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爾哈特的電力愛情

咱們離開這裡吧

考爾庫特：早在1965年和我爸爸一起在庫爾泰佩圈下的那塊地皮上，去世的穆斯塔法叔叔只蓋起了一個單開間。即使麥夫魯特來城裡幫助他爸爸，他們也沒能多做些什麼，卻早已筋疲力盡了。而我們在杜特泰佩的地皮上，一開始就蓋起了兩間房。我爸爸像在村裡那樣，在院子裡種上了白楊樹，如果你現在從希什利望去，興許就能看見。我媽媽也搬來杜特泰佩後，1969年我們在一夜間又蓋起了一間漂亮的屋子，隨後又加蓋了一間我住在裡面聽賽馬訊息的房間。1978年我和維蒂哈結婚時，我們又加蓋了帶浴室的一大間、外加客房。我們的家就這樣一點一點擴大，跟皇宮一樣。在我們的皇宮院子裡，自己長出了兩棵桑樹和一棵無花果樹。我們還加高了院牆，裝上了鐵門。

六年前，感謝真主，我們的生意一帆風順，就像這些山頭上所有人一樣，我們也依仗地契（我們也有地契了），在所有房間上面又加蓋了一層。為了不讓我媽從早到晚牽掛維蒂哈去了哪裡，孩子們回家沒有，我們把樓梯建在了外面。一開始，爸媽和蘇萊曼興致勃勃地搬去了樓上，因為樓上的房間更新、視野也更好。但後來，爸媽說爬樓梯太麻煩，本來這裡就太大、太空、太冷、我們太孤單，重又搬回樓下。我就在樓上，按照維蒂哈的意思，裝了最新最貴的浴缸，貼了藍色瓷磚，可還是沒能擺脫維蒂哈的絮叨，她總說「咱們搬去城裡吧」。無論我怎麼說，「這裡也是城裡，這裡也是伊斯坦布林。」維蒂哈就是聽不進去。在希什利的高中裡，一些富人野種取笑博茲庫爾特和圖蘭住在一夜屋裡。「我爸媽不會去希什利，他們不可能捨得放下微風習習的院子、雜貨店、母雞和樹木。」我說，「難道咱們要把他們孤零零地留在這裡嗎？」

維蒂哈不時也會抱怨我總是晚回家，有時根本不回家，出差一走就是十天。她像希什利辦公室裡那個染了金髮的鬥雞眼女人那樣，沒完沒了地絮叨。

是的，有時我十天半個月不回家，但不是為了工地上的事，我們去了亞塞拜然。以前搞運動的塔勒克和其他民族主義者以及突厥主義者朋友說，「國家把這麼神聖的任務交給我們，可一分錢也沒有。」安卡拉說，你們去問私企要贊助。突厥主義者希望我幫忙，難道我會說不嗎。儘管共產主義在蘇聯終結了，但阿利耶夫總統本人是克格勃出身，前蘇聯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委員。他是所謂的突厥人，依然試圖把突厥人拴在俄羅斯人的尾巴上。在巴庫，我們和軍閥們舉行了秘密會議。埃利奇別伊贏得了多數高貴的亞塞拜然人民（其實全都是突厥人，但混進了俄羅斯人和波斯人）的選票，當選為亞塞拜然第一任民選總統，但卻被一次克格勃方式的軍事政變趕下了臺，一生氣回了農村老家。對於在和亞美尼亞的戰爭中出賣國家的叛徒、無能的人，以及發動軍事政變推翻自己的俄羅斯間諜，埃利奇別伊對他們深惡痛絕。他以為我們是俄羅斯間諜，因此不願意見我們，我們和塔勒克就在巴庫的酒店和酒吧裡打發時間。還沒等我們去埃利奇別伊的村莊，親吻他神聖的手，告訴他「美國也在支援我們，亞塞拜然的未來在西方」，就傳來了我們土耳其式政變計劃泡湯的訊息。據說安卡拉的一些人害怕了，告訴阿利耶夫我們為了發動政變去了亞塞拜然。我們還得知，埃利奇別伊不要說來參加我們的政變，他連院門都出不去。於是我們直奔機場回到了伊斯坦布林。

這次冒險讓我明白了一些事情。那就是，整個世界都是突厥人的敵人，但突厥人最大的敵人卻是他們自己。其實巴庫的女孩們從她們憎恨的俄羅斯人那裡學會了所有落拓不羈，但她們最終還是選擇亞塞拜然男人。那樣的話，夫人，我為你身陷險境便毫無意義。因為一個承諾就立刻自願出行亞塞拜然，已經為我在政府和政黨裡贏得了政治資本。蘇萊曼也在恣意地利用這些資本。

薩菲耶姨媽：我和維蒂哈都沒能給蘇萊曼找到一個合適的姑娘，他就自己找了一個。他基本不回家。我們感到很難堪，而且還擔心會發生什麼不好的事情。

拉伊哈：冬天的傍晚，店鋪生意忙的時候，費爾哈特也過來幫忙。我和薩米哈就帶著兩個女兒去他們家。女兒們狂熱地喜歡她們姨媽的一切：她說的那些瘋話；認識電視裡的所有明星，知道誰跟誰私奔的八卦；她對衣著和電影的見解；有時對一個孩子說頭髮該這麼梳，對另一個說髮卡該那麼戴；「啊，我在這人家裡幹過活，他的老婆總是哭。」她們在家裡竟然也模仿她的語氣講話，有一次我很生氣，差點兒說「別學你們姨媽的樣子」。但為了不更深陷嫉妒，我剋制了自己。我想問，「薩米哈和麥夫魯特單獨在店裡時，他們總是四目相對，還是做出一副無意中在鏡子裡看見彼此的樣子？」可是我怎麼也問不出口。於是，什麼時候嫉妒開始毒害我的靈魂，我就去唸麥夫魯特當兵時寫給我的信。

昨天離開店鋪時，麥夫魯特笑得那麼甜，是衝著我，還是衝著我的妹妹？當這樣一個陰險的疑問開始噬咬我的靈魂時，一回家我就立刻念一封麥夫魯特寫給我的信：「除了你的，沒有我再想看的眼睛、對她微笑的臉龐、祈求開啟的大門！」他這麼寫道。麥夫魯特還給我寫了，「你的眼神磁鐵般吸引我，拉伊哈，你俘獲了我，我的眼裡只有你。」還有，「因為你的一個眼神，我瞬間變成你的不求解放的奴隸。」……

有時麥夫魯特在店裡像老闆對夥計那樣對我和薩米哈說話，「去收一下髒杯子。」如果他對我這麼說，我就生氣，因為他只讓我幹活，不讓薩米哈幹；如果他對薩米哈說，我也惱火，因為他首先想到她。

麥夫魯特意識到了我的嫉妒，因此他也注意不和薩米哈單獨待在店裡，不對她表示任何關注。而這依然讓我嫉妒，因為「他那麼注意，也就是說他有什麼事藏著掖著！」。有一天，薩米哈去玩具店，給女兒們買了水槍，好像她們是男孩。麥夫魯特晚上回到家也開始和她們一起玩水槍。第二天早上，女兒們上學、麥夫魯特去店裡後，我想扔掉水槍（他們也往我身上射了很多水），但我沒找到，肯定是法特瑪把水槍裝書包裡帶去了學校。夜裡趁她睡著時，我拿了水槍把它藏進了一個角落。後來有一次，薩米哈拿來了一個會唱歌、睜眼閉眼的洋娃娃。我沒說，法特瑪都十三歲了，還會玩洋娃娃嗎？孩子們不感興趣，洋娃娃不久也消失了。

儘管明明知道不對，然而讓我感覺最痛苦的，還是琢磨「薩米哈現在是不是和麥夫魯特單獨待在店裡？」。這個錯誤的想法總是佔據著我的腦海，因為熟知貝伊奧盧傳言的蘇萊曼告訴維蒂哈，費爾哈特夜裡很晚回家，就像電影裡飽受愛情之苦的男人那樣還總喝得酩酊大醉。

費爾哈特：金鳥籠般帶鏡子的老舊電梯停了下來。一切就像在久遠的過去，猶如夢境般久遠，但愛情總讓人感覺彷彿就發生在昨日。對於被我斷電的人家，我不按門鈴，更喜歡像老電影裡那些奪人性命的槍手那樣，咚咚地敲門。

用人開了門。她說，夫人的女兒在發燒（這是最普遍的謊言），她過一會兒就出來。我坐到用人請我坐的椅子上，看著眼前的海峽風景。我以為在靈魂裡突然感到的深切幸福來自這流動、傷感的景緻，而其實真正的原因是她猶如一道亮光，走進了房間：她身著一條黑色牛仔褲，一件白襯衫。

「公務員先生，看門人·埃爾江說您要見我。」她說。

「我們已經不是公務員了。」我說。

「您不是電力公司的嗎？」

「夫人，電力公司早已私有化了……」

「我知道……」

「我們也不想這樣的……」我艱難地說道，「但我斷了您的電。您有沒支付的賬單。」

「真主保佑您。您別難過，這不是您的錯。不管老闆是國家，還是私企，你們都只是執行命令的僕人。」

對這陰毒，然而千真萬確的話，我啞口無言。因為我墜入了情網，同時想到自己墜入了情網。我鼓足勇氣，「很遺憾，我封了下面的電錶……」我說了謊，「如果知道您女兒病了，我決不會斷您的電。」

「怎麼辦呢，斷都斷了，公務員先生……」她說，就像土耳其電影裡的女法官，一臉不妥協的嚴肅表情，「別為難，您做了該做的事情。」

瞬時我們都沉默了。坐電梯上來時，我想到了一些以為會聽到的話，可她一句也沒說，我也想不起任何之前準備好的回答。我看了看錶。「十天的長假，將在二十分鐘後正式開始。」

「公務員先生，」她執意說道，「很遺憾，我一生從沒有行過賄，也從不寬容行賄的人。我活著要為我的女兒做榜樣。」

「但是夫人，」我說，「被你們嘲笑的公務員，也是有尊嚴的，你們明白這點很重要。」

我徑直朝大門走去，因為知道我愛上的女人決不會說「請您等一下」，我十分惱火。

她朝我走了兩步。我感覺一切都可能發生在我們之間。而事實上，就在那一刻，我明白了這是一場毫無可能的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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