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感恩節後的那個早晨，康奈爾一個人去了療養院。探望完父親，他在走廊上走到一半時轉頭回到了父親的房間，站在門口向裡面張望了片刻，然後又轉身離開了。當他打算把鑰匙插進車子裡時，他再一次回去了。這一次他走進了房間，在父親床邊的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牽起了父親的手，彷彿他剛剛才到似的。

正午時分，他們一起去吃了午飯。餐廳裡充斥著女人們的呼救或語無倫次尖叫的聲音。那聲音穿透了父親混沌的思維，讓他顫抖著在輪椅上晃動起來。康奈爾把這看作是父親騎士風度的本質體現，因為男人的尖叫聲就無法引起他身上相同的反應。

午飯後，坐在父親的房間裡，康奈爾很快就把自己所能想到的一切話題全都說完了。他向父親講述了大都會隊在賽季最後一星期內潰敗5分之後又是如何差一點輸掉了外卡賽的，還有洋基隊是如何在常規賽歷史上贏得最多比賽之後又捧得了世界職業棒球大賽獎盃的。他還給父親講述了自己大學最後一年的生活。他不知道父親能否理解他所說的任何東西。相比之下，母親在這時似乎會顯得更自在一些，彷彿他的父親隨時都有可能回應她所說的話一樣。她會把家裡出現的問題悉數講給他聽，然後再說上一句「你總是告訴我們不要那麼做」或是「你早就知道了，對不對」。儘管如此，他還是無法用浮誇的語氣對自己的父親講話，因為他就是無法擺脫對父親會回答他的那份懷疑，好像把陳述句轉變成問句就是對父親的不敬似的。於是他只好默默地坐在那裡或是播放音樂。

房間裡既平靜又安寧。哈金斯先生那一邊的小鋼琴上擺放著一個花瓶和一對相框。他從未看到過哈金斯先生在鋼琴邊坐下，不過對方也很少在屋子裡停留，總是沒完沒了地在樓道里走動，手裡推動著他的成人學步車，彷彿是要把自己累垮似的。

「你知道哈金斯先生是德國人嗎？我知道我給你講過柏林的事情，但是你就讓我再給你講一遍吧。柏林很棒，藝術、文化、文學，整座城市就是一個建築工地。他們把所有東西都建成是新的，卻又試圖不讓任何東西看上去是新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他們似乎不願意在未經深思熟慮的情況下掩飾過去的任何事物，試圖用一種周到的方式來處理歷史的遺產。這並不完美，而他們也知道自己是永遠無法通過改正自己的行為讓人們遺忘納粹時代的暴行的，可他們還是企圖成為這個世界的記錄者，或至少是這個世界痛苦的良心。他們堅持關注國內局勢，毫不留情地提防歷史修正主義、對過去生活的多愁善感和任何帶有些許可能引領他們走向毀滅的線索。沒錯，那裡確實還有新納粹主義者存在，就像哪裡都會有種族主義者和仇外主義者一樣。可作為一種文化，至少是一種知識分子文化，他們總是格外審慎地想要趁那種思想站穩腳跟之前就把它徹底鎮壓下去。你不能責怪德國人，或者至少是柏林人、柏林的知識分子以及我在自由大學認識的那些人試圖假裝納粹主義從沒有存在過——你明白嗎？我從他們那裡學到，要把自己的話限制到無懈可擊、堅如磐石的程度才行。他們甚至還要思慮周全，時刻提防自己飽受良心的譴責。他們對於良知疲勞的警覺有著堅定的原則。良知疲勞。憑良心辦事——不；他們不會說良心，那意味著某種‘良好的禮貌’。鑑於他們總是逼迫自己銘記那份存在於自己出生以前的歷史中的罪惡，他們苛刻地要求自己不能自我感覺良好。在對待奴隸制、印第安問題、日軍集中營、黑人問題、塔斯基吉梅毒試驗或任何給美國人的靈魂留下汙點的歷史暴行方面，我們都可以從他們的身上學到些什麼。」

他們再一次靜默地坐在那裡，直到他從自己提前買給父親的聖誕禮盒裡抽出一張唱片，放上了莫札特的音樂。他已經決定今年不飛回來過聖誕節，只不過還沒有把這個訊息告訴母親。他猜想這樣才能迫使她接受寇克力家的邀請，而不是再留守在梅爾普格羅夫療養院裡度過一個壓抑的平安夜，正如他去年在德國時她所做的那樣。要是他趕回家中，她肯定會希望一家三口能夠一起過節，可他卻不想這麼對待她，所以才想出了如此強人所難的方法，迫使她放手讓別人——辛蒂之類的——來照顧她。

他的父親伴隨著樂聲拍手歡呼起來，康奈爾也跟著拍起了手，同時不由得回想起了小時候一起和父親坐在卡內基音樂廳裡的經歷。那時的他只有看到父親充滿權威性的拍手時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該鼓掌。

一曲終結——唱片封套上的文字顯示這是莫札特的第40號交響曲——他的父親極其興奮地笑了起來，隨即又憂悒地啜泣起來，以至於他根本就聽不見背景裡的音樂是什麼。康奈爾不知道是交響曲讓他反應如此強烈，還是他的潛意識裡有什麼東西正在沸騰。他的心裡燃起了一股無名的怒火。不過，他趁著那種感覺還沒有湧上他的頭腦、讓這次的探病變得無比尷尬時便把父親推到了電視房裡，轉身離開了。這一次，他這麼做全都是為了父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