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男人的針鋒相對，還有法國的事件帶給我們的經驗教訓，都讓我很難集中注意力傾聽，但一聲不吭坐在那兒，也讓我無法忍受。我想說一說巴黎的運動、我讀的資料，還有我的看法，有一些話一直在我腦子裡糾纏。讓我驚異的是，馬麗婭羅莎那麼厲害，那麼自由，這時候卻一聲不吭，只是面帶微笑在支援弗朗科說的話，這讓胡安變得不太自信，有時候甚至有些煩躁。我想，假如她不說話，那我就會介入，否則我為什麼不回賓館，我為什麼要答應來這裡？我知道答案。因為我要在我的老相識面前，展示出我現在的樣子，我希望弗朗科能意識到，他不能像以前一樣，像對待一個小姑娘那樣對我，我想讓他意識到，我已經徹底變成了另一個人。我想讓他當著馬麗婭羅莎和別人的面，表達對另外這個我的讚賞。這時候，我看到孩子安靜下來了，西爾維亞帶著孩子消失在房間裡了，她和孩子都已經不需要我了。我等了一會兒，最後我找到了一個機會，說我不贊同我前任的說法，那個不贊同的意見是我臨時發揮的：我自己也不是很確信，我的目的是對弗朗科表示反對。我就是那麼做的，我腦子裡有一些模板，我把這些模板和一種佯裝的自信結合起來。我斬釘截鐵地說：「法國階級鬥爭的準備程度，並不能讓人感到放心，現在讓學生和工人聯合起來，我認為還有些為時過早，時機並不是很成熟。」我的語氣很堅定，我擔心兩個男人中的一個會忽然打斷我，說一些話，又自己討論起來了，把我排除在外。但他們在專心地聽我說，所有人，包括西爾維亞都在聽我說，她已經把孩子放到了床上，踮著腳尖回來了。我說話的時候，弗朗科和胡安都沒有表現出不耐煩，而且我有兩三次提到「人民」這個詞時，那個委內瑞拉畫家還點了點頭，這種認可讓馬裡很煩。他用帶著諷刺的腔調說：「你是說，從客觀上而言，現在的局面還不是革命？」我熟悉他的這種語氣，這意味著他想通過取笑我來捍衛自己。這時候，我們針鋒相對，你一言我一語地爭論了起來。「我不知道你說的‘客觀’是什麼意思。」「意思是採取行動是無法避免的。」「假如是無法避免的，你現在還在袖手旁觀。」「不，革命者的任務不是做那些‘可能’實現的事，在法國，那些學生做了‘不可能’的事情，教育的機器已經被打破，已經不能恢復了。」「我敢說，那些已經變化了的事情，還會再發生改變。」「是的，但沒人向你，或者其他人申請一張蓋章的證明，證明現在的局面在客觀上是革命的，學生們只是採取了行動，沒有別的。」「不是這樣的。」「是這樣的。」等等。直到後來，我們都沉默了。

這是一場不太正常的對話，不是因為對話內容，而是討論的熱烈語氣，根本就不遵守談話的規矩。我在馬麗婭羅莎的眼裡看到一種神情，好像在說：假如你和弗朗科這樣說話，那你們之間除了是普通的大學同學，一定還有另一層關係。「你們過來幫我一個忙，」馬麗婭羅莎對西爾維亞和胡安說。她要拿一架梯子，要給我和弗朗科找床單。胡安和西爾維亞跟她去了，胡安在馬麗婭羅莎耳邊說了些什麼。

弗朗科盯著地板看了一會兒，他抿了抿嘴唇，就好像為了擠出一個微笑。他帶著一絲溫情說：

「你還是之前那個小資產階級。」

這是很多年之前，他給我貼的標籤，當時在他的房間裡，我很擔心被人發現，這是他取笑我的話。因為當時眼前沒別人，我很衝動地脫口而出：

「你才是小資產階級，你的出身、文化，還有你的行為，都屬於小資產階級。」

「我不想惹你生氣。」

「我沒有生氣。」

「你變了，比以前霸道了。」

「我還是老樣子。」

「你家裡都還好吧？」

「還好。」

「你特別在意的那個朋友呢？」

這個問題忽然冒了出來，讓我有些不知所措。在過去，我和他談論過莉拉嗎？我是怎麼談論她的？為什麼他現在忽然想起來了？是什麼讓他聯想到了莉拉，而我並沒有注意到。

「她很好。」我說。

「她在做什麼？」

「她在那不勒斯郊外一家香腸廠上班。」

「她不是嫁給了一個老闆了嗎？」

「那場婚姻最終還是失敗了。」

「下次我去那不勒斯，你要介紹她給我認識。」

「那當然。」

「你給我留個電話，還有地址。」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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