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說在臺灣讀書，讓我思考兩岸文學體制的不同。一位同學寫了一篇關於已故舅舅的散文，她說：「我想投文學獎，就去看歷年文學獎作品集，結果發現，得首獎的散文都有一個人死了，於是我就寫了一個死人。」同學們大笑，她也笑，又敲著桌子叫：「但我舅舅也是真的死了！」

比起我這一輩中國大陸的寫作者，臺灣的同學對寫作更自覺，在如此年輕的時候，立志做一個作家、詩人，令我羨慕。他們的稿件列印出來，奔赴臺灣大大小小文學獎，有的同學已經拿了不小的獎項，名字出現在報紙上，系辦的賀報上，他們也因此更有信心地繼續新的創作。儘管在臺灣，很多人批評文學獎，但我仍然覺得，有如此清晰的登上文壇的路徑，臺灣文學青年是幸運的。

而我這一代文學青年，通常在媒體、廣告行業工作，暗夜裡渴望文學，在瞬間的激情中寫下隻言片語。文學，就像一場偷情。

如果說我們在偷情，那麼臺灣的文學體制，就是在相親結婚，過著安穩的生活。偷情固然刺激，但是安穩生活也令人羨慕。也許這就是我來臺灣的原因。

吳明益認真地聽完，微微皺眉。他回憶說，臺灣的文學體制，也有不同階段。在六七零年代，報紙副刊被嚴密控制，文學雜誌比較自由，於是許多作家創辦同仁雜誌，發表自己的作品，比如陳映真。八零年代「解嚴」之後，文學中心又轉回報紙副刊。《聯合報》和《中國時報》創辦文學獎，當時大家不看電視，這兩份報紙的發行量都高達百萬。

吳明益說：「我想前十屆，兩大報的文學獎獲得者，真的好像得到一個鑰匙。到了1990年代，我們這一代成長的時候，是兩大報文學獎最蓬勃的時候，還是一個標杆。但是突然在90年代中末期，媒體越來越多，網路興起，電子媒體興起，年輕人不看報紙了。等到我們得兩大報文學獎的時候，已經不像以前那樣了。」

1995年，吳明益借小說《虎爺》，拿到了《聯合報》小說首獎。但是這時，一個獎已經不夠了，要多拿文學獎，文學雜誌、報紙副刊的編輯才有可能認識你。在這種體制下，評委的口味就決定了文學的整體風格。像我的同學一樣，吳明益也去研究前幾屆的得獎作品集，每一篇都看過，想一想說，這樣的東西才是好東西。「這不是得獎或不得獎，而是你根本搞不清楚什麼樣的是好作品。」他說。

我想到他曾講過，在他年輕時，臺灣流行情慾文學，性都寫得很露骨，「但我的情慾經驗實在乏善可陳」，他笑著，露出兩邊的牙齦，臉龐黑紅。最終，他第一篇成名的小說《虎爺》，取材於當兵時的經歷，被命名為「新鄉土文學」。

擺脫了情慾文學、後設小說等文學風潮，吳明益從寫實出發，他探索各種技巧，又不為技巧束縛。「我們越讀越多，會發現真正的世界很複雜，有人寫得這麼簡單，大家也說好，有人說不能在小說裡論理，可是你看米蘭·昆德拉，論理也會論得這麼漂亮。」

今天的臺灣，文學獎是年輕作家出道最重要的方式。我也終於明白，為什麼臺灣的文學風格如此類似。不錯，文學獎為文學青年準備了看得見的道路，就像我們曾有文學期刊，有作協，但是真正重要的，還是個人的才華和決心。一個人二十歲時是否寫作，和文學體制有關，但是三十歲、四十歲、五十歲時是否還寫作，就真的和自己有關了。

四

和「舞臺劇創作」同一個學期，吳明益教授「小說創作」。第一堂課，他照例放出狠話，想要嚇退沒有決心的人：「各位坐在這裡，說明都是沒有才華的人，如果你們有才華，就不會坐在這裡了。」在吸菸區長吁短嘆、計劃去賣紅豆餅的同學更多了。

和鴻鴻一樣，吳明益要求我們去採訪一個人物，寫五百字的人物特寫。在課堂上，他讀出這些文字，再行點評。一位同學寫的是一個喜歡釣魚的人，吳明益追問，他用的釣竿是什麼型別？同學答不上來。「土地公」寫了一位越南新娘，吳明益唸完之後，轉頭確定地說：「這不特別。」

課後哀鴻遍野。和其他課比起來，這些批評並非更嚴厲，也未嘗不是事實，卻打擊更大許多。文學青年原本敏感，又自負，對自己的作品加倍在意，何況這是小說家吳明益的看法。「沒有才華」「這不特別」，這些詞，如重錘正中胸口。

三堂課下來，同學們像遭遇空氣中的強大阻力，坐在最後最遠處。每個提問都像石頭扔在沙堆上，不起迴響。這種課堂氣氛，毫無疑問也對吳明益老師產生了影響，他少有地露出了無奈神情：「你們要不要坐前面一點？」

「土地公」決定退選。吳明益的評論令他十分憤怒，同時，他有現實的考慮。這學期修課太多，這樣下去，這門課恐怕拿不到高分。如果失去了獎學金，他在經濟上將無法承擔。

吳明益拒絕了。這門課名額有限，非常搶手，「土地公」選上而中途退選，吳明益認為，這對想選課而沒有選上的同學不公平。同時，我想，以他追求完美的性格，原本就對上課深感挫折，此時想必更受打擊。

小小的波折之後，「土地公」退選了，而吳明益也修改了教案，他不再在課堂上朗讀、批評同學的作品，改為課後面談。課堂上的時間，多半用來討論新近出版的優秀小說。同學們鬆了一口氣。我也鬆了一口氣，又有說不出的悵然。

我們在9803談話時，吳明益曾講起上課的壓力。今天師生關係已經發生變化，資訊容易取得，老師的作用到底是什麼？他不願傷害學生，又總是覺得無力，如何能讓學生愛上老舍、沈從文？至於小說創作，他很清楚，大部分人不會成為作家。事實上，我們都清楚。曾經有很多編輯跟他聊天，「過了中年，大家回想起來，說年輕時我也想成為作家，但是沒有，今天變成你的編輯。」他能感到那種淡淡的感傷，至今還在，「我想有些學生會變成這樣。」

站在講臺上，吳明益仍然慷慨地講出自己所知所想，毫無保留地分享自己的小說技藝。他說，他常常在圖書館寫小說，把不同種類的書擺在面前，比如一本村上春樹的小說，一本貝殼圖鑑。他寫一寫，翻翻圖鑑，其中講到貝殼的花紋是非常準確的幾何圖形。這很有趣，他說，於是我打算讓男主人公把這些講給女主人公，後來他們分手，女主人公到尼泊爾，看到賣貝殼的，覺得奇怪，為什麼尼泊爾會有貝殼，不是內陸嗎？賣貝殼的告訴她，因為很多很多年前，這裡是海。

「這時候會不會就有點憂傷？」他得意地說，用大拇指和食指捏成一個圓，「這都是我零秒鬼扯出來的。有時候我會覺得媽的太濫情了，不要。」一位同學瞪圓了眼睛，「零秒鬼扯的嗎？好厲害啊。」吳明益說：「因為我隨時都在想這些事情。」

有一次，他講到自己從小長大的中華商場。他家有一家鞋店，他年輕時常在那裡看店。一個女生試了好幾雙鞋，他正在忙，回頭看這個女生已經不見了。他追出門去，穿過商場的人潮，像間諜片情節一樣，追上這個女生，「我對她說，你不買沒關係，不過要跟我講，講完我就轉身回去了。」說到這裡，他似乎仍有餘怒，冷冷看我們一眼，「這個店員的性格是不是很鮮明？」

有時講了兩句，他停下說，不對，鋪墊不夠。回去重講。講完之後，又說，「各位，千萬不要以為我在課堂上講的這些故事是真的。我是一個小說家。」

講故事的時候，是他最有神采的時候。

五

夏天來了。下雨之後，草坪上熱氣醞蒸，草腐爛的味道，有時候很像馬鈴薯熟了。割草的工人每天清晨揮舞著「小飛碟」，在窗前轟鳴。白色的黃頭鵝就會飛到學校，吃驚起的小蟲。

課程進展到期末，「舞臺劇創作」還是那麼歡快。鴻鴻說：「劇場裡只有一種劇，就是寫實劇。劇場裡沒有抽象人物，沒有人為了荒謬而存在。比如說，我這麼認真地教你們，結果最後沒有人成為劇作家，這不是很荒謬嗎？但你們還是認真地上課，那更荒謬啦，越認真越荒謬。」

在這種遊戲氣質的鼓勵之下，一位同學在期末作業裡，讓所有人在沙漠上歷險，瞬間互換靈魂，兩句臺詞之後，又互換，因此整個劇情就是所有人物，包括貓狗，都在瘋狂地互換靈魂。而「土地公」設計甘肅老兵作為阿正的父親，阿正迫於父親的壓力，打算迎娶一位印尼新娘，這婚姻是假的，阿正為了讓父親滿意，新娘則為了拿到中華民國居留證。婚禮的晚上，父親死了。「土地公」用這個劇情解決了自己的生命困境：同志身份，外籍人，家庭。

在「小說創作」的課堂上，師生都出現了一種憂鬱。小說家吳明益和教師吳明益相互糾結，兩種身份卻越來越分離。最後一個禮拜，我們討論閻連科的《發現真實》。在這本書中，閻連科把情節邏輯分為零因果、半因果、全因果、內因果，吳明益解釋完之後，問：「大家有沒有問題？」無人作聲。他突然笑了一下：「陷入了尷尬的沉默。」

他雙手插在褲子口袋裡，說道：「在流行音樂的課上，很多同學說喜歡伍佰，我問，你們有聽過《小人國》嗎？同學說沒有，我說，那你不是真愛啊，對小說也是，課程還沒有結束，很多同學就已經呈現疲態了，不是真愛啊。」

他繼續說著，有點像自言自語：「如果課程再延長三個禮拜，我就會想死，因為我的精神狀態沒辦法支撐下去了，挫折感……還有就是，我沒辦法去寫小說……那個浪過來了，我看著浪過來，可能要看著浪過去，過去了就很難找回來了。我很想寫小說，我知道自己的作品還不夠好，要寫的這兩本書，都會比以前好，但是各種社會責任，家庭，學校……」

同學們更加沉默。我看著吳明益，他的聲音、神情，和平常一樣清楚認真，只有這段話本身令人震撼。我想到有一次，他說：「構思情節的工作，是一個小說作者每天都要做的，你做得太多，以至於覺得自己不是生活在現實生活中……小說在我的生活裡變得太重要，以至於我沒有生活了。」

下課時，他又說：「我不應該說剛才那些話，事實上是我沒辦法做一個合格的老師了。」

我深深理解一個小說家的焦灼，同時想，他一定在恨我們。幸好，課程沒有延長，這已經是最後一週。在幾個日夜的寫作之後，我結束了一篇小說。想到我的老師吳明益說，小說是一門展示心碎的技術，也是挽救心碎的技術。

這個學期結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