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中國古語

一

考慮到這篇東西的胡言亂語性質，它似乎應該用另外一種語言來寫，而非英語。不過對我而言，唯一可能的選項即俄語，它恰好是這些胡言亂語的來源。有誰需要同義反復呢？此外，我打算在此提出的幾個定論也相當古怪，最好讓它們被享有善於分析之盛譽的英語來過濾一下。有誰願意他的洞見僅被視為某種具有高度屈折變化的語言之乖戾呢？誰都不願意，或許，除了那些老是追問自己用何種語言思想、用何種語言做夢的人。我對這類問題的回答是：人們用夢來做夢，用思想來思想。只是當人們必須把夢和思想公開時，語言才會進入視野。這樣的回答自然會讓我步入死衚衕。但是(我堅持)，由於英語並非我的母語，由於我對英語語法的掌握尚不全面，我的思想便有可能表述混亂。我當然不希望這樣的情形出現，至少，我能區分思想和夢境。無論你是否相信，親愛的讀者，但這類通常會讓人步入死衚衕的誇誇其談，卻能使你直接洞察這個問題的實質。無論作者在以何種方式解決自己的兩難處境，無論他在何種語言裡安家落戶，他能夠選擇一種語言本身總會讓你覺得他很可疑；而懷疑恰是此文之主題。你大約會問：這位作者是什麼人？他要幹什麼？他是想讓自己成為一種脫離軀體的智性嗎？親愛的讀者，如果只有你一人在質疑作者的身份，那就好了。糟糕的是，由於同樣的原因，作者自己也不清楚他的身份。他用兩種語言問自己：你是誰？當他聽到自己的聲音在小聲嘀咕「我也不知道」時，他的驚訝並不亞於你。這是一條雜種狗，女士們先生們，一條會說話的雜種狗。或是一匹人頭馬。

二

一九九一年夏。八月。時間至少是確切的。伊麗莎白·泰勒打算第八次步入婚姻殿堂，這一次是手挽一位波蘭血統的藍領小夥子。一位有食人慾的連環殺手在密爾沃基被捕，警察在他的冰箱裡找到三顆煮熟的頭顱。那位偉大的俄國乞丐在倫敦喋喋不休，記者們的鏡頭照例對準了他那隻空空如也的討飯盆。變化愈多，一成不變的東西也就愈多，比如氣候。愈是想一成不變，變化也就愈多，比如臉龐。根據「氣候」來判斷，這很像是一八九一年。就整體而言，地理(其中包括歐洲的地理)並未給歷史留下太多選項。一個國家，尤其是一個大國，只有兩種選項。要麼強大，要麼虛弱。圖例一：俄國。圖例二：德國。在近一個世紀的時間裡，前者一直試圖強大起來(無論付出怎樣的代價)。如今它卻在走向虛弱，到二年前，它又將回到一九年的狀態，其邊界也大致相同。後者，即德國，亦將如此。(沃丹的後代們終於明白了這樣一個道理：用債務馴服鄰居們是一種更為穩定、更少代價的佔領方式。)變化愈多，一成不變的東西也就愈多。儘管如此，你無法根據氣候來確定時間。臉龐要好一些，因為一個人愈想一成不變，他的臉龐就愈多變化。圖例一：泰勒小姐。圖例二：你自己的臉龐。就這樣，一九九一年夏，八月。一個人該如何區分鏡子和報紙呢？

三

這裡就有一份出身卑微、靠破壞罷工起家的報紙。這其實是一家文學報紙，叫《倫敦圖書評論》，它出現在數年前，當時《泰晤士報》(倫敦)及其《文學副刊》進行了一場為期數月的罷工。《倫敦圖書評論》的創辦旨在讓公眾能夠繼續獲得文學訊息和自由觀點，它發行後顯然獲得了成功。最終，《泰晤士報》及其《文學副刊》恢復出刊，但《倫敦圖書評論》繼續航行，這與其說是表明了閱讀趣味的日益多元，不如說是在證實人口的不斷增長。據我所知，沒有人同時訂閱這兩份報紙，除非他是個出版人。這主要是一個人的開支問題，但也與他的關注面和忠誠度有關。比如說，我自己就不清楚，在這三個因素中究竟是哪一個使我在貝爾薩茲公園的一家小書店裡打消了購買最新一期《倫敦圖書評論》的念頭，我希望是最後一個因素；當時我和我的年輕女友在去看電影的路上冒險闖進了這家書店。開支問題和我的關注面(儘管我的關注面近來頗為令人擔心)這兩個因素均可被立即排除，因為這最新一期的《倫敦圖書評論》就擺在櫃檯上，熠熠生輝，封面是一枚放大的郵票，一看便知是張蘇聯郵票。自我十二歲起，這種東西便總能吸引我的眼球。郵票上畫了一位戴眼鏡的男人，一頭銀髮從中間分開，梳得一絲不苟。在他臉部的上方和下方，幾行新近很時尚的基里爾體字母標明瞭這張郵票的主題：「蘇聯秘密特工金·菲爾比(1912—1988)」。他看上去的確很像亞力克·吉尼斯，或許還有點像特雷沃·霍華德。我伸手去掏衣袋裡的兩枚一英鎊硬幣，捕捉到售貨員小夥子友好的眼神，我正要調整自己的說話習慣，以便道出那句高昂的文明話語：「請您給我……」就在此時，我卻轉了一個九十度的彎，走出書店。我得補充一句，我的舉動並不唐突，我朝櫃檯後的小夥子點頭示意，表示「我改變了主意」，並朝我的女友也點頭示意，要她跟我走。

四

為了打發電影開映前的那段時間，我們走進附近的一家咖啡館。「你怎麼啦？」我們剛一落座，我年輕的女戰友便問道。「你看上去好像……」我沒有打斷她的話。我知道自己的感受，我也的確好奇我在別人看來像什麼樣子。「你看上去，看上去……側著臉，」她繼續說道，有些猶豫不決，因為英語亦非她的母語。「你看上去好像再也無法面對世界，無法直視世界的眼睛。」她終於把話說完了。「好像就是這樣。」她又添了一句，以擴大允許的誤差範圍。是的，我想，一個人對於他人而言總是一種更大的真實，勝過對於他自己，反之亦然。我們的存在之目的，就是成為他人的觀察物件。如果那就是我「看上去」在他人眼中的真實模樣，這說明我的狀況還不算太壞——或許大部分的人類也是如此。因為我感到一陣噁心，喉頭湧上一股酸水。我沒有因為這種感受而困惑，但我依然驚訝於它的強烈。「怎麼回事？」我的年輕女友問道，「你怎麼啦？」而此刻，親愛的讀者，在嘗試了確定這篇文章的作者和它的寫作時間之後，我們不妨來弄清誰是它的讀者。你還記得嗎，親愛的讀者，金·菲爾比是什麼人，他都幹過什麼事？如果你記得，你就大約五十歲了，就某種意義而言，你就該出局了。因此，你即將聽到的一切對你而言將並不太重要，更不悅耳。你的遊戲結束了，你已走得太遠，這一切對你而言已不會再有任何變化。另一方面，如若你從未聽說金·菲爾比，這就說明你三十歲左右，生活尚在前方，這一切對你而言不過是一則古代故事，既無實用價值亦無娛樂功效，除非你是個間諜迷。那麼？那麼這一切對我們的作者又意味著什麼呢？更何況我們連他的身份問題都尚未解決。那脫離軀體的智效能確切地找到一個身體健全的讀者嗎？我說：很難。我還說：他會不屑一顧。

五

這一切在二十世紀末留給我們這位作者的是一嘴苦澀。當然，五十歲的嘴巴里只會有這種味道。但是，親愛的讀者，讓我們別再相互戲弄，讓我們言歸正傳吧。金·菲爾比是個英國人，他是一名間諜。他為英國情報局工作，屬於軍情五處或六處，或同時屬於這兩個處，誰又能搞得清這些神秘機構及其分工呢？但他也替俄國人工作。他在工作時代號「鼴鼠」，儘管我們不打算在此使用這一代號。我不是一位間諜迷，也不是諜戰故事的愛好者，從來都不是，無論是在三十歲還是五十歲時，且聽我道出其中原委。首先，間諜活動能提供絕佳的情節，卻很少能構成出色的散文。事實上，當下的間諜小說熱潮恰是現代主義注重結構的熱情之副產品，這使得幾乎所有歐洲語言的文學都絕對地無情節化了，反彈註定會出現，而且除少數例外均同樣地平庸。不過，親愛的讀者，美學上的異議對你們來說並不重要，不是嗎？而這件事本身對年代的確定亦如日曆和報紙一般精確。那就讓我們轉向倫理學，在這一領域每個人似乎都是專家。比如說，我就始終認為間諜活動是一項最卑鄙的人類行為，我想，這主要是因為我生長在這樣一個國家，其發展令其國民感到不可思議，只有外國人才能看得清楚，也許正因為如此，這個國家才因它的警察、革命同路人和秘密特工而如此驕傲，用盡一切方式來紀念他們，從郵票到紀念牌再到紀念碑。哦，所有這些理查德·佐爾格們、帕勃洛·聶魯達們、休勒特·約翰遜們等等，全都是我們年輕時的報刊閱讀物件！哦，所有那些為獲得「西方」背景而在立陶宛或愛沙尼亞拍攝的電影！一個外國姓氏，一個寫有「hotel」字樣的霓虹燈招牌(字母永遠豎排，從不橫排)，有時還有一輛捷克產轎車發出的刺耳剎車聲。其目的與其說是為了營造逼真的效果或製造懸念，莫如說是在藉助這一體制於外部世界結出的累累碩果來論證其合法性。你可以看到一幅酒吧場景，背景是一支正在演奏的小型爵士樂隊，你可以看到一位金髮女郎，身著一件薄鐵皮似的綢裙，端莊的鼻子顯然不像是斯拉夫人的。我們的兩三位演員看上去也足夠苗條，但人們的關注點永遠放在純種的鷹鉤鼻子上。對於一位間諜而言，德國名字勝過法國名字，法國名字勝過西班牙名字，西班牙名字又勝過義大利名字(我無論如何都想不起一位義大利籍的蘇聯秘密特工)。英國名字是頂級的，但是很罕見。無論如何，英國的風景和街景均從未被搬上我們巨大的銀幕，因為我們沒有右舵汽車。哦，那些難忘的日子！不過，我跑題了。

六

一個人是在哪個國家長大的，他對間諜活動的看法因此被染上怎樣的負面色彩，誰會在意這些問題呢？如若果真如此，那就糟了，因為他會失去一種娛樂方式，這或許並非一項最令人愉悅的娛樂，但畢竟是一種娛樂。就我們周圍的環境來看，更不用說未來了，這幾乎是不可原諒的。行動的缺乏即動作電影之母。一個人即便真的討厭間諜，還有抓間諜呢，這項活動既驚心動魄，又充滿正義感。小小的偏執狂和淺白的精神分裂又有何妨？他們在暢銷書和錄影帶裡的身影中難道沒有某種可以辨識、因而具有治療意義的東西嗎？任何一種反感，其中包括這種對間諜的反感，難道不是一種隱在的神經官能症、一種童年精神創傷之後果嗎？首先是治療，然後才是倫理學。

七

郵票上金·菲爾比的臉龐。這是已故的菲爾比先生的臉龐，他生於薩塞克斯的布萊頓，或是赫茲的維爾溫花園，或是印度的阿姆巴拉，你隨意去猜想好了。這是一位被蘇聯僱傭的英國人的臉龐。這位小報作家夢想成真。可能有將軍軍銜，如若這個可憐的傢伙看重此類雞毛蒜皮的話；可能有崇高的獎賞，或許是蘇聯英雄稱號。雖說在這張被印成郵票的照片上並無這些東西。照片上的他身著便裝，他一生中的多半時間都穿著這樣的服裝：一件深色大衣，還有一根領帶。如若他曾得到勳章和肩章，那些東西在軍人的葬禮上就會被擺放在紅色天鵝絨軟墊上。我認為他得到了這樣的葬禮，他的僱主們熱衷於絕密的莊重儀式。很多日子前我曾為《泰晤士報文學副刊》寫過一篇書評，內容涉及菲爾比的一位密友；我在文中提出這樣一個建議，即由於他為蘇維埃政府作出的奉獻，這位如今上了年紀的莫斯科市民應該被葬於克里姆林宮宮牆下。我提到了他，是因為我曾聽說他是莫斯科為數不多的《泰晤士報文學副刊》訂閱者之一。他走完了自己的路，我想他被葬在一座新教徒墓地，他的僱主們是講究禮儀得體的，即便在他死後。(女皇陛下的政府在處理此類事務時也未必能做得更好。)如今我感到有些內疚。我在想象他入土時的模樣，還是郵票上的那件大衣和那根領帶，與生前一模一樣，這究竟是他的偽裝還是他的制服呢？或許，他曾就這一不測事件留下了一些囑咐，儘管他並不能完全確定這些囑咐能否得到履行。結果如何呢？還有，他想在他的墓碑上刻下怎樣的文字呢？或許是一行英文詩句？比如「死亡再也無力支配」？也許他更喜歡簡單樸實的「蘇聯秘密特工金·菲爾比(1912—1988)」？他希望這行字用西里爾字母來寫嗎？

八

讓我們返回隱在的神經官能症和童年的精神創傷，返回治療和倫理學。我二十四歲時愛上一位姑娘，愛得很深。她年紀比我稍大一些，過了一段時間，我覺得情況有些不大對勁。我感覺我上當了，她甚至有可能背叛了我。當然，結果表明我的感覺是對的，但這是後來的事情。起先我只是產生了懷疑，一天晚上，我決定跟蹤她。我躲在她家馬路對面的一個門洞裡，在那兒等了約一個小時，等她走出她家那個光線很暗的門洞，我便跟著她走過好幾個街區。我情緒激動，但卻是一種陌生的激動。與此同時我也隱約感到一種厭倦，因為我或多或少知道我會等來什麼樣的發現。每走一步，每做出一個規避動作，我的激動便會增加一分，而厭倦感則恆定不變。當她拐彎朝河邊走去時，我的激動達到頂峰，就在此時我停下腳步，拐進了附近一家咖啡店。後來，我把我的中斷跟蹤歸咎於我的懶惰，同時咒罵自己，尤其當我站在這段風流韻事的結局投下的光束中(或者更確切地說是陰影中)——我就像是亞克託安，為自己那些後見之明的獵狗所追咬。事實上，真相更少天真，更為有趣。真相是，我當時停下腳步，是因為我看清了我的激動之本質。這便是一位獵人在追捕其獵物時所感覺到的那種歡樂。換句話說，就是某種返祖的、原始的感受。這種意識與倫理學、顧慮、禁忌等諸如此類的東西毫不相干。把那位姑娘當成獵物，這對我而言並非一個問題。可我恰好不願當獵人。這或許是一個氣質問題？或許是。這個世界如若被劃分為四種人類氣質，或至少被濃縮為四個以人類氣質為基礎建立的政黨，它或許會變成一個更好的地方。不過我認為，一個人拒絕變成獵人的願望，一個人意識並掌控狩獵衝動的能力，均與某種更為本質的東西相關，而不僅僅關涉氣質、教養、社會價值、後天獲得的智慧、宗教信仰或個人的榮辱觀。這關涉一個人的進化程度、整個人類的進化以及人類已經抵達並再也無法後退的進化階段。人們反感間諜，與其說因為間諜處於進化階梯的低端，莫如說由於背叛在迫使你沿著這個階梯下行。

九

親愛的讀者，如果這一切在你聽來都像是作者對自己的美德之拐彎抹角的自誇，那也只好由它去了。美德，說到底，絕非存活的同義詞，欺詐才是倖存的同義詞。但是，親愛的讀者，你大約能同意，愛和背叛之間存在著一種等級差異。你也清楚，愛在前，背叛在後，而不是相反。更糟糕的是，你還清楚，後者會比前者持續得更久。因此，這裡沒什麼可自誇的，即便在你神魂顛倒、神醉心迷的時候，難道不是嗎？一個人如果不是達爾文主義者，如果他繼續迷戀居維葉，那麼這就是因為，低階生物體比複雜生物體更具生命力。請看看苔蘚，請看看藻類。我知道我已經在談外行話了。我想說的只是，對於高階生物體而言，欺詐在最壞的情況下只是一個選項，而對於低階生物體來說這卻是一種存活本領。就這一意義而言，間諜沒有選擇做間諜，恰如蜥蜴沒有選擇其體色，因為他們只能如此。欺詐，說到底是一種擬態，亦即某一種動物的峰值狀態。如果間諜從事間諜活動是為了金錢，那我們尚可以質疑這一見解，但是，最出色的間諜卻都是為信念而工作。他們在從事這項活動時受激動的心理驅使，更確切地說是受本能的驅使，這種本能尚未被厭倦所抑制。因為厭倦會妨礙本能。厭倦就是高度發展的物種之標誌，如果你願意的話，也可以將它視為文明的符號。

十

無論何人下令發行這張郵票，他無疑是想表達什麼。尤其是在當前政治氣候的背景下，如東西方關係的回暖等等。這個決定一準是上層作出的，是在克里姆林宮神聖的會議室裡定下的，因為外交部一準會竭盡全力地反對，更不用說財政部等部門了。你不會去咬那隻給你餵飯的手。真的嗎？你會咬的，如果你長著兩排國家安全委員會(即克格勃)的牙齒，這個委員會比外交部和財政部加起來還要大，這不僅是就僱員數量而言，而且也是就其在掌權者和無權者的意識和潛意識中所佔地盤的大小而言的。如果你很強大，你就會去咬任何一隻你想去咬的手，若有必要，也會去咬喉嚨。你這樣乾的理由有很多。或出於虛榮，因為要提醒欣欣向榮的西方注意到你的存在。或由於慣性，因為你反正已經習慣去咬那隻手了。或源自對往日美好歲月的緬懷，那時你的飲食中富含敵人的蛋白質，因為你一直能在你的同胞處獲得這樣的營養。不過，儘管國安會的胃口能吞噬一切，人們仍能在發行這枚郵票的主意之後感覺某個具體的人，如某位局長，或是他的副手，或只是某個職位不高的軍官想出了這個主意。他有可能就是崇拜菲爾比，或者想在他的部門得到提升，或者相反，他快要退休了，像他那一代的許多人一樣，他的確相信一枚郵票的教諭價值。這些原委相互之間並不矛盾。虛榮，慣性，懷舊，崇拜，晉升，天真，這一切完全能和諧共處，一位國安會普通僱員的腦袋能很好地容納這一切，其效果不亞於包括電腦在內的一切裝置。不過，這枚郵票的發行速度卻令人稱奇，其面世與菲爾比先生的仙逝僅相隔兩年。他那雙鞋子和他那副為遮蓋牛皮癬而從不摘下的手套，如俗話所言，還餘溫尚存。在任何一個國家，發行一枚郵票均需經過一長段時間，郵票上的人物通常必須先贏得整個國家的認可。即便忽略這一前提(這個人畢竟是一位秘密特工)，這枚郵票的發行速度也是驚人的，何況還有它必須闖過的那一道又一道官僚主義障礙呢。不過，它顯然不曾遭遇這些障礙；它顯然是被匆匆趕印出來的。這會讓你意識到，一定有某個人曾介入此事，在這枚四釐米見方的彩紙後面一定存有某個人的意志。你會暗自思忖，這個意志的動機究竟何在。你會明白，某人想表達什麼。面對本城和世界，就像古話說的那樣。而作為「世界」的組成部分，你很好奇他究竟想表達什麼。

十一

答案就是：用心險惡，且心胸狹隘。我想，人們會根據結果去評判一種舉動。這枚郵票將最後的恥辱和最終的蔑視扣在已故的菲爾比先生頭上，因為它將這位英國人宣稱為俄國的私有財產，不僅就精神層面而言(這一點沒什麼可稀奇的)，而且完完全全就軀體而言。毫無疑問，這是菲爾比自己的願望。他充任蘇聯間諜的時間長達四分之一世紀。在另一個四分之一世紀裡，他生活在蘇聯，也一直沒閒著。此後，他死在蘇聯，被葬於俄國的土地。這枚郵票實際上就是他的墓誌銘。此外，我們也應考慮到這樣一種可能性，即他很樂於接受其僱主們在他死後為他安排的一切：他是個傻瓜，況且秘密活動是虛榮的溫床。他甚至會贊同這項郵票計劃(如果不是他本人提出來的話)。不過人們依然可以在這裡感覺到某種強加，某種比褻瀆墓地還要沉重的東西，即一種本質上的強加。他畢竟是一位英國人，英國人也已經習慣於客死異國他鄉。這枚郵票的令人生厭之處就在於它以所有者自居的感覺；似乎那片吞噬了這個可憐逝者的土地正心滿意足地舔著嘴唇說：「他是我的。」或者，它舔的是那張郵票。

十二

這便是國安局裡那位職位不高的軍官或是一幫軍官想說的話，便是一份卑鄙地靠破壞罷工起家的自由文學報紙感到有趣的東西。好的，就讓我們說一句：我們聽懂了。那我們又該對此採取什麼樣的行動呢——如果我們真要採取行動的話？我們是否應該努力挖出那具邪惡的遺骸，把它帶回英國？我們是否應該照會蘇聯政府，或是許諾向它提供大筆資金？或者，由女王陛下的郵政總局發行一枚針鋒相對的郵票，上面標明「英國叛徒金·菲爾比(1912—1988)」，文字當然是英文，然後再看看是否有哪份俄國報紙進行轉載？我們是否應該違背此人的意志，把他所構成的抽象理念從其主人們的心靈集合體中搶奪回來？親愛的讀者，這裡的「我們」，即筆者的修辭物件，又是些什麼人呢？不，這些事情都做不成，或沒必要去做。菲爾比屬於那邊，在肉體和靈魂上均屬於那邊。讓他靜靜地腐爛吧。但是一個人——我要強調的就是本人——能夠，也應該做到的，就是要使前面提到的心靈集合體失去對這份邪惡遺骸的所有權，就是要使它失去它自以為享有的這份慰藉。實際上，這很容易做到。因為，無論金·菲爾比自己怎麼想，他畢竟不是他們的人。看看我們今天所處的環境，尤其是俄國的處境，人們便一目瞭然：儘管付出了所有的勤勉、算計、艱辛、時間和金錢，菲爾比的活動還是失敗了。即便他是一位英國雙料間諜，或許也不會對他試圖為之服務的這個體制造成更大的傷害。不過，雙料間諜也罷，三面間諜也罷，他始終是個徹頭徹尾的英國特工，因為他那些非同尋常的努力所換來的最後結果是一種強烈的徒勞感。而徒勞感是一種如此恐怖的英式情感。現在我們來談點開心的東西。

十三

在我童年時讀過的那幾本間諜小說中，一枚小小的郵票卻能發揮重大作用，僅次於一張被撕成兩半的照片，那另一半照片的出現往往就意味著懸念的揭開。這些小說中的間諜們會把密信或縮微膠片貼在郵票背面，寄給自己的主人，或者相反，從主人那裡接收情報。菲爾比的郵票於是就像是將一個被撕成兩半的人憑藉「媒介即資訊」的原則重新組合起來；因此，它值得收藏。對此我們還應補充一句，即集郵圈裡最值錢的藏品就是由某些短命的政治實體或地理實體發行的郵票，比如那些存在時間不長或已經消亡的國家和一些無足輕重的小國。(我記得，我童年最夢寐以求的就是一枚皮特凱恩島的郵票，該島是英屬殖民地，位於南太平洋。)因此，如果遵循集郵者的這一邏輯，這張菲爾比的郵票就像是從蘇聯的未來傳來的一聲呼喊。至少是它未來中的某件事在以國安會的面目籲求這樣的東西。實際上，對於集郵者來說這是一個極好的時代，這是就多重意義而言的。人們甚至可以在此談論集郵者的正義得到伸張，一如人們談論詩歌的自由。半個世紀之前，當蘇聯入侵併吞併波羅的海諸國時，國安會的武士們將那些國家的人們驅逐出境，集郵愛好者恰恰也被列在被取締物件的社會階層表上。(事實上，列在該表最末的是世界語學者，集郵愛好者排在倒數第二。如果我沒記錯，表上共列有六十四類人。列在最前面的是政黨領導人和積極分子，接下來是大學教授、記者、教師、商人等等。該表還附有一張十分詳盡的指令，說明該如何將戶主與其家人分開，如何將孩子與他們的母親分開，如此等等，直至這樣的具體用語，如「你們的爸爸到車站鍋爐房開啟水去了」。所有這些東西都構思詳盡，並由國安會將軍謝羅夫簽署。我親眼見過這份檔案，它所針對的國家是立陶宛。)一位退休軍官相信郵票具有某種教諭力量，原因或許正在於此。是啊，對於一位客觀觀察家那雙疲憊不堪的眼睛而言，沒有任何東西能像一個走完的輪迴那麼好看。

十四

不過，我們還是不要排除這枚郵票的教諭力量。它的發行至少可能是為了對國安會如今和未來的僱員產生激勵作用；它無疑被免費分發給了國安會的現任僱員，當做一種不起眼的額外福利。對於國安會那些將來的僱員而言，人們不難想象，這枚郵票肯定有利於徵募新人。當局鍾愛視覺材料，鍾愛影像手法，其監視能力當之無愧地享有無所不知的盛譽，更不用說它的興趣之廣了。在推進教諭目的時，尤其在他們的革命兄弟中間，當局總是樂於加倍努力。蘇聯偵查總局幹部奧列格·本科夫斯基在六十年代曾向英國人提供蘇聯的軍事秘密情報，當他最終被抓時，當局(至少我聽說是)用攝影機記錄下他的受刑場景。本科夫斯基被綁在一副擔架上，推進莫斯科火葬場的一個房間。一名工作人員開啟爐門，另外兩位開始將那副擔架連人一同推進烈焰熊熊的爐膛，火舌已經觸及那位慘叫者的腳底板。就在此時，擴音器裡傳出一個聲音，要求停止工作，因為根據安排這段時間應該提供給另一具軀體。哀嚎不止、卻動彈不得的本科夫斯基又被推了回來，另一具軀體被推過來，在簡短的儀式後被推進爐膛。擴音器裡再度傳出聲音，現在輪到本科夫斯基了，他被推了進去。這個鏡頭很短暫，卻十分震撼。它令貝克特相形見絀，它富有教諭意義，讓人過目難忘，讓你不敢輕舉妄動。如果你承認的話，這也是一種郵票，用於內部通訊。

十五

在鄭重地轉向輕鬆的話題之前，親愛的讀者，請允許我聲言：事後聰明與白髮人的睿智，這兩者之間是存有差異的。這並非免責宣告；恰恰相反，筆者的大部分意見均是以他本人的生活為根據的，如果這些意見不準確，那就說明他的生活是白過的，至少有一部分是白過的。不過，即便這些意見準確無誤，也依然存在這麼一個問題。他是否有權評判那些輸掉命運、如今已不存在的人呢？你比你的對手活得更久，因而便獲得一種感覺，覺得自己屬於獲勝的大多數，覺得自己出牌正確。你難道不是在追溯行使法律嗎？你難道不是在懲罰那些可憐的傢伙，依據他們和他們的時代所未知的良心法則嗎？好吧，我並不會因此感到不安，原因有三個。首先，金·菲爾比活到七十六歲高齡，在我寫作此文的時候，我在這場遊戲中仍落後他二十六年，我能追趕上他的前景十分暗淡。其次，他一生大部分時間都始終信仰、並且據稱他直到生命的最後時刻也一直信仰的那些東西，對我而言卻純屬垃圾，我至少從十六歲起便持這一立場，雖說這一遠見並未給我帶來任何好處。第三，因為人的內心之卑劣和人的理智之庸俗永遠不會因其最突出代表們的嚥氣而銷聲匿跡。不過，我需要回避的恰好就是在我此刻蹚入的這一領域冒充內行。如我所言，我並非一位間諜故事迷。比如，我對菲爾比的身世僅略知皮毛。我從未讀過他的傳記，無論是英文版還是俄文版，我也不認為我還會去讀。在一個人所能面對的各種選項中，他選擇了最累贅的一項，即為了一些人而出賣另一些人。這樣一個主題不值得去深究，只要有直覺便足矣。我也總是記不清楚日期，儘管我通常一直在試圖弄清它們。因此，讀者在這裡需要自己作出決定，決定是否還繼續跟蹤這一情節。我當然是要繼續下去的。我想，我應該把下面的內容處理成幻想故事。可是，這並非幻想。

十六

一九五七年三月的某一天，聯邦調查局特工在紐約布魯克林逮捕了一名蘇聯間諜。在一間擺滿照相裝置的房間裡，在堆滿縮微膠片的地板上，站著一位個子不高的中年男人，他眼若鼠目，鼻似鷹鉤，前額光禿，他的喉頭在上下蠕動，因為他剛剛吞下一個包含某些絕密資訊的紙團。除此之外，這個人並未進行任何抵抗。相反，他驕傲地宣稱：「我是紅軍上校魯道夫·阿貝爾，我要求你們按照《日內瓦條約》對待我。」不消說，全美和世界各地的報紙均為之瘋狂。這位上校受到審判，被判了一個很長的刑期，如果我沒記錯，是被關進了新新監獄。他在獄中的主要消遣是打檯球。六十年代初，在柏林的查理邊檢站，他被用來交換加里·鮑威爾斯，後者是被俘的美國u2飛機飛行員——這位倒霉蛋數年前最後一次成為頭條新聞，原因是他再度折戟，地點在洛杉磯附近，當時他駕駛的是直升機，這一次未能倖免於難。魯道夫·阿貝爾回到了莫斯科；他退休了，並未製造頭條新聞，只有一點除外，即他成了莫斯科及其附近地區一位最令人生畏的檯球高手。他死於1971年，被葬於莫斯科新處女墓地，是縮微版的軍人葬禮。沒有發行過他的肖像郵票。或許有過一張？我可能沒看到。或許是那份出身不光彩的英國文學報紙沒有看到。或許是他沒能掙到一張郵票，因為與一生的記錄相比，新新監獄的四年又算得了什麼呢？此外，他也不是外國人，而只是一名僑居的同胞。不管怎樣，魯道夫·阿貝爾沒能弄到一張郵票，而僅獲一座墓碑。

十七

但我們能在這座墓碑上讀到什麼呢？我們讀到的是：「威利·菲舍爾，又名魯道夫·阿貝爾，1903—1971。」當然用的是基里爾字母。對於郵票上的說明文字而言，這句話有點長，不過這不是寫給我們看的。(唉，親愛的讀者，瞧瞧我們這裡都有些什麼：間諜，郵票，墓地，墓碑！請等一等，還有更多的呢：詩人，畫家，暗殺，流亡，阿拉伯首領，殺人武器，被盜的汽車，然後是更多的郵票！)但是，讓我們長話短說。話說從前，確切地說是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九年間的西班牙，有兩個人，名字叫威利·菲舍爾和魯道夫·阿貝爾。他倆是同行，是密友。他倆的關係如此之密，以至於同一家企業裡的其他員工都將他倆合稱為「菲舍爾阿貝爾」。你別想歪了，親愛的讀者，他倆形影不離，部分是因為他倆所從事的工作。他倆是一個團隊。他們為之工作的那家企業實為蘇聯情報機構，這個機構操控著西班牙內戰中骯髒的一面。在這一面，你可以在離前線數英里遠的地方看到滿是彈孔的屍體。總之，這家機構的老闆是一個名叫奧爾洛夫的人，他來西班牙之前曾在駐法國首都的蘇聯使館工作，負責整個西歐地區的蘇聯反間諜行動。我們之後再去煩他，或者更大的可能性是，讓他再來煩我們。我們現在只要說明，奧爾洛夫與菲舍爾阿貝爾十分親密。不像菲舍爾和阿貝爾兩人那麼親密，但也十分親密。同樣請你別想歪了，因為奧爾洛夫已有家室。他就是老闆，菲舍爾阿貝爾就是他的左膀右臂。這兩隻胳膊都很髒。

十八

可是生活卻很嚴酷，甚至會使最要好的朋友天各一方。一九三九年，在西班牙內戰即將結束時，菲舍爾阿貝爾與奧爾洛夫分手了。他們離開整個行動的指揮中心，即馬德里的民族飯店，踏上旅程，有人坐飛機，有人乘船，還有人坐潛艇，潛艇上載有西班牙的黃金儲備，這是共和國政府的財政部長鬍安·涅格林交給蘇聯人的。這些人四散開來。奧爾洛夫消失在空氣中。菲舍爾阿貝爾回到莫斯科，繼續在同一個單位工作，撰寫報告，培訓新手——戰場上的人離開戰場後大多從事此類工作。一九四年，魯道夫·阿貝爾被派往遠東，前往出現衝突的蒙古邊境，他一著不慎，丟了性命。之後，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整個戰爭期間，威利·菲舍爾一直留在莫斯科，忙於培訓更多的新手，這一次他或許熱情更高，因為德語是他父親的母語，但就整體而言他仍覺得自己在走下坡路，晉升與他無緣，而自己在一天天變老。這一煩躁的心情在一九某某年煙消雲散，是年他重新被啟用，獲得一項新任務。在出發的前夜，他頗為神秘地對他在西班牙時就熟悉的一位助手說：「一位戰士的全部生命都是為這項任務做準備的。」然後他就出發了。他的夥伴們再次聽到他的名字是在x年之後，當聯邦調查局特工在布魯克林抓住他時，上了年紀的威利大聲說道：「我是紅軍上校魯道夫·阿貝爾，我要求……」

十九

親愛的讀者，在我們可能擁有的諸多美德中，忍耐在人們的觀念裡最容易獲得獎賞。實際上，忍耐是所有美德都不可或缺的一個組成部分。沒有忍耐，美德又算什麼呢？不過是好脾氣罷了。然而，在某些行當裡，忍耐難以獲得回報。事實上，它還有可能造成致命的危險。但某些行當卻要求忍耐，要求魔鬼般的忍耐。這或許是因為，忍耐就是某些特定行當中唯一可被覺察出來的美德，從事這一行當的人都極有耐心。因此，親愛的讀者，請再忍受一下我們。請把你自己想象成一隻鼴鼠。

二十

吉他的旋律，陰暗小巷裡的一聲槍響。這是在西班牙，內戰結束前不久(其結束當然不是因為奧爾洛夫及其手下的疏忽懈怠，而是由於莫斯科那幫人改變了看法)。這天晚上，奧爾洛夫接到命令，要去一艘停泊在巴塞羅那的船上見一位來自莫斯科的官員。作為在西班牙的蘇聯情報機構首腦，他僅與斯大林的私人秘書直接聯絡。奧爾洛夫覺出這是一個陷阱，便逃走了。他帶上妻子，乘電梯下樓，讓大堂的侍者為他叫輛計程車。鏡頭切換。綿延起伏的比利牛斯山全景，一架雙引擎飛機的轟鳴。鏡頭切換。次日清晨在巴黎，手風琴的聲音，全景，好像是協和廣場。鏡頭切換。瓦倫街上的蘇聯大使館裡的一個房間。斯大林的小鬍子懸掛在莫思樂保險櫃敞開的櫃門上方，扣著袖釦的衣袖把法國鈔票和檔案塞進一個袋子。鏡頭切換。漸暗。

二一

抱歉，沒有特寫鏡頭。奧爾洛夫消失的那一幕沒有特寫。不過，你若足夠細心地緊盯漸暗的銀幕，仍可看清一封信。這封信是寫給斯大林同志的，其中的內容大致是這樣的，即他，奧爾洛夫，如今要與不信神的共產主義及其可惡的犯罪體制一刀兩斷，他和他的妻子選擇了自由，如果他那對還留在這一體制魔掌之內的年邁父母遭到任何一點傷害，那麼他，奧爾洛夫，就將向本城和世界公開他所掌握的所有骯髒的最高機密。此信被裝進信封，信封上的收信地址好像是《世界報》編輯部，也好像是《費加羅報》。不管怎樣，反正是寄往巴黎的。然後，鋼筆再次蘸入墨水瓶，又寫了一封信。這封信是寫給列夫·托洛茨基的，其內容大約如此：寫此信者為一位俄國商人，本人剛剛逃離蘇聯，經西伯利亞來到日本。在莫斯科的一家旅館，本人偶然聽到隔壁房間裡的一段談話。談話的內容涉及謀害您，透過門縫本人甚至看到了那位打算去暗殺您的刺客。他很年輕，個子很高，西班牙語說得很好。本人覺得有義務向您發出警告。此信結尾署了一個假名，可是托洛茨基的研究者和傳記作者唐·列文卻堅信此信的作者就是奧爾洛夫，如果我沒記錯的話，這位學者曾得到奧爾洛夫的親自證實。信封上蓋著長崎的郵戳，收信地址是墨西哥城。不過，此信最後也同樣落到了地方報紙(是《拉美通訊》？還是《國家報》？)手中，因為托洛茨基剛剛躲過針對他的第二次暗殺(在這次暗殺中他的美國秘書遇害，兇手就是後來舉世聞名的壁畫家大衛·阿爾法羅·西凱羅斯，其幫手就是後來舉世聞名，甚至獲得諾貝爾獎的詩人帕勃洛·聶魯達)，因此照例會將他收到的所有威脅和警告提供給新聞媒體。奧爾洛夫想必知道這一情況，因為他已細心閱讀西班牙語報刊達三年之久。比如說，在喝咖啡的時候讀。在民族飯店的大堂內讀，或是在他位於六層的包房裡讀。

二二

就是在那裡，他曾經接待過各色人等。那些人中就包括拉蒙·麥卡德，他是前去暗殺托洛茨基的第三位刺客，並最終得手。他正是奧爾洛夫的僱員，與菲舍爾阿貝爾差不多，他們同屬一個團隊。因此，如果奧爾洛夫真的想向托洛茨基發出警告，他就可以道出更多有關拉蒙·麥卡德的情況，而不是僅僅提及這位殺手很年輕，個子很高，相貌英俊，西班牙語說得很好。他寫這第二封信的原因並非托洛茨基，而是第一封信，那封信的真正收件人並非斯大林。簡而言之，刊登在《世界報》上的那封致斯大林的信是寫給整個西方看的，而寫給托洛茨基的信儘管發表在西半球，卻是寫給東方看的。第一封信的目的是為奧爾洛夫贏得良好的境外聲望，最好是在情報界內。第二封信則是一封家書，旨在告知他在莫斯科總部的那些夥計，他並未將實情和盤托出，儘管他可以這麼做，比如說供出麥卡德。於是，他那些夥計如果願意的話，便可以繼續實施除掉托洛茨基的行動。(他們的確這麼幹了，儘管我們並不值得為此流淚，因為托洛茨基的雙手同樣沾滿鮮血，他殘酷鎮壓了俄國曆史上唯一一場真正的革命，即喀琅施塔得暴動，他絲毫不比那位派人去追殺他的地獄惡魔更為善良。斯大林畢竟是個機會主義者。托洛茨基則是位理論家。一想到他們兩人若是相互交換一下位置，人們便會不寒而慄。)此外，如果能夠確定第二封信的作者，就像唐·列文的研究結果所顯示的那樣，那麼這隻會進一步提升奧爾洛夫作為一個鐵桿反斯大林主義者的聲望。可他恰恰不是這樣的人。他與斯大林並無任何意識形態方面或其他方面的分歧。他之所以叛逃，只是為了保住他寶貴的性命，於是他給那些追逐的狗扔下了一根骨頭。那些狗啃這根骨頭啃了二十餘年。

二三

漸暗。片尾字幕時間。十年前，巴黎的一家俄國僑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書，題為《倒立的獵人》。這個書名暗指那種猜謎卡通畫，你得在其中找出隱在的形象，如獵人、兔子、農夫、鳥等等。此書作者名為維克多·亨金。在西班牙期間，他曾是威利·菲舍爾的同夥，菲舍爾阿貝爾的故事是這本書的靈魂，儘管它原本是作為一本自傳來寫的。關於奧爾洛夫的某些傳說也來自此書。此書本該暢銷，哪怕僅僅因為大西洋東岸的情報人員始終相信他們真的抓到了魯道夫·阿貝爾。一如他們始終相信奧爾洛夫在投靠他們之後的確在為此岸工作。人們可以在奧爾洛夫為數不多的幾個特寫鏡頭中挑出這樣一個畫面：此岸頒發給他的各種勳章在他胸前閃亮。這些照片出現在一本於美國出版並引起轟動的書中，此時距奧爾洛夫去世的一九七二年已過去多時。但亨金的書卻未引起轟動。當一位美國出版人試圖簽下此書時，他卻遇到版權方面的麻煩。該書的德文版和法文版也鬧出一些剽竊醜聞，還上了法庭，據我所知，亨金輸掉了官司。如今他在慕尼黑一家對俄廣播電臺工作，恰如他曾在莫斯科一家對法廣播的電臺工作了很長一段時間。也許，他已經退休。一位俄國僑民，經歷十分複雜……不太可靠，似乎是個妄想狂……他生活在過去，脾氣不好……不過，他如今畢竟是自由的，身份也合法。他可以前往裡昂車站，坐上火車，就像五十年前一樣，經過一夜旅程來到馬德里，這座他年輕時在此有過冒險經歷的城市。他所要做的事情就是穿過開闊的站前廣場，站在民族飯店的前面，他閉著眼睛也能摸到這裡。同樣，他閉著眼睛也能走進這家飯店的大堂，五十年前，奧爾洛夫們、菲舍爾們、阿貝爾們、海明威們、菲爾比們、奧威爾們、麥卡德們、馬爾羅們、涅格林們、愛倫堡們以及其他一些像他一樣名氣較小的人物，所有這些人當時均已參與了我們所講的這個故事，或是與我們的故事多少有關。可是，待他睜開眼睛，卻會發現民族飯店業已關門歇業。據一些人說——主要是年輕人——這家飯店是在十年前關張的；而據另一些人稱，它已歇業近五十年。無論是年輕人還是老年人，看來都不清楚是誰在為這家飯店支付房產稅，但是很有可能，西班牙的規矩有所不同。

二四

親愛的朋友，為了避免讓你誤以為我們已經忘了金·菲爾比，就讓我們在飯店大堂的人群中覓得金·菲爾比，就讓我們來問問他，他在這裡幹什麼。「我在寫一篇文章，」我們會聽到這樣的回答，「是戰地報道。」讓我們再追問一下他在為哪一方工作，讓我們想象一下——哪怕只是一瞬間——他會誠實作答。「正在轉換陣營。這是命令。」他也可能衝著民族飯店的六層樓輕輕地揚一揚下巴。因為我絕對相信，在一九三七年前後的馬德里，正是奧爾洛夫建議金·菲爾比在《泰晤士報》上變換口吻，從一名親共和派變成一名親佛朗哥派，為的是偽裝得更深。根據安排，菲爾比應該是一顆埋進英國情報部門聖殿的長效地雷，他最好裝扮成一位親法西斯分子。這並不是說奧爾洛夫已預見到西班牙的這場演出將如何收場，雖說他也可能有某些預感；他只是想到，或是明白，菲爾比應留到將來派用場。他會這樣想，或有這份明白，也許僅僅因為他看到了俄國人整理出的那份菲爾比(一九三三年被招募)的檔案；也有可能，奧爾洛夫親自參與了招募菲爾比的行動。第一種情況確鑿無疑，第二種情況很有可能。無論如何，奧爾洛夫一準認識菲爾比，他會嘗試把這件事告訴那位在一九四四年對他進行面試的倒霉的聯邦調查局官員，他們談話的地點，我想，是在艾奧瓦，奧爾洛夫自加拿大移民美國後就定居於此。到了這個時候，奧爾洛夫似乎終於打算和盤托出所有實情了，可那位聯邦調查局官員卻並未留意這麼一位說話口吃、為蘇聯服務的英國佬，再說，蘇聯當時還是美國人的盟友。於是，奧爾洛夫便決定不再堅持了，金·菲爾比也就一直幹到上了郵票。

二五

一方面，這些秘密還原封不動地留在他的腦袋裡，另一方面，他又寫了兩本充滿俄國間諜標準細節的小說，因此，奧爾洛夫毫無疑問會引起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末剛剛建立的中央情報局的關注。親愛的讀者，我不知道哪一方主動邁出了第一步，因為我從未研究過奧爾洛夫的一生或關於他一生的相關記錄。這不是我該做的事情。我甚至連一個業餘愛好者也算不上，我只是在閒著無事的時候把這些東西湊在一起，甚至不是出於好奇，只是為了克服那份文學報紙的封面引起的強烈厭惡感。一種自我治療而已，只要管用，誰又在乎資訊來源呢。不管怎樣，無論是哪一方主動邁出的第一步，奧爾洛夫看來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起便被中央情報局僱用。他是在編人員還是編外人員，這很難說清，但根據他所獲得的勳章以及他後來的文字所提供的間接證據來看，這一推測是成立的。他很有可能被中情局聘為顧問，如今這種業務稱為諮詢。莫斯科的同事們是否知道他的這項新工作呢，這或許是個有趣的問題。我們站在奧爾洛夫的角度推測，他是不會把這件事情通報給他們的，因為這無異於自殺；我們還可以假設，這家剛剛成立的情報機構不大可能遭到滲透，莫斯科的同事們對此還一無所知，甚至連其性質都不甚明瞭。不過，他們有理由相信奧爾洛夫還活著，即便他成了一位雄心勃勃的驚險小說作家。可他們一連二十年都沒有奧爾洛夫的任何訊息，或許也會感到奇怪。而你一旦感到奇怪，便會往最壞處想。在某些行當裡，這樣的設想是明智的。他們甚至會因此展開調查。

二六

他們也擁有必要的手段。於是，他們從塵封的高閣裡拿出傢伙，各就各位。不過他們並不著急。直到一九五七年，此時他們突然感覺到了壓力。三月的某一天，威利·菲舍爾在紐約布魯克林被這些聯邦調查局人員逮捕，他對本城和世界宣稱：「我是魯道夫·阿貝爾。」美國和世界各地的報刊欣喜若狂。奧爾洛夫卻一聲不響。他顯然不願與他這位老朋友再次相見。

二七

你可能會問：一九五七年究竟發生了什麼特別的事情呢？為什麼非要現在對奧爾洛夫腦袋裡的那些秘密進行一番檢查呢？它們長期留在腦袋裡，是否會變得陳舊無用呢？誰說老朋友就必得相見呢？好吧，親愛的讀者，請做好準備來聽這些荒謬的推斷吧。因為此刻我們即將向你隆重展示，我們並未忘記我們的主題。此刻我們將點著燃油，來做文字的烹調。

二八

與通行的鬼魔學不同，蘇聯的對外政策從其建國時起便一直是機會主義的。我使用這一概念是就其字面意義而言的，並無貶義。機會主義是一切對外政策的實質，無論這個國家有多自信。這就是指對機會的利用，這些機會或是客觀存在的，或是被想象或被製造出來的。在其悲哀歷史的大部分時間裡，蘇聯始終是一個嚴重缺乏安全感的主顧，由於在建立之初曾遭受外部環境之傷害，它面對周遭世界的態度總是在警惕和敵意之間來回搖擺。(最能適應這種擺幅的人莫過於斯大林的外交部長莫洛托夫。)其結果是，蘇聯只能負擔得起那些客觀存在的機會。它顯然在一九三九年抓住了這樣的機會，吞併了波羅的海三國和半個波蘭——那是希特勒讓給斯大林的，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最後階段，蘇聯發現它已佔據整個東歐。至於想象出來的機會，那便是一九二八年的進攻波蘭、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九年間在西班牙的冒險以及一九四年的芬蘭戰爭，蘇聯為這些飛翔的幻想付出了慘痛的代價(雖然在西班牙事件中它獲得補償，即西班牙的黃金儲備)。首先付出代價的自然是參謀總部，到一九四一年前，它的所有高官幾乎全被處死。不過我仍覺得，此類幻想所導致的最糟糕結果，即蘇聯紅軍在與為數甚少的芬蘭部隊作戰時的表現，使得希特勒進攻俄國的野心大為膨脹，完全難以遏止。興高采烈地玩弄想象出來的機會，其所付出的真正代價就是「巴巴羅薩行動」中損失的師團之總數。

二九

戰爭的勝利並未使蘇聯的對外政策產生很大變化，因為戰利品很難抵償戰爭所造成的巨大人員損失和工業損失。戰爭導致的廢墟一望無際，戰後的主要口號就是重建。重建主要依靠拆除被佔領地區的技術裝備，並將它們運往蘇聯。這樣做可以帶來一種心理上的滿足，卻無法讓整個國家取得產業進步。這個國家依然是一個二流、甚或三流大國，它唯一可以稱雄的東西即它的國土面積和軍事機器。儘管後者令人恐懼，技術尖端，但考慮到了假想敵不斷增加的實力和核武器的出現，它帶給這個國家的安慰多半是一種自我陶醉。然而，真正受到這一戰爭機器之打擊的卻正是蘇聯的對外政策——後者的選項其實就由蘇聯的軍隊來界定。除了這種對克勞塞維茨名言的顛倒，我們還必須考慮到這國家機器的日益僵化——對個人責任感的恐懼使之動彈不得，而那種認為斯大林在所有問題(尤其是對外政策問題)上享有最初與最終發言權的想法則充斥了它的每一個毛孔。在這種情況下，外交方面的首創精神是無法想象的，更遑論創造機會的嘗試了。再說，創造出的機會和想象中的機會，這兩者其實也很難區分。要區分它們，則需對富裕經濟(財富的積累、剩餘產品的生產等等)的發展程式有清晰的認知。你若缺乏此類經驗，便會混淆兩者。而在進入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後的好幾年裡，蘇聯都缺乏這樣的經驗。如今它依然缺乏。

三十

不過在五十年代末，蘇聯卻作出了一些驚人之舉，這些舉動會令你感覺到，蘇聯的對外政策在斯大林一九五三年死去後似乎恢復了生氣。在一九五六年秋的蘇伊士衝突之後，蘇聯挺進地中海東部和北非，表現出了非同尋常的深思熟慮和循序漸進。這次行動既突然又成功。在我們事後看來，這次行動的目的就是控制中東，或更具體地說就是控制產油區。其邏輯十分簡單，是純馬克思主義的，即誰掌控了能源，誰就能掌控生產。換句話說，這個主意就是要逼迫工業化西方的民主制下跪。至於是直接行動，派兵進入這一地區，還是藉助代理人，通過支援當地的阿拉伯政體，使他們轉而親蘇，這是一個形勢與後勤問題。藉助代理人行事的選項顯然更為合適。計劃的實施很順利，該地區的好幾個阿拉伯國家轉持親蘇立場，其速度之快，竟使得人們以為這些社會已經成熟到可以接受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或者至少是已經習慣那套話語了。可實情並非如此。比如，在法魯克國王時期的埃及建立起來的共產主義小組就在納賽爾時期全被摧毀，其成員或被投入監獄，或被吊上絞架。在開羅以東和以西的其他阿拉伯國家，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更不景氣，那裡的聖書文化難以容忍另一本聖書的出現，更何況是一本出自一位猶太人之手的書。不過，蘇聯在這一地區的最初步驟仍十分成功，其成功程度只能用一個事實來解釋，即這位新來者在這些國家擁有一張情報網，它滲透進社會的各個階層。這張網不可能用德國人(即便是在埃及)，因為雷恩哈德·蓋倫，戰後西德的情報機構頭目，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末已把他的情報機構完整地賣給了美國。這張網也不可能用法國人，法國在這一地區的影響向來不大，法國特工也很忠於法國。剩下的只有該地區的親英分子，在主子們撤離後留下的真空中，他們或許追隨了某個駐外特工(比如說，安插在貝魯特的某人)。或許是出於懷舊，或許是出於復活帝國的希冀。無論如何，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差點兒把這一地區送入蘇聯人之手的絕非俄國版異教徒引發的新奇感。這是一個創造出來的機會。

三一

請你想象一下，在三十五年或四十年前莫斯科某處的一張繪圖桌上擺有這麼一張藍圖。圖上寫著：英國人在中東留下了真空。填補它。向新的阿拉伯領導人提供支援，或挨個兒支援他們，或將他們合併成一個聯盟，比如說，阿拉伯聯合共和國或是阿拉伯同盟國。向他們提供武器，提供一切東西。讓他們欠下債務。告訴他們，只要他們提高油價便能償清債務。告訴他們，他們可以隨意行事，你們會始終支援他們的，你們有核武器。用不了多久，西方便會認輸求饒，阿拉伯人便會腰纏萬貫，你們也就掌控了阿拉伯人。你們會成為獲勝者，這與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身份很相稱。至於如何邁入房門，一切都已安排妥了。你們能與那些人和睦共處的，他們也不喜歡猶太人。

三二

請你再想象一下，這份藍圖並非出自你自己的構思。因為你根本想不出來。要設想出這樣一張藍圖，你就得對這個地區瞭如指掌。你就得了解該地的各色人等，清楚這位酋長或那位上校想要什麼，清楚他們的出身和關係。在莫斯科及其附近找不到握有此類知識的人。此外，你還得知道石油收入、市場、市場波動、股票以及各工業化民主體制每年的原油需求、坦克數量、煉油廠等情況。無論在職的還是兼職的，你們那邊反正都無人懂得這些東西。即便你設想的確有這麼一個人——一位滿腹經綸的馬克思主義者兼一位能讀到西方期刊的書蟲——即便真有這麼一個人，弄出了這麼一份藍圖，那麼他也得在政治局裡有一位教父，方能將這份藍圖擺上繪圖桌。擺出這張藍圖能使這位政治局委員獲得某種優勢，對此他的同事們會連一秒鐘也難以忍受。最終，這項計劃不會由一個俄國人想出來，因為俄國也有石油，它的石油實際上多得是。你們不會認為你們正在浪費的某樣東西是能源。這份藍圖如果是國產的，那它註定永無出頭之日。此外，這已非常近似一個想象出來的機會。這份藍圖能擺上你們的繪圖桌，原因恰在於它與你們的民族想象力毫無相似之處。僅此一點，便可將這個計劃確定為一個創造出來的機會。這是一件舶來品，其主要魅力就在於它是外國製造的。對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蘇聯政治局委員們而言，這份藍圖就像是他們孩子眼中的藍色牛仔褲。他們非常喜歡這份藍圖。他們也想查驗一下標籤。他們也擁有必要的手段。

三三

趁他們查驗標籤的時候，親愛的讀者，請允許我直截了當地告訴你一些事情，不帶有作者的任何干預。哈羅德·阿德里安·魯塞爾·菲爾比(他的英國好友都稱他為「金」，他的俄國好友們更是如此，在俄國，這個綽號不會讓人聯想到「吉卜林」，反倒是一個嶄新的蘇聯名字，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尤其流行，因為它恰好是「青年共產國際」的首字母組合詞)生於印度的安巴拉，出生時間是一九一二年，郵票上標明的年代是正確的。其父哈里·聖約翰·菲爾比是英國一位傑出的阿拉伯學家和探險家，後皈依伊斯蘭教，成為某國國王伊本·沙特的顧問。他的這個孩子後在威斯敏斯特學校和劍橋的三一學院接受教育，他在那裡研讀歷史和經濟，併成為學生團體「使徒團」的成員。在劍橋畢業後，他成為倫敦幾家出版物的自由撰稿人，他以這一身份於一九三七年前往西班牙報道該國內戰，稍後被《泰晤士報》僱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初成為該報戰地記者。在一九四年，人們對這位二十八歲青年的瞭解實際上僅限於此，他在此時被軍情六處(神秘的英國秘密情報局反偵查分支機構)招募，負責反共諜事務。這大約是他主動請纓的結果。他在戰爭期間晉升很快，常駐伊斯坦布林，一九四六年開始掌管針對蘇聯的反偵查機構。這是一個重要職位，而他只做了三年就離開了，因為他被任命為英國駐華盛頓使館的一秘，也就是說，他成了英國秘密情報局和美國中央情報局之間的主要聯絡員，在華盛頓，除了其他收穫外，他還成為美國中央情報局反偵察局的頭領詹姆斯·安格萊頓的好友。就總體而言，他仕途輝煌。由於戰時的表現，他被授予大英帝國勳章，深受外交部和新聞界諸位先生的敬重，甚至有望成為英國秘密情報局的掌門人。在一九五一年，他的同事和長官對這位三十九歲男人的瞭解實際上也僅限於此，此時發生了一件相當意外的事件。他在劍橋時即已結交的兩位老友——蓋伊·伯傑斯和唐納德·麥克林——被發現是蘇聯間諜，他倆逃到了蘇聯。更糟糕的是，大西洋兩岸的相關人士均懷疑是菲爾比向他們兩人發出了警報。他遭到審查，調查者沒找到任何證據，但懷疑依然存在，他被迫退休。生活是無情的，最好的朋友可能會把你拖倒。包括外交部在內的許多單位均持這種態度。他返回新聞界，他畢竟才四十多歲，但調查仍在繼續。有些人始終不願放棄。一九五五年，當時的英國外交大臣哈羅德·麥克米蘭在下院所作的一次發言為菲爾比徹底洗刷了罪名。他恢復了一張白紙般的清白，並藉助外交部淚眼汪汪的鼎力相助，獲得了一份駐外記者的工作，任《經濟學家》和《觀察家》駐貝魯特記者。他於一九五六年啟程前往該地，永遠告別了家鄉蘇塞克斯的石灰岩峭壁。

三四

三年過後，莫斯科的同志們在嘖嘖稱奇地讚賞這張藍圖。不過，他們還是想查驗一下標籤。因為對於某些人而言的一張白紙，對於其他人而言或許就是牆上的大字。他們猜想，英國人找不出一個英國人身上的把柄，因為他們只在英國人身上找；這樣的努力註定是徒勞的，因為他們的做法是同義反復。因為鼴鼠的職責就是騙過自己人。而俄國這邊的材料——假如他們有朝一日能查閱有關檔案的話(這是件非常不可能的事)——也不會揭示任何資訊。鼴鼠的身份，尤其是一個地位如此之高的鼴鼠的身份，或許連負責與他聯絡的軍官都不甚清楚，後者最多知曉他的綽號或代號。甚至連最瞭解情況的叛逃者也只能告訴你這麼多了，更何況這位叛逃者還將直接投進英國秘密情報局反偵查處的懷抱——請你猜一猜誰是這個處的負責人。只有兩個人有可能知道他的身份，一個是蘇聯反間諜機構的現任負責人，沒有一個英國人能接近這個位置，另一個就是最初招募他的那位反間諜機構的軍官。招募者通常是一位中士，他會比他招募到的人年長，我們所談的年代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因此，這位中士如今要麼死了，要麼就在掌管蘇聯的整個反間諜機構。不過他最有可能已經死了，因為保護這位被招募者的最好方式就是幹掉那位中士。不過在一九三三年，當那位二十一歲的劍橋畢業生被招募時，他們的做法還不像在五十年代——也就是我們正在查驗標籤的這個時候——這麼無懈可擊。親愛的老中士，不，死去的老中士或許向他當時的上司吐露過什麼(這位上司大約也死了，因為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後期對國家安全機構的大清洗可不是吃素的)，或是有人目睹過這次招募，或是這位可憐、蠢笨的應招青年自己與後來出了問題的什麼人有過交道。歸根結底，正是他結交的朋友把他絆倒的，儘管他們曾一度提供了英美原子能委員會的所有情報。(他們曾經是低調隱秘的好探子，可如今，瞧瞧這件事的報應！)當然，就讓往事成為往事吧，不過，如果想讓這份藍圖成為現實，我們就需要某種比哈羅德·麥克米蘭(請別介意，哈羅德)在下院的演講更為可靠的東西，我們需要我們的這個人擁有絕對的免疫力，足以抵禦任何告密者。不再有意外，不再有過去的聲音，不再有駭人的秘密。所以，那些他曾經交往過、後來卻出了問題的都是誰？他們的死亡證明在哪裡？

三五

他們找不到奧爾洛夫的死亡證明。而威利·菲舍爾唱出了他那句舉世聞名的阿貝爾抒情曲。奧爾洛夫不想見他這位老友。他們認定他要麼已死，要麼不打算自殺。於是，他們挺進中東，挺進埃及、敘利亞、葉門、伊拉克和利比亞，他們抓住了創造出來的機會。他們用飛機和輪船給那些阿拉伯新領袖們送去軍事裝備、顧問和其他東西，使那些國家欠下債務。於是，那些顧問們便建議那些領袖抬高油價，以便償還債務。於是，那些領袖真的這麼幹了，漲價幅度很大，肆無忌憚，其後臺就是這幫手持核武器的新型異教徒。於是西方便開始磕頭，開始高呼聯合國(un)——可那只是舅舅(uncle)的第一個音節。於是如今，無論教徒還是異教徒，都一起來恨猶太人。事情的發展恰如這個男人所預言的那樣。

三六

可生活是無情的，一天，這些新的產油夥伴們起了貪心。他們建立一個名叫「歐佩克」的行業組織，開始填充他們自己的國庫。他們依然在敲詐西方，卻不是為了我們的利益！他們之間還有內訌。但不管怎樣，他們逐漸富裕起來，勝過他們的舊主子，更遑論我們。那份藍圖卻未預見到這一點。我們中東政策的設計師，伊本·沙特國王顧問的兒子，而且還是一位觀察家和經濟學家，我們這位偉大的、從技術角度來看未曾暴露的秘密特工，他本該預見到局勢會出現這樣的轉折！一切事情都正按照他制定的計劃順利進行，可突然卻成了這個樣子。好吧，他最好能告訴我們接下來該怎麼做。總的說來，我們現在需要他在這裡，隨時提供諮詢。無論如何，他在莫斯科要更安全一些，也更少誘惑。他也可以更為聚精會神。這裡不是貝魯特。

三七

這裡當然要冷得多。至少對於一位來自溫暖地帶的間諜而言是這樣的。這一天終於到來了。實際上，是在他被招募整整三十年之後。無論如何，如今已經五十一歲的他不得不開始新的生活。不過這並不十分艱難，因為本地的夥伴們會利用他們的特權來幫助你；再說，對於一位五十一歲的人來說，生活已無新舊可言，國家亦無內外之別。更何況你還將你所有的成人時光都用於為這個國家充當間諜。更何況你這樣做不是為了錢而是出於信念。因此，這個地方你應該感到很熟悉，至少是在精神上。因為信念就是你的家，就是你最終的慰藉，你付出畢生的精力就是為它添磚加瓦。如果你周圍的世界過於貧乏蒼白，你就會用精神的枝狀大燭臺和波斯地毯來裝點它。如果這個世界的結構過於複雜，你就會傾向於一張精神上的黑白照片，幾把抽象的座椅。

三八

親愛的、飽受折磨的讀者，我們快要熬到結尾了，因此，讓我們來一點年代錯亂吧。有這樣一種英國人，他喜歡儉省和低效，見電梯被卡住，或是看到一個男孩因另一個男孩的惡作劇而受罰，他就會心滿意足地點頭。他熟悉那些粗製濫造的東西，一如他人熟悉自己的親戚。色彩斑駁、晃晃悠悠的樓梯扶手，溼漉漉的酒店床單，滿是油煙的窗戶外幾棵萎靡不振的樹木，糟糕的菸草，晚點的列車上臭氣熏天的車廂，官僚主義的障礙，猶豫不決和懶惰，軟弱無力的聳肩，這一切都會讓他感到很自如。他自然永遠穿一件不合身的粗呢外套——灰色的。因此，他愛俄國；大部分時間裡是遠遠地愛，因為他難以承受此行的費用，除非等到晚年，在他五六十歲的時候，在他退休之後。他願意為俄國做很多事情，為了他心目中那個低效的、但充滿戲劇性、富有精神性的俄國，那個《日瓦戈醫生》(電影版而非小說版)式的俄國，在那裡，二十世紀尚未被裝上它的固特異輪胎，在那裡，他的童年仍在繼續。他不願他的俄國變成美國。他想讓她繼續緊張、笨拙下去，穿著褐色的毛襪，還繫著一根很寬的粉色吊襪帶：不要尼龍襪，拜託，也不要連褲襪。對於他來說，這就等同於他的粗漢男友，等同於他那些劍橋夥伴將在倫敦的酒吧裡終生四處搜尋的工人階級子弟。但他的性取向是正常的；而他選擇的是俄國，如果不是德國或奧地利的話。

三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