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我不應該這麼嚴厲地評判？或許這就是人性的平均數？老百姓中間有些諺語也是這麼說的：
過上半天甜日子。已往的苦楚全不知。
事情容易記不清，好了瘡疤忘了疼。
好了瘡疤忘了疼！——原來這就是人啊！……＿我的朋友尼古拉·維特凱維奇是我的同案犯，我們兩人以孩子般的直言不諱致使自己身陷囹圄。在他看來，我們所經歷的這一切都是可詛咒的，是愚人的可恥失敗。因此，他一頭鑽進了科學，鑽到這個最保險的事業裡，想靠它有所成就。一九五九年，當帕斯捷爾納克還在世，但已被獵犬所包圍的時候，我們他談到過帕斯捷爾納克的事。他大不以為然地擺擺手說：「不要再翻這些老皇曆了！你還是聽我講講我在教研室怎樣進行鬥爭的吧！」（他為了取得職務上的升遷經常在同一些什麼人進行中爭。）是啊，軍事法庭當時判了他十年勞改，其實，也許只須一次鞭打就足夠了吧？……
格里戈裡·姆-澤也被釋放了。釋放，撤銷原判，恢復名譽，把黨證交還給他。腰知道，人們根本沒有問他在這期間是否信仰了耶和華或者穆罕默德？人們不管他從前的思想是否已經蕩然無存。很簡單：「這是你的黨證，拿去吧！」）於是姆-澤從哈薩克又回到原來的某地。他經過我們城市時，我特地趕到火車站去同他會面。他如今夜想些什麼呢？嗯，他會不會現在又希望回到軍隊的「秘密科」、（特別科」，或者「專門科」去？我同他談話時，他好像總是心不在焉。從那之後他一直沒給我來過信，一行字也沒有寫來，’「「」
又例如，雷茨。他現在當了房管所的主任，又是民兵。他談起自己今天的生活來津津有味。他雖然沒有忘掉過去，（在科雷馬度過的十八個年頭怎麼能輕易忘掉呢？）但是一提起科雷馬，談話就索然無味了，似乎他在懷疑：這一切果真發生過嗎？這怎麼可能？他身上已經沒有過去的痕跡，現在他一切順利，他對一切都滿意。、就像盜賊「洗手不幹」一樣．那些政治犯的仿造品們也把過去忘掉。對於這些已經「洗手」的人們來說，這個世界又變得很舒適了，似乎沒有荊棘。沒有壓迫。他們覺得從前似乎大家都在的審．初在他們卻覺得似乎誰也不在坐牢。原先五一節和十月革命紀念日所具有的那種歡樂愉快的氣氛又回到他們身上，這些節一日對他們來說已不再是讓我們站在嚴寒中、對我們進行特別侮辱性的搜身、把我們嚴嚴地關進勞改營監獄的那些日子了。本來嘛！何必抱那麼高的希望呢？！既然一家之主今天白天在工作崗位上受到了上司誇獎，那麼晚上一家人吃飯時不就應該有些節日氣氛嗎，不就可以慶賀一番嗎！
這些從前的受難者只是在家裡還偶爾喃喃地埋怨幾句，只在家裡他有時還記得村去，這是為了使家裡的人更撫愛他，更珍視他。一齣家門，他就把過去忘得一乾二淨。
不過，我們也不該太不近人情。要知道，經歷過許多使人厭惡的失意之後回到原來的「自我」中去，恢復自己從前的（雖然不是很好的）特點和習慣，這本是一般人的常情！我們的稟性，我們的遺傳基因的穩定性，也就表現在這裡。大概人不如此也就不成其為人了吧。我們前面引用過塔拉斯·謝甫琴柯的彷徨的詩句人就是這同一位謝甫琴柯十年之後萬分高興地寫道：「我的內心形象絲毫沒有改變。我衷心感激萬能的造物主，他沒有讓那可怖的試驗鐵爪觸及我的信仰。」
但是，人們究竟怎樣才能忘掉呢？到哪裡去學會這忘卻的本領呢？……
加里尼娜給我寫信說。「不，我什麼也忘不了。生活怎麼也安排不好，雖然我自己也不願意這樣／在工作上我可能作出些成績，日常生活也能處理，可是總覺得心裡不舒暢、彆扭，而且覺得疲勞。我希望您在描寫那些被釋放的人時，總不至於說他們完全忘了過去，生活得很幸福吧？」
拉伊莎·拉祖季娜來信說：「不讓我回憶不好的東西？那麼要是沒有什麼好的可回憶呢？……」
塔瑪拉·普雷特科娃寫道；「我坐了十二年牢。」我出獄後已經生活了十一年（！）了，可我至今還是不明日到底為什麼活著？哪兒才有正義？」
歐洲談論平等精神已經兩個世紀了。可是在我們這裡人們還是多麼互不相同啊！生活的犁鏵在我們彼此心靈上耕出的犁溝真是太不一樣了！有的八十一年什麼也忘不掉，另一些人一夜之間忘得乾乾淨淨。
伊萬·多布里亞克說：「一切都過去了，可又不是一切。給我恢復了名譽，可我總是不能平靜。很少有一個星期能夠安安靜靜地睡覺，總是夢見勞改營。我自己流著眼淚從夢中驚醒，坐起來，或者把別人嚇得趕快叫醒我。」
安斯·伯恩施坦獲釋十一年之後還一直夢見勞改營。我也大約有五年的時間老是夢見自己是因犯，從來沒有夢見自己是自由人。即使今天．有時候還夢見我是因犯（我在夢裡一點也沒感到奇怪，一切行動還是按照治經驗）。列·科佩列夫獲釋十四年後得了病，馬上就說開關於監獄的胡話了。乃·科佩列夫獲釋後第十四年得了病、病中的譫妄都是關於勞改營監獄的，
我們的舌頭總像是說不出「船艙」和「病房」這些詞，總想說成「牢房」
沙維林說；「我至今一看到狼狗還是心驚膽戰的。
丘爾佩涅夫如今一走進樹林就不能平靜地呼吸，也不能欣賞自然風光，他說：「我一看，這片松樹林不錯。枝杈很少，伐倒之後無須再燒掉砍下的枝杈，能夠出一批很好的方材……」
米爾採沃村裡幾乎半居民是在勞改營呆過的（雖然大多是犯的盜竊罪）。＿如果你釋放後住進了這個村。怎麼能忘掉過去呢？你來到梁贊火車站。看見車站的圍牆上有三根柱子是損壞的，可是從來也沒有修過，好像就應該這樣。這是因為囚犯列車通常正是停在這裡的，運囚犯的。「烏鴉車」也一直開到這兒，一車屁股對著缺口，囚犯們一下火車就被轟著往這個牆洞裡鑽．（這樣方便，無須押著囚犯走過嘈雜的月臺）。全蘇無知普及協會「給你開出一張出差證（一九五七年），原來是叫你去第二勞改區，即附設在監獄的婦女勞改區去作報告的。你走過崗樓。一項熟悉的軍帽從小視窗裡盯著你、你同教育科的一位代表一起穿過監獄大院，衣裳破舊的女囚犯首先討好地趕著向你們兩人打招呼。你坐在政治處主任辦公室稍事休息，陪同者為了不使你寂寞而同你聊天＿一你會想象到，就在這個時候正在從囚室往外趕女犯們，在小夥房裡正在奪下囚犯伙伕手裡的鍋：喂，快去聽報告！快點：快！囚犯們擠滿禮堂。禮堂裡發出一股潮溼味。走廊也潮溼，牢房裡可能更潮。整個報告中不幸的婦女們一直咳嗽：那是老年人的、悶聲悶氣的。連續的咳嗽，是那裂人心腸的短促的乾咳。她們的穿戴與其說像婦女，不如說是對婦女的諷刺，年輕人們也都像老太婆一樣粗壯拙笨，個個疲憊不堪，盼望著報告儘快結束。你感到恥辱，恨不得化作一陣煙霧散掉。很不得不講這些「科學技術的成就」，而對她們高喊：「婦女們！這一切你們要忍到哪一天算完呀？！……」你的眼睛立即發現幾個穿得不錯的、甚至穿著毛線衣的鮮明形象。顯然她們是當雜役的。好了，你可以把目光停在她們身上，不去聽那咳嗽聲，可以順利地宣讀講稿了。這幾個人目不轉睛地盯著你……是在聽嗎？不，她們明明不是在聽你講話，她們不需要關於宇宙的知識。因為她們很少看到男人，所以在那裡仔細端詳你呢……這時，你會設想：假如現在把你的身份證拿走，你就得留在這裡了。這幾堵牆，距離你熟悉的街道和熟悉的無軌電車站只有幾米遠的這幾堵牆，就將把你同整個外界隔開，它們就不再是牆而變成許多難熬的歲月了……不，不，你馬上要離開這裡！花四十戈比就可以乘電車到家，吃一頓美味的晚飯。但你總忘不掉：這些婦女仍將留在這裡，仍將這樣咳嗽下去，成年地咳嗽下去。
每逢我被捕的紀念日，我都要過一個「囚犯日」——早晨切下六百五十克麵包，放兩小塊糖，倒上一杯熱水。午飯我要求給我煮一份爛菜湯加一小勺稀飯。於是，我很快便回到原來的境地：天快黑的時候我把麵包渣拾進嘴裡，把盤子舔乾淨。往目的景象歷歷在目，往日的感受刺得我的心隱隱作痛！
我把自己身上那幾塊號碼布也帶出了勞改營，至今儲存著。是啊，只我一個人這樣嗎？不，在這一家，在那一家，到處人們都把它像儲存的聖物一樣拿出來給我看。
有一天。我走在新斯洛博德大街上。布蒂爾卡監獄！「探監室」。我走進去。裡面擠滿了婦女，夾雜著個別男人。有人在遞交東西，有人在談話。噢，外界給我們送的東西原來就是通過這裡送進去的。真有趣：我若無其事地走過去看「探視規則」。可是這時一個大嘴臉的中土盯了我一眼，走過來問道：「公民」，你有什麼事？」他大概看出我不像來探監的，怕我搞什麼名堂。這麼說，我身上大概總是帶著一種因犯氣味吧？
要是去憑弔死者呢？去憑弔那些自己人，也就是你也應該被刺刀扎死同他們躺在一起的那些人呢？奧列涅夫雖已衰老，但他還是在一九六五年去憑弔了一次。他背起背包，拿上手杖來到了從前衛生營的所在地，從那裡進了山，當時死人就埋在這裡（高凱爾基村不遠）。山上到處是白骨和頭顱骨。當地居民把這個小崗子叫做白骨山。
加利婭·b·住在遙遠的北方城市，那裡是半年黑夜，半年白天。整個世界上她沒有一個親人，她的所謂「家」只是一個嘈雜退出的角落。她想休息時便拿著書到飯館去。要一杯酒，慢慢喝著，看看書，抽支菸，「悲痛地思念俄羅斯」。她最喜愛的朋友是樂隊隊員和看門的人。她說。「許多從那裡回來的人都隱瞞著過去那段經歷。可是我卻以自己那段經歷自豪。
雖然沒有固定地點，但過去的囚犯們每年總要在某個地方舉行一次難友集會．他們在一起飲酒、回憶。戈利岑談到這類集會時說。「說來也怪，回憶過去時並不總是些阻暗的、痛苦的場面。許多東西回憶起來倒使人覺得心裡暖洋洋的呢！
這也是人的一種本質！而且並不是最壞的本質。
金茲伯格（金茲堡）高興地回憶說：「我在勞改營時號碼前面的編號字母是‘n’，而我獲釋之後身份證號碼前面的編號字母是‘3k’（澤克），有意思吧！」
看到這樣的來信心裡確實感到溫暖．是的，果真的，在許多來信中，從前的囚犯的來信總使人讀後感受不同！多麼不尋常的生命力啊！如果目的明確。它將產生多大的推動力啊！在我們這個時代，要是你收到一封不是無病呻吟的，而是真正充滿樂觀主義的來信，那它肯定是從前的囚犯寄來的。一這些人對世界上的一切都已習慣，因而不論面對什麼，都不會灰心喪氣。
我為自己屬於這一強有力的種族而感到自豪！我們原本不是一個種族，是別人使我們成為同一種族的！別人把我們焊到一起了。如果我們處在昏暗和渙散的、人人自危、互相警惕的獄外世界的話，我們永遠不會如此堅固地焊接到一起。那些正統派分子和眼線們一到獄外就自動離去了。我們無須約定互相支援，我們也無須互相考驗。＿我們一見面，看看眼神，說一兩句話，就清楚了。難道還需要解釋什麼嗎？我們是會互相援救的。我們到處都有朋友。我們的人有幾百萬！
監獄給了我們一權衡量人和事的新標尺，它從我們眼前去掉了那層經常障住未經風霜的人們的眼睛的世俗油汙。這時我們得出了多麼出人意料的結論啊！
娜·斯托利亞羅娃是一九三四年從巴黎自願要求回國的。她落進了這個捕獸器．它奪去了她一生中最寶貴的時期。但是，斯托利亞羅娃不僅不悔恨自己回國，不痛苦，她反而說：「當時我不顧周圍一切人的勸告，不聽自己理智的聲音，而毅然回到了俄國。看來我是做對了！我當時根本不瞭解俄國，但我的內心已經猜到她是什麼樣子了。」
卡爾普尼奇-布拉文在國內戰爭時期曾任旅長。他過去是一帆風順的，他脾氣急躁、易怒。那時候，特別科科長把名單拿給他、他看都不看一眼就用鈍鉛筆簽字批准槍決，而且他不是在名單上都簽字，而是在名單末尾籤，不用大寫字母，而只用小寫字母、不帶縮寫點地寫上兩個字母：「bm」（這意味著：對名單上所有的人全部處死！）後來，他戴上了菱形章，再往後則是在科雷馬的勞改營蹲了二十年零半年。如今，他住在大森林中的一個孤零零的村子裡，澆菜，養雞，有時做點兒木工活。他並不申請恢復名譽，一提到伏羅希洛夫他就罵娘。他每天聽廣播，看報，並且對於每一篇電臺廣播稿和報紙上的每一篇文章都在筆記本上寫下自己憤怒的回答。但是，又過了若干年，這位山村的哲學家卻意味深長地從某本書上抄下了這樣一句格言：
「對人類單有愛還不夠，對人們首先應該善於容忍。」而在臨死之前，他又寫下了他自己的兩句話：
「我過去總是用自己的尺度評判一切。但現在我已是另外一個人了，我不再用苗已的尺度評判了。」
這使人感到震驚。這不是很神秘嗎？是不是托爾斯泰老人還魂了？
塔爾諾夫斯基是個出類拔萃的人，可是他在刑滿之後自願留在科雷馬了。他在寫詩，但並不把這些詩寄給任何人。他沉思著。寫道：
註定我呆在這天涯地邊，
是上帝判定我沉默無言，
因為我曾看到惡人該隱，
卻未能把他的頭頸斬斷。
遺憾的是；我們全都漸漸地死去，不能完成任何值得敬仰的事業。
此外，回到自由的獄外之後囚犯們還要和許多人見面。父子相會，夫妻相會。而這些會面也常常並不稱心如意。十年，十五年來同我們在一起的孩子們，長大之後不可能同我們感情融洽：有時彼此簡直形同路人，甚至像是敵人。忠貞地等待丈夫的婦女中受到應得的報償的只是極少數：因為這麼長時間彼此過著完全不同的生活，人的一切全改變了，只剩下姓名沒變、他和她的生活經歷過於不同，他們已經不可能情投意合了。
這些事還是留給人們去寫電影劇本或小說吧，本書無法全包括進來。
但是，這裡也不妨援引一個事例。讓我何1來聽聽瑪麗娜·卡達茨卡妮的敘述吧。
「頭十年期間我的丈夫總共給我寫了六百封信。後十年期間只寫了一封，而且這封信寫得叫人看了不想再活下去。經過十九年之後，當他第一次得到休假時，他並沒有到我和兒子這裡來，而是到親戚那裡去了。只是過路途中決定在我和兒子這裡呆四天。我和兒子去車站接他，不料車站宣佈那列火車當天不能到達了。我徹夜未能成眠。天亮時剛剛躺下休息，聽到了叩門聲。一個陌生的聲音說：‘我找瑪麗婭·維涅季克託芙娜！’我開啟門。走進來一個上了年紀的胖男子，穿著外套，戴著呢帽。他什麼也沒說，徑直走進屋裡。我因為剛有些睡意，好像也忘記了自己正在等待丈夫。我們兩人呆呆地站著。他問：‘你沒有認出我來？’‘沒有。’我心裡還在想，這是怎麼回事？大概是個什麼親戚吧。我親戚很多，也都多年不見了。這時，我看到他那緊閉的嘴唇，想起自己正在等丈夫——一下子就昏過去了。這時兒子回來了，他正在生病。就這樣，我們三個人，在這唯一的一間屋子裡整整坐了四天，沒有走出去一步。他和兒子兩人很拘束，而我同丈夫也幾乎沒有談什麼，只是一般的談幾句。他講了他個人的生活。根本沒有問及我和兒子這些年沒有他是怎麼活過來的。他又回西伯利亞去了，臨別時都沒有看我一眼。我告訴他；我的丈夫早已死在阿爾卑斯山裡了（戰時他在義大利，是同盟國軍隊解放他的人」
也有另一種比較愉快的會面。＿可能你會遇見原先的看守或勞改營長官。突然，你會發現在切別爾津旅遊基地擔任體育指導的斯拉瓦是原先的諾里爾斯克勞改營的看守。或者米沙·巴克斯特突然在列寧格勒糕點商店裡看到一個熟悉的面孔，那人也注意到他了。原來那是勞改營分部的長官古薩克大尉，現在換上了便服。「喂，你等等，你等等！你在我的什麼地方蹲過把？……噢，我想起來了。因為不好好勞動，我們還沒收過你的郵包！」（是啊，他全記得！．但是，他們覺得這一切都很自然。似乎他們就該永遠騎在我們頭上，月前只不過是短暫的間歇而已！）
還可能遇見（別爾斯基就遇見了）部隊指揮員魯迪科上校。是他當初為了避免麻煩，才匆匆忙忙下令逮捕你的。他現在穿著便服，戴著高貴的禮帽，伊然一個學者，一個受尊重的人！一也可能遇到你原來的偵查員，就是在偵訊中打過你，把你關進臭蟲房的那個。他現在領取著優厚的養老金。例如赫瓦特，審訊並殺死偉大的瓦維洛夫的人，他現在就住在高爾基大部。上帝呀，再別讓我們遇見這種人吧！因為這隻會打擊我們的心靈，而他們倒是無動於衷的。
還有可能遇到你的告密者。就是那個送你進監獄的人。他現在也飛黃騰達了。天火雷電並沒有懲罰他！那些回到故鄉的囚犯必然會遇到告密陷害自己的人。有些心直口快的人憤憤不平地出主意說：「喂，你上法院去告他！單單為了讓他在公眾面前現現原形也好嘛！」（也確實如此而已，不可能有更大的指望。現在大家都懂得這一點了……）但是已經恢復名譽的人只好回答說：「唉，算了吧……唉，行啦……」
因為對這種案件的審判是朝著那個需要套上一百頭牛拉的方向的。
阿維尼爾·鮑裡索夫不耐煩地擺擺手說：「讓生活去懲罰他們吧！」
也只能這樣。
作曲家赫某對蕭士塔高維契說：「這位勒女士是我們協會的會員，當初就是她把我送進監獄的。」蕭士塔高維契激動地說；「你寫份控訴材料，我們把她從音樂家協會開除出去！」（想得可好！）赫某卻連忙擺手說：「噢，不！謝謝吧！當初揪著我這把鬍子在地上拖來拖去。我可不想再來一次！」一
哪裡還談得上什麼報復？格·波列夫訴苦說：「原先把我關進監獄的那個壞蛋，在我被釋放之後差一點兒又把我關進去！幸虧我及時地拋掉了家庭，離鄉出走了，不然，說不定真就把我關進去了！」
拉就是我們國內的做法！這就是蘇維埃式的做法2
什麼叫做惡夢？什麼叫做海市蜃接？這一切究竟是過去？還是現在？……
一九五五年，埃夫羅伊姆遜來找蘇聯副總檢察長薩林，把一大本控告李森科的刑事控訴狀遞交給這位副總檢察長。但薩林對他說：「我們無權受理這個案件，請你去找黨中央。」
蘇聯的檢察長們從什麼時候起變得無權受理案件了呢？或者說，他們為什麼不早三十年變得無權受理呢？
洛佐夫斯基和謝廖金兩人現在都很闊綽，就是他二人作偽證把丘爾佩涅夫送進蒙古地牢的。丘爾佩涅夫獲釋後，約了一位共同在軍隊服役過的熟人一起到莫斯科市蘇維埃大樓中的生活服務部辦公室去找謝廖金。那位共同的朋友對謝廖金說。「讓我來介紹一下吧，這位是和咱們在哈勒欣河一起戰鬥過的，記得他吧？」「不，不記得。」「他是丘爾佩涅夫。你不記得這個人？」「不。不記得。戰爭把大家都衝散了。」「你難道不知道這個人後來的遭遇？」「我不懂你這話是什麼意思、」「啊！你真是個壞蛋，下流坯！」
也只能說這些！他們告到謝廖金所屬的黨的區委員會，兩人聽到的回答則是：「這不可能！謝廖金的工作一直是很認真負責的。
他會認真負責地工作！……
一切事情照舊，一切人也都照舊。雷聲轟隆過一陣子，並沒有落下幾個雨點。
一切都照舊。以至於研究北方民族語言的專家克雷諾維奇吸釋放後又回到同一個研究所的同一個研究室，還同那些當年把他關進去的、仇恨他的人在一起工作。他還是要每天來上班。脫下外衣，同這些人坐在一起討論。
這就好比把奧斯威辛死亡營的犧牲者和過去的警衛隊長們放在一起開個雜貨鋪一樣．
文學界也有大告密者。埃爾斯貝格和列秀切夫斯基之流害死了多少人啊？！誰都瞭解這兩個人，可誰也不敢碰他們，曾經策劃過把他們趕出作家協會。白費力！更不必說撤銷他們的職務了。根本談不到開除出黨。
一九二六年制定我國刑法典時，就認為用誹謗殺人要比用刀殺人的罪責輕得多，應該寬恕，所以對這種罪的量刑只相當於用刀殺人的五分之一。（是的，哪能沒想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還會有人利用「誹謗」這種資產階級手段呢！）其中第九十五條規定：對於有意誣告，提供偽證，並有：1對嚴重罪行的指控；2抱有私利目的；3偽造罪證行為的人，處以……兩年以下的徒刑。也許就只判六個月。
起草這一條文的人要麼是白痴，要麼就是非常有遠見的。
我認為他們是很有遠見的。
從那時起，每次大赦（一九四五年的斯大林大赦，一九五三年的「伏羅希洛夫」大赦）都沒有忘記把這一條包括進去。他們當然關心自己那些積極分子們嘛！
另外，不是還有個「時效」問題嗎！如果說別人（根據第五十八條）誣告了你，那就不論「時效」了。而如果你誣告了別人，那麼可以應用「時效」這一條，我們要保護自己人呀。
安娜·切博塔爾一特卡奇一家的案件是由徹頭徹尾的假證詞製造的。一九四四年，安娜本人，她的父親和她的兩個哥哥同時被捕，罪狀是什麼「殺害未婚妻」，而且是「政治性」殺害。三個男人全在獄中被折磨死了（都沒有招供），安娜在獄中被關了十年。而那個被「殺害」的未婚妻竟是安然無恙。安娜出獄後要求複審並恢復名譽，又花了整整十年。甚至到了一九六四年，檢察長對她的答覆仍是：「你被判罪是正確的。複審沒有根據。」後來終於給安娜恢復了名譽。這時，不知疲倦的斯克裡普尼科娃替安娜寫了一份控訴狀，要求追究偽證者的法律責任。蘇聯檢察長格·捷列霍夫對此訴狀的答覆是：鑑於時效，此案無法追訴……
二十年代曾經把一些在四十年前根據沙皇法庭的判決處決過民意黨人的無知莊稼漢搜尋出來，揪到法院，判處槍決。那些莊稼人不是自己人，對他們不必講「時效」。今天的告密者是與自己血肉相連的嘛！
囚犯們獲釋後來到的自由社會，就是這個樣子。多少眾所周知的、令人髮指的罪行沒有受到審判，沒有受到懲罰呀！歷史上難道能找到這種先例嗎？
既然如此，還有什麼好東西可期待呢？從這種惡臭中能生長出什麼東西來呢？
古拉格群島這個惡毒的主意結出了多麼豐碩的果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