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的緣起可溯至我早先寫的兩部主題皆為一次世界大戰的著作。第一部是bibleandsword，內容描述英軍在中東與土耳其打得如火如荼之際，在1917年開進耶路撒冷前夕，英國發表《貝爾福宣言》（balfourdeclaration）的來龍去脈。耶路撒冷是猶太——基督教，也剛巧是伊斯蘭教（雖然當時這一點沒有今天那麼受到重視）的發源地和宗教中心，奪取聖城因而被視為一個劃時代的舉動，需伴以重要的宣示動作，並賦予其合適的道德正當性。一份承認巴勒斯坦是原住民族祖國的官方宣告，正合乎這個需求。這並非一個親猶太主義思維下的產物，而是基於兩個其他因素：《聖經》，尤其是《舊約》對英國文化的影響，以及《曼徹斯特衛報》所說的「蘇伊士運河兩岸軍事形勢的迫切邏輯」。簡言之，就是「聖經與利劍」。

在《八月炮火》前的第二本書是《齊默爾曼電報》，這本書寫的是當時德國外交大臣阿瑟·齊默爾曼（arthurzimmermann）企圖說服墨西哥和日本加入德國同盟，在美洲向美國宣戰的計劃，並以收復墨西哥原有的得克薩斯、新墨西哥和亞利桑那等土地作為報酬。齊默爾曼這個聰明的構想旨在把美軍困在自己的本土戰場，使其無暇顧及歐洲戰事。然而，結果卻適得其反。記載計劃詳情的無線電文在傳給墨西哥總統途中，被英軍攔截解碼，立即轉交給美國政府，華盛頓隨後公佈電報內容。齊默爾曼的計劃在美國國內引起公憤，反而推動了美國加入歐洲戰場。

在與歷史打交道這麼多年後，我一直認為時鐘在1914那年卡住不動了，也就是說，就在那一年，19世紀才真正結束，開始邁入我們的年代——丘吉爾所宣稱的「可怕的20世紀」。在尋找寫書題材的過程中，我感覺1914年絕對是個好題目。但是，我並不知道應該從什麼地方入手或採用什麼架構。當我還在踉踉蹌蹌尋找正確的切入點的當口，一個小小的奇蹟出現了。我的經紀人打電話給我說，有一個編輯想請我寫一本關於1914年的書，問我要不要與他談談。我當場愣住了，但還沒有到說不出話來的地步。我當然一口應允。儘管我很高興這個編輯慧眼獨具找到我這個正確人選，但想到原來其他人也有類似我的構想，不免令我有些悵然不安。

他是麥克米倫（macmillan）公司的出版商，名叫塞西爾·斯科特（cecilscott），很不幸他今天已不在人世。我們後來見面時，他告訴我他想要的是一本探討英國遠征軍在蒙斯（mons）一役中發生的真實故事。這是英國遠征軍1914年在海外首次遭遇的戰事。英軍在這場戰役中有點奇蹟般地挺了過來，並對德軍產生牽制作用，但英軍獲得神助的傳說也鬧得滿天飛。與斯科特見完面之後的那個星期，我正好要去滑雪，於是雪橇裝備之外，我還帶了一箱子的書去了佛蒙特。

滑完雪回到家時，我已有一個以德國戰艦「格本」（goeben）號海上逃亡為主題的寫作計劃。「格本」號不僅逃過英軍巡洋艦在地中海的追捕，並且在安然駛抵君士坦丁堡後，將土耳其連同雄霸中東的整個奧斯曼帝國捲入大戰。這個事件決定了那個地區的歷史程式，影響直至今日。選擇「格本」號下手對我來說似乎再自然也不過了，因為它已成為我們家人，包括當時只有兩歲的我親眼見證的一部家族史。事件發生時，我們也正搭船橫渡地中海前往君士坦丁堡探望時任美國駐土耳其大使的外祖父。當時我們如何從郵輪看到急於追捕敵船的英國巡洋艦上開炮射擊，「格本」號如何加速逃走，以及一抵達君士坦丁堡，我們如何成為第一批向土耳其首都的官員和外交官報告這場海上追逐戰的人士等等，都是我們家族圈事後常津津樂道的故事。我母親事後描述她當時如何在來不及上岸與她父親打招呼之前，就被德國大使詳細盤問，形成我對德國人辦事風格的第一印象，這幾乎可以說是第一手資料。

事發將近30年後，我從佛蒙特滑雪回來告訴斯科特先生這就是我要寫的故事，但他說那不是他要的，他還是鎖定蒙斯戰役：英國遠征軍如何擊退德軍，是否英軍真的看到幻象或有一個天使飛在戰場上空？蒙斯一役固然後來對西線戰事十分重要，但天使傳說的根據是什麼呢？坦白說，我還是對「格本」號比較感興趣，但是一個出版商準備要出一本有關1914年的書，比我倆觀點互有出入來得重要。

整個戰爭對我來說是太大塊的文章，遠非我能力所及。但斯科特先生不斷地說我寫這本書沒有問題。後來我縮小範圍擬訂了一個集中探討戰爭第一個月的寫作計劃，這一個月份涵蓋了所有大戰的根源，包括「格本」號和蒙斯戰役。如此一來雙方皆大歡喜，而此書也開始看起來有些眉目了。

深陷在以羅馬數字編號的各軍種以及左、右翼等複雜用語的泥淖，我很快發現自己所學的不足，覺得在動手寫這類著作之前，應該先去參謀指揮學院念個十年。尤其是在嘗試說明處在防守地位的法軍最初如何收復阿爾薩斯時，我因無法真正理解而備感吃力，但後來我還是成功地迂迴交織講出一套故事。這是撰寫歷史過程中學到的技巧——即當你無法知道全貌時，只好以稍為模糊的手法來描述事實，吉本也曾使用漂亮相稱的詞句如法炮製，但認真分析起來卻沒有多少意義，而你可能因驚歎它們結構的完美而沒有注意到。我沒有吉本的功力，但是我學到深入尚未開發的領域探險的價值，我並沒有走回對素材來源以及所有人物、情況已有充分掌握的研究老路線。後者做起來當然容易多了，可是畢竟少了那種發現新大陸的驚奇感，這也就是我喜歡在寫書時另闢新題材的原因。儘管評論家可能對此無法贊同，我卻樂此不疲。《八月炮火》發行之初，書評界幾乎沒有人認識我，自然也沒有什麼名氣讓他們任意糟蹋，結果我的作品反而得到熱烈迴響。克利夫頓·法迪曼（cliftonfadiman）在「每月一書俱樂部」的會刊中寫道：「大話不能隨便說，但是我認為《八月炮火》還是有相當機會可以成為一部歷史經典。它的優點幾乎是修昔底德派標榜的知性、簡潔、輕巧不沉重。一如修昔底德史書的題材，處理一次大戰爆發前後這段時間歷史這樣的題材，其層次遠超過單以文字敘事的有限境界。這本字字珠璣的著作記錄了塑成今天我們這個時代的重要歷史時刻，它提供了一個長遠的觀點來為我們所處令人憂心的時代加以定位。假設今天世界上大部分的男男女女、大人小孩很快就要被燒化成原子，那麼從長遠視角來看，這可以被看作是由1914年8月打響的炮火開啟的。這個說法也許有過分簡化之嫌，但它貼切地說明作者默默提出的理論。她深信這個可怕8月的僵局，決定了其後戰爭的程式和達成和平的條件，並推動後來兩次大戰間情勢的演變，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發生。」

接著法迪曼特別挑出我書中幾個比較突出的角色，包括德皇、比利時國王阿爾貝（albert）、霞飛、福煦（foch）將軍，對他們描述了一番。他說，優秀史家的另一個高明之處是能預測人類的行為和事件的演變。這些人物在我筆下表現出來的性格正是我原先想要傳達給讀者的，我感覺自己在這方面算是成功的。法迪曼能體會我下的苦功令我感動萬分，更甭提他把我和修昔底德相提並論了。聽到他的讚美，我發現自己竟然熱淚盈眶，這是我過去不曾有過的反應，畢竟能獲此完美的知音，一生也許只有一次。

有關是否要推出本書的週年版一事，我想重要的是要看它是否仍保有原先的意義和價值。我的答案是肯定的，書中的每一個段落章節，我都不想更動。

開篇對英王愛德華七世（edwardvii）喪禮場景的描述可能是書中最為人熟知的情節，而後記中的最後一段替本書或應該說本書的主題，闡明瞭大戰對我們歷史的意義。雖然這麼講可能不夠謙虛，但是這段文字足以媲美我所知道的任何一本第一次世界大戰概要。

除了法迪曼的讚賞，有「出版界《聖經》」之稱的《出版人週刊》（publishersweekly）也作出大膽驚人的預測，宣稱《八月炮火》將穩居整個冬季非虛構類暢銷排行榜的冠軍寶座。《出版人週刊》誇張得有點衝過頭，竟然下了這麼奇怪的評語：「這本書將會讓龐大的美國讀者群對那屬於歷史忽略的一章的激情時刻產生一種狂熱……」我不會選擇「激情時刻」或「狂熱」這種字眼來形容第一次世界大戰，而我也認為沒有理由把第一次世界大戰稱為「歷史忽略的一章」，因為你可以在紐約公共圖書館書架上找到一長串與這個戰爭有關的書名。儘管如此，對於該刊由衷的歡迎，我還是覺得很高興。在寫作過程中我曾有過沮喪到寫不下去的時候，我對斯科特抱怨說：「有誰會看這本書啊？」他回答說：「至少有兩個人，你跟我。」這樣的回答實在說不上鼓勵，唯其如此，《出版人週刊》的評語更加讓我訝異，後來結果證明該刊的預測完全正確。《八月炮火》上市以來氣勢如虹，有如一匹脫韁的野馬，我把版稅收入和國外版權指定給我的三個女兒，她們已陸續收到不少支票。雖然她們三人平分下來可能金額不多，但是知道在出版26年後，本書還能吸引新的讀者的感覺真的很好。

現在新版本發行上市，我很高興這本書能被介紹給新的一代讀者，希望這本書在走到其生命中年期時不會失去它原有的魅力，或者應該說是趣味吧！

巴巴拉·w.塔奇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