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〇年出版的《姻緣路》短篇小說集後記題目是「寫小說好修行」，有人寫文章罵「胡腔胡調」。其實我雖然確實到胡蘭成的易經私塾裡去打過幾次瞌睡，可是上課未行束脩以上，下課也不趨前請業請益，充其量是個湊熱鬧的旁聽生，真算不上是人家的入門弟子，起碼那個時候年輕無知，不懂中國近代情勢的複雜和歷史上成王敗寇的道理，整個「一根筋」，心裡對貼了「漢奸」和「負心漢」的前輩既不甚恭敬，言行自然不去親近，而且幼稚得因人廢言，絕對沒有私淑學舌的嫌疑，當年會聲稱「寫小說好修行」完全是小孩跟家裡大人唱反調，因為我父親常哂笑我寫小說是「參野狐禪」。他老人家檯面上的休閒讀物是《蘇俄在中國》之類。我記得小學的時候讀到「高山滾鼓」是「不通、不通」捧腹大笑，現在想到也還微微笑。那不可能是我媽的書，她算是愛好「文藝」的，看電影畫報，唱黃梅調，還訂電視週刊和《皇冠》雜誌。所以書架上那一排柏楊作品有可能是我哥哥的書，他有當時所有被禁的書，包括書名是「小白龍」的《鹿鼎記》也做過我的兒童讀物。

和現在的家長怕小孩輸在起跑點上相反，我母親一直「防範」小孩子過早識字，可是因為我在成人堆里長大，一傅眾咻，防線輕易就被突破，我很小就懂得搬凳子爬高去夠大人放在書架高層上不想我看的書，讀完歸原，神鬼不知，以至該看的、不該看的反正都看了，當時懂得多少當然很難說，可是時至今日我都會忽然在生活裡產生一個連線，領悟到一個多年前讀到某書某章某節某句時發生的疑惑或感慨，這樣的偶得也算是間接地豐富了自己的人生吧。不過這種養成教育讓我一生胡亂看書，毫無章法，一肚子亂七八糟不算學問的「非知識」，平日裡完全無用，而且常常洶湧澎湃，病酒悲秋，感時傷懷，無可排遣。這才懂了媽媽先知先覺的「母愛」。

因緣際會，我在青年時期開始寫小說，算是替胡思亂想找了出口，不但是自我心理治療與建設，還贏得榮譽，當然覺得寫小說不是「野狐禪」是「好修行」。可是我的人生在那個始發期雖然心裡反叛，還是不免深受家庭影響，把安身立命當成前途上唯一的下一選項。我對找份待遇優渥工作的熱忱遠遠高過煮字療飢寫出個好作品，所以出國以後讀書就業，和文學漸行漸遠，終至完全脫節。

以前我去參加「聯合報短篇小說獎」比賽是為了獎金，得獎作品就是這本集子中收下的《掉傘天》和《樂山行》兩章。後來還能孜孜不倦地寫了此中十數個短篇，卻是因為受到對後進不吝提攜的前輩作家和編輯像是朱西寧先生、駱學良先生以及文藝界許多無私的其他前輩的鼓勵，才讓我這樣一個沒有文學抱負的人打下了「愛寫」的基礎，又居然在停筆三十年完成父母對我人生的期望後能鼓勇再發。這些前輩當年對素無淵源、不懂感恩、幼稚無知的小輩的厚愛和忍耐，要等到今天我長大到了他們當時的年紀才懂得。這份我愧對的名單實在太長，像主動為《姻緣路》短篇小說集作序的夏志清先生，到了今天還沒放棄對我期許的唐達聰先生，在我是青年作者時折節寄語鼓勵創作的彭歌先生、華嚴女士、白先勇先生、殷張蘭熙女士等等多位先進都是。甚至已經不在人世的報老闆王惕吾先生也讓我無限感懷。最近聽張寶琴女士轉述，他晚年時在舊金山養病時還問起：那個蔣曉雲跑到哪裡去了？她從不來聯絡，實在太無情了！

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卻有晴。我的人生忽而在東，倏而在西，一時晴空萬里，一時大雨滂沱，雖然當時惘然，所有恩情都會一生長憶。

母親去世時，悲慟到有些失常的父親屢次強教我寫篇「哭媽媽」去報上發表。我那時恰至而立，放棄寫作有年，也有洋學位，有家庭，有工作，完全合乎他們的理想。聽說要我寫「哭媽媽」這樣老土的題目豈止沒有遵命，還大悖逆，惡聲答他：「早就不寫了！你不是說野狐禪嗎？我現在最怕別人知道我寫過東西！」

我爸爸只嘆氣道：「寫過東西怕人知道怎麼樣？又不是做過小偷！」他沒有替自己說的「野狐禪」翻案。在我父親心中大約凡是不經世濟時或發聾振聵的文章一律還是「野狐禪」。

「野狐禪」典故出自佛教《傳燈錄》和《四家玄錄》，說一個高僧認為修行可以達到「不落因果」，結果墮成野狐五百年，等到百丈禪師告訴它修行要「不昧因果」，才得以解脫。我既不出生在文學世家，長大又沒讀文史專業，從搬凳爬高識字讀書就是個「雜家」，都不用「墮」就已經身在旁門左道。五百年我只走了十分之一，就每世活一百歲，也要五世才得修完。既然「野狐禪」一參就是幾輩子，我就繼續「寫小說好修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