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二十三年之後，在希斯羅機場與邊檢官的交談是簡短的：
「商務還是消遣？」
「您認為葬禮屬於哪一種？」
他擺擺手讓我過關。
二
二十三年之前，為了讓這位邊檢官的前任放行我，我耗費了近兩小時。坦白地說，責任在我。我當時剛剛離開俄國，打算途經倫敦去美國，因為我被邀請參加倫敦的國際詩歌節。我手裡沒有護照，只有一張美國人簽發的過境簽證，這簽證裝在一個很大的黃色信封裡，是駐維也納的美國領事館發給我的。
除了自然會有的焦慮外，這一等待讓我感到特別難受的另一個原因來自溫斯坦·奧登，他與我搭乘同一班飛機從維也納飛來。海關官員們抓著那個黃色信封不放時，我看見奧登在關口前焦躁地走來走去，神情越來越憤怒。他不時與這個官員交談，不時又與那個官員交涉，可總是被打斷。他知道我在倫敦舉目無親，他不能扔下我不管。我的感受糟糕極了，即便僅僅因為他的年齡是我的兩倍。
我們最終通過海關，前來迎接我們的是一位美麗動人的女子，她個子很高，舉止宛如公主。她吻了吻溫斯坦的面頰，然後對我做了自我介紹。「我叫娜塔莎，」她說，「我希望您能住在我們家。溫斯坦也會住我們家。」我嘟囔了幾句幾乎不完全合乎語法的話，奧登這時插話說：「她是斯蒂芬·斯彭德的妻子。你最好答應她。他們已經為你準備好了房間。」
接下來的事情就是，我們坐進汽車，娜塔莎開車。顯而易見，他們已考慮周全，也許在電話裡討論過此事，儘管我完全是個陌生人。溫斯坦對我所知甚少，斯彭德知道得更少。可是……倫敦市郊的風景在車窗外閃過，我嘗試著閱讀廣告牌。最多見的是「bedandbreakfast」，我認識這幾個單詞，可是卻幸運地不解其意，因為其中沒有動詞。
三
傍晚，我們三人坐下來吃晚飯，我試著向娜塔莎解釋(我一直在因輪廓分明的美麗臉龐和十分家常的俄國名字這兩者間的矛盾而感驚訝)，我其實並不完全是個陌生人。其實在俄國時我就擁有這家人送的幾件東西，是他們託安娜·阿赫馬託娃捎給我的，阿赫馬託娃曾於一九六五年來英國接受牛津大學的榮譽博士學位。這幾件東西包括：兩張唱片(普賽爾的《狄多和埃涅阿斯》，以及理查德·伯頓朗誦的英國詩人作品選集)，一條顏色很像三色旗的某所學院的圍巾。阿赫馬託娃告訴我，這些東西是一位非常英俊瀟灑的英國詩人送的，他的名字叫斯蒂芬·斯彭德，是他託阿赫馬託娃把這些東西交給我的。
「沒錯，」娜塔莎說，「她當時給我們談了您的許多事情。您當時在監獄，我們非常擔心您會挨凍。所以就送了條圍巾。」
就在這時門鈴響了，她起身去開門。我在與溫斯坦交談；更確切地說，我在聽他談話，因為我的英文語法讓我很難主動張口。儘管我此時已譯了不少英語詩歌(主要是伊麗莎白時代的詩人作品，也有一些美國當代詩歌，還有兩三部劇作)，但我的談話能力依然微乎其微。我用「大地的震顫」(trepidationoftheground)來代替「地震」(earthquake)。此外，溫斯坦說話語速極快，而且具有真正的、大西洋彼岸的美國特色，這也需要我聚精會神。
可是一剎那間，我卻完全喪失了注意力。一位身材十分高大的白髮男人稍稍弓著腰走進屋來，臉上帶著儒雅的、近乎道歉的笑意。在這間顯然是他自家餐廳的屋子裡，他卻表現出一種新客的拘謹，而非主人的自信。「你好，溫斯坦！」他說道，然後又問候了我。
我不記得他當時具體說了些什麼，可我記得我被他的話語之優美驚倒了。有這樣一種感覺，似乎英語作為一種語言所具的一切高貴、禮貌、優雅和矜持都在一剎那間湧入了這個房間。似乎一件樂器的所有琴絃都在一剎那間被同時撥動。對於我和我這隻缺乏訓練的耳朵來說，這個效果是富有魔力的。這一效果毫無疑問也部分地源自這件樂器那稍稍弓著的框架：我覺得自己與其說是這音樂的聽眾，不如說是它的同謀。我打量一下四周，發現無人流露出任何情感。不過，同謀也永遠不會流露情感。
四
當天晚上更晚些時候，斯蒂芬·斯彭德，就是上面提到的那個人，和我一同去bbc電視臺做一檔晚間節目的現場採訪。二十三年之前，像我這樣一個人抵達倫敦還被視為一條新聞。整個採訪持續兩小時，包括乘計程車往返的時間在內。在這兩小時內，尤其是坐計程車時，我的著迷勁兒開始有所減弱，因為我們談起了實事。談電視採訪，談第二天就要開幕的國際詩歌節，談我在英國的逗留問題。談話突然變得輕鬆起來，因為我們就是兩個在就事論事的男人。我有些奇怪：面對這位我之前從未謀面的身高六英尺、藍眼睛白頭髮的老人，我竟然沒有任何侷促感，我不明白這是為什麼。很有可能，讓我產生安全感的是他的高個兒和高齡，更不用說他的牛津口音了。除此之外，在他紳士般的、近乎笨拙的矜持舉止以及略帶歉意的笑容裡我感覺到，他在身邊的每一種現實裡都覺察到了某種轉瞬即逝、有些荒誕的本質。我本人對於這樣的態度並不陌生，因為這種感覺並非源於人們的心理或性格，而是源於人們所從事的職業。一些人不太願意展示這種感受，而另一些人則展示得多一些。還有一些人，他們完全不善於藏匿這種感受。我覺得他和我均屬於最後一種人。
五
在我看來，我們後來之所以不可思議地成了朋友，而且這段友誼還維持了二十三年，這一點是一個主要原因。還有其他一些原因，我下面也會提及一些。但我在開始敘述之前必須說明，下面的文字看上去如果太像個人回憶，而我又在其中佔據了太多的篇幅，這只是因為我無法、至少現在無法用過去時態來談論斯蒂芬·斯彭德。我不打算來玩一場唯我論遊戲，即否認他已逝去這一顯而易見的事實。這樣做對我來說或許並不太難，因為在我所言的這二十三年間我們很少見面，每次相處也從未超過五天。可是在我的意識中，我的所思所為卻與他和溫斯坦·奧登的生活和詩作極其緊密地交織在了一起，因此我此刻覺得，回憶往事似乎更貼切一些，勝於清理自己的情感。生活就像是引用，如果你能把什麼東西背誦下來，這東西便同等地屬於你和它的作者。
六
接下來的幾天我一直住在他們家，受到斯彭德夫婦和溫斯坦無微不至的關照，從早餐到晚餐再到睡前的小酌。有一次，溫斯坦想教我使用英國的公用電話，我的低能讓他深感驚訝。斯蒂芬試圖向我解釋地鐵系統，可最終還是娜塔莎開車拉我去了每個地方。我們曾在皇家咖啡館吃飯，這裡曾是斯蒂芬向娜塔莎求婚的場所，當時正值倫敦遭受大轟炸，他倆在空襲的間歇期會來這裡吃口熱飯菜，跑堂的則在一旁清掃從咖啡館窗戶上震落的碎玻璃。(「德國人朝我們扔炸彈時，我們其實一直在想俄國飛機何時會加入他們一夥。那些日子裡我們時刻在提防俄國的轟炸機。」)或是一起去索尼婭·奧威爾家吃午飯。(「《一九八四年》不是一部小說，」溫斯坦說，「而是一部學術著作。」)後來又去蓋瑞克俱樂部吃晚飯，同席的還有西里爾·康諾利和安格斯·威爾遜，前者的小說《諾言的敵人》我兩三年前剛剛讀過，關於後者我則一無所知。前者看上去蒼白浮腫，有點像個俄國人；後者身著粉紅襯衫，像一隻熱帶鳥。談話與我不沾邊兒，我淪為一名觀察者。
我在當時常常落入這種境地，也時時感到很不自在。我把這種感受說給斯蒂芬聽，可他顯然相信耳濡目染的薰陶比分析思考更有效。一天晚上，他和娜塔莎把我帶到倫敦南區去參加一個宴會，地點是當地一位主教的宅邸。對於我這雙缺少訓練的眼睛來說，主教閣下顯得過於活躍，近乎社交迷；他的紫紅袍也過於豔麗，近乎脂粉氣。但飯菜卻超好，酒也不錯，一幫漂亮的年輕修士站在那裡招待客人，看上去也十分惹眼。宴會結束後，太太們離席走入隔壁房間，先生們則留下來喝酒，抽哈瓦那雪茄。我發現自己坐在c.p.斯諾的對面，他開始向我吹捧米哈伊爾·肖洛霍夫小說的各種長處和真實可信。我花費了大約十分鐘時間，竭力回想帕特里克主編的英語俚語字典裡某個合適的詞條(在俄國時我只有這部詞典的第一卷)，以便做出恰如其分的回答。斯諾先生的臉的確變得雪白，斯蒂芬則開懷大笑。其實，我針對的主要目標並非這位粉紅色的左傾小說家，而是那位淡紫色的脂粉氣主人，他那雙漆皮鞋在桌子底下偷偷碰了碰我那雙忠貞的胡什普皮牌男鞋。
在回家的汽車上我試圖向斯蒂芬解釋這一切，可他只是吃吃地笑。車外已是深夜。我們正行駛在威斯敏斯特橋上，他看了看窗外，說道：「他們還在開會。」然後問我：「你累嗎？」我說不累。「那我們就進去看看。」娜塔莎停下車，我們下車向國會大廈走去。我們爬過幾組臺階，走進一個大廳，在過道的椅子上坐了下來。我想這裡就是下議院，關於某個稅種的爭論正在激烈進行。一些身高和麵色都相差不多的男人紛紛站起身來，發表一通言辭激烈的演講，然後坐下，片刻之後又再度起立。斯蒂芬在我耳邊細語，向我轉述他們的討論內容。可這對我而言基本上仍是難以理解的，幾乎就像一齣啞劇。我坐在那裡，仔細打量著房梁和彩色玻璃窗戶。就是在這裡，我親自面對著我年輕時最神聖的理念，這親臨其境的感受讓我眼花繚亂。我忍住笑，身體抖動起來。我的精神現實和肉體現實間的差異突然加大了，當後一種現實坐在威斯敏斯特核心位置的一張綠色皮長椅上時，前一種現實卻拖著腳步，慢吞吞地走在烏拉爾山脈的另一邊。空中旅行就是這樣，我心裡想道，又看了一眼斯蒂芬。潛移默化的作用顯現出來了。
七
國際詩歌節規模很大，這個略顯散亂的活動在泰晤士河南岸的皇家藝術節大廳舉辦。世上只有很少幾樣東西能比貧窮和混凝土的混成更糟糕，可混凝土和輕佻的混成即為其中之一。但另一方面，這種混成也與其內部正在進行的活動很協調。西德人尤其能融入這一環境氛圍，他們藉助直白的身體語言使自由詩又向前邁進了一步。我記得溫斯坦曾愁眉苦臉地盯著後臺的顯示屏，說道：「給你們付錢可不是讓你們來幹這個的。」付的錢微不足道，可對於我來說這可是頭一回手握英鎊紙幣，在將錢揣進口袋時我感到一陣激動，這實際上就是狄更斯和約瑟夫·康拉德筆下的人物使用過的錢幣呀。
開幕式招待會在蓓爾美爾街一座高樓的頂層舉行，我記得那地方叫「紐西蘭廳」。我寫到這裡的時候，正盯著當天在那裡拍攝的一張照片看：斯蒂芬在對溫斯坦說著什麼好笑的話，溫斯坦開懷大笑，而約翰·阿什伯裡和我則在一旁看著。斯蒂芬比我們大家都高得多，他側身面對溫斯坦，半側面容上的溫情幾乎溢於言表，溫斯坦則雙手插在褲兜裡，興高采烈。兩人目光對視；此時他倆相識已逾四十年，彼此相處甚佳。唉，這讓人難以忍受的快照笑容啊！這就是最終留在你手中的東西：你從生活那裡竊得了定格的瞬間，卻渾然不知前方一場更大的竊取會將你們的珍藏變成徹底絕望的源泉。一百年前，人們至少不用面對這樣的絕望。
八
斯蒂芬的朗誦與溫斯坦和我不在同一個晚上，我沒去聽。但我知道他朗誦的是哪幾首詩，因為我手頭有他那天晚上回來後送給我的《詩選》。他在目錄中的七首詩前做了標記，我們大家在朗誦前都會這樣做個標記。這個詩集與我在俄國時得到的那個版本一模一樣，那一本是一位英國留學生送我的，我將它讀得很熟，因此一眼便看出我喜歡的那兩首詩——《空中飛越普利茅斯灣》和《極地探險》——並未被標出。我記得我問了他為什麼不選這兩首，儘管我在很大程度上能預知他的答案，因為這兩首詩都是很早的舊作。或許正是由於這一原因，我才不記得他當時的回答。不過我記得，我們的談話很快就轉向亨利·莫爾在倫敦地鐵裡創作的《防空洞速寫》，娜塔莎翻出一本破舊的平裝本《防空洞速寫》，我把它放在床頭。
他之所以提起莫爾的《速寫》，我想是因為我提起了《空中飛越》一詩。我先前在俄國讀到此詩時曾大為震驚(儘管我的英語很糟)，驚訝於其中的探照燈意象逐漸從視覺形象發展為幻覺形象。我當時認為，此詩在很大程度上更像是當代的後立體主義(在俄國我們叫它結構主義)繪畫，更像是韋德海姆·劉易斯等人的作品。眾所周知，探照燈是我的童年一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因為它實際上是我最早的記憶，以至於直到今天，只要一看到羅馬數字，我就會立即想起我那座故鄉城戰爭時期的夜空。因此我猜想，我把此類感受說給斯蒂芬聽了，亨利·莫爾那本薄薄的畫冊便隨即登場了。
九
我如今永遠無法得知，這究竟是一個偶然出現的話題，還是斯蒂芬對天真無知的我進行潛移默化教育的既定計劃。不管怎樣，這些速寫對我而言具有非同尋常的衝擊力。我之前看過不少莫爾作品的複製品，均為一些斜倚的小腦袋人體，或單個或成組。大多是在明信片上，雖然我也弄到過一兩本畫冊。我對前哥倫布風、有機形式、空實對比概念等多有耳聞，但不太感興趣。常見的現代藝術空話，缺乏安全感的歌。
《防空洞速寫》與現代藝術很少關聯，而與安全感休慼相關。如果這組圖畫能生出根來，它們或許就能長成曼特尼亞的(或貝里尼的)《花園裡的痛苦》。莫爾顯然依舊著迷於橢圓體，而大轟炸則提供給他一個真正的機遇。這一切都發生在地鐵裡，而地鐵在這裡是一個多重意義的恰當詞彙。雖然在這裡看不見那手持杯盞的空中天使，可每個人大約都會作出「但願它能放過我」的禱告。變換一下溫斯坦的句式，可以說：《防空洞速寫》並非一組畫作，而是一部學術著作。首先，一切都被處理成橢圓體，從遍佈站臺、被包裹著的人體到地鐵車站的拱頂。但這也是一種關於屈從的研究，因為一旦一具軀體由於安全原因而不得不降格到其原初的形態，它便再也無法忘記這種降格，再也無法完全挺直。你只要有一次因屈服於恐懼而蜷縮，你的脊椎之未來便已被決定：你將再次蜷縮。從人類學的意義上講，戰爭最終將導致退化，當然，除非你是個傻孩子。
我就是這樣一個傻孩子，當莫爾在忙著研究他的橢圓體，當斯蒂芬在忙著勘察他的探照燈時。看著《防空洞速寫》，我事實上回憶起了我們家附近的那個防空洞——那是由一座教堂的地下墓穴改建成的，洞裡橫樑交錯，擠滿了被覆蓋、被包裹著的人體，其中就有我的母親和我的。洞外，「三角形，平行線，四邊形，/各種假說的試驗/正在黑板的天空進行……」我入迷地翻看著這一幅幅圖畫，心裡暗暗對自己說，照這樣下去，我甚至會回憶起我的降生，甚至比降生還要早的事情；實際上，我或許會變成一個英國人(我從未想過)。
十
類似的事情早已發生——自從我弄到一本企鵝版的《三十年代詩選》起。你若出生在俄國，就註定會對另一種誕生產生眷戀。三十年代並不遙遠，因為我就出生在一九四年。另一個使這十年與我愈發氣味相投的因素則是其陰冷的、單色調的面貌，這在很大程度上源於印刷文字和黑白電影，我自己出生長大的那個國度就一直保持這種色調，直到柯達膠片入侵後很久也依然如此。麥克尼斯、奧登和斯彭德(我是按照我知道他們的先後次序來排列的)使我頓時獲得一種家庭般的親切感。這並非因為他們的道德觀念(因為我認為我的敵人比他們的敵人更強大，更無處不在)，而是因為他們的詩學。這種詩學令我震驚，首先是在格律和詩節的設定上。讀了《風笛音樂》之後，那種老套的四音步四行詩體就顯得沒什麼誘惑力了，至少在開頭是這樣的。我還發現他們有一個非常迷人的共同之處，即善於以困惑的目光去打量尋常事物。
人們將這稱為影響，我卻稱之為親近。大約從二十八歲起，我便將他們視為我的親戚而非導師或「想象中的友人」。他們構成我的精神家庭，帶給我的親切感遠遠超過我在俄國境內外的任何一位同時代人。你們可以把這歸結於我的不成熟或經過偽裝的風格保守主義。或僅僅是虛榮，即某種孩子氣的願望，希望自己能夠在某種外國的良知準則的框架下得到評判。另一方面，我們也要考慮到另外一種可能性，即他們的作品可以贏得遠方的摯愛。或者，閱讀用另一種語言寫作的詩人體現了一個人渴望抒發崇拜之情的心理。這一點兒也不奇怪：瞧瞧教堂你就明白了。
十一
我在這樣一個精神家庭裡生活得很愉快。牆壁一樣厚的英俄字典事實上是一扇門，或者應該說是一扇窗，因為那字典時常是霧濛濛的，需要集中精力才能看透它。這種付出是值得的，因為我面對的是詩歌，而詩中的每一行都是一種選擇。你能依據一個人所選擇的形容詞來對此人作出總體判斷。我認為麥克尼斯是個混亂的、隨意的、充滿音樂感的人，我想象中的他面色憂鬱，沉默寡言。我認為奧登光彩奪目，果斷剛毅，充滿機智和悲劇感，我想象中的他個性乖張，態度冷硬。我認為斯彭德的想象力與前面兩位相比更具抒情性，更為大膽，儘管他顯然是個現代派，可是我卻無論如何也想象不出他的模樣。
閱讀就像愛情，也是一條單行道，我所做的一切他們幾個全都一無所知。因此當我在那個夏天來到西方時，我的確依然是個陌生人。(比如，我就不知道麥克尼斯已在九年前去世。)或許只有溫斯坦與我稍熟一些，因為他為我那本《詩選》寫了一篇序言，他應該清楚我的《悼t.s.艾略特》一詩是對他那首《悼w.b.葉芝》的模仿。但對於斯蒂芬和娜塔莎而言我卻肯定是個陌生人，即便阿赫馬託娃的確曾對他們談起我。在之後的二十三年間我從未與他談起他的詩，同樣也沒有談過我的詩。我們也從未談過他的《世界之中的世界》、《三十年代及之後》、《愛恨關係》和《日記》。在一開始，我想罪魁禍首是我的膽怯，我的伊麗莎白時代的詞彙和羸弱的語法更加重了這種膽怯。後來，這個遺憾則應歸咎於我們兩人跨大西洋飛行後的疲倦、公眾場合、環繞的人群或那些吸引力勝過我們自己作品的人與事。諸如政治醜聞或新聞事件，還有溫斯坦。但是從一開始我們似乎就感覺到我們有著更多的相同之處，就像是一家人。
十二
除了我們各自的母語外，將我們分隔開來的還有他長我的三十餘年時光，還有溫斯坦和斯蒂芬的超高智慧，以及他們兩人的私人生活——溫斯坦的私生活要多一些，斯蒂芬的則少些。這聽上去似乎是在說他們韻事不斷，其實不然。在我遇見他們的時候，我並不清楚他們程度不同的多情特質；再說，他倆當時已年逾六十。我當時、現在乃至到死都清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他們非同尋常的智慧，我從未見過能在這一方面與他倆匹敵的人。這自然會在某種程度上打消我智力上的不安全感，儘管並不能填平這道鴻溝。至於他們的私生活，我認為，這一點之所以受到廣泛關注，恰恰因為他們擁有被人們公認的超高智慧。直白地說，因為他們在三十年代曾是左派，斯彭德還做過幾天共產黨員。在集權國家中由秘密警察進行的那些事，在一個開放社會里則大致由一個人的反對者或批評者來完成。但反過來，若將一個人的成就歸結為他的性取向，這或許更加愚蠢。總體而言，將一個人斷然定義為一種性的生物，這是一種可怕的簡化行為。即便這僅僅是因為，一個人從事性生活的時間要遠遠少於他做其他事情，比如說掙錢養家，駕駛汽車，即便他年少體壯。從理論上講，詩人享有更多的時間，但考慮到詩歌並不巧妙的賺錢方式，詩人的私生活並不配獲得如此之多的關注。尤其在他用諸如英語這樣一種漠視性別的語言寫作的情況下。如果這門語言對這件事漠不關心，使用語言的人又為何要關注有加呢？不過，他們的關注也可能恰恰源於語言的不關注。言歸正傳，我的確感覺我與他們之間的同遠大於異。我唯一無法跨越的鴻溝就是年齡。至於智慧方面的差異，我在最好的狀態下會讓自己相信，我正在逐漸接近他們的水準。還有一道鴻溝即語言，我一直在竭盡所能地試圖跨越它，儘管這需要散文寫作。
十三
我唯一一次直接與斯蒂芬談起他的作品是在他的《廟宇》一書出版時。那個時候，我得承認，長篇小說已不再是我熱衷的閱讀物件，如果他的這本書不是獻給偉大的德國攝影家赫伯特·李斯特的，而我又愛過這位攝影家的侄女，我或許完全不會與他談起這部小說。看到書前的題詞，我立馬捧著書跑去見他(我想是在倫敦)，凱旋般地對他說道：「瞧，我們是親戚！」他略微一笑，說世界真小，歐洲更小。是的，我說，世界真小，而且無人能將它擴大。他補充說，而且也不會擴大，或是諸如此類的話，然後他問我是否真的喜歡這本書。我對他說，我始終覺得自傳體小說是個矛盾概念，它遮掩的東西要超出它道明的東西，即便讀者愛不釋手。無論如何，對於我來說，作者似乎更像是書中的次要角色而非主人公。他回答說，這在很大程度上受制於當時的精神氛圍，也部分受制於書刊審查制，他或許會重新改寫全書。我對此表示反對，說遮掩就是文學之母，而書刊審查制甚至可以說是文學之父；當普魯斯特的傳記作者們花費大量筆墨來證明阿爾伯蒂娜實際上就是阿爾伯特時，再沒有什麼比他們的所作所為更糟的了。是的，他說；那些人的筆的運動方向是與作者完全相反的，他們是在消解結構。
十四
我發現我不由自主地用了過去時態，我不知道我是否該與之抗爭。他於七月十六日去世，今天是八月五號。可我仍然無法對他蓋棺定論。我關於他所說的任何話都會是假定的或單邊的。定義永遠是不充分的，他有能力在八十六歲時逃脫定義，這並不令人意外，即便我只是與他同行了這八十六載的四分之一。不知為什麼，我發現質疑自己的存在要比相信他的逝去更輕鬆一些。
這是因為善良和斯文能持續得更久。而他的善良和斯文則最為持久，因為它們出現在一個骯髒、殘酷、非此即彼的時代。至少，他的行為舉止——在這方面他可謂詩如其人——都既是選擇的結果也是性格的結果。在娘娘腔的時代，比如當今，一個人，尤其是一位作家，大可以表現得殘暴、犀利、刻薄。實際上，人們在娘娘腔的時代只能兜售血腥和垃圾，否則便沒有顧客。而在希特勒和斯大林時代，他們則要走相反的路線……唉，所有這些平裝的殘暴才華啊！如此之多，毫無必要，被金錢淹沒。僅此一點便足以讓人們懷念三十年代，對那場混亂感到親切。但歸根結底，無論在生活中還是在紙張上，無論是通過行為還是藉助修飾語，能讓你保持住你的尊嚴的東西就是善良和斯文。僅憑這一點，他現在和將來都是能被感知的。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將越來越易被感知。
十五
且不論我的這些奇思怪想(親切感、精神家庭等等)，我和他相處得也一直很好。這部分仰仗於他那總是完全出人意料、充滿突轉的思維方式。他在與人交際時顯得十分機智風趣，這與其說因為有人在場，不如說由於他天生不善說老套的話。如果一個現成的觀念從他嘴裡冒了出來，那這只是為了在句子的末尾將它徹底顛覆。可是，他這樣做卻不是在試圖自娛自樂；這只是因為他的話語試圖趕上他自己的思想列車，這趟列車在永不停息地飛馳，因而往往令說話者本人也相當意外。他雖然年歲已高，可過去卻很少成為他的主題，它的出現頻率遠遠少於現在或將來，對於後兩者他格外熱衷。
另一方面，我認為這也是他從事的行業所帶來的結果。詩歌是一個巨大的不安全感和不確定性的學校。你永遠無法知道你創造出來的東西是否有價值，你更少知道你明天能否創造出什麼有價值的東西來。如果這最終沒有毀掉你的話，那麼不安全感和不確定性就將成為你的親密朋友，你幾乎會覺得它們擁有自己的靈性。我想正因為如此，他才對未來如此感興趣，這未來當中包括國家的未來、個人的未來和文化趨向的未來，他似乎想提前看到所有可能出現的錯誤，不是為了最終避免犯錯，而只是為了更好地認識他那兩位親密的朋友。出於同樣的原因，他從不炫耀他過去的成就，也從不展示自己的不幸。
十六
這會使人產生這樣一個印象，即他缺乏野心，沒有虛榮心。我覺得這個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對的。我記得多年前的一天，我和斯蒂芬一起在佐治亞州的亞特蘭大朗誦詩歌。實際上我們是在為《查禁目錄》募集捐款，在我看來這份雜誌其實就是他的創意，他十分關注這份雜誌的命運，自然也關注書刊審查制這一問題自身。
我們要在臺上待大約一個半小時；這時我們正坐在休息室裡翻著我們的詩稿。若兩位詩人一起朗誦，通常都是一位詩人讀上四十五分鐘，再由另一位詩人也讀上四十五分鐘。為的就是給聽眾留下一個令人信服的個人形象，其中心思想就是：「我是主角。」斯蒂芬朝我轉過身來，說道：「約瑟夫，我們為什麼不這樣幹呢？每人先各讀十五分鐘，然後是提問和回答，接著每人再各讀十五分鐘。這樣他們就不會感到無聊了。你看怎麼樣？」我說，太棒了。就應該這樣，這會使我們的朗誦帶有某種娛樂色彩。詩歌朗誦首先就該這樣，而不應是一趟自我旅行。這是一場演出，一齣戲劇，更何況還是一次募捐。
這是在美國佐治亞州的亞特蘭大。這裡的聽眾，即便是滿懷善意的聽眾，對他們自己的美國詩歌也知之甚少，更不用說英國詩歌了。他提議的朗誦方式既無助於擴大他的名聲，也無助於推銷他的書。也就是說，他這樣做不是為自己著想，他也沒有朗誦任何熱門的詩作。我無法想象有哪位他的美國同行(尤其是他那個年紀的美國同行)會有意虧待自己，無論這樣做是為了某件事情還是為了聽眾著想。當時的大廳裡大約有八百人，如果不是更多的話。
「我看美國詩人的神經都快要崩潰了，」他常常這樣說(他指的是我們這一行著名的自殺者們)，「因為這裡的賭注很大。在英國，詩人的收入向來沒有這麼高，想成為舉國知名的大人物更是門都沒有，雖然我們那個國家要小得多。」然後他會嘻嘻一笑，再補充一句：「其實恰恰因為這一點。」
十七
這並不是說他對自己評價過低；他的本性就如此謙虛。我還想說，這個美德同樣源於我們這個行當。如果你沒有天生的機體紊亂，那麼詩歌，無論是寫詩還是讀詩，均能教給你謙遜，而且速度很快。你若既寫詩又讀詩，則尤其如此。那些逝者已足以讓你產生此類情感，更不用說你的同輩們了。質疑自我將成為你的第二天性。當然，如果你的同輩們業績平平，你或許能因自己的成就而沾沾自喜一段時間；但如果你在大學時代就遇見了溫斯坦·奧登，你的自我迷戀就註定是短暫的。
在這次相遇之後，無論寫作還是生活都變得讓人不安了。我的意見或許不對，但我有這樣一種印象，即他拋棄的東西遠比他發表的東西多。但在生活中，在你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拋棄的生活中，這種不安最終會變成一種特殊的敏感和可怕的清醒(奧登會時常成為這種清醒態度的物件，卻從不會被損傷)。這種敏感和這份清醒的結合能使一個人成為紳士，如果敏感在這一組合中分量更大的話。
十八
在大西洋兩岸那些很大程度上缺乏教養的文學人士中，他正是這樣一個人。他鶴立雞群，無論是就這個成語的字面意義還是就其形象意義而言。那些人無論是左派還是右翼，其反應均是可以預見的。x會責怪他在二戰期間是個反戰主義者(儘管他並非什麼反戰主義者，他由於身體原因沒能被軍隊接受，他後來擔任消防隊員，而在大轟炸期間的倫敦擔任消防隊員，這與此時在其他地方以道德理由拒服兵役的行為完全不可同日而語)。y會指責他在五十年代曾主編受中央情報局資助的雜誌《邂逅》。(儘管斯蒂芬在弄清這份雜誌的財路性質後便立即辭職，可那些如此厭惡中情局金錢的人士為何不願出資幫這份雜誌一把呢？)正直的z會斥責他在河內遭到轟炸時公開表示時刻準備前往那裡，卻又同時詢問誰肯出路費。一個靠自己的筆生活的人(斯蒂芬的三十多部書——更不用說那無數的評論了——清楚地說明了他是靠什麼生活的)很少用錢來表達自己的信念；另一方面，他似乎也不願靠河內政府的錢來表達自己的良心不安。是的，這僅僅是這份字母表的最後三個字母。十分奇怪的是，或者說不足為奇的是，這些指責和教訓卻大都來自出生於美國的人士，也就是說，他們來自這樣一個國家，那兒的道德高調與滾滾財運攜手同行，超過任何其他地方。就整體而言，戰後的世界是一場相當平淡的演出，他不時參與其中，並非為了掌聲和鮮花，而是為了拯救這場演出，如我們事後所看到的那樣。
十九
我發現我是在發表社論，體裁開始左右內容了。這在某些時候是可以接受的，但並非在當下。當下，內容應該決定體裁，即便最終的結果只是一些碎片。因為一旦你的生活被託付給了一個旁觀者，這就是結果。因此，就請允許我閉上眼睛，靜靜旁觀吧：一天晚上，在米蘭的一家劇院，十年或十二年之前，人們濟濟一堂，燈光璀璨，電視轉播，如此等等，臺上坐著一幫義大利教授和文學批評家，還有斯蒂芬和我，我們都是某個重要詩歌獎的評委會成員。該獎這年被授予了卡爾洛·貝託奇——一個瘦骨嶙峋的八十歲老人，一副農夫外貌，有點像弗羅斯特。老人腳步蹣跚地走過大廳中的過道，十分吃力地往舞臺上爬，嘴裡暗自嘟囔著什麼。沒有一個人動彈，那些義大利教授和文學批評家都坐在椅子上看著老人與臺階做鬥爭。這時，斯蒂芬站起身來，開始鼓掌，我也加入進來。然後，響起一片熱烈的掌聲。
二十
或是二十餘年前的一個深夜，芝加哥市中心一個空曠的、寒風凜冽的廣場。我們從某人的轎車裡鑽出來，鑽進冬日的細雨，向一件由鑄鐵和鋼纜構成的巨大裝置走去，這裝置黑黢黢地矗立在廣場中央的一個基座上。這是畢加索的雕塑，我們走近了之後發現這是一顆女人頭顱。斯蒂芬想來看看這尊雕塑，因為他第二天一早就要離開這座城市。「很有西班牙味兒，」他說道，「也很有戰爭味兒。」突然，我感覺像是回到了一九三七年，西班牙內戰，他參加了那場戰爭(我相信他是自費前往的)，因為這是人類歷史上為建立正義之城而進行的最後鬥爭，不是超級大國間的博弈，結果我們輸了，然後這一切都被二次大戰的殘殺所遮蔽。那個夜晚風雨交加，十分寒冷，只有黑白兩色。這個滿頭白髮、身材高大的男人從黑色舊外套的袖口裡伸出雙手，像個孩子似的緩緩圍著這堆散亂的金屬轉圈——那位西班牙天才將這堆東西擰在一起，做成了一件廢墟般的藝術品。
二一
或者是在倫敦的皇家咖啡店，我每次去倫敦都一定邀請他和娜塔莎去那裡吃飯。為了重溫他們的記憶，也為了重溫我的記憶。記不清是哪一年了，但不是很久以前。以賽亞·伯林與我們同席，還有我的妻子，她那雙年輕的眼睛一直盯著斯蒂芬的臉。的確，他滿頭雪白的頭髮，灰藍色的眼睛閃閃發亮，略帶歉意的笑容籠罩著六英尺的身軀，身板略微彎曲，這一切使得八十多歲的他看上去就像是充滿善意的冬天，它正在探訪其餘三個季節。即便在同輩和家人中間他亦如此，更不用說置身於陌生人中間了。再說，當時是夏天。(「這裡夏天的好處就是，」我曾聽見他在自己的花園裡開啟一瓶酒的時候說道，「你不需要冰鎮葡萄酒。」)我們開列出一份「本世紀最偉大作家」的名單：普魯斯特，喬伊斯，卡夫卡，穆濟爾，福克納，貝克特。「但這隻到五十年代為止，」斯蒂芬說著，朝我轉過身來。「如今還有這樣的作家嗎？」「約翰·庫切或許算一個。」我說，「一位南非作家。或許只有他有權在貝克特之後繼續寫小說。」「我沒聽說過他，」斯蒂芬說，「他的名字怎麼拼寫？」我找到一張紙，寫上庫切的名字，並加上了《邁克爾·k的生活和時代》的書名，然後把那張紙遞給斯蒂芬。然後話題轉向閒聊：新近上演的一齣《女人皆如此》(演員們躺在地板上唱詠歎調)；最近新封的爵士。畢竟，這是一頓與兩位爵士同進的午餐。突然，斯蒂芬大笑起來，說道：「死在九十年代是個不錯的選擇。」
二二
午飯後，我們送他回家，可到了河岸街他卻讓計程車司機停車，衝我們揮手作別，然後消失在一家很大的書店裡，手裡還握著那張寫有庫切名字的紙。我正操心他之後如何回家，可隨後又想到，他比我更熟悉他的倫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