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頭先生知道威利活不長了。咳嗽在他體內盤踞了六個多月，現在已經完全沒有擺脫的機會了。緩慢，殘酷，毫無好轉的跡象。從2月3日開始的肺部有氣無力、充滿黏液的咔嗒聲響，發展到盛夏時呼哧呼哧的大量痰液和接連不斷的劇烈痙攣，這東西就跟活了似的。這已經夠糟糕了，但在過去的兩週中，一種新的曲調又悄悄混入了這首支氣管樂曲——緊繃的、決絕的、敲擊式的——並且發作得越來越頻繁，幾乎持續不斷。每次發作，骨頭先生都覺得威利的身體要被他胸腔內燃爆的高壓火箭炸掉了。他猜下一步就是咳血了。在那個星期六的下午，這個致命的時刻終於到來了，好像天堂裡所有的天使都張開了嘴巴開始放聲歌唱。骨頭先生親眼目睹了全程，他站在那條連線華盛頓和巴爾的摩的馬路沿上，看到威利把一些可悲的血塊咳到了手帕上，他當即意識到，連一丁點希望都沒了。死亡的氣息已經降臨到了威利·g.聖誕身上，就像太陽是雲中的一盞燈，每天都會熄滅再燃起那樣確定無疑，大限將至了。

一條可憐的狗又能做什麼呢？從他還是一條小狗時起，骨頭先生就和威利在一起。現在，他幾乎無法想象一個沒有主人的世界。威利的存在滲透在每一個思緒、每一個回憶、空氣與土壤中的每一個微粒裡。習慣很難改變。沒錯，那個「老狗難學新把戲」的諺語確實有些道理。但讓骨頭先生對將要發生的事情深感恐懼的並不只是愛或者忠誠。那純粹是一種本體論上的恐懼。把威利從這個世界上抹去，很可能這個世界本身也將不復存在。

這就是骨頭先生在那個8月的早上所面臨的窘境，當時他正跟著病懨懨的主人在巴爾的摩的大街上曳足而行。一條孤單的狗不比一條死狗好到哪裡去，一旦威利撥出最後一口氣，骨頭先生除了等死，也沒有別的指望了。威利已經就這個問題對他說教了好多天，骨頭先生對整個操練過程已經諳熟於心：怎麼躲開捕狗隊和治安官，有標記或沒標記的警車，還有那些所謂的動物保護協會的偽君子們。不管他們對你說什麼甜言蜜語，收容所這個詞都意味著麻煩。一開始是網和麻醉槍，接下來就是籠子和日光燈構成的噩夢，最後用注射或者毒氣結束這一切。如果骨頭先生是什麼名貴品種也就罷了，也許還能指望在贏得未來主人的日常選美中得到一線生機。但是威利的這個老夥計卻是好多品種生出的雜種狗——牧羊犬、拉布拉多犬、西班牙獵狗，還有些不知道是什麼品種——更糟糕的是，他那參差不齊的毛皮上佈滿結塊，嘴裡散發著難聞的氣味，眼睛裡永遠隱伏著憂傷的血絲。不會有人想救他的。正如這個無家可歸的吟遊詩人喜歡說的那樣，結局早已註定。除非骨頭先生能非常迅速地找到一個新主人，否則，他將成為一條註定被遺忘的雜種狗。

「即使電擊槍沒有幹掉你，」在那個霧濛濛的巴爾的摩的早上，為了不讓自己摔倒，威利斜倚在一根路燈杆上接著說，「還有成千上萬的東西能幹掉你。我警告你啊，老夥計，你得長點新本事，不然你沒幾天可活了。看看這個陰沉沉的小城吧，每條大街上都有中餐館，你別以為你在他們門口晃盪的時候沒人垂涎，那是你太不瞭解東方烹飪了。他們把狗肉當成美味，夥計。那些大廚圍捕流浪狗，然後就在廚房後面的小巷裡把狗宰掉——每星期殺上十隻、二十隻、三十隻。他們會在選單裡把狗肉寫成鴨肉豬肉什麼的，但圈裡人知道什麼是什麼，那些美食家可一點都不傻。所以當你在哪個中餐館門口搖尾巴之前可要想清楚，除非你想變成一大盤蘑菇雞片。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嗎，骨頭先生？要搞清楚你的敵人是誰——然後和他們保持安全距離。」

骨頭先生明白。他一直都明白威利對他說的話。從他記事起他就能聽懂，到現在，他對「英古利希」的掌握程度，已經和其他任何在美國大陸上生活了七年的移民不相上下了。當然，這是他的第二語言，和他的母語完全不同。儘管在發音方面還得多加練習，但他已經徹底掌握了句法和語法的每一個細節。對於一個有骨頭先生這樣智商的動物來說，這沒什麼可大驚小怪的。許多狗都能掌握人類語言的實用知識，而骨頭先生的優勢就在於他有幸遇上了一個不會低看他一等的主人。他們從一開始就是好夥計，再加上骨頭先生不僅是威利最好的朋友，也是他唯一的朋友，更何況，威利是那種沉迷於自己聲音的人，一個真正的、徹底的多言癖，從早上一睜眼，一直到晚上醉醺醺地睡去，他幾乎都在不停地說話，所以骨頭先生對這種「方言」這樣應對自如也沒什麼好奇怪的。總的來說，唯一令人驚訝的反而是他自己沒學會怎麼說得好點。這並不是他不努力的緣故，而是造化弄人，用命運強加給他的那副嘴巴、牙齒和舌頭的構造，骨頭先生最多隻能發出一些狂吠、哈欠和嚎叫，一些口齒不清意義不明的言論。骨頭先生痛苦地意識到這些噪音是多麼地磕磕巴巴，但威利總讓他發表意見，而且到了最後，「發言」本身成了最重要的事情。骨頭先生可以自由地發表他那淺薄的意見，他說的時候，主人總會洗耳恭聽，看著他的夥計努力成為人類的一員，如果你看著威利的臉，你就會明白，威利一字不漏都聽懂了。

但是，在那個陰沉的巴爾的摩的星期天，骨頭先生卻把嘴巴閉得緊緊的。他們正在度過在一起的最後幾天，或許是最後幾個小時，已經沒工夫去長篇大論和拐彎抹角了，沒時間去玩往日的那些把戲了。有些時候，識時務者為俊傑，在目前的這種困境裡，他最好還是管好自己的舌頭，表現得像一條忠誠的好狗那樣。威利猛地拉緊他的項圈時他沒有反抗，三十六個小時沒吃東西也沒有抱怨，沒有到處去聞母狗的味道，沒有停下來在每一個路燈杆和消防栓上撒尿。他只是跟在威利身邊緩步走著，跟著主人在空蕩蕩的大街上尋找卡爾弗特街316號。

骨頭先生並不討厭巴爾的摩本身。這個城市不比他們這些年流浪過的其他地方難聞，但即使他明白這次旅行的目的，想到一個人會選擇在一個他以前從未到過的地方了卻殘生，他仍然會很感傷。狗絕對不會犯這樣的錯誤。他會跟這個世界和解，確保自己死在熟悉的地方。但在死前，威利還有兩件事要辦，而他固執的天性讓他堅持認為只有一個人可以幫他。那個人的名字是貝亞·斯旺森，她最後為人所知的住處是巴爾的摩，所以他們就到巴爾的摩來找她了。好倒是好，可萬一威利的計劃不能順利實現，骨頭先生就要被困在這個充滿蟹肉餅和大理石臺階的城市裡了，到那時候他該怎麼辦呢？其實打一個電話，半分鐘就能解決問題。但威利的哲學裡有一種偏見：非常重要的問題絕不能靠打電話解決。和拿起那種玩意兒跟一個他看不見的人講話相比，他寧肯不停地走上幾天。所以他們現在才跑了二百多英里來到這兒，手裡連個地圖也沒有，只能在巴爾的摩的大街上逛來逛去，尋找一個可能存在也可能根本不存在的地址。

威利希望死前能完成的這兩件事情之間沒有主次之分，每一件事情對他來說都極其重要，由於已經沒有時間去考慮如何分別解決，威利只能採用被他稱為「切薩皮克策略」的方法——一種最後時刻一石二鳥的策略。第一件事如前所述：為他那毛茸茸的朋友找到一個新的著落。第二件是料理好自己的事情，把手稿交給可靠的人。剛才，他把一生的作品都塞進了費耶特大街上灰狗巴士終點站的一個儲存櫃裡，在他和骨頭先生現在站著的地方的北邊兩條半街區。鑰匙就裝在他的口袋裡。除非他能找到一個值得完全信任的人來託付這把鑰匙，否則，他寫的每一個字都會被銷燬個精光，就像那些無人認領的行李一樣。

在改姓聖誕之後的二十三年裡，威利寫滿了七十四個筆記本。這些作品包括詩、故事、散文、日記、詼諧短句、自傳體冥思，還有一部未完成的史詩《流浪的日子》的前一千八百行。絕大部分作品都是在他媽媽那間布魯克林公寓的廚房餐桌上完成的，但自從四年前媽媽去世之後，他不得不露天寫作，經常是一邊拼命把思緒記錄到紙上，一邊跟公園和暗巷裡的惡劣環境作鬥爭。在最隱秘的內心深處，威利對自己並沒有妄想。他知道自己是個不安的靈魂，跟這個世界格格不入，但同時他也知道許多好的作品就埋藏在這堆筆記本當中，至少在這一點上他可以抬起頭來。但凡他嗑藥的時候更小心一點，或者身體稍微強壯一點，或者對威士忌、烈酒和酒吧裡的吵鬧聲不那麼迷戀，他也許會寫出更多的好作品。這完全是可能的，但現在已經追悔莫及了。威利已經寫下了他所能寫的最後一個句子，寫到了分秒不剩。他這輩子就只剩下儲存櫃裡的這些文字了。如果這些文字消失了，他就像從未存在過一樣。

貝亞·斯旺森就在這個時候出場了。威利知道這只是大海撈針，但他確信只要能找到她，她就會不遺餘力地幫助他。很久以前，威利還很年輕時，斯旺森夫人是他的高中英文老師，如果不是她，他很可能根本沒有勇氣想要成為一個作家。那時他還叫威廉·古雷維奇，是一個瘦骨伶仃的十六歲男孩，喜歡看書，迷戀比波普爵士樂。她曾把他保護在自己的羽翼下，對他早期的作品不吝溢美之詞，遠遠超出了它們的真實價值，以至於他真以為自己是美國文壇的明日之星了。她這樣做是對是錯都不是問題，因為在那個階段，希望比結果重要，斯旺森夫人發現了他的才能，在他稚嫩的靈魂中看到了靈性，而一個沒有人信任的人是成不了大器的。這是不爭的事實。在米德伍德高中其他低年級學生的眼裡，斯旺森夫人是一個矮墩墩的四十多歲婦女，在黑板上寫字時，胳膊上的肥肉會來回彈跳顫抖，但威利卻認為她很美，她是上帝派來的天使，只不過披著人類的外衣。

然而，當秋季再開學的時候，斯旺森夫人已經離開了。她丈夫在巴爾的摩找了個新工作，而她不光是個老師，也是個妻子，她除了跟隨斯旺森先生離開布魯克林以外，又有什麼別的選擇呢？這對威利來說是個沉重的打擊，但也不是太糟，因為儘管他的導師遠在天邊，卻並沒有忘記他。在接下來的幾年裡，斯旺森夫人和她年輕的朋友保持著密切的聯絡，繼續閱讀和評論他寄來的手稿，在他生日的時候不忘寄來查利·帕克的老唱片作為禮物，還給他介紹一些小雜誌讓他開始投稿。在威利畢業那年，她的一封誇大其詞、熱情洋溢的推薦信讓威利得到了哥倫比亞大學的全額獎學金。斯旺森夫人就是他的繆斯，他的保護者和幸運符的合體，威利那時候真是前途無量。但隨之而來的卻是1968年的精神分裂，是真理的瘋狂之舞，或者說是高壓電線的關係。被關進醫院，接受了六個月的休克療法和精神藥理學療法之後，他再也不是原來的威利了。他加入了能行走的傷員之列，儘管無論生病還是健康，他都在持續苦作詩歌和故事，卻很少抽出時間給斯旺森夫人回信了。理由並不重要。也許再和她聯絡，威利會感到尷尬。也許他有點心煩意亂，腦子裡裝滿了其他的事。也許他對美國郵政服務失去信心了，不再相信郵遞員從不偷看他們的信。無論如何，他和斯旺森夫人曾經長篇大論的書信來往漸漸停止了。接下來的一兩年裡，聯絡主要靠幾張零星的、漫不經心的明信片維繫，再變成商店買來的聖誕卡，一直到1976年，他們徹底停止了通訊。從那時起，兩人之間再無隻言片語的交流。

骨頭先生知道這一切，這些正是他所擔心的事情。十七年過去了。那時候的總統還是傑拉爾德·福特呢。看在上帝的分上，他自己出生也快十年了。威利想騙誰呢？想想在這些時間裡能發生多少事情吧。想想在十七個小時或者十七分鐘裡能發生的變化——更不要說十七年了。至少，斯旺森夫人可能搬到了別的地方。這個老女孩現在應該快七十歲了，如果不是老態龍鍾，或者住在佛羅里達州哪個拖車公園裡，那麼最大的可能就是她已經死了。那天早上在巴爾的摩的大街上游逛的時候，威利就承認了這一點。但是他媽的，他說，這是他們唯一的機會，既然生活就是一場賭博，為什麼不放手一搏呢。

威利這個人啊。他曾經講過那麼多故事，以那麼多種聲音說話，忽東忽西隨口胡謅，骨頭先生真不知道該相信哪一句。面對威利·g.聖誕這種複雜又古怪的人，很難分清什麼是真，什麼是假。骨頭先生能肯定他親眼所見和親身經歷的事情，但他和威利只在一起待了七年的時間，這之前三十八年的事情他只知道個大概。如果骨頭先生小時候沒有和威利的媽媽生活在同一個屋簷下的話，那可就兩眼一抹黑了。但通過聽古雷維奇太太講，再把她和威利的說辭兩相權衡，骨頭先生已經能夠為他來之前的威利的世界拼湊出一幅合理、連貫的畫面。有許多細節都丟失了，也有許多細節模糊不清，但是骨頭先生心裡有數，他知道這故事是什麼樣、不是什麼樣。

比如說，那段日子並不富裕，也不令人歡欣鼓舞。更多的時候，這所房子裡瀰漫著酸楚和絕望的氣息。想想這個家庭來美國之前的經歷，大衛·古雷維奇和艾達·珀爾馬特當初能生個兒子就已經是奇蹟了。從1910年到1921年，在華沙和羅茲，威利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共生養了七個子女，但只有威利的父母在戰爭中倖存了下來。只有他們兩個的前臂上沒有被文上數字，也只有他們兩個有幸脫逃。但那絕不是什麼輕而易舉的事。骨頭先生曾經聽過許多讓他毛骨悚然的故事：他們在華沙一個狹小的閣樓裡藏了整整十天；從巴黎到南方自由區，他們走了一個月，睡在稻草棚裡，靠偷雞蛋吃才勉強活了下來；還有在芒德的難民拘留營裡，為了拿到安全通行證而行賄；以及在馬賽等西班牙過境簽證時所經歷的四個月的官僚主義噩夢；接著就是在里斯本那段動彈不得的日子，艾達在1944年生下一個死嬰，在大西洋岸邊提心吊膽的那兩年裡，戰火綿延不絕，錢卻漸漸花光了。當威利的父母在1946年抵達布魯克林時，即將開啟的與其說是新生活，不如說是死後的生活，是兩場死亡之間的短暫間隔。威利的爸爸曾經是波蘭一名年輕有為的律師，現在卻不得不從一個遠房堂兄那裡討來一份工作，從此就在地鐵第七大道站和西28街的一個紐扣工廠之間來回奔波了十三年。第一年，威利的媽媽靠在家裡給一些猶太小孩上鋼琴課來補貼家用，直到1947年11月的一個早上才停止，威利從她的兩腿間伸出小腦袋來，並且出人意料地活了下來。

他成長為一個美國人，一個白天在街上玩曲棍球、晚上躲在被窩裡看《瘋狂》雜誌、喜歡聽巴迪·霍利和大爵士人的布魯克林小孩。他父母完全不懂這些玩意，但這正合威利的心意，因為在那個階段，他的人生目標就是向自己證明他們根本不是自己的親生父母。他發現他們完全是種外來的、極其尷尬的生物，波蘭口音和矯揉造作的外國做派讓他們顯得格格不入。威利不假思索地認為，自己活下去的唯一辦法就是處處與他們作對。當他的父親在四十九歲死於心臟病時，威利的悲傷被一種隱秘的解脫感消融了。早在他才十二歲，剛剛跨入青春期的門檻時，他就建立了自己的人生觀：擁抱每一種遇到的困難。生活越不幸，就越接近真理，越能觸及存在的堅實核心。還能有什麼比在十二歲生日的六個星期後失去老爸更糟糕的呢？你一下子就被定義為一個悲劇人物，被剝奪了白日做夢和無病呻吟的資格，取而代之的是受難者的光環。而事實上，威利並沒有感覺到太大的痛苦。父親對他來說一直像個謎，經常在整整一星期的沉默之後突然大發雷霆。他不止一次地因為一些最微不足道的小錯誤對威利拳腳相加。不，離開那包炸藥的生活一點都不難適應。簡直不費吹灰之力。

這些都是骨頭博士的猜測。你樂意的話，當然也可以忽略他的意見，但你又能跟誰打聽這些事呢？過去七年他一直在聽這些故事，難道還沒有資格成為這個話題上的世界最高權威嗎？

只剩下威利和他的媽媽相依為命了。和她在一起談不上開心，不過至少她不會動拳頭，而且給了威利極大的愛意和足夠的溫情，正好抵消了她嘮叨他、數落他、讓他心煩意亂的時候。基本上，威利努力去做一個好兒子。在那些少有的他能夠不考慮自己的時刻，他甚至會有意識地對她好一些。如果說他們有什麼差別的話，那也是更多地出於截然相反的世界觀，而不是因為個人恩怨。從過往的苦難中，古雷維奇夫人明白這個世界總會折磨她，因而她逆來順受，盡她所能去避免受到傷害。威利同樣知道世界會蹂躪他，但和他媽媽不同，他毫不遲疑地反擊到底。他們的區別不在於一個悲觀而另一個樂觀，而在於一個人的悲觀導致了憂心忡忡、另一個人的悲觀卻使之粗暴地蔑視一切「不過如此」的東西；一個退縮，另一個反抗；一個循規蹈矩，另一個桀驁不馴。大部分時間他們倆都在吵架，威利發現很容易就可以激怒他的媽媽，所以輕易不肯放過任何挑釁的機會。如果她能有少說幾句的智慧，威利也許就不會如此固執己見了。她的對抗性刺激了他，把他推向更加極端的位置。當他準備離開家去上大學的時候，他無可避免地進入了早已選好的角色：一個憤世嫉俗者，一個離經叛道者，一個在崩潰世界的陰溝中徘徊的流亡詩人。

天知道這個男孩待在晨邊高地的那兩年半到底嗑了多少藥。只要是違禁藥物，威利要麼抽，要麼吸，要麼直接注射到血管中。假裝自己是弗朗索瓦·維庸再世，到處晃來蕩去是一回事，但把足以填滿一個新澤西草原填埋場的甜蜜毒液全餵給這還不定性的年輕人，他的化學體質不變化才怪。當然，威利的身體遲早會徹底垮掉，但是誰又能說他學生時代那種隨心所欲醉生夢死的生活沒有加速這個過程呢？他大三那年年中，室友推開房門，發現威利一絲不掛地躺在地板上——一邊吟誦著曼哈頓電話簿上的名字，一邊吃著一碗自己的排洩物——骨頭先生未來主人的學業生涯就在此突然而永久地結束了。

接著是精神病院的那段時光，然後威利回到了他媽媽在格林伍德大街的公寓裡。也許對於他來說，那不是一個理想的住處，但一個像威利這樣筋疲力盡的可憐人又能去哪裡呢？最初的六個月，生活沒有什麼改觀，除了威利由吸毒變為酗酒，其他事情都還和以前一模一樣。同樣的緊張，同樣的矛盾，同樣的隔閡。在1969年12月底，一個幻覺出人意料地改變了一切，這個幸福的奇遇徹底顛覆了他，把他的人生拉到了另一個截然不同的軌道上。

那是凌晨兩點半。幾個小時前他媽媽就上床睡覺去了。威利待在客廳的沙發上，喝著波旁威士忌，抽著幸運牌香菸，漫不經心地看著電視。看電視是他的新習慣，是他最近住院生活的副產品。他對螢幕上的影像並不太感興趣，他只是喜歡映象管的噪聲和弱光營造的那種背景，喜歡待在電視投到牆上的藍灰色陰影裡。那時候《深夜秀》剛剛開始（是一個關於巨型蝗蟲吞吃加利福尼亞州薩克拉門託市市民的故事）。大部分時間電視裡都在播出一些創造奇蹟的產品的廉價廣告：永遠不會鈍的刀，永遠不會壞的燈泡，治療禿髮的祖傳秘方。嗯嗯嗯，威利自言自語著，總是這套愚蠢的廢話。正當他要站起身關掉電視的時候，另一個廣告開始了。聖誕老人從壁爐裡跳出來，看上去像是長島馬薩皮誇郊區的一戶人家。聖誕節就要到了，威利早就看慣了廣告裡那些打扮成聖誕老人的角色。但這一個比他見過的大多數都要好——一個有著玫瑰紅色臉蛋的矮胖子，長著地道的白色大鬍子。威利停下來看這個廣告的開頭，滿以為會聽到關於地毯清潔劑或者防盜警報器的廣告詞，結果，突然間，他聽到聖誕老人說出了那句將會改變他命運的話。

「威廉·古雷維奇，」聖誕老人說，「對，紐約布魯克林的威廉·古雷維奇，我在跟你說話。」

威利那天晚上只喝了半瓶，而他上一次陷入徹底的幻覺已經是八個月前的事兒了。沒人會故意用這種垃圾把戲耍他。他知道真實和虛假的區別。如果聖誕老人真的從他媽媽的電視機裡和他講話了，那一定是他醉得比料想的要厲害。

「去你的吧，先生。」威利不假思索地關了電視。

糟糕的是，他沒法就這麼抽身。出於好奇，或者出於他想確定自己不是又精神錯亂了的想法，威利覺得再把電視開啟看看也沒什麼——就瞄一眼，最後輕輕瞥上那麼一眼。又不會傷害誰，對吧？與其讓這坨聖誕節的狗屎在以後的四十年裡一直耿耿於懷，倒不如現在就搞清楚是怎麼回事。

你瞧，他又來了。那個該死的聖誕老人就站在那裡，衝威利晃著手指、搖著腦袋，眼睛裡充滿悲傷和失望。當他張開嘴巴開始講話的時候（準確地接著他十秒鐘以前的話頭繼續講），威利不知道他是該大笑還是該從窗戶跳出去。那真的發生了，朋友們。不可能發生的事情就在那時候發生了，威利當場就明白了，一切都大不一樣了。

「這樣可不好，威利，」聖誕老人說，「我是來幫助你的，可如果你連說話的機會都不給我，我們可什麼都做不了。你在聽我說話嗎，孩子？」

這個問題聽起來需要回答，但威利猶豫了一會兒。聽這個小丑講話已經夠傻了。難道真的要傻到跟他講話嗎？

「威廉！」聖誕老人叫道。他的聲音聽起來嚴肅而充滿責備，帶著某種不容輕忽的人格力量。如果想要擺脫這個噩夢，乖乖合作才是唯一齣路。

「是啊，老闆，」他咕噥著，「我聽得很清楚。」

那個胖子笑了。然後，非常緩慢地，鏡頭給了聖誕老人一個特寫。在接下來的幾秒鐘，他站在那裡捻著他的大鬍子，彷彿陷入了沉思。

「你知道我是誰嗎？」他終於開口問道。

「我知道你看起來是誰，」威利回答道，「但那並不表示我知道你是誰。開始我以為你是那種混蛋演員，後來我想你可能是那種被關在瓶子裡的妖怪。現在我毫無頭緒。」

「我看起來是什麼，我就是什麼。」

「當然，夥計，我是海爾·塞拉西的小舅子。」

「聖誕老人。威廉。人們口中的聖尼古拉斯。聖誕老人本人。世界上僅存的美好力量。」

「啊？聖誕？你不會碰巧說的就是聖—誕吧？」

「是，我說的就是這個聖誕。」

「我猜也是。要是稍微變一下拼寫順序是什麼呢？撒旦，就是這個。你這個該死的惡魔，老爺爺，你只存在於我的腦袋裡。」

看得出威利是多麼努力地想掙脫這離奇的幻覺，又是多麼堅決地想抵抗它的魔力。他不是那種沒腦子的精神病，會被臆造的幻影或者妖魔鬼怪耍得團團轉。他總是不想提及這段往事，然而正是他每次回想起最初那幾秒鐘時所表現出的反感和直白的敵意，讓骨頭先生確信這件事是真的，威利的確經歷了那個真實的幻覺，絕不是在胡編亂造。聽威利講的時候，那情形讓人憤慨，簡直是在侮辱他的智商，光是看看那些愚蠢的陳年爛招都令他怒火中燒。讓別的什麼人去和那個吼吼大笑的傢伙待著吧。聖誕節是個大騙局，是一個日進斗金的節日，收銀機叮噹響個不停，而作為這一節日的象徵，作為整個消費主義的核心，聖誕老人是其中最大的冒牌貨。

但這個聖誕老人卻如假包換。他不是化了裝的惡魔。他是真正的聖誕老人，是世間所有精靈絕無僅有的主。他前來佈道，宣講善良、慷慨和自我犧牲。這種最令人難以置信的虛構情節，這種威利所代表的一切矛盾對立，這種穿著紅夾克和皮邊靴子的荒謬表演，滿口講著廢話——是的，聖誕老人帶著整個麥迪遜大街的光榮——從電視機樂園的深處冒出來，一把撕破威利對懷疑論的確信，使他的靈魂恢復如初。就是這麼簡單。如果有什麼人是騙子的話，聖誕老人說，那就是威利。接下來，他花了大半個小時，義正詞嚴地給這個驚慌失措的小夥子上了一課，使他對此深信不疑。他叫他騙子、裝腔作勢的傢伙，說他是個毫無才華的商業寫手。然後再接再厲，說他是廢物、混球、笨蛋。一點點地，他就這樣突破了威利的防線，讓他看到了光明。這時威利已經伏倒在地，痛哭流涕地乞求寬恕，並保證會痛改前非。他認識到，聖誕節是真實的。除非他開始真正接受這種精神，否則就不會有真理，也不會有幸福。從現在起，他畢生的使命就是日復一日地傳達聖誕的訊息，不求回報地將愛給予這個世界。

換句話說，威利決心讓自己成為聖徒。

結果，威廉·古雷維奇結束了他在世上的一切，從他的肉體上，一個名叫威利·g.聖誕的全新的人誕生了。為了慶祝這個重大事件，威利第二天一大早衝到曼哈頓，在右臂上文了一個聖誕老人的圖案。那是個痛苦的過程，但威利在忍受針尖折磨的同時卻感到快活，他歡欣鼓舞地意識到，他的重大轉變正在化為一個可見的符號，而這個印記將跟隨他終身。

唉，可當他回到布魯克林，得意洋洋地把這個新裝飾秀給媽媽看的時候，古雷維奇太太簡直瘋了，她痛哭流涕、大發雷霆，難以接受這個事實。激怒她的並不只是文身這件事情（當然，這也是原因之一，因為文身為猶太教律法所禁止——更不要提猶太人身上的文身在她的生命裡是一個多麼大的陰影），而是這個特殊的文身所代表的東西。鑑於古雷維奇太太把威利手臂上的三色聖誕老人看作背叛和不可治癒的瘋狂的象徵，所以她當時的突然爆發也許是可以理解的。在那之前，她還試圖欺騙自己也許兒子會完全恢復正常。她把他的狀況歸咎於毒品，一旦那些毒液的殘渣被排出體外，他的血球指數恢復正常，她想，威利會關掉電視重返校園的，這一切只是時間問題。但一切都完了。只看了一眼那文身，她所有徒勞的希望和虛幻的期待都像玻璃一樣頃刻在腳下摔成碎片。聖誕老人來自另一方，他屬於長老會和羅馬天主教，屬於耶穌的崇拜者和猶太人的仇視者，屬於希特勒和其他不懷好意的一切。異教徒已經佔據了威利的腦袋，要知道他們一旦爬進來，就絕不會善罷甘休。聖誕節只是第一步。復活節也只是幾個月的事情，到時候他們就會拖出他們的那種十字架，開始談論著謀殺，很快，納粹突擊隊就會來砸開大門。她看著兒子手臂上文的聖誕老人標記，在她看來，那就是一個納粹的「卍」字元。

威利坦率地表示困惑。他並不想傷害任何人，尤其是現在，他得到了天賜之福，悔過自新，他最不願意做的事情就是冒犯他的母親。但不管他怎麼說、怎麼解釋，她都不聽。她朝他尖叫，喊他納粹。當他堅持要向她說明聖誕老人是一種佛的化身，一個帶給世界慈愛和憐憫的聖潔之體時，她甚至威脅說當天下午就要把他送回醫院去。這讓他想起在聖盧克醫院時一個病友的話——「我寧肯喝一瓶酒，也不想做額葉白質切斷術」——突然間，他意識到如果任他媽媽為所欲為會是什麼下場。與其在這裡白費口舌，不如一走了之。他套上外衣，頭也不回地離開了那所房子，天知道他要去哪兒。

這只是個開始。在這以後的十多年裡，威利一直這樣生活。他喜歡和媽媽一起生活上幾個月，之後離開幾個月，然後再回來。第一次出走大概是最具戲劇性的，只不過因為那時的威利對於流浪生活還一無所知，他只離開了很短一段時間。儘管骨頭先生一直不太確定威利所說的短到底是什麼意思，但無論他主人在離開的那幾個星期或幾個月裡發生了什麼，都證明他已經找到了自己真正的使命。「不要告訴我二加二等於四，」回到布魯克林的時候，他對他的媽媽說，「我們怎麼知道二就是二呢？這可真是個問題。」

第二天，他坐下來重新開始寫作了。這是他被送進醫院以後第一次拿起筆，他文思泉湧。和威廉·古雷維奇比起來，威廉·g.聖誕是個更具才華與靈感的詩人，而他早年所缺乏的創意，如今也完全被不顧一切的熱情彌補了。《三十三條謀生法則》是個很好的例子。開頭幾句是這樣的：

把自己投進世界的懷抱，

空氣會接住你。稍作躊躇，

世界就會從背後襲擊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