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他們的讀書會請到了一位詩人。詩人的詩作題材敏感，寫了不少被禁止出版的詩集，也辦過刊物，都只能自行出錢找油印作坊自行印刷，在地下文學圈子裡散發，在熟人裡推廣。那次討論很快脫離了詩的領域，變成了政治討論。我翻著詩人帶來的油印小冊子，問平生他喜不喜歡這個詩人的詩。那些詩很口語，句子切割得很短，像是打嗝的人斷斷續續蹦出的話。平生不願意回答，告訴我看事情沒那麼簡單。他試圖從社會結構的層面看待這些詩，說哈耶克與自由，說重要的不是這些詩寫了什麼，重要的是它們被禁止。

「我知道禁書是怎麼回事，我不是想跟你討論禁書的問題。」我說，「我只不過是想問你喜不喜歡而已，就這麼簡單。你難道看完電影或者書不想找人相互交流嗎？」

他側過頭去不看我：「你怎麼也跟俗人一樣，陶醉於這種沒營養的議論？」

這種時候，溝通就像是一道壁壘、一堵牆、一個透明的玻璃罩子，我在這邊徒勞地想要挖一條通道，手指沾滿泥巴，還被牆裡的守衛潑得灰頭土臉。我覺得他是在用他讀過的東西做盾，掩蓋他心裡真正所想，有時候我覺得他已經把讀過的東西當作他心裡所想。

我想問的其實沒那麼複雜，我只想知道，他是喜歡，還是不喜歡。

現在想起來，我們之間最親近的一個時刻是二月初的一個傍晚，他似乎很疲倦，為一個問題或是一件什麼不順利的事情發愁。在咖啡館昏黃的日光中，他把書推到一邊，身子斜靠椅子，一隻胳膊搭在我的椅背上說：「以後咱們找個海邊的小漁村住吧，找那種窮一點的，租房子應該不貴。早上起來可以去看看海上大霧。」他的面容倦怠安靜，像棄掉一盤棋之後帶悲傷的解脫。我輕輕側過身子，去拉他的手，他順勢躺下來，躺在我的腿上，不一會兒就睡著了。我凝視他的臉，夕陽在高樓背後留下最後一抹橙黃。

那樣的記憶，過於稀有。

有一天晚上，我們一起去參加一場送別宴。跟平生在一起，認識了他的一些朋友。平生不喜歡和人交往，除了讀書會同伴，他只和同租的室友有淺淡的往來。他租的房子是三居，客廳打了兩個隔斷，平生住一個小間。我去過幾次，和他的室友也就有了些許交情。

春天裡的一個週末，平生的一個室友要搬走，請其他幾個人吃飯聚餐。聚會是在通向香山的那條路上，靠近頤和園的地方。荒僻的路邊沒有路燈，小飯館的招牌是僅有的光源。我們來晚了，進門的時候火鍋已經冒起了泡，幾雙筷子正在下肉。很顯然，在我們到達之前，他們已經聊起來好一會兒，啤酒也已經喝光了兩瓶。

告別的室友叫趙志高，考研已經考了兩年，如果再考就是第三年，女朋友開始受不了，因為他即便考上，距離工作掙錢也還有好幾年，對女朋友來說，想成家是等不了這麼久的。趙志高報的是電影與文化研究，目標是做電影評論家，短時間內看不到收入的前景。女朋友讓他在研究生和自己之間二選一，趙志高糾結許久，終於做了選擇，放棄考試，接受了女友託人找的職位，去一家廣告公司做銷售。老金十年前就來北京漂著，做過一段時間酒吧歌手，打過些零工，後來不唱了，找了工作。我們認識他的時候，他已經剪了長頭髮，梳著板寸，脖子後面積累出肉。老金現在賣保險，他媽媽在老家，糖尿病變得嚴重，花銷變大，他需要寄錢回家。他說他永遠都不能期望自己家能出錢給他買房子。女孩子劉妍處於糾結的兩難。她只希望能留在北京，有一天組個小家，能裝修自己的屋子，能帶孩子去旅行。她最喜歡的是陳列著歐式室內裝飾的家居用品店，但一樣也不捨得買。

在黑沉沉的夜和渺茫的希望中，在酒精的刺激中，人的情緒總會有點悲觀亢奮。老金罵房價太高，罵給他辦暫住證的公務人員沒素質，說他們狗眼看人低、辦事沒效率，進而說各種公共部門的人浮於事、臃腫腐敗，頗有國將不國、痛心疾首、有識之士無所作為、除了一醉方休又能何為的勁頭。他說的都是真的，但也有情緒的自我投射。

我們那天晚上都喝了酒，喝了很不少。最便宜的燕京啤酒，至少有一箱。其實也說不上是什麼告別，但不知道為什麼，每個人都有點離愁別緒，或者是一點生活不會改進的灰心，或者是心底深處還抱著某些放不下的希望。走出小飯館，打不到車，我們就沿著黑燈瞎火的馬路走了很久，一次次看著身後出現的貨運卡車車燈將我們的影子映出、拉長、再吞噬。

在黑暗的公路上，平生開始痛陳時代弊端。他說物質主義把人壓榨成碎片，又說時代的不公正太強以至於個體無能為力，必須要某種集體行動。我們由此開始某種邏輯混亂的爭執。我始終在說迷茫：依靠個體不斷尋找才能擺脫的迷茫。他一直在說壓制：作為不公正根源的壓制。說來說去，他甚至有點生氣了，說中國的事就是無解，最好將現有統治推翻重建。

「書生總想推倒重建，」我說，「過去一百年，不是都推倒重建好多次了嗎？」

「那叫重建嗎？」他哼了一聲，「連現代性是什麼都不懂，叫什麼重建？」

「為什麼非要重建呢？打碎那麼多東西……重建的東西就一定好嗎？」

「那得看是誰建。」他說，「要覺醒的人來主導才行。」

我不說話了。我們能看到共同的不理想，我看到的是一件件具體的事情，而他看到的是一個完全不正確的世界。又談了幾句，這種差異的來源越發明晰起來。他心裡有一整套完整流程的模式：啟蒙、革命、重建、天下大同，這似乎來源於十七十八世紀的很多人很多書。這個過程雖然失敗過好幾次，但若不按照這個路徑走，那是無論如何不成的。我雖然說不出我理想中的模式是什麼，但我總覺得這種路徑沒有觸碰問題所在。問題不在於一切推倒如何重建，而在於找到人心裡的某種東西。

他也不說話了，自從我說了幾句對革命的微詞，他就冷冰冰顯得有點惱怒，故意沉默。人少車少的夜路上，一旦沉默，黑沉沉的壓抑就席捲而來。我又嘗試讓對話繼續，嘗試改變話題，可是他一直沉默不語。之後只說了幾句冷漠的場面話就不歡而散了。在我家樓下，我望著他的背影轉身離去，忽然有種模糊的痛感，覺得望見了他就此一去不返。

那個晚上之後，他有幾天沒有聯絡我。

我開始感覺到我們之間蛛網般的裂隙。原本就不穩固，裂隙之後更脆弱。和平生在一起並不能減少我的惶惑，正相反，卻加重了它。通常情況下，當一個人不願意表達他的內心，很可能是他自己迴避去想，除了時間的歷練，沒有什麼能改變。我原本不該一直探問，那時我不知道，平生之所以包裹自己，是因為他對自己也不確定，而且不願意面對這種不確定。

我和平生在一種忽遠忽近的距離中維持著感情。像是共乘一艘小船渡過寒冰覆蓋的水面，寒冷可以共度，但天暖冰融，水流汩汩，卻在急流和漩渦中搖搖欲墜了。

我一直期待等我們都讀研，狀態就都能穩定下來。可結果那年平生又沒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