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個例子甚至是有名有姓的了：德國共產黨人克薩維爾·施瓦爾茨繆勒，一九三三年從希特勒德國選來蘇聯，一九四一年因為他是德國人而被捕（這些倒像是真的）。好了，下面我們馬上就可以看到一個真正的共產黨人應該怎樣在勞改營裡進行鬥爭了！正式的通知書上寫著：此人一九四二年六月四日死於奇斯托波爾（進勞改營不久就死了，特別是對外國人來說這倒很像是真實的），於一九五六年終死者恢復了名譽。那麼，他到底在哪兒進行了鬥爭呢？是這麼回事：據傳說，一九六二年有人（一個老太婆唄！）在里加市好像是看見過他．那紅星說．助沒開．而且批購了一於是人們急忙去查閱勞改營的死亡者登記卡片（一張胡亂斷下來的紙）。誰想到：那上面竟沒有死者的照片！哪會有這種事？這就是說，很清楚：他是逃跑了，而且後來這些年一直在進行鬥爭！那麼他怎樣鬥爭的呢？不知道。對誰鬥爭呢？不知道。那他現在為什麼還不肯公開自己的身份呢？還是不知道。
編造這類童話給我們聽的，竟是堂堂權威的政府機關報！
他們是想用這類童話的蛛網遮住已經顯露出來的古拉格群島的影子，不讓我們看到它！
在同一份《訊息報》上還刊登過另一個童話：就在不久前，有一個人得知給他死去的父親恢復了名譽。那麼，此人，這個做兒子的，此刻的主要感受是什麼呢？是因為他父親當年無辜被殘害致死而感到憤怒嗎？不是。相反，他「感到高興」！感到「好極」。當他得知自己的父親「無愧於黨」時，他「該有多麼幸福啊！」
人們大編其謊言的蛛網，各顯其能。這種蛛網一層差一層，一套連一套，終於在光天化日之下把個世界給遮住了，使群島變得模糊不清了。
當他們加緊在裂縫旁邊撲扇翅膀、編織這一切的時候，在裡面，在大牆的局面，正在搭起腳手架，一些長於此道的「泥瓦匠」正在爬上去：有資格加入這個泥瓦匠行列的還必須多少能稱得上是個作家，還得是親自受過點苦難的，自己在勞改營裡呆過的才行；不然的話，連傻瓜也不會相信他們寫的東西。爬上去的有：鮑里斯·季亞科夫，格奧爾吉·謝列斯特，加麗娜·謝列布里亞科娃，阿爾丹-謝苗諾夫。
他們那股熱情就不必說了。他們從一開始就急於上去填塞這道裂縫，在還沒有搭起腳手架的情況下他們就自己跳起來，把灰漿拋向裂縫，可惜夠不著……
謝列布里亞科娃最賣力氣，地搬來一整塊石板去堵它，石板很大，看來堵住裂縫還有餘呢——她寫了一本小說，描寫審訊共產黨人時的慘狀：怎樣挖他們的眼睛，怎樣用腳踩他們。但是，她熱心過度了，人們對她說：你這塊石板不合適，不對路，它只能造成新的裂縫。
那麼格·謝列斯特呢？這位前全俄肅反委員會部隊的旅長早就把自己的小說《天然礦》推薦給《訊息報》了。但是，當時這類題材還沒有開禁．他算什麼人？！現在呢，在裂縫出現之前十二天，當人們已經看清將會在什麼地方出現裂縫時，《訊息報》便把謝列斯特的這貼膏藥趕緊貼在那裡了。但是膏藥沒有貼住，裂縫還是發生了，就像沒有貼過膏藥一樣。
牆上裂縫處還在冒煙。於是季亞科夫又匆匆跑來，丟擲自己的《雜役札記》拼命往縫裡塞。不料拉克申的評論文章又像磚頭一般打在他的頭上：季亞科夫被揭露了，原來他在勞改營時一向是隻顧自己溫飽，不管他人死活的。
不行，這樣可不行。必須想個根本對策才好。他們這才認真地開始搭腳手架。
為此花了大約一年半的時間。這期間就暫時靠報刊上的文章勉強招架著，蝙蝠們繼續不斷地撲扇著翅膀。一旦搭好了腳手架。裝好了吊車。砌補裂縫的工作就全面鋪開了：一九六四年七月發表了季亞科夫的小說《遭遇》和阿爾丹-謝苗諾夫的《斷崖上的浮雕》，九月又發表了《科雷馬紀實》。週年，在馬加丹州還出版了維亞特金的小說《兩次誕生的人》。
這就行了。裂縫算是堵塞住了。並且在堵塞處的正面畫上了一些完全不同的圖畫：棕桐樹，海棗樹，躺在海濱穿著游泳衣的島上居民。這是古拉格群島嗎？倒也有點像群島。那麼，是不是被人偷換了？是的，是被偷換了……
對於所有這些書，我在前面談到那些正統派分子時（第三部，第十一章）已經提到了。而如果我與他們之間的分歧僅僅止於對文學作品的評價，那我就根本沒有必要再評論這些東西。可是，既然他們編造的謊言涉及古拉格群島，那我就認為自己有責任指出他們在什麼地方進行了偽裝佈景，儘管花費很大力氣讀完本書的讀者很可能自己也已經看得十分清楚了。
他們的第一項，也是主要的一項謊言是：在他們的古拉格群島上沒有關押苦苦進平民，沒有我們的苦苦通通的伊萬們。不管這些作者是單獨地還是共同想出了這一點，但他們的謊言十分一致，即把群島上的囚犯分為兩大類：1）誠實的共產黨員（其中又把「熱情的非黨共產主義者」單獨分開）；2）白匪一弗拉索夫分子-偽警察一班傑拉分子（大雜燴）。
但是，實際上，上述各種人加在一起至多不過佔勞改營囚犯總數的百分之十至十五。其他的百分之八十五卻在他們筆下不見了，失蹤了。而這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則是普通的農民、知識分子和工人，是整個犯了刑法第五十八條的人及其他無數不幸的所謂「擾亂社會治安犯」（即偷了一團線或用衣襟包了一些麥德回家的人）們。這些人之所以在作家們筆下「失蹤」，是因為這些作家抱著一片赤誠而沒有看到自己苦難的人民！在他們看來，這些芸芸眾生既然從伐木場下工回來時沒有小聲哼唱《國際歌》，那麼這些人實際上等於不存在。謝列斯特在他的小說裡隱約提到某些教派的女信徒（甚至沒有提男信徒，因為他在男囚勞改營裡沒有見過信徒！），或者還在什麼地方提到了某個微不足道的破壞分子（即被當作破壞分子的人），還有一個小小的普通犯，如此而已。被放逐到邊遠地區的多少民族在他們筆下也不見了。其實，按季亞科夫問勞改營的時期來說，他至少應該看到過從波羅的海沿岸各國強制遷移去的人吧？不，沒看到！（他們還很不得把西部烏克蘭人也都藏起來，但因為西部馬克蘭人過於活躍，他們沒做到。）
群島上著居民的整個光譜在他們筆下全模糊了，只添了兩條邊線！因為這是描畫圖式所必需的，沒有邊線就畫不出圖式來了。
在阿爾丹-謝苗諾夫所描寫的囚犯隊裡唯一齣賣靈魂的傢伙是什麼人呢？是小說人物中唯一的農民傑維亞特金。在謝列斯特的《天然礦》中誰是頭腦簡單的傻瓜？又是那裡唯一的農民戈盧博夫。看！這就是他們對待普通群眾的態度！
他們的第二項謊言是：要麼根本沒有勞改田的勞動，要麼那裡的勞動就是既不可怕，又不累人、不傷人的輕鬆工作。他們書裡的主人公通常都是不參加真正勞動的看守幫手（雜役），這些人整天呆在儲藏室，坐在會計室的辦公桌旁，或者就在衛生所裡混日子。（謝列市裡亞科娃的小說裡描寫了十二個囚犯，都住在醫院的一間「稱作共產主義定的」病房裡。試問，是誰把這些人集中到一起去的？為什麼住在這間病房裡的全是共產黨員？難道不是互相憑著關係拉到那裡去休養的嗎？……）而實際上，勞改營裡最主要的「吸血鬼」就是那每天十至十二小時的沉重勞動。這勞動也就是充滿古拉格群島上每日全部生活的全部內容。
他們的第三項謊言是說飢餓並沒有吞噬勞改營的囚犯，並沒有每天奪走十來個患糙皮病和營養不良症的人的生命。那裡沒有人在村水池裡撈東西吃，沒有人需要考慮：該想個什麼辦法活過今天。（季亞科夫毫不在意地說；「勞動改造營裡的制度還算是比較寬大的。」那麼，請你本人也去在這寬大的制度下蹲一個時期試試看！）
他們這三條謊言足以徹底歪曲古拉格群島的生活現實，使真實性蕩然無存，真正的三維空間完全消失了。這樣，作者們就可以按照他們總的世界觀發揮各自的想象力，像搭積木、繪畫、繡花、編織一樣，隨心所欲地寫作了：在一個臆造的世界裡是什麼都能辦到的。如今便可以用許多篇幅去描述主人公的崇高思想（獨斷專行何時結束？何時才能把我們召回領導崗位？），描寫他們對黨的事業如何忠誠，如何堅信黨一定會逐漸糾正這一切錯誤。也可以描述囚犯們認購公債時的歡樂情緒。（應該認購公債，而不要留著錢去小賣部買東西吃！）他們就可以把經常沉默無聲的監獄描寫成充滿談笑聲的地方，（盧賓卡監獄的理髮師竟會急於打聽季亞科夫是不是共產黨員……簡直胡說！）也可以在囚犯點名時插進一些從來沒有提問過的問題，（「是黨員嗎？……擔任過什麼職務？……」）可以編造一些不捨使人發笑，而只能引起嘔吐的所謂「笑話」（季亞科夫編造說）：囚犯黨去向自由民的黨委書記告狀，說有一個自由民誣衊了他這個囚犯，這位黨員！（試問：哪個驢耳朵聽得進這類話？……）或者，阿爾丹-謝苗諾夫就締造說：一個走在被押解的隊伍中的囚犯（基洛夫的老戰友，高傲的彼得拉科夫）竟敢迫使整個因犯隊伍在途中轉向列寧紀念碑並脫帽致敬，連押解計程車兵也不得不摘下帽子！！（訪問，這時士兵們用哪隻手端著衝鋒槍呢？）……
而在維亞特金的筆下，一群來自科雷馬的小偷竟也在派工地點自動脫帽悼念列寧。純系胡謅！（即使真有其事，這也不會給列寧帶來多少光彩。）
謝列斯特的《天然礦》則更是一篇徹頭徹尾的笑話。究竟要不要把找到的天然礦交給勞改營當局？要考慮這個問題，首先就要有不顧一切的勇氣；要知道，弄不好會被槍斃的！（甚至提這樣的問題本身就會被槍斃！）好了，人們交出了天然礦，而將軍則反而下令對該作業班進行搜查。可想而知，如果不交出去會怎樣？作者自己不是也提到隔壁的「拉脫維亞人班」嗎，那個班在勞動地點和工棚裡都受到搜查。所以，這裡根本不存在要不要交出天然礦支援祖國的問題。問題是：為了這塊天然礦值得不值得四個人去冒生命危險？小說的整個情節都是為了表現他們的共產主義和愛國主義精神而臆想出來的。（當然，不被押解的工人們就不同了。而在阿爾丹一謝苗諾夫的小說裡，偷天然礦的人既有民警少校，也有石油工業人民委員部的別委員！）
但是，謝列斯特還是沒有看準風向：他在描寫勞改營的統治者時過於粗俗，甚至是流露了憎恨，這是正統派分子所絕對不能允許的。而阿爾丹-謝苗諾夫在談到那個有名的惡棍、砂金礦礦長時，是這樣說的：「他是個精明的組織者！」根據阿爾丹-謝苗諾夫的道德觀來看，只要遇到一個好頭頭，在勞改營裡就能夠愉快地勞動和輕鬆自由地生活了。維亞特金的調子也一樣。他描寫的那個科雷馬的劊子手，「遠北建設總局」局長卡爾普·帕夫洛夫，對於自己製造的慘禍要麼就是「不知道」，要麼就是「不明白」，或者就已經開始悔悟了。
為了儘量不露破綻，這些作者也不得不在自己畫的佈景上多少添上幾筆真實的細節。於是，阿爾丹一謝苗諾夫描寫押解士兵把囚犯來到的金子攫為己有，誰不給就收拾誰，全然不把制度和法律放在眼裡；大部囚犯在零下五十三度的嚴寒中工作；小偷們在勞改營裡享清福；青黴素等藥品被頭頭們扣下來。而季亞科夫則描寫了押送士兵的粗暴；他寫道，有一次，在泰謝特火車站上，因為沒有來得及摘下囚犯身上的號碼，其他乘客得知後便紛紛把食物和香菸扔給囚犯們，而押運計程車兵則把這些東西搶走；他還描述了節日前的嚴格搜查。
但是，作者們完全是為了取得讀者信任才花費這些筆墨的。
至於他們的主要目的，評論家們已經說得很清楚：
「在《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裡，警衛人員幾乎全是野獸。而季亞科夫的小說則表明，警衛人員中也有不少人在痛苦地進行著思索。」（不過，什麼也沒有「思索」出來。）
「季亞科夫把生活中的無情的真實保留下來了……對這位作家來說，勞改營裡的無法無天只是一種……背景（！），主要的是他表明了蘇維埃人在肆虐的暴政面前沒有低頭……季亞科夫也看到了一些誠實的契卡人員，他們在建立功勳，是的，正是在建立功勳！」
（這「功勳」就是把共產黨員們安置在好位置上。同時，作家也在因犯——共產黨員科諾科京身上看到了這種「功勳」，這個人「儘管受到無理判決和凌辱……失掉了自由……但仍繼續從事他的藥劑師的工作！」他的功勳就在於：不給人以藉口把他趕出衛生所，不去幹一般勞動。）
季亞科夫的小說怎樣結尾的呢？請聽：「一切令人沉痛的東西都已成為過去，」（他是無須懷念死者的）「一切美好的東西又都回來了。」「什麼也沒有被剝奪。」
阿爾丹一謝苗諾夫則說：「儘管發生了這一切，但我們並不感到委屈。」光榮歸於黨！正是黨消滅了勞改營嘛！（可說是詩一般的結尾了！）
不，難道黨把勞改營消滅了嗎？……沒有留下點什麼嗎？再說，這些勞改營到底是誰建立的？……對此他們就絕口不談了。
在貝利亞時期究竟存在不存在蘇維埃政權？怎麼出現了這種事？掌權的是人民，而人民竟然容許對人民實行這樣暴虐的統治？
這些作者是無須考慮自己那份口糧的，他們也不必勞動，而只是專門在那裡思索著深奧問題。那就請你們回答一下吧！
但他們不吭聲，一片沉寂……
這就行了。裂縫上的窟窿已經堵塞住了，塗上了顏色（戈爾巴托夫將軍還給它塗上了一層顏色）。這樣就可以說場上根本沒有出現過窟窿。至於古拉格群島本身，即使它出現過，那也是虛幻的、不再實的、微不足道的、不值得注意的。
還需要別的嗎？為了預防萬一，還可以由新聞記者們再來修飾一下。於是，盡心盡力的（除了文學之外什麼也不放過的）《文學報》使委派米哈伊爾·別列斯京斯基到葉爾採沃車站去了。原來這個人也是有過坐牢體驗的。可是他為群島上的新統治者所深深感動了！他說：「簡直無法想象今天管理著勞動改造機關和監禁場所的人們！他們同沃爾科伏依毫無共同之處……現在管理著這些地方的是一些真正的共產黨員；他們嚴厲，但是心地善良，為人公正。當然，不能把他們想象成無翼的天使—…·收種看法顯然還是存在的……——作者注）鐵絲網和崗樓，很遺憾，目前還是需要的。但是軍官們高興地介紹說：「‘人員’補充是越來越少了。」他們高興什麼呢？是因為擔心工作維持不到退休年齡而不得不調換崗位嗎？）
現在剩下的古拉格群島只是很小的，袖珍式的。但它是十分需要的。何況連它也像冰塊那樣正在融化掉呢。
堵塞工作已經完成了。但是，看來還有一些熱心的人拿著瓦刀、排筆，提著滿滿的灰漿桶往腳手架上爬來。
於是，只好對這些人喊叫：
「去！回去！根本不許再提起這件事！要乾淨、徹底他忘掉它！沒有過什麼古拉格群島！無論好的壞的，都根本沒有存在過！絕對不許再提它！忘掉！」
總之，他們最初的對策是忙忙亂亂地撲扇翅膀。
第二步是徹底牢固地修補裂縫。
第三步對策是忘卻。
外界瞭解古拉格群島的權利又回到原先的、一九五三年的狀態，即毫無所知。
現在，任何一個文學工作者又可以放心大膽地描寫改造刑事犯的「佳話」了。或者，又可以去拍攝軍犬拼命地向火撲去，把他撕裂的影片了。
一切都應該做得像大牆上根本沒有出現過裂縫那樣。
而被諸如此類的忽左忽右的搖擺弄得暈頭轉向的、疲憊的青年們，也就只好對這一切都把手一擺，置之不理，心裡說；大概也不曾有過什麼「個人迷信」吧，不曾有過什麼惡夢般的恐怖吧，也許這些全都照例是一派胡扯？1於是，他們就跳舞去了。
俗話說得好：打你時，你就拼命叫；打完之後。再叫也沒人相信了。
赫魯曉夫抹著眼淚批准出版《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的時候，他堅信。那裡講的全是斯大林時期的事，在他赫魯曉夫的政拉下沒有這些東西。
同樣，特瓦爾多夫斯基在為該書得到最高當局批准而奔走的時候，他也是真誠地相信：書中講的全是過去的事，這一切都永遠地過去了。
是的，對於特瓦爾多夫斯基是可以原諒的，因為他所接觸的整個首都輿論界當時確實是這樣看待生活的：現在解凍的時期來到了，看，現在不再抓人了，已經開過兩次淨化性的黨代表大會，許多一直杳如黃鶴的人們也回家來了，而且人數很可觀！粉紅色的、美麗的、恢復名譽的煙霧把整個古拉格群島籠罩住，使它完全隱入迷霧中了。
但是，我呢？我自己呢？！我不是也受到了這種影響嗎！而對我來說這就是不能原諒的了！要知道，我當時並不是要欺騙特瓦爾多夫斯基的呀！我也曾真誠地相信我拿給他的小說裡講的……全是過去！莫非我的舌頭忘掉了爛菜湯的滋味？可我確曾發誓永不忘記它的呀！難道我還沒有徹底認清那些養狗人的本性？可我在決心成為古拉格群島文編纂者的時候，是自信已經認識到古拉格群島是我們這個國家本身的產物併為這個國家所需要的呀！「事情容易記不清，好了瘡疤忘了疼」？我可是確曾堅信自己絕不會受這條規律支配的呀！
但是，我竟然忘了疼！竟然落入了陷阱！竟然信以為真了……我也相信了宗主國的慈善。相信往後自己的新生活會是順遂的。加之當時從那裡回來的一些朋友們的談話，都說確實緩和了，似乎是制度放鬆了！說是正在不斷釋放人！營區一個個關閉了！內務部也在精減人員……
不！我們都是塵芥我們是受塵芥規律支配的。任何分量的痛苦都不足以使我們學會永遠感受到共同的痛苦。而只要我們一天不超脫這種塵芥狀態，地球上的任何制度都不可能變得公正，不管採取民主制度的形式。還是獨裁製度的形式。
正因為這樣，我收到那第三類來信，即現在的囚犯們寄來的信件時，就難免感到有些意外了，儘管這種來信才是最最理所當然的，才是本來應該首先期待的。
這是些用秀鉛筆頭寫在揉皺了的紙片上的信，信封則是隨手抓到的一張什麼紙作成的，信封上的字往往是外界的自由人代寫的，也就是說，信是從「小道」投遞出來的。今天的古拉格群島通過這些信向我提出了它的反駁意見，甚至表達了它對我的憤怒。
這些信件也同樣匯成了一片共同的喊聲。不過，這個聲音是在問：「那麼我們呢！！？？」
要知道，報刊上圍繞我的那部小說掀起的一片鼓譟，是千方百計地適應獄外世界和國外的需要的，其總的調子是：「曾經發生過這類事，但這一切永遠不會重演了。」
正因為這樣，囚犯們便叫喊起來了：我們今天還被關在裡面呀i條件還和原先一樣，怎麼能說不會重演了呢？！
各地的囚犯來信異口同聲地說：「從伊萬·傑尼索維奇的時候起到現在，什麼都沒有改變！」
「囚犯讀了您的小說，感到痛苦和委屈，因為現在一切仍舊是老樣子。」
「既然斯大林時期頒佈的判處二十五年徒刑的各種法律依然有效，那麼到底什麼東西改變了呢？」
「既然我們今天又在無辜坐牢，那麼現在又是在搞誰的‘個人迷信’呢？」
「我們被藏在黑色煙霧中，誰也看不見我們。」
「為什麼沃爾科伏依這類人至今仍然逍遙法外？……他們還在擔任著我們的教育員呢！」
「從微末的看守到勞改營管理局的長官，全部同勞改營的存在有切身利害關係。看守人及為了羅織罪名、編造決定，便到處吹毛求疵，行動人員任意塗改囚犯們的案情材料……我們這些被判刑二十五年的人們就像是奶油甜麵包，喂肥了那些生來就該教訓我們的、少廉寡恥的德行家們。當初的印第安人和黑人在殖民者眼裡也都不完全是人，我們現在不是一樣嗎？要想動員社會輿論起來反對我們。那是十分容易的，只須寫上一篇《鐵窗裡面的人》之類的文章就足夠了……第二天人們就會集會遊行，要求把我們扔進爐裡燒死。」
對。的確是這樣。
「您採取的立場正是起了他們的後衛部隊的作用！」——瓦尼亞·阿列克謝耶夫的這句話，對我來說，更是有如晴天霹靂。
所有這些來信都使我這個自命不凡的人認識到自己愧對所有的人：確實怪我這十年來喪失了對古拉格群島的痛切感。
對於他們，對於這些今天的囚犯來說，「我的那本小說如果沒有下文，如果我不繼續把他們的情況也說說，那本書就不成其為書，那裡所寫的真實也就不成其為真實了。必須把它說出來。說出來是為了求得改變！如果只是說說，不談實質問題，不能使人有所作為，那麼這種話有什麼用？那不是無異於僻鄉黑夜裡遠方的犬吠聲嗎？
（我願意把我這種議論獻給我們那些現代派。告訴他們：我國人民向來是習慣於這樣理解文學作品的，而且他們不會很快丟掉這種習慣。何況，難道應該丟掉它嗎？）
於是，我清醒過來了。透過恢復名譽這層粉紅色的芳香雲霧，我又辨認出了龐大的、怪石嶙峋的古拉格群島的真面目，看清了它那佈滿崗樓的灰色輪廓。
我們的社會狀況酷似一個物理場。這個場的所有力線都從自由的一端引向暴政的一端。這些力線都十分穩定，它們像是深深嵌進去了、變成了化石，根本不可能使它們鬆動，不可能敲下或弄彎它們。任何進入這個場的電荷或物質都立即被輕易地吸向暴政那一端，簡直不可能到達自由的一端，除非套上一萬頭公牛來拉。
今天，我那本小說早已被公開宣佈為有害讀物，認定它的出版是犯了錯誤（「這是唯意志論在文學中造成的惡果」），它已成為社會上所有圖書館的禁書了。今天，在古拉格群島上只要提一提伊萬·傑尼索維奇或我的名字，就被看作大逆不道。但是，當初呢？！當初，赫魯曉夫曾經緊握著我的手在一片掌聲中把我介紹給那三百名以蘇聯文藝界精華自詡的人物：在莫斯科曾使我成為「頭號新聞人物」，新聞記者們不辭勞苦地等在我的旅館房間門外；當初曾公開宣佈：黨和政府「肯定這樣的作品」；最高法院的軍事法庭引為自豪的是它管我恢復了名譽，（現在大概又後悔莫及了！）而那些上校軍法官們曾在軍事法庭上宣佈：勞改營裡的人們應該讀讀這本書！就在當時，那種沒有聲音、沒有形象、沒有名稱的場力便在不知不覺中發生了作用，它頂住了——於是，我的書便停止不動了！！早在那時它就停住了！只有極個別的勞改營合法地得到了這本書，通過勞改營文教科的圖書館允許人們借閱它。接著這本書便從圖書館藏書中被查禁。如果從外面，從社會上寄給某人的印刷品郵件裡包括這本書，它立即被沒收。於是，自由工人們便非法地偷偷把它帶進勞改營，每本向囚犯們索價五盧布，聽說甚至高達二十盧布（這是赫魯曉夫時期的盧布！這是索取囚犯們的錢！但是，凡領教過勞改營周圍社會的無恥作風的人，都不會感到奇怪人囚犯們帶著它提心吊膽，就像帶著自制的刀子一樣，躲過搜查，進入勞改營，白天藏起來，夜間偷偷閱讀。在北烏拉爾的某個勞改營裡，人們為了能夠長久地閱讀，給這本書包了一層金屬書皮。
既然那個無聲的、但卻為大家所接受的禁令已經深入到勞改營周圍的地區，對於囚犯們就更不必說了！北方鐵路線上的維斯車站有一個自由人婦女瑪麗婭·阿列耶娃給《文學報》寫了一篇書評，讚揚這部小說。不知是她把價投進信筒了，還是她粗心大意地把信放在桌上被別人看見了，總之，在她寫好評論五個小時之後，黨組織的書記希什金就把她叫去，指責她進行政治挑撥，（多麼會找詞兒！）當場便把她逮捕了。
在蒂拉斯波的第二勞改區有個囚犯叫涅多夫，是雕塑家。他是個雜役，閒時在屋裡用蠟泥塑造了一個囚犯的塑像。不料被區段的長官索洛江金大尉發現了：「你在給囚犯塑像？誰允許你乾的？這是反革命行為i」他說著便抓起塑像的腿，一扯兩半，扔在地上，「這都是因為你讀了什麼《伊萬·傑尼索維奇》的緣故！」（幸而他並沒有再用腳去踩那塑像。他走後，涅多夫把兩半塑像藏了起來。）索洛江金向上彙報了這件事，勞改營長官巴卡耶夫立即傳喚漢多夫。不過，漢多夫已經利用這段時間及時地在文教科找到了幾張報紙，記住了那上面的幾句話。「我們要審判你！你這是唆使人們反對蘇維埃政權！」巴卡耶夫長官對涅多夫吼叫。（看來他們懂得一個囚犯的形象意味著什麼！）「請允許我說句話，長官公民！……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說……還有，伊利喬夫同志也說過……」「看你說話的樣子，像是要同我們平起平坐？！」但巴卡耶夫也只好嘆一口氣。涅多夫在經過半年之後才敢把那兩半塑像拿出來，粘到一起，用巴比脫合金鑄好，終於通過一個自由工人把它送出了營區。
開始在整個第二勞改區搜查《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了。生活區進行了全面大搜查。沒有找到。有一次涅多夫想捉弄他們一下：一天晚上，他拿著一本捷維凱良寫的《花崗石豈能熔化戶偷偷看，裝作故意不讓屋裡的人們看見的樣子，並且當著眼線的面故意請夥伴們把自己擋住，而他坐的位置恰好從窗外可以看到。不一會兒就有人去彙報了。突然三名看守衝了進來。（第四個看守在窗外監視著，看他把書遞給誰！）這下子可找到了！把書拿到看守辦公室去，鎖進了保險櫃。看守奇日克帶著一大串鑰匙，兩手叉腰說：「涅多夫，查到了你的書！哼！等著去監獄吧！」但是，第二天早晨值班軍官一看：「哎！笨蛋！……去還給他！」
囚犯們就是這樣閱讀「黨和政府肯定的作品」的！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蘇聯政府曾發表宣告，宣告中有這樣的話：「那些犯下駭人聽聞的暴行的罪人，無論在什麼時候，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應該逃脫正義的懲罰……企圖滅絕整個整個民族的法西斯殺人犯的暴行是無與倫比的。」
當時發表這個宣告，是為了對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施加壓力，因為西德正準備批准適用二十年的「時效」期限。
可他們就是不想審判自己，儘管他們自己也曾「企圖滅絕整個整個民族」。
我國發表了許多文章，大談懲罰在逃的西德戰犯之重要。有的文章探討對納粹分子曾進行過怎樣的思想訓練，才能使他們覺得大規模屠殺是自然的、符合道德的？有人簡直成了寫這類文章的專家。如今立法者尋求辯護說，判決不是他們執行的，而執行者說，法不是他們立的。
這聲音多麼熟悉啊！……剛才還看到我們那些實際工作者們的來信上說：「把囚犯關進勞改營……是在執行法院的判決嘛！……警衛人員並不知道哪個囚犯為了什麼事坐牢。」
不，如果你們是人的話，你們就應該設法知道才對！正因為你們對於自己所看守的人們既沒有用一般公民的眼光，也沒有用十的眼光去看待，所以才把你們稱為惡棍的！難道納粹分子不也是在執行命令嗎？難道納粹分子不是也曾相信自己是在拯救他們的雅利安種族嗎？
自然，我國的偵查員們也會毫不猶豫地（他們確實也沒有猶豫，而是立即）反問：那麼囚犯們自己為什麼要把供？我們嚴刑拷問他們的時候，他們應該堅貞不屈嘛！為什麼告密的人會提供假情況？我們是把這些告密看作證人證詞，作為依據的呀！
這些人也有過很短一段時間感到不安。前面我們曾談到b·h·伊利英（前國家安全部的中將），他在說起斯托爾布諾夫斯基（審訊戈爾巴托夫將軍的偵查員、將軍提到過他）時說：「哎呀呀，一真糟糕1他現在的b子可真不好過，雖說他拿的養老金不少。」正因為這樣，扎哈羅娃才不得不寫文章的，她害怕的是，這樣下去將會對所有的人開刀了。於是她寫了一篇文章，極力為曾經被李亞科夫「抹了黑」的利霍舍爾斯托夫（！）大尉辯護，她激動地說：「他現在也還有大尉軍籍，擔任著黨組織的書記（！），在農業移民區工作。大家可以設想一下，當有人寫這類東西攻擊他時，他的工作會遇到多大困難！據傳說，要開始審查利霍舍爾斯托夫，甚至要追究（！）他的責任。訪問：這是為什麼？假如這僅僅是‘傳說’還倒好，可是並不排除他們真下手的可能性呀。這就會在內務部的工作人員中間造成真正的混亂！難道因為他執行了上級的所有指示就對他進行審查嗎？是要求他現在去替那些下達過指示的人負責嗎？這太妙了！讓小兵當替罪羊！」
但是，這惶惶不安的狀況很快就過去了。不，誰也不必負責。不必審查任何人。
也許，個別機關的人員編制有所削減。但是，暫時忍耐一下嘛！將來會擴充的！暫時可以先讓那些還沒有退休資格或者需要工作到退休年齡的國家安全人員去當作家、當記者、當編輯、當反宗教宣講員和思想工作人員嘛！有些人還可以去噹噹廠長、經理。改頭換面之後，他們仍舊是要領導我們的。這樣更可靠些。（至於願意退休的人，就讓他去享清福好了。例如，退役中校胡爾堅科就是這樣。中校i這個官可不小！大概總指揮過一個團吧？不，他是一九三八年從一名普通監獄看守起家的，只靠拿著強迫灌食的軟管折磨囚犯便升到了中校！）
而在各個檔案部門裡，則正不慌不忙地翻閱並且銷燬一切多餘的檔案：被處決的囚犯名單、送懲戒隔離室和加強管制棚的批示、勞改營裡的偵查材料。眼線的告密信、關於．「實際工作人員」和警衛人員的多餘材料等等。還有衛生所和會計室也都得進行清理，那裡也有多餘的檔案、材料、不應留下的痕跡……
……我們將會來默默參加筵席。
在世時我們不配來到你們這裡。
今天，我們已死去，並不言語，
但，死去的我們仍使你們恐懼！
（維克林麗佳·格，科雷馬女囚）
照這樣看來，真的，怎麼總是怨小兵們，怨小兵們呢！？那麼，運動指揮部呢？比看守、警衛士兵、實際工作人員更高些的人們呢？那些只須用手指指點點的人呢？那些只從講臺上發出幾句指示的人呢？……
讓我再問一次：你們是怎麼說的？——「那些犯下駭人聽聞的暴行的罪人……無論在什麼時候，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都……正義的懲罰……企圖滅絕整個整個民族的……無與倫比的……」
噓！噓！不許作聲！正因為這樣，才在一九六五年八月的思想工作會議（一個關於如何指導我們思想的秘密會議）的講臺上宣佈：「現在是時候了，‘人民的敵人’這個既有用而又正確的概念應該恢復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