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希拉爾在二〇〇六年的九月份又見過一次面。我邀請她參加一個奧地利的聚會，在梅爾克修道院。從那裡我們一起去了巴塞羅那，接下來是潘普洛納和布林戈斯。在這些城市旅行的時候，她告訴我她已經離開了音樂學校，也不打算再練習拉琴了。我本想和她爭論一番，但是我的內心深處理解到，她業已成為自己王國的王后，現在需要治理自己的王國。

寫這本書的過程中，希拉爾給我發過兩封郵件，告訴我她夢到我會把我們的故事講給別人聽。我請她保持耐心，直到我完成了這本書，我才告訴了她。她並沒有表現出很驚奇的樣子。

我問自己這樣想到底對不對，如果這一次在希拉爾身上失去了機會，我是否還有剩下的三次機會（畢竟，那一天有八個女孩被處決，我已經遇見過其中的五個）。如今我傾向於告訴自己，我永遠也無法得到答案：因為那八個女孩裡面，只有那一個我們講述到的女孩真正愛過我，而我卻連她的名字都不知道。

雖然我們不能繼續一起工作，我對列娜、尤里·斯米爾諾夫以及索菲亞出版社表示感謝，他們支援我乘火車穿越了俄羅斯，帶給我如此難忘的獨特經歷。

希拉爾在新西伯利亞原諒我時的禱告詞也是由其他人提供的。我在書中提到我曾經在巴西聽到過這個禱告，指的是一個小男孩的靈魂，他叫安德烈·路易斯。

最後，我需要警告大家關於光環的練習。就像我之前提到的那樣，任何回到過去的嘗試，在沒有了解過程的前提下，都會帶來戲劇性和災難性的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