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蘇辛:我從這本小說集當中,讀到的是一群人的「過去+現在+未來」,這些人物儘管有相似性,但沒有重複。我從中看到了自己的一部分過去、現在甚至可能的未來,說起來,有件有趣的事情:一個年長的朋友看到我在朋友圈提到《隨園》,特地去看了一下,看完之後他說不相信我居然會喜歡這樣的小說。我大概理解他說的意思,但這恰是《隨園》,以及整個《丙申故事集》的生命力所在。它當中的這些人物看似互相有疏離有縫隙,但這縫隙恰讓這些小說的生長感更濃,彷彿閱讀的時候能從這個縫隙中體察自己和周圍的關聯。它寫的「我」不單單是某個處境中的「我」,而是它通過某個處境中的「我」,寫出了獨屬於這部分小說的「他」和「他們」,因此,這部小說集才如此動人。我的反射弧略有些長,剛才你說到那個題目,我覺得真的很棒。但我突然想到,似乎「重逢準確的事實」更適合。事實其實一直都在,作為那些想要看到更廣闊天地的人,我們隨時可能與它重逢,甚至隨時準備著與它重逢。
弋舟:這位年長的朋友是基於什麼來判斷你不會喜歡這樣的小說呢?回到你前面說過的話,「這個閱讀趣味可能要適合自己。這就要求寫作的那個人隨時隨地都要了解自己」,在我看來,我們的那個「自己」往往是面目模糊的,有時候,不是我們在根據自己的趣味來選擇閱讀,是閱讀在某一刻擊中了我們,讓我們的那個「自己」覺醒,「哎呀,我遇到了我!」這正是寫作與閱讀的秘密,它被我們尋找,也強力地尋找著我們,找到了,捕捉住,於是,我們的那個「自己」才如花綻放。這可能是一個發掘的過程,也可能是一個塑造的過程。發掘是因為我們原本就有,塑造是因為拜它所賜。那個寫作的人如何隨時隨地瞭解自己呢?喏,他只有隨時隨地地去閱讀和寫作。你那位年長的朋友,可能恰恰忽略了這種「時刻生長的閱讀趨勢」,他只看到自己對閱讀的控制,忽略了閱讀對自己那強大的改造,並且,如你所說,他還有可能割裂了自己與「他」和「他們」以及無窮的未知者之間的關係,不見他者,也難見自己。聽你的,這篇對話就叫「重逢準確的事實」吧。
王蘇辛:人是先遇到事實,再遇到自己。那位年長的朋友首先從他關心的那部分來看待這個小說,認為這是一個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文藝女青年的成長史,這中間有他關心的那部分社會性的變化,他根據這個緣由去理解這個小說,覺得應該是個我陌生的東西,我不理解那個時代怎麼能理解這樣的人物呢?上個月我碰到復旦大學的金理老師,我們都很喜歡《隨園》,但他喜歡的理由和我完全不一樣,他是從外向內的,我則是由內向外的。我喜歡的理由可以說非常單純,就是覺得女主角想的某些問題我也想過,這種想可能不需要同樣的經歷,但有著一定程度上的相似。也可以說,我通過這個小說遇到了自身的那部分事實,也正是這部分事實讓人有可能進入那些潛意識中有,但可能還未徹底揭開其面紗的世界,如此,閱讀有了意義,這個意義就像你前面說的那樣——我們遇到自己的「閱讀」,驚呼,「我遇到了我。」
弋舟:「沒有那樣的經歷,便無法理解那樣的作品」,這樣的認知方法,顯然很大程度地拉低了文學的意義,幾乎算是消解了文學存在的理由。如此說來,我們壓根沒法理解孫悟空跟賈寶玉。當然,儘可能多一些地給不同的閱讀者提供發現那個「自己」的可能,應該也是一個小說家的追求。見山見水,你得寫得有山有水。格非先生說這本集子寫得有「密度感」,在我理解,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的兌現。一次跟他聊天,他就說起過小說「密度」這個話題,他舉了一個非常貼切的例子:一把椅子,如果它的材質結實,是密度很好的木材,那麼,即便它打得不漂亮,價值也高於一把漂亮而薄脆的椅子。這個認識在我看來非常重要,尤其,它出自格非先生這樣一位曾經以「漂亮椅子」為能事的前輩之口。我覺得,此間確有真意。所以,這本集子我力求讓它結實一些,而我所能找到的最有效的方法,似乎就是讓它緊密地與現實關聯,讓它生長在現實的根基之中,於是,奇妙的事情發生了,過往乃至未來,年長的朋友、金理和你,都翩然而至。我得學會尊重鐵打的事物。動輒讓人坐著毯子飛起來,我現在不大熱衷了。
王蘇辛:格非老師那個比喻對小說敘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小說家不可能把三維的世界壓扁來增加密度感,而只能寫出一層層遞進狀態的事實。要抵達如此結實和茁壯的密度感,可能需要「剝洋蔥」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不斷與準確的事實重逢,甚至寫到後面,作者本人也會因為這個小說,明白了一些自己過去不甚明白的東西。如此,寫作也可以是閱讀,閱讀也可以是寫作,生活因為精神層次的遞進和輾轉,有了密度,我想,這或許是你說的尊重鐵打的事實的最大的意義。就像我讀《發聲笛》的結尾,發現你把小說的點落到人物青少年時期的樣子,那個唱著歌的人,身上充滿未經反省的荷爾蒙,但這樣的他,或許是目前的他人生如此這般的源頭。再說到小說之外,正是不斷的「回去」,不斷回到那個「樸素」少年,生而為人才不至於總是積累歉疚,而是用不斷的進步,來提煉出那個更好的自己。
弋舟:那當然是一個更高的要求。它需要我們的眼裡盛放得下更多的「事實」,需要我們有能力去「準確」地與之「重逢」。而且面對這樣一個「事實」,我們必須暫時放棄自己既往那種無度地將世界「虛擬化」的習性——山就是山,是石頭和植被,不要再去條件反射一般將它比附為「一堆音符」什麼的。你所說的「層層遞進」和「剝洋蔥」,在我看來,就是邏輯的能力。不講邏輯難道不是更輕易一些嗎?儘管,那樣看起來似乎顯得高階一些。抓鐵有痕,輕盈或許才真的能夠輕盈。對「現在進行時」的重視與尊重,必定導致我們重視與尊重邏輯,因為,由此我們不得不去重視與尊重「現在進行時」的根由——它是如何這般與只能這般的。一群中年人,他們不是憑空活在丙申年裡的。而且,有了來路的對照,今天的諸般心事才更加讓人悵惘,那些個樸素的少年,才愈發顯得珍貴。於是一切都會有了「準確」的基點,讓我們能夠稍微可信一些地「提煉出那個更好的自己」。
王蘇辛:你說「層層遞進」和「剝洋蔥」在你看來就是邏輯的能力,我覺得還不止那麼簡單,可能還要看是「文本邏輯」還是「事實邏輯」。如果是後者,當然沒什麼可說的,但很多時候,前者的出現會像煙霧彈一樣,讓人誤以為自己轉過去了。《丙申故事集》中的邏輯當然是「事實邏輯」,也是基於此,我們兩個生活經歷和思想狀態不一樣的人,也能就一些共通的東西對話。看《丙申故事集》前後,我也看了一些其他不錯的小說,我發現《丙申故事集》和那些小說的好不太一樣,你似乎無意去呈現某一個飽滿的點,而著重在呈現事物的一整面,尤其是《隨園》,也包括《出警》等小說,都不是單獨在寫哪個人或者哪幾個人,而是儘可能呈現一個開啟的世界,閱讀者可以從這個世界中選擇一個自己的點進入。我很好奇:這樣去開啟世界的你,在前進時,如果不自覺遇到一堵堅硬的牆,是如何處理的?我指的不是小說技術,而是我感覺,很多小說出現的契機,或許來自那個讓作者心動的部分,但可能在前進時,這一切並非最初所想,一些原本不在計劃中的感覺也彷彿敏銳起來。你是如何面對那部分突然來臨的東西的,會為這種寫作時突然駕臨的東西改變自己眼前的寫作嗎?還是暫時將之放在一邊,繼續投入那個計劃中的世界?
弋舟:世界真的必須被拆分為「計劃中的世界」和被「一堵堅硬的牆」擋住的世界嗎?邏輯呢?是不是也真的非要開列出文本和事實的不同?我們做出一個判斷,一定要想清楚它正反的兩面嗎?當然,這些都沒錯,而且是我們的強項,習與性成,幾乎就是我們跟這個世界展開辯論的利器。但是對此,我真的有些疲憊了,那種沒來由的雄辯欲終於令我心生厭倦。更為關鍵的是,某種程度上講,這種「左右開弓的智力」,還會磨損我們行動的能力,讓我們喪失對直覺的信賴,陷入過度思辨的泥潭裡空轉著自己的道理。所以,現在我寫小說時,寧願讓自己更混沌一些,可能這樣的態度,反而如你所說,更有利於「呈現事物的一整面」。世界從來都是「一整面」,是我們的聰明勁兒把它搞成了碎片。我得讓自己恢復一下視力。一個嬰兒看待世界會那麼複雜嗎?糖是甜的,有幸福感,藥是苦的,令人難過,做出這些判斷時,他不會聰明伶俐地想到糖吃多了蛀牙,良藥苦口利於病。他不辯論,辯論對他而言跟不講理是一個意思。如果重新尊重世界的整全,我們的技術,我們的動機,就會都顯得沒那麼重要了。許多難題,也將迎刃而解。我們能夠對話,不是基於我們的分歧,是依賴那個「一整面」的世界對我們基本的籠罩。只有一個世界,你以這樣的心情去處理它,「突然」的東西就很難對你形成干擾,即便為之震驚,也會理解那是被「註定了的震驚」。
王蘇辛:世界確實是「一整面」,我們也始終被這「一整面」的世界籠罩,但如果這「一整面」世界對誰來說都是一樣的,我們寫作的意義又在哪裡?我們寫作的驅動又在哪裡?我們如何確認自己感受到的是獨一無二的?另外,一個嬰兒看待世界不會那麼複雜,但我們的眼光無論如何不會是嬰兒的對吧?「能嬰兒乎」是一個「能」的過程,這個過程,才是寫作的意義不是嗎?寫這個「能」,也才是「重逢」吧?
弋舟:這「一整面」如果對誰來講都是不一樣的,那我們的寫作就只能對自己發生意義,對他者必定無效。寫作的意義,今天在我看來,已經不再是將寫作者從世界上區別出來了——那就好像是得到了某種特權,被專門遴選了一樣,多狂妄。今天驅動著我的,也許正是那個讓我「與人類相同」的盼望,這是對於狂妄的矯正,是對無知的反省。我們當然是獨一無二的,這差不多不需要辨認,人性中自以為是的那一面從來都慫恿著我們自我的誇大,但這個獨一無二,能大過世界的獨一無二嗎?「重逢準確的事實」,也許就是勒令我們回到事實當中,歷練寫作者的所「能」,不要一往無前地虛妄下去、「複雜」下去。與事實準確地重逢,與本能準確地重逢,有益於我們抵抗虛無。當然,這個動機看起來本身就那麼虛無——因為我們差不多早已喪失了分辨事實的能力,我們「慣於愚蠢地將換喻當作發現,隱喻當作證據,把連篇廢話當作妙語連珠,把自己當作先知……」
王蘇辛:好感覺,但是跟哪些人相同呢?這裡是不是仍然有種驕傲?也許世界到底是怎樣的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處在這中間的人,或者說那些走在前面的人,是怎麼想的。甚至可以說,世界的獨一無二是由那些走在最前面的人決定的。
弋舟:「走在最前面的人」一個巴掌可以數過來,他們已經成聖、封神。別想了,我們不在那個巴掌裡。這些問題太宏大,不是說思考它沒有意義,是說竭力去琢磨,會有倒向空想的風險。有時候我會想,我們的判斷壓根不值得說出來。
王蘇辛:在《丙申故事集》中,我時常感覺到人物的變化,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人物的變化,讓小說的力量即使在文本結束之後依然有滾下去的可能。這幾個小說,《出警》讀下來更有劇情感,《隨園》則是嚴密、深邃,又如北風入骨。《發聲笛》、《但求杯水》和《巨型魚缸》,人物的內心看似沒有前面兩篇有跌宕感,整體風貌則更接近普通的日常。我比較好奇,儘管它們都包裹在「丙申故事集」這個書名之下,但都有各自的不同與側重點,彷彿春夏秋冬四個季節,我閱讀的時候會覺得時而回到童年,時而又回到未來。即使像《隨園》這樣非常有密度的一篇,寫到後面,也感覺那個用力寫的人漸漸消失,轉而看見的是一片平原。
弋舟:寫作會有失控的時候,但集子裡的小說的確是我明確控制出來的結果——書名本身就是一個確據。我不想讓這本集子太過「奇崛」,但我又無法接受它徹底的平庸,於是「日常」是它的底色,在區域性上,竭力躍身而起,去夠向自以為可以企及的屋頂。這也是我寫作時的真實姿勢——我真的是寫一寫,就會自己在屋子裡跳著去摸摸天花板。但是,更多的時候,我只能日常地坐在電腦前。我覺得這沒什麼不好,一如你所說的一年四季,夏天不應該成為否定冬天的理由,而秋天也無法抹殺春天的價值。這才是我的丙申年,這才是世上的丙申年。如果說,我一定想通過這本集子表達什麼,那麼好吧,我想要表達的是自己對世界的服從。至於表達得怎樣,是否達標,這樣的問題本身就與服從的願望相悖,我想,所謂服從,就是接受結果,它一百分也罷,五十分也罷,我都服。不服你也沒法再過一遍丙申年。這樣的認識,就是我眼裡「準確的事實」。丙申年過完,我又長了一歲,誰都沒法兒罔顧這個事實,推翻這個影響,誰要是在這些問題上也跟我「知識分子化」地雄辯,我跟誰急。
王蘇辛:哈哈。沒有誰跟誰急,即使我們再怎麼努力「與人類相同」,每個人的生命都還是獨特的,是怎樣,就是怎樣。祝賀你在這個丙申年寫下了這本獨特的小說集。
2017年1月13日
丙申臘月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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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酉故事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