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夫魯特離家出走

要是明天在街上看見，你能認出她來嗎？

穆斯塔法：得知麥夫魯特在伊斯坦布林去了考爾庫特的婚禮，我簡直無法相信，就像從頭到腳被澆了開水。現在我在去伊斯坦布林的路上，隨著大巴的搖晃，我的頭不時撞到冰冷的車窗上：我在想，要是我從未去過伊斯坦布林，要是我一步也沒邁出過村子就好了。

1978年10月初，天氣尚未轉冷、缽扎開季前的一個晚上，麥夫魯特走進家門，發現爸爸在黑暗裡坐著。那時很多家都亮著燈，所以一開始他以為家裡沒人，隨後便感到了害怕，以為家裡進了小偷，但快速跳動的心臟提醒他，害怕是因為爸爸知道了他去婚禮的事情。出席婚禮的所有人——其實是整個村子——彼此都是親戚，因此對爸爸隱瞞這樣一件事也是不可能的。十之八九，因為爸爸現在知道麥夫魯特明白這第二種情形——也就是說，他明明知道爸爸會有所耳聞卻還是去了婚禮——所以更加惱怒。

他們有兩個月沒有見面了。自從麥夫魯特九年前來到伊斯坦布林，父子倆還沒分開過這麼長時間。儘管爸爸總是喜怒無常，儘管父子之間的矛盾沒完沒了——或者完全由於這個原因——麥夫魯特知道他們是朋友和同志，但他也發現自己厭倦了爸爸那懲罰性的沉默和憤怒的危機。

「你過來！」

麥夫魯特走了過去。但爸爸沒有像麥夫魯特預料的那樣扇他耳光，卻指了指桌上。麥夫魯特在昏暗中勉強看見了一沓二十馬克的鈔票。爸爸是怎麼從床墊下面找到它們的？

「這些錢是誰給你的？」

「我掙的。」

「你怎麼掙了這麼多錢？」爸爸把攢下的錢存去銀行，通貨膨脹百分之八十的時候，銀行卻只給百分之三十三的利息，因此他的錢貶值了，但他固執地不接受貶值，也不願意知道如何兌換外匯。

「錢不很多。」麥夫魯特說，「一千六百八十馬克。也有去年的錢，我賣酸奶攢的。」

「你還揹著我藏錢？你在跟我撒謊嗎？你幹過非法的事嗎？」

「我發誓……」

「你不也發誓說，‘我不會去參加婚禮，否則就親吻你的遺體’嗎？」

麥夫魯特低下頭，他感覺爸爸會給他一巴掌。「您別再打我了，我已經二十一歲了。」

「那又怎麼樣？」爸爸說著揮手朝麥夫魯特打去。

麥夫魯特抬起手肘護著臉，巴掌落到了他的胳膊和手肘上，而不是臉上。爸爸的手被打痛了，也被激怒了，他朝著麥夫魯特的肩膀狠狠地打了兩記重拳。「從我家裡滾出去，沒良心的！」他嚷道。

因為第二記重拳和由此感到的驚恐，麥夫魯特往後趔趄了兩步，仰面倒在了床上。像兒時那樣，他在床上蜷縮成一團，背對爸爸，輕輕地顫抖著。爸爸以為他哭了，麥夫魯特則繼續保持著這個姿勢。

麥夫魯特想立刻拿起自己的衣物遠走高飛，（他這麼想象時，也盤算著爸爸會後悔地拉住他，）可又害怕自己走上一條不歸路。即便要離家出走，也必須等到早上冷靜地走，而不是現在滿懷憤怒地離開。現在唯一給他希望的就是拉伊哈。他必須獨自一人待著，必須思考如何給她寫信。

麥夫魯特一動不動地躺在床上。他估摸著，如果爬起來，可能會跟爸爸再次發生衝突。這樣的一種衝突不是不可能，只是如果再挨耳光和拳頭，那就不可能留在家裡了。

他在床上聽見，爸爸在單開間裡來回走著，給自己倒了一杯水，又倒了一杯拉克酒，點燃了一支菸。他在這個家裡度過的九年時間裡——特別是上初中的時候——半夢半醒之間，聽著爸爸在家裡弄出來的這些聲響，他的自言自語、他的呼吸、賣缽扎的冬日裡無休止的咳嗽，甚至夜晚的呼嚕，都讓麥夫魯特感到依靠和安寧。而現在，對於爸爸，他不再懷有同樣的情愫。

他和衣睡著了。兒時，當爸爸把他打哭，或者上街叫賣疲憊不堪卻還要做功課的時候，他喜歡在床上和衣而睡。

早上醒來時，他發現爸爸不在家裡。他拿出回村時用的小行李箱，裝了襪子、襯衫、剃鬚刀和剃鬚泡沫、睡衣、坎肩和拖鞋。他驚訝地發現，裝完他要帶走的所有東西后箱子還是半空的。他用舊報紙包起桌上的那沓馬克，裝進一個上面寫著人生的塑膠袋，塞進了箱子。走出家門時，他的心裡沒有恐懼和內疚，只有獲得自由的感覺。

他直接去了加齊街區找費爾哈特。一年前的一個傍晚，與第一次去時相反，他打聽了一兩個人就輕易地找到了費爾哈特的家。費爾哈特和他的父母，在阿拉維派大屠殺幾個月後，沒怎麼被敲竹槓就成功地把他們的房子賣給了哈吉·哈米特·烏拉爾的一個手下，搬去了加齊街區，那是阿拉維派和庫爾德人從伊斯坦布林和全國各地遷徙過來聚居的一個街區。

費爾哈特：麥夫魯特沒能畢業，而我最終唸完了高中。高考我沒能考出好分數。來到這裡以後，我在一家巧克力糖廠的停車場幹了一段時間，我們家人在廠裡的會計部門上班，但那裡的一個奧爾杜流氓對我很不友好。我和街區裡的朋友們在一個組織混了一段時間。我為什麼要叫它「組織」，就像為了避嫌做廣告而不寫政黨名稱的報紙一樣，它的名字叫tmlkhp-mlc。但那些人不適合我。儘管我明白他們不適合我，可出於對他們的敬重和恐懼，我仍然和他們混在一起，為此我感到內疚。麥夫魯特帶來一筆錢太好了。我倆都明白，就像庫爾泰佩一樣，加齊街區對我們來說也不是一個好地方。1978年12月，卡赫拉曼馬拉什的阿拉維派街區被焚燒、搶劫，還有針對他們的屠殺，讓加齊街區活躍起來，也帶來了新的力量和政治化。我們覺得，如果服兵役之前在市中心，也就是卡拉柯伊和塔克西姆附近找個地方住下，那我們就可以打更多工、掙更多錢，我們的時間也可以用來從街上的人群中掙錢，而不用花費在路上和公交車上。

卡爾勒奧瓦餐館，位於貝伊奧盧的塔爾拉巴什方向，是奈維扎代路後面的一家老舊的希臘人小酒館。1964年的一個夜晚，店主和被總理伊斯梅特帕夏從伊斯坦布林趕走的其他希臘人一起離開了城市，一個名叫卡德里·卡爾勒奧瓦人的賓格爾招待員接手了小酒館。十五年來，他中午為附近的裁縫和金器店裡的人、貝伊奧盧的小手藝人提供燒煮食物，晚上給來喝酒的人和去看電影的中產階級酒鬼提供拉克酒和開胃小吃，只不過餐館瀕臨倒閉。導致關門危機的原因，不僅是影院裡放映的讓中產階級人群遠離貝伊奧盧的色情電影，以及街上的政治恐怖；還有就是，脾氣暴躁、吝嗇的老闆，認定一個未成年的洗碗工從廚房偷了東西，一箇中年招待員為了維護那個孩子提高了嗓門，因此老闆決定開除他們倆。隨後，對工作不滿的四個員工為表示聲援也結賬離開了餐館。從麥夫魯特爸爸那裡買酸奶的這個阿拉維派庫爾德人老闆，同時也是費爾哈特家的熟人。因此兩個小夥伴決定，服兵役之前幫助衰老疲憊的老闆重振餐館。這對他們來說也可能是一個好機會。

他們搬進了餐館老闆給未成年洗碗工、傳菜員和年輕服務員居住的一個老舊單元房。由於員工的離開，那套房子幾乎全都搬空了。位於塔爾拉巴什的這棟三層小樓的希臘建築，八十年前其實是為一家人居住設計的。但在1955年9月6—7日發生的「九六七事件」中，由於周圍的東正教教堂被焚，猶太人、希臘人和亞美尼亞人的商店遭洗劫，這棟小樓也和整個街區一起掉了身價，樓內被石膏牆分割成了幾個小單元房。持有房契的真正房東在雅典生活，也難以輕易來伊斯坦布林，於是房租就由一個敘爾梅內人代收，而麥夫魯特一次也沒見過這個人。

單元房帶雙層床的一個房間裡，住著兩個唸完小學的馬爾丁小孩，一個十四歲，另一個十六歲，都是餐館裡的洗碗工。麥夫魯特和費爾哈特搬出其他房間裡的雙層床，用他們從四周找到的東西，按照自己的喜好各自佈置了一個房間。這是麥夫魯特離家出走後，也是他將獨自生活的第一個房間。他從楚庫爾主麻的一家舊貨店裡買了一個破舊的茶几，經得老闆同意從餐館搬來了一把椅子。餐館夜裡十二點關門之後，有時他們和洗碗工一起弄些下酒菜（乳酪、可樂、鷹嘴豆、冰塊，還有很多香菸），說笑著喝上兩三個小時。他們從洗碗工那裡得知，之前餐館裡的那場風波並不是因為洗碗工的偷竊行為而起，而是老闆和洗碗工小孩之間關係的敗露，引發了單元房裡睡雙層床的服務員們的憤怒和反對。他們讓洗碗工把這個故事又重新講了一兩遍，這為他們偷偷嫉恨年老的賓格爾老闆提供了一個良好開端。

兩個馬爾丁孩子的夢想則是賣貽貝塞飯。在伊斯坦布林乃至整個土耳其，所有做貽貝塞飯的都是馬爾丁人。他們不斷重複地說，儘管馬爾丁不靠海，但馬爾丁人攫取了貽貝塞飯的營生，而這得益於他們的精明和智慧。

當費爾哈特對那兩個孩子的馬爾丁民族主義情結感到厭煩時，他說：「那有什麼夥計，伊斯坦布林賣麵包圈的全是託卡特人，但我還沒聽到有人說，這足以證明託卡特人的精明！」「貽貝塞飯和麵包圈不是一回事。」孩子們反駁道，「所有開面包坊的都是裡澤人，他們也為此炫耀。」麥夫魯特舉了另外一個例子。這兩個唸完小學就來伊斯坦布林打工的孩子比麥夫魯特小七八歲，他們嬉鬧、活潑的樣子，他們津津樂道講述的關於老闆和其他服務員的離奇故事和傳聞，影響了麥夫魯特，很多時候，他發自內心地相信從他們那裡聽來的關於街道、伊斯坦布林和土耳其的事情。

記者傑拉爾·薩利克之所以可以如此強烈地抨擊國家，其背後是美蘇之爭，以及《國民報》的老闆是猶太人。阿迦清真寺的角落裡，向孩子們賣肥皂泡的肥胖男人，當然是便衣警察，全伊斯坦布林人都知道他發明的「飛舞的氣球」一說，然而他真正的任務是，為對面街道角落裡的兩名便衣警察做掩護，他們一個擦皮鞋，另一個賣阿爾巴尼亞炸羊肝。皇宮電影院旁邊的蘇丹牛奶布丁店裡，顧客吃剩的雞湯和雞肉蓋澆飯，被服務員收回廚房後不會扔掉，而是放在鋁盆裡再煮開和用熱水浸燙清洗，隨後又被燒成湯，做成蓋澆飯的澆頭或者雞胸肉泥牛奶布丁，端給顧客。敘爾梅內人團伙掌控著逃往雅典的希臘人的老房子，他們把多數房子租給經營妓院的人，而這背後則是，妓院老闆和貝伊奧盧警察局之間的良好關係。為了鎮壓這些日子開始的民眾反抗，美國中央情報局即將用專機把阿亞圖拉·霍梅尼送回德黑蘭。近期將會發生軍事政變，第一軍司令塔亞爾帕夏將被宣佈為總統。

「你們就吹牛吧。」有一次費爾哈特說。

「沒有吹牛，大哥，第一軍司令去色拉塞爾維萊爾大街66號的妓院時，正好我們的一個馬爾丁同鄉也在那裡，所以我才知道的。」

「我們那大名鼎鼎的塔亞爾帕夏是伊斯坦布林駐軍司令，他為什麼還要去妓院？皮條客會把他要的最好的那類女人送上門的。」

「大哥，那一定是帕夏怕老婆，我們馬爾丁的朋友在66號親眼看見了帕夏……你不信，你看不起馬爾丁人，但是如果你去了馬爾丁，呼吸了那裡的空氣，喝了那裡的水，成了我們的客人，你就再也不願意離開馬爾丁了。」

「既然馬爾丁是個那麼好的地方，你們為什麼還要大老遠地跑來伊斯坦布林？」有時費爾哈特會生氣地問道，兩個洗碗工則像聽笑話一樣笑起來。

「其實我們跟你是同村的。我們根本沒去馬爾丁直接來到了伊斯坦布林。」那天晚上其中一個洗碗工嚴肅地說，「在伊斯坦布林，除了馬爾丁人，沒有人幫我們……我們就用這種方式表示感激。」

有時費爾哈特會責備這兩個可愛的洗碗工，「你們既是庫爾德人，又沒有任何社會意識，快走，回你們的屋睡覺去。」兩個孩子便乖乖地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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