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叫它「北河」。是遼河的一條支流,源自東部山區。跟別的河流不同,它是向西流的。在出山之前,被大夥房水庫截了流,所以它的流量是可控的。水庫蓄水時,河水就很清淺,可以蹚水過河。洪汛期,水庫放水,它就成了一條大河,濁流奔湧,河面寬闊。水淺的時候,我們常去河裡玩,最深處也不過是及腰深,水很清澈,能看到水底的沙石,還有小魚……要是把頭扎入水中,都能看到幾米外的人腿和褲衩的顏色。那時水庫放水事先是沒有通知的,偶爾就會有人被水捲走。有釣魚的人,有蹚水過河的人,也有在沙灘上曬太陽的人。水最大的那年,還捲走過一個剛高考完的高中生,他騎著腳踏車經過河堤路時,正好洪峰也過來了。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期,河水就開始變臭了。沿岸的那些工廠,都往河裡排汙,尤其是那幾個煉油廠。河床上到處都是臭油,水淺時一腳踩上去都洗不掉。經常有被毒死的小白膘子魚,漂在深灰色的水面上。就算是沒有死,那些魚也是不能吃的……破開膛,裡面就會湧出一股極難聞的臭油味。等到水庫放水之後,情況才會緩解,然後過不了幾天又會被新一輪排汙搞臭。不管怎麼樣,我們是不會去那裡游泳了。九十年代中期,政府在穿過市中心北面的那段河道里修了幾道充氣橡膠壩,用來調節水流量。水庫不洩洪的時候,那裡就成了水上樂園,會有水上腳踏車或者腳踏船之類的讓人玩兒。也是因為這些充氣橡膠壩,在水不多的時候,你幾乎看不出河是在流動的,那灰亮的水面實在太過平滑了。
詩人
有時候,某些理想,對於某些人來說,從一開始就註定是悲劇的結果。原因往往不是別的什麼,只不過是天真。這樣說,絲毫沒有貶義,當然也沒有要引申出無辜感的意思。就算是一個人滿懷天真地奔向所謂的理想,最後的結果令人覺得可悲,卻也並不是無辜的。說到底,沒人是無辜的。問題不在這裡,而在於誰也無法用什麼看上去挺實在的結果來彌補自己內心的空虛。沒錯,我想到了一些人,不過這裡我想談的只是其中的一個人。由於時間確實有些久了,我忘了他是哪年哪月去世的,只記著我是什麼時候知道他的。我還能想得起來他的樣子,他的微微有些翹起的像要吹口哨似的單薄嘴唇,以及安靜而充滿距離感的眼神。
一九八八年,我忽然很想當詩人。捧著那本薄薄的普希金詩選,我閉門造車,一個冬天裡寫出了近百首看上去像詩的東西。媽媽的一個女學生聽說了這件事,就讓我挑幾個寄給她父親,他是日報副刊編輯部的主任,是個詩人。過了一些日子,詩人轉達了他的意見,說是還可以繼續寫,比如寫些散文。我寫了童年的事。後來兒童節的時候,就用上了,名字被他改過,叫作《童年記趣》。他還寄來自己的書,是本詩集,上面有他的親筆簽名。他的字很圓滑,而他的人,卻並不如此。
他是個比較典型的白面書生,言行緩慢,戴著金絲眼鏡,經常自己出神。算起來,實際上我只見過他兩面。只有一次是說了話的,內容就是他知道了我是他女兒老師的兒子。他根本沒記住我的名字。當時他特意重複了一遍,表示自己會記住的,可是後來證明他並沒有記住。那是幾年後的事,好像六七年之後吧,在市內的一家新華書店裡,我在買書,聽到了有人對服務員說:「這本書賣得怎麼樣呢?」服務員說不好。那人說:「你把它放在最下面,怎麼會有人看到呢?」服務員說,那你說放哪裡呢,上面是魯迅、巴金他們,難道要放在他們上面?那人就沒話了。我回頭一看,原來是他。
他並沒有注意到我,遲疑了片刻,表情有些沉重地轉身走了。這個場景讓我心情複雜。旁邊另外一位服務員看出了問題,說可能這就是他的書吧?那位服務員愣了一下,但堅持道,就算是他的,也還是那個道理啊。我當時就想,再怎麼寫,也不能這樣出書。他的那幾本書,都是無名的出版社出的,印得很糟糕,封面設計更不用說了。這樣的書,他已經出了近二十本。據本地另一位詩人透露,他一直想加入中國作家協會,而那個協會是有標準的,要有不少於幾本的書出版。那麼他都出了這麼多書了,為什麼還不能入會呢?這裡涉及的是另外的條款,他沒能在有影響的刊物上發表作品,另外,這些書基本上是他自己買書號出的,而且都是報社印刷廠印的。這是他一輩子都沒能開啟的心結。不過,他有本書的前言倒是省詩歌協會的一位領導寫的,稱頌他有陶淵明的氣質,像菊花一樣平淡。
有一位詩人在公園裡搞了個講座,聽的都是年輕人,或者說文學青年。這位詩人身材高大,長髮垂肩,表情木訥,顯得比他更像個詩人,現在的。詩人講自己在海邊開會,回到房裡靈感如潮水般湧來,順手就寫了幾首詩,其中一首把手稿形容為雪白的浪花,被他收入抽屜裡。隨後就說到詩人的問題,認為有些人寫了一輩子詩,可並不是詩人,有的人一輩子也沒寫詩,可仍舊是詩人。在場的文學青年們都覺得深刻而玄妙。後來有明白人悄然告訴我,這裡說的寫一輩子詩的人,其實指的就是他。那位詩人其實很通世故,此後不久的一次青年作家座談會上,態度鮮明地對在場的人稱頌他有晉人風度,是本地少有的詩人之一,並且再次說了那段深刻的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話,有些人,寫了一輩子……他是最後發的言,心情很不錯,談到自己寫詩的經歷,年輕的時候拿著手風琴到河邊靠著樹,演奏的同時就構思一些詩。現在呢,則經常把白紙放在床頭,有時候睡夢中想到了好詩句,爬起來就記下,常有驚人之筆。他舉了個例子,在一個夢裡,他將樹葉比喻為春天的訊號燈,為春天放行。他老婆當時被他開燈弄醒了,說他是老瘋子。「可是不瘋還談什麼詩呢?」他以此作為結束語。然後就是掌聲了。
此後有幾年沒有聽到他的訊息。一位老同學見面聊天,聊到文學,自然也就聊到了詩,我就提到了他的名字。同學說起不久前的一件事,他到母校演講,然後校長要求每個學生都要買一本他的詩集。很多學生不願意,但也還是買了了事。為了讓學生買得起,他還特意把本來就便宜的價格又降了幾成,結果因為實在過於便宜了,有的學生乾脆買來就直接把書丟到了垃圾桶裡。他知道了以後很傷感,覺得現在的學生實在是越來越沒有素質了。實際上,不買他賬的人並不多,有相當一部分中年文學愛好者就以認識他為榮。有的比他還年長的,見面不見面的時候都稱之為老師。經他提攜的幾位中年詩人,後來也到了報社做事。他去世後,他們寫了不少文章紀念他,但那些文字實在不堪卒讀,經常被引為笑談。他們後來也不好多談他了,好像為了在圈子裡輕鬆些混下去似的,只是說他是個好人。這兩個字評語,顯然讓他們都輕鬆許多,就像找到了一種擺脫他的方式。
他的死訊是從日報上看到的。他死於腦出血。他的追悼會辦得很風光,宣傳部的、文聯的、作協的、詩歌協會的、報社的、文學老年和青年們,在作協食堂裡擺了二十幾桌酒席。除了上級領導講話是比較散文化之外,其他的悼詞用的都是詩歌形式,古體的,新體的。追悼會幾乎成了朗誦會。參與朗誦的都是老一代詩人,情緒都有些複雜激動,詩也越發地不成樣子了。以另一位詩人為首的青年詩人們則穩穩當當地在下面喝酒,據他們說死因是這樣的:報社領導找他談話,以他年紀偏大為由,建議他退居二線,指導年輕人,而不必親力親為了。他據理力爭,宣告詩人是不以年齡為界限的,更何況文學編輯工作需要的更多的是經驗和熱愛,而不是拉關係搞派對。領導覺得他這麼說實在有些不像話了,就告訴他,這是組織上的決定,你要做的是服從。另一位詩人說,這是捨不得,這是他的命,其實呢,他是個挺單純的人。說的時候,表情極為嚴肅。旁聽的人們,也不由得表情嚴肅起來,面對這蓋棺定論般的評語。
師傅
一九九〇年秋天,一群剛畢業的年輕人坐在陽光滿地的會議室裡,等領導把師傅們帶來……而現在,我眯起眼睛,像當時那樣,試著看那些散落在地板上的明亮光斑,似乎它們就是記憶的起點和終點。師傅們是一些看上去懶散而又不耐煩的傢伙。在他們眼裡,我們這些不安而興奮的青年跟以往的那些並無區別。領導講話時他們不得不嚴肅而沉默地坐在那裡,偶爾看看我們中的某一個。我有些緊張,這是習慣使然,更多的時間裡是低著頭看著漆面斑駁的地板上明亮的水跡,剛到這兒的時候我看到有人在拖地板,拖布水淋淋的,這就是一天工作的開始?
徒弟們一個個地被師傅帶走了。領導要求徒弟們要把師傅的本事擠到自己手裡。而我感覺我們這幫剛離開學校的小孩其實很像等待被領養的孤兒。本來是一位眼神有光的師傅令我頗有好感,然而最後來到我面前的,卻是另外一個人。我跟著他,穿過陳舊狹長的走廊,下樓轉到外面柏油馬路上,陽光下是師傅們帶著自己的徒弟回休息室的場景。我走在他的身旁,有些侷促。他隨口問起我的父母都是做什麼的,聲音柔軟而平淡,他步履散漫,我悄悄打量著他腰上挎著的那套工具,顯然是用的時間久了,才那麼陳舊而光滑,我們不知不覺就走在了後面。
他是他們中看上去比較有文化的一個。工作服很乾淨,眼神溫和,頭髮沒梳理好,不過也不算潦草。我的失望無疑與他左臉那塊胎記樣的東西(暗紅色的、有點類似於我們吃過的那種薄薄的豬肉脯,形狀有些不規則)有關,也與他的溫和態度有關,那時我們總是喜歡厲害的人,會在潛意識裡輕視溫和之輩。那一天到處都是陽光,即使是陰影都像青色明淨的玻璃一樣舒服。那時我還不知道我這輩子只有這麼一個師傅。在巨大的休息室裡(是一套廢棄裝置所在的五層樓建築的頂層,整個休息室空間有六米多高),看了看外面那些沐浴著日光的銀亮圓柱體裝置之後,坐在那些大小不一的金屬箱子旁邊的鐵條椅上,他都跟我聊了些什麼呢?我幾乎沒怎麼聽他說話,而是儘量地在適應他的臉。其實,那是良性的血管瘤,年輕時被蒸汽擊傷的後果,治過幾次都不見效,只好死了心。之前,有個同學私下裡告訴我,這個師傅是這裡技術最不好的。這又無形中讓我多了些失望,聽著他講這說那的,這失望絲毫也沒有減弱。從他的眼神以及語氣的變化裡,我能感覺得到,他似乎對我的情緒是有所覺察的。師傅不過是個名分,要是你覺得別的師傅好,也不是不可以跟他們的。他並沒有這麼說,這是我猜的。
他是個寬容的人。師傅們喜歡拿他的臉開玩笑,他並不在意。對什麼事他都能一笑了之。他喜歡點評別人,比如z師傅技術在整個廠裡是最好的,但人很浮躁,喜歡耍小聰明;h師傅修電器的功夫很少有人可比,但為人孤僻、少言寡語。然後他認為自己的技術不如他們,但比他們有文化(有專業技術中專文憑),只是因為性格直率,說話不注意,得罪了領導,錯過了機會,所以對那些所謂的技術也就不在意了。後果雖然是漲工資幾年都輪不上他,可他覺得這樣也挺好。最重要的就是,他私下裡告訴我,你自己要覺得好。他喜歡下象棋、看閒書、抽菸。他願意這樣做一個自得其樂的人。不過你不能學我,他說,在我這裡,你能學的,就是不去計較那些沒意思的小事,你就好好看書吧,技術學點就得,學得再好也沒出息。也正是他的這段話,感動了我。我成了我們那撥同學裡最不務正業的人。他們跟著師傅到車間裡的時候,我則常常一個人待在休息室裡看書,或者躺在鐵條椅上睡覺、曬太陽。那座外人很少留意的五層建築無異於一個世外桃源。師傅總是說沒事,你看你的書,有事我再叫你。除非人手不夠,否則他是不會叫我的。那時也確實沒人會跟我們計較這些事,那是個變化緩慢得幾乎可以有田園牧歌的時代。同事們覺得我跟師傅般配得無可救藥。
他的理想就是某一天能把女兒送到愛爾蘭去讀書,他有個外甥在那邊打工留學。他願意放棄安穩的工作跟過去刷盤子洗碗。外甥的媽媽,也就是他姐姐,是個有錢人。除了我,他從不對別人講這些。他喜歡看那些關於政治秘聞或者奇人異事的書。這可以讓他在眾人面前吸著煙侃侃而談。在談的過程中,他能獲得很多樂趣和自信。那時他就會吸很多煙,每一口都吸得很深,彷彿這煙可以調動那些累積於腹中的故事細胞。他喜歡重複這樣的一種觀點:所有的人都跟猴子似的,都有個紅通通的屁股,扒開褲子是一樣的,名人的屁股紅得比我們這些普通人還要厲害,而且更容易看到,因為他們爬在高處嘛。這時候,其他師傅就會嘲笑他是嫉妒心理使然。有人會很不屑地說,老百姓嘛,管好自己的屁股就得了。他就會極力辯論,舉出一些例證,甚至說出一些單位領導的醜事。於是有人就會用那種漫不經心的語氣提醒他道:「你呢,這輩子沒別的缺點,就是反動,外加嘴巴沒門。」他昂起頭反駁道:「反動了又怎麼樣,誰能把我怎麼樣呢?」那人就會說:「是啊,沒人能把你怎麼樣的。」說到這個份上,話題也就結束了,大家會很默契地不再接他的話頭,顧左右而言其他,留下他自己待在那裡不尷不尬的,沒臺階可以讓他自然地下來。在他們眼裡,他始終是個一事無成而又自命不凡的人,有時可憐,有時讓人厭煩。
我是逐漸開始喜歡這個師傅的。在我參加工作之前的那麼些年裡,從沒有人像他那樣寬容地善待我。他的那個鐵箱裡擺了很多書,他喜歡的,我幾乎都不怎麼喜歡,而我喜歡的他又幾乎從來不看。他不怎麼喜歡回家。每天下班後,都待在休息室裡找人下棋,或者抽菸看閒書。老婆打來電話催他回去,他會不高興。他下棋幾乎沒有對手,時間長了人家都不願跟他下了,他就有些悵然,有時甚至不得不有意輸幾盤。他贏了棋不是什麼新鮮事,輸了棋才是大家都開心的事。每次下棋的時候,他的對手一方總會聚集很多人幫忙支招,難得贏下他兩盤,就皆大歡喜地取笑他。有時候他輸了棋也會很不舒服,但隨後就釋然了,會自嘲一下。下棋麼,他告訴我,也就是圖一樂兒,太認真了就沒意思了。後來有人找來個年輕高手,跟他下了十番棋,說不為別的,就是要贏他這張嘴。當著很多人的面,他輸了,輸得很徹底,幾乎沒有贏的機會。從那以後,他就隻字不提下棋的事了。棋癮犯了的時候,就看棋譜。無論別人怎麼引誘他,他也不為所動,自稱水平不夠。我們經常在一起待到很晚,他願意聽我講講剛讀過的書,只是他時常走神。我們有時喜歡一起站在視窗看外面寂靜的廠區夜晚,那些裝置上亮起很多小燈,星星點點的,而天空與地面則都是黑暗。他時不時地會弄出一包好煙或者好茶葉與我分享,都是他姐姐送給他的。
他的老婆是個很神經質的女人。這是他的說法。我不知道什麼是神經質。是脾氣不好?他搖搖頭,說沒那麼簡單的。到他家裡去時,他老婆很熱情地端茶遞煙,然後又做了飯。她有些歉意地表示,論做菜,還是你師傅在行。他的女兒是個很安靜的小姑娘,總是躲在自己的房間裡看書,長著一雙梅花鹿的眼睛,在不遠處悄悄看人。我看到一個和睦的家庭。後來他送我出來,對我說,家庭就是這樣的,別人,從表面上永遠看不出什麼。我不明白他要說什麼。有一回我路過他家,在晚上,看到他家燈亮著,就去看他。剛進到屋子裡,我就意識到來得不是時候。他老婆在哭,滿面淚痕,頭髮凌亂。他滿臉怒氣,什麼也不說。他女兒的房間門關著。我離開了。第二天他解釋說他的女人很不懂事,被他教訓了,涉及的是老人的事。這件事過了挺長時間才通過他老婆的口說了出來。他說了謊。原來是他一直在跟一個女人通訊。她在收拾庫房的時候發現了這個秘密。他們爭吵。他打了她。她說他指著自己的臉告訴她,如果沒有這張破臉,他是不會跟她在一起的。她對我說這些事的時候,他也在旁邊,麻木而沉痛。
她很愛他。他覺得無所謂愛不愛。自從這張臉變成這樣,他對我說,我就什麼都沒有了。這塊斑,就是我的命。這輩子也就這樣了。那個與他通訊的女人,是他在另一個城市讀中專時不同班的同學,曾是個很秀氣的姑娘。她並不認為他的臉是個解決不了的問題。臨畢業前他去拜訪了她的父母,他們覺得他是個很不錯的年輕人,但他的臉相,他們以及親戚朋友們都不能接受。上火車之前,她在入站口對他說,我們保持通訊吧。這通訊,斷斷續續保持了二十多年。他說她最近得了一種病,頭髮都掉光了,丈夫也離開了她。他請了假坐火車跑去看望她。在醫院裡,她囑咐他,回去跟老婆好好過日子吧。過了一段時間,他老婆告訴我,你師傅學好了。我看到的情況是,他不抽菸了,也不看書了,每天按時上班回家,不參加任何集體活動。他開始發胖了,肚子也起來了。
後來,也就是我做他徒弟的第三年春天,我調到了機關工作。他非常高興。單位裡的同事們給我送行,他喝了很多酒。最後在馬路上,他拉著我的手說:「你師傅我,確實不像個師傅的樣兒,什麼都沒教給你……」我說你一直在鼓勵我看書,對我很寬容。他很難過地拍了拍我的肩頭說:「其實人活著很不容易的,你知道麼?」我說我知道的師傅。「不能光看書的你知道麼?」我說我知道的師傅。說完,他轉身就走了,那感覺彷彿我馬上要上炮火紛飛的戰場,而他則要去當戰俘。一轉眼就是十來年過去了,他提前退了休,他女兒做了髮型師,師母則是失業在家了。對了,我離開他之前,他特意送了我一套書作為紀念,四十卷本的馬恩全集,幾乎就是新的,沒怎麼讀過。據說是一位領導退休前丟在倉庫裡的,被他撿回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