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通納拿到文學學士學位後兩個星期，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在薩拉熱窩遭塞爾維亞民族主義者暗殺；秋天未到，戰爭席捲整個歐洲。戰爭成為老學生中持續不斷的熱門話題，他們好奇美國最終將發揮什麼作用，大家又很開心，自己未來的命運暫不確定。

可是擺在斯通納面前的未來既光明又確定，而且不會改變。他眼中的未來，不是事件、變化和潛在可能的湧流，而是猶如前方的一塊領地，等著他去探索。他把未來看作那座宏偉的大學圖書館，可能還會新建側翼建築，還會新增新的圖書，然後又清退掉舊書，但是其本性仍然基本不會改變。他能看到在這所機構中的未來，他將置身其中，而自己對這個機構還不完全理解；他想象自己在那個未來中還會有變化，可是他把未來本身看作改變的工具而不是它的目標。

那年夏天快結束的時候，秋季學期即將開始之際，他去看了父母。他本想幫著收夏天的莊稼，可發現父親僱了個黑人田間幫手，幹起活來不吭聲，賣力，勁頭很足，一天干完的活兒差不多頂斯通納和父親過去在同樣時間裡乾的活兒。父母見到他後很開心，他們好像並不怨恨他的決定，但他發現自己跟父母無話可說；而且，他意識到，他和父母已經逐漸形同陌生人。他感覺自己的愛因為損失反而更強烈了。他比原來計劃的提前一個多星期返回哥倫比亞。

他開始討厭在弗特家農場幹活兒花的時間。很晚才回來開始學習，他感覺有種強烈的學習衝動。有時，沉浸在自己的書本中，他會想到還有那麼多東西不知道，還有那麼多東西沒有讀過。他辛苦追求的寧靜，當意識到自己生活中的時間那麼少，而要讀的東西那麼多，要知道的事情那麼多，這份寧靜開始破碎了。

1915年春天，他修完文學碩士的課程，花了整個夏天的時間完成論文，是對喬叟的《坎特伯雷故事》中的一篇進行詩法研究。夏天將盡，弗特夫婦告訴他，農場用不著他了。

他早就料到自己會被解僱，在某種意義上他倒樂意如此；但是，這事真的到來後，他卻有種恐慌的刺痛感。好像自己和原來生活之間最後的那條紐帶被割斷了。他在父親的農場度過了夏天的最後幾周，對論文進行最後的收尾潤色。這時，阿切爾·斯隆已經替他安排好給即將入學的新生教兩個班的基礎英文課，同時他開始著手攻讀博士學位。這份工作讓他每年收入400美元。他把自己的東西從弗特家那間狹小的閣樓房間裡搬出來，他在那裡住了五年，然後在大學附近找了個甚至更小的房間。

雖然他只給一群未經挑選的新生教基礎語法和作文，內心還是對自己的工作充滿熱烈的期待，而且胸懷強烈的崇高感。秋季學期開始前的那個星期，他已經開始備課了，斟酌考慮著各種可能性，一個人為某個活動的內容和主題努力拼搏時才會考慮各種可能性；他體會著語法的邏輯，他想自己能夠感覺到它如何從自身生髮蔓延出來，滲透進語言，支撐著人類的思想。在他佈置給學生的簡單的作文練習中，他看到了散文的各種潛力和美，他渴望用自己感覺到的東西的感覺來激發學生的活力。

可是，在他上的第一節課上，當例行的點名和學習計劃這些開場白結束後，當他開始向自己的聽眾和學生自我介紹時，他發現自己內心仍然深藏著某種驚奇感。有時，他對學生講話時，彷彿是站在自我之外，觀察著一個陌生人在給一群並不情願地聚集在一塊兒的人發表講話；他聽著自己平板的聲音在背誦著準備過的材料，從背誦中體會不到絲毫屬於自己的興奮。

他在這些課上尋找自己的解脫和滿足，在這樣的課上，他自己就是一個學生。他能夠從中再次撿回自己第一天體會到的那種發現感，那時阿切爾·斯隆曾在課上對他說，他剎那間就變成另一個人，不再是過去的那個自己。當他的腦子本身在忙著自己的課題，當它與自己學習且試圖理解其本質的文學的力量搏鬥時，他意識到自己內心某種東西在不斷變化；當他意識到這點後就開始從自我向外轉移，走進包容著他的這個世界，所以，他知道了，他讀過的彌爾頓的詩歌或者培根的隨筆，乃至本·瓊森的戲劇改變著這個世界，而這個世界就是文學的主題，能夠改變世界是因為文學依賴它。他在課堂上很少講話，他寫的論文鮮有讓自己滿意的。正如他講給這些年輕學生聽的，從不洩露自己體會最深刻的東西。

他開始跟為數不多的幾個同學熟絡起來，他們也在系裡擔任代課教師。他跟其中兩個即戴夫·馬斯特思和戈登·費奇成了好朋友。

馬斯特思是個膚色略微淺黑的年輕人，舌頭犀利，眼睛溫順。跟斯通納一樣，他也剛剛啟動博士學位課程，但比斯通納年輕一歲左右。在教師和研究生中，馬斯特思以狂妄自大和莽撞著稱，大家普遍認為，他最終拿到學位會有些困難。斯通納想，他可能是自己見過的最優秀的人，而且對他俯首聽命，毫無嫉妒和怨言。

戈登·費奇體魄高大，滿頭金髮，二十三歲的時候就開始直奔肥胖。他本科畢業於聖路易斯的一所商學院，在密蘇里大學又嘗試修習經濟學系、歷史系、工程系的各種高階學位。他開始攻讀文學學位，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拖到最後可能會在英文系弄份不起眼的教導工作。他很快就讓大家看出自己是系裡差不多最滿不在乎的學生。可是他在新生中頗受歡迎，而且跟年紀稍大些的教員處得相當融洽，跟管理部門的職員也處得不錯。

他們三個人——斯通納、馬斯特思和費奇——逐漸形成一個慣例，星期五總是在哥倫比亞的下城區聚會，喝著大瓶啤酒，海闊天空閒聊到深夜。雖然發現那是那些晚上自己所能知道的唯一社交樂趣，斯通納還是經常對他們的關係感到納悶。雖然大家處得相當不錯，可並沒有成為親密朋友；他們並不吐露心聲，也很少在每週的聚會之外見到對方。

他們誰都沒有提起過那種關係的話題。斯通納知道，這事戈登·費奇沒想過，但他懷疑戴夫·馬斯特思可能想過。有一次，夜已很深，他們坐在黑暗的沙龍里一張後排桌邊，斯通納和馬斯特思談著各自的教學和學習，用那種拙劣的詼諧口吻談論著極端嚴肅的事情。馬斯特思從店裡提供的免費餐裡高高舉起一隻煮得有些過老的雞蛋，好像舉著一隻晶體球，他說：「諸位先生可曾考慮過這所大學的真正本質嗎？斯通納先生？費奇先生？」

他們笑著搖搖頭。

「我敢說你們沒有。我想象，斯通納把大學當作一幢巨大的倉庫，像座圖書館或者貨棧，人們可以隨心所欲地進出挑選能夠成全自己的東西，大家在裡面共同工作，猶如一間公共蜂巢裡的小蜜蜂。代表著真、善、美。人們總是想繞過角落，去下一條走廊；他們就想看到下一本書，你沒有讀過的書，或者走到下一排書架旁邊，你還不曾到過的書架。但有一天你終究會抵達。等你到了——等你到了——」他又看了看那隻雞蛋，然後大大地咬了一口，又轉向斯通納，下頦在動著咀嚼著，漆黑的眼睛閃閃發亮。

斯通納彆扭地微笑著，費奇縱聲大笑，不斷拍打著桌子。「他聽懂你的意思了，比爾。他非常懂你的意思。」

馬斯特思又嚼了會兒，然後吞嚥下去，接著又轉過來盯著費奇。「還有你，費奇。你有什麼想法？」他舉起自己的手。「你會聲稱沒有想過這個問題。可你想過。在直率和熱誠的外表背後，活躍著一顆單純的心。對你來說，大學就是善的工具——當然，總體上對這個世界而言，而且順便對你自己而言是如此。你把它當作一種精神的硫黃和糖蜜，每年秋天你都給他們服用，讓那些小渾蛋度過下一個冬季。你是個仁慈的老醫生，善意地拍拍他們的腦袋，把他們的錢裝進自己的口袋。」

費奇又是一陣放聲大笑，不停地搖頭。「我發誓，戴夫，等你準備——」

馬斯特思把剩下的雞蛋放進嘴裡，津津有味地嚼了會兒，又美美地喝了口啤酒。「可是你們兩個都錯了，」他說，「大學就像一個庇護所或者——他們現在怎麼稱呼來著？——是給那些體弱、年邁、不滿以及失去競爭力的人提供的休養所。看看我們三個——我們就是這個大學。陌生人不知道，我們有這麼多共同點，可是我們明白，不是嗎？我們非常清楚。」

費奇仍然笑個不停。「是什麼，戴夫？」

看到別人對自己要講的很感興趣，馬斯特思就專注地從桌子對面傾過身來。「先說你吧，費奇。我儘量說好點，我想說你是低能兒。你自己也知道，其實你並不很聰明——雖然這不影響任何東西。」

「接著說。」費奇還在笑著。

「可是你也夠聰明——但只是夠聰明——意識到在這個世界上自己會怎麼樣。你因為失敗而與世隔絕，你知道這個。雖然你有能力當個混賬傢伙，可是你不夠無情到堅持不懈地當下去。雖然你不完全是我認識的最誠實的人，你也沒有那種異常的不真誠。一方面，你有工作能力，可是你又太懶，工作不夠勤勉，達不到這個世界要你達到的程度。另一方面，你又並不那麼懶惰，你又給世人一種印象，一種你很重要的感覺。你並不走運——真的不走運。從你的身上看不到升起的光環，你總是帶著副迷茫的表情。在這個世界上，你總是處於成功的邊緣，你會被自己的缺點毀掉。所以，你被選中，被挑出來；天意，它的幽默感經常讓我覺得很有意思，老天已經把你從這個世界的大嘴裡抓出來，安全地放在這兒，放在你的兄弟中間。」

他仍然面帶微笑，帶著惡毒的冷嘲熱諷的表情，轉向斯通納。「你也別想逃掉，我的朋友。真的別想。你是什麼樣的人？一個單純的土地的孩子，像你對自己假裝的那樣？噢，不是。你也在弱者之列——你是個夢想家，一個更瘋狂世界的瘋子，我們中西部本土的堂吉訶德，但沒有自己的桑喬，在藍天下歡跳。你足夠聰明——只是比我們共同的朋友聰明一點。但是你有這個瑕疵，那個頑疾。你覺得這裡有某種東西，有某種東西值得去尋找。其實，在這個世界上，你很快就會明白。你同樣因為失敗而與世隔絕；你不會跟這個世界拼搏。你會任由這個世界吃掉你，再把你吐出來，你還躺在這裡納悶，到底做錯了什麼。因為你總是對這個世界有所期待，而它沒有那個東西，它也不希望如此。棉花裡的象蟲，豆莢裡的蠕蟲，玉米里的穿孔蟲。你無法面對它們，你又不會與它們搏鬥；因為你太弱了，你又太固執了。你在這個世界沒有安身之地。」

「你呢？」費奇問道。「你自己是什麼樣的人呢？」

「噢，」馬斯特思說著往後靠過去，「我是你們中的一員。事實上，還要更糟。對這個世界而言，我太聰明了，我總是無法閉上嘴不去評論這個世界，這是一種疾病，無藥可治。所以我只好被封存起來，在那裡我能夠不負責任又很安全，我可以不傷害任何東西。」他又向前傾過來，對著他們微笑。「我們都是可憐的湯姆，而且是冰冷的湯姆。」

「李爾王。」斯通納嚴肅地說。

「第三場，第四幕，」馬斯特思說，「所以，上天，或者社會，或者命運，或者不管什麼你想給它取的名字，給我們創造了這間小茅屋，這樣我們就可以從暴風雨中走進去。這所大學就是為我們而存在，為這個世界的棄兒而存在；不是為那些學生而存在，也不是為了無私地追求知識而存在，不是為你聽到的任何理由而存在。我們釋放出各種理由，我們讓個別普通人進來，那些將在這個世界上有所作為的人；但那不過是保護色。就像那座中世紀的教堂，它才不在乎俗眾，甚至上帝呢，為了活下去，我們有自己的理由。我們應該活下去——因為我們不得不活下去。」

費奇欽佩地搖著腦袋。「你真是搞得我們聽上去很不堪，戴夫。」

「我可能是這樣，」馬斯特思說，「可即便像我們這樣不堪，也比外面那些人強，滿身汙穢，比那些外面世界的渾蛋強。我們不做壞事，我們心口一致，我們為此得到報償，這是一種天然美德的勝利，或者快他媽的接近了吧。」

馬斯特思從桌邊往後靠過去，無動於衷，不再關心自己說的話了。

戈登·費奇清了清喉嚨。「那好吧，」他熱情地說，「你說的也許有些道理，戴夫。可是我覺得你走得太遠。我真這麼認為。」

斯通納和馬斯特思衝著對方笑了笑，晚上的那個話題，他們沒有再多說。但是幾年後，在某些離奇的時刻，斯通納經常想起馬斯特思的話；雖然那些話並沒有讓他對自己置身其中的大學產生幻想，那些話還是向他揭示了自己跟那兩個人關係的某種東西，而且讓他有機會瞥一眼青春那有害卻不曾被破壞的苦澀。

1915年5月7日，一艘德國潛艇擊沉了英國的盧西塔尼亞號豪華輪船，船上有114名美國乘客；1916年底，德國發起的潛艇戰毫無節制地蔓延開來，美國和德國的關係日趨糟糕。1917年2月，威爾遜總統斷絕了兩國的外交關係。4月6日，國會宣佈，德國和美國之間處於戰爭狀態。

由於那個宣言的釋出，全國各地數千名青年，好像獲得瞭解脫，那種不確定的緊張感終於打破，把幾個星期前匆匆建起的徵兵站圍得應接不暇。幾百名青年簡直等不及美國出面干預，而且早在1915年就跟加拿大皇家軍隊簽了義務書，或者為歐洲某個盟軍當救護車司機。大學裡一些年紀大點的學生早就這樣做了；雖然威廉·斯通納對這些人毫不瞭解，隨著幾個月，幾個星期過去，漸漸逼近那個時刻，他們的傳奇性大名越來越如雷貫耳，而大家都知道，那一時刻終將到來。

宣佈作戰是在一個星期五，雖然下週的課程早就排好了，但沒幾個學生或者教授尋找藉口去上這些課。大家或者在大樓裡亂轉，或者大規模聚集在一塊兒，細聲細氣地竊竊私語。偶爾，那種緊張的沉默忽然爆發演變成近乎暴力行為；出現過兩次反德國的總抗議，學生們在抗議中語無倫次地高聲喊叫，揮舞著美國國旗。有一次還出現了一場轉瞬即逝、反對某個教授的抗議，那是一個留著小鬍子、教德語的老教師，他在慕尼黑出生，年輕時上過柏林大學。可是，當這位教授面對一小群憤怒和激動得臉色漲紅的學生，迷惑不解地眨著眼睛，而且向他們伸出纖細、顫抖的雙手時，學生們又在悶悶不樂的混亂中解散了。

宣戰後不久的那幾天，斯通納忍受著某種迷茫的折磨，但是這種痛苦完全有別於襲擾校內其他大多數人的痛苦。雖然他以前經常跟一些老生和老師談論這場發生在歐洲的戰爭，但心裡從不真的相信。現在它已經落在自己身上，落在他們所有人身上，他發現自己內心還有一片巨大、冷漠的保留地。他憎恨戰爭對大學強行製造的撕裂；可是他又發現自己內心並沒有特別強烈的愛國主義情感，而且也無法促使自己去恨德國人。

但是，德國人是應該痛恨的。有一次，斯通納正好碰到戈登·費奇在跟一群稍微年長的教員們聊天；費奇的臉都扭曲了，他正在說著「德國佬」，好像還朝地板上啐了唾沫。後來，當費奇在那間有半打年輕老師共用的大辦公室裡朝斯通納走來時，他的情緒已經變了；他帶著興奮的愉悅感，拍了拍斯通納的肩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