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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下班後總是會聚集在多爾蒂酒吧裡和艾琳·圖穆蒂的父親聊天，而不會去找神父告解。儘管艾琳才剛上小學四年級，卻經常大搖大擺地出入酒吧。下午4點半左右，父親在完成了配送工作之後便會把她從踢踏舞教室裡接出來，然後帶著她到酒吧裡去。踢踏舞課程6點鐘才會結束，不過她並不介意早點離開那間地下室。赫爾利先生總是會對她大喊大叫，提醒她把握好節奏或是將兩臂平舉在體側。赫爾利先生說，艾琳的身材實在是太瘦長了，無法完成如此緊湊的舞蹈動作，看起來好似警察經過時為了掩飾什麼而試圖假裝站好似的。她想要學的其實是吉巴特舞或林迪舞之類能夠任她恣意甩動好動的四肢的舞步，但母親還是給她報了這種愛爾蘭舞蹈班。

她的母親還是沒有徹底忘懷愛爾蘭。她還不是美國公民，而父親最喜歡吹噓自己在獲得公民申請資格後的第一天便提交了申請表格。那張落款日期為1938年5月3日的公民證書被裝在相框裡掛在了客廳，正對著一幅描繪聖帕特里克驅趕毒蛇的水彩畫——如果不算上廚房裡掛著的那隻木雕凱爾特十字架的話，這應該是公寓裡唯一的一件藝術品了。小小的證書上蓋著一個鋼印，還留有一個清晰的簽名，印著一張嚴肅冷酷的臉龐。艾琳仔細端詳著這張臉龐，想要尋求某種答案，但照片裡年輕的父親繃著嘴唇的樣子似乎什麼也不想對她透露。

看到艾琳的父親胸前託著牛仔氈帽、一臉不苟言笑的身影出現在了門口，赫爾利先生停止了吼叫，或者應該說是停止了對艾琳的吼叫。她父親的到來總是會讓周圍的人主動安靜下來。錄音機裡還在播放著音樂。姑娘們剛剛跳完滑步捷格舞的舞步。當艾琳不必強迫自己僵硬的身體跟上步點時，那小提琴的聲音聽上去還是挺悅耳的。音樂聲結束時，赫爾利先生並沒有浪費口舌准許艾琳離開，而是在她收拾東西的時候望著地板。她是如此迫不及待地想要離開那裡，踏上一段沉默的路途，以至於來不及換下鞋子就奔上了馬路。

當他們走到酒吧所在的街區時，酒吧已經開門了。艾琳一路小跑地趕在前面，想要看看有沒有人坐在她父親的高腳凳上。她還從沒有在那隻高腳凳上看到過別人的身影。不過，她趕到的時候發現酒吧裡的人已經在凳子旁邊圍成了一個半圓，彷彿是在期待他的出現。

酒吧裡一片烏煙瘴氣。她是那裡唯一的小孩子，但這並沒有影響她觀察自己的父親主持大局。5點之前，酒吧裡的主顧都是像他一樣的工人。他們恣意喝著啤酒，心滿意足地享受著四周如薄霧般環繞著的倦怠而又幸福的氣息。5點鐘一過，白領們便紛至沓來，一邊等待著自己點的東西，一邊在擁擠的吧檯上敲打著手中的硬幣。他們會把杯中的啤酒一飲而盡，然後立馬伸手示意再來一杯，緊接著用兩隻手緊緊地攥著扶手，俯下身子急匆匆地再嚥下一杯，眼睛像盯著酒保一樣盯著她的父親。

她穿著起褶的短裙和帶領子的襯衫，挑了最前面的一張破爛的桌子坐了下來，一邊做作業一邊訓練自己用一隻耳朵偷聽父親的對話。她無須用力便可以聽到他們對話的內容，因為他們根本就沒打算壓低自己的嗓門——即便她就坐在幾英尺以外的地方。她父親的權威性起到了一定的澄清作用，使得其他幾個人也不用為自己感到尷尬。

「我要被逼瘋了。」他的朋友湯姆支支吾吾地說道，「我睡不著。」

「你有什麼話就儘管說吧。」

「我背叛了希拉。」

她的父親俯下身靠了過去，用眼神將湯姆牢牢地按在了高腳凳上。

「幾次？」

「就只有一次。」

「別對我撒謊。」

「第二次的時候我太緊張了，所以什麼也沒做成。」

「那就是兩次了。」

「是的。」

酒保晃了過來，掃了一眼他們杯子裡的酒，然後把擦玻璃杯的毛巾甩到肩上，走開了。看到父親斜眼瞥了瞥她，她趕緊用力捏著鉛筆在作業本上寫了起來，結果摁斷了筆尖。

「那個蕩婦是誰？」

「是銀行裡的一個姑娘。」

「那你告訴她，這段愚蠢的關係已經結束了。」

「我會的，麥克。」

「你以後還會不會做這種該死的傻事了？現在就告訴我。」

「不會了。」

一個男人走進了酒吧的大門。她的父親和湯姆都對著他點了點頭。一股冷氣緊跟在他的身後吹了進來，凍得她赤裸的雙腿一陣哆嗦。空氣裡飄蕩著濺灑出來的啤酒和地板清潔劑的味道。

「摸摸你的衣服兜。」她的父親說道，「把你私藏的每一分錢都拿出來。給希拉買點好東西。」

「對，我需要的就是這個，就是這個。」

「要花得一分不剩。」

「我不會有所保留的。」

「在上帝面前發誓，一切就此結束。」

「我發誓，麥克。我鄭重地發誓。」

「別再讓我聽說你到處拈花惹草。」

「那種日子已經過去了。」

「也別傻乎乎地把你的所作所為告訴那個可憐的女人。就算她什麼也不知道，和你這種傢伙過日子對她來說已經夠糟糕的了。」

「好的。」湯姆回答，「好的。」

「你真是個該死的傻瓜。」

「沒錯。」

「這是我們最後一次談論這件事情了。給我們再倒幾杯酒來。」

無論他說什麼，他們都會開懷大笑。但只要他一嚴肅起來，他們便會跟著板起臉來。他們還會對他歌功頌德，彷彿他根本就不在場似的。他們中有一半人都是剛從國外過來的，工作也都是他給介紹的——勝斐爾、梅西百貨、酒吧的臨時工或雜務工。

所有人都稱他為「大塊頭麥克」。他最出名的特質就是不怕痛。他的肩膀是那樣寬闊，以至於襯衫穿在他身上都像是西裝外套。他的拳頭和嬰兒的腦袋一般大小，身軀和那些他用手肘就能鉤起來的啤酒桶差不多大。除了工作之外，他從不會費盡心力去健身，因而身上也沒有什麼硬邦邦的肌肉，只不過是身強力壯而已。如果你偶然看到他休息時的樣子，便會發現他的身體在他睡著時似乎會縮成正常的比例。可一旦你對他有所隱瞞，他就會在你的眼前一點一點膨脹起來。

她已經不是小孩子了。她知道為數不多的那幾個能討父親歡心的人對他的謬見也並非是全盤接受，偶爾對他的善舉也頗有微詞，滿腹狐疑地聳一聳鼻子。

雖說那時的她只有9歲，但已經明白不少事理了。她知道父親為什麼不在回家吃飯的路上順便來踢踏舞教室接她，因為那會剝奪那些結束了一天的工作、西裝革履地從曼哈頓趕回來的男人與他相處的僅有一點時光。他們會圍坐在一起，鬆開領帶、脫下外套，擠作一團，開始大聊特聊。下午5點半一過，他就會起身離開酒吧，絕不會賴到6點差一刻的時候，因為多出來的那幾分鐘關係重大。她知道這對他來說不僅是一種樂趣，更讓他在受人擁戴的過程中感受到自己還能發揮幾分餘熱。不過在他看來，自己身為一個丈夫的責任也是同等重要的。

他們一家三口每天晚上都會一起吃飯。她的母親每晚6點鐘會準時把晚飯端上桌，白天則在寶路華工廠裡清潔廁所和辦公室。她從沒有心情聽別人找藉口。艾琳的父親在回家的路上一直都在看錶，快到家門口時還加快了腳步。若是艾琳偶爾有些跟不上，他便會在最後幾步路時伸手把她抱起來。有時候，艾琳會故意放慢腳步，只為了能夠依偎在他的懷抱裡。

那是6月一個溫和的晚上——還有一個星期的時間，她在小學裡的第四個學年就要結束了——艾琳和父親到家時發現碗盤已經擺好，但臥室的門卻是關著的。父親的臉上出現了一種遭人背叛的表情，敲了敲手錶，又擰了擰發條，然後抬頭和水池上方的掛鐘對了對時間。掛鐘上的指標已經走過了6點20分。艾琳從沒有看過他露出如此難過的表情。她明白，這不僅僅是一頓遲到的晚餐的問題，父母之間一定發生了什麼她不知道的事情。她為母親如此墨守成規感到有些憤怒，可父親看上去卻並不生氣。他沉默地慢慢咀嚼著，站起身來給自己倒了一杯水，順手也為她滿上了一杯，還從爐臺上的鍋子裡舀了一大勺胡蘿蔔給她。不一會兒，他披上外套出去了。艾琳走過去推了推臥室的門，發現門是鎖著的。於是她又靜心聽了聽，可什麼也沒有聽見。她又走到了基歐先生的門口，也沒有聽到任何的聲響。一陣突如其來的恐懼襲上了她的心頭。她害怕自己就這樣被人拋棄了，於是想要重重地拍打那兩扇門呼喚他們出來。但她很清楚自己不能在那個時候打擾母親。為了讓自己冷靜下來，她把爐臺和桌面擦得乾乾淨淨，不留下一丁點的麵包渣和汙漬，以至於不知道的人根本就看不出來她的母親曾在這裡做過飯。她試圖想象自己若是從小就孤身一人會是什麼樣的感覺，最後得出了這樣的一個結論：一開始就是個孤兒可比成為一個棄兒要好過多了。這世上應該沒有什麼比被人拋棄更糟糕的了。

她之所以喜歡在酒吧裡偷聽父親的談話是因為他在家的時候很少說話，只會在切著盤子裡的肉時偶爾唸叨幾句大道理。「一個人不該因為不想努力就放棄自己想要的東西。」「每個人都應該有一份副業。」「錢就是用來花的。」（他十分堅持這最後一點，他可沒有耐心應付那些錢包裡沒錢請大家喝上一輪酒的土生土長的美國人。）

他的副業就是在多爾蒂酒吧、哈特尼特酒吧和利特里姆城堡酒吧裡調酒——每個星期在一家店裡工作一晚。每到大塊頭麥克·圖穆蒂前來調酒、倒酒的日子，酒吧裡總是人滿為患，賺得盆滿缽盈，好像他是什麼限時演出的巡演藝人似的。勝斐爾也沒有吃虧，所有人都知道他是勝斐爾公司的人。他至今仍操著滿嘴的愛爾蘭口音，可這恰巧是艾琳的母親一直在努力矯正自己的；要知道，這種口音在他的工作中可是很有用處的。

每當艾琳鼓起勇氣追問自己的祖籍時，他總是會揮一揮手示意她安靜。「我是個美國人。」他回答道，彷彿這就足以解答她的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講，事實的確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