的方式騷擾那個女人。」

「別侮辱我。」艾麗斯說。

「喂？」

「我是個聰明人。聰明人中的一個。我上學時他們從作業本里就看出來了。」

「哦。」他說。

有一小會兒他們誰也沒說話。巴迪走上前又退回來，手裡拿著電話。房間太熱了，兩隻貓不得不貼在地磚上納涼。

「我得走了，」艾麗斯說，「我實在需要上廁所。順便說一句，他們正用擔架把文森特扛回來。我想可能要送他去隔離室吧。你會好嗎？感覺還好嗎？」

「也許我應該他媽的自己憋著，」他說著，咧嘴笑了一下，「你不知道這個梗。對不起。我換個時間告訴你。」

「他們也不是非要我不可。我可以再聊兩句。」艾麗斯說。

「不用，我感覺還好。這個梗和我也沒多大關係。」他的食指在工作臺上的一塊藍色磚片上滑來滑去。

「再給我一秒鐘，」她說，「你還在那兒嗎？掛電話前我最後說一句。悲痛是件很神秘的事情，巴迪。它是件非常私人的事情。」

「先這樣吧。」她說，巴迪結束通話電話後獨自待了一會兒，他的手還搭在聽筒上，手臂拉得很長。

他站著邊廊上。夜裡很暖和，一輪白色滿月遊蕩在萊克利湖上。

小徑那頭，有一輛車正在倒車入位——那人來晚了，他來參加橋牌派對，卡爾和蘇珊娜每隔一週舉辦一次。夫妻倆不知是誰站在入口處，迎接晚到的客人。

巴迪想到，之前有幾個夜晚，他和艾麗斯坐在外面直到深夜，彼此講故事，喝朗姆酒。他生日那天，她穿了一件紅色亮片連衣裙。他和他太太在一起的最後一年，那段悲傷的時間，他們也度過了幾個這樣的夜晚。

他想，他居然為康妮的表白感到煩惱，這多麼愚蠢啊。他本該坦然接受。他本該牽起她的手，拉住它，像對待朋友那樣，甚至把她的手握緊，並說，人生看上去何其漫長。

（原載《巴黎評論》第一百六十二期，二〇〇二年）

山姆·利普斯特評《萊克利湖》

瑪麗·羅比森有個著名的故事叫《你的》，裡面的老男人和他年輕的太太在廊道上做萬聖節用的南瓜燈。太太做的那隻不太好看，質量不高，而她丈夫的作品極富表現力，又別出心裁。他是一個退休醫生，還是個「星期日水彩畫家」。後來，這則小故事在一個驚人的轉折後，老男人想要向太太吐露心聲，「像他所有的那麼一點點才氣，其實糟糕得像是受到了詛咒；很多時候，有那麼點兒與眾不同意味著你期望太高，以至於對自己喜歡得太少。」

聯絡羅比森本人來考慮這一點就變得十分奇妙，她是美國短篇小說界眾多有才氣的作家（和了不起的實踐者）之一。也許，這證明了她對生活的深刻體悟，她深知生活將我們撕碎的多種方式，比如駭人的毀滅——死亡、離棄——還有接連不斷的磨難。這兩樣大多數人得學著忍受。大多數人，包括羅比森筆下的人也是，大抵是一面等待痛苦平復，或至少化為短暫的逗趣，一面彼此安慰、微笑，張羅晚餐，坐在長沙發上，使盡花樣讓蠟燭光變得更漂亮。

他們中的許多人暗自沉湎於語言，尤其關注言語的豐富性和破壞性。羅比森並不沉湎於此。她對日常用語中零散的驚奇和那些有可能激動人心的韻律並不十分痴迷。她的文章也是如此，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人們稱其為極簡主義。她的意思是要變成「做減法的人」，但換個詞說就是「嚴苛」。一旦嚴苛起來，你就像羅比森那樣變成字元的主人，同時也主宰了留白的空間。在《萊克利湖》中，當巴迪決心拒絕康妮——「拒絕得令她心服口服」——時，那種對話狀態好像他一旦沒有丟擲最精確的措辭，他的策略就會完全失效一般。羅比森的故事常常取決於用詞的精確性，要不就是精確的錯誤。

羅比森把那種錯誤，或說尷尬，層層置入她的作品。她那時也許還不知，「尷尬」有朝一日會變成全國的流行語。對於那些渴望真實接觸（有時也不一定），彼此擦肩而過、聳聳肩，或互相責備，說說俏皮話的人，對於他們的一舉一動，自我意識以及不安所帶來的情感力量，羅比森從來都瞭如指掌。她那些小說要闡明的，不僅是強壓在我們身上的巨大傷害，而且還有日常生活的種種迷思。它們突兀、哀傷，有趣而美麗。一旦你開始閱讀，它們便會叫你長時間地、心服口服地放下手頭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