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姆一澤還是能夠根據某種更高的法則高聲為自己辯護說：你們進行的這一切戰爭難道不都是因為最高政治家們的愚蠢才發生的媽？！難道希特勒之所以會侵入俄國不是由於愚蠢，不是由於他本人的愚蠢，由於斯大林和張伯倫的愚蠢而造成的嗎？！可是現在你們卻要派我去死？！難道是你們使我降生到這個世界上來的嗎？
人們（甚至就是那個團裡的人！）會反駁我：如果他這樣看，那就該早在兵役局給他穿上漂亮軍服的時候宣告這一點，而不該到了抱住大樹的時候才說！是的，從邏輯上我並不想替他辯護，從邏輯上我也應該蔑視他，恨他，應該在同他握手之後感到厭惡才對。
但是，我卻一點也沒有這類感覺！這是否稅為我不是那個團的人，沒有體驗到當時的境況？還是因為我想到了那個團的命運實際上還取決於其他上百種因素呢？或者因為我從未看到姆一澤趾高氣揚的樣子，只看到了他陷於絕境的樣子呢？我們每天見面都誠摯地熱烈地握手，我一次也沒有感到有什麼不體面的。
一個人在一生中會發生各種各樣的變形！他可能變成對自己和對別人來說都是完全另外一個人！而我們卻往往根據命令，根據法律，根據一時心血來潮，或者由於自己的盲目，而心甘情願地、高興地拿起石頭朝著那個完全不同的人的其中一個打擊。
但是，假如你手中的石頭掉下來呢？……假如你自己陷入深重的災難中呢？那時，你就會產生某種新的觀點了——對罪行，對罪人，對他人和對自己，都會產生某種新的觀點。
在這本厚厚的書裡我講了許多寬恕的話。人們以驚奇而憤怒的口吻反駁我：還有個界限沒有？總不能對什麼人都寬恕吧！
我回答說：並不是什麼人都寬恕。我只寬恕倒下的人。只要那個偶像還高踞在統治者臺上，額上顯出一道無上威嚴的皺紋，還在冷酷無情地、隨心所欲地糟踏我們的生活，那你就給我挑選更重些的石頭吧，不，讓我們十個人一起抬起一根大原木來朝他撞去！
但是，當這個偶像一旦滾落下來，一旦倒在地上，當這大地的撞擊能使悔悟的犁耙在他臉上耕出第一道犁溝時，那就放下你舉起的石頭吧！
因為他自己正在回到人類中來。
不該剝奪神指給他的這條道路！
除了上述種種之外，總的說來，我們科克切列克作為一個流放地，也同整個南哈薩克和吉爾吉斯地區一樣，還算是比較優越的。這是流放到有人居住的村莊，這裡有水，土地也不是最壞的（如果是楚河流域，庫爾代地區，土地還很肥沃呢）。許多人能夠被分配到城市裡（留在江布林、奇姆肯特、塔拉斯，甚至留在阿拉木圖和伏龍芝），而且這些人的無權地位同其他公民比較起一來並不很突出。這些城市的物價便宜，比較容易找到工作，尤其在那些工業市鎮。因為當地居民對工業、手工業和腦力勞動向來不感興趣。即使那些落到農村的人，也不全被無情地趕進集體農莊。科克切列克村共有四千人口，大部分是流放者，但只有哈薩克人參加集體農莊勞動，其他人大都在農業機械站或別的什麼地方找到個職位，工資雖說不高，但都可以分到四分之一公頃水澆菜地，可以養牛羊，餵豬。有一批西部烏克蘭人是經過五年勞改營之後作為行政流放被送到這裡的，他們的情況很能說明問題。他們給當地的建築公司做土坯，勞動相當艱苦。但他們認為，儘管這個地區氣候乾旱，土地是粘土，澆水不足莊稼會枯死，但這裡沒有集體農莊，生活比在可愛的烏克蘭沃土上的集體農莊裡要好過得多。因此，當他們接到釋放命令時，竟一致決定永遠留在這裡。
科克切列克的行動人員很懶惰；這可以說是哈薩克人的普遍懶惰性格中唯一對我們有利的一點。我們中間也有告密考，但我們卻感覺不到這些人的明顯威脅。
行動人員和告密者的無所作為，制度變得溫和起來，這主要是因為赫魯曉夫時代的到來。時代的這種力量，經過多級傳動裝置的撞擊和搖晃之後雖然大大減弱了，但畢竟還是傳到了科克切列克。
起初，是用「伏羅希洛夫大赦」進行欺騙。（雖然大赦是由共同執政的「七諸俟」釋出的，但在古拉格群島上我們把它稱為「伏羅希洛夫大赦」。）雖然一九四五年七月七日斯大林就曾戲弄過政治犯，但那次教訓不夠深刻，早已被人遺忘了。流放地也同勞改營裡一樣經常開著「小道訊息」之花。現在又有人在暗地傳說要大赦了。盲目信仰的力量是驚人的！就拿h·h·格列科娃來說吧。她經過十五年的折磨，兩次被判刑，可她這時竟在她小土坯房的牆上掛起了一張伏羅希洛夫的照片，而且相信它會帶來奇蹟。說來也怪，奇蹟果然發生了！政府就是以伏羅希洛夫的名義和簽字又嘲弄了我們一次。那是一九五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的確，在一個為悲痛所震驚的國家裡，為悲痛所震驚的統治者們為什麼恰恰必須在一九五三年三月把罪犯們釋放出來呢？這件事表面上不可能作出合理解釋。難道只因為感覺到日子不好過了嗎？安葬斯大林之後，他們就開始收買人心了。提出的理由’是：「由於我國已經根除了犯罪現象」！（既然如此，監獄裡關的是些什麼人？那豈不無人可赦了？！）但是，他們照舊站在斯大林的水平上，仍然奴隸般地沿著同一條思路思考，所以他們只對流氓和土匪實行大赦，對第五十八條犯人的赦免則只限於「五年刑期以下的人，包括五年刑期的在內」。不瞭解情況的人會根據正派國家的作風推斷，會認為規定「五年刑期以下」就會使四分之三的政治犯回家了。實際上，我們的難友中被判這種「幼兒園刑期」的人最多不過百分之一二。（可是這樣卻放出了大批小偷，使他們像蝗蟲一般撲向老百姓。只是許久之後民警機關費了很大力氣才把那些大赦出獄的土匪重新抓回來。）
我們科克切列克對大赦的反映也很有趣。這裡恰好有一些人是已經服滿五年「幼兒園刑期」的，但滿刑後沒有釋放，而是未經法院判決就強行流放到這裡來了。他們中間有烏克蘭人，也有諾夫哥羅德人，大都是孤獨的婦女和老人。他們最老實．也最不幸。他們聽到大赦的訊息很興奮，以為終於可以回家鄉去了。但是，兩個月後卻接到一紙冷冰冰的解釋：這批人的（補充的、未經法院判決的）流放不是為期五年，而是永久性的，所有流放之前的原五年刑期已不起作用，這些人不在大赦之例……有一位叫東尼婭·卡扎丘克的婦女，她本來是個自由人。她從烏克蘭到這裡來看望被流放的丈夫時，當局為了「整齊劃一」起見把她也填寫成了流放移民。聽到大赦訊息後她向警備司令部提出了請求。但人們「合理地」駁回了：你從未被判過五年刑，和你丈夫不一樣，你的流放沒有期限，所以大赦不涉及你。
這樣的話，什麼德拉古、梭倫、查士丁尼連同他們的法典」就都得統統見鬼去了！……
這樣，誰也沒有從大赦中得到什麼。但是，隨著歲月的推移，特別是貝利亞完蛋之後，真正的緩和卻在不知不覺中悄悄來到了我們這流放的國度。判五年刑期的人被釋放回家。流放者的子女可以到附近的大學去上學了。在工作單位無人再指著鼻子說「你是流刑犯！」。一切都有所緩和。有的流放者甚至得到了職務上的升遷。
警備司令部裡有些辦公桌空了出來。「這位警備部軍官哪去了？」「他嗎？他不在這裡工作了。」警備司令部的編制在壓縮，人員大大減少！態度比從前和氣了。神聖的彙報制度如今也不那麼神聖了。「今天上午沒來按時彙報？行啊，下次再說吧！」忽而給這個民族，忽而又給那個民族恢復了部分權利、流放者可以在本區範圍內自由旅行，申請去其他州的手續簡化了許多。人們越來越多地傳說：「快要放回家鄉了。回家鄉！嚴確實，那些因當過俘虜而被流放的土庫曼人回家鄉去了。接著又放回了庫爾德人。有些人開始變賣房產，房價大大跌落。
還放回去一些「行政流放」的老人，這是因為有人在莫斯科替他們奔走，現在他們恢復了名譽。波動遍及各個角落，所有流放者心裡都熱乎乎地：莫非我們也要動一動？莫非我們也……對
可笑！好像這個制度真會發善心似的。不能相信！勞改營教給我flj的就是：不能相信！我個人更是沒有必要相信，因為在那裡，在宗主國本土，我一個近親好友也沒有，而在這裡，在流放地，我幾乎感到自己是幸福的。也許這只是由於我從來沒有過這麼好的生活吧。
不錯，流放的第一年我被病魔折磨得很厲害，疾病像是監獄看守的盟友，一心要扼殺我。整整一年，科克切列克的所有醫生都不能確診我的病。我勉強支援著上課，睡眠時間很少，食量很小。從前在勞改營寫下來儲存在記憶裡的和到流放地後寫的東西，我都必須儘快寫成文字並埋在地下。（啟程去塔什干的那個夜晚，一九五三年的最後一個夜晚，我記得十分清楚：我感到自己的全部生命和全部文學活動就要結束了。真嫌太短，太少！）
可是，病好了。這才開始了我長達兩年的真正美好的流放生活。只在一點上有些苦悶，感到美中不足，便是我沒能結婚：這期間我未能找到一個能夠把這孤獨之身託付給她、把我的全部寫作和秘密寶藏託付給她的婦女。儘管如此，這整個期間我的情緒高昂、飽滿，我是幸福的，沒有感到不自由。學校裡分上下午兩部上課，我願意教多少節課就教多少節，我在教課中找到了幸福。我的課從不使學生感到厭倦乏味。每天我還可以抽出些時間來寫作，而且在這段時間裡精神從來不緊張：剛一坐下，筆下的字就自然地一行一行寫出來。每到星期天，只要不趕我去替集體農莊創蘿蔔，我就一直寫作，全天時間都用在這上面！我還同時開始寫小說（十年之後被查封了）。我還有許多素材，夠我寫很長時間的。至於出版，反正得在我死後。
我手頭有了些錢，便首先買了一所單獨的僻靜的小土房，定做了一個堅固的寫字檯。晚上仍睡在那兩隻空木箱上。我還買了一架能收短波的收音機，夜間把窗簾拉起來，把耳朵貼在收音機上，透過瀑布般的干擾聲捕捉那微弱的、禁止我們收聽的西方廣播，傾聽著渴望聽到的訊息。聽不清的地方就只好按它的思路自己補充了。
幾十年的謊言把我們害得好苦，如今哪怕是支離破碎的真相的一些小小片斷也都是我們所渴望得到的！不然的話，便不值得花費這許多時間了；西方在患幼稚病，它已經無力繼續以其智慧和堅定精神豐富我們這些群島上成長起來的人們了。
我的小土房位於村鎮的最東頭。籬笆外面就是灌溉渠道，草原。每天早晨可以看到地平線上的日出。草原上只要有點微風，就足夠人敞開胸膛盡情呼吸了。黃昏和夜晚，不管是明月當空還是漆黑，我都同樣在草原上散步，忘情地呼吸草原的空氣。土房周圍一百米之內沒有其他住宅。
我已經安於這種生活。就算不是「永久」吧，至少也準備在這裡住上二十年（我不相信完全的自由會在二十年內到來。我是有些估計錯了）．我似乎已不想再到別處去（儘管一看見俄羅斯中部的地圖就抑制不住心潮起伏）。對我來說，整個世界並不是外在的世界，不是那個吸引人的世界，而是我親自經歷的那個世界，它就在我的體內。我的全部任務就是要描寫那個世界。
我感到自己很有信心。
當年拉季舍夫的好友庫圖佐夫在寫給被流放的拉季舍夫的信中有這樣一段話：「我的朋友，我對你說這些話是很痛苦的，但我還是要說……你的處境也有它有利的一面。你現在遠離一切小人，同一切令人目眩的事物隔絕，這樣，你就能夠更好地……在你自己的世界裡漫遊了；你可以冷靜地觀察自己，從而也就可以對於那些以前往往是透過虛榮和世俗的帷幕看待的事物作出偏執觀念較少的判斷。這樣，或許很多東西將會以嶄新的面貌呈現在你眼前。」
正是這樣。我十分珍視這種得到淨化的觀點，因而我也完全自覺地珍視我的流放。
可是，流放本身卻越來越不穩定，它已開始動盪。警備司令部現在簡直變得可以說和藹可親了。它的人員進一步減少，對逃跑者現在規定只判五年勞改，實際上五年也不一定判。對一個又一個的民族宣佈今後不必定期向警備司令部彙報，隨後又批准他們返回故鄉。喜悅和希望擾亂了我們流放地的寧靜。
突然，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一九五五年九月又來了一個「阿登納大赦」。在這之前，阿登納訪問莫斯科時曾徵得赫魯曉夫同意釋放所有的在押德國人。尼基塔（赫魯曉夫）便下令釋放他們。可這時忽然發現有點荒唐：德國人倒是全釋放了，而給他們幫過忙的俄國人卻仍在眼長達二十年的刑期。但是，這些人大就是在德國人佔領時期當過偽警察和村長的，還有弗拉索夫分子，公開宣佈赦免他們又似乎不妥。怎麼辦？最簡單的還是按照我國言傳工作的一般原則辦事：微末小事大叫大喊，重要事件一筆帶過。於是，十月革命後幾十年來最大的一次政治大赦就在一個不是＃目的、「什麼也不是」的普通日子——一九月九日宣佈了，只在《訊息報》一份報紙上發表，而且不登在第一版上，也沒有發表任何評論和文章。
噢，怎能叫人不激動呢？我看到了「關於赦免曾同德國人合作的人員」的訊息！怎麼會這樣？那麼我呢？這與我無關？因為我本來一直在蘇聯紅軍中服役？算啦，見你們的鬼去！這樣我就更心安理得了。這時我的朋友列·季、科佩列夫從莫斯科寫信來說，他憑著這項赦免令在莫斯科警察局爭得了臨時落戶的權利。但是，很快警察局又把他傳去了。「你是在同我們搞什麼鬼名堂？你並沒有同德國人合作過呀！」「是沒有。」「那就是說，你一直在蘇軍中服役？」「是的。」「那麼，二十四小時之內你滾出莫斯科去！」當然，我的朋友還是沒有走，可是，他寫道：「晚上十點之後就有些提心吊膽，一聽見大門鈴響就擔心是來趕我走的。」我可是很高興：我這裡有多好！把手稿藏起來（我每天睡覺之前都把它藏起來）就可以像天使般睡覺了，高枕無憂！呆在這潔淨的沙漠地帶，我想象著首都那熙熙攘攘、紛亂嘈雜、追求虛榮的生活。那裡一點也不吸引我。可是莫斯科朋友們的來信卻極力敦促：「你怎麼想的？為什麼還呆在那裡？……應該要求複查你的案件！現在正在複查！」我為了什麼呢？……在這裡，我可以整小時地觀察螞蟻的生活：它們在我的房基土坯上鑽出一個洞來，排著隊把自己的貨物——一顆葵花子皮搬運進洞儲備過冬，它們並沒有班長、看守和勞改營的長官管理。忽然，一天早晨，雖然房前扔著不少瓜子皮，可是螞蟻卻不出來了，原來是它們預先就知道今天要下雨。儘管晴朗的天空和陽光沒有一點下雨的跡象，但它們卻老早就知道了。雨後，雖然天空還佈滿陰雲，可它們卻出來勞動了：它們確切地知道今天不會下雨。在這裡，在這寂靜的流放生活中，我彷彿確切看到了普希金生活的真實道路：他的第一件幸福是被流放到南方來，第二件，也是最大的幸福是流放到原籍米哈依洛夫斯科耶村。他本應該在那裡一直住下去，哪裡也不去就好了！不知是什麼命運把他又拉到彼得堡去？又是什麼劫數推動他結婚的呢？……但是，凡夫俗子的心很難始終聽從理智的聲音。一塊小木片很難不漂向整個水流流去的方向。
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開幕了。關於赫魯曉夫的報告我們很長時間毫無所知。（到了給科克切列克的人們傳達它的時候，也還是對我們這些流放者保密的。我們是從英國b·b·c·電臺得知的。）但是，只須普通公開報紙上刊登的米高揚的一句話，對我來說已經足夠了。他說，這次代表大會是多少年來「第一次列寧式的代表大會」。我立即明白：我的敵人斯大林倒了，這就意味著我正在起來。
於是，我寫了複查申請書。
春天，便開始取消對觸犯第五十八條的全體囚犯的、刑滿之後的流放刑了。
這時，我才拖著病弱的身軀離開清澈的流放地，進入了混濁的世界。
當一個原來的囚徒從伏爾加河東回到了河西，當他乘著火車整日在俄羅斯中部＿片片小樹林間穿行，這時他會有什麼感觸？這就不是本章所要寫的內容了。
同年夏天，我在莫斯科打電話詢問檢察機關對我的申訴有無答覆。接電話的人叫我掛另一個電話，然後我聽到了偵查員的聲音：他用友好的憨厚語氣請我到盧賓卡的機關去談一下。我來到庫茲涅茨橋大街著名的傳達室，人們叫我在這裡等一等。我猜測這時已經有某人的眼睛在注視著我，在研究我的面部表情了。我內心感到緊張，但卻作出一副和善的、疲憊的表情，似乎無心地看著一個正在接待室玩耍的、並不很好玩的小孩。我的猜測是正確的1穿著便服的新偵查員正站在一旁註視著我！當他已經確信我不是一個兇猛的敵人時，這才走到我跟前來，十分愉快地把我領進了龐大的盧賓卡大樓。一路走著，他已經在不住嘆息了：看他們（是誰？？）把您的生活糟踏成了什麼樣子，妻離子散！可是，白天也開著電燈的、悶熱的盧賓卡大樓走廊還是老樣子，還是當初我被押著走過時的樣子，那時我是剃光了頭、腹內空空、幾夜沒有睡眠，衣服上的鈕釦被扯掉、兩手倒剪著的。「辦理您的案件的那個偵查員叫葉澤波夫，我知道他。您怎麼遇到這麼個野獸呢？現在他已經被撤職了。」（他現在大概正坐在隔壁的偵查室裡，也正在同樣罵我面前這位新偵查員……）「我原先是在海軍的反間諜組織‘死滅爾施’工作的，我們那裡可沒有這麼搞！」（從你們那裡出過一個叫留明的人！你們那裡還有過一個叫列夫申的偵查員，有過一個叫利賓的！）但是，我天真地對他不住地點頭：那當然嘍！他甚至還提到我在一九四四年說過的關於斯大林的俏皮話，並且說：「您的話很中肯！」他全清楚，他全贊成，只有一點使他感到不安，他說：「您在《第一號決議》裡寫著：‘所有這些任務，沒有組織是不可能完成的。’您莫非是想建立一個組織嗎？」
「不一是！」我事先已經周密地想過這個問題。「‘組織’不是指人們的集合體，而是指以國家的方式實行的一系列措施。」
「哎呀，哎呀，是這個意思！」偵查員高興地表示同意。
這一關過了。
他稱讚我描寫前線生活的短篇小說，這些小說原來也都是作為罪證歸入檔案的。他說：「這根本不是什麼反蘇維埃的東西！您想要的話，都可以拿回去，還可以去試試能否發表。」但是，我卻用一種病人的、幾乎是垂危病人的聲音謝絕了他的建議；「哪裡的話！我早把寫作忘掉了。如果還能活幾年，我想研究點物理。」（物理學是我們時代最時髦的嘛！這種遊戲現在很時興，今後我就要同你們做這種遊戲了！）
捱了打的不必哭，未捱打的應該哭！監獄總應該教會我們一點什麼吧。至少總該教會我們在「契卡格勃」的面前應該保持什麼態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