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有過一章《逮捕》，是否還需要寫一章《釋放》呢？
要知道，那些一旦遭受逮捕的人（我指的是犯第五十八條的）中間能夠嚐到這「釋放」滋味的恐怕連五分之一也沒有，如果能有八分之一就算很好了。
誰不知道「釋放！」是怎麼回事？全世界的文學作品裡，電影裡，描寫過多少釋放的場面啊：陰森森的牢門開啟了，外面陽光明媚，人群的歡呼，親人們的擁抱。
但是，古拉格群島的陰沉天空下的「釋放」卻令人憎恨。因為出獄之後你頭上的天空只會變得更加陰沉。「釋放」是不慌不忙的（當局現在何必著急？），它就像寫花體字時拖著一條長尾巴一樣時間拖得很長，這就是它與閃電般的「逮捕」唯一不同之處。除此之外，釋放就和逮捕完全相同了。它只是從一種懲罰過渡到另一種懲罰，它同樣刺痛你的胸膛，摧毀你整個生活安排，打亂你對一切事物的概念，而同時卻又不給予你任何希望。
如果把逮捕比作嚴寒對液體的突然襲擊，那麼，就可以說，釋放是兩次嚴寒之間的輕微的融化。
它是兩次逮捕之間的狀態。
這是因為在這個國家裡只要有了「釋放」，日後必定在某個地方發生新的「逮捕」。
處於兩次逮捕的中間狀態——這就是赫魯曉夫之前四十年間的「釋放」。
它也像是拋到群島的兩個小島之間的救生周。＿在從這個勞改營進入另一個勞改營營區之間，你先抓住它在水裡掙扎一陣子吧！……
最初的鐘聲到最後的鐘聲之間叫做「刑期」，從一個勞改營營區轉到另一個勞改營營區的中間一段路叫做「釋放」。
馬雅可夫斯基使勁號召別人羨慕蘇聯的護照，可是你手裡的那張渾濁的橄欖色的身份證被身份證法第三十九條的黑墨水塗抹得一塌糊塗。拿著它，哪個城鎮都不會給你上戶口，任何一份好工作都不會要你幹。在勞改營裡還有人管飯，在這兒可就沒有了。
同時，你卻獲得了很不可靠的所謂「來往自由」……
這些不幸的人不應該叫作被釋放的人一不，實際上他們是被剝奪了流放地的人。這些人一旦失去恩賜給他的不可逃避的流放地，便不會再強迫e已到克拉斯諾雅爾斯克的原始森林或哈薩克沙漠地帶去生活在為數眾多的自己人——坐過牢的人中間了。不，這些人希望到備受虐待的、稠密的獄外自由人中間去。可是，那裡的人們卻遠遠地避開他們，他們將在那裡成為帶有標記的人、再次逮捕的候補人。
娜塔麗婭·伊萬諾夫娜·斯托利亞羅娃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七日從卡爾特種勞改營獲釋。她不能馬上離開，因為還沒有領到身份證。但她沒有買糧食的卡片，沒有住處，能找到的工作只有伐木砍柴。勞改營的朋友們捐助給她的幾個盧布很快就吃光了，她只好又回到勞改營裡來。她對警衛人員撒謊說是回來取東西的（這裡的老規矩是宗法式的，只要頭頭答應就行了），於是她回到了原來的工棚！她高興極了！女伴們圍攏過來，從廚房裡要來一點爛菜湯，（啊。真好吃！）有說有笑，大家聽她講述她在外面怎樣無依無靠，衣食無著：不，不，還是勞改營裡日子好過些。晚點名的時間到了。多一個人！。……值班看守羞辱了她一番，最後還是允許她住一夜，但到第二天（5月1日）早晨就必須「滾出去」！
斯托利亞羅娃在勞改營時一直積極勞動，不知疲倦。（她是年輕時從巴黎回蘇聯來的，很快就被抓進監獄。所以現在她很想早些出去看看祖國的景象！）由於「她勞動積極」，當局以優越條件釋放了她：沒有限定她必須到什麼地方會居住。那些必須到指定地點去居住的人總還能找到一個安身之處，因為民警局無權把他們趕到別處去。但是持有「完全釋放」證明的斯托利亞羅娃卻成了一隻人人追打的喪家犬。各處的民警局都不同意她落戶。到了莫斯科，她在一些過去很要好的熟人家裡也只受到茶點招待，誰也不開口要留她住下。她只好到火車站去過夜。（候車室裡糟糕的不僅是夜間常有民警來趕人，而且黎明前清掃時還要把所有的人都趕出去。此外，大概每個被釋放的囚犯都記得自己在大火車站候車室所體驗過的恐懼心情：一看到民警走過來，心裡就一抖：民警的目光多麼嚴厲2民警當然會感覺到此人原先是個囚犯，他馬上會問你：「你的證件呢？」如果他把你的釋放證沒收掉，那就全完了，你又成了囚犯。我們這裡是不存在所謂權利的，也不存在法律，而且「人」也不存在，只有證件！所以他現在把你的釋放證一拿走，你就完了。這是我們的切身體驗。）後來，斯托利亞羅娃打算到盧加市的手套工廠去當一名工人，該廠生產的手套幸好不是給工人階級使用的，而是給德國人戰俘用的。這總可以吧？但是，工廠廠長不但沒有錄用她，反而當眾把她奚落了一番：「噢，你想鑽進我們的組織！我們懂得你們這一套！我們讀過舍伊寧的小說！」（啊，你這個胖子告伊寧！你噎死才好呢！）
這是惡性迴圈：沒有戶口找不到工作，沒有工作就不給報戶口。沒有工作也就領不到糧食卡片。按規定，內務部有責任安置釋放後的囚犯，但是坐過牢的人不知道這條規定，即使知道，也不敢根據這條去麻煩內務部，因為誰也怕再被關起來……
真是：人身獲自由，終日淚交流。
我在羅斯托夫大學讀書時，有一位很古怪的教授，叫h·a·特里福諾夫，他總是縮著脖子，經常處於緊張狀態，十分膽小，人們千萬別在走廊裡招呼他。後來我們才知道：他坐過牢。在走廊裡喊他一聲，對他來說就像是行動人員的叫喊。
戰後，羅斯托夫醫學院有一位被釋放回來的醫生，他堅信自己不可避免地會再遭逮捕，不想等待下去；自殺了。體驗過勞改營生活的人，瞭解這種生活的人，選擇這條道路不足為奇。走這條路的痛苦並不更大些。
那些過早地獲得釋放的人是不幸的！阿維尼爾·鮑裡索夫一九四六年獲釋後並沒有去什麼大城市，而是回到了自已故鄉的農村。他從前的老朋友，同班同學們，在街之都儘量避開他，不願意停下來同他打聲招呼，（這些青年人不久前在前線作戰時還都是無畏的戰士呢！）實在躲不開時，就勉強應付兩句，急急忙忙離去。任何人都沒有問過他這些年是怎樣度過的。（雖然大家關於古拉格群島的情況似乎知道得並不比關於中非的情況更多，但卻沒有人問及。我們的自由社會如此訓練有素，這一點我們的子孫們將來能夠理解嗎？）不過，終於有一位大學時期的老朋友邀請他了，請他晚上，天黑之後，到家裡去喝杯菜。真是難得的友情！暖人心房啊！正是這種不明顯的溫暖才是融冰化雪所需要的，才是他鮑裡索夫所需要的呢！他去了。閒談中，阿維尼爾·鮑裡索夫請他的朋友把相簿拿來看看，共同回憶一下過去。朋友拿出來了。這位朋友自己竟完全忘掉了自己曾……他驚奇地看到阿維尼爾突然站起來，不等茶炊裡的茶煮好就匆匆離去了。是啊，阿維尼爾在相簿上看到：所有照片上自己的臉都被墨水抹黑了。鮑裡索夫此時此地該作何感想呢？！
阿維尼爾·鮑裡索夫的地位後來又有所升遷，他當了幼兒園的主任。這個幼兒園裡收容的孩子中有一些陣亡戰士的孤兒。當這些孩子聽到另一些有錢幹部的子女給主任起了個外號叫「管監獄的」，他們哭得十分傷心。（我們這裡沒有人會向孩子們解釋：那些富有家庭的子女們的家長倒很可能是「管監獄的」，而阿維尼爾則是「的監獄的」。如果是上一世紀的俄羅斯人民，就絕不會如此缺乏對祖國語言的語感了！’）
又例如，阿·卡爾捷爾雖然也是犯第五十八條的，但在一九四三年由於肺結核病不能勞動而被勞改營除名了。他拿著一張「黑籍」公民證，在任何城市都不能落戶口，到處找不到工作，疾病註定他將慢慢地死去，誰也不要他。這時，突然來了徵兵委員會。急需兵員。＿很急。卡爾捷爾患的是開放性肺結核，可他卻宣稱自己很健康，心想：要完蛋就痛痛快快作為一個平等的人完蛋吧！他入伍了。他幾乎一直服役到戰爭結束。只是後來在野戰醫院裡「第三處」的眼睛才注意到他，他們發現了這個在戰場上奮不顧身的戰士……是「人民的敵人」。一九四九年已經決定名單，要重新逮捕他，多虧軍事委員會里有幾個好人救了他。
在斯大林時代，最好的釋放就是走出勞改營大門之後立即留在原地參加勞動。當地的生產單位大都瞭解這些人，容易找到工作。而內務部的人在街上遇見時也認為這是他們已經檢查過的，一般也不再找麻煩。
但是，並不盡然。一九三八年普羅霍羅夫、普斯托維爾從巴姆勞改營被釋放後自願留在原地，當了一名自由僱傭的工程師。行動科科長羅森布利特就對他說：
「你被釋放了。但是你要記住，你總是走在鋼絲上的。稍有差錯，你就會再成為囚犯。為此甚至無須再經過審判。所以，你小心點兒！別以為你是什麼又由公民了！」
這些留在勞改營附近的聰明囚犯把監獄看作自由的另一種形式而自願選擇了它。在某些荒涼邊遠地區，諸如內羅布和納雷姆等地，至今還有幾十萬這樣的人。即使再去坐牢，他們也不會覺得很難過，反正就在旁邊嘛！
在科雷馬一帶則根本無須選擇，因為這裡全體群眾都是被束縛在這裡的——囚犯被釋放的同時就得簽署自願的保證：今後繼續留在原地勞動。（科雷馬的人要取得進入「宗主國大陸」的批准書比得到釋放還難。）例如，娜·維·蘇羅夫採娃不幸滿刑了。昨天她還在勞改營附設的兒童保育院勞動，那裡暖和，可以吃飽。今大既已獲得釋放，那就得去地裡勞動，因為沒有別的工作。昨天她還肯定有一張床可睡，有份口糧可領，今天則不然：口糧不發了，住處沒有了．她不得不睡在一所半倒塌的破房的朽爛地板上。（這是在科雷馬呀！）幸虧兒童保育院的朋友們幫了忙：她們很長時間一直把自己節省下的口糧偷偷送給她這個自由人吃。蘇羅夫採娃在談到自己獲釋時的新感受時，說這是「自由狀態的壓迫」。後來，她才慢慢地能夠自主了，甚至成了……房產主」！在這張照片上我們看到她傲然站立在自己的小房旁邊。可是這種「房子」恐怕不是所有的狗都樂意鑽進去的。
讀者不要以為只是在邊遠的科雷馬才這樣。請看看沃爾庫塔的典型工棚「臨時民房」吧。這裡面住的自由人還算是過得不錯的，當然，他們從前都是因犯。
由此可見米·彼·雅庫博維奇的釋放形式還不能算是最壞的：把他「釋放「到殘廢收容所（「吉洪諾夫之家」）去了，他在那裡要繼續受監督，仍舊無權到外地去。
魯德科夫斯基釋放後到處找不到工作。（他說。「我受的苦可不比在勞改營裡少。」）因此只好到庫斯塔奈地區去墾荒（「在那兒什麼人都遇見過！」）。施維德在諾里爾斯克不管風雪多大都得去編組列車。耳朵聾了。後來便去當司爐，每天要工作十二小時。他去找社會救濟機關要求救濟，但他沒有工作證件，人們只是聳聳肩膀說。「你提出證人來吧！」證人？我們的證人是海象……卡爾普尼奇在科雷馬乾了二十年、受盡折磨，得了病。當他快到六十歲被釋放時，卻由於不夠「僱傭勞動二十五年以上」的工齡條件而得不到養老金。一個人在勞改營裡呆的時間越久，他的病就越多，他的「工齡」就越短，得到養老金的希望也就越小。
要知道，我們國家裡沒有像英國的那神「刑滿釋放者救濟協會」之類組織，這類旁門左道的機構在我國連想想都可低怕。＿人們給我寫信說：「在勞改營裡的日子是‘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出來之後是他的第二天」算了把！難道不是從那個時候起就升起了自由的太陽嗎？不是向那些不幸的人們伸出了雙手，告訴他們。「這一切永遠不會重演了！」一鳴？甚至在黨代表大會的講臺上似乎還流下了眼淚呀？！、茹科夫從科弗羅夫市寫信來說：「我不是站起來了。而是跪著直起點身子來了。」．但是「我們身上始終掛著勞改犯的標籤，只要有精簡之類的事。我們當然首當其衝」。古洪諾夫寫道；「給我恢復了名譽，現在我在研究所工作，可是總像還繼續過著勞改營生活似的。踩在我們頭上握有權力的還是當過勞改營頭頭的那些人。」波波夫說：「不管口頭說過些什麼，也不管紙上寫了些什麼，但只要同事們一聽說我勞改過，就無意似地把臉扭過去了」
不，魔鬼確實仍然是強有力的！我的祖國至今仍然是這樣的。要想把這個國家朝著暴政的方向推一丈遠，最多隻需蹙蹙眉頭，咳嗽一聲就能作到；但要想把她往自由的方向哪怕只打一寸，那也需要套上一百頭黃牛，還得用棒子拼命打每一頭，邊打邊喊；「看！往那地拉！看！往那兒拉！」一那麼，恢復名譽的方式又是怎樣的呢？一位姓契的老太婆忽然收到一個語氣粗暴的通知：「明天上午十點之前到民警局來！」別的什麼也沒說＿！她的女兒頭一天晚上拿著這通知跑去問。「這是怎麼回事？我真擔心媽媽的老命。我該讓她作些什麼思想準備呢？」「不必擔心！是件高興的事，是要給她的亡夫平反了！」（也許是件心酸的事呢？這是那些「恩賜者」根本不會想到的。）
我國發善心的方式尚且如此，我國發狠心的方式就自不待言了！
平反的雪崩來勢兇猛！但它也沒能砸開那幫一貫正確的人們的花崗石腦門一！因為雪崩塌下來的方向，不是朝著只需皺皺眉頭的那邊，而是朝著需要套上一百頭黃牛的那邊。
「平反工作搞得太輕率！」黨的官員們直言不諱地說，「平反過頭的人太多了！」
沃爾德馬爾·孔林（頓河羅斯托夫市）蹲了十五年，出來以後一i八年老老實實，啥也不說。一九六o年才敢把勞改營裡的糟糕情況向同事們聊了聊。因此就對他立案偵查，一個克格勃少校對扎林說：「別以為平反就是沒罪了，只不過是罪行不大而已。但有些東西是永遠抹不掉的！」
在里加市，也是一九六0年，彼得羅帕夫洛夫斯基被一些配合得很好的「同事」集體連續「整」了三個月。因為他隱瞞了他父親各……一九三七年被槍斃的事！
正因為這樣，科莫戈爾才不明白：「今天到底誰是正確的，誰有罪？當那些醜惡的面孔又突然大談平等友愛時，我們該往哪裡躲呢？」
馬爾克洛夫恢復名譽以後在勞動合作組織里當了一個不大不小的「官」——被選為工藝合作勞動組合保險理事會主任，簡單說，相當於勞動組合工會地方委員會主席。但是這個勞動組合的主席卻從來不敢讓這個民選幹部單獨呆在他的辦公室裡，哪怕一分鐘《兼管幹部工作的支部書記巴耶夫，為了保險起見，把馬爾克洛夫負責的工會地方委員會的公文函件都攥在自己手裡。「是不是有一份關於工會地方委員會改選的檔案送到您這裡了？」馬爾克洛夫問道。「噢，好像一個來月前送來過一份這類東西。」巴耶夫回答。「我現在需要從它！」「嗯，給你看看吧，不過，你得快點，馬上就下班了！」何這份公文是發給我的呀！好吧，我明天早上就還給你！」「那怎麼行？！那怎麼行！這是檔案！」——請設身處地替這個烏爾克洛夫想想，假如您處在巴耶夫這樣一副嘴臉之下，而您的工資收入和戶口又全取決於這個巴耶夫的話。您會以怎樣的心情呼吸這自由世紀的空氣呢？！
一位姓傑耶娃的女教師被解僱了，因為她「道德墮落」：她喪失了一個教師的尊嚴、竟然嫁給一個……刑滿釋放回來的犯人（她在勞改營裡教書時教過這個人）！
這一切都不是發生在斯大林時代，而是在赫魯曉夫時代。
過去的一切留下的唯一實物的東西就是證件。一張不大的紙片，大約十二公分寬，十八公分長。對仍然活著的人來說，它是恢復名譽的證件。對已經死去的人來說，它是死亡通知書。死亡時間——無法查證；死亡地點欄——畫了一個大「z」號表示不詳；至於死亡診斷，你哪怕翻一百頁這類證明檔案，都是那個現成的答案，有的還附有（當然是杜撰的）見證人的姓名。
那些真正的見證人卻都沉默不語。
我們也沉默不語。，那麼，後代子孫將到何處去了解呢？全都隱蔽起來、釘死、粉飾得乾乾淨淨了。
維爾博夫斯基抱怨說：「甚至青年人也向被恢復名譽的人投以懷疑和輕蔑的目光。」
自然，並不是所有青年人都這樣。大部分青年對這些事根本不關心。我們是否恢復了名譽？現有的一千二百萬坐牢的人是否還呆在監獄裡？大部分青年認為這些都與他們完全無關。只要他們自己目前有自由，有磁帶錄音機和蓬亂髮式的姑娘陪著就行了。
魚類從來不會為反對捕魚業而鬥爭，魚兒只知道努力從網眼裡鑽出去。
同一種疾病發生在不同人身上便會有不同的病程。釋放也如此。如果從近處觀察，大家對釋放的感受是十分不同的。
從身體方面看也易這樣。有些人把過多的「應力」用在設法度過勞改期上。他們把全部精力集中起來像鐵人一樣度過了勞改期。他們整整十年吃不刮身體所需要的東西，整日從事艱苦勞動，穿著單薄的衣服在嚴寒中砸石頭也從不感冒。但是，一旦服滿刑期，外來的非人的壓力有些鬆弛了，內部緊張也鬆弛下來。這時出現的「壓力差」’就會把這種人毀掉。大力士丘爾別涅夫在伐木場整整幹了七年，一次傷風都沒得過。獲釋之後他卻得上了好幾種病。索羅金。恢復名譽之後精神和心理越來越不健全。在勞改營時同伴們一直是很羨慕他的健全心理狀態的。他後來得了好幾種病：神經官能病．精神病……」伊戈爾·卡米諾夫說：「出獄之後我的身體虛弱多了，一點力氣也沒有，總覺得比在勞改營裡還累。」
早就有這樣三句話；「困苦時刻強忍受，時來運轉吃酒肉。」有些人釋放後不到一年就滿口的牙全掉了。有的人很快變成了老頭子。也有的則是剛剛到家，便像一枝燃盡的蠟燭似地死掉了，
但也有另外一些人，他們是獲釋之後精神才振奮起來，只有這時才煥發出青春活力。挺起了腰板（例如，我本人現在看來比我流放期的第一張照片上還顯得年輕）。你會突然發現：外界真是好過呀！那裡的，古拉格群島上的地心引力完全不同。在那裡自己的兩腿好似大象的腿一般沉重，可是到了外界腿輕快得像麻雀一樣。自由人覺得無法解決的一切困苦情況，在我們面前都可以迎刃而解。一因為我們有一把富有朝氣的尺子：「從前比這困難多呢！」從前比這困難得多，那就是說現在很容易解決。我們總是不倦地重複這句話：從前比這困難得多呢！從前比這困難得多呢！
但是，畫出一個人的今後命運的幾筆決定性勾畫。還是在於他獲釋當時的精神狀態的轉折。這個轉折的表現形式是千差萬別的。你只有走出勞改營崗樓大門時，才會感覺到你在離開這苦役營故鄉。精神上你是在這裡重新誕生的，你內心最隱秘、最珍貴的一部分將永遠留在這裡，儘管你的兩腿正在把你報向那個沒有聲音、沒有反響的獄外世界。
人的性格會在勞改營裡表現出來，但它同樣也會在釋放時表現出來！我們前面提到過薇拉·阿列克謝耶夫娜·科爾涅耶娃。現在我們來看看她一九五一年是怎樣離開特種勞改營的吧。她說：「兩扇五米高的大門在我的身後關上了。我哭了。我自己也不相信我怎麼竟會在邊走由外界的一剎那哭起來。我哭什麼？……有一種感覺，好像是我把自己的心從最寶貴的、最親愛的東西上、從難友們身上扯開了似的。大門關上了。一切全完了。我再也看不到這些人，再也不會得到他們的任何訊息了。我好像是在走入來世似的……」
是走入來世！……釋放就是死亡的另一種形式。難道我們獲得了自由嗎？我們是死了，是進入了某種陰間的、完全不同的、有些虛幻的生活。我們將在那個世界小心翼翼地觸控各種事物，力圖重新認識它。
可是，原來想象的到這個世界上來的釋放並不是這樣的。它在我們腦海裡的形象是按普希金的方式描繪的：「弟兄們會把利劍送到你們手上。」」但是，極少有哪一代囚徒享受過這樣的幸福。
我們這是偷來的釋放，不是真正的釋放。凡有這種感覺的人全都急急忙忙帶著這偷來的一點點自由逃到孤獨的生活中去。維。維，波斯佩洛夫說：「還在勞改營的時候，我們，我和我的好朋友們，就幾乎都是這樣想的：一旦上帝讓我們活著離開這裡，獲得自由，我們決不住在城市，也不住在村鎮。我們要住到密林深處去，當個護林員或森林巡查員，甚至當個牧人，遠遠地離開人們，離開政治，離開這浮華世界的一切。」阿維尼爾·鮑裡索夫獲釋之後，最初一個時期總是躲避人，想法跑到大自然中間去。他說：「我真想抱住每一棵小白燁，抱住每一棵楊樹親吻。我聽到嘩嘩的落葉聲像是在聽音樂（我是秋天被釋放的），我眼裡充滿淚水。我一天只能掙到五百克麵包，但這無所謂，只要能幾小時幾小時地傾聽這寂靜，只要可以看書，我就心滿意足了。獄外世界的任何工作都似乎很輕鬆，很簡單；一晝夜就像一小時似的飛過去，對生的渴望永遠得不到滿足。如果世界上真有所謂幸福，那麼每個囚犯獲釋後的第一年就肯定會遇到它！」
這樣的人往往很長時期不想擁有任何東西：他們懂得，財產是很容易失掉的，就像燒燬一樣。他們幾乎是帶點迷信地避免使用新東西，他們把舊衣服一直穿到破，把舊傢俱一直用到不能再用。我的一位朋友家裡連個可以坐坐靠靠的東西也沒有。他們自己卻笑著說：「看，我們就這麼過日子，從一個營區到了這個‘營區’。」（他剛買了一套新傢俱，人也就死了。）
列·科佩列夫一九五五年回到莫斯科後，他發現；「同那些一帆風順的人很難相處！所以我經常見面的都是多少有些失意的老朋友。」
的確，作為人來說，只有那些放棄追求功名利祿的人才有生趣，而那些繼續追求這些東西的人大都是枯燥無味的。
但是，人是不同的。有些人對被釋放到外界來的感受完全與眾不同（尤其是在「契卡格勃」似乎閉上眼睛的那個時期）。許多人想：萬歲！我自由了！如今只有一個信條：絕不要再進去！現在可以彌補一下過去失掉的東西了！
有人要在職位上彌補，有人要在（學術、軍階等）稱號上彌補。有人要在掙錢方面和儲蓄存摺上彌補。（在我們國內，人們在談到錢這個問題時總要使用一種不屑一提的語氣，其實背地裡還是在數著鈔票的……）也有人要在孩子上彌補。還有的……（如瓦連京·m·）在監獄時就對大家發誓說：他出獄之後要好好地在姑娘方面彌補一下。而且m也確實照這麼辦了；一連幾年他白天工作，晚上，包括平常日子的晚上，則和姑娘們鬼混，而且總是換新的；他每天只睡四、五小時。所以他很快就瘦得不像樣子，衰老了。有些人則要在飲食上彌補，在傢俱和衣著上彌補。（自己的衣釦怎樣被扯掉，最好的東西怎樣在浴室脫衣間被沒收，這些他全忘記了；）購買物品也成了某些人的一種最愉快的活動。
可是，怎麼能責怪這些人呢？失去的東西確實太多了！從生活中被割掉的東西確實太多了！
既然對獄外生活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感受，也就必然有兩種不同的對待過去的態度。
是的，你經歷過那些可怕的年代。可你並不是兇殘可怕的殺人犯，不是心毒手狠的騙子手！那麼你為什麼要權力忘掉監獄和勞改營生活呢？它沒有什麼使你可恥的。認為它豐富了你的生活體驗不是更合適嗎？以它自豪不是更正確嗎？
可是，竟有多少人在極力忘掉這一切呀！（而且他們從前既不是意志薄弱之輩，也不是愚昧鄙陋的人啊。真想不到！）他們想盡快地忘掉！忘得乾乾淨淨！徹底忘掉這一切，就像根本沒有發生那回事一樣！
文德爾施坦說：「一般地說。總是不願回憶它。這也可說是某種保護性反應吧。」普倫曼說；「說老實話。我不願意見到從前勞改營裡的熟人，免得勾起關於過去的回憶。」c·a·列索維克說：「從勞改營回來那天起，我就努力不回憶過去。您知道嗎，我幾乎作到了這一點！（在《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問世之前。）」c·a·都達林這個人我早就瞭解，一九四五年我在盧賓卡監獄住的那間牢房在我之前就是他住的。我向他提起同牢房的其他人，還提到我從前不認識的、同他住過同一牢房的人。而他卻回答說：「可我倒是在努力忘掉所有同我一起坐過牢的人！」（既然如此，我當然無須再回答他的問話了。）
我能理解原先勞改營中那些正統派分子為什麼極力躲避勞改營時期的熟人。他們已厭倦於一個人衝著一百人狂吠了，那時期的回憶對他機來說過於沉重。況且，一般地說，現在接觸我們這些不純正的、．思想覺悟範的人對他們有什麼用呢？再說，假如不忘掉過去，不原諒過去，不回到原有狀態的話，他們還算什麼思想忠誠分子呢？正是為了這個，他們才一年四次呈文叩請，苦苦哀求的呀。「恢復我吧！讓我回來吧！我過去好好幹，今後還要繼續好好幹！」他們想恢復的是什麼呢？首先是恢復黨證。還有資歷卡片、黨齡、功績。
宣告無罪，恢復名譽，
頭上的黨證發出暖人的氣息。
而勞改貸的經歷對這些人來說則像是某種有毒的髒東西，必須儘快擺脫它。他們想：即使把勞改營的經驗好好抖一抖，洗滌、清理一番，難道能夠找出一點點貴金屬來嗎？
列寧格勒的老布林什維克瓦西里耶夫就是一例。他蹲過兩個十年（每次都連帶五年剝奪政治權力）。現在他領到了共和國級的個人特定養老金。所以，他便說：「我現在生活完全有保障。我要歌頌我們的黨和我們的人民。」（妙極了！似乎只有《聖經》裡的約伯才這樣歌頌過上帝：上帝，感謝你踢給我們潰瘍、瘟疫、飢餓、死亡、屈辱！歌頌你！光榮歸於你！）不過，這個瓦西里耶夫也並不是遊手好閒的，他可不是個單純的消費者，他說；「我現在是反寄生蟲鬥爭委員會成員。」也就是說還在拼著把老骨頭幹著當前主要的破壞法制的行為。看吧，這就是「思想純正者」的面貌。
我也可以理解從前的告密者——眼線們為什麼不希望回憶和見面：他們擔心受到指由、受到揭露。
但是對其他人來說呢？這是因為奴性太深？是害怕再次進去而自願作出的保證？娜斯堅卡·維當年可不是平平常常地走進監獄時。她是帶著拒捕時的槍傷進去的，可如今她用兩隻拳頭緊壓著太陽穴對我說：「要忘掉它，像一場夢一棒，忘掉，忘掉勞改營裡經歷的那些幻覺。」古典語文學家阿·德，按照他的工作性質，是要對各種古代歷史場景作出理性的汗量的。可是為什麼他也命令自己「忘掉一切」？這樣他在整個人類歷史中能夠領悟到什麼？
葉夫根尼婭曾在一九二一年被逮捕關進盧賓卡監獄，當時她還沒有結婚．一九六五年她向我講了這段經歷，講完後卻補充說。「我婚前婚後對我死去的丈夫一直沒講過這件事。忘了……」忘了？對一個同她生活了一輩子的最親近的人忘了講？照這麼說，把我們關在監獄裡的時間還是不夠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