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彈很貴，所以不常開槍，經常會出現長時間的寂靜。在這樣停火的間隙，麥夫魯特也像別人那樣從山頭的一個地方跑去另一個地方。快到中午時，他在電塔旁邊一處新建的混凝土房子的房頂上找到了費爾哈特。

「近期他們會和警察一起過來。」費爾哈特說，「我們沒有獲勝的可能。法西斯和警察不僅比我們的武裝好，還比我們人多，媒體也站在他們一邊。」

這是費爾哈特的「個人」觀點。可當著別人的面，他說，「我們決不會讓這些雜種孩子過來的！」他的行為猶如儘管沒槍，也要立刻開槍一般。

「明天的報紙上不會說庫爾泰佩發生了針對阿拉維派的屠殺。」費爾哈特說，「他們會寫，有組織的造反被鎮壓了。共產黨人自焚了。」

「既然結局那麼糟糕，那我們為什麼還要抵抗呢？」

「難道我們啥也不做就屈服投降嗎？」

麥夫魯特的腦子混亂了。他看見杜特泰佩的山脊和庫爾泰佩都已經被住房、街道和牆壁填滿。他在伊斯坦布林度過的八年時間裡，很多一夜屋都加蓋了樓層，原先用泥土建造的一些房屋被拆除，蓋起了煤渣磚房甚至混凝土房，房子和商店的外牆都粉刷過，院子變綠樹木長高，兩座山頭的山脊上都覆蓋著香菸、可口可樂和肥皂的巨幅廣告。有些廣告晚上還用燈光照亮。

「讓左派和右派的首領去下面的廣場，在烏拉爾的麵包坊那裡勇敢地決鬥。」麥夫魯特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取勝的那一方，也就贏得了這場戰爭。」

遙遙相望的兩個山頭上，類似陣地工事的防禦牆和勇士們的守衛，彷彿有出自古老神話的一面。

「如果有那樣一場決鬥，麥夫魯特，你希望誰贏？」

「我支援社會主義者。」麥夫魯特說，「我反對資本主義。」

「可是，日後咱們不是也要開店變成資本家嗎？」費爾哈特笑著說。

「其實，我喜歡共產黨對窮人的保護。」麥夫魯特說，「但是他們為什麼不信真主呢？」

上午十點，當盤旋在庫爾泰佩和杜特泰佩上空的黃色直升機再次出現時，兩個山頭上互為敵對的人群變得安靜下來，部署在山頭的所有人都能看見直升機透明機艙裡戴著耳機計程車兵。直升機一來，像兩個山頭上所有人一樣，費爾哈特和麥夫魯特也都感到了自豪。庫爾泰佩的鳥瞰景象、山頭上紅黃色的鐮刀鐵錘旗幟、懸掛在房子之間的布質橫幅、用圍巾遮住臉衝著直升機喊口號的年輕人，完全就像報上那些反映恐怖和反抗的照片上的畫面。

雙方的槍戰持續了一整天，沒有人死，有幾個人受傷，僅此而已。天黑之前，警察透過尖嘯的擴音器宣佈，兩個山頭實行宵禁。隨後，又宣佈要在庫爾泰佩搜查槍支。手持武器的一些英雄留在了陣地，準備抵抗警察，但是手無寸鐵的麥夫魯特和費爾哈特回家了。

當爸爸賣了一整天酸奶，晚上平安回到家時，麥夫魯特很是驚訝。父子倆坐在桌旁，聊著天喝小豆湯。

夜深時，庫爾泰佩停電了。亮著大燈的裝甲車猶如不懷好意的螃蟹在黑暗中笨拙地爬進了街區。裝甲車的後面跟著手持警棍的武裝警察，他們就像跟著戰車的土耳其新軍，一路小跑爬上坡，散入街區。隨後傳來一陣密集的槍聲，之後便是一片惱人的靜謐。更晚一些時候，麥夫魯特在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中朝窗外望去，他看見了幾個戴著面具的告密者，正在向便衣警察和士兵指出要突襲的人家。

早上響起了敲門聲。兩個長著土豆鼻子計程車兵來搜查武器。麥夫魯特的爸爸告訴他們說，這裡是一個酸奶小販的家，他們不關心政治，他滿懷敬意地彎腰請他們進去，讓他們坐在桌旁，給他們遞上茶。儘管兩個士兵都長著土豆樣的鼻子，但並不是親戚，一個是開塞利人，另一個是託卡特人。他們坐了半個小時，說到在這類悲哀的事件裡，難免殃及無辜，開塞利體育足球俱樂部今年可能晉級甲級聯賽。穆斯塔法還詢問他們還有幾個月退伍，他們的長官好不好，是不是有事沒事就打他們。

他們喝茶時，庫爾泰佩山頭上的所有武器、左派書籍、海報、橫幅全被收繳了。大多數大學生和參與事件的憤怒者被拘捕了。多數徹夜未眠的這群人，在大巴上就開始遭到毆打，隨後又被更加認真地施以打腳板刑罰和電刑。等傷口長好，他們被剃光頭髮，和武器、海報、書籍擺在一起拍照，印在了報紙上。要求判處某些人死刑、某些人終身監禁的官司則持續了多年。某些人被監禁了十年，某些人五年，一兩個人越獄，某些人被無罪釋放。一些人則因為在監獄裡參與造反和絕食，結果變成了瞎子或落下殘疾。

阿塔圖爾克男子高中也關閉了。5月1日塔克西姆廣場上三十五名左派的死亡使得政治氣氛變得愈發緊張，在伊斯坦布林的每個角落都有政治謀殺發生，所有這一切導致學校延遲開學，於是麥夫魯特離課堂更遠了。他在貼滿政治標語的街上叫賣酸奶，晚上把大部分收入交給爸爸。學校開學後，他還是無心上學。他不僅是班級，也是後排年齡最大的學生了。

1977年6月發成績單時，麥夫魯特發現自己沒能高中畢業。整個夏天他都是在忐忑和孤獨的恐懼中度過的，因為費爾哈特和他家人要和一些阿拉維派家庭一起離開庫爾泰佩。年初冬天的時候，政治事件發生之前，他們曾經幻想過從7月開始一起做點小販生意。然而忙著做搬遷準備的費爾哈特，回到了阿拉維派的親戚中，沒了熱情。7月中，麥夫魯特回到村裡。他和媽媽一起度過了很長一段時間，但他對媽媽說的「我讓你結婚吧」充耳不聞。他還沒有服兵役，也沒有錢；結婚就意味著回鄉。

夏末開學前，麥夫魯特去了學校。炎熱的9月早上，老舊的校舍昏暗、陰涼。他對「骨骸」說要求保留一年學籍。

「骨骸」對這個認識了八年的學生還是尊重的。「為什麼要延後呢，咬緊牙關度過一年，你就可以畢業了。」他帶著一種令人驚訝的慈愛說，「所有人都會幫你的，你是我們高中年齡最大的學生……」

「明年，我要去上大學預備班的補習課。」麥夫魯特說，「今年我要打工湊學費，後年我再來把高中讀完。」他在回伊斯坦布林的列車上逐字思忖了這個劇本。「這是可能的。」

「可能是有的，但那時你就二十二歲了。」沒心沒肺的官僚「骨骸」說，「這所高中的歷史上還沒有誰是二十二歲畢業的。」他看見了麥夫魯特臉上的表情，「好吧……我給你保留一年學籍，只是你需要去區衛生局拿一份報告回來。」

麥夫魯特甚至沒問是什麼報告。剛走到操場，他就徹底明白了，這將是自己最後一次來到這個八年前他第一次走進的高中樓。而他的理智則在告誡自己，不要對學校的氣息心存半點留戀。這其中有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發放的奶粉氣味；廢棄的儲煤倉庫氣味；初中時看見那扇門都害怕、高中時卻和一幫人在裡面討煙抽的地下室廁所氣味。他甚至沒有轉身朝老師辦公室和圖書館的門瞅一眼就下了樓。「我本來就畢不了業，為什麼還要來！」最後幾次來學校時每次他都這麼想過。最後一次經過阿塔圖爾克塑像時，「如果真想，我是可以畢業的。」他自言自語道。

他對爸爸隱瞞了沒去上學的事，這點他對自己也隱瞞。為了能夠相信繼續學業的可能，他應該去衛生局拿一份報告，他卻連這件事都沒做，因此就連他那關於學校的個人觀點，也正在轉變成他對自己說的一種官方觀點。有時，他還真能發自內心地相信，他已經在為明年的大學預備補習課攢錢了。

有時，他給日益減少的老顧客送去酸奶後，把扁擔、秤、酸奶罐存放在一個熟人那裡，在城市的街道里任憑雙腿將自己帶去任何地方。

他喜愛城市，因為城市是一個讓很多有趣事物在同一時間上演的地方，而且一個比一個值得觀看。希什利、哈爾比耶、塔克西姆和貝伊奧盧周圍，則是這些事物出現最多的地方。早上，他跳上一輛公交車，在逃票卻不被抓到的情況下，隨車進入這些街區，能走多遠走多遠。隨後，他毫無負重、自由自在地走進挑著扁擔則無法進入的街道。他十分喜歡自己消失在城市的喧囂裡，一路看著櫥窗。他喜歡看櫥窗裡的模特，喜歡欣賞展示套裝的佈置，模特是身著長裙的母親和幸福孩子。遇到襪子店的櫥窗，他就細細地端詳那一截截腳模。就在那時，他會陷入腦子裡那個時刻杜撰的一個虛構情節，跟著對面人行道上的棕發女人走上十分鐘，然後突然決定走進面前的一家餐館，隨便想起一個高中同學的名字，問道：「他在這裡嗎？」有時，還沒等麥夫魯特開口，他們就以粗暴的聲音打斷他說，「我們不招洗碗工！」重新回到街上時，他唰地想起了奈麗曼，但卻按照腦海裡閃現的一個新幻想，朝她走來的相反方向走去，比如杜乃爾的後街，或者想著費爾哈特的遠房親戚可能會在門口檢票，他走去如夢電影院，在影院狹窄的大廳裡看海報和劇照打發時間。

生活所給予的安寧和美好，只有在幻想遠離生活的其他世界時才會出現。買了票看電影時，就像幻想時那樣，他感到了靈魂深處的內疚在隱隱作痛。因為白白浪費了時間、沒看清字幕、只注意和電影無關的奇怪細節和迷人的女人，他感到自責。看電影時，有時因為可以理解的原因，有時則沒任何原因，他的陰莖翹起，那時他就在座椅上弓起背，做起晚上回家手淫的打算，他想如果晚上比爸爸早回去兩小時，那麼就可以踏實舒服地做這件事。

有時，他也不去電影院，去找在塔爾拉巴什的一家理髮店做學徒的莫希尼；或者去一家阿拉維派和左派司機常去的咖啡館，在那裡和費爾哈特介紹認識的一個小夥計聊會兒天，看看旁邊桌上的人玩麻將，同時用餘光瞄幾眼電視。他知道自己在虛度光陰，因為沒能繼續念高中，他的人生也不在一條正道上，這個事實讓他感到萬分痛心，於是他用別的幻想來慰藉自己。比如，他可以和費爾哈特一起合作開始一個新的營生，他首先幻想的是一種不同風格的街頭小販（一輛可以把酸奶罐放在上面推著走、鈴鐺隨著運動響起的帶輪子的小車）；或者，像他剛才看見的那家空店鋪一樣，他們可以在某個地方開一家小菸草店；抑或是，在那家毫無生意的襯衫——襯衫上漿店的地方，開一家雜貨店……日後，他將掙到很多錢足以讓所有人為之驚訝。

事實上，他也親眼看見，在街頭叫賣酸奶掙錢變得日益艱難，人們很快就習慣了從雜貨店裡買來玻璃罐裝的酸奶放到自己的餐桌上。

一個好心的奶奶說：「麥夫魯特，我的孩子，我發誓，只是為了看見你，我才買你的鄉村酸奶。」沒人再問麥夫魯特何時能把高中讀完。

穆斯塔法：如果只停留在20世紀60年代出現的玻璃碗就好了。類似窯土罐的那些最先出現的酸奶碗又厚又重，押金也很貴，一不小心碗邊就會被磕破或者裂開，那樣雜貨店是不會退還押金的。家庭主婦們還會把空碗用在各種地方：貓食盆、菸灰缸、存放用過的油、浴室的舀水碗或是肥皂盒。不知道哪一天，人們拿著這些曾被當作骯髒廚衛用具的酸奶碗，去雜貨店贖還押金。於是，這些曾經的垃圾盒、留有口水的狗食盆，在卡厄特哈內的一家作坊裡，用水管裡的水隨便沖洗一下，便成為最乾淨、衛生的新酸奶碗，被擺到伊斯坦布林另外一個人家的美好、幸福的餐桌上。有時，看見顧客不像往常那樣拿出一個乾淨的空盤子，而是這樣一個酸奶碗放到我的秤上時，我就會忍不住說：「大姐，如果為自己這麼說我就不是男人，但是在恰帕的診所裡有人用這些碗當尿壺，在海逸白利島的療養院裡有人用它們給結核病人當痰盂……」

之後，他們又弄出了更輕更便宜的玻璃罐。他們說這些無需押金的罐子洗乾淨後可以當杯子用，是送給家庭主婦的禮物。當然，他們把玻璃罐的錢加進了酸奶裡。憑藉著我的肩膀，還有真正的錫利夫裡酸奶，我們也還可以和它競爭。可這次，公司在玻璃罐上貼了一張印有一頭奶牛的花哨標籤，還用大大的字母寫上酸奶的牌子，開始在電視上做廣告。再後來，車身上印有同樣奶牛的福特酸奶卡車，駛入蜿蜒、狹窄的街道，穿梭在雜貨店之間，開始從我們的手裡搶奪麵包。幸虧我們晚上還賣缽扎，才得以維持生計。如果麥夫魯特不遊手好閒多幹一些，把掙來的錢全都交給他爸爸，我們就可以帶些錢回村過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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