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不止這些。如今不僅行動特派員和勞改營其他主人召喚人的時候人們不敢去了，而且人們也不再敢隨隨便便往營區郵商或上級設的申訴意見箱裡投個信封或一張寫了字的紙了。每當需要投一封信或投寄什麼申訴書時，人們總要先拿給別的人看看：‘喂，你可看看，檢查一下，這可不是告密信．來，跟我一起投進去吧！」
現在，勞改營當局變得既聾又瞎了！表面上，大肚皮少校和他的副手普羅高菲夫大尉（也是個大肚皮）以及所有看守仍舊自由地在營區走來走去，毫未受到威脅，照舊在我們中間走，盯著我們。但他們卻什麼也看不見了！因為如果這裡沒有告密者，穿制服的人是什麼也看不見、聽不到的：在他走近之前人們就不說話了，轉過身去，藏起來或者走開了……也可能旁邊就有渴望著出賣同伴的忠實情報員在那裡著急，可是他們中間沒有人敢於發出任何一個暗號。
幾十年來無所不知、無所不曉的機關賴以建立其成信和榮譽的那個情報機器現在失靈了。
表面上，還是那些作業班組，囚犯們還是到原先的工地去勞動。（我們這時已經商量好要對抗押送的衛兵。我們不允許他們調整我們五人一排的隊伍，不讓他們在中途點數。我們達到了目的。一旦我們中間沒有了眼線，連衝鋒槍手也顯得無力了。）我們也勞動，做到一般地完成任務。回生活區的時候像從前一樣讓看守搜身（可是，刀子卻從來未被發現過！）。實際上，現在把人們維繫在一起的已經不是勞改營當局硬性拼湊的勞動班組，而是別的人類聯合體，首先是民族。產生了眼線們無可奈何的民族中心：烏克蘭人的、穆斯林的、愛沙尼亞人的、立陶宛人的。而且這些中心得到了鞏固。這些中心沒有人選舉，但是它們按照年齡、智慧、受迫害的程度等等十分合理地自然形成了，所以它在本民族的人們車間享有不容置疑的威信。顯然。也成立了各個中心的聯合機構，類似所謂「民族協商會議」之類的東西。
這裡應該及時說明：並非一切都像勾畫主流時所看到的那樣純淨而順利、也有過一些所謂「溫和派」和、「極端派」之類互相競爭的集團已自然，這裡也有個人之間的好惡和感情成分在起作用。個別想當「領袖」的人的自尊心在作祟。有些年輕的「牛犢子戰鬥員」還很缺乏必要的政治素養，其中某些人只想到自己既然於這份」差事」，就應該吃得好些，他們為此就直接去威脅衛生所的炊事員，要求給他們開額外的病號飯，如果炊事員拒絕，他們就把炊事員殺死，不顧什麼道義標準——已經幹慣了，而且有刀子和麵具在手嘛！總之。在這個健全的核心中也慢慢開始滋生蛀蟲了——它幾乎是古今中外一切革命運動中司空見慣的、不足為奇的。必然會有的附屬品！
也發生過一次單純的差錯。一個詭計多端的眼線不知怎麼嗅到了氣氛。因此，他睡覺時再三懇求一個愛勞動的老實人和他換換床位、老實人同意了。第二天早晨那個老實人被殺死在床上。
儘管有這一類偏差．但大方向始終十分明確而清楚，並且也取得了預期的社會效果。一勞動的作業班組還維持原樣，數目還是那麼多，可是，奇怪，勞改營裡感到缺少班長了！這對古拉格群島來說也是前所未有的現象！。起初。這種「人員流失」現象是自然的：有人住進了醫院，有的人刑期快滿、被調進總務大院了。但過去派工員周圍總是有一群貪婪地想撈到這個職位的人在等待著：為取得班長職位還要送一塊黃油，送一件絨線衫呢！現在，不但沒有人再貪圖班長職位，反而是有些班長每天跑到政工處去磨，請求儘快撤掉他。
如今，隊長們從前用的那一套工作方法——壓制、強迫——已經失靈了，可又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夠很快地想出一套新方法來的。班長的人選越來越成問題，以至於派工員不得不親自到工棚同大家一起抽支菸，聊聊天，順便向大家請求。「小夥子們，作業班總不能沒有個頭頭吧。這可不像話呀！嗯？你們隨便選一個吧，選出來，我們馬上批准！」
後來，這種情況更嚴重了，因為一些班長開始往加強管制棚裡逃跑，好在石砌的監獄裡找個藏身之處1不只是班長，還有象阿達斯金之類的施工員吸血鬼，還有一些眼線，他們在暴露之前或者在感到事情不妙、名單就該輪到自己的時候，也會大吃一驚，急忙逃跑到加強管制工棚裡去！這些人直到昨天還在人群中裝好人，還在言語和行動上表示自己贊成正在發生的一切變化（囚犯中間誰敢不這麼說！），昨天晚上他們還同大家一起睡在公共工棚裡（其實，昨晚睡著了嗎？是不是在那裡緊張地思考對策，隨時準備著閃開刺過來的刀子，並在暗中發誓這是最後一晚住在這裡了呢！？），可是今天卻突然不見了。於是，值目的囚犯得到命令：把某人的東西收拾一下，送到加強管制工棚去！
這是特種勞改營生活中的一個新時期，它既可怕，又有趣。現在不是我們逃跑，而是他們從我們這裡跑掉；從而使我們這裡淨化！這是這個世界上一個空前的、不可想象的時期：那些昧了良心的人夜裡不能安安穩穩地睡覺了。報應已經不再等到來世，不等待歷史作出判決，而是一把刀子明天早晨就會使你得到報應，這報應是可以感覺到的，活生生的。光明正大者感到腳下的營區土地柔軟而溫暖，叛徒則感到腳下的土地像針氈，像在燃燒！這種情況只有在童話裡可以想象得出，而對於營區以外的空間，對於我們的外界自由社會來說，則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是過去從未看到過，或許將來也不可能看到的。
陰森森的石砌加強管制工棚早已經擴建完了。小小的窗孔外面裝著罩鬥。它陰冷、潮溼、黑暗。周圍是大厚木板築接起的堅固圍牆。勞改營主人為了關押那些不聽話的、逃跑的、頑固不化的、牢騷滿腹的勇士們而精心建造了這加強管制工棚，不料如今它竟忽然不得不接受眼線、吸血鬼和兇惡的打手來休息養老了！
應該說，第一個想到去找契卡人員的人，想到憑著自己長期忠實的效勞而請求他允許自己躲進石頭房子。從而逃避人民那憤怒懲罰的人，還是相當聰明的。人們自己要求住進更嚴格的監獄，不是逃出監獄，而是逃進監獄，自願地同意不再呼吸新鮮空氣、不再見到陽光，——這種情況似乎歷史上還沒有發生過呢！
勞改營首長和行動人員對於最初逃進來的幾個人表示了同情，倍加愛護地把他們收留起來；畢竟是自己人嘛！給他們在加強管制工棚裡挑選了最好的房間（一些說話刻薄的人把這種地方叫作「儲藏室」），給他們發了床墊子，命令把他們屋裡的爐子燒暖和點，允許他們每天出來散步一小時。
但是，「繼第一批聰明人之後，不那麼聰明但卻同樣渴望活下去的人們也跟上來了。（某些人逃跑時還沒法替他保留面子：誰知道呢，說不定將來還得回來同囚犯們住在一起？大輔祭魯德丘克逃進加強管制棚之前就有過一場表演；晚上熄燈號之後，幾個看守突然來到他的房間表演了一場嚴格搜查的戲，甚至連床墊子都撕開了，然後就「逮捕」了魯德丘克並把他帶走了。不過，囚犯們很快就確切地得知，這位喜愛繪畫和吉他琴的驕傲的大輔祭也住在擁擠的「儲藏室」裡）眼看這種人已經有十名，十五名，二十多名了！（我們用勞改營長官的姓給他們命名為「馬切霍夫斯基班」。）於是，不得不壓縮有效面積而開闢第二個「儲藏室」。
不過，眼線只有當他們混在群眾中間而沒有被發現的時候才是需要和有用的。眼線一旦被發現就一錢不值了，他們再也不能在這個勞改營裡起作用。因此，現在只好讓他們在加強管制工棚白吃飯。他們又不去參加勞動，毫無益處。不行，就算內務部對他們慈善吧，也總有個限度吧！
於是，當局就制止了這股求救的水流。來遲了的。對不起，你就留在工棚披著羊皮等待那一刀吧。
告密者也像是擺渡的船伕：這時需要你，事後不相識。
勞改營當局關心的是對應措施，是怎樣才能制止囚犯們這可怕的運動，並且挫敗它。他們習慣於做的，也是他們實際上抓的第一件事就是起草命令。
這些掌握著我們的身心的人們最不願意承認我們的運動是政治運動。因此，在那些氣勢洶洶的命令中他們把已經開始的這個運動統統稱之為匪徒活動（這些命令由看守們到每個工棚裡來宣讀）；，大概他們覺得這樣稱呼比較簡單、容易理解，也更親切吧。不久前，他們把真正脫匪徒冒充「政治犯」送到我們中間來當「眼線」，現在呢。相反，政治犯——第一次成為政治犯的人——卻又被叫作「匪徒」了。命令裡只是籠統地宣佈：一這些匪徒必定會被發現（眼下還一個也沒有發現！），而且（更沒有把握地說）這些人將會被處決！命令裡甚至號召囚犯們起來譴責匪徒們並同他們進行鬥爭！……
囚犯聽完傳達之後，各自暗笑著散去。「勞改營軍官們不敢把政治性的東西稱為政治性的（雖然三十年來一向是不管偵查什麼案件都任意扣上「政治」帽子的）。這使我們感到了他們的虛弱。
這確實是虛弱！把運動稱為匪徒行為，這實際上是他們的一個詭計。這樣一說，勞改營當局就沒有責任了。否則，它怎麼竟然使得勞改營裡發生了政治運動呢！？這樣說的好處和必要性是大家都能理解的，因而上面也開始使用這種提法了：從州內務局和勞改營管理局到勞改營管理總局和內務部本身都是這麼說。一個非常害怕公開報道訊息的制度必然會喜歡同樣地欺騙自己。如果被殺死的是看守或軍官，那他們就無法迴避適用第五十八條第8分條《恐怖行動》，不過，那他們也就可以很容易地判處槍決了。現在，他們看到另一種誘人的可能性：可以把特種勞改營里正在發生的事情描繪成「狗咬狗的戰爭」（「母狗戰爭」），這是震撼過整個普通勞改營的，也是由古拉格群島的領導當局自己發動起來的戰爭。
「狗咬狗的戰爭」值得在本書中單獨寫一章，但為此還需要收集許多材料。我只好請讀者去閱讀瓦爾拉姆·沙拉摩夫的研究報告《罪惡世界隨筆》，雖然那裡面寫得也不夠全面。
簡單地談談吧。「狗咬狗的戰爭」（「母狗戰爭」）大約爆發於一九四九年（經常發生的小偷與「母狗」〔狗腿子〕之間個別人的互相殘殺又當別論）．一九五———一九五二年間曾大打特打。那時，盜賊世界分化為各色人物的小集團：除了純粹的小偷和「狗腿子」之外，還有：不擇手段派（「不擇手段的竊賊」）、所謂「馬赫諾分子」、大撈派、釀酒派、「小紅帽」、魔手派、帶棍派以及其他種種。
到了五十年代那個時期，勞改營的領導蘇門已經不大相信那絕對正確的理論所教導的改造刑事犯的辦法了。因此，它似乎下決心要擺脫這一負擔，於是它便開始玩弄「分而治之」的手段：忽而支援這一派，忽而支援另一派，利用受支援的派別的刀子去幹掉另外一些人。這種屠殺曾公開地、大規模地進行。
後來刑事慣犯中的兇手們也學會了對付辦法：他們或者借他人之手殺人，或者親自出馬，事後強迫別人承擔罪責．一些年輕的普通犯人和當過兵或者當過軍官的人，在可能被殺的威脅下，不得不把別人的殺人罪承擔下來，從而按第五十九條第3分條「匪徒行兇罪」被判二十五年徒刑。而那些盜賊團伙的頭頭們卻在一九五三年依據「伏羅希洛夫」大赦令像沒事人一樣釋放了。（不過我們也不必進住：後來他們又一次次地進了監獄．）
當我們的報刊上又掀起一陣風，並且刊登一些奢談改造的多情故事時，字裡行間偶爾也會透露一些關於勞改營殘殺事件的訊息（當然是十分模糊不清而且不真實的）。這些訊息中往往故意地（為了對歷史進行隱瞞）把「狗戰」和特種勞改營裡的「屠宰」以及其它一些原因不明的殺人混為一談。勞改營題材是大家所感興趣的，人們都貪婪地閱讀這類文章，但是從這些文章裡卻什麼也弄不懂（正是為了這個目的才寫這些文章的）。例如，一九五九年七月《訊息報》上就發表過一篇疑點百出的所謂記實性中篇小說，出自記者加利奇之手。裡面說，主人翁科西赫從勞改營裡寫了一封長達八十頁打字紙的申訴信，感動了最高蘇維埃。（第一，請問，科西赫哪裡來的打字機？是從行動人員那裡借來的嗎？第二，誰會去讀這長達八十頁的東西？還沒有看完第一頁就該打呵欠了。）並且說這個科西赫曾被判刑二十五年，是由於在勞改營裡的案件被第二次加刑的、那麼究竟是由於勞改營裡的什麼案件？為了什麼增加刑期的？說到這裡時作者加利奇表現了我國新聞記者的一般特點：含糊其辭，叫人摸不著頭腦。讀者不明白：科西赫究竟是在狗咬狗的鬥爭中殺了人，還是犯了殺死眼線的政治性殺人？但是，問題也就發生在這裡了：如今在回顧歷史的時候，人們把一切殺人都混為一談，統統稱之為匪徒行為。請看這家中央報刊是如何科學地解釋這一點的吧：「貝利亞的走狗們（是啊，一切都往「大灰狼」身上推吧，總不會錯，大灰狼什麼都能承擔下來！）當時在勞改營裡掌握著權力。（當時？那麼在這之前呢？現在呢？）那些本來應該認真執法的人卻用自己的肆意妄為代替了嚴明的法律。（怎麼回事？違背唯一的指令？誰敢這樣做？）他們千方百計地在囚犯之間排技山間，製造仇恨（著重點是我加的，這句話倒是實話。———作者注）（利用眼線的辦法當然也包括在這個提法之內了）。那是一種畸蠻的、無情的、人為地煽動起來的仇恨。」
想用判刑二十五年的辦法來制止勞改營裡的殺人事件，自然是辦不到的，因為殺人者本來就已經被判二十五年了。於是，－九六一年又頒佈了新命令：在勞改營裡殺人者處死刑，當然也包括殺死眼線的人在內。赫魯曉夫釋出的這條命令倒是斯大林時期的特種勞改營所需要的。
他們就是這樣給自己塗脂抹粉的，但是因此也就失去了槍斃勞改營內的兇手的權利，也就是說，不可能採取有效的對應措施了。他們無法制止這場越演越烈的運動。
釋出的命令沒有奏效。囚犯們並沒有代替自己的主人去進行譴責和鬥爭。因而勞改營當局便採取了第二項措施：對整個勞改營實行懲戒管理制度！這意味著，所有日常的自由時間，即除開勞動之外的全部時間，包括星期天，我們都必須像在監獄裡一樣被鎮在屋裡，必要時使用馬桶，飯也在工棚裡吃。人們用大桶把粥和爛菜湯送到工棚裡來，食堂裡空無一人。
這個辦法使人很難忍受，不過，它沒有繼續多久。我們在工地上完全變得做做散散了。不久，煤炭托拉斯叫了起來。更主要的是這給看守們增加了一項額外負擔：他們現在不得不經常在勞改營裡拿著鑰匙從這頭跑到那一頭，一會兒要給倒馬桶的衛生值日開門關門，一會兒要開飯，一會兒又要把病人押送到衛生所去，再從衛生所押回來……
勞改營當局原來指望我們受不住這種嚴格的制度，因而會恨那些殺人者，把他們招供出來。但是我們大家都有精神準備，認為忍受一下還是值得的。當局的另一目的是：現在每個工棚總是關著，這樣就可以防止囚犯跑到別的工棚去殺人，而本工棚裡的人總是容易找到的。可是，又發生了一起殺人事件，又是一個兇手也沒有找到，大家還是都「沒看見」，「不知道」。接著又在工地上把一個人的腦袋打了個窟窿。這就更是關閉工棚所不能解決的問題了。
懲戒制度廢除了。又想出另一個辦法：修建一道「萬里長城」——一道大牆。這道牆的厚度是兩塊土坯長，高四米，就修在勞改營區中部，用它把營區分割為兩部分，但暫時先留下一個豁口。（這個計劃適用於全部特種勞改營。其他許多營已經把整個營區部分割成若干小區了。）這道牆對於外部的村莊毫無防護意義，因而托拉斯不會支付這筆建築費用，所以整個建築的擔子全落在我們這些囚犯身上：製作土坯．翻曬土坯，搬運、糊牆等全部工作都要我們在星期天和下工回來之後的時間（夏天天長）完成。我們十分討厭這道牆，明知當局叉在準備某種卑鄙勾當，可是不能不幹。我們得到解放的程度還很小啊，只是頭腦和嘴巴解放了，從肩膀直到月間整個身手仍舊和從前一樣陷在奴隸的泥潭中。
釋出恐嚇命令、實行懲戒室制度、修境——這都是一些粗暴措施，完全符合監獄裡的思維方式。可是，突然，怎麼啦？發生了一件誰也沒想到的事：開始把一個又一個作業稅則到攝影室去，給每個人拍照片，態度客氣，而且不是讓你戴著那個狗脖套一般的號碼拍照，不要求你一定把頭擺成固定的角度，而是請你隨便坐下，隨便擺個什麼姿勢，願意怎麼照就怎麼照。那些愛勞動的人們還聽到了文化教育科長「不小心」據出來的一句話：照像是「為了辦理證件」。
辦理什麼證件？囚犯需要什麼證件？……一種興奮的心情在囚犯們中間傳開了：會不會是為了解除看管在準備出入證？會不會是……？也許……？
有一個回家度假的看守回營了。他（當著兇犯們的兩）大聲對別的看守說，旅途中他看見過好幾列火車，滿載著釋放回家的人，被釋放的人們用標語和綠樹枝把列車裝飾起來，高高興興回去了。
天啊！心臟在激烈地跳動！是自，早該如此嘛！戰爭結束後本來應該先從這件事做起的！莫非終於開始做了嗎？
還聽說有人收到了家信，說他的鄰居已被釋放，現已回到家裡！
忽然，有一個已經拍過照片的班被某個委員會傳去談話。要求一個人一個人地進去談。斯大林的照片下面擺著鋪了紅布的桌子，桌旁坐著幾位勞改營軍官。但不僅是他們，另外還有兩個在勞改營從未見過的陌生入，一個哈薩克人，一個俄羅斯人。這些人莊重地坐在桌旁，面帶微笑，在填寫著什麼表格：姓、名、父名、一出生年月、’出生地，接下去不是囚犯已經習慣回答的觸犯刑法多少條、判刑多少年和刑滿日期，而是詳細的家庭狀況。妻子、父母、有無子女、子女的年齡、現住何處、住在一起還是分居。所有這些全都記下來了！……（委員會的成員還時而提醒記錄人員：把這點記下來！把這個情況也寫下來！）、訊問的問題很奇怪，觸及人的痛處，但又令人愉快！聽到這些問題，連那些已變成鐵石心腸的人也很不得大哭一場！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他聽到的一直是那不連貫的嚎叫聲：犯哪一條？利期？判決機關！？突然，這麼一些和顏悅色、嚴肅認真、通情達理的軍官坐在你面前，慢條斯理地、以同情的口吻（是的，正是以同情的口吻！）詢問你隱藏在心靈深處的東西，而這些東西連自己都不敢去觸動它，有時躺在床上和鄰床的人說上一，兩句，或者一兩句也不敢說，……這些軍官（對呀，去年十月革命節前夕不就是這個軍官把你的全家照片沒收掉，給你撕得粉碎嗎！你忘了？現在原諒他了？），這些軍官現在聽到你說妻子已經改嫁，父親已經衰老，已不指望今生能看到兒子時，對你深表同情地嘆著嘴，他們互相交換一下眼色，搖搖頭。
是啊，這些軍官不是壞人，他們也是人，只是因為他們擔負的這種狗差事才……各個專案都已填完，最後對每個人都提出這樣一個問題：
「嗯，那麼你b已希望住在什麼地方呢？是你父母住的地方，還是你從前住的地方？……」
「什麼？我……就住在第七號工棚呀……」囚犯睜大眼睛回答說。
「這我們當然知道！」軍官們笑了。「我們是問。你希望住在什麼地方？比方說吧，假如把你釋放了，那麼給你的證件上該填你要在哪兒落戶呢？」
囚犯感到天旋地轉，眼前是陽光、彩霞……他的頭腦懂得，這是夢，是童話，這不可能，他的刑期是十年或二十五年，什麼也沒有改變，他滿身泥土，明天還要被趕到工地去勞動。但是幾個軍官，包括兩名少校，卻明明坐在面前不慌不忙地、深表同情地繼續在問：
「你到底想上哪兒去，上哪兒？你倒說一個地方呀。」
囚犯的心臟跳得更快了，一種感激的暖流流遍周身。於是他就像個羞紅了臉的男孩要說出自己心愛姑娘的名字似的，說出了內心中的秘密，說出瞭如果他不再是身帶四塊號碼的、可詛咒的囚犯的話，他希望在什麼地方度過自己的餘年。
軍官們把這個地點也記下來了！命令叫下一個人進來。而頭一個人便瘋人似地跑到走廊裡，急不可待地把剛才的事情講給同伴們聽。
隊裡的人一個接一個被叫進屋裡，回答友善的軍官們提出的問題。五十個人中間只有一兩個人苦笑了一下，回答說：
「呆在這個西伯利亞一切都很好，只是氣候熱些。能不能把我送到北極圈內去？」
或者說：
「請您這樣寫上：我生在勞改營，也要死在勞改營，我不知道還有什麼更好的地方。」
軍官們就這樣同兩三個班談了話（全勞改營共有二百個作業班）。勞改營的囚犯興奮了好幾天：他們有的還爭論呢！儘管一半人從未相信這一套。這種時候過去了！委員會後來再也沒有找人談話。其實，給囚犯「照像」並不花費什麼錢，只是用沒裝膠捲的照像機咔嚓一下就行了。但是，要一組軍官坐在那裡親切地向這些面貌可憎的囚犯問話，他們實在受不了。既然受不了，那麼這一無恥的欺騙手段當然也就未能奏效。
（不過，還得承認，這也是一個很大的成就！一九四九年建立這類嚴格管制的勞改營時，當然有過永久性計劃。但是，曾幾何時，一九五一年，它的主人們就不得不煞有介事地表演這類親切的把戲了。還需要有什麼樣的成功呢？為什麼在普通勞改營時代他們沒有被迫作這類表演呢？）
於是，刀子又開始閃光了。
於是，主人們決定：抓人。沒有眼線，他們摸不準應該抓誰，但是，大概總有些懷疑物件和想法吧（說不定還是有人秘密地給他們通訊息）。
一天，收工之後兩個看守來到工棚，像是例行公事一般對某個囚犯說：
「喂，把你的東西收拾一下，跟我們走！」
這個囚犯看了看周圍的同伴，回答說：
「我不去。」
可不是嘛！對於這種極為平常的抓人，或者叫逮捕，我們是從來沒有反抗過的，我們已經習慣於認為這是命運的安排。原來，在這種情況下也有另一種可能性啊：我不去！我們這已經得到解放的頭腦現在終於懂得這一點了！
「為什麼不去？」兩個看守走到眼前來了。
「就是不去！我在這裡待著滿好。」囚犯堅定地回答。
「他應該去哪兒？……為什麼必須去？……我們不放他走！……不放他走！……你們走開！」工棚裡四面八方都說話了。
看守們躊躇了一會兒，走開了。
他們又在其他工棚裡試了試同樣的辦法。結果一樣。
豺狼們明白了：我們已經不是從前的綿羊。現在他們抓人必須藉助於欺騙手段，或者在崗樓裡幹，或者為了一個人而抓全班。想從群眾中把一個人拆走，那是辦不到的。
我們清除了汙穢，我們擺脫了監視和偷聽，我們翻身放眼一看，明白了。我們的人成千上萬！我們是政治犯！我們能夠抵抗！
我們選定了眼線、告來者、叛徒這個環節開刀，抓住這個環節拉斷整個鎖鏈．這選擇該是多麼正確風過去就是我們中間的人在妨礙我們生活。就像古代的祭壇上一樣，他們的血流出來了，我們消解了沉重的詛咒。
革命在高漲。原來似乎一度停息了的革命的微風，如今像颶風一般吹進了我們的胸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