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要成為一個成功的科學家，你必須明白，與新聞媒體和科學家母親們的普遍觀點所不同的是，相當多的科學家不僅思路狹窄毫無創新，而且也相當愚蠢。

——詹姆斯·沃森，dna的發現者之一

必需的檔案被寄往紐約，雙方交換並簽署了合同。保險箱裡堆滿了錢，威斯汀豪斯不僅是按時付款而已——他提前付款。年長的合夥人卡特喜出望外，年輕的合夥人休斯則赤裸裸地表示出嫉妒。他們這位資格最淺的合夥人剛剛簽下了全國最有錢的客戶之一。不過關於合作關係的條款也被界定得非常明確：保羅是與威斯汀豪斯簽約的人，意味著這是保羅的案子。年長的兩位合夥人可以拿走84%的代理費，但是不能拿走保羅的功勞。

接下來的三個月裡，保羅這位唯一的客戶幾乎沒有任何音信，他也沒有收到過任何指示。威斯汀豪斯似乎對法務上的細節並不關心。每當保羅向他索要案件中所涉及的各種裝置的技術圖紙時，檔案總是很快寄到，並且沒有任何附言。保羅寄去自己撰寫的辯護要點，也從未收到過回覆。他們偶爾在匹茲堡安排幾次會議，但會上大部分時間，威斯汀豪斯都沉默不語。他好像一直在期待保羅提起某些事情，一些保羅至今為止尚未提及的事情。對於客戶的沉默，保羅的回應方法就是不停地說下去。保羅最擅長用冗長的發言來表達友善。

只有在某些技術要點被提及的時候，威斯汀豪斯才會活躍起來，開始講話，聲音洪亮，滔滔不絕。威斯汀豪斯似乎只有兩種互動模式：沉默或者講課。保羅常常感覺自己說的話威斯汀豪斯一個字都沒聽進去。保羅會向他提問題，威斯汀豪斯會默默地看著桌子上的檔案沉思一會兒，然後給出一個風馬牛不相及的回答。

有的時候保羅覺得自己更像是在陪著客戶過家家，而不是在盡力拯救他的公司。

唯一能夠讓那位老人關注的非科學類話題就是愛迪生。每當聽到這個名字，威斯汀豪斯都會嗤之以鼻。聽聞愛迪生的律師團用很大篇幅指出燈泡是愛迪生髮明的，而威斯汀豪斯非法竊取了他的勞動成果時，威斯汀豪斯會氣得語無倫次。

誰是對的？保羅既不是科學家也不是工程師。他無法判斷。他的工作就是積極地為他的客戶辯護，他也一定會這麼做。他自己的前途取決於能否成功。如果威斯汀豪斯能夠多少幫上點忙就好了。

百老匯大街工人被焚以及深夜密會愛迪生的翌日，保羅立刻動身前往匹茲堡。他並沒有禮貌地請求客戶接見，只是發了封簡短的電報說他當晚抵達。

保羅在實驗室裡找到了沒穿外套、挽起袖子的威斯汀豪斯。他正對著面前工作臺上的一個鋼質圓盤沉思。

保羅向他複述了愛迪生辦公室裡發生的一切，威斯汀豪斯摩挲著面前的裝置，用手指撫摸它粗糙的輪廓。好像他的觸碰足以讓這臺還沒有完成的機器運轉起來似的。

「愛迪生想嚇唬我，」保羅解釋說，「這倒並不一定是件壞事。這說明他自己也在懼怕著什麼。」

威斯汀豪斯伸手揮了一下。「你說他桌上有一個開關能控制自由女神像的火炬？那不可能。」

保羅不知道該如何作答。

「第五大道到自由女神像距離多遠？」威斯汀豪斯高聲質疑，「一定有四英里，甚至五英里？愛迪生的電力裝置不可能覆蓋那麼大的一片地區。他的電流只能從發電機向外延伸幾百英尺。它什麼樣子？」

「看起來就是一座巨大的雕像，一位女神舉著一隻火炬……」

「不是，不是，那個開關。那個開關什麼樣子？」

保羅盯著自己的客戶。他把黑色長領帶頂部的溫莎結繫緊了些，定了定神。「我恐怕不記得了，先生。」

「這是傳輸距離的問題，」威斯汀豪斯講解道，「我的人日以繼夜地工作就是想解決這個問題。電流需要攜帶能讓燈泡發光所需的電壓，目前它只能輸送幾百英尺的距離，之後就會衰減。愛迪生髮出的一定是電報訊號——對，就是這樣。給珍珠街電站的人發出摩爾斯電碼，那個人就會為他關閉或者開啟火炬的燈光。這是唯一的解釋。愛迪生的團隊不可能已經解決了傳輸距離的問題，我不相信。」

保羅忍著沒有表露任何情緒。威斯汀豪斯骨子裡是個工程師，很容易瘋狂地糾結於一些微小的技術細節，而對更大更迫切的問題視而不見。事關十億美元的鉅額賠償，他卻只在意愛迪生的開關是什麼樣子。保羅需要向他的客戶說清楚，誰家的開關做得更精緻並不重要；如果愛迪生成功地把他告得一敗塗地，威斯汀豪斯最終的下場只能是在包釐街的堆場裡設計直流電發電機。

「除非，」威斯汀豪斯繼續說，「他的這次演示是給我，而不是給你看的。他知道你會向我報告這件事，他想讓我以為他解決了距離的問題。他想要嚇唬我。好吧？他沒得逞，是不是？」

「您不太喜歡律師，對吧，先生？」保羅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