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太初有肉。更確切地說，太初有二戰，有我故鄉城的被圍困，有那場大饑荒，它奪走的生命超過殞於炸彈、炮彈和子彈的人之總和。在圍困戰快結束時，有了來自美國的牛肉罐頭。我覺得好像是「斯威夫特牌」的，雖說我的記憶可能有誤。我初次嚐到這罐頭的滋味時，年方四歲。
這或許是我們在很長一段時間裡第一次吃肉。然而，我記得更牢的卻並非那肉的滋味，而是罐頭的形狀。高高的方形鐵盒，一側附有一個鑰匙狀的開罐器，這些罐頭顯示出某些不同的機械原理，某種不同的整體感受。那把開罐鑰匙捲起一圈細細的金屬鐵皮，罐頭便被開啟，對於一位俄國兒童來說這不啻一個發現，因為我們之前只知道用刀來開罐頭。整個國家還靠釘子、錘頭、螺母和螺栓支撐，我們的生活也多半仍以此為基礎。因此，始終無人能向我解釋這些罐頭的密封方式。甚至直到如今，我也未能完全搞清楚。我當時總是目不轉睛地看著媽媽開罐頭，只見她摘下開罐器，掰開小小的鐵舌頭，把鐵舌頭穿進開罐器上的小孔，然後一圈又一圈地轉動開罐器，神奇極了。
在這些罐頭的內容物早已被消化排洩之後的許多年，這些高高的、四角圓滑(就像銀幕！)的罐頭盒，這些兩側印有外文字母的深紅或褐色的罐頭盒，仍舊擺在許多人家的書架和窗臺上，有些被當做審美物件，有些被當做儲物筒，可以用來放置鉛筆、改錐、膠捲、釘子等雜物。它們也時常被用作花瓶。
我們後來再也沒見到這些罐頭，無論是它們膠凍狀的內容物還是其外形。它們的價值與時俱增，最終在學童間的貿易中成了越來越稀罕的東西。這樣一個罐頭盒可以換得一把德國刺刀、一根水兵腰帶或一個放大鏡。它們鋒利的邊緣(在罐頭盒被開啟的地方)曾割破我們許多人的手指。不過，我在三年級時已驕傲地擁有了兩個這樣的罐頭盒。
二
如果說有誰能自戰爭獲益，那便是我們這些孩子們。我們不僅活了下來，而且還獲得了大量可供浪漫想象的素材。除了大仲馬和凡爾納提供的那些普通兒童食糧外，我們還擁有一些男孩子們十分熱衷的軍事裝備。我們尤其熱衷這些裝備，因為我們的國家贏得了戰爭。
但奇怪的是，較之於我們紅軍勝利者的裝備，敵方的武器卻引起了我們更大的興致。德軍飛機的名稱，諸如「容克」、「斯圖卡」、「梅塞施密特」和「福克沃爾夫」等，我們時常掛在嘴邊。「施邁瑟式衝鋒槍」、「虎式坦克」和「合成食品」等也是如此。大炮是克虜伯造的，炸彈是法本公司的奉獻。孩子的耳朵對非同尋常的奇異聲音總是很敏感。我相信，使我們的舌頭和意識迷戀這些名稱的並非真實的危險感受，而是某種聽覺誘惑。儘管我們有足夠的理由去仇恨德國人，儘管國家的宣傳也始終在強化這一立場，我們通常卻不稱德國人為「法西斯分子」或「希特勒分子」，而稱他們為「德國鬼子」。這或許是因為，我們見到的德國人全都是戰俘。
同樣，在四十年代末於各地建起的戰爭博物館裡，我們也看到了大量德軍裝備。這是我們最好的遊覽專案，遠勝過看馬戲或看電影，若有我們退伍的父親領我們前往(我們中間有些人的父親還健在)，則更是如此。奇怪的是，他們很不情願領我們去，但他們會非常詳盡地回答我們的提問，如各種德國機槍的火力或各種炸彈的炸藥型別。他們之所以不太情願，並非因為他們試圖遠離戰爭的恐懼以保持寧靜的感受，也不是由於他們試圖擺脫對死去友人的回憶，擺脫因為自己活了下來而有的負疚感。不，他們只不過看透了我們愚蠢的好奇心，不想對此加以鼓勵。
三
我們健在的父親們，他們每個人自然都存有某些戰爭紀念品。或是一副望遠鏡(蔡司牌！)，或是一頂帶有相應標誌的德國潛艇軍官軍帽，或是一架鑲嵌著珠母的手風琴，或是一隻銀煙盒，或是一臺留聲機，或是一架相機。在我十二歲的時候，我父親突然拿出一臺短波收音機，讓我欣喜若狂。這是一臺「飛利浦牌」收音機，它能收到世界各地的電臺，從哥本哈根到蘇臘巴亞。至少，這臺收音機的黃色調檯面板上標出了這些城市。
這臺「飛利浦」收音機就當時的標準看相當輕便，是一個10×14英寸大的褐色塑膠匣子，帶有上面提及的黃色調檯面板和一個用來顯示接收訊號好壞的綠色訊號裝置，這裝置如貓眼一般，絕對讓人著迷。如果我沒記錯，這臺收音機只有六根陰極管，一根兩英尺長的金屬絲便是它的天線。但這造成一個困難。把天線挑出窗外，這對於警察而言只有一種意思。要把你的收音機連到樓上的公共天線上去則需要專業人士的幫助，而這專業人士便會反過來對你的收音機表現出不必要的關注。總之，人們不該擁有一臺外國收音機。解決方式就是在你房間的天花板上弄出一個蛛網般的裝置，我就是這麼做的。當然，我無法利用這種裝置收聽到布拉迪斯拉法電臺，更遑論德里電臺。不過，我當時既不懂捷克語也不懂印地語。bbc、美國之音和自由歐洲廣播電臺的俄語節目也受到干擾。不過，還是可以收聽到英語、德語、波蘭語、匈牙利語、法語和瑞典語的廣播節目。這些外語我全都不懂，但這裡有美國之音的「爵士樂時間」，其音樂主持人就是世界上嗓音最渾厚的男中低音歌手威利斯·考諾沃！
仰仗這臺褐色的、像舊皮鞋一般鋥亮的「飛利浦」收音機，我第一次聽到英語，第一次踏進爵士樂的萬神殿。在我們十二歲的時候，掛在我們嘴邊的那些德國名稱開始漸漸地被這樣一些人名所替代，如路易斯·阿姆斯特朗、杜克·埃林頓、艾拉·菲茲傑拉德、克里夫特·布朗、斯德內·貝切特、迪安戈·瑞因哈德和查理·帕克。我記得，甚至連我們的步態都發生了某種變化：我們那高度壓抑的俄國骨架中的各個關節也開始「搖擺」起來。看來，在我們這一代人中間，我並非唯一懂得如何很好使用那兩英尺普通金屬絲的人。
透過收音機背面那六個對稱的孔洞，在收音機陰極管閃爍的微光中，在由焊點、電阻和陰極管(這些東西像語言一樣難以理解，在不斷生成新的意義)構成的迷宮中，我認為我看到了歐洲。收音機的內部看上去永遠像一座夜間的城市，到處都是斑斕的燈火。當我在三十二歲時真的來到維也納時，我立即覺得，就某種意義而言我似乎很熟悉這個地方。至少，在維也納沉入夢鄉的最初幾個夜晚，我都能清晰地感覺到，似有一隻遠在俄國的無形之手擰上了開關。
這是一臺很結實的機器。一天，見我終日沉湎於各種廣播頻道，父親怒火中燒，把收音機摔在地板上，收音機散架了，但它仍能收聽節目。我不敢把它拿到專門的收音機修理鋪去，而試圖利用膠水和膠帶等各種手段來竭盡所能地修復這道如同奧得河尼斯河界線的裂痕。但是自此時起，這臺收音機的存在狀態始終是結構鬆散的兩個笨重部分。等到陰極管壞了，這臺收音機便壽終正寢了，儘管有一兩次，我曾私下在朋友和熟人那裡找到替代配件。即便它成了一個啞巴盒子，也依然留在我們家，與我們這個家庭共存亡。六十年代末，人人都買了拉脫維亞產的「斯皮多拉牌」收音機，這收音機帶有一根拉桿天線，內部裝有許多電晶體。誠然，這種收音機的接收效果更佳，攜帶也更方便。不過，我有一次在修理鋪看到它被開啟的背板。我所能說的就是，其內部看上去像是一張地圖(公路、鐵路、河流和支流)。它不像是任何一塊具體區域，甚至也不像是里加。
四
但最重要的戰利品當然還是電影！電影有很多，它們大多是戰前的好萊塢產品，在其中出鏡的有埃羅爾·弗林、奧麗維婭·德哈維蘭、泰龍·鮑威爾、約翰尼·維斯穆勒等人(我們在二十年後方才弄清)。這些影片講述的大多是海盜、伊麗莎白一世、黎塞留等等，與現實毫無干係。最接近我們時代的影片是由羅伯特·泰勒和費雯麗主演的《魂斷藍橋》。由於我們的政府不願支付電影版稅，因此影片開頭通常並不提供劇組人員名單，也不顯示劇中人物或演員的姓名。影片放映通常是這樣開始的。燈光漸暗，銀幕上會出現這樣一行黑底白字：本片系偉大的衛國戰爭期間的戰利品。這行字會在銀幕上閃爍一兩分鐘，然後電影便開始放映。一隻手持一支蠟燭，映亮一張羊皮紙，紙上出現一行俄文字：羅亞爾海盜，或是船長血，或是羅賓漢。之後或許會出現幾行交代故事時間和地點的解釋文字，同樣是俄語，但常寫成花體字。這自然是一種偷竊，可坐在觀眾席上的我們卻毫不在意。因為我們一邊閱讀字幕，一邊追蹤劇情，正忙得不可開交呢。
這樣或許更好。銀幕上沒有劇中人物及其扮演者的姓名，這反而能使這些影片獲得某種民間文學般的匿名性，具有某種普適性的味道。它們更能影響我們，控制我們，勝過那些新現實主義作家或「新浪潮」的所有產品。沒有劇組人員的名單，這也使這些影片呼應了那個時代的典型特徵，當時是五十年代初，即斯大林統治的最後幾年。我敢說，僅僅那一組《人猿泰山》影片即已為解構斯大林體制發揮了重大作用，遠勝過赫魯曉夫在二十大上以及二十大之後所作的所有報告。
一個人只有考慮到我們所處的緯度，考慮到我們那些約束公眾和個人行為的嚴謹密實的寒帶思維模式，方能理解這一幕對我們的衝擊：一位赤身裸體的長髮單身男人在茂密的熱帶雨林中追求一位金髮女郎，帶著他那隻充任桑丘·潘沙之職的黑猩猩以及那根作為交通工具的長藤。除此之外，還有紐約城的景色(在俄國上映的系列影片中的最後一部)，還有人猿泰山自布魯克林大橋一躍而下，於是，整整一代人幾乎均選擇退出便是可以理解的了。
第一件事情自然是髮型。一剎那間，我們全都留起長髮。緊隨其後的是喇叭褲。唉，為了說服我們的母親、姐妹、姨媽把我們那些千篇一律的戰後黑色胖腿褲改成當時尚不為人所知的李維斯牌牛仔褲之直腿先驅，我們付出了多少痛苦、計謀和努力啊！但是我們不屈不撓，而迫害我們的人，即老師、警察、親戚和鄰居等，也同樣不屈不撓，他們將我們趕出校園，在大街上逮捕我們，他們嘲笑我們，給我們起了許多綽號。正因為如此，一位在五六十年代長大的男人如今在買褲子時便會感到絕望，他發現所有的褲子都鬆鬆垮垮，樣式可笑！
五
當然，這些戰利品影片中也有某些更重要的東西，比如，其中「一人反抗全體」的精神便與我們生長其間的社會所瀰漫的公共的、集體主義的情感迥然不同。或許正因為如此，這些海盜們和佐羅們才遠離我們的現實，在以一種與原計劃相反的方式影響我們。我們明知這些影片不過都是娛樂故事，可它們卻被我們當成了個人主義的訓諭。一部充斥某些文藝復興時期道具的影片會被一位普通觀眾視為古裝劇，可它在我們看來卻是一份關於個人主義之優先權的歷史證據。
一部影片若展示了自然場景中的人，便註定具有某種紀實價值。使人聯想到印刷書頁的黑白影片就更是如此了。在我們那個封閉的，更確切地說是密封的社會里，我們自這些影片獲得的與其說是娛樂不如說是資訊。我們緊盯著銀幕上的塔樓和城堡、地庫和溝壕、格柵和密室時懷著怎樣的渴求啊！因為我們有生以來第一次看到這些東西！於是，我們便把這些紙質模型、這些好萊塢的紙板道具全都當做真實的存在，我們關於歐洲、西方、歷史以及其他許多東西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始終源自這些畫面。甚至於我們中的一些人後來被關進監獄後，仍常常向那些從未看過這些戰利品影片的獄警和難友轉述影片的情節以及他們記住的細節，以此換來微薄酬勞，改善一下自己的伙食。
六
在這些戰利品中，人們偶爾也能撞上真正的傑作。比如，我就記得由費雯麗和勞倫斯·奧利弗主演的《漢密爾頓夫人》。我還想提一提當時還很年輕的英格麗·褒曼出演的《煤氣燈下》。地下產業很是小心翼翼，有時在公廁或公園裡，可以從一位可疑人士的手裡買到一張明信片大小的男女演員劇照。一身海盜打扮的埃羅爾·弗林是我最珍貴的收藏，我在許多年間一直試圖模仿他高高抬起的下巴和能獨自上挑的左眉。後一個動作我始終未能模仿成功。
在結束這段馬屁話之前，請允許我在這裡再提及我與阿道夫·希特勒的一個相似之處，即我年輕時對札瑞·朗德爾的迷戀。我僅見過她一次，在那部名叫《走上斷頭臺》的影片中，該片講的是蘇格蘭女王瑪麗一世。我只記住了影片中的一個場景，即她那位年輕侍從頭枕著他在劫難逃的女王的美妙大腿。在我看來，她是有史以來出現在銀幕上的最美女人，我後來的趣味和偏好儘管相當得體，卻依然是她的標準之翻版。在我試圖對自己那些不成功的羅曼史作出解釋的時候，奇怪的是，這一理論似乎出奇地令我感到滿意。
朗德爾好像在兩三年前死於斯德哥爾摩。此前不久，她推出一張流行歌曲唱片，其中一首題為《諾夫哥羅德的玫瑰》，作曲家名叫羅塔，這一定是尼諾·羅塔。其旋律遠勝過《日瓦戈醫生》中的拉拉主題，歌詞幸好是德語，因此便不用我操心了。演唱者的音色近乎瑪琳·黛德麗，但她的演唱技巧卻更勝一籌。朗德爾的確在歌唱，而非朗誦。我時常想，德國人聽到這樣的旋律後便不再會齊步「向東方」邁進了。細想一下，我們這個世紀創造了太多的傷感作品，勝過此前任何一個世紀，這個問題或許應該引起我們更多關注。或許，感傷作品應被視為一種認知工具，尤其在面對我們這個世紀巨大的不確定性的時候。因為感傷(schmaltz)的確與痛苦(schmerz)血肉相連，是後者的小弟弟。我們大家均有更多的理由待在原地，而不是齊步行軍。如若你最終只會迎頭趕上十分傷悲的旋律，那麼行軍的意義又在哪裡呢？
七
我覺得，我這一代人是戰前和戰後這些夢工場產品的最忠實觀眾。我們中的某些人一度成為痴心影迷，但他們迷上電影的原因卻或許與我們的西方同齡人有所不同。對於我們而言，電影是我們看到西方的唯一機會。我們對情節本身毫不在意，卻關注每個鏡頭中出現在一條街道或一套房間中的實物，男主角汽車裡的儀表盤或女主角身著的服裝，以及他們活動其間的空間和場景。我們中的一些人已完全可以確定影片的拍攝地點，有時，僅憑兩三幢建築我們便能區分熱那亞和那不勒斯，至少能區分巴黎和羅馬。我們把那些城市的地圖裝進腦海，時常會因讓娜·莫羅在這部影片中的地址或讓·馬萊在另一部影片中的住處而爭得不可開交。
不過，如我之前所述，這一切均發生於稍後的六十年代末。再後來，我們對電影的興趣便開始逐漸降低，因為這時我們意識到那些電影導演與我們年齡相仿，他們能告訴給我們的東西也越來越少。此時，我們已成為成熟的圖書讀者，成為《外國文學》雜誌的訂閱者，我們去電影院的興致越來越低，我們意識到，去了解你永遠也不可能居住的那些地方是毫無意義的。我再重複一遍，這一切是後來才發生的，當時我們已三十出頭。
八
在我十五或十六歲的時候，有一天，我坐在一幢巨大的住宅樓圍成的院落裡，在用鐵釘封裝一隻裝滿各種地質儀器的木箱，這箱子將被運往(蘇聯)遠東，我自己隨後也將去往那裡，加入在那裡的一支勘察隊伍。這是五月初，但天氣很熱，我汗流滿面，感到十分苦悶。突然，頂樓一扇敞開的窗戶裡傳出一陣歌聲，「atisker,atasker」，是艾拉·菲茲傑拉德的聲音。這是在一九五五年或是一九五六年，地點是俄國列寧格勒郊外骯髒的工業區。我記得，我當時想到：天哪，他們需要出產多少唱片，才能讓其中的一張抵達這裡，抵達這片磚石混凝土的窮鄉僻壤，置身於煙熏火燎的床單和紫色的短褲之間！我對自己說，這便是資本主義之實質，即藉助過剩、藉助過分來戰勝一切。不是藉助中央計劃，而是藉助霰彈。
九
我之所以熟悉這首歌，部分是由於我那臺收音機，部分是由於五十年代的每位都市青年均有自己的所謂「骨頭音樂」收藏。「骨頭音樂」即一張x光膠片，人們自己在上面刻上某段爵士樂。我始終未能掌握這門燒錄手藝，但我相信其步驟並不十分複雜，因為訂貨一直很穩定，價格也很合理。
這些看上去略顯病態的唱片(這可是在核能時代！)，其獲得方式與那些西方電影明星的咖啡色照片一樣，買賣地點是公園、公廁、跳蚤市場或當時著名的「雞尾酒廳」，在「雞尾酒廳」裡，人們可以坐在高高的椅子上，小口抿著泡沫牛奶冰激凌，想象自己已身在西方。
我越是這麼想，便越是堅信這就是西方。因為在真理的天平上，想象力的分量就等於並時而大於現實。就此而言，帶著後見之明，我甚至要說，我們當時就是真正的西方人，或許是僅有的西方人。我們本能的個人主義在我們的集體主義社會中時時處處得到激勵，我們痛恨任何形式的聯合體，無論是黨派、街道組織或是當時的家庭，因此，我們變得比美國人還要美國人。如若說美國即西方的邊緣，西方的終端，那麼我得說，我們就處於距西方海岸一兩千英里遠的地方。處於太平洋中間。
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