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篇詩中，恩尼烏斯首次將歷史和史詩（敘事詩）的結合納入文學的範疇，這種結合至今仍然像魂靈般彌留於文學之中，非死非生。但這篇詩作自然也有其成功之處。恩尼烏斯自稱是羅馬的荷馬，而克洛普斯托克自稱是德意志的荷馬，相比較而言，前者倒算得上更為名至實歸，恩尼烏斯同時代的人都持這樣的觀點，後世更是如此。
人們對這位羅馬詩歌之父的崇敬代代相傳，頗負文名的昆提裡安甚至如是說：「讓我們如尊崇古老神聖叢林那般尊崇恩尼烏斯吧，林間的千年橡樹或許並不美觀，但令人肅然起敬。」如果有人對此心生驚異之感，他或許會回想起很多諸如此類的現象，如《埃涅伊德》、《亨利亞特》和《彌撒亞德》的成功。我們已然擺脫以迦辛與薩福相提並論、以威拉摩夫與品達比肩的謬誤，如果羅馬民族詩歌取得長足進步，就不會產生官方用恩尼烏斯的《編年史》與荷馬的《伊利亞特》比肩這般貽笑大方的現象了，但實際上羅馬事與願違。由於人們，尤其是貴族，對這一題材感興趣，詩人又頗負創造才能，《編年史》一直是羅馬最古老的原創詩歌，在後世有文化修養的人看來，其仍屬於可讀或值得一讀的作品。因此產生了這樣一個奇怪的結果：這位半希臘文學家創作的完全反民族史詩，竟然被後世尊為羅馬詩歌的優秀典範。
散文文學
散文文學在羅馬的興起稍遲於詩歌，但兩者興起的方式完全不同。羅馬詩歌過早受到學院派和舞臺急功近利的助長，特別是羅馬喜劇受到嚴格的舞臺審查，處處受束縛，而羅馬散文既未被矯飾助長，也未受到外界的掣肘。再者，這種文學活動從一開始就未受到「唱曲人」所受的汙名而為上流社會不容。所以散文文學雖然遠不如詩歌傳播廣泛和發展旺盛，但其發展較之詩歌更為自然。詩歌幾乎完全為卑微階級掌控，當時著名詩人行列中，羅馬貴族無有一人，但是當時的散文作家卻無一不來自元老階級。散文作家都來自最受尊敬的貴族界，出自曾經擔任執政官和監察官的人——如法比烏斯氏、格拉古氏、西庇阿氏。當然，散文寫作在本質上比詩歌更加保守，也更具民族傾向，但是在這裡，尤其是這一文學形式中最為舉足輕重的歷史著作，希臘化的傾向在題材和形式方面都有巨大的影響。
歷史作品
直到漢尼拔戰爭時期，羅馬還不存在歷史著作，因為《編年史》的記載在性質上屬於檔案，而非文學，本身就不具有串聯歷史事件的意圖。羅馬特性存在一個人盡皆知的例證：儘管羅馬政權的影響力已然延伸到義大利以外甚遠，儘管羅馬貴族社會不斷接觸文學勳績卓著的希臘人，但是直到六世紀中葉，羅馬作家才產生以寫作的方式將羅馬民族的輝煌和命運記錄下來，傳遞給當世以及後世的需求和慾望。等到他們終於感受到這種需求，羅馬歷史家既沒有信手拈來的文學形式可加以採用，也不存在潛在的讀者群，而二者的形成，不僅需要驚世之才，還需要相當長久的時間。因此，羅馬作家們起初或以母語將羅馬歷史寫成詩體，或以希臘語寫成散文形式，結果或多或少規避了這些困難。我們在上文提及奈維烏斯的詩體編年史（約作於羅馬紀元550年即西元前204年）以及恩尼烏斯的詩體編年史（約作於羅馬紀元581年即西元前173年），二者都屬於羅馬最早期的歷史文學，奈維烏斯的作品可以視為羅馬所有歷史作品中最為古老的一部。大約在同時，昆圖斯·法比烏斯·庇克託（於羅馬紀元553年即西元前201年以後）作了一部希臘史，此人出身貴族，漢尼拔戰爭時期曾積極參與國事；普布里烏斯·西庇阿（約羅馬紀元590年即西元前164年）也作了一部希臘史，此人是非洲英雄西庇阿之子。
如果他們以母語寫作歷史，就需要利用某種程度上已然成熟的詩歌藝術，面向具備詩歌欣賞能力的讀者大眾，這類讀者並非完全缺乏。如果他們用散文的形式，以希臘語寫作歷史，希臘體裁便唾手可得，由於他們在題材上著眼點遠遠延伸到了拉丁姆範圍之外，其面向的讀者自然是受過教育的外國人。平民作家採用前者，貴族作家採用後者，正如腓特烈大帝時期，法文貴族文學與牧師和教師的本地德文著作並肩而立，格萊穆和蘭勒等人用德文創作戰歌，國王和將軍卻用法文書寫戰史。詩體歷史和羅馬作家寫的希臘史都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拉丁歷史著作。拉丁歷史著作其實肇始於加圖，他的《起源》，直到本世紀末才得以問世，該書既是最為古老的拉丁文史書，也是羅馬文學史上第一部重要的散文著作。
以上這些作品，並不符合希臘人對歷史的概念，但是與那只有零星記載的編年史相比，卻是互相關聯事件的歷史，敘述連貫，結構多少也算得上規整。據我們所知，他們的作品均涵蓋自羅馬建城到作者生時的民族歷史，雖然就名稱而言，奈維烏斯只敘述了迄至第一次與迦太基作戰時期的歷史，加圖只敘述了相當早期的歷史。於是，這些歷史作品自然被劃分為三部分：傳奇史、古代史和當代史。
羅馬城起源史
在傳說時代史中，羅馬城的起源有十分詳細的記載。這裡需克服一個特別棘手的難題，正如我們在上文提到，世上存在兩種完全矛盾的說法：一種是羅馬民族版本，至少在主要梗概上似乎已經載入編年史；另一種是提邁烏斯的希臘版本。這些羅馬史學家對此不可能全然不知。前者的目的是將羅馬與阿爾巴聯絡起來，後者的目的是將羅馬與特洛伊聯絡起來。所以在前一種版本中，羅馬城為阿爾巴王子羅慕路斯所建，而在後一種版本中，羅馬城是特洛伊王子埃涅阿斯所建。將兩種說法合二為一，可能是這一時期奈維烏斯或庇克託所為。在合成的新版本中，阿爾巴王子羅慕路斯仍然是羅馬城的建立者，但同時又是埃涅阿斯的孫子。埃涅阿斯並未建立羅馬，但據說他將羅馬的裴納替帶到義大利，建立拉維農作為諸神廟宇，其子阿斯坎尼烏斯建立阿爾巴·朗加，是為羅馬城的母城和拉丁姆的古都。這一切都是拙劣可憐的杜撰。
人們此前一直認為羅馬史最初的裴納替儲存在羅馬市集的裴納替廟，這時又說並非在該廟中，而是在位於拉維農的神廟中，羅馬人不覺為之震怒。希臘人的虛構則更為卑劣，因為根據其說法，神靈只會將裁定給祖父的獎賞賜予其孫。但這種改編已然達到了其目的：不完全否認羅馬的民族起源，卻遷就希臘化的傾向，或多或少認可這一時期已然盛行、與埃涅阿斯攀親的意願。所以關於這一強大公社的起源，這種說法已經深入人心，不久便成為官方認可的史實。
除了關於羅馬城起源的傳說之外，用希臘文寫史書的歷史學家對羅馬共同體關心甚少或者毫不在意，因此進一步敘述羅馬民族歷史，便不得不主要取材於本國資料。可是流傳至今的資料十分匱乏，我們無法辨識除了編年史之外，還有哪些傳聞可供最早期的史學家利用，他們又可能會添入何種自己的資料。那些從希羅多德書中摘取插入的奇聞軼事可能仍然與這些最早期的史學家們無關，而且也無法證明有直接假借這一段希臘材料的現象。因此，將羅馬與希臘聯絡起來的趨勢，認為義大利民族和希臘民族同宗同源的傾向，竟然無處不在，極為顯著，甚至希臘文化的反對者加圖亦復如是，更是引人注目。正是由於這種傾向，才有了原始義大利人或從希臘遷居至此的土著人，以及原始希臘人或皮拉斯基人遊徙進入義大利的說法。
早期歷史
坊間流傳的故事，其涉及範圍上至王政時期，下至羅馬共和國的建立，雖然只有稀疏鬆散的線索，但相對連貫，然而於此而言，傳說的源流已經枯竭，要想憑藉高官名錄和附於其下的些許記載，編纂出任何形式連貫、清晰易懂的歷史敘述，不只是困難，而且完全沒有可能。詩人們對此尤感艱難。似乎正是出於這一緣故，奈維烏斯在其著作中很快從王政時期過渡到爭奪西西里的戰爭敘述。恩尼烏斯在其十八卷著作中，第三卷仍在敘述王政時期，第六卷卻已經講到羅馬與皮魯士之戰，其對於羅馬共和國最初兩百年間的歷史必然只能作十分簡略的概述。至於用希臘文編纂歷史的人對此如何處理，我們不得而知。加圖的做法十分特殊。他曾坦言：「敘述造橋大師家中銅表記載的內容，麥子曾漲價幾次，何時發生過日食、月食，」自己對此並不感興趣，所以他在自己的史書第一卷和第三卷中專門敘述義大利其他公社的起源及其加入羅馬聯盟的經過。編年史在當年長官的條目下，一年一年地記載歷史事件，這樣一來加圖便擺脫了編年史的桎梏。有人說加圖的歷史著作「分段敘事」，必然是指他的這一特點。在羅馬歷史著作中，竟然存在這種關注義大利其他公社的作品，不免令人驚異，但這與作者的政治態度有關係，因為他始終仰賴義大利各市的支援，以反抗首都羅馬的所作所為。此外，自塔克王被驅逐到皮魯士戰場的羅馬歷史均已散佚，加圖的這種方法以其獨特的方式表現出這段歷史的主要結果，也可以說彌補了該空白——義大利統一於羅馬霸權之下。
當代史
與早期歷史不同的是，當代史的編纂前後連貫，十分詳細。奈維烏斯、法比烏斯以其見聞各自展開對第一、第二次迦太基戰爭的描寫。從皮魯士之戰到伊斯特利亞戰爭時期的這段歷史，恩尼烏斯至少用其十八卷編年史中的十三卷對此專門展開敘述。加圖在其歷史著作中，以第四、第五卷敘述了自第一次布匿戰爭到羅馬與佩爾修戰爭的所有戰事，其最後兩卷本來似乎另有安排，且題材更為廣泛，加圖卻改變計劃，敘述了自己人生最後二十年的事件。關於皮魯士之戰，恩尼烏斯也許採用了提邁烏斯式或其他希臘作家的史料，但總體上看來，所有的敘述一部分來自他自己的見聞，一部分基於其他史學家的敘述。
演講和信札
演講文學和書信文學與歷史文學同時並起，而且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歷史文學的附庸。這同樣肇始於加圖，因為在此之前，羅馬人僅有的只是為數不多的葬禮演說辭，其中大多數可能是後世從家庭儲藏室中發現的，例如昆圖斯·法比烏斯的演說辭，他與漢尼拔為敵，身經百戰，老年時其正當壯年的兒子離世，便為其子作了一次演講。加圖則不然，他經歷了長久而繁忙的政治生活，作過無數次演說，到了老年，將其中具有歷史重要性的擇選出來，編成一部政治回憶錄，其中一部分發表在他的歷史著作中，一部分似乎編成單行本問世，作為其著作的補編。此外，加圖還有一部信札集遺世。
其他民族的歷史
對於羅馬之外其他民族的歷史，只有某些被認為是高雅羅馬人必不可少的知識，羅馬人才會關心。甚至據說老法比烏斯不僅熟悉羅馬的戰事，而且對外國的戰事也瞭然於胸，加圖曾經勤讀修昔底德和一般希臘歷史著作，這確有明證。但是如果我們罔顧加圖的軼事和格言集——該集子是他自編的讀書心得錄——那麼非羅馬民族領域內的文學活動則無跡可尋。
對歷史採取不批判的態度
當然，這些文集是歷史文學的初創，字裡行間洋溢著輕鬆、包容的意味，作者和讀者對其內在的矛盾並未輕易苛責。塔克王二世在其父去世時雖已長大成人，卻在39年以後才登上王位，然而那時的他依舊十分年輕。在這位羅馬國王被驅逐的30餘年前，畢達哥拉斯來到義大利，但根據羅馬史學家記載，他卻是智者努馬的朋友。羅馬紀元262年即西元前492年，羅馬派遣使者前往敘拉古與老狄奧尼修斯進行交涉，但是事實上老狄奧尼修斯在86年之後（羅馬紀元348年即西元前406年）才登上王位。史學家們在整理羅馬的年代時，這種天真不予批判的態度尤為顯著。羅馬的演算法大概在此之前早已固定下來，按照它的演算法，羅馬的建立比卡庇托兒廟獻祭儀式早240年，比高盧人火焚羅馬城早360年，高盧人火焚羅馬城在希臘史書中有記載，據說在雅典執政官派爾金執政當年，即西元前388年，是第98屆奧林匹亞紀年的第一年，據此可推算羅馬城應該建於第8屆奧林匹亞紀年的第一年。埃拉斯提尼的編年在當時得到廣泛認可，根據他的計算，羅馬城建於特洛伊毀滅之後的436年，然而通行的說法仍認為是特洛伊人埃涅阿斯的孫子建立了羅馬城。加圖雖如一位資深理財師一般，審度了這種計算方法，因此也必然注意到了其存在的矛盾，但他似乎並未提出解決這一問題的方法。而之後依據這種觀點而編入的阿爾巴王名錄也並非出自加圖的手筆，這點毋庸置疑。
對歷史不予批判的態度不僅盛行於早期歷史的編撰，某種程度上也盛行於有歷史記載時期的描寫。這些敘述都必然帶有強烈的偏袒色彩，無一例外，由於法比烏斯對第二次羅馬與迦太基戰爭開端的敘述帶有這種色彩，波里比阿便以其獨特的冷酷筆鋒對此加以指責。對於這種情況，比譴責更得體的做法應該是懷疑。若要期望漢尼拔同時期的羅馬人對他們的仇敵秉持公正的判斷，的確有幾分可笑，但那些首開羅馬歷史敘述之風的作家，並非有意錯誤地傳述事實，他們所懷有的不過是一片單純的愛國之心，誤述也無法避免。
科學
科學文化，甚至與之相關的科學文化創作也發軔於這一時期，歷來的教學大致僅侷限於閱讀、寫作和國法知識。但是羅馬人與希臘人較之前期接觸更加緊密，羅馬人對文化的概念也逐漸普遍化，因此他們孜孜以求，即使無意將希臘文化直接抑制於羅馬，也至少企圖依循希臘的模式對羅馬文化稍加修飾。
文法
首先，羅馬的語言知識開始發展形成拉丁文法，希臘語文知識遷移到與義大利語相似的方言中，文法的積極研究與羅馬人的寫作幾乎同時產生。大約在羅馬紀元520年即西元前234年，一位名為斯普里烏斯·卡爾維裡烏斯的寫作教師似乎曾經整理拉丁字母表，此前拉丁字母表中沒有字母g，斯普里烏斯將g放置於已經廢用的字母z的位置——在現代西方字母表中，字母g至今仍處於該位置。羅馬的教師們必定時常從事拼字法的整理，拉丁文的繆斯也不拒絕他們那學究作派的希波克倫，無時不刻不投身於兼習詩歌和正字法的工作。尤其是恩尼烏斯——他在這方面也與克洛普斯托克相似——不僅時常仿照亞歷山大的風格用疊韻作字源學的遊戲，而且開始使用希臘語更精確的重疊寫法，取代至此通用的代表雙子音的單一符號，奈維烏斯和普勞圖斯諸如此類的事情我們的確一無所知，詩人們通常不注重拼字法和字源學，羅馬的通俗詩人對此必然也毫不在意。
修辭學和哲學
這一時期羅馬人對修辭學和哲學仍一無所知。對於羅馬人來說，演講毫無疑問是公眾生活的核心，所以外國教師沒有資格參與。加圖是一位名副其實的演說家，他曾義正言辭、大肆宣洩怒罵伊索克拉特的愚妄，斥其一直都在學習演說，卻始終沒有演說的能力。希臘哲學雖然以垂訓詩尤其是悲劇詩為媒介，在羅馬已經有一定的影響，但羅馬人卻像無知的鄉野村夫，天性憂懼，對希臘哲學抱有懷疑的態度。加圖直稱蘇格拉底是善言者和革命家，他抵制自己國家的宗教信仰和法律，死得並不冤枉。愛好哲學的羅馬人對哲學抱有何種態度，或許可以在恩尼烏斯的話中找到很好的例證：
我要談哲學，可是簡略而非全部的哲學，
淺嘗她是好的，沉溺於她便壞了。
然而見之於加圖作品中的喻德詩和演說指南，與其說是羅馬人從希臘哲學和修辭學中提取的精華，不如說是希臘哲學和修辭學的糟粕。說到喻德詩，加圖的材料除了想當然地對先民淳樸風俗的讚美之外，便是直接取自畢達哥拉斯論述道德的作品；說到演說指南，加圖的材料大概直接取自修昔底德書中的演說辭，尤其是德摩斯提尼的演說，二者均受到加圖的熱心研讀，演說術有個金科玉律，「致思於資料而讓字句自行隨來」，後世經常引用，卻不常遵循。通過這條規定，我們可以大概知曉這本指南的精神意旨。
醫書
加圖又編寫了與上述類似的指南書，都比較普通和初級，論述了醫術、軍事學、農學和法學——所有這些學科都同樣或多或少受到希臘的影響。羅馬人雖然不常習物理和數學，但與之相關的應用科學卻受到一定程度的關注。醫學更是如此。羅馬紀元535年即西元前219年，第一位希臘醫生——伯羅奔尼撒人阿查迦圖定居羅馬，因其外科手術在羅馬頗有聲名，政府給他分配了一所住宅，並賦予其羅馬公民權。自此以後，其同行成群結隊來到義大利。加圖不但激憤地辱罵外國行醫者，而且根據自己的經驗，或者一部分借鑑希臘的醫學著作，編成醫學小冊子，想要藉此復興一家之父同時也是一家之醫的優良傳統。醫生和大眾對加圖的頑強攻擊漠不關心，這也是情理之中，至少醫生在羅馬屬於最有利可圖的職業之一，仍然受到外國人的壟斷，幾百年間，羅馬的醫生無一不是希臘籍人。
數學
此前，羅馬一直以不開化的淡漠態度對待計時方式，但現在情形至少稍有進步。羅馬紀元491年即西元前263年，第一個日晷在羅馬集市搭建起來，希臘計時才開始應用於羅馬。然而，羅馬人的日晷原來卻是為四度以南的迦達那建造的，羅馬人按照這個日晷來計時，度過了一百年。
這一時期末，幾位羅馬貴族對數學產生了濃厚的學習興趣。曼尼烏斯·阿昔裡烏斯·格拉布里奧（羅馬紀元563年即西元前191年任羅馬執政官）試圖通過立法解決曆法混亂的問題，按照法律規定，高僧團得以任意增減閏月。但這種方法未能取得預期的效果，甚至反而加重了弊害，其失敗原因大概更多是出於羅馬神學家們的胡作非為，而並非他們才智不佳。馬爾庫斯·福爾維烏斯·諾比里奧（羅馬紀元565年即西元前189年任羅馬執政官）具有希臘文化修養，至少在他的努力之下，羅馬曆法進一步得到推廣。蓋烏斯·蘇爾庇奇烏斯·伽路斯（羅馬紀元588年即西元前166年任羅馬執政官）不僅預測到了羅馬紀元586年即西元前168年的月食，而且計算出月球與地球之間的距離，似乎以天文學作家的身世為世人所知，因此同時代的人們視其為勤勉又智慧的奇才。
農學和軍事學
當然，農學和軍事學最初都是按照傳統和人的經驗而規定的，加圖作了兩篇農業論，其中一篇流傳至今，該標準在這篇論述中極為明顯。但是希臘文、拉丁文，甚至腓尼基文都被應用於高等學術範圍，自然也應用於這些低等學術範圍，因此，關於這些學術的外國著作肯定會引起些許關注。
法學
另一方面，法學受外界的影響甚微。這一時期法學家仍然主要負責答覆徵詢他們意見的團體，以及教授聽講的年輕人。這種口頭傳授的方式促成某些規則的傳統基礎，文學活動對此也不全付闕如。塞克斯圖斯·埃裡烏斯·裴圖斯發表的論著，較之加圖精簡的概述意義更為重大，塞克斯圖斯別號「智者」，是當時實用法學的泰斗，由於他在法學方面努力為公眾謀取利益，故升任執政官（羅馬紀元556年即西元前198年）和監察官（羅馬紀元560年即西元前194年）。其論著，即所謂的「三部曲」圍繞《十二銅表法》展開論述，在原文每句上——大概以古樸晦澀的句子為主——附加註解和相應的訴訟辦法。這種註釋雖然明顯表現出希臘文法研究帶來的影響，但論述訴訟法的部分，卻是根據阿庇烏斯的早期探索以及羅馬民族習慣和先例發展形成的一般訴訟法。
加圖的百科全書
在加圖為其子編纂的手冊集中，我們可以清楚瞭解到這一時期學術的大致情況。這些手冊帶有百科全書性質，旨在用格言闡明一個「正人」應該如何同時具備演說家、醫生、農業家、武士和法學家的特質。那個時候科學研究還未有入門與專業之分，但人們普遍認為，每一個合格的羅馬人都應該具備必要或有用的科學素養。加圖的百科全書並未涵括拉丁文法，因此文法尚未像真正科學的語文教學那般，取得應有的正式發展。此外，該書還未將音樂以及整套數學和物理學收納在內。縱觀全書，其論述的僅是在科學上具有直接實用價值的部分，敘述也力求簡短。書中自然也汲取了希臘文學的養分，但不過是從希臘文學的粗枝爛葉和荒穢之中揀選些許可堪利用的格言警句。加圖常說：「希臘書籍不可不讀，但不可深讀。」傳播日常必要知識的家用手冊由此產生，這些書除了希臘的析入毫芒和艱澀難懂，也丟掉了希臘的敏銳和深度，但正因為這一特點，它塑造了所有時代羅馬人對希臘科學的態度。
羅馬文學的特點及歷史地位
如此一來，在世界統治權為羅馬掌控的同時，詩歌和文學也進入了羅馬，或者引用西塞羅時代一位詩人的話：
當我們戰勝布匿人時，步履如飛地來了，
繆斯到羅慕路斯那強悍好戰的人民中。
在說薩貝林語和埃特魯斯坎語的區域，同時期也不乏學術活動，歷史同樣記載了埃特魯斯坎語的悲劇。從刻有奧斯坎銘文的陶器來看，陶器製造者顯然對希臘悲劇有所瞭解。那麼問題隨之而來：在奈維烏斯和加圖時代的阿努斯河和佛爾突努斯河畔，是否也有某種類似於羅馬那種希臘化文學悄然形成？然而所有與此相關的資料蕩然無存，在這種情況下，這一段歷史我們無從知曉。
希臘化文學
我們現在能加以評判的只剩下羅馬文學，雖然在美學批評家看來，其絕對價值可能存在問題，但對於有意瞭解羅馬歷史的人來說，這種文學反映了羅馬紀元六世紀義大利人的內在精神生活，因此具有獨特的價值。羅馬紀元中的六世紀充斥著兵戈鐵馬的喧嚷，也由此決定了未來的命運。在此期間，義大利的獨特發展告終，開始進入更為廣闊的古代文明發展時期。在這一時期內，民族分裂之風盛行，成為過渡時期的一大特色，羅馬文學也深受這一風氣的影響。對於希臘化的羅馬文學，心無成見且不為兩千年之古樸厚重所惑的人，必然看得到它存在的缺陷。羅馬文學與希臘文學共存，正如一座德國橘園傍於西西里的一片橘樹林之側，二者都給我們帶來樂趣，但如果認為它們是並駕齊驅的，那就沒有可能了。羅馬的外語文學更是如此。前者在很大程度上並不是羅馬人的作品，而是外國人所作，即半希臘人、凱爾特人，甚至還有非洲人的作品，他們對拉丁文的瞭解都僅靠研究獲取。
如上文所述，這一時期以詩人身份被世人所知的人，都出身貴族，不僅如此，其中無一人是拉丁姆本土人士。就連「詩人」這一名稱都以外國文字表示，甚至恩尼烏斯也極力自稱為poeta。可是這種詩歌不僅性質上屬於外國，而且在私塾教師成為作家而大眾成為讀者時顯現的缺點，在這裡也無法避免。我們已然說過，喜劇如何為了顧及大眾審美在藝術上一再降格屈從，乃至陷於粗俗的境地。我們也進一步說明，在最具影響力的作家中，便有兩位詩人曾經擔任過私塾教師。希臘語言學在民族文學衰落之後才開始興起，僅在文學的死體上試驗，而拉丁文法卻與文學同時奠定了基礎，二者偕行並進，與近代向異教徒佈教如出一轍。事實上，如果我們能夠不偏不倚地看待羅馬紀元六世紀這種希臘化文學——那本身毫無生產力的機械詩歌，那些對最為粗陋的外國文學形式按部就班的模仿，那些耳熟能詳的翻譯，那種史詩的拙劣變體——我們不禁要將這種文學簡單地歸類為現代之前的病態症候了。
即便這種評判不失公允，也只能算是很片面的認識。我們必須首先考慮到：羅馬不僅沒有任何民族詩歌藝術，而且永遠無法達到這樣的藝術境界，而這種人為形成的文學就是在這種環境下產生的。在遠古時期，人們對描述個人生活的現代詩歌一無所知，創造性的詩歌活動主要產生於神秘的時期，在這一時期內，民族正面臨發展帶來的憂患和喜悅：在無損希臘史詩以及悲劇詩人偉大性的前提下，我們可以表明，他們的詩歌主要是由那些關於人性的神和神性的人的原始故事改編而來。這種古代詩歌基礎在拉丁姆根本不存在：神靈世界尚未成形，傳說仍屬虛幻，詩歌的金蘋果不可能自動生長成熟。第二個原因更為重要，此處不得不說。為了保留其民族性，羅馬向來排斥一切高等和個人的精神文化，而這時義大利內在精神的發展和外在政治的演化，都已經到了無法繼續保留羅馬民族性、無法抗拒希臘文化侵蝕的程度。
希臘文化傳播到義大利，必然帶有某種革命性和破壞民族性的趨勢，但要使各民族在精神上達到必要的平等，這種傳播不可或缺。羅馬—希臘化文學在歷史甚至詩歌上有所發展，主要是因為這是以傳播希臘文化進入義大利為基礎的。從這種文學作坊造就出來的藝術產品無一富於新穎和純粹性，但它卻將希臘精神文明的視野擴充套件到了義大利。即使僅從外在方面看來，希臘詩歌假定其受眾擁有確切的知識，舉個例子說，莎士比亞戲劇最重要的特點就是具有一種自成體系的完整性，但古代詩歌並不具有這一特性。一個人如果不熟悉希臘神話，便無法明白每一史詩和悲劇的背景，甚至往往無法理解其一般意義。如果這一時期的羅馬大眾如普勞圖斯的喜劇表現的那樣，稍微知曉荷馬史詩以及關於赫拉克勒斯的傳說，並且熟悉其他流傳甚廣的神話傳說，那麼這種知識必然是通過舞臺和學院傳播給大眾的，這樣一來至少向領會希臘詩歌邁出了第一步。但是將希臘詩歌語言和希臘韻律移植於拉丁姆，帶來的效果更為深遠，古代有先見之明的文學批評家對此十分注重，想來也不無道理。如果「戰敗的希臘以藝術戰勝了其粗野的征服者」，那麼這一勝利最成功之處在於將循規蹈矩的拉丁方言提煉成一種高雅的詩歌語言，以此取代單調陳腐的薩突寧體，短長格的三節詩汩汩流出，六節詩洶湧而來，雄渾的四節詩、歡快的短短長格以及巧妙混合的抒情節奏都以本國語觸動拉丁人的耳膜。
詩歌語言是詩中幻境的鑰匙，詩歌的節奏是詩歌感覺的鑰匙，對於人來說，如果他耳不能聞動聽的修辭，目不能見栩栩如生的意象，長短短格和短短長格不能喚起他內心的迴響，荷馬和索福克利斯的創作便是白費了功夫，再別說什麼詩歌感覺和韻律感是自發油然而生的了。理念上的感覺無疑是自然而然根植於人心的，但是這些感覺需要明媚的陽光才能發芽滋長，尤其是在當時還未受詩歌感化的拉丁民族，就需要外界的培植。也不是說希臘語言知識廣為流傳，希臘文學便足以為感性的羅馬大眾所用。語言對人類而言有種神奇的魅力，它不會寄生於任何偶然習得的語言，而只與本國語共生，詩歌語言和所謂的韻律只是將它放大。從這種觀點出發，我們對於這一時期羅馬的希臘化文學，尤其是詩歌，可以作個更為公正的評判。如果說希臘化文學的趨勢是將歐里庇得斯的激進主義帶入羅馬，將神靈轉化為已死之人或心理概念，將無民族性的拉丁姆和無民族性的希臘相提並論，讓所有純粹和顯著發展的民族特色降格成為普遍文明可疑的概念，那麼人人都可以隨意對這種趨勢予以褒貶，但是沒有人會懷疑其歷史必然性。從這一觀點看來，羅馬詩歌的缺陷雖然無可否認，但其之所以存在這些缺陷卻是可以找到原因的，所以也可以稍微為其辯護。
當然，羅馬詩歌充斥著瑣碎並且通常是支離破碎的內容與相對完善的形式之間的不協調，但是這種詩歌的確切意義就在於其形式上的特色，尤其是語言和韻律的特色。不盡人意的是羅馬詩歌主要掌控在塾師和外國人手中，而且以翻譯和仿寫作品為主。但如果詩歌的根本目的僅僅是搭起拉丁姆與希臘之間的橋樑，那麼李維和恩尼烏斯必然有成為羅馬建橋師的使命，而且翻譯文學是達到該目的最簡單的方法。更不盡如人意的是羅馬詩歌偏愛依據陳腐瑣碎的原作，但是從這個立場上來看，這和其目的是契合的。沒有人願意將歐里庇得斯的詩與荷馬的詩等量齊觀，然而用歷史的眼光來看，世界主義的希臘文化將歐里庇得斯和梅南德奉為神諭，就相當於民族主義的希臘世界奉伊利亞特和奧德賽為聖經，由此觀之，新派代表特意將這一套文學介紹給大眾，其實有正當的理由。羅馬編劇家們又自覺詩才有限，因此主要遵循歐里庇得斯和梅南德的做法，置索福克利斯甚至阿里斯托芬於不顧。因為詩歌雖然根本上是民族的產物，難於移植，但是歐里庇得斯和梅南德的詩歌都是立足於才智，而才智在本質上是世界性的。此外有一件值得大力讚譽的事：羅馬紀元第六世紀的羅馬詩人不依附當時的希臘文學或所謂亞歷山大主義文學，反而在相對古老的經典文學中尋找模範，雖然並未探索到其最為豐富或最為純潔的領域。總的來說，在他們的作品中，我們雖然不難指出數不勝數的錯誤適應以及不合藝術的過失，但是希臘文化宣傳者們的行為很不純潔，所以自然免不了隨之而來的過失。
從歷史甚至美學的角度上看，那與宣傳工作不可分離的信仰熱誠，已經稍微可以抵償這種過失。關於這種新福音的價值，我們也許會有與恩尼烏斯不同的觀點，但說到信仰，如果「所信為何」不如「如何信仰」重要，那我們不能不感激和讚賞羅馬紀元第六世紀的羅馬詩人了。他們對希臘世界文學的勢力所具有的強烈新鮮感，以及將這棵文學奇樹移植外國的神聖願望，二者瀰漫於整個六世紀的詩歌之中，尤其與那個時代純粹高貴的精神相契合。後世發展成熟的希臘文化帶有幾分輕侮的態度藐視這一時期的詩歌發展成就，它或許應該敬仰這一時期的詩人，他們儘管不無缺點，但與希臘詩歌緊密相連，比那些更為風雅的後輩更加接近真正的詩歌藝術。這一時期的詩人勇於見賢思齊，韻律節奏響亮，甚至對詩人這一身份非常自負，蔚為壯觀，其他時代的羅馬文學遠不能及。即使那些不為這種詩歌的缺陷所迷惑的人，也可以將恩尼烏斯歌頌自己的豪言壯語應用在這種詩歌上：
詩人恩尼烏斯萬歲！他把如火的詩
灌到塵俗人的骨髓裡。
反民族傾向
這一時期希臘—羅馬文學總體上有一種主導的傾向，與之相對的同時期民族文學創作也同樣具有一種主導的傾向。然而前者意圖通過創造一種文字屬於拉丁而形式和精神屬於希臘民族的詩歌，吞噬拉丁的民族性，拉丁民族最優秀最純粹的人士被迫將希臘文學和希臘主義一併拒之門外，且置於法律的限制之下。加圖時代的羅馬人反對希臘文學，與愷撒時代的羅馬人反對基督教如出一轍；加圖時代的被解放者和外國人成為詩歌界的主力，正如此後被解放者和外國人成為基督教的主力。羅馬貴族，尤其是羅馬政府，將詩歌視為和基督教一樣完全敵對的勢力，羅馬貴族將普勞圖斯和恩尼烏斯看作是烏合之眾，羅馬政府處死師徒和主教，二者所依據的幾乎是同樣的理由。在這個方面，毋庸置疑，仍是加圖引領羅馬大力對抗外國人。在加圖看來，從本質上已然頹朽的希臘民族，其中貽害無窮的糟粕是希臘文人和醫生，而他對羅馬「唱曲人」的蔑視更是不言而喻。
加圖及其同仁因此時常受到嚴厲的指責，當然其惱怒的表達往往具有獨特的率直和狹隘的特徵。但是再三斟酌，我們不僅應該承認他在個體例項上大致無誤，而且不得不承認，相對於其他方面，民族反對派在這個方面已經明顯超越了無濟於事的純粹消極防守態勢。與加圖同時期，而年歲稍短的奧路斯·波斯圖米烏斯·阿爾比努斯所實行的令人厭煩的希臘化舉措，在希臘人看來都貽笑大方。例如，他甚至還編寫希臘詩，並在其歷史著作的前言中寫著自己出生於羅馬，以此作為希臘語欠佳的託辭。那麼他是否被司法當局命定來干預自己不知道的事情，不就是個十分恰當的問題嗎？兩千年前專業喜劇翻譯這一職業，以及為謀生和尋求庇護而歌頌英雄的詩人行業，是否比現在更添了幾分殊榮？
再者，諾比里奧在詩中讚譽羅馬當權者，不論當權者是誰，尤其極力褒獎加圖本人。他將恩尼烏斯帶到安布拉其亞，以歌頌他即將建立的功業，加圖難道因此就沒有譴責他的理由了嗎？加圖在羅馬和雅典結識的希臘人，難道他就沒有理由去斥責他們，說他們是一群不可救藥的可憐蟲嗎？這種對當代文化和希臘主義的反抗十分正當，但是加圖絕對不應該揹負反對一般文化和一般希臘文化的罪名。反之，羅馬民族派最大的優點，就在於他們也洞察到，創造一種拉丁文學並利用希臘文學的影響力促進拉丁文學發展實屬必要。僅從他們的目的看來，拉丁文學不應該只是對希臘文學的模仿，也不應該侵蝕羅馬的民族性，而應該植根於希臘文學的沃壤，同時其發展應該遵循羅馬的民族性。他們有著天賦的本能（這本能雖然不足以表明個人的睿智，卻足以證明那個時代人們群情激昂），他們認為由於羅馬此前完全沒有出現詩歌的萌芽，要想發展一種屬於他們自己的精神生活，唯一能夠藉助的材料只有歷史。羅馬是一個國家，而希臘卻不是，對這一事實的強烈意識，導致奈維烏斯大膽利用歷史題材嘗試創作羅馬史詩和羅馬戲劇，從而促使加圖創作拉丁散文。
當然，以羅馬國王和執政官代替傳說中的神靈和英雄，無異於巨人想疊起山嶽以攻天穹：沒有神話世界，就沒有上古的史詩，也沒有上古的戲劇，詩歌也不存在代替品。加圖謹小慎微、智力超群，他認為詩歌已經無可救藥，便將詩歌本身留給了反對他的人。雖然加圖嘗試仿照古代的羅馬作品——阿庇烏斯的諭德詩和詠農詩——用羅馬民族的格律創造一種垂訓詩，具有重要的意義，值得尊崇，即使與其初衷相比算不上成功。散文為加圖提供了一個更加有利的環境，他多才多藝，筆耕不輟，用本國語言創造了散文文學。加圖的這一成就，因為其早先面向的是家庭，而且當時他孤軍奮戰，所以更富羅馬特色，也更值得敬重。因此出現了加圖的「原史」，著名的政論演說，以及論述各類科學的著作。這些作品固然都浸染著羅馬的民族精神，而且採用的也是民族題材，但絕對不反對希臘文化，實際上它們的產生都受到了希臘的影響，雖然反對派的著作也受到希臘的影響，但二者的意義截然不同。加圖創作的核心概念甚至標題都借用了希臘語的「開創史」。他的演說著作也是如此，他譏諷伊索克拉特，但又試圖學習修昔底德和德摩斯提尼。加圖的百科全書實際上正是他研究希臘文學的結果。縱觀這位活躍愛國者的一生，他的這種文學活動最富成效，給其國家帶來最多裨益，雖然相比較而言，他自己可能並沒有太過注重。至於演說和科學領域的創作，加圖擁有眾多難能可貴的後繼者，他的原始歷史作品可與希臘的散文史書媲美，雖然此後沒有希羅多德或修昔底德之類的人將其繼承下來，但是通過他建立起了一個原則：羅馬文人從事應用科學和歷史的創作，不僅正當，而且光榮。
建築
我們簡略敘述建築、雕刻和繪畫藝術作為本章的結尾。就建築而言，早期私家建築的奢華風氣比公共建築更加明顯。直至這一時期末，尤其是加圖擔任監察官以後（羅馬紀元570年即西元前184年），羅馬人在建築上開始既顧及公眾的需要，也考慮公眾的便利；用石塊砌成接收渠水的水槽（羅馬紀元570年即西元前184年），建築柱廊（羅馬紀元570年即西元前184年），尤其是將雅典用作法庭和辦公場所的廳堂引入羅馬，也就是所謂的長方形大會堂（basilicae）。這種建築和我們近代的商場略為相似，第一座這樣的建築於羅馬紀元570年即西元前184年由加圖修建，命名為鮑薛廳，也叫銀匠廳，位於元老院一側——隨後其他廳堂如雨後春筍爭相建立，與鮑薛廳相連，縱貫羅馬廣場，這些華麗壯觀的柱廊廳堂逐漸取代了私人商店。然而人們的日常生活深受家庭建築革命的影響，這種革命最遲也應該發生在這一時期內。大堂、庭院、花園和繞園柱廊、書籍儲藏室、神堂、廚房以及起居室陸續完備，至於內部裝飾，圓柱開始應用於庭院和大堂以支撐開通的屋頂，以及花園的柱廊，這些佈置可能完全模仿希臘或者至少以希臘為模型。但是建築材料簡陋，瓦羅說：「我們的祖先住在磚屋內，僅設低矮的石基以防潮溼。」
造型藝術和繪畫藝術
關於羅馬的造型藝術，除了臘制浮雕的祖先遺像之外，可能沒有任何蹤跡可尋。畫家和繪畫倒是經常有人提及。羅馬紀元491年即西元前263年，曼尼烏斯·瓦勒裡烏斯在梅薩那海面大破迦太基人和希耶羅，他命人將戰績畫在元老院的側壁上，這是羅馬最古老的壁畫——此後這類繪畫層出不窮，在繪畫藝術界的地位相當於羅馬民族史詩和民族戲劇不久以後在詩歌界的地位。我們發現在享有畫家之稱的人當中，有一位名為德歐多都，奈維烏斯譏諷他：
圍著蓋被，坐在神龕裡
用牛尾畫那開玩笑的灶神；
蒲隆地西烏姆人馬爾庫斯·帕庫維烏斯為牛市的赫爾克力斯廟作畫，老年以編著希臘悲劇著名。小亞細亞人馬爾庫斯·普勞提烏斯·李科，為阿迭亞的朱諾廟繪製了華美的畫，因而得到該城的公民權。但是上述事實不僅表明藝術行業在羅馬完全居於次要地位，與其說是藝術，不如說是手藝，而且說明這種藝術與詩歌相比，可能更多地受到希臘人和半希臘人的掌控。
另一方面，在普通人中，隨後業餘藝術家和收藏家所表現的藝術品味開始有章可循。他們高度讚賞科林斯和雅典廟宇的金碧輝煌，鄙視羅馬廟宇屋頂上陳舊的陶偶，即使路奇烏斯·鮑魯斯一類與加圖而非西庇阿持相同政見的人，也以鑑賞家的視角批判菲迪亞斯的宙斯像。羅馬人每攻克一個希臘城市，便將其藝術寶藏搶掠一空，在馬爾庫斯·馬塞魯斯攻陷敘拉古之後（羅馬紀元542年即西元前112年），這種做法開始大規模實行。接受過舊式學院教育的人對此提出嚴厲的批評，比如在攻陷塔倫頓時（羅馬紀元505年即西元前249年），昔日嚴厲的將領昆圖斯·法比烏斯下令不得侵犯廟內的神像，允許塔倫頓保留他們供奉的怒神。但是搶掠廟宇的現象屢見不鮮。尤其是由於兩位羅馬—希臘文化的主要代表人物，即提圖斯·弗拉米尼努斯（羅馬紀元560年即西元前194年）和馬爾庫斯·福爾維烏斯·諾比里奧（羅馬紀元567年即西元前187年），以及路奇烏斯·鮑魯斯（羅馬紀元587年即西元前167年），在他們的影響下，羅馬的公共建築充滿了傑出的希臘雕刻。羅馬人開始漸漸知曉藝術內涵和詩意情感都是希臘文化的主要成分，換句話說，二者同是現代文明的主要成分。但是，沒有某種詩歌活動的存在，希臘詩歌就不可能產生，在藝術上僅僅通過觀賞和借鑑就似乎已經足夠受用，因此羅馬人雖然人為地造就出了本國文學，但他們並沒有發展本國藝術的意願。
普勞圖斯其作品的獨特之處在於，他運用了一整套希臘特有的表達，如stratioticus、machaera、nauclerus、trapezita、danista、drapeta、oneopolium、bolus、malacus、morus、graphicus、logus、apologus、techna和schema。這些常見的希臘詞語通常不附譯文，只有上述所列之外的詞語才會附有譯文，如truculentus一詞，我們能在同一詩節或後面的註釋當中找到解釋：phronesis即sapientia。零星的希臘文字也屢見不鮮，如《迦西納》中那樣；希臘的雙關語也隨處可見，如《巴克基斯姐妹》裡寫道：opusestchrysochrysalo同樣，恩尼烏斯認為觀眾都知道alexandros和andromache的詞源意義。最能體現這點的是半希臘式構造，如ferritrilax、plagipatida、pugilice等詞，或如《驕兵》（milesgloriosus）中所寫：euge!euschemebercleastiticsicduliceetcommoedice！真的！他站在這裡多麼美，就像個說笑話的喜劇演員！
古羅馬政治家，平民派領袖。——譯者注
古羅馬政治家、將領。——譯者注
弗拉米尼努斯曾寫過這樣一首詩：「狄歐斯庫利，請聽啊！你們那帶來的馬師！宙斯之子，請聽啊！斯巴達掌控雷電的主人！埃尼雅的提圖斯向你們獻上豐盛的禮物，一如他曾贈予希臘民族的自由。」
米南德，希臘新喜劇詩人。生於雅典，貴族出身。米南德是亞里士多德的呂刻昂學院的繼承人泰奧弗拉斯托斯的弟子，米南德寫了105部劇本，得過8次獎。古希臘新喜劇只傳下米南德的兩部完整的劇本《恨世者》、《薩摩斯女子》和殘劇《公斷》、《割發》、《赫羅斯》、《農夫》等。——譯者注
例如老加圖的奴隸基隆（chilo）通過給孩子教書替主人賺錢。
獲釋的希臘奴隸。他首次將荷馬史詩《奧德賽》譯成拉丁文的詩體形式。——譯者注
在羅馬共和國時期，自由民須從恩主姓氏的規定並未實施。
李維烏斯所寫的悲劇中有這樣一句：quemegonefrendemaluilacteamimmulgensopem「我擠出一個無牙獸的乳汁，一直這麼替他乳養著孩子。」荷馬的詩（《奧德賽》）：oudarakirkenexaideoelthonteselethomen，allamalokaelthentunameneamadamphipoloipheronautesitonkaikreapollakaiaithopaoinoneruthron。原意：「不過塞斯並非不知情我們從陰間回來，她急忙來這裡候著，兩個使女給她帶來大量麵包肉類和深紅色澤的葡萄酒。」被譯成：「匆匆忙忙地，我們來到塞斯的家，同時人們把貨物先運到船上，再裝上其他千百種物品。」最值得注意的並非語言生硬，而是譯者粗心犯錯。原文是塞斯（circe）去尤利西斯家，譯者卻譯成尤利西斯去塞斯家。另一個更可笑的錯誤是將aidoioisinedoka譯為lusi。以歷史的眼光看，這些特點不容忽視；我們由此可以看出羅馬早期詩歌創作老師的教育程度，以及安德羅尼斯雖生在塔倫託，但希臘語不可能是他母語。
希臘神話人物，墨提翁的兒子，厄瑞克透斯的曾孫，伊卡洛斯的父親，也是厄瑞克族人，一位偉大的藝術家，是位建築師和雕刻家。——譯者注
可以肯定的是，羅馬紀元575年即西元前179年，這個為舉行阿波羅賽會的劇院建在弗拉朋競技場，但似乎很快又被拆毀。
羅馬紀元599年即西元前155年，劇場依舊未設有座位；普勞圖斯戲劇開場白的作者和他本人曾多次暗示觀眾就坐，大多數觀眾都自帶凳子或席地而坐。
婦女似乎可以隨時出入羅馬劇場，但依據法律，劇場禁止奴隸進出，對待外邦人民也是如此。只有國家貴賓可坐元老席位或坐在元老旁邊。
由普勞圖斯的戲劇開場白（《迦西納》第17頁，《安菲特利昂》第65頁）推測，那時是否有分發獎品一事不得而知。《三塊錢一天》第706頁那段更像是希臘原作而非譯者的文筆，古時戲劇名錄及開場白與一切傳統習俗都未提及頒發獎項和獎品，這可謂是鐵證。觀眾在戲劇表演開場時從家中走來看戲，到結束時回家，我們由此推知每日只演一齣戲。正如幾種著作所示，他們在第二頓早餐後往劇場，中午又回到家吃午飯，因此，依照我們的推算，戲劇表演時間自近午時起至兩點結束；普勞圖斯的一齣戲，各幕間插入音樂，大概差不多持續這麼長時間，塔西佗的書裡說觀眾「整天」待在劇院，不過那指的是較晚時期。
西元前254？—前184年，是羅馬第一個有完整作品傳世的喜劇作家，出身於義大利中北部平民階層，早年到羅馬，在劇場工作。後來他經商失敗，在磨坊作工，並寫作劇本。他也是羅馬最重要的一位戲劇作家。——譯者注
從歷史的觀點來看，人們很少採用中期的雅典喜劇的原因不值一提，因為這種喜劇不過是發展不完善的米南德喜劇罷了。更古老的喜劇更是毫無被採用的痕跡，可以確定的是，羅馬文學史家以普勞圖斯的《安菲特利昂》作為典型，將羅馬悲喜劇的風格定義為「林宗戲」（fabularhinthonica）；不過新式雅典喜劇家也會進行仿寫，而羅馬人翻譯時為何模仿林宗而不是年代接近的作家，實在難以理解。
昔日為統治者說笑逗樂的人。——譯者注
一般說來，奈維烏斯也不這樣拘泥，他嘲笑普林斯特人和拉維農人。種種跡象表朋，普林斯特人與羅馬人之間存在某種差異，而正是這一差異導致了皮魯士時期的殺戮和蘇拉（sulla）時代的災難。至於無妨的戲謔，當然不受責備。而《迦西納》中對馬賽利亞的恭維值得我們注意。
因此《匣子》（cistellaria）的開場白有了以下的結束語，因為在所有流傳至今的當代文學中，只有這段提到漢尼拔戰爭，可謂佔據一席之地：「既然如此，再會吧！鼓起勇氣打勝仗，還像你以前那樣；保護你那新舊同盟的盟友；依照你正確的判斷招攬助戰士兵；除去大家厭惡的人，博得掛冠和讚美就這樣獲勝，懲罰布匿人。」第四行所指的是羅馬紀元550年即西元前204年給懶散的拉丁殖民地軍隊加派的任務。
因此我們假定普勞圖斯作出暗示時，如何謹慎都不為過。近期研究中已拋棄了許多這種錯誤且不準確的事例。不過《迦西納》暗指酒神節一說不至於遭到譴責吧？或者可以反過來說，通過《迦西納》和其他劇本描寫古羅馬酒神節，是由於這些談論古羅馬酒神節不易產生誤解。
《塔倫託的少女》（tarentilla）中值得注意的一段話只能這樣理解：「在這個舞臺上給我贏得正當讚賞的無論哪兒的君王也不敢反對——哪兒的奴隸都大大勝過這裡的自由民啊！」
近代希臘就奴隸一事的態度，可用歐里庇得斯一段話舉例說朋：「身為奴隸，唯一的羞辱只是名稱，此外一切不亞於自由民，只要是個品行良好的奴隸。」
例如在普勞圖斯的《斯提庫斯》中，父親與女兒研究一個賢妻應有的品德，在一段文字優美的描述中插入一個不相干的問題——娶個處女與娶個寡婦，二者孰優？為的只是得到同樣不相干的回答，而這個回答是個不利於婦女的套話，絕不是談話女子心中所想。可是與上下文相比，這還只是小事。在米南德的《項圈》（plocium）裡，一位丈夫向朋友訴苦：「——我娶了擁有一大筆的拉密亞，你知道嗎？——當然知道a：她呀，這棟房層是她的。還有田地和這裡附近的一切。她在想什麼，天知道呢！這才是最叫我們苦惱的；她是一切人和每個人的累贅，不僅是我的，而且是兒子尤其是女兒的。b：是的，我知道，就是這樣。」正因為樸實的文字。這段文字才如此優雅，在凱基利烏斯用拉丁文改編的劇本里，卻有了如此粗俗的對話：「b：那麼你的太太脾氣不好，是不是？是的，不要說！為什麼？我懶得聽這話，我一回到家，才剛坐下她也只會給我一個冷冰冰的吻。b：是，很好，接吻本身沒錯，錯的是，她能叫你把外頭喝的都吐出來。」
為減輕戲劇演員的辛苦，希臘建築都配有擴音裝置。而即便在建造戲劇院時，羅馬當地仍沒有擴音裝置。
史書上有關奈維烏斯個人經歷的記載非常混亂。因為他參加過第一次布匿戰爭，所以不可能生於羅馬紀元495年即西元前259年之後，所以於羅馬紀元519年即西元前235年上演的戲劇極有可能是他的第一部戲劇作品。通常認為他死於羅馬紀元550年即西元前204年，瓦羅對此表示懷疑，並且提出了可信的證據。如果該說法是事實，那麼他曾經一定在漢尼拔戰爭期間與敵軍會面。因此，那首譏諷西庇阿的詩不可能寫在札馬之戰以前。我們可以設想，他生於羅馬紀元490年即西元前264年，卒於羅馬紀元560年即西元前194年之間，如此一來他與羅馬紀元543年即西元前211年陣亡的兩位西庇阿同屬一個時代，比安德羅尼庫斯小10歲，或比普勞圖斯大10歲。格利烏斯（gellius）的作品稱他出生於坎佩尼亞，若要證朋他的拉丁祖籍，可參考他自作的墓誌銘。有人設想他原本不是羅馬公民，而可能來自坎佩尼亞的加勒斯或其他拉丁城市，這樣才能解釋為何羅馬警察對他那樣暴虐。無論如何，因為他服過兵役，所以不可能是個演員。
將李維烏斯的詩與之後奈維烏斯的悲劇《呂庫爾戈斯》（lyeurgus）其中一段比較：「那些看守你這御體的人，將即刻把你安葬在枝繁葉茂的地方，那裡的樹木自然生長，無需種植。」或將它與赫克託（hector）在《赫克託告辭》（hectorprofisciscens）裡向普里阿摩斯國王（priam）所說的名言比較：「我愛聽，父親，你常被他人讚美。」再與《塔倫託的少女》中可愛的詩句比較：「她對這人點頭，凝望著他；心裡想著這個，手裡卻抱著那個。」
這個假設似乎很有必要，因為若非這樣，在普勞圖斯劇本的真假性判斷上，古人不會如此游移不定。羅馬古代的作家當中，任何人的著作權都沒有像他的作品那樣難以界定。這正是普勞圖斯與莎士比亞最為相似之處，值得我們注意。
在法學和一般專業術語中，togatus一詞指義大利人，義大利人既不算外國人，也非羅馬市民。如此，對於有當兵義務而不在軍隊服役的義大利人，將他們一致列入名冊（formulstogatorum）當中。阿爾卑斯山南面的高盧被稱為galliatogata，這一說法首先在赫爾提烏斯（hirtius）的作品中出現，不久後人們從習慣用語中將它剔除。這個名詞體現了這一區域的法律地位，因為自羅馬紀元665—705年即西元前89—前49年，此地大多數人都擁有拉丁公民權。維吉爾將genstogata與羅馬人相提並論，似乎也是就拉丁民族而言。根據這一觀點，我們應意識到拉丁戲劇的情節來源於拉丁姆地區，好比希臘戲劇情節都來源於希臘；二者將戲劇表演一同傳播到外國，喜劇作家不得將羅馬城或羅馬市民的相關事件在舞臺上表演出來。事實上，拉丁戲劇中的情節只能取自擁有拉丁公民權的城市，就這一說法以提提尼烏斯（titinius）和阿夫拉尼烏斯（afranius）的劇本為證。據我們所知，其情節所設的城市，如塞提亞、佛倫提努姆、維裡特雷、蒲隆地西烏，直到同盟戰爭時都是擁有拉丁公民權的城市。一旦公民權擴張到整個全義大利，喜劇作家便失去了其劇本所依託的拉丁背景，又因為高盧雖在法律上代替了拉丁部落，首都的戲劇家卻嫌它距離太遠，所以拉丁戲劇此後似乎也走向消亡。而其在法律上的空缺由戰敗的義大利部落如卡普亞和阿特拉填補，因此阿特拉戲劇（fabulaatellana）應運而生。
說到提提尼烏斯，歷史上並無記載。我們只能依據瓦羅書的殘片來判斷，他似乎先於特倫斯（大約羅馬紀元558—595年即西元前196—前159年間）出生。而由這段文字大概也只能推測出這一結果，文中將兩撥人進行比較，儘管第二撥（trabea，atilius，caecilius）年長於第一撥（titinius，teientius，atta），第一撥中年紀最大的未必比第二撥中年紀最小的年輕。
據我們所知，提提尼烏斯的喜劇中共有15種角色，其中6種以男角命名（baratus，coecus，fullones，hortensius，quintus，varus），9種以女角命名（gemina，iurisperita，prilia，privigna，psaltria或ferentinatis，setina，tibicina，veliterna，ulubrana?）更有兩種角色名（iurisperita和tibicina）顯然是對於男子職業的諷刺，在保留下來的殘本中，女性角色佔據了大多數。
為方便比較，在此附上歐里庇得斯的《美狄亞》原著開頭幾行和恩尼烏斯的譯文：「我願亞里船沒有駛過科爾奇那個黑暗的辛浦勒伽底，裴亮山峽森林的松樹也沒有砍下來，那些為裴里亞取金羊毛的勇士也沒有劃這隻船！那麼，我的主母，那為耶孫而害相思病的美狄亞便不會被帶到依歐爾沁的碉堡。」恩尼烏斯的譯文：「我願裝亮森林的松樹沒有被斧頭砍倒在地，也沒有用他造這隻船，我們現在叫她做亞果，因船上有亞果的精良水手，奉裴里亞王之命往科爾奇用計尋取金色的羊毛！這樣，我的主母美狄亞便不會傷心害相思病從她的家移步到這裡。」譯文與原文的差異耐人尋味。譯文同義反覆、迂迴婉轉，並刪去或解釋了那些人們不熟悉的神話名詞，如辛浦勒伽底（symplegades）、依歐爾沁國（iolcianiand）和亞果（argo）。但恩尼烏斯很少真正犯下曲解原文意思的錯誤。
編年史第七卷中，執政官令親信吟誦一段，前人認為這正是恩尼烏斯的自述，這一點毋庸置疑：「他喜歡同這個人常常共餐交談和討論他的計謀，當他倦於大事回到家來的時候，因為在市場和威嚴的國政會議，他已做過了大半天的議事決策；他也曾訴說大事小事以至笑談，同時儘量把人所說的善言惡語，都對他傾吐，放心大膽地信任；他們共同分享家內家外的快樂，輕浮或惡意的毀謗不會致使他怠慢對方，此人見多識廣、忠心不二，對人和善、才思敏捷、且知足常樂，在適當的時刻說適當的話，朋智恬淡，在交際中風度瀟灑，通曉奇聞逸事，因為年齡的關係，他精通古今習俗，對天道人理等繁雜事物瞭然於胸，聞人之語，可大發議論，也可緘默不言。」
歐里庇得斯把佔算家解釋為這樣一個人：「湊巧時他的話假多真少，即使不湊巧，也可以過得去。」拉丁翻譯家將其翻譯如下，以反擊佔算家：「他觀測天上星宿的兆示，注視柱維的山羊或龍蝦或野獸驚光乍現；他不見眼前的土地，卻仰觀天象。」
在《德勒福斯》，他說：「平民公然抱怨，是有罪的。」
下面的詩內容和形式上無一不佳，見之於改編自《歐里庇得斯的鳳凰》：「但是一個有勇氣的人自然應當過道德的生活，一個自省不疚的人應當大膽向仇敵宣戰；人的心純潔而安穩之處就有自由，否則罪惡的行為潛伏在黑暗的深夜。」下面描寫如畫的詩句見之於西庇阿（scipio），該劇似乎被收入雜詩集中：「茫茫蒼穹，天地萬籟俱寂，海神嚴辭命令咆哮的海濤止息，日神收住他那駿馬的飛蹄河水停在高潮，枝間不見風吹。」從後面這一段我們可以略知這位詩人獨立創作的方式，不過這只是擴充套件了《赫克託的解放》（hectorislustra原作可能是索福克利斯所著）悲劇中的字句，即旁觀者看hephaestus和scamander決鬥時說的話：「看啊！斯伽曼德停住了，枝間不見風吹。」其情節完全來自於《伊利亞特》。
例如在《鳳凰》中有下面這一句：「人若慾壑難填且不擇手段以圖滿足慾望，便是個愚人。」這種連用雙聲，還不是最可笑的例子，他也有藏頭詩。
除了加圖之外，這一時期還有兩位「曾擔任執政官的詩人」——一位是昆圖斯·拉貝奧（quintuslabeo，羅馬紀元571年即西元前183年執政），另一位是馬爾庫斯·波皮利烏斯（marcuspopillius，羅馬紀元581年即西元前173年執政）。他們是否曾經發表詩歌，仍然無法確定。甚至對於加圖是否發表了詩歌，依然令人懷疑。
從下面一段我們可以稍微領略這種詩的情調。關於狄多（dido），他說：「她溫柔巧妙地問道：埃涅阿斯如何離開特洛伊城？」又說到阿穆利烏斯（amulius）：「阿穆利烏斯王舉手向天，讚頌眾神。」又有演說辭的一部分，其隱含的意義值得一提：「可是棄這些勇士於危難中而不施以援手，那將是民族世世代代的恥辱。」關於羅馬紀元498年即西元前256年登陸馬耳他島：「羅馬人駛入馬耳他，把這島徹底焚掠殘毀，把敵人殲滅。」最後關於結束西西里戰爭的和約：「又同意以饋贈物品向盧達提烏斯贖罪，他也提出條件：他們需把許多俘虜，連西西里的俘虜在內一起放還，並派人來充當人質。」
這種最古老的散文羅馬史書以希臘文寫成，狄奧尼修斯和西塞羅對此已有定論，毋庸置疑。昆提林和以後的文法家引用的也叫拉丁編年史，實在令人匪夷所思，而且因為他們又以一樣的書名引用一種詳細論述宗座法的拉丁作品，難度就更大了。不過曾經考究過羅馬文學有關這方面發展的人，都肯定不會把後者歸為漢尼拔戰爭時期作家的作品，那時是否有人寫拉丁編年史，依然存疑。但是古代編年史學家是否被人們與較晚編年史學家昆圖斯·法比烏斯·馬克西姆斯·賽爾維里亞努斯（quintusfabiusmaximusservilianus，羅馬紀元612年即西元前142年執政官），或者法比烏斯、阿西里烏斯（acilius）和阿爾比努斯的希臘文年史都有較為古老的拉丁文本，或者兩位編年史學家的名字都是法比烏斯·庇克託，這將是一個永遠莫衷一是的問題。那些用希臘文撰寫的史書歸於法比烏斯同時期的路奇烏斯·辛西烏斯·阿里門圖斯（luciuscinciusalimentus）名下，似乎是奧古斯都時代編纂的偽書。
加圖的所有文學活動都發生於老年時期，甚至《起源》最初幾卷並非創作於羅馬紀元586年即西元前168年之前，而可能是在這一年之後不久寫的。
阿爾比努熱烈讚賞一切希臘事物，他曾經努力創作一部系統的歷史作品，波比裡阿之所以請人注意這一點，顯然是想與法比烏斯做個對比。
例如採用希羅多德書中佐披洛司（zopyrus）和僭主色拉西布洛斯（thrasybulus）的軼事，編成圍攻加比的故事，襁褓之中的羅慕路斯被棄於荒野，似乎是仿照希羅多德所述居魯士（cyrus）少年的故事所作。
普勞圖斯提到為人父母，應該教育孩子讀書，學習法權和法律。普盧塔克也證實了這種說法。
他在歌頌埃庇查穆的詩中，說朱庇特以「助人」得名，塞萊斯以「產生結果」得名。
poeta一詞源於希臘俗語poetes，而非poietes，如陶工用epoesen一詞表示，由此可見其特徵。我們可以順便說，poeta一詞在學術上僅指史詩或朗誦詩的作者，而不指舞臺劇本編纂者，當時這類人被稱為scriba。
甚至特洛伊和赫拉克里斯傳說中的次要角色也出現了，例如talthybius，autolycus和parthaon。再者，底比斯和亞果船員的傳說，bellerophon，pentheus，procne和philomela的故事，薩福（sappho）和法昂（phaon）等，它們的梗概必定早已為人所知。
加圖對他的兒子馬爾庫斯說：「關於這些希臘人，我將在適當的地方將我在雅典得到的經驗告知你，我將會證朋，看他們的書是有益的。可是不要熟讀他們的書，他們的種族本質腐朽、不受約束——請你相信我，這話同神籤一樣真實。如果這一民族將他們的文化帶到這裡，它將破壞一切，尤其是將他們的醫生派到這裡來。他們企圖用醫術戕害一切蠻族，儘管這樣，他們還收費，目的是讓人信任他們，他們更易於將我們毀滅。他們將我們也叫做蠻族，竟然用一個更加粗鄙的名稱歐庇幹人（opicans）罵我們。所以我禁止你與行醫的人有任何來往。」歐庇幹人在拉丁文裡含有惡意，在希臘文裡卻無惡意，並且希臘人用這個名詞稱呼義大利人，完全沒有惡意，加圖義憤填膺，對此並不知情。
普勞提烏斯是這一時期或下一時期初葉的人，因為寫在他肖像上的題跋是六節詩，他不可能比恩尼烏斯更老。阿迭亞因同盟戰爭而失去獨立，所以阿迭亞被贈給公民資格一事必定是在同盟戰爭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