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線戰場上，調集軍隊和前哨戰階段在第十五日結束，進攻戰階段開始。法軍右翼向德國佔領的洛林地區發動進攻，他們抄襲一條古老的深溝壁壘的蹊徑，這樣的小道，在法國和比利時為數很多。世世代代以來，不論哪個兵家都率師蹈常襲故走這樣的小道，夷平那些反覆遭到夷平的村莊。在東去南錫的道路上，法軍走過一塊紀念碑，上面銘刻著「362年，約維努斯（jovinus）於此擊敗條頓游牧部落」。
正當波將軍所部在法軍右翼邊緣，在阿爾薩斯再次發動攻勢的時候，迪巴伊將軍的第一集團軍和德卡斯泰爾諾將軍的第二集團軍正在分別穿越洛林地區的兩條天然通道。這是法軍進攻的必經之路。這兩條天然通道，一條通往迪巴伊部隊出擊的目標薩爾堡（sarrebourg）；一條從環繞南錫的大庫羅訥（grandcouronné）山區迂迴而下，經過薩蘭堡（châteausalins）進入一個山谷，山谷盡頭就是德卡斯泰爾諾部隊出擊的目標莫朗日（morhange）天然要塞。德國人已估計到法國的進攻，早就在這一帶設定了鐵絲網，挖掘了戰壕，建築了炮臺，嚴陣以待。他們在薩爾堡和莫朗日都築有堅固的工事，要擊退他們，只有進行銳不可當的衝鋒或用重炮轟擊。法國人向來依靠前者，蔑視後者。
1909年，總參謀部的一個炮兵軍官，在徵求他有關105毫米重型野炮的意見時，他回答說：「感謝上帝，幸好我們一尊也沒有！」「法軍的威力全靠加農炮的輕便。」1911年，作戰委員會建議為法國陸軍配備105毫米重炮，但炮兵部門人員卻矢忠於馳名的法國75毫米大炮，而始終執拗反對。他們鄙視重型野炮的作用，認為只會影響法軍進攻的機動性，是個累贅，只能像機槍一樣作為防禦武器。陸軍部長梅西米和當時供職總參謀部的迪巴伊將軍，力排眾議，爭得撥款，擬建立若干105毫米重炮炮兵連，但因政府屢經更迭和炮兵部隊的鄙視，及至1914年，編入法國陸軍的重炮兵部隊寥若晨星。
德方洛林陣地的守軍，是巴伐利亞王儲魯普雷希特的第六集團軍，以及8月9日起歸他指揮的馮·黑林根將軍的第七集團軍。魯普雷希特的任務，是把儘量多的法軍牽制在他的戰線上，使他們去不了面對德軍右翼的主力陣地。按照施利芬計劃，他要完成這項任務，必須先行退卻，將法軍引入「口袋」，拉長法軍的交通線，然後把法軍咬住，而這時候，決戰就在別處開打了。這項計劃的精髓所在，就是讓這個戰區的敵人在他們跡象畢露意欲進犯的當口，遂其意圖，任其前來，誘之取得戰術上的勝利，使之遭受戰略上的失敗。
這一戰略，與對東普魯士的計劃無異，有其心理方面的問題。軍號響了，擔任司令的那些袍澤在奮勇直前走向勝利，而這時候，魯普雷希特卻得服從往後退卻的需要。這對一個嚮往榮譽、雄心勃勃的司令員，特別是對一個儲貳身份的人來說，是個很不愉快的情景。
魯普雷希特，不失軍人嚴謹本色，挺直，英俊，目不斜視，有兩撇得體的髭鬚。他毫無以前兩位任性的巴伐利亞的路德維希國王的那種氣息。那兩個國王生性放蕩，一個迷戀洛拉·蒙特茲，一個沉溺於裡夏德·華格納，結果一個遭到廢黜，一個被宣佈為瘋子。其實，魯普雷希特出身的門第並不那麼怪僻，這一房曾出過為瘋子國王擔任過攝政王之人。魯普雷希特本人是英王查理一世的女兒亨麗埃塔（henrietta）的直系後裔，所以也是英國斯圖亞特王朝的合法繼承人。為紀念查理國王，每年逢到他被處決的這一天，巴伐利亞王宮總披上白玫瑰素裝。魯普雷希特與協約國方面還有一層新的私人關係——他妻子的胞妹伊麗莎白嫁給了比利時國王阿爾貝。儘管如此，巴伐利亞的部隊卻是地道的德國軍隊。開戰幾天以後，迪巴伊將軍就曾報告說，他們盡是「野蠻人」。這些人在撤出城鎮之前，總是將宿營的住房洗劫一空，桌椅傢俱、床墊、裝飾品、一切器皿，砸的砸，踏的踏，窗簾給撕了下來，櫥櫃裡的東西給撒了一地。然而這一切，尚且只是悻然撤退的軍隊習以為常的行為。洛林更慘的遭遇還在後頭哩。
在迪巴伊和德卡斯泰爾諾進攻的頭四天，德軍按照計劃往後徐徐退卻，僅與法軍作後衛戰。藍衣紅褲的法國軍隊從梧桐夾道的寬闊筆直的公路上源源而來。在沿路每一高坡上，他們可以看到一望無際、阡陌縱橫的田野，這一片是翠綠的苜蓿，那一片是金黃的穀物，另一片是耕耘待種的褐色的田地，再就是星羅棋佈、成排整齊的草堆。在這田野上空發出了刺耳的尖嘯聲，75毫米大炮響了，法軍開進了他們曾經的國土。最初的幾次戰鬥，儘管德軍一使用重炮就把法軍戰線打得七零八落，可是法軍卻未遇到德軍的堅決抵抗就勝利了。8月15日，迪巴伊遇到運回傷兵的車輛，那些傷兵面色蒼白，血肉模糊，有的四肢被炸得殘缺不全。他還看到上一天的戰場，仍然屍橫遍野未及收埋。17日，德卡斯泰爾諾的第二十軍在福煦將軍的指揮下，佔領了薩蘭堡，且已迫近莫朗日，莫朗日已在其射程之內了。18日，迪巴伊部隊攻佔了薩爾堡，軍心大振，「殊死進攻」看來已奏膚功。士兵們欣喜若狂，甚至看到了攻至萊茵河的那一天。殊不知就在此時此刻，第十七號計劃已開始破產，事實上，這個計劃早已破產好多天了。
在比利時境北的戰線上，朗勒扎克將軍一再強烈要求總司令部，讓他北上狙擊正在南下的德軍右翼，而不是開往東北攻入阿登山區打擊德軍中路。他看到自己正在為來自默茲河西岸的德軍所包圍，並猜想這支德軍具有相當的實力，因此執意要求讓他把部分軍隊調往默茲河左岸，進入默茲河與桑布林河匯合的三角地帶，以便堵截德軍去路。在這裡，他可以固守沿桑布林河的防線。桑布林河發源於法國北部，朝東北流入比利時，經過博里納日山麓礦區而下，在那慕爾與默茲河匯合。沿河兩岸，礦渣堆積如山，矗然林立，從沙勒魯瓦起航的運煤船隻絡繹不絕。沙勒魯瓦這座以王名命名的城市，1914年以後將使法國人聽來像色當一樣地感到哀痛。
朗勒扎克的報告連珠炮似的發到總司令部，這些報告說，根據他自己偵察到的德國部隊及其調動情況，德國大軍在從列日兩側蜂擁而來，為數不下幾十萬，也許有70萬，「甚至上200萬人」。但法軍總司令部堅決認為這些數字肯定錯了。朗勒扎克力爭說，倘他的第五集團軍進入阿登山區，強大的德軍會在這時兵分三路從那慕爾、迪南和日韋向其翼側撲來。他那位素來意氣消沉，而今更是日益憂心忡忡的參謀長埃利·杜瓦塞爾，前往總司令部為朗勒扎克申述情由，接待他的那位軍官大發雷霆說：「怎麼，又來了！你們的朗勒扎克還在擔心左翼被圍嗎？那不會的！」他還用總司令部的基調說：「要是真的被圍了，那就太好了！」
可是，儘管法軍總司令部決心不許干擾它預定在8月15日發動的主力進攻，但它對德軍右翼在策動包抄的越來越多的證據也不能完全無動於衷。8月12日，霞飛答應朗勒扎克把他左翼的軍移到迪南。「該是時候了。」朗勒扎克帶著譏諷的口吻輕聲低語，但他堅決認為這樣做已無濟於事，而必須把他的整個部隊西調才行。霞飛拒不答應，執意第五集團軍必須繼續東進，在阿登山區執行其指定的任務。霞飛一向唯恐有損自己的權威，這時，便對朗勒扎克說：「阻擋包圍戰的事兒，責不在你。」朗勒扎克就像所有敏於思考的人看到盲人騎瞎馬那樣憤慨，何況他又是一個慣於被人奉為戰略家的人，因此，他繼續對總司令部進行要挾。霞飛對他的不斷批評和無休止的爭論越來越惱火。霞飛認為，將領的整個職責就是戰鬥似雄獅，服從如忠犬；但是，素有自己的見解，而今又感到局勢危急的朗勒扎克，則認為這種觀念是無法順從的。事後他寫道：「我內心的焦慮，與時俱增。」8月14日，亦即發動進攻的前夕，他親自趕到維特里。
在辦公室裡，他見到霞飛和他的兩位左右手——參謀長貝蘭（belin）和助理參謀長貝特洛。貝蘭一度以富有生氣著稱，而今卻因過度操勞顯得心力交瘁。貝特洛敏捷、機智，像英軍中他的對等人物亨利·威爾遜一樣，是個根深蒂固的樂觀派，要他感到會有什麼麻煩事兒是生就的難事。他體重230磅，那是正值8月盛暑季節，他早就顧不得軍人的尊嚴，穿著開領短上衣，拖著涼鞋上班了。而朗勒扎克黝黑的克里奧爾人（creole）的面孔，則已憂愁得兩頰深陷。他堅決認為，一旦他深入阿登山區，德國人將會出現在他左面，而阿登山區艱難險阻的不利地形既使他未必能速決速勝，又使他無法掉頭後撤，到那時將束手聽任敵人完成其包抄了。
霞飛用普恩加萊稱之為「奶油般的語調」對朗勒扎克說，他的擔心「為時過早」。霞飛還說：「我們認為德國人在那裡並沒有什麼部署。」他說的「那裡」指的是默茲河西側。貝蘭和貝特洛也都一再保證「那裡並沒有什麼部署」，並努力一面安慰他，一面鼓勵他。他們力促他將被圍的想法置之腦後，只想進攻的事兒。朗勒扎克離開總司令部時，如他所說：「我的靈魂死了！」
他回到設在阿登山區邊緣的勒泰勒（rethel）的第五集團軍司令部，看到案桌上放著一份總司令部情報處的一份報告，又頓增了末日來臨之感。該情報估計，敵軍在默茲河彼岸約有八個軍和四到六個騎兵師的兵力——事實上這還是低估的數字。朗勒扎克立即派副官帶了一封信去見霞飛，請他注意「來自你自己司令部」的情報，而且堅持第五集團軍調赴桑布林河和默茲河戰區的事宜，應「立即著手研究和從事準備」。
與此同時，又有一個來訪的人憂心忡忡地來到維特里，試圖說服總司令部相信左翼處境危殆。當年霞飛不讓加利埃尼在總部任職時，梅西米把他安置在陸軍部負責處理各類報告。縱然那裡面沒有霞飛存心不送給政府的那些來自總司令部情報處的報告，但加利埃尼從蒐集的情報中已足以判定，大批德軍將如滔滔洪水向法蘭西奔騰而下。而這正是饒勒斯在談到有朝一日前線將呼叫全部後備力量時所曾預言的「可怕的沒頂之災」。加利埃尼對梅西米說，他必須去維特里敦促霞飛改弦易轍。但是梅西米就其資歷而論，與霞飛相差將近二十年，並且一向敬畏霞飛。他說，還是加利埃尼自己去好，作為霞飛在他事業上的一位感恩戴德的人物，霞飛不會不理他的。這是對霞飛的估計不足，霞飛此人是愛不理誰就不理誰的。加利埃尼來到之後，霞飛只會見他幾分鐘就把他交給了貝蘭和貝特洛。這兩位又把他們向朗勒扎克的保證對他重複了一遍。總司令部已決心「不理會證據」，並且拒不認為德軍在默茲河西岸的挺進是個嚴重威脅。加利埃尼回去後立刻向梅西米作了彙報。
然而，當天傍晚，法軍總司令部在情況越來越確鑿的壓力下開始動搖了。霞飛在答覆朗勒扎克最後一份急電時表示同意「研究」調遣第五集團軍的建議，並准許作調動的「初步部署」，儘管他對朗勒扎克翼側的威脅仍然堅持「遠非迫在眉睫，遠非肯定無疑」的看法。及至第二天8月15日晨，威脅已越來越逼近。此時一心一意要大舉進攻的法軍總司令部忐忑不安地注意起左翼來了。上午9時許，給朗勒扎克掛了電話，授權他作部隊調動的準備，但在總司令親自下達命令之前，不得行動。整整這一天，總司令部收到了許多報告，都說一萬名德國騎兵已在於伊渡過默茲河；接著又收到一份報告說，敵軍正在進攻迪南，且已佔領了右岸高岡上俯瞰城區的堡壘；其後又有報告前來說，敵軍已強渡過河，但遭到從左岸猛衝而下的朗勒扎克第一軍的回擊，經過一場鏖戰，敵軍已被趕過橋退回對岸去了［在這次戰鬥的第一批傷員當中有一位二十四歲的中尉，此人就是夏爾·戴高樂（charlesdegaulle）］。第一軍正就是8月12日批准過河的那支部隊。
對左翼的威脅，不能再低估縮小了。下午7時，霞飛親自下達了調遣第五集團軍進入桑布林河和默茲河三角地帶的命令。他先用電話通知朗勒扎克，一小時後送去了手諭。法軍總司令部就此屈服了嗎？並不盡然。因為這道命令——第十號特別指令——對計劃的更動，給人的印象只是應付敵人包抄的威脅，而遠沒有到達放棄第十七號計劃的地步。命令承認，敵軍「似乎在日韋北面用其右翼準備大幹一場」——好像朗勒扎克還要他告訴似的——並命令第五集團軍的主力開往西北，「會同英、比部隊作戰，狙擊北方來犯之敵」。但第五集團軍的一個軍則仍然要面向東北，支援第四集團軍，因為攻入阿登山區的主要任務而今已交由第四集團軍執行。這道命令的結果是把第五集團軍的戰線向西展開得更為寬廣，但沒有為此給它增加一兵一卒。
第十號命令指示新任先頭突擊部隊的第四集團軍司令德朗格勒·德卡里（delangledecary）將軍做好進攻準備，「總方向是訥沙託」，亦即攻入阿登山區腹地。為了加強部隊的戰鬥力，霞飛在德卡斯泰爾諾、朗勒扎克和德朗格勒三個集團軍之間進行了錯綜複雜的調動。結果，朗勒扎克統率訓練的兩個軍從他手下調開了，而調來的則是原不屬他指揮的別的部隊。儘管新來的部隊中有兩個師是從北非調來，德艦「格本」號曾企圖中途截擊的精銳部隊，但這種節外生枝的調動和臨陣時的突然改變，陡然增加了朗勒扎克的苦惱和失望。
法軍的其他部隊向東衝殺去了，朗勒扎克感到這是要讓他來防守法國這條毫無掩護的翼側，以對付他所認為是想置法國於死地的那一擊。他還感到給他的是最艱鉅的任務——儘管總司令部拒不承認這點——而擁有的卻是最微薄的兵力。他想到與英、比兩軍協同作戰的前景，鑑於它們既是獨立的部隊，而兩軍司令的軍階都比他高，又素不相識，因此心境並不感到舒暢些。在赤日炎炎的8月裡，他的部隊必須行軍80英里，這得要五天時間，而且即使能在德國人之前趕到桑布林河戰線，他也擔心可能為時已晚。那時，德軍來勢之大，恐阻擋不了。
理應在他左側的英國人究在何處？時至今日，誰也沒有見過他們。縱然朗勒扎克能從總司令部探悉到英軍的確實下落，可是他對總司令部已不再信任。他憂心忡忡地懷疑法國已成了英國人背信棄義、耍弄陰謀詭計的犧牲品。英國遠征軍要麼是一句騙人的鬼話，要麼還在作參戰前最後一場板球賽。除非他部下有軍官能親眼看到遠征軍，否則他就不能相信有英國軍隊的存在。每天他派出偵察班，包括駐在第五集團軍的英國聯絡員斯皮爾斯（spears）中尉在內，去野外偵察，但從未發現有穿黃卡其軍裝的部隊。斯皮爾斯執行的誠是一項奇怪的聯絡任務，連他本人在他一本聞名的著作中也未作解釋。找不到英國人的行蹤，又使朗勒扎克增加了岌岌可危之感。重重焦慮煎熬著他，他寫道：「我的苦惱，達到了五內俱焚的地步。」
在釋出第十號命令的同時，霞飛要求梅西米從海岸防線調派三師本土軍去充實海峽和莫伯日之間的空白地帶。他寧願挖盡老底來權宜應付德軍右翼的進攻，而不願他念念不忘的中路進攻減少一兵一卒。他還不願承認他在給敵人牽著鼻子跑。不論普天下有多少個朗勒扎克和加利埃尼，以及多少件偵察來的情報，都絲毫不能動搖法軍總司令部關於德軍右翼的力量越大，法軍從中路突破進而奪取主動權的前景越好這一堅定不移的主要信念。
德國人在比利時，猶如南美叢林中定期出現捕食其他動物的群蟻。群蟻所到之處都造成一條死亡線，德軍則是奪路前進，直穿田野、公路、村莊和城鎮，像群蟻那樣，不為河川或其他障礙物所阻。馮·克盧克的部隊從列日北面，馮·比洛的部隊從列日南面，沿著默茲河流域向那慕爾蜂擁而來。「默茲河是一條寶貴的項鍊，」阿爾貝國王曾說道，「而那慕爾又是項鍊上的一顆明珠」。默茲河流經兩邊是高岡的一個寬闊的峽谷，河的兩岸有著大塊空地。這裡是一處度假勝地，每年的8月，是傳統的度假季節。家家戶戶在這裡郊遊野餐，孩子們在河邊嬉水，男人們坐在河岸太陽傘下垂釣，母親們坐在摺椅上編織，白色扁舟揚帆輕飄而過，遊覽船艇往返於那慕爾和迪南之間。這時，馮·比洛的一部分部隊正在列日和那慕爾之間的於伊渡河，沿著兩岸向比利時著名的第二個要塞挺進。那慕爾四周的堡壘圈，造得與列日一樣，它是進入法國前的最後一關。德國人完全相信他們的攻城大炮的鐵拳威力。在進攻列日時，這些大炮打得很出色，發揮了威力，現在正由馮·比洛的輜重車拖來完成第二項任務，他們指望三天內就可拿下那慕爾。而馮·比洛左邊的由馮·豪森將軍統率的第三集團軍，這時也正在向迪南挺進。這樣，朗勒扎克部隊在進入桑布林河和默茲河三角地帶時，這兩支軍隊也將在那裡會師。但是也就在施利芬的戰略在戰場上如期一一實現的時刻，孰料在後方他們的計劃卻出現了毛病。
8月16日，在軍隊集結時期結束之前一直待在柏林的德軍統帥部，遷到萊茵河畔的科布倫茨（coblenz）來了，這裡距德軍前線的中心約80英里。施利芬曾設想此時此地的總司令絕不應該做拿破崙，在高地上騎著白色駿馬觀察戰鬥，而應做一個「現代的亞歷山大」，「在一所有很多寬暢的辦公室的房屋裡」指揮戰爭，「在這裡，手邊備有電報、電話和眾多無線電通訊裝置，同時還有一支隨時待命出發的汽車和摩托車隊。在這裡，這位現代的總司令坐在大桌旁的一隻舒適的靠背椅上從地圖上綜觀著戰場全域性。在這裡，他用電話頒發激勵士氣的訓示，他批閱集團軍司令和軍長的報告以及來自偵察敵人動向的氣球和飛艇的情報」。
現實可破壞了這幅美景。這個現代的亞歷山大輪到毛奇擔當。毛奇自己也承認，他始終沒有從戰爭開始第一夜經受德皇折磨的痛苦中恢復過來。他理應用電話發給各司令「激勵士氣的訓示」，可他從沒有接觸過那些裝置，即使接觸了，也會打不通。德軍在敵境作戰遇到的最大困難莫過於通訊方面的阻礙。比利時人切斷了電話、電報線路；埃菲爾鐵塔無線電臺強烈電波的干擾，攪得德方電訊必須重複三四遍始能把電文意思弄清楚。德軍統帥部唯一的一座收報臺因電路擁塞，電報得要八至十二小時才能通達。這是德國總參謀部所沒有預料到的「摩擦」之一，軍事演習時暢通的通訊誤導了他們。
比利時人毫不客氣的抵抗，俄國「壓路機」突破東普魯士的幻景，更使德軍統帥心煩意亂。參謀部內部產生摩擦了。深受普魯士軍官高傲自恃風尚影響的，不是別人，正是他們自己和他們的同盟者。副參謀長馮·施泰因（vonstein）將軍，是眾所公認的一位足智多謀、心地善良、刻苦勤奮的人，不過德軍統帥部的奧國聯絡官卻說他粗魯暴躁、不夠圓通、好爭不讓，並且沾染了冷嘲熱諷和盛氣凌人的所謂「柏林衛士的風氣」。作戰處的鮑爾（bauer）上校就痛恨他的首長塔彭（tappen）上校對部下的那種「尖刻口吻」和「惡劣態度」。軍官們也牢騷滿腹，一則毛奇不許吃飯的時候喝香檳酒，再則德皇供給的伙食太差，飯後還得自己掏腰包買三明治充飢。
自法軍在洛林發動進攻的那時起，毛奇執行施利芬完全依靠右翼這一計劃的決心就開始動搖了。他和他的參謀人員指望法軍會調集其左翼主力前來迎擊德軍右翼的威脅。朗勒扎克焦急不安地派了偵察班去尋找英國人的下落，德軍統帥部也同樣在焦急不安地尋找法軍大部隊在默茲河西側活動的跡象，但到8月17日什麼也沒發現。戰爭中出現敵人不如所望、不按照對己方最有利的方式行事這種問題，是夠惱人的，而今這個問題纏得德軍統帥部忐忑不安。他們從法軍在洛林地區活動頻繁而在默茲河西卻一無動靜的情況斷定，法軍正在集結主力準備通過梅斯和孚日山脈之間的洛林地區大舉進攻。他們考慮著有無重新調整整個戰略的必要。如果那是法軍主攻目標，那麼德軍能否在其右翼進行包抄打一場決戰之前，把部隊調往左翼，在洛林地區先打一場決戰？能否真正打一場施利芬內心深處所向往的兩面包抄的名副其實的坎尼戰役？從8月14日到17日，德軍統帥部緊張地討論了這一誘人的前景，甚至還研究了將重心往左翼作某些初步轉移的問題。只是到了17日那天，他們判定法軍在洛林並不如所想象的那樣在集結部隊，遂又回到施利芬原來的計劃。
可是，一種主義的神明一旦遭到懷疑，就無法返回對它的絕對信仰。從那時起，德軍統帥部一見左翼有機可乘時，就為之心動。毛奇在思想上已不反對根據敵人動向改變作戰計劃。這樣，施利芬執意傾注全力於一翼，不問敵人行動如何必須嚴格執行的孤心苦詣的計劃被打破了。原來在紙面上顯得那麼天衣無縫的計劃，現在在戰爭中，在情況變幻莫測的壓力下，特別是在感情衝動的壓力下破碎了。毛奇既然不讓自己舒舒服服地躺在預先安排好的計劃上，由此每當要他作出決定時，便苦於拿不定主意了。8月16日，魯普雷希特王儲又要求作出一項緊急決定。
魯普雷希特要求允許反攻。魯普雷希特的司令部設在聖阿沃爾德（saint-avold），這是一座冷落的默默無聞的小鎮，坐落在骯髒不堪的薩爾礦區旁邊的一個深山幽谷裡，那裡沒有王孫公子的豪華生活可言，也沒有他可住的別墅，甚至連一家大旅館都沒有。他向西望去，廣闊的長空下是一片起伏的丘陵地帶，一直延伸到摩澤爾河畔，沒有什麼大的障礙物，在天際閃閃發光的就是兵家必爭之地——洛林的明珠：南錫。
魯普雷希特據理力爭，認為要在他的戰線上完成儘可能多地牽制法軍這一任務，最好的辦法是進攻，然而這一理論是和「口袋」戰略背道而馳的。從8月16日到18日，魯普雷希特司令部和總司令部用電話激烈討論了整整三天，好在這段電話線路是在德國境內。當前法軍的進攻是不是它的主要攻勢？法軍在阿爾薩斯和默茲河西岸似乎沒有「認真其事地」幹些什麼，這又說明了什麼？如果法軍不向前推進並陷入「口袋」，那將怎麼辦？如果魯普雷希特繼續後撤，那他與他的右鄰第五集團軍之間會不會敞開一個缺口，法軍會不會乘虛而入？這是否會招致右翼的失敗？魯普雷希特和參謀長克拉夫特·馮·德爾門辛根（krafftvondellmensingen）將軍都堅決認為這是可能的。他們說，他們的軍隊等候進攻的命令已等得不耐煩了，已難以管束他們了，迫使「急於前進」的部隊後撤也是可恥的；而且，開戰伊始就放棄洛林國土，即使是權宜之計，也絕非明智，除非事出萬不得已。
德軍統帥部對此既是神魂顛倒，又是膽戰心驚，一時拿不定主意。於是派了少校參謀措爾納（zollner）前往聖阿沃爾德第六集團軍司令部作進一步面商。他說，統帥部對有計劃後撤正在考慮作些變動，但是還不能完全棄口袋策略於不顧。他沒有解決問題就回去了。他剛走，第六集團軍司令部就收到一份飛機偵察情報，說當地法軍正在往後向大庫羅訥移動；第六集團軍參謀處「當即解釋」這是敵軍畢竟不在向前進入口袋的佐證，並且認為儘速向敵進攻乃是上策。
情況異常緊急。以魯普雷希特和馮·克拉夫特為一方跟馮·施泰因和塔彭上校為另一方之間的電話不絕。統帥部又派了一個信使多梅斯（dommes）少校來到這裡——這是8月17日——帶來的訊息表明，現在發動反攻看來是前所未有的大好時機。他說統帥部現在很有把握，法軍正在往其西翼調動，而並不是「束縛」在洛林上。他還談了攻城大炮在列日的威力，從這些威力看來，法國的堡壘陣線並不那麼堅不可摧。他還說，統帥部相信英國人還沒有在歐洲大陸登岸，如果此時此地在洛林迅速打一場決戰，他們也許就永遠不會前來了。多梅斯少校又說：當然，根據毛奇的指示，他不得不提請注意這場反攻戰將冒種種危險，其中最主要的和壓倒一切的危險，將是一場正面攻擊——這在德國軍事學中是最忌諱的——因為那裡山巒起伏，加上法軍堡壘林立，要進行包抄是不可能的。
魯普雷希特反駁道，進攻的危險並不大，危險大的倒是繼續後退。他說，他將出敵不意，把他們打得暈頭轉向；並說，他和參謀已考慮了種種風險，並能設法戰而勝之。魯普雷希特為他英勇的軍隊的進攻精神再一次大唱讚歌，而且越唱越響。他說這樣的軍隊絕不應再叫它後撤，同時聲稱，他已決心進攻，除非統帥部給他明確的禁令。「要麼讓我進攻，」他聲嘶力竭地說，「要麼就下一道明確禁止進攻的命令吧！」
多梅斯為王儲的「強硬口氣」所窘，便匆匆回到統帥部作進一步的請示。而在魯普雷希特的司令部裡，則是「我們等著，擔心會不會來一紙禁令」。18日，他們整整等了一個上午。到下午，仍然音訊杳然，馮·克拉夫特於是掛電話給馮·施泰因要求告訴他是否會下達命令。他們兩人對一切有利的方面和疑慮不定之處又翻來覆去地爭論起來了。最後，馮·克拉夫特按捺不住，要求馮·施泰因直截了當地答覆究竟是「行」還是「不行」。「噢，不，我們不會束縛你們的手腳不准你們進攻的，」馮·施泰因用一種不像是一位現代亞歷山大權威的口吻回答說，「你必須擔當起責任，本著良知作出你的決定。」
「早就決定了，我們進攻！」
馮·施泰因回答時「吶」了一聲，這是方言中一個說明無可奈何的表示，隨著又說：「那麼，打吧，願上帝保佑你！」
就這樣，口袋戰略被放棄了，命令下達給第六、第七兩集團軍掉轉身來準備反攻。
就在這期間，德國人認為尚未登陸的英國軍隊正在向法軍左翼末端的指定陣地移動。法國老百姓相繼報以欣喜若狂的歡迎，這與其說是對他們世代宿仇的英國人發自內心的熱愛，不如說是對一個同盟者在法國進行存亡攸關的戰鬥時刻挺身而出的近乎歇斯底里的感激。他們吻著英國兵，送他們食物，給他們戴上鮮花。在英國兵看來，宛如一個盛大的慶功會，而他們是受之有愧的英雄。
他們的總司令——嗜鬥好爭的約翰·弗倫奇爵士是8月14日登岸的，同來的有默裡、威爾遜和當時派到英國司令部任聯絡官的於蓋。他們在亞眠過宿，第二天來巴黎會見總統、總理和陸軍部長。簇擁在北火車站前面廣場上和街道兩旁歡迎的兩萬群眾欣喜若狂地高呼著：「弗倫奇將軍萬歲！」「好！好！好啊！英吉利萬歲！法蘭西萬歲！」通往英國大使館的大道上人山人海，人們揮手歡呼，興高采烈地歡迎他們。據說，這次歡迎群眾之多甚於歡迎飛越海峽的布萊里奧。
普恩加萊見到這位客人不禁一驚，他原來是一個「舉止文質彬彬……外表很少軍人氣派」的人。他嘴唇上留著一撮長長的鬍鬚，看上去倒像個埋頭苦幹的工程師，而不像一位享有盛名的衝鋒陷陣的騎兵司令。他看來慢條斯理而不怎麼衝動。他有一個法國籍的女婿，在諾曼底（normandy）還有一所避暑別墅，但說不了幾句過得去的法語。他從容不迫地向普恩加萊宣佈，他的軍隊要十天時間，也就是要到8月24日才能作好作戰準備，這可使普恩加萊吃驚不已，因為這時候朗勒扎克已經擔心8月20日都可能為時過晚。「我們真是受騙上當了！」普恩加萊在日記中寫道，「我們以為他們早已準備就緒，而現今他們卻不能如期會合！」
確實，此公起了令人難以理解的變化。他之能夠獲得指揮權，除了資歷深和有得力的朋友外，一向是由於他的軍事熱忱。可是從他踏上法蘭西那時起，就開始表現出一種「等一等的態度」，表現了出奇的對把英國遠征軍投入戰鬥的不情願和鬥志的消沉。這是基欽納強調保持實力，囑咐不要冒「死亡和損耗」風險的指示所致？還是因為他頓然察覺到英國遠征軍沒有訓練有素的預備役部隊為繼？還是因為登上大陸以後，強敵當前，近在咫尺，勢在必戰，因而感到責任重大？還是因為豪言壯語後面的那種膽識，已失其元氣於無形？還是因為抱有作戰異國，為人作嫁，責任有限的想法？凡此等等，不是身歷其境、身當其職的人是不能判斷的。
但可以肯定的是，約翰·弗倫奇爵士與盟友的會晤，從一開始就使他們感到不同程度的失望、驚愕和氣憤。英國遠征軍開來法國的直接目的——防範法國為德國所滅——他似乎已置之度外，或者至少說，他對此反應似乎沒有迫切之感。他彷彿認為，基欽納一再強調要他獨立指揮，意思是他可以「愛什麼時候打就什麼時候打，愛什麼時候休整就什麼時候休整」，像普恩加萊所說那樣，可以不顧這時候德軍有無蹂躪法國的可能，叫人明日黃花話戰機。洞察一切的克勞塞維茨曾經指出，在作戰中切忌盟軍獨立指揮，如不可避免，則起碼要求其司令官「絕不應是個最謹小慎微的人，而該是個最有膽識氣魄的人」。在此後三週戰爭的關鍵時刻，克勞塞維茨的至理名言也就不言而喻了。
第二天，8月16日，約翰·弗倫奇爵士走訪了維特里法軍總司令部，霞飛發覺此人「固執己見」而且「急於維護他自己軍隊的利益」。而約翰·弗倫奇爵士，也許出於英國軍官的過分講究個人社會背景，對霞飛也沒有好感。在英國人眼中，法軍在民主化的鬥爭中產生了一種不幸的後果，大部分軍官出身於非「紳士階級」。「歸根結蒂，他們是一批微賤的傢伙，」幾個月以後，約翰爵士在給基欽納的信中寫道，「人們要永遠牢記大多數法軍將領的階級出身。」毫無疑問，法軍的總司令是一個商人的兒子。
在這次會見中，霞飛很有禮貌但又很迫切地表示希望英國遠征軍能於8月21日在桑布林河戰線會同朗勒扎克出師作戰。約翰·弗倫奇爵士一反他對普恩加萊的表示，說他將盡量如期趕上。他還要求霞飛調遣索爾代的騎兵隊和兩個後備師「直接由我指揮」，因為他將堅守法軍戰線末端無所掩護的陣地。這不用說，給霞飛一口拒絕了。約翰·弗倫奇爵士向基欽納彙報了出訪情況，他說貝特洛將軍和法軍參謀部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們「深謀遠慮，從容不迫，充滿信心」，而且「毫無忙亂」現象。他對霞飛沒有發表任何意見，只說他看來似乎理解「等一等的態度」的好處，這可是一個不可思議、不言而喻的錯誤判斷。
接著，他走訪了朗勒扎克。第五集團軍司令部當時的情緒非常緊張，這從於蓋8月17日晨與久尋未獲的英國軍官同車到達時，埃利·杜瓦塞爾招呼他的第一句話中可窺見一斑。他說：「你們終於來了。但來得可一點兒都不算早，我們如果被打敗了，可要你們負責的。」
朗勒扎克將軍來到臺階上迎接客人。儘管這些客人親自光臨，仍未能消除他的疑心，他認為他為光桿兒司令們所騙。在隨後半小時的會談中，也沒有談出什麼可使他放心的東西。這兩位將軍，一個不會說英語，一個幾乎不會說法語，可是接著就不帶譯員避入密室進行單獨會談。這種方式作用何在，實在令人費解，即使像斯皮爾斯中尉所說這是出於他們的保密狂，恐也難說明一二。不久，他們走出密室，來到作戰室和他們的參謀在一起。參謀中有些人通諳兩國語言。約翰·弗倫奇爵士戴上眼鏡，靠近作戰地圖看著。他指著默茲河畔一個地方——於伊，這個地名確實是很難讀的——想用法語問朗勒扎克是否認為德軍會在那裡渡河。於伊的橋樑是列日到那慕爾之間唯一的橋樑，約翰·弗倫奇爵士提這問題時，馮·比洛的軍隊正在越橋過河，所以說他的發問，縱然是多餘的，卻是正確的。他用法語先是結結巴巴地說不清「渡河」兩字，而由亨利·威爾遜介面用法語解決了，但到了要說「於伊」的時候，可又支支吾吾的了。
「他說什麼？他說什麼？」朗勒扎克急切地問道。
「……於伊，」約翰·弗倫奇爵士終於勉強說出來了，發音好像在招呼一條船過來似的（編按：英語中招船用語ahoy，與於伊，àhuy，發音近似）。
有人向朗勒扎克作了解釋，說英國總司令想知道他是否認為德國人會在於伊渡過默茲河。「告訴元帥，」朗勒扎克回答說，「我認為德國人是到默茲河釣魚來的。」他的這種語氣，用於回應在他的著名講座中提出愚蠢問題的人本無不可，但絕不是通常對待一位友軍陸軍元帥所應有的。
「他說什麼？他說什麼？」約翰·弗倫奇爵士雖不明白他說的內容，但對語氣則有所察覺，因此反問了兩聲。
「他說，德國人就要渡河了，先生。」威爾遜平心靜氣地回答說。
在這次交談產生的對立情緒下，誤解自然而生。在友軍之間容易發生摩擦的宿營地和交通線的問題上，首先出現了這種情形；而在使用騎兵的問題上，誤解又更為嚴重，兩方的司令都想用對方的騎兵進行戰略偵察。霞飛調給朗勒扎克的精疲力盡、鞋襪不全的索爾代軍，又剛被拉往桑布林河北部去和比利時人取得聯絡，以冀穩定他們不向安特衛普退卻。朗勒扎克和英國人一樣，迫切需要敵軍及其行軍路線的情報。他想使用英國騎兵師這支生力軍，但遭到約翰·弗倫奇爵士的拒絕。約翰·弗倫奇爵士帶來法國的部隊只有四個師，而不是原定的六個師，因此他想把騎兵留作後備力量，暫不動用。朗勒扎克聽約翰·弗倫奇爵士的口氣是說，他想把騎兵在戰場上用作騎馬的步兵，這是一種不光彩的用兵之計，而這位援救金伯利城的英雄是會像一個使用假餌釣魚的人樂於使用活餌一樣採取這種用兵之計的。
最嚴重的爭執是關於英國遠征軍何日能參戰的問題。前一天約翰·弗倫奇爵士還曾對霞飛說，他可以在21日準備就緒，但如今不知是純粹為了慪氣，還是出於三心二意，他竟又出爾反爾回到他原來對普恩加萊的說法，不到24日準備不好。這對朗勒扎克是個致命的打擊。難道這位英國將軍以為敵人會等著他嗎？他實在不能理解，不過沒有說出口來。很明顯，一開始他心中早就有底，英國人是靠不住的。會晤以「面紅耳赤」而告終。此後，朗勒扎克向霞飛彙報說，英國人「最早要到24日」才會準備就緒，他們的騎兵將作為騎馬的步兵使用，因此「休想派別的用場」，並且提出了「一旦退卻」，很可能在途中和英國人發生混亂的問題。這話使總司令部大吃一驚，這位眾所欽佩、敢作敢為的「真正雄獅」——朗勒扎克，竟然在考慮退兵了。
約翰·弗倫奇爵士回到臨時駐紮在勒卡託的司令部時也吃了一驚，聽說第二軍軍長、他的摯友格里爾森將軍當天早上在距亞眠不遠的火車上猝然逝世。弗倫奇點名提請基欽納派某一位將軍前來接替格里爾森——「此事務望如餘所請」，他寫道——結果被拒絕了。基欽納派來了霍勒斯·史密斯―多林（horacesmith-dorrien）爵士將軍。此人與弗倫奇從未融洽相處過，他們兩個都是固執己見的人。像黑格一樣，史密斯―多林不大尊重這位總司令，喜歡自作主張、自行其是。約翰·弗倫奇爵士對基欽納的遴選表示不滿，這使他對史密斯―多林更加憎恨，並在事過境遷之後在他《1914年》一書中發洩出來了。這是一本可悲的、歪曲事實真相的文獻，一位著名的書評家曾說它是「歷來最使人遺憾的著作之一」。
8月17日，正是約翰·弗倫奇爵士會見朗勒扎克的那天，也正是魯普雷希特要求下令反攻的那天。也就在這天，德布羅克維爾首相來到盧萬的比利時總司令部謁見阿爾貝國王商討關於將政府從布魯塞爾遷往安特衛普的問題。據報道，四五倍於比軍且具有各個兵種的馮·克盧克的一些分遣隊，正在進攻15英里外的熱特河的比軍防線；馮·比洛所部一支8000人的部隊正在越過30英里外的於伊的橋樑，朝那慕爾挺進。列日一旦淪陷，那慕爾又將如何？德軍的集結期已告結束，其主力部隊正在進軍，而比利時的那些中立保證國的軍隊還沒有開到。「我們孤立了。」國王對德布羅克維爾說。他判定德軍或許會竄犯比利時中部，進而佔領布魯塞爾，而「結局如何，尚難逆料」。他們確實指望法國騎兵會於是日來到那慕爾地區，霞飛在把騎兵的任務知照阿爾貝時也曾向他保證說，根據法國總司令部最可靠的判斷，德軍在默茲河西側的部隊只是一支「掩護部隊」。他並且答應將很快加派若干師前來與比軍協同對敵作戰，但阿爾貝國王認為集結在熱特河和於伊的德軍並不是一支掩護部隊，因此作出了將政府撤離首都的悲傷決定。8月18日，國王又下令將軍隊從熱特河全面撤往安特衛普防禦陣地，將總司令部從盧萬向後遷到15英里外的梅赫倫（malines）。
這道命令在比利時總參謀部激進派中產生了「難以置信的沮喪情緒」，而在普恩加萊總統的特使阿德爾貝上校心中更是如此。法國駐比利時公使後來懊惱地承認，這位特使精力充沛，才氣橫溢，衝鋒陷陣有餘，執行外交使命「不足」。
「難道你們在僅僅一支騎兵掩護部隊的面前就要退卻嗎？」阿德爾貝勃然大怒地說。他驚詫不置，怒氣衝衝，責罵比利時人「恰恰在法國騎兵部隊到達桑布林河和默茲河北部的時刻」，竟不向法國人打聲招呼就「拋棄」他們走了。他說，這在軍事上將造成嚴重的後果，在精神上將給德國人帶來巨大的勝利；這將使布魯塞爾失卻掩護，拱手「讓德國騎兵襲擊」。這些是他對敵人力量的估計，實際上兩天以後敵人以25萬以上的兵力佔領了布魯塞爾。不論他的判斷多麼錯誤，他的出言多麼粗魯，從法國人的觀點說來，阿德爾貝上校的苦惱是可以理解的。比利時人向安特衛普的後撤，意味著在法軍大舉進攻的前夜，他們把軍隊從協約國防線的翼側上撤走並割斷了和法軍的聯絡。
8月18日這一天，國王一方面想拯救比軍，使之免遭覆滅之災，一方面又不願在法國援軍可能到達的時刻放棄有利陣地，因此舉棋不定，苦惱萬分，幾經改變決定。但在這一天即將過去的時候，霞飛當天釋出的第十三號命令給他解決了進退維谷的困境。命令明確了法軍主力將致力於另一方向，而將默茲河西部交由比軍防守，由法軍第五集團軍和英國部隊給予力所能及的支援。國王遂此不再猶豫，他重申前令向安特衛普退卻。當夜，比利時的五個師脫離了熱特河陣地，向安特衛普撤退，8月20日抵達目的地。
霞飛的第十三號命令是大舉進攻突破德軍中路的「準備」訊號，而一舉突破德軍中路則是法國人全部希望所繫。此項命令是發給第三、第四和第五集團軍的，同時知照了比、英兩軍。命令指示呂夫將軍的第三集團軍和德朗格勒·德卡里將軍的第四集團軍準備進攻阿登山區，同時飭令第五集團軍根據對默茲河西側德軍力量的最後估計，從下述兩個作戰方案中進行抉擇。第一個方案是由朗勒扎克「與比、英兩軍通力配合」，向桑布林河北面進攻；第二個方案是，倘敵人「僅將其右翼的一部分力量」用於默茲河西側，即由朗勒扎克回渡默茲河，支援向阿登山區進攻的主力部隊，「由比、英兩軍負起對付桑布林河和默茲河北部的德軍的任務」。
這是一道行不通的命令。當時朗勒扎克統率的部隊，不是一支統一的部隊，而是一支左右展開長達30英里寬、擁有三個軍和七個獨立師的龐大的混合部隊，並正在向桑布林河挺進。而命令卻要他面對兩個方向，並且在第二個方案中還要他折返他僅三天前好容易才把部隊調離的陣地。這道命令本可以使朗勒扎克陷入無能為力的境地而聽由霞飛來抉擇。但朗勒扎克卻不然，那句倘敵人動用的僅是「其右翼的一部分力量」的話，使他決定不再相信總司令部了。他對第二個方案置之不理，繼續向桑布林河挺進。他向霞飛報告說，他將於8月20日進入陣地，反擊企圖在那慕爾和沙勒魯瓦之間渡河的任何敵軍，「把他們攆回去，叫他們葬身桑布林河」。
朗勒扎克的部隊向集結地邁步前進，高唱著法軍心愛的《桑布林河和默茲河進行曲》，此乃紀念1870年之戰的一支進行曲：
自由在呼喚，為了自由
桑布林、默茲大軍踏上征途！
尋求通往人類永生的光輝道路。
自由在呼喚，為了自由
桑布林、默茲大軍戰死沙場！
寫下他們永垂不朽的光輝篇章。
第十三號命令之所以釋出，是出於法軍總司令部執行第十七號計劃的堅定不移的決心，把速戰制勝的全部希望寄託在這一計劃上。8月間，戰爭剛爆發時期，速戰速決的思潮仍然居於上風。法軍總司令部堅信，無論德軍右翼多麼強大，法軍如果發動進攻，破其中路，就可使之陷於孤立，一舉殲滅之。當天夜晚，梅西米對桑布林河下游國境線的防禦薄弱感到「憂心」，於是打電話給霞飛；可是對方回答說，總司令已就寢。梅西米對他的敬畏勝過對防線的「憂心」，便同意不要去驚醒他。貝特洛將軍安慰梅西米說：「如果德國人膽敢輕舉妄動從比利時北部策劃包抄，那就太好了！他們在右翼的人馬越多，我們從他們中路突破就越加容易。」
那天，德軍右翼正通過比利時兜過來，馮·克盧克、馮·比洛和馮·豪森所部，正從外、中、內三路分別向布魯塞爾、那慕爾和迪南挺進。由比利時第四師和衛戍部隊守衛的那慕爾已陷於孤立，儘管列日已遭不幸，但人們仍普遍認為那慕爾是個堅不可摧的堡壘。那些曾留心列日戰役的人，也認為那慕爾能堅守的時間，至少足以讓朗勒扎克渡過桑布林河前來與守軍會師，把部隊部署於那慕爾四周的堡壘圈。但是原任法國駐布魯塞爾的陸軍武官、現任駐那慕爾聯絡官迪律伊（duruy）少校於8月19日曾消極悲觀地向朗勒扎克報告說，他認為這個要塞不能堅守多久，因為那裡的守軍與其他部隊的聯絡已被切斷，彈藥匱乏，士氣低落。儘管他的判斷在很多人中是有異議的，但他仍然堅持他那悲觀的看法。
8月18日，馮·克盧克的先頭部隊到達熱特河，發現比軍的行動使他們的計劃不能得逞。馮·克盧克的任務就是消滅這支比軍。他本想插入這支比軍和安特衛普之間，趕在它撤往安全基地之前將它圍殲，可是為時太晚了。阿爾貝國王的後撤命令挽救了軍隊，儲存了實力，並使這支部隊日後在馮·克盧克轉向南下進攻巴黎時成了他的後方的一個威脅。「他們老是有辦法逃脫我們的手掌，所以他們的軍隊既沒遭到決定性的打擊，也沒有被迫退出安特衛普。」這就是馮·克盧克送向統帥部的無可奈何的彙報。
馮·克盧克必須立刻轉而向南推進，因為他不但後有比軍，而且前有英國部隊這個新的敵人。德國人推測，英國人合理的登陸地點該是靠近比利時前線的幾個口岸，而且馮·克盧克的騎兵偵察隊具有人類非凡的才能，可以看到人們主觀願望想看到而實際上並不存在的東西，該隊報稱英國人於8月13日分別在奧斯坦德（ostend）、加來和敦刻爾克（dunkirk）登岸。這樣這些英國人幾乎隨時都會穿過馮·克盧克的戰線。事實上，他們根本不是在這些地方，而是在還要往西南一些的布洛涅、魯昂和勒阿弗爾等港口登陸的。可是英國人在奧斯坦德登陸的報告卻使德軍統帥部憂心忡忡，擔心馮·克盧克揮戈南下時，其右翼會受到他們的襲擊，如果馮·克盧克將左翼調過來迎戰，則他和馮·比洛兩軍之間又可能造成缺口。為了防範這種危險，統帥部於8月17日命令馮·克盧克聽從馮·比洛指揮。克盧克為之怒不可遏。但奇怪的是，德軍統帥部竟在同一天一面根據英國人在奧斯坦德登陸的報告採取了行動，一面卻又通知魯普雷希特說，英軍還沒有登陸，也許永遠不會來了。這真是一件戰地奇聞，我們只能猜測箇中原因：也許是德軍統帥部內負責左翼的參謀官員和負責右翼的參謀官員不屬一個部門而又互不通氣的緣故。
第一集團軍和第二集團軍的兩位司令都是再過兩年即達七旬高齡的人了。馮·克盧克其貌不揚，黑色皮膚，一副可怕相，看上去不像年近七十的人。馮·比洛就不同了，鬚髮霜白，面孔虛腫，顯得蒼老得多。馮·克盧克在1870年的戰爭中負過傷，五十歲時榮獲象徵貴族的「馮」的名號，在發動戰爭以前就被遴選為向巴黎進軍的主要角色。他的部隊被視為右翼的主力，是錘子的頭部，制約著全線的步伐，且備有最雄厚的打擊力量，每英里戰線的兵士密度為18000人（約為每米10人）。相比之下，馮·比洛每英里僅為13000人，而魯普雷希特就更少了，為3300人。統帥部提心吊膽，唯恐出現缺口，因此認為馮·比洛地處右翼中堅的有利地位，最宜於擔當協調三軍並駕齊驅之責。馮·克盧克對這種安排極其不滿，於是對馮·比洛的每日行軍程式的命令百般刁難，再加上通訊遭到破壞，因而造成極大的混亂，使得統帥部十天以後不得不撤銷這道命令——於是，一個缺口果真無可挽救地出現了。
比利時人比馮·比洛更使馮·克盧克惱火。比利時軍隊迫使德軍每前進一步得作戰一步，從而推遲了德軍前進的時間表；同時，他們炸燬鐵路、橋樑，切斷德軍軍火、糧食、藥品、郵件以及其他補給品的運輸供應，迫使德軍不得不經常抽調力量來維持後方運輸的暢通。老百姓堵塞了公路，更糟的是他們切斷電話和電報線，使德軍不但各集團軍與統帥部之間難以溝通，而且集團軍與集團軍之間、軍與軍之間的電訊聯絡都遭到破壞。這種被馮·克盧克稱為「極端挑釁性的游擊戰爭」，特別是自由射手對德國兵的狙擊，觸怒了他和他的那些袍澤司令。從他的部隊進入比利時之時起，他就認為要對付老百姓的這種「叛逆性」的襲擊，必須採取他所說的如「射殺個人、焚燬房屋」等方式的「嚴厲而無情的報復」。因此，第一集團軍所到之處，焚燬的村莊、打死的人質，比比皆是。8月19日，德軍渡過熱特河，發現比利時軍隊已於夜間撤離之後，便對熱特河和布魯塞爾之間的一個小鎮阿爾斯霍特（aerschot）大肆洩憤，使該鎮成為大屠殺的第一個受害者。在阿爾斯霍特，被槍決的平民有150人。此後，馮·比洛所部在阿登山區和塔明（tamines）的屠殺，其殺人之多，愈演愈烈，而馮·豪森所部在迪南更是殺人如麻，多達664人。他們把居民集中在大廣場上，通常將男女各分站一邊，任憑個別軍官的心血來潮，從中挑選逢十或逢雙的人，或是將所有的人押到附近的田野或火車站後面的空地上槍決。如今在比利時，許多城鎮的公墓裡，墓碑林立，上面刻著姓名、1914年的日期和一致的銘文——「為德軍槍殺」。公墓中還有很多更新更長的墓碑行列，碑上是同樣的銘文，但日期則是1944年。
第三集團軍司令馮·豪森將軍如同馮·克盧克一樣，認為比利時人在其進軍的道路上給他們的「重重障礙」是「叛逆性」的行為，應該「毫不猶豫地給以極為嚴厲的」報復。這些報復手段包括「逮捕莊園主、市長、神父等顯要人物作為人質，燒燬房屋和農莊以及槍殺現行敵對分子」。豪森的軍隊盡是薩克森人；「薩克森」這個名字在比利時人心目中已成為「野蠻人」的同義詞。豪森本人對「比利時人的這些敵視行為」始終不能理解，每當發現「我們是多麼遭人怨恨」的時候，總是驚訝不已。他曾在德格雷蒙（d’eggremont）伯爵家裡住過一夜。這個擁有40個房間，有許多溫室和花園，還有能容納50匹馬的馬房的豪華莊園的主人一家，對他的冷遇使他深為抱怨。這位年邁的伯爵，「手插在口袋裡，捏緊著拳頭」在那裡徘徊；兩個兒子則決計不到餐桌旁去，這位父親就餐時也是姍姍來遲，緘口不言，甚至問他什麼話都拒不作答。儘管豪森態度寬容，命令憲兵不要沒收他在東方任外交職務期間收集的中國和日本武器，而此公態度仍然惹人討厭。這是一個非常苦惱的經歷。
然而，德軍對比利時的報復行動，除個別情況外，並不是對比利時人的挑釁行為一時自發的反應，而是德國人事事未雨綢繆的一個預先謀劃，他們企圖以此儘快地嚇倒比利時人，好節省時間、節省人力。速度是至要的。把每一支可動用的部隊都開入法國同樣是至要的；如果比利時抵抗，那就需要留下一部分兵力，就會影響這個目標的實現。通告已預先印好，只要德軍一進城，就像發生了《聖經》中所說的那種瘟疫一樣，全城的牆壁驟然變成一片白色，挨家挨戶頃刻之間都被貼上了通告，警告老百姓不得采取任何「敵對」行動。老百姓凡向德軍士兵開槍的，一律處以死刑，其他種種微不足道的行為也同樣處以極刑：「任何人走近飛機或氣球場地200米以內的，當場格殺勿論。」凡屋內發現有隱藏武器的，其屋主一概槍決。凡戶內發現有比利時士兵躲藏的，其戶主一概解送德國服「終身」勞役。凡村裡對德軍犯有「敵對」行動的，全村一概「燒燬」。倘「敵對」行動發生在「兩村之間的道路上，此類辦法同時適用於兩村居民」。
通告最後總括說：「對於一切敵對行動，均採用下列原則：嚴懲不貸，集體負責，大量扣押人質。」這種連帶責任制，海牙公約早已明文列為非法，所以在1914年，對人類進步曾抱有信心的世界輿論大為震驚。
馮·克盧克抱怨說，不知怎的，方法用盡，而「去邪除惡，總遲遲不見成效」。比利時老百姓仍然視之為不共戴天之仇。「平民百姓的那些罪惡行徑齧噬著我軍的生機。」於是，德軍的報復日益頻繁，日趨殘酷。大批協約國、美國以及中立國家的記者紛紛向全世界報道火燒農莊、硝煙瀰漫的情景，難民成群、途為之塞的情況，市長、鎮長作為人質被處決的慘狀。這些記者由於霞飛和基欽納的禁止不得去前線採訪，因此從戰爭爆發的第一天起便蜂擁來到比利時。一批美國記者是筆下栩栩如生的寫作大師，他們當中有報業辛迪加（syndicate）的理查德·哈丁·戴維斯（richardhardingdavis）、《柯里爾》（collier’s）雜誌的威爾·歐文（willirwin）、《星期六晚郵報》（saturdayeveningpost）的歐文·科布（irwincobb）、《芝加哥每日新聞》（chicagodailynews）的哈里·漢森（harryhansen）、《芝加哥論壇報》（chicagotribune）的約翰·t.麥卡琴（johnutcheon），等等。他們獲有德軍頒發的證件，一直在隨軍採訪。他們寫了種種慘象：劫後的房屋狼藉遍地，火後的農村空無一人，只是在毀壞的臺階上有一隻不聲不響的貓兒蜷伏在那裡；街道上盡是破瓶子和碎玻璃；母牛帶著乾癟的乳房在痛苦地哞哞叫著；難民隊伍絡繹不絕，揹著包袱，趕著馬車，推著小車，帶著雨夜在路邊過夜用的雨傘；田野裡，成熟了的穀穗兒低垂著頭無人收割，等等。他們還報道了反覆被問及的一連串問題：「你們看見法國人了嗎？法國人在哪裡？英國人在哪裡？」路上躺著一個破舊的布娃娃，頭已給炮車輪子壓扁了，這在一個美國記者的心目中，似乎象徵著比利時在這場戰爭中的厄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