腓尼基人

閃米特族曾經在古代世界民族之林中佔有一席之地，但與其中的其他民族不屬於一個行列。閃米特族確切的中心在東方，而古代世界各民族的中心則在地中海地區。雖然戰爭和遷徙改變了各民族的原有界限，使民族之間相互交融，但一種強烈的差異感始終深植於人們心中，將印度日耳曼族與敘利亞人、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隔絕開來。對於向西散佈最廣的閃米特族，即腓尼基人而言，這種差異感同樣十分強烈。其本土位於一條狹窄的海岸邊，小亞細亞、敘利亞高地及埃及將其環繞，這片土地被稱為「迦南」（canaan），意謂「平原」。這是該民族對其本土的唯一稱呼，即使到了基督紀元時期，非洲的農夫依然自稱為迦南人。但希臘人卻給迦南另取了一個名稱——「腓尼基」，意思是「紫顏料產地」或「紅人之鄉」。義大利人也習慣稱迦南人為布匿人（punians），直到現在，我們仍慣於稱其為腓尼基人或布匿人。

腓尼基人的商業

這片土地非常適於農耕，而其優良的港口以及豐富的木材和金屬卻最利於商業的發展。也許就是由於毗鄰地中海的東方大陸物阜民豐，港口及島嶼星羅棋佈，人類商業繁榮的曙光首先在這裡興起。腓尼基人將所有的勇氣、智慧和熱情完全投入商業和由此發展起來的航海術、製造業以及殖民擴張之中，使東方和西方得以聯結起來。在相當早的時期，在塞普勒斯、埃及、希臘、西西里、非洲、西班牙，甚至大西洋和北海就已經出現了腓尼基人的足跡。其通商範圍西起獅子山（sierraleone）和康沃爾（cornwall），東至馬拉巴爾（malabar）海岸。他們經手的有東方的黃金和珍珠，泰爾的紫色顏料，非洲內陸的奴隸、象牙、獅皮和豹皮，阿拉伯的香料，埃及的亞麻布，希臘的陶器和美酒，塞普勒斯的銅，西班牙的銀，英格蘭的錫和厄爾巴島的鐵。腓尼基的航海家會帶來各民族所需要或有能力購買的任何東西。他們四處航行，但總會回到他們時時牽掛的那並不廣闊的家園。

腓尼基人的智慧才能

腓尼基人在歷史上足以與希臘人和拉丁族齊名，但他們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新的證據，並且可能是最有力的證據，證明古代民族的力量傾向於單方面發展。在精神領域，那些源自阿拉姆民族的高尚而又影響深遠的創造活動，與腓尼基人並無關係。然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信仰和知識是阿拉姆民族所特有的，並首先從東方傳到了印度日耳曼族。可據我們所知，腓尼基人無論在宗教、科學還是藝術上，都不曾在阿拉姆族中佔據獨立的地位。腓尼基人的宗教概念粗野而鄙陋，他們的崇拜似乎意在助長慾望和殘暴，而並非對其加以抑制。沒有任何跡象表明，腓尼基人的宗教曾對其他民族產生過特殊的影響，至少在有史可查的時期是如此。腓尼基人在建築和雕塑藝術上與義大利毫無可比之處，更不用說與藝術的發祥地相比了。科學觀察及其實際應用最早起源於巴比倫，或者說是幼發拉底河流域。可能就是在那裡，人類首次追尋星辰的軌跡；就是在那裡，人類首次區分了語言的不同發音，並將其化為文字進行表達；就是在那裡，人類開始思考時間、空間以及大自然力量的運作，天文學、紀年學、字母和度量衡的最早遺蹟都指向這一地區。毫無疑問，腓尼基人利用巴比倫精妙絕倫的工藝以發展自己的工業，利用他們對星象的觀察以發展航海業，利用表音文字及度量衡的調整，以便於通商。他們在銷售貨物的同時，也播撒了許多重要的文明種子。但這並不能證明，文字或其他具有獨創性的人類思維的產物為他們所特有。然而，他們傳播給希臘人的宗教和科學觀念，更像是鳥兒從空中掉落的穀粒，而不像農夫播撒的種子。希臘人，甚至義大利人具備一種能力，他們在與易受文明影響的民族進行接觸時，能夠教化這些民族並使之與己同化，而這種能力是腓尼基人全然缺乏的。在羅馬人征服的領域內，伊比利亞人和凱爾特人的語言都被羅曼系的語言所取代。直至今日，非洲的柏柏爾人仍舊說著漢諾（hannos）和巴卡（barcides）時代所使用的語言。

腓尼基人的政治素養

最重要的是，同印度日耳曼族相比，腓尼基人與阿拉姆其他各族一樣缺乏政治生活的本能，即爭取自治自由的崇高理念。在西頓和泰爾的全盛時期，腓尼基人的領土始終是雄踞在幼發拉底河和尼羅河的強權相互爭奪的目標，該地有時落入亞述人之手，有時落入埃及人之手。希臘諸城的力量僅及其一半，竟然能獲得獨立。而謹慎的西頓人卻認為，封鎖東行的通商道路或埃及的港口所造成的損失，將會比最昂貴的供奉還要嚴重，因此他們寧願依時勢的變化定期向尼尼微（nineveh）或孟斐斯（memphis）繳稅，甚至在無可避免之時，將他們的船隻提供給國王用於交戰。在國內，腓尼基人甘於忍受統治者的壓迫，在國外，他們也絕不會為了攻城略地而放棄和平的經商之業。他們的居住地到處都是工廠。在他們看來，與本地人互通有無，遠比獲得遠方的廣闊領土並在那裡艱難而持久地推行殖民事業更為重要。他們甚至避免與自己的競爭對手兵戎相見。在埃及、希臘、義大利和西西里東部，他們任人排擠，幾乎未作出任何反抗。古代在阿拉利亞（羅馬紀元217年即西元前537年）和庫邁（羅馬紀元280年即西元前474年）發生的西地中海爭霸戰中，與希臘人爭戰的主力軍都是埃特魯斯坎人，而非腓尼基人。如果爭鬥無可避免，他們便會盡可能地作出妥協讓步。腓尼基人從未有過征服凱雷或馬賽利亞的企圖。當然，他們更不會發動侵略戰爭。在較早時期，他們只主動出擊過一次，即非洲的腓尼基人向西西里發動的大遠征，結果他們在希梅拉被敘拉古的吉羅所擊潰。但此次進攻只是由於他們是波斯大王的順民，並且為了避免捲入對抗東方希臘人的戰事之中，所以才加入了對西方希臘人發動的戰役。正如同一年他們的敘利亞同族在薩拉米斯與波斯人同遭敗績一樣，這並不是由於他們懦弱無能所致。在陌生的海域駕駛武裝的船隻航行，需要有勇敢之心，這種勇敢之心是能夠在腓尼基人身上找到的，他們時常會表現出這一點。這更不是由於他們缺乏不屈不撓的精神和捨身為國的民族氣概所致。相反地，阿拉姆族不僅以其精神武器，並且以血肉之軀保衛著他們的民族性，以抵抗希臘文明的一切誘惑和東西方暴君的所有壓迫，其抵抗之頑強是任何印度日耳曼族都無法比擬的。在我們西方人看來，這種堅強不屈的精神有時似乎超越了人性，有時又似乎低於人性。這是由於他們缺乏政治本能所導致的，他們具有極其強烈的民族親密感以及對其祖先之城的依戀之情，這構成了腓尼基人最獨特的個性。他們不向往自由，也不貪圖霸權。《士師記》中說道：「他們像西頓人那樣安靜地生活著，無憂無慮，擁有財富。」

迦太基

在腓尼基人建立的殖民地中，發展最快且最穩定的，莫過於泰爾人和西頓人在西班牙南岸和非洲北岸建立的殖民地。這些地區在波斯大王的勢力範圍之外，且遠離希臘水手的危險競爭，這裡的土著與外來人的關係就好比美洲印第安人與歐洲人的關係。沿著這些海岸，坐落著許許多多繁榮興旺的腓尼基城市，其中最為突出的要數「新城」——迦塔達（karthada），即西方人所稱的迦太基（karchedon或carthago）。雖然迦太基不是腓尼基人在這一地區建立的最早殖民地，且最初可能是腓尼基人在利比亞建立的最古老城市烏提卡（utica）的附屬地，但它擁有無與倫比的地理優勢和勤勞上進的居民，因此很快便超越了鄰國，甚至超越了其母國。巴格拉達河（bagradas即mejerda）流經北非產糧最豐之地，迦太基就坐落在該河舊河口的不遠處，位於一片肥沃的沖積地之上。如今那裡依舊農舍儼然，漫山遍野都是橄欖林和橘子林，地勢向平原緩緩傾斜，一直延伸至海岸處一個被海水環繞的地岬。該地處於北非大港突尼西亞灣的中心，在這裡，美麗的盆地為大船提供了最佳的停泊處，且海岸邊即有可供飲用的泉水，所以非常適宜發展農業、商業以及兩者的交易活動。其地理位置得天獨厚，以至於此處的泰爾殖民地是腓尼基人的第一個商業城市，而且在羅馬時期，迦太基城重建後不久便成為了帝國的第三大城。時至今日，雖然這裡的條件遠不如以前優越，選址也遠不如以前明智，但仍然是一座擁有十萬居民的繁華城市。一座佔據此等地位、人口如此眾多的城市，其在農、商、工方面的繁榮自然不言而喻。但有一個問題尚待解答：這個殖民地是如何取得腓尼基其他城市所沒有的政治權勢的呢？

西方腓尼基人與希臘人的對抗

有足夠的證據證明，即使在迦太基，腓尼基人也沒有放棄他們的消極政策。即使到了迦太基的繁盛時期，它仍向土著馬克西爾（maxyes即maxitani）部落的柏柏爾人繳納該城地租。儘管海洋和沙漠足以保護此城免受東方各國的侵擾，但迦太基似乎仍舊承認波斯大王的權威（雖然只是在名義上承認），並且偶爾向他進貢，以保全其與泰羅和東方的商業往來。

然而，儘管腓尼基人甘願俯首稱臣，但事態的發展卻迫使他們不得不採取更為積極的政策。希臘移民的洪流不斷地湧向西方，他們已將腓尼基人逐出了希臘本土和義大利，而且準備在西西里、西班牙，甚至在利比亞也採取這種做法。如果腓尼基人不想被全數消滅，就必須奮起反抗。這次他們所要對抗的不是波斯大王，而是希臘商人。因此，投降並不能讓他們保持往日的工商業狀況，僅僅依靠繳稅和進貢是無濟於事的。馬西利亞和昔蘭尼已經建起，西西里東部已全部落入希臘人之手，腓尼基人頑強抵抗的時候到了。迦太基人擔負起了這一任務，經過長期的艱苦鬥爭，他們遏制了昔蘭尼人的發展，使希臘文化無法在的黎波里沙漠以西立足。此外，在迦太基人的幫助下，西西里西端的腓尼基人也抵禦住了希臘人的侵犯，並心甘情願地接受與其同族的強盛城市的保護。這些發生於羅馬紀元2世紀的重要勝利，使腓尼基人得以保住地中海的西南部地區，取得這些勝利的城市因此獲得了國家的領導權，同時其政治地位也發生了改變。迦太基不再只是個商業城市，它的目標是統治利比亞和地中海的部分地區，因為這是它不可避免的。傭兵制的實施可能對取得這些勝利起到了極大的作用。大約在羅馬紀元4世紀中葉，傭兵制開始風行於希臘。但是在東方，尤其是在卡利亞人中間，這一制度早就開始興起了，而開其端者可能是腓尼基人。招募外族人作戰的徵兵制度將戰爭變成了大規模的金錢投機事業，這與腓尼基人的性格和習慣頗為吻合。

迦太基人在非洲的統治

大概是由於在國外取得了這些勝利，迦太基人改變了他們在非洲居留地的地位：從租用到佔有，從容忍到征服。似乎到了羅馬紀元300年即西元前454年前後，迦太基商人擺脫了地租的束縛，而在此之前，他們必須向當地人繳納租金。這一改變使他們得以大規模地耕種。腓尼基人一直都渴望以地主和商人的身份來利用他們的資本，並希望用奴隸或僱工來進行大規模耕作。因此，一大批猶太人紛紛為泰爾的富商巨賈效力以賺取工錢。現在，迦太基人能夠用一種與近代種植園相似的制度，毫無限制地獲取利比亞沃土上的產物。被鐵鏈鎖著的奴隸墾殖農田——我們發現一個公民竟然擁有兩萬名奴隸。不僅如此，周圍的農村（農業似乎在相當早的時候，也許在腓尼基人遷來之前，就被引進到了利比亞，很可能是從埃及傳過來的）也被武力征服了，利比亞的自由農民變成了佃戶，必須將土地所產的四分之一上交給地主，並且受按時徵兵制的支配，組成迦太基本土的軍隊。

邊界地區的游牧部落經常與迦太基人發生衝突，但連鎖式的屏障保衛著被游牧部落所圍繞的領土。於是，游牧部落被逐漸驅回到沙漠和山區，或被迫承認迦太基的主權，並向迦太基進貢和提供部隊。大約在第一次布匿戰爭期間，游牧部落的大城德維斯特（theveste即tebessa，在梅傑達河的發源處）被迦太基人所攻克。在迦太基國家條約中，這些便構成了「臣服者之鄉鎮和部落」，前者是不自由的利比亞村莊，後者是臣服於迦太基的游牧部落。

利比—腓尼基人

除此之外，其他居住在非洲的腓尼基人，或所謂的利比-腓尼基人（liby-phoenicians）也處於迦太基的統治之下。這些人一方面包括從迦太基分出的小殖民地，分佈在非洲整個北岸地區和西北岸的部分地區，西北岸並非不重要，因為僅僅在大西洋沿岸就曾同時有這種殖民3萬人；另一方面，他們包括腓尼基人的老殖民地，尤其是在如今君士坦丁省（constantine）和突尼西亞的貝力克（beylik）沿岸。如希波（hippo，後來改稱regius，即bona）、哈德魯米圖姆（hadrumetum，即susa）、小萊普提斯（littleleptis，在蘇薩南方，為腓尼基人在非洲的第二大城）、塔普蘇斯（thapsus，也在此區），以及大萊普提斯（greatleptis，在的黎波里附近）。這些城市是如何臣服於迦太基的？究竟是為了尋求庇護，以免受昔蘭尼人和努米底亞人（numidians）的侵擾，還是不得已而為之？這一問題如今已無從考證。但可以確定的是，即使是在官方檔案中，他們也被稱為迦太基的臣民，他們須拆毀其城牆，向迦太基進貢和提供部隊。然而，他們既不用服兵役，也不用繳納地租，只需供應定量的人員和金錢。例如，小萊普提斯每年要繳納365塔蘭特（合90000英鎊）的鉅款。而且，他們在法律上與迦太基人地位平等，可以以平等條件互通婚姻。只有烏提卡得以逃脫此種命運，保住了他們的城牆，維護了其獨立地位。這或許並非得益於烏提卡自身的力量，而是由於迦太基人對他們舊保護主的敬意。事實上，腓尼基人確實對這種關係懷有非常深厚的情感，這種崇敬之情與希臘人的冷漠形成了鮮明對比。即使在與外國進行交涉時，「迦太基和烏提卡」也經常聯合著締結條約、作出承諾。當然，這並不妨礙地位更為重要的「新城」對烏提卡行使霸權。因此，這個泰爾人的工廠便成為了北非一個大帝國的首都，此帝國的領土從的黎波里沙漠一直延伸至大西洋沿岸，在西部（摩洛哥和阿爾及爾）稍淺的沿海一帶而止。可是在較富饒的東方（如今的君士坦丁和突尼西亞），其勢力則伸向內陸，並不斷向南拓展其疆界。正如一位古代作家所說，迦太基人由泰爾人變成了利比亞人。腓尼基文明盛行於利比亞，正如希臘文明在亞歷山大之役後盛行於小亞細亞和敘利亞，但兩者的程度有所不同。游牧部落酋長的宮廷說的是腓尼基語，寫的是腓尼基文字，文明程度較高的土著部落也採用腓尼基字母運用於他們的語言。但是將他們完全腓尼基化，既不符合這個民族的精神，也不是迦太基的政策。

我們難以斷言迦太基於何時成為利比亞的首都，因為這一變化必然是漸進的。上文中提到的那位作家稱漢諾為該國的改革者，如果這裡所指的是與羅馬進行首次戰爭時在世的漢諾，那他只能說是完成了新體制，此體制的實施大約在羅馬紀元的4世紀和5世紀。

在迦太基走向繁榮興旺的同時，與之相對的是腓尼基祖國大城的衰落，西頓如是，泰爾尤其如是。其衰落一方面是由於內亂，另一方面是由於外患，特別是在羅馬紀元的1世紀、2世紀和5世紀，分別遭到薩爾馬納撒（salmanassar）、奈布科德羅索（nebuchodrossor）和亞歷山大的圍攻，損失尤為慘重。泰爾的貴族及舊工廠都遷到了安全而繁盛的迦太基，隨之帶來了他們的智慧、資產和傳統。腓尼基人與羅馬人接觸交往之時，迦太基已斷然成為了迦南人的第一大城，正如羅馬已成為拉丁各民社中的一員。

迦太基的海上勢力

但利比亞帝國的勢力僅及迦太基的一半。在同一時期，它的海上勢力和殖民地的統治已經獲得了同樣強大的發展。

西班牙

在西班牙，腓尼基人的主要居住地是泰爾人在加的斯（gades，即cadiz）的原始殖民地。除此之外，他們在此地的東西兩方有許多工廠，在內陸還有銀礦區。因此他們所佔之地幾乎相當於現今的安達盧西亞（andalusia）和格拉納達（granada），或至少相當於這兩省的沿海地區。他們並不想與好戰的土著爭奪內陸地區，能夠獲得礦區、交通站、打撈貝殼和其他漁產的場所，他們就十分滿足了。甚至在這些地點，他們也難以保持地位以抵抗鄰近部落的侵擾。準確地說，這些地方可能並不屬於迦太基人，而是屬於泰爾人，加的斯也不在須向迦太基進貢的城市之列。但實際上，如所有西方的腓尼基人一樣，加的斯也臣服於迦太基的霸權之下，受其保護。迦太基派兵增援加的斯人抵抗土著，並在加的斯以西設立商業殖民地，便足以證明這一點。而且在較早時期，埃布索斯（ebusus）和巴利阿里（baleares）就已被迦太基人所佔領。其用途有二：一為發展漁業；二為用作對抗馬塞利亞人的前哨，他們在這裡與馬塞利亞人進行激烈的爭鬥。

撒丁島

羅馬紀元2世紀末，迦太基人以同樣的方式佔領了撒丁島，此島的用途與利比亞相同。當地的土著向內陸山區撤退，以逃避成為農奴的命運，正如非洲的努米底亞人退居到沙漠的邊緣地帶。腓尼基人的殖民地則建立在卡拉里斯（caralis，即cagliari卡利亞里）和其他重要地點，沿海的沃土由利比亞的農夫耕種，成為農產豐饒之區。

西西里

在西西里，梅薩納海峽和佔該島大半面積的東部地區，在早期就已落入希臘人之手。但腓尼基人在迦太基人的協助下，保住了附近較小的島嶼，如埃加迪（aegates）、梅里達（melita）、高洛（gaulos）以及科西拉（cossyra），其中馬耳他的殖民地尤為富饒繁榮。他們還保住了西西里的西岸和西北岸。從這裡，他們早期經由摩提亞（motya），後來經由利利俾（lilybaeum）與非洲保持聯絡；經由帕諾穆（panormus）和索隆頓（soluntum）與撒丁島保持聯絡。該島的腹地仍歸土著的埃裡密人（elymi）、西坎尼人（sicani）和西塞里人（siceli）所有。在希臘人的擴張受到阻礙之後，整座島嶼便進入了較為和平的狀態。甚至後來波斯人唆使迦太基人攻擊島上鄰國的希臘人，也沒有長時期地破壞和平。從整體上來看，這種和平狀態依然存在，一直持續到雅典對西西里發動遠征（羅馬紀元339—341年，即西元前415—前413年）。這兩個水火不容的民族下定決心互相容忍，雙方大致劃地為界，互不侵犯。

與敘拉古爭奪海上霸權

這些殖民地和領土本已十分重要，但因它們能成為迦太基海上霸權的支柱，於是顯得更為重要。北非海岸的霸主據有西班牙南部、巴利阿里、撒丁島、西西里西部和梅里達，且禁止希臘人在西班牙東岸、科西嘉和錫兒第沙洲（syrtes）建立殖民地。因此，其領海成為了封閉式的海域，西方的海峽也為他們所獨有。只有在第勒尼安海（tyrrhene）和高盧海（gallic），腓尼基人才不得不允許其他民族與之競爭。只要埃特魯斯坎人和希臘人在這兩片海域中互相牽制，這種狀態就可能維持下去。由於埃特魯斯坎人的威脅性較小，迦太基人甚至與之締結聯盟共同對抗希臘人。但是，在埃特魯斯坎人的勢力衰落（此種情況經常出現在這種牽強的聯盟之中）之後，迦太基人並未全力相助。而當亞西比德的宏偉計劃失敗後，敘拉古無可爭議地成為了希臘的頭等海權國。不僅敘拉古的統治者們自然開始想要統治西西里、第勒尼安海和亞得里亞海，而且迦太基也被迫採取更加積極的政策。他們與勢均力敵且臭名昭著的敵人——敘拉古的狄奧尼西奧斯（羅馬紀元348—389年，即西元前406—前365年）之間進行了持久而頑強的鬥爭，其直接結果是導致那些介於兩者之間的西西里諸國滅亡或勢力漸弱。這個結果於雙方而言都正中下懷，於是敘拉古人與迦太基人分據西西里。該島最繁榮的城市——塞利納斯（selinus）、希梅拉（himera）、阿格里真託（agrigentum）、傑拉（gela）和墨西拿（messana）——都在這些不幸的戰爭中被迦太基人夷為平地。

狄奧尼西奧斯看到希臘文明在那些地方被摧殘或被壓制，未嘗不感到欣喜。他仰仗的兵力是從義大利、高盧和西班牙徵募過來的外國傭兵，因此他可以更為穩固地統治那些地處荒涼之地或被軍事殖民地所佔領的省份。羅馬紀元371年即西元前383年，迦太基將軍瑪哥在克羅寧（kronion）戰勝後締結和約，將希臘城市狄爾美（thermae，即古代的希梅拉）、塞傑斯塔（segesta）、赫拉克里亞·米諾亞（heracleaminoa）、塞利納斯和阿格里真託境內直抵哈力古河（halycus）的部分地區都劃分給了迦太基，然而爭奪此島的兩國都認為這只是暫時的和解。此後雙方仍舊紛爭不斷，互相排擠。

迦太基人曾四次主宰西西里全島，只有敘拉古憑藉堅不可摧的城牆得以將其抵擋在外，這四次分別是老狄奧尼西奧斯時代的360年（即西元前394年）、提木良（timoleon）時代的410年（即西元前344年）、阿加托克利斯（agathocles）時代的445年（即西元前309年）、皮洛士（pyrrhus）時代的476年（即西元前278年）。而敘拉古人在英明領袖——如老狄奧尼西奧斯、阿加托克利斯和皮洛士——的領導之下，似乎也曾多次差點把非洲人趕出西西里。但優勢越來越傾向於迦太基人那邊，他們通常扮演著侵略者的角色，雖然其攻勢不像羅馬人那樣鍥而不捨，但由於希臘的城市因紛爭不斷而變得四分五裂，他們的進攻要比希臘的防守更有條不紊、更熱情高漲。腓尼基人預料天災或外國傭兵不會將他們的所掠之物奪走。當時，至少在海域方面，勝負已定：皮洛士企圖重振敘拉古艦隊，這是他最後一次嘗試。此次嘗試失敗後，迦太基艦隊稱霸整個西地中海。他們佔領敘拉古、利基翁（rhegium）和塔倫圖姆（tarentum）的企圖，顯示了其勢力之強大及目標之所在。與這些企圖並行的，是他們對此區域海上貿易的壟斷，使外國人及其屬民都不得染指。對迦太基人而言，只要能有助於他們達到目的，即使採用暴力手段也在所不惜。地理學之父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羅馬紀元479—560年即西元前275—前194年）生於布匿戰爭時代，他曾斷言駛向撒丁或加的斯海峽的外國水手，若落入迦太基人之手，則一律被投進海中。事實與之完全相符。羅馬紀元406年即西元前348年，迦太基所訂立的條約宣稱，西班牙、撒丁和利比亞的港口對羅馬商船開放，而根據羅馬紀元448年即西元前306年的條約，迦太基卻禁止羅馬船隻行駛於這些港口，只有迦太基港例外。

迦太基地方行政委員會的體制

亞里士多德在第一次布匿戰爭開始之前50年去世，他曾說迦太基的政體是由君主制變為了貴族制、或傾向於寡頭政治的民主政體。治國理政之權立即轉歸元老會議所有，此機構與斯巴達的元老院（gerusia）類似，由公民每年選出的兩名國王和28名元老所組成，元老似乎也是每年由公民選舉。這一機構是處理國事的主要機關，如籌備戰事、徵兵入伍、任命將軍、指派若干名元老以輔佐將軍（副將通常從其中選出）；公文也是呈遞給元老院。在這個小議會之外是否另有大議會，我們無法確定，但即使有，也不會佔有重要地位。國王似乎沒有特殊的影響力，他們主要充當最高裁判官的角色，而且往往以此為名（shofetes，praetores）。將軍的權勢較大。與亞里士多德同時代而年齡略長的伊索克拉底（isocrates）曾說，迦太基人在國內實行寡頭政治，在戰場上則實行君主政體。因此，羅馬作家稱迦太基將軍是獨裁者，這一說法可能是正確的。不過跟隨將軍的元老至少必定會限制他的權力，並且在他卸職後還須接受正式的考核，這是羅馬所沒有的制度。將軍的任期並不固定，正因如此，他無疑與每年一任的國王有所不同，亞里士多德也曾表述過兩者的區別。然而，迦太基人數職集於一身的情況並不少見，因此一人兼任將軍與國王也不足為奇。

士師

但元老院和行政官隸屬於一百零四人團（取整數稱為百人團），又名士師團，這乃是迦太基寡頭政治的堡壘。在迦太基的原始體制中並無這種組織，但與斯巴達的民選五長官（ephorate）一樣，它起源於貴族對政府中專制分子所做的反抗。由於賣官鬻爵現象的盛行，且最高會議的人員較少，迦太基一個富可敵國、位高權重的家族——瑪哥家族，在平時和戰時都意圖獨攬迦太基的行政權和司法權。大約在羅馬的十人執政時期，這種情形造成了體制的變革和新組織的設立。我們知道，曾擔任法官的人都有資格選入士師團，但候選人必須經過一個自選的五人會（pentarchies）的甄選。士師雖然依據法律應年年改選，但實際上卻長期或甚至是終身任職，所以希臘人和羅馬人經常稱他們為「元老」。其中詳情雖不甚明瞭，我們卻能清楚地知道這一組織的性質，它是貴族聯合選舉出的寡頭組織。這可由一個孤立但十分典型的例項加以證明，即迦太基人於公民所用的普通浴室外，還有專供士師使用的特別浴室。士師原來是作為政治陪審員而設立的，他們有召見將軍的特權，情況所需時可傳訊國王和元老，而主要是在將軍卸任時對其進行清算，甚至是處以死刑，手段極為殘忍暴虐。當然，在這種例子中，行政官員若受其他組織的控制，則受控制者的權力必將轉移到控制者手中。我們不難了解，一方面士師團是如何幹預一切政事的（例如元老會議先把重要檔案遞交給士師，然後再提交給人民），另一方面，國內的控制是何等令人生畏，它論功過行賞罰，以致迦太基的政治家與將軍都不敢為所欲為。

公民

迦太基的公民，儘管不像斯巴達的公民那樣對國事抱消極的旁觀態度，但他們對國事的實際影響力似乎也是微乎其微。在元老的選舉上，公開的腐敗已成為常規。推選將軍時會徵詢人民的意見，但那只是在由元老提議且推舉已畢後所做的樣子而已。其他問題也是在元老認為適宜或無法達成一致時，才會告知人民。迦太基沒有設立具有司法權的人民大會。公民無權可能主要是由其政治結構所造成，曾提及過的迦太基群眾協會與斯巴達的pheiditia類似，大概是由寡頭政治操縱的組織。另外甚至還提到了「自由民」與「勞工」的區別，我們由此可以推論後者的社會地位較低下，或許與奴隸相差無幾。

政府的角色

綜合種種因素觀之，迦太基的政體似乎是個資本家的政府。這是在迦太基這樣的社會中自然產生的結果，因為這個社會沒有富裕的中產階級，只有在城市中朝不保夕的無產群眾和大商人、大農場主，以及上流階級的監管人員。通過派遣沒落的貴族到屬國擔任課稅員和督察，以剝削屬民從而求財致富的制度，是腐敗的寡頭政治一貫的特徵，這在迦太基也屢見不鮮。亞里士多德認為這是迦太基政體得以持久不衰的主要原因。直到他的那個時代，無論是起於上流階級還是下層階級，在迦太基都沒有發生值得一提的革命。群眾一直無人領導，因為執政的少數人能夠用物質來收買一切有雄心壯志或窮困潦倒的貴人，並通過選舉時的賄賂或其他方式，令他們滿足於得到一些殘羹冷炙。在這樣的政府的統治之下，必然會產生提倡民主的反對力量，但在第一次布匿戰爭時，這種反對力量還比較微弱。到了後來，由於受到戰敗的影響，反對黨的勢力開始不斷擴大，其速度比同一時期羅馬民主勢力的增長速度要迅猛得多。人民大會開始對政治問題做最後的決定，打破了迦太基寡頭政治無所不能的態勢。第二次布匿戰爭結束之後，漢尼拔建議百人議會的議員不得連任兩年，迦太基這才開始實行完全的民主制度。在迦太基當時的形勢下，這確實是唯一能夠拯救它的方法。反對黨受到強烈的愛國心和改革熱情的驅使，但不可否認的是，他們的社會根基早已腐爛。見多識廣的希臘人曾將迦太基的公民與亞歷山大城的人民相比較，認為他們完全是烏合之眾，因此理應沒有權勢。那麼，我們便會產生疑問，迦太基的革命又有什麼益處呢？因為迦太基人自己就是革命興起的源頭。

迦太基的首都及其權勢

就財政而言，無論從哪個方面來看，迦太基都在古代各國中位居第一。根據希臘首位史學家的證明，在伯羅奔尼撒戰爭時代，這個腓尼基城市的財力優於希臘所有國家，其收入與波斯大王不相上下，波力比阿斯（polybius）稱其為世界上最富有的城市。迦太基人非常精於農業，與後來的羅馬一樣，將軍和政治家都積極參與農業實踐和農業教育，迦太基人瑪哥的農業論著可以證明這一點。該論著後來被希臘和羅馬農民奉為合理耕種的金科玉律，不但被譯為希臘語，還由羅馬元老院下令將其編為拉丁本，並官方推薦給義大利的地主。腓尼基農業的一個特點就是與資本密切聯絡：腓尼基人務農的一句首要格言就是「一個人所得的土地切不可超過其有能力耕種的範圍」。由於利比亞實行畜牧經濟，因此盛產馬、牛、綿羊和山羊，其物產之豐富，正如波力比阿斯所說，在當時是任何國家都無法與之媲美的，這為迦太基人創造了很大的優勢。在土地的耕作方面，迦太基人為羅馬人之師，他們還將利用屬民的方法也傳授給了羅馬人。迦太基人利用這種方法間接地收到了「歐洲最佳部分」和北非最富裕地區（如畢查基第和小錫兒第河等地）的地租。在迦太基，商業被視為高尚的事業，船運和製造業也因商業而繁榮起來，即使僅順從自然趨勢，商業每年也為那裡的居民帶來豐厚的收益。我們在上文提及過迦太基人如何巧妙地運用日漸擴大的壟斷制度，不僅獨佔了西地中海的對外貿易活動，而且操縱著內陸的商業活動，東西方之間的運輸業越來越集中於這一港口。

如後來的羅馬一樣，迦太基的科學和藝術似乎主要受到希臘的影響，但它們並未受到人們的忽視。腓尼基有相當多的著作，迦太基城被征服後，人們在那裡發現了甚多珍藏的藝術品（不是由迦太基人所創造，而是從西西里的廟宇中掠奪來的）和許多藏書。但迦太基人的智慧也是為資本服務的。在其所有著作中，農學書和地理書佔有顯要地位，如前面提及的瑪哥農業專著，以及艦隊司令漢諾沿非洲西岸航行的記錄。後者原以公眾名義置於迦太基一座神廟內，其譯本至今尚存。甚至說到某些成就的普及，尤其是外國語知識的傳播，當時的迦太基人可能幾乎與帝國時代的羅馬人不相上下，這也證明迦太基人使希臘文化得到了實際的運用。要想對這古代倫敦所積累的資本有一個明確的概念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我們可以從幾件事略窺其大概：儘管迦太基用於整軍備戰的花銷較大，在管理國家財產方面既欠妥當又無信用，但其屬民的供奉和關稅卻足以支付所有支出，因此無需向公民徵收直接稅。再者，即使在第二次布匿戰爭以後，國家損失慘重，其日常費用和每年需納給羅馬的48000英鎊仍可不需徵收任何賦稅即足以付清，只是在財政管理上要稍緊一些。與羅馬講和14年後，迦太基竟提出要將剩餘的36期賠償款一次性付清。但能表明迦太基財政優勢的並非只有歲入的總額。在古代大國之中，我們發現只有迦太基具有後來進步時代的經濟原則。據說迦太基向外國貸款，在錢幣制度上，除用金銀之外，還有一種本身並無價值的代用貨幣，這種貨幣是古代其他地方所沒有的。事實上，如果政治化為一種商業投機，則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比迦太基經營得更加出色。

迦太基與羅馬的經濟之比較

現在，讓我們將迦太基和羅馬的國力做一比較。兩者皆為兼營農業與商業的城市，此外便沒有其他產業了。兩者的藝術與科學基本都處於次要地位，且都具有實用性，只不過迦太基在這方面要優於羅馬。在迦太基，富豪強於地主，而在當時的羅馬，地主仍然強於富豪。雖然迦太基的農業家普遍都是大地主和奴隸主，當時的羅馬公民則大多數都仍然親自耕種田地。羅馬人大多擁有財產，因此都是守舊派；迦太基人則大多沒有財產，因此既渴望富人的黃金，又易於擁護民主人士要求改革的呼聲。在迦太基，商業大城所獨有的富裕生活早已盛行，而羅馬的風俗和警察制度仍遵循往日嚴謹節儉的作風，至少在表面上看來是如此。當迦太基的使者從羅馬回來時，他們告訴其同僚，羅馬元老之間的關係之密切簡直超乎想象，一套銀器竟足以供整個元老院使用，不論使者受邀到哪一位元老家中，看到的都是同一套銀器。這一譏諷足以表明兩者的經濟狀況是何等不同。

政體之比較

兩者都是貴族政體，士師會統治迦太基，元老院則統治羅馬，兩者採取相同的警察監管制度。迦太基的統治機關對行政官員嚴加控制，並絕對禁止公民學習希臘語。凡與希臘人交往，必須由公定的譯者進行翻譯，這與羅馬政府制度的精神相同。迦太基的國家監管制度殘酷而嚴苛，幾近愚蠢；與之相比，羅馬的罰款與審查制度顯得寬容且合理。羅馬的元老院是向有傑出才能的人開放的，它最能代表人民，因此能夠信任人民，也無需對那些行政長官心存畏懼。但迦太基的元老院卻是建立在政府以猜疑態度監察行政的基礎之上，且只代表顯赫世家的利益，該制度的本質是對上級和下級的不信任。因此，它既不能確信人民會擁護它的領導，又時常擔心行政長官謀權篡位。因此也就造成了羅馬政策的穩定性，遭遇不幸時從未退卻一步，機會來臨時也從未因疏忽或淡漠而錯失良機。迦太基人卻不是這樣，在最後放手一搏就可能拯救全域性的關鍵時刻，他們往往放棄拼搏，厭倦或忘卻了其肩負的民族責任，任憑完成了一半的大廈訇然倒塌，數年後只好再重新開始。正因如此，羅馬有能力的官吏通常非常理解他們的政府。而在迦太基，賢能的官員卻往往與國內當局水火不容，並被迫用不合法制的方法來對抗他們，與反對政府的改革派相聯合。

屬民待遇之比較

迦太基與羅馬都統治著若干同族的民社和許多異族的民社。但羅馬允許各地陸續獲得公民權，甚至拉丁民社也依法享有公民權。迦太基從一開始就保持著排外性，不允許屬地抱有某一天能處於平等地位的希望。羅馬讓同族的民社分享勝利的果實，尤其是獲得的領土；分給富人和貴族實質的利益，想以此至少爭取到一個於己有利的黨派。迦太基不僅將勝利的成果完全據為己有，甚至剝奪了最具特權城市的通商自由權。即使對最下等的屬國，羅馬也決不完全剝奪其獨立性，且對任何民社都不徵收固定的貢金。迦太基則派遣監督者到各個地方，就連腓尼基的古城也承擔著沉重的貢金，而附屬部落實際上與奴隸的待遇無異。這樣，在迦太基—非洲聯盟中，除了烏提卡之外，沒有任何一個民社不因迦太基的沒落而在政治和物質上受益。而在羅馬—義大利聯盟中，政府總是竭力避免損害到屬國的物質利益，至少不會採用極端的手段向政治上的反對派發起挑戰，所以沒有任何一個民社因背叛羅馬而利多於弊。如果迦太基的政治家認為利比亞的叛變更能讓人心生畏懼，於是利用此事來說服下屬的腓尼基各民社，讓他們擁護迦太基的利益，並用代用貨幣來安撫所有的地主，那他們就錯了，因為商場上的算計並不適用於政治。經驗證明，羅馬的霸業儘管看似散漫，但在抵禦皮洛士的攻擊時卻固若金湯。然而迦太基的霸業，在敵軍踏上非洲土地時，便像蛛網一樣斷為遊絲。阿加托克利斯和雷古魯斯登陸時也是如此，傭兵戰爭的結果亦復如是。盛行於非洲的精神可通過一事加以表明：當傭兵發起反迦太基之戰時，利比亞的婦人紛紛自願將她們的首飾捐給傭兵以助其作戰。只有在西西里，迦太基人的統治才似乎比較寬和，而在這裡他們也得到了較好的結果。他們給予西西里的屬民以相對自由的對外貿易權，並特許他們用金屬貨幣經營內地的商業，他們所獲得的行動自由也遠比撒丁人和利比亞人要多。

如果敘拉古落入迦太基人之手，他們的政策就會立即發生改變。但這種情況並未發生。由於迦太基政府謹慎寬容的做法，再加上西西里的希臘人不幸遭到侵擾，所以西西里竟然有一個對腓尼基人友善的黨派。例如，即使在該島轉歸羅馬所有後，阿格里真託的腓裡努斯（philinus）仍寫了一部完全體現腓尼基精神的大戰史。雖然從整體上來看，作為屬民和希臘人的西西里人，對他們的腓尼基主人必定深惡痛絕，至少與薩莫奈人和塔蘭提諾伊人（tarentines）痛恨羅馬人不相上下。

財政之比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