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她和平時一樣從球場邊經過去圖書館，球場上跑來一個男孩對她說：「明天下午的這個時候你不要從這裡走了。」說完轉身就走，她驚了，連忙攔住問為什麼。那個男孩不耐煩地說：明天下午我們有比賽，你再從這裡走，隊長就不說了，也會影響我們其他隊員的發揮！
如果她平時站在某個的欄杆邊，遠處就會立刻有人聚攏圍觀。
她的系主任很無奈。因為如果有外系的男生到她們那一層樓找她，就會被他們系的男生推搡到辦公室，打報告，說明會見事項、會見時間，由系主任簽上名，這才見得到她。
她上大本的時候就有很多碩士和博士師兄的床頭貼著她的照片。有的宿舍甚至作為圖騰放在門上。
她在學校的外號叫「公主」，上至校長，下至校工都這麼叫她。
她寫的詩令我這個也算博覽群書的人目瞪口呆，她還翻譯過英文的基督教護教書籍。
看到這你一定以為她的生活如魚得水、八面玲瓏吧？其實不然。她對於這一切也非常不安，她認為這些很可能是有一個操縱者在捉弄她，不是一個普通的壞傢伙，而是命運那一類的破玩意兒。所以她並不像我們認識的那些學校裡的交際花一樣過得遊刃有餘。她很沉默，默默地穿過操場，默默地走向食堂、圖書館、畫室。好像在擔心著什麼，顯得有些可憐巴巴的。穿男人的灰禿禿的大衣服，儘量避開大家的耳目，試圖談論嚴肅的話題。
我們曾經面紅耳赤誠懇地做關於架上繪畫的前途的交談，充滿熱情地考慮藝術活動是一種辛苦的農民般的勞作還是陽春白雪高於生活的創造。結果我全都忘記了。這說明我已不再拿這些問題當真，我猜想她也和我一樣，不會再和誰爭論了。
她給我寫的信越來越少，偶爾來封信裡面說她在籃球場發現了一塊魚化石，說學校後面開了一大樹櫻花，說等我去看她的時候她要帶我去吃三個單身漢烤的鐵板魷魚，他們會站在風中喊著：鐵板魷魚鐵板魷魚鐵板魷魚……她說的都是些孤獨的事。
收到這樣的信也是很多年前了，現在已經完全沒有，彷彿她已經陷入了長久的思考。
我是瞭解她的心境的，所以我跟她一起從來不會有一般跟美女在一起的壓力，而是一種保護的焦慮姿態，希望她不要再被誤解傷害。
旁人看來她是個少有的幸運兒，健康、美麗、才華橫溢，出生在最早小康的富裕家庭，人生走得很順利，書一口氣就唸到碩士。老老小小男男女女各種各樣的人都喜歡她。她的人生實在沒什麼可抱怨的。可是她又總是沉默，令人費解的沉默，使得那些嫉妒她的人有理由討厭她。
她高興起來會很突然，像清晨房間裡悄然的唯一的一縷陽光，範圍很小，也不溫暖，但是含著振奮的希望。她說的笑話很冷，沒有技巧沒有包袱，不會令人樂不可支，那是一種深藏在內心世界中的難以為人理解的幽默。舉個例子，她說，學校的一根柱子上深深地刻著兩個字——宿命。你看，心酸的人。然後侷促地一笑說，那是我刻的。聽的人愕然或者禮貌地笑笑，或者嘲諷地短促大笑一下。只有我可以真心明白地笑笑。
所以我們很想念彼此，期待著見面時會心一笑。擁有一切的人無從知道自己失去了什麼，就算知道那也只是命運的一部分，完全沒什麼可說的。以為自己擁有一切和一無所有的人差不多，其實過去和未來都是不可知的、被控制的，這還不可笑嗎？人生就像竹籃打水一場空，不把籃子拎出水面，就以為籃子是滿的。生命的形式本身很幽默。我懂她的意思。
但是她會在瞬間就默然無語，像一個氣球突然之間撒了氣，或者一輛高速行駛的賽車「吱」的一聲，寂寞地停在路邊。
也許她對自己的痛苦感到羞於啟齒，畢竟世界的很多地方還在發生著災難，她身邊的大多數人也沒有她那樣的生活，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我們淺薄得沒有資格痛苦或歡樂了。強顏歡笑也不行，愁眉苦臉也不行，於是沒有選擇，只能像鏡子一樣沉默。
我認為她心裡有無限的悲哀和矛盾，但是她不能傾訴，不能抱怨，不能解脫，不能為這些悲哀做點什麼。我敢肯定我看得到她的心：兩手一攤，頭歪到一邊，說——你看，我找不到一種方式陳述一切。
也許這就是長大吧。如果長大就是這樣的話，那就沒有我們小時候想象過的那樣好。
但她，仍然是這個世界少有的一等一的好姑娘。一個純粹的人，一個高尚的人，一個脫離了低階趣味的人，碩果僅存的一個懷著充沛深情的浪漫主義者、現實主義者、自然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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