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春是特別能講故事的人，也是特別善於創造故事的人。我老覺得，她自己也生活在故事裡。

我認識她那會兒，她在廈門開一家文藝範的冰激凌店，兼養一些花苗。有一天，她在qq上曬她養的花，我說我也想養一些。那時候我年輕，對文藝的東西都有些葉公好龍式的親近。然後，她真找了店裡一個準備從廈門騎行到杭州的客人，用一個冰激凌做「鏢金」，把一盆花苗綁到車籃上，讓他帶給我。

她在盆裡放了形形色色的花苗。為了讓我能夠認出它們，她細心地給每種花苗配上畫——紫花地丁、波斯菊、羅勒、二月蘭、薄荷、「我忘了」，還附了一個畫冊。

這個可憐的小夥子就這麼上路了，一路上風餐露宿，除了照顧他自己，還得照顧這盆花苗。騎了一個多星期車，愣是把這盆花苗帶到了杭州。

故事的結局是，這些花苗捱過了一星期的路上顛簸，到杭州不到半個月，卻因為我疏於澆水，還沒等到我需要對著畫冊認它們的時候，就已經死了。

這事老讓我想起魏晉之風。素未謀面的文人，不嫌麻煩地做很文藝的事。不在於結果，而在於做這件事本身。

但我和阿春卻因此成了好朋友。我們見過幾面，不多。第一次見面，她到杭州出遊，我請她吃了個飯。那時候她還頗有幾分矜持的客氣。第二次到杭州，我和老婆一起請她到青芝塢吃蝦，我們點了兩大盤，吃完了，我稍微客氣了下，問：「還要嗎？」結果她說：「老闆，再來兩大盤！」

後來我和松蔚、阿春一起做了一個叫《心理學你妹》的節目，他倆經常在節目裡擠對我。她自認的title是「人類的好朋友」，這個title很酷，我並不知道是什麼意思，直到我看到她每次發來的節目封面都是驢。

當然，我們也會聊到抑鬱。那時候阿春已經抑鬱了一段時間。最開始，我其實並不太能理解：這麼一個有俠氣的人怎麼就抑鬱了呢？畢竟，號稱社交焦慮的她，在知乎鹽club上幾杯雞尾酒下肚，是能拉著我滿場找人說話的。後來我才明白，她多少有些用力過猛的活法，正是她應對抑鬱的方式。她可不希望自己看上去是柔柔弱弱、期期艾艾的。如果實在難過了，她寧可把自己藏起來不讓人看見。如果誰想來同情她，那還不如殺了她。

但她對抑鬱的態度，卻是直面的。

有一次，阿春在微信上跟我討論起一個作家。這個作家也得過憂鬱症，痊癒了，寫了本關於抑鬱的科普書，經常到各地做演講，指點憂鬱症患者如何與抑鬱做鬥爭。阿春讀了他的書，也聽了他的一些演講，有些困惑，也有些壓力：「為什麼我的抑鬱經驗完全不是這樣？為什麼別人的抑鬱那麼容易好，而我的卻怎麼也好不了？是我做錯了什麼嗎？」

我跟她說：「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和抑鬱相處的方式。對於那個作家來說，出書、科普、以專家的身份指點病友，就是他與抑鬱相處的方式。也許，這也是他治癒自己的方式。」

每個抑鬱的人，都想盡快地治癒自己。有時候這個願望太過強烈，甚至會強烈到扭曲了現實。

但阿春對抑鬱的態度不是這樣的。她不加修飾地直視它、呈現它，哪怕抑鬱的黑暗傷到了自己，她也要固執地在抑鬱中跳一曲弗拉門戈的舞蹈。

2015年夏天，阿春在全國開了好幾場讀者見面會。有一場是在杭州開的，我是嘉賓。那天，那個小小的書店擠滿了人。籤售的時候，我看到很多讀者上來向阿春表達感謝。有人送她禮物，有人告訴她這本書很治癒，還有人流著淚擁抱了她。

一群抑鬱的讀者要感謝一個抑鬱的作者什麼呢？他們才不會把她當救星，向她尋醫問藥。反過來，他們還得默默祈禱她自己別出意外呢。

也許，他們在阿春的書裡，讀到了自己。那些無法表達、難以言說的脆弱和痛苦。通過敏感的筆觸，阿春把那些原本屬於每個人的私人情感，變成了聯結彼此的紐帶。同時呈現的，還有阿春對待抑鬱的方式：痛苦中的幽默、忍耐中的堅強、失望中的希望、逆來順受的反抗。就算得了憂鬱症，她也是一個得了憂鬱症的女俠。

有時候，我會把人類想象成一片綠洲上的生物。綠洲上是各種美麗的花，綠洲之外，則是意義感的荒原。出於某種原因，有些人生活在了綠洲外的荒原上。但這其中最靈巧的、最有創造力的心靈，會以文字為鋤，以生活為養料，在荒原上種出新的花來，直到荒原變成新的綠洲。

阿春就是那個在荒原裡種花的人。在這本書裡，你會讀到生活的憂傷和無奈，這是花的養料。你也會感動於人的堅韌和勇敢，那正是阿春所種的花。

而我想說：阿春，別管人類了，請平安歸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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