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話鈴聲響起的時候，埃德已經睡著了。一個月過去了，艾琳一直都在擔心著一通電話。

「事情已經變得愈發糟糕了。」斯坦說，「他得離開教室。這是為了他好，也是為了學生們好。」

她燒了一壺水，試圖讓自己平靜下來。狂風咆哮著敲打著廚房的窗戶。

「如果你覺得這是最好的辦法。」她反問道，「那管理協議是怎麼規定的？你有沒有什麼四壁都是橡膠的房間能把他關進去？」

「我在想，他應該退休了。」

「他沒有興趣退休。」她回答，「他說不定15年後才會去琢磨退休的事情呢。」

「他已經無法勝任自己的工作了，艾琳。」

「他有權獲得終身教授的職位。你們應該給他點時間糾正自己，不是嗎？」

「如果他能退休，對學院也是有好處的。」

她感覺自己開始出於恐懼而不是憤怒地渾身顫抖起來，忍不住希望自己能夠轉而向埃德尋求建議——他在這種時候總是擁有清晰的判斷能力。她知道，如果自己強迫他繼續工作，就相當於將他置於地獄般的生活之中。這樣一來，他和自己的學院之間就成了敵對關係，而他們也會從他身上找出更多無法勝任工作的理由。

「我才不關心學院呢。」她回答，「他奉獻給學院的已經夠多了。我關心的是我的丈夫。」她的腦筋瘋狂地運轉著，流逝的每一秒鐘都會侵蝕她討價還價的地位。她試著像埃德一樣思考，埃德一定會在內心深處算計些什麼，從而得出正確的答案。他肯定一開始就能預料到會有這樣的結局。「他或許可以在那裡坐上兩年。」她說，「稽核流程就是要花這麼長的時間，尤其是對於埃德這種擁有典範記錄的人來說。」

「這裡沒有人想要傷害埃德。」

就在這時，她突然想到了些什麼，彷彿埃德正在她耳邊低語似的：她得找一個既能讓雙方都高興，又能夠先發制人、採取拖延戰術的方法。每天，他無論身體狀況如何，都會把工作看作是當務之急——為此，她總是倍感挫敗，甚至感覺有些瘋狂——不過這種舉動看來還是對她有點益處，能夠幫他拿下30年工齡的。

「我不是要求啟動稽核流程。」她說，「他的病假都已經積累了一年多沒有休過了。讓他把今年的工作做完，然後允許他休病假吧。」

第二天，斯坦又打電話回來，說埃德的同事們自願在這一學期接下來的日子裡替他代課。學校的工資將為他一直髮到暑期結束，而病假則從秋季開始算起。

「這些都是我盡力想要為他做的。」斯坦說，「他不必過來上課，也不必來學校做任何的事情。」

「你說話的意思好像這是件什麼好事似的。」她說，「難道你不知道他有多麼熱愛這份工作嗎？」

「所有人都知道他喜歡教書。」

她想要相信的是，他從未發自內心地喜歡過教書。不知為何，這樣好像能夠將他們拉得更近一些。她想要相信他只是假裝喜歡這份工作，假裝耐心地稽核那些蠢材交上來的無窮無盡的作業，只為了得到學生們的積極回應，好讓這份乏味的工作能夠變得輕鬆一些。可她知道，這些其實對他來說都不算是犧牲。他比她所認識的任何一個人都要熱愛自己的事業，而為他這份快樂做出犧牲的人實際上是她。

「這些孩子不知道他放棄了多少東西。」她告訴斯坦。

1993年2月13日是埃德最後一次上班的日子。一個星期之後，她陪著他去人事處簽了幾份檔案，這才發現自己算計錯了。她算對了他未曾使用過的病假天數，卻並不知道這些假期是不能算進退休前的工齡裡去的。然而提出後退為時已晚。她試著給斯坦打電話，想從他口中試探一下埃德是否還有機會再拖延一段時間，卻一無所獲。她在結束對話時罵斯坦是個混蛋，然後狠狠地丟下了聽筒。

埃德6月份退休時總共為紐約市服務了29年——而不是30年。這意味著他今後只能領取自己工資中的一小部分。除此之外，鑑於他退休時還不到最低退休年齡，退休金的數額還得進一步降低。雖說殘障人士社會保障體系每個月發給他的1400美元能夠彌補部分差距，但他們還得尋求新的途徑。

鑑於預算凍結的原因，埃德已經4年沒有漲過工資了。傳言說，未來一兩年內工資會有一次上調，這樣一來他就有望拿到自己早就應得的收入水平了。可他終究還是沒有拿到自己該拿的那些錢。不過他並不只是指望一次調薪，而是正準備邁入事業中真正能夠賺到大錢的階段。他本打算教書教到70多歲的時候，工資每年一漲。

他也失去了政府一年3萬美元的撥款，而這筆撥款正有望漲到一年4萬多。損失這筆撥款對她來說打擊最大，因為這曾是他們的超額收入和撫卹金，是對奢華生活的夢想和社會地位的象徵。

只要埃德還能夠領取工資，她就能分享他的健康保險。然而一旦醫療補貼停發、他開始領取退休金，這一部分福利也就隨之取消了。

結婚幾年後，他在選取福利方案時選擇了能夠為他們兩人——以及在他離世之後為她一人——每月提供更多稅後補貼的計劃。這個方案的交換條件就是，在他退休或離世之後，她將無法享用健康保險。當初做出這個決定時他們堅信不疑，期待著她能夠通過工作或其他途徑獲得退休後的健康保險。那時的他們還不知道某些事情會導致她每幾年就要換一個工作：對更多職責、更高工資的承諾，對意志堅定的女性充滿反感的上司，發現某些事情在倫理上存在問題時她又無法視而不見。

為了保住自己的健康保險，她將不得不繼續做一份全職工作，任何全職工作都可以。從長遠的角度來考慮，她必須在中北布朗士醫院或其他市立醫院裡生存下去。如果她想要獲得紐約市基本養老津貼並在退休後享有健康保險，就還得工作10年。這對於她的年齡和薪酬範圍來說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她希望自己和埃德當初能夠預見到後來會發生的健康保險問題，可誰又能對未來預測到這種程度呢？他們倒是早就想到了埃德會在幾十年工作中表現得出類拔萃。他們下了一大筆賭注，結果卻輸得精光。而她所要付出的代價就是在埃德最需要她來照顧的同時堅持做一份全職工作。

如果她堅持不了10年便失業、不得不自己購買保險的話，他們就手頭就沒有什麼可供週轉的資金了。這樣一來，他們不僅將失去工資，還要在支付房屋貸款、水電賬單、食品開銷以及康奈爾幾年後即將需要的大學學費（埃德剛拿到診斷結果後不久便要求她保證不會讓他的病阻礙康奈爾進入夢想中的大學）之外額外支付的保險費。除此之外，儘管她不願去細數，但最終還是不得不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而為埃德支付護理費（按照目前的價位來看，每週需要600美元），更別提將他送入療養院的支出了（每月4000美元起）。而且前提是她能夠買得起這些計劃。現實中，由於她幾個月前剛剛得了蜂窩型組織炎，一條小腿已經腫成了原先的兩倍大，她不得全額購買私人保險——如果她還可以被保的話。若是她在沒有救濟金的情況下生病，就只能等著傾家蕩產了。她自從15歲起一生都在勤勉地工作，每一次發工資都會抽出十分之一存起來備用，可即便如此，她的家產還是有可能因為美國的衛生保健系統而在一夜之間蕩然無存——何況她還將自己的整個職業生涯都獻給了這個系統，慈悲地照料別的病人，忍受這個行業加之在他們勢單力薄的身體上的巨大壓力——她生活中的一切彷彿都被一塊頑固的巨石碾得粉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