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候科利亞回來了。老頭子也就再沒有提證件的事，只說，他買不起肉，但是招待一杯茶喝還是能夠辦到的。
我們在他這裡大約坐了一小時，他用細劈柴點著火，給我們熱了一點茶，拿出一塊麵包，甚至還切了一塊煉過的脂油。我們談論著額爾齊斯河的河道，得用多少錢買只船，在哪裡可以賣掉它。大部時間是他一個人在說。他用一雙老人的慧眼頗表同情地望著我們。我覺得他好像全都明白，是個真正的人。我甚至想對他吐露真情了。但是，這對我們不會有好處。看樣子他不會有刮臉刀，他那滿臉的鬍鬚就像林中野草一樣。而對他來說，還是不知道真情比較安全，否則，他就有「知情不報」之罪。
我們把小牛肉留給他一些，他送給我們一些火柴，領我們到岸邊，還告訴我們船走到什麼地方要靠哪一邊走。我們離岸後急忙劃開，想在這最後一夜儘可能走得遠些。抓我們的事發生在右岸，所以現在我們儘量靠近左岸走。月亮掛在低空，天氣晴朗，我們可以看見右岸的高坡上有一片樹林，離岸不遠有一隻船也正向下游行駛，但是不如我們的小船走得快。
那是不是行動人員小組的船？……我們的船和那隻船平行了。我決定不顧一切，採取主動。我用力搖槳，把船向那隻船靠過去。
「老鄉，您這是往哪兒去呀？」
「去鄂木斯克。」
「從哪兒來的？」
「巴夫洛達。」
「幹什麼到那麼遠的地方去？」
「搬到那兒去住。」
聽他那「噢」音很重的口音，不像是行動人員。回答問題很痛快，看來是願意搭個伴兒的。他的妻子睡在艙裡，他趁著夜晚打槳趕路。我仔細一看，這原本不是一隻船，是一輛大車改裝的。裡面裝滿傢俱什物，大包小包。
我迅速地盤算著。這是我們在河上的最後一夜，最後幾個小時了，卻有這樣的巧遇！既然他是搬家的，他船上必定是食物、錢、公民證、衣服、甚至刮臉刀，什麼都有。而且哪兒也沒有人抓他們。我們是兩個人，他是一個人（他妻子根本不在話下）。我可以用他的公民證，科利亞打扮一下可以裝成女人，他個子瘦小，臉上沒有鬍子；至於體型，可以偽裝一下。當然，他們也會有皮箱。這對我們裝扮成旅行者有用處。這樣，任何一個汽車司機都會同意把我們帶到鄂木斯克去，今天早晨就能到。
俄國的河上哪個時代沒有打劫的呀？既然是險惡的命運之神這樣安排的、還有什麼別的出路呢？自從我們在河上留下蹤跡之後，這是唯一的、也是最後的機會。當然，不忍心奪走他用血汗掙來的財富，他是有些可憐，但是，誰可憐過我們呢？或者將來有誰會可憐我們呢？
這就是我和日丹諾克一瞬間所想到的。我只輕輕地問了一聲：「嗯？」日丹諾克小聲回答說：「瑪赫瑪傑拉。」
我使船慢慢靠過去。已經開始把他們的船逼近河岸了，岸上是一片黑壓壓的樹林。我加緊靠過去，儘量不使船走進前面的河曲處，說不定那裡就是樹林的盡頭了。我忽然改用首長的語氣命令說：
「你聽著！我們是內務部的行動小組。你把船靠岸吧，檢查一下你的證件！」
划船的人把槳扔下了：不知他是害怕還是因為遇到的不是強盜而是內務部行動小組而高興。
「請吧，就在船上檢查也行啊！」
「告訴你靠岸，你就靠岸！快點！」
我們都靠岸了，兩隻船緊挨著。我們跳上岸，他卻好不容易才爬過那些包袱。原來他是跛腳。他妻子醒了，睡意惺鬆地問道：「還遠嗎？」小夥子把公民證遞給我。
「你的服役證呢？」
「我是殘廢。因傷致殘，免役了。這是證明……」
我看到他的船首有金屬的閃光，那是一把斧頭。示意科利亞把它拿掉。科利亞猛地撲過去，一把抓起斧頭。那個女人尖叫了一聲，她感到不對頭了。我厲聲說：
「你喊什麼？！別叫！我們是在搜查逃犯。斧頭也是兇器嘛！」女人安靜下來。我命令科利亞：
「中尉，你到哨所去看看，沃羅比約夫大尉應該在那兒。」
（姓名、職稱都是隨口說出的，這是因為我們的朋友沃羅比約夫大尉也是個逃跑過的人，他現在還蹲在埃克巴斯圖茲的加強管制棚裡。）
科利亞明白了：到上面看看有沒有人，可不可以行動。他跑上山坡去。我繼續訊問、檢視。我仔細看他的公民證和證明，被檢查人討好地不住地划著火柴給我照亮。年齡很合適，這個殘廢人還不到四十歲。他當過浮標工，現在賣掉自己的房子和奶牛（所有的錢當然都帶在身邊），想到外地去尋求幸福生活。他覺得只是白天走太慢了，所以晚上也在趕路。
這是一個絕好的、難得的機會，因為並沒有人追捕他們。但是，我們想幹什麼？要他們的命？不，我從未殺過人，也不想殺人。偵查員和行動人員折磨和侮辱我的時候，我想過殺人，但對普通的勞苦人民，我下不了手。拿走他們的錢嗎？只要拿一點點。嗯，多少算「一點點」？只夠買兩張去莫斯科的火車票加上吃飯的錢就行了。另外還要一點破舊東西。這不會使他們破產。不拿走他們的證件和船，同他們商量好，不許他們去報告，行嗎？很難相信他們。況且，我們自己沒有證件怎麼行？
可是，如果拿走他們的證件，那他們就別無辦法，只有去報告。為了不讓他去報告，就得委屈他們，把他們綁在這裡。要綁得能使我們有兩三天的充裕時間才行。
這麼說來，不是很簡單嗎？
這時科利亞察看回來了，暗示我上面一切正常。他等著我發出「瑪赫瑪傑拉！」的命令。怎麼辦？
奴役的埃克巴斯圖茲營的圖景又浮現在我眼前。我原意回到那裡去嗎？……難道我們就沒有權利……？
這時，突然，有一個什麼東西非常輕柔地撫摩了我的腿一下。我看見一個小小的白東西。我俯身一看：原來是一隻小白貓，從船艙裡跳出來的。它把尾巴像旗杆一樣豎著，鼻子裡發出輕輕的呼嚕聲，用身體蹭我的腿。
它並不瞭解我此刻的想法。
由於這小白貓的輕輕觸動，我彷彿感到自己的意志有些動搖了。從鑽出鐵絲網下的小洞以來二十晝夜一直處於緊張狀態的一根弦，似乎一下子斷了。我感覺到，現在無論科利亞說什麼，我都不僅不會奪取這兩人的生命，而且不會奪取他們的一點血汗錢。
我保持著嚴肅的聲調說：
「好，你們在這裡等一等，我們馬上就會查清楚的！」
我和科利亞登上山坡，我手裡拿著他們的證件。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訴科利亞。
科利亞不作聲。他不同意，但是不吭聲。
世界就是這樣安排的：那些傢伙能夠隨意剝奪任何人的自由，他們並不存在良心問題。而如果我們想把天賦予自己的自由取回來，他們就要求我們為此付出生命的代價，要求我們所遇到的一切人付出生命。
那些傢伙什麼都能作得出，我們則不能。這就是他們之所以強於我們的原因。我和科利亞沒有商量出一致意見就走下山坡了。跛腳男人站在靠岸的船旁。
「你妻子呢？」
「她害怕，跑到樹林裡去了。」
「這是你們的證件，拿去吧！你們可以趕路了。」
男人道了謝，衝著樹林喊道：
「瑪——麗娘！回來吧！都是好人！咱們走吧2」
兩隻船劃開了。我也儘快地往前劃。跛腳男人像是忽然想起了什麼，從我們身後喊道：
「首長同志！我們昨天可看見兩個人，簡直像土匪一樣。我們要知道的話，非把他們抓住不可，兩個壞蛋！」
「聽，怎麼樣？你可憐他們嗎？」科利亞問我。
我沒有吭聲。
就從那天晚上起，從我們進屋取暖的時候或者從看到那隻小白貓的時候起，我們的整個逃跑計劃就被打亂了。我們似乎失掉了某種東西——是信心？果斷？分析判斷能力？兩人和諧的決定？在這裡，在即將到達鄂木斯克時，我們開始犯錯誤，兩人開始不往一處想了。而這樣的逃跑者就註定逃不遠。
沒等天亮我們就棄舟上岸了。白天睡在草垛上，但很不放心。天黑了，肚子餓，應該煮點肉吃。可是跑的時候把水桶丟了。我決定用火烤。找到了一個拖拉機上用的破座子。就把它支起來烤吧。土豆可以扔到灰裡燒。
旁邊有一個草窩棚，是割草人搭起來休息用的。我這天不知怎麼那樣糊塗，竟決定在窩棚裡點火烤肉，我以為這樣別處就看不見火。科利亞根本不想吃晚飯，他說；「咱們趕路吧！」老是意見分歧，合不來。
我在窩棚裡點起火來。但是，草放多了，火一下子就上了窩棚頂，我好容易才爬出來。火順著風勢，把旁邊的草垛（就是我們白天睡覺的那個草垛）也燒著了。我倒忽然心痛起這些乾草來：多好的草啊，白天我們還在上面睡覺呢！我急忙把著了火的乾草扔開，在地上滾動，企圖把火撲滅，不讓它蔓延。科利亞坐在一旁，氣得鼓鼓的，一點也不想幫忙。
我們又留下了一個多麼明顯的痕跡呀！看，這照得滿天通紅的火光！幾公里之外都能看到。這還要算敵人的破壞行為哩！對逃跑犯還會判原來的刑期二十五年，再加上放火燒農莊草垛的「破壞行為」，高興的話，可以判你「極刑」（死刑）了！
主要的是，每犯一個錯誤，它又會引起新的錯誤，因此也就更失去信心，失去對環境的判斷能力。
窩棚燒掉了。土豆倒也燒熟了。拿草灰當鹽，我們把它吃了。
夜裡繼續走。繞過一個大村子。抬到一把鐵鍬，我們便拿著它，心想：會有用處的。我們沿著額爾齊斯河走，不久就遇到一個河灣。要繞過去嗎？太費勁了。我們在附近找了找，發現一隻沒有槳的船。沒關係，鐵鍬也可以當槳使。我們渡過河灣。我在這裡用皮帶把鐵鍬綁住，背在身後，揪把向上，從遠看像是揹著一支獵槍。在黑暗中人們會把我們當成獵人的。
沒走多遠，從旁邊過來一個人，問了一聲：「彼得羅？」「認錯人了，不是彼得羅！」
我們走了一夜，白天又是睡在草垛裡。輪船的汽笛聲驚醒了我們，鑽出來一看：不遠處就是碼頭。幾輛汽車正往碼頭上運西瓜。鄂木斯克市就在眼前。鄂木斯克就在眼前！該是刮刮鬍子，弄一點錢的時候了。
科利亞不斷折磨我：「這回我們該完蛋了。既然可憐他們，咱們為什麼還要逃跑呢？正在決定命運的關頭，你卻發起慈悲心來！這回我們該完蛋了。」
他說得有理。現在想起來那是多麼沒有意義啊。現在我們沒有刮臉刀，沒有錢；本來是兩者都已經到手了的，可我們卻沒有拿。我們為了逃跑，想啊，盼啊，多少年。耍了多少花招，作了多少戲。鉻鐵絲網，隨時等待著子彈穿過後背，六天六夜滴水不進口，在草原上掙扎兩個星期——而到最後，卻沒有拿那已經到手的東西！像這樣滿臉鬍子怎麼進鄂木斯克？到哪裡去弄錢從鄂木斯克坐車到遠處去？……
白天我們還是躺在乾草裡。當然，睡不著。下午五點左右日丹諾克說：
「現在趁著天還亮的時候出去看看情況吧！」
「那可不行！」我說。
「跑出來快一個月了。你可真是個保險主義者！我去，我一個人去。」
「你敢！我捅你一刀！」當然，我是不會捕他的。
日丹諾克不說話了。躺著。突然，他爬起來，鑽出去，走了。怎麼辦？就這樣分手？我也只好出去，追上他。我們在大白天順著額爾齊斯河邊的大路走。走到一個草垛旁坐下來商量：如果再遇到一個人，就不能放走他了。天黑之前絕不能讓他去報告。科利亞不小心跑出去（想看看路上有沒有人），被一個小夥子看見了。只好把小夥子叫過來：
「朋友，請過來！來一支菸解解悶兒吧！」
「你有什麼可發愁的啊？」
「這不是嘛2我跟大舅子找個星期天出來划船玩玩。我是鄂木斯克人，他是巴夫洛達造船廠的，是個鉗工。你看。夜裡船脫了碇，漂走了，我們就這樣留在岸上。你是幹什麼的？」
「看管浮標的。」
「你看沒看見我們的船？說不定漂到蘆葦叢裡去了？」
「沒看見。」
「你的崗位在哪兒？」
「那就是！」小夥子指指附近一間小屋。
「那就到你那兒去吧。我們帶著肉，咱們煮點吃。我們也刮刮臉。」
我們三個人走去。原來這間小屋是另一個浮標工住的，我們這個小夥子住的那間離這裡還有三百米。又不是一個人！我們剛進屋，鄰居就騎腳踏車來了，還揹著一支獵槍。他用眼睛嚼著我的滿臉鬍子，問起鄂木斯克的生活來。向我這個政治苦役犯打聽鄂木斯克自由人的生活！我只好連猜帶編，反正少不了什麼住的地方太擠，食品供應不好，工業品質量差之類。我想，這大概不會錯吧。誰知這個人不以為然，他撇著嘴反駁我，原來他是個黨員。科利亞這時正在煮肉場，我們應該多吃點準備著，也許到達鄂木斯克之前再吃不到東西了。
到天黑這一段時間真難熬。這兩人一個也不能放走。可是，如果再來第三個呢？天色黑下來，兩人都要去點浮標燈。我們也要求跟去幫忙。那個黨員拒絕說：
「我只要點兩個浮標就行了，點完還得進村給家裡送柴火去。我還要回來的。」
我暗示科利亞盯住這個黨員，情況不妙就拉進草叢。並暗示他會面的地方。我自己跟另一個人去點浮標。我從船上留心觀察附近岸上的地形，一邊向他打聽去附近城鎮的路程。我看到那個黨員和我們同時往回走，有些放心了：他還沒有來得及去告密。不一會兒，他果然拉來一車柴火。但他卻把車放在屋旁，不往家裡送，坐下來喝科利亞煮的肉湯。他不走，有什麼辦法呢？那就對付他們兩個？把一個弄進地窖，另一個塞到床下？……他兩人都有證件，其中一人還有獵槍和腳踏車。是嗎？啊！逃犯的生活啊！人家只是接待了你，你還嫌不夠，還要強奪他們的……
突然，我聽到吱拗一聲，是槳架的聲音。往窗外一看，三個人坐小船來了。這樣就是五比二了。小屋的主人出去了一下，立即返回來取小鐵桶，一邊說：
「是班長來送煤油。奇怪，怎麼他親自送來，今天是星期天啊？」
星期天！我們都忘記星期見了。對我們來說星期見都一樣。我們是星期日晚上逃出來的。那就是說已經過了三個星期。勞改營裡怎麼樣？……獵犬們大概絕望了。認為再也抓不到我們。如果當初坐汽車跑，有這三個星期的時間我們大概早在卡累利阿自治共和國或者白俄羅斯共和國安頓下來了，已經有了居民證，找到工作了。順利的話，也許還能往西走得遠些……現在，經過三個星期之後，要是再投降可太遺憾了！
「喂，科利亞！差不多了吧，該打起精神整理行裝了吧？」我們兩人出去，蹲在草叢裡觀察著：小屋的主人從船上取了煤油，他的鄰居。那個黨員，也湊過去，小聲在說什麼，我們聽不見。
送煤油的人走了。為了不給他們單獨談論我們的機會，我叫科利亞趕快回小屋去。我自己悄悄摸到主人的船旁，為了不弄響鐵鏈子，我使了很大力氣才把木樁子拔了出來。我估計了一下時間：如果浮標班長去報告，到村裡約有七公里的路程，大約需要四十分鐘，如果村裡有武裝人員，他們集合起來乘汽車趕到這裡，也還得十五分鐘。
我回到屋裡。鄰居還沒有去送柴火，兩人還在聊天。奇怪。那就不得不對付兩個人了。我對日丹諾克說：
「喂，科利亞，睡覺前咱們到河裡去洗洗罷？」（我們倆總得商量一下呀。）
我們剛剛出屋，就聽到黑暗中傳來皮靴的聲音。我們彎下腰，藉著灰暗的天空反光（月亮還沒有升起）看到幾個人影魚貫地從樹叢旁跑過去，把小屋圍起來。
我對科利亞小聲說：「上船去！」說著就向岸邊跑。我從陡岸上滾滑下去，正好落到船旁邊。生命攸關，分秒必爭。可是不見科利亞跟上來。唉呀！他到那兒去啦？可我又不能扔下他。
終於，看見黑暗中一個人影順河岸朝這邊跑來了。
「科利亞，是你？」
火光！嗖的一聲，子彈迎面打來！我翻身兩手向前撲到船上。陡岸上衝鋒槍接連打了幾梭子子彈。人們喊道：「打死了一個！」有人俯身問：「受傷啦？」我呻吟著。人們把我拉出去，拖著走。我一跛一跛地走（如果受了槍傷，他們會毆打得輕些人黑暗中我偷偷把兩把刀子扔在草裡。
岸上的紅肩章士兵問姓什麼。我回答：「斯托里亞羅夫。」（還指望著萬一能想法混過去。不想說出自己的真姓，因為那就意味著自由的結束呀！）
人們狠狠地往臉上打：「報你的姓名！」「斯托里亞羅夫。」他們把我拖進小屋，扒光上身的衣服，用鐵絲把兩手捆在背後，鐵絲直吃到肉裡。幾把刺刀對著我的肚子。其中一把從刀尖上往下滴著血。抓到我的那個民警中尉薩博塔什尼科夫用那乾式手槍往我臉上直捅，我看到手槍的扳機是扳起了的。「報你的姓名！」唉，抵抗已經沒有用了。我說出了自己的姓名。
「另一個在哪兒？」
眼前的手槍晃動著，對著我的刺刀又往裡紮了一下。
「另一個在哪兒？」
我為科利亞沒被抓到而慶幸。我重複說：
剛才還在一起，大概被打死了。」
來了一個戴藍箍帽的行動人員，哈薩克人。我的兩手倒剪著，被他一把推倒在床上，半躺半臥，他就左右開弓打起嘴巴來，兩隻胳膊像游泳一樣輪流擺動，每一巴掌都打得我的頭往牆上撞一下。
「武器在哪兒？」
「什麼武器？」
「你是揹著武器的！夜間有人看見了！」
噢，路上遇見的那個獵人也去報告了……
「那是一把鐵鍬，不是武器。」
但他不信，繼續打。突然，我覺得輕快了——這是開始失去知覺了。等醒過來的時候，我聽到：
「好，你等著！要是我們的人受了傷，就地打死你！」
（他們像是有預感，科利亞確實弄到了一支槍！後來我才知道是怎麼回事。原來，我告訴科利亞「上船去！」可是科利亞卻向相反的方向跑去，他鑽進了草叢。他後來解釋說是沒聽懂我的話……其實，不是的，他那天一直想要同我分開，這時他就跑開了。他記住了放腳踏車的地方。聽到槍聲後他拼命地朝河岸的相反方向跑，後來朝著我們來的那個方向爬了一段路，藏在草裡。等天完全黑下來，一群人圍著我的時候，他才直起身來又跑。邊跑邊哭，他以為我被打死了。他一口氣跑到原先那間小屋外，踢破窗戶，進去就找牆上那支獵槍。他摸到了獵槍，還有子彈袋。把槍上了膛。他說：「我當時想：去報仇？朝他們打一梭子，替格奧爾吉報仇？但是，又想了想，不行！」他找到了腳踏車，找到了斧頭。他從裡面破開門，往口袋裡裝了些鹽，（是覺得鹽最重要呢？還是沒有時間考慮？）然後就騎上腳踏車順大路直奔村子，又穿過樹林，就從士兵們的旁邊騎過去。（士兵們根本沒有想到。）
我讀綁著裝上大車。兩個士兵坐在我身上，把我送到兩公里外的國營牧場。牧場裡有電話，方才同送煤油的浮標工班長一起坐在艙裡的護林員就是用它通知了紅肩章士兵，所以他們來得那麼快。我卻沒有估計到會有電話。
同這個護林員還有一個小小的插曲。談這個插曲雖然不愉快，但它對於被捕獲的逃犯來說卻有典型性。我想解小手，因為我的手被捆在背後。需要別人用手給我一種十分陰私的幫助。拿衝鋒槍計程車兵當然不屑於做這種事，於是就叫那個護林員陪我出去。我們離開士兵們。當他在黑暗中幫我解手的時候，小聲請求我原諒他的出賣行為：
」我的職責所在嘛！我也沒有別的辦法。」
我沒有回答。這裡的是非曲直由誰來評判呢？出賣我們的人有的由於職責，有的沒有職責也出賣。一路上所有的人都出賣我們，只有那個白髮老漢例外。
在大路旁的一間小屋裡，我光著上身被捆綁著。口裡乾渴得很，但是不給我水喝。紅肩章士兵們像一群野獸似地看著我，誰高興就用槍托給我一下。但是，到了這裡就不會那麼輕易被打死了：在他們人少的時候，沒有證人的時候，他們會打死人。（他們的這種恨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們多少天來一直排著隊在河岸上，在蘆葦叢裡尋找我們，得不到休息，吃不到熱飯，只能吃罐頭。）
這間小屋裡住著一家人。小孩子們用好奇的眼光盯著我，但不敢走過來，有的嚇得打戰。民警中尉坐在椅子上，同主人一起喝著優特加酒，他為這次成功和將會得到的獎賞而高興。他向主人誇口說：
「你知道他是什麼人？還是個上校呢，有名的美國特務，大土匪！他想往美國大使館裡逃。他們在路上殺了人，吃人肉。」
說不定他自己是真的相信這些話呢。內務部一直在散佈關於政治犯的這類謠言，這樣可以容易抓到人，大家都會去報告。他們只靠政權、武器、機動迅速這些優越條件還不夠，還需要藉助於造謠中傷！
（就在這個時候，科利亞騎著腳踏車，揹著槍，若無其事地從我們的小屋旁駛過。他看到了照得很亮的小屋，幾個坐在門口邊抽菸邊說笑計程車兵和麵對著窗戶光著身子被綁住的我。他蹬車朝鄂木斯克猛跑。在抓住我的地方，還有士兵們一整夜守在草叢裡，等待天亮進行搜尋。這時還無人知道鄰近的浮標工的槍和腳踏車都不見了，那個年輕的黨員浮標工大概也是喝酒、吹牛去了。）
民警中尉充分享受了這獵獲物的快樂之後，（對於地方民警來說這可是個不尋常的獵獲物啊！）命令把我帶進村裡。我又被扔進大車。進村後，關進了臨時羈押室，（這種地方在蘇聯到處都有，每個村蘇維埃都附設一個臨時羈押室！）兩個衝鋒槍手在走廊警戒，兩個守住視窗！美國特務上校嘛！把我的手解開了，但命令我躺在屋中間的地上，不許靠近任何一面牆。就這樣，我光著身子躺在地上度過了十月的一個夜晚。
第二天早晨，來了一個大尉，他的兩眼狠狠地盯著我，把我的一件制服上衣扔給我（別的東西他們都賣掉喝酒了）。他不住地用眼睛嚼著門口，小聲地向我問了一個奇怪的問題：
「你怎麼認識我？」
「我不認識你。」
「那你怎麼知道沃羅比約夫大尉領導搜捕工作？你這個壞蛋！你知道你把我置於何地了嗎？！」
他也姓沃多比約夫！他也是大尉！那天夜裡，當我們裝成行動人員小組的時候，我確實提到過一個沃羅比約夫大尉。是我發了善心放掉的那個勞動者去如實報告了。現在這個大尉卻遇到了麻煩！如果領導追捕的人和逃跑者有聯絡，那麼，三個星期沒抓到人就一點也不奇怪了！……
又來了幾個軍官，他們大聲對我嚷嚷，同時也詢問關於沃羅比約夫的事。我告訴他們：這是偶然的巧合。
又把我的手用鐵絲捆起來，把鞋帶抽掉，白天帶我到村裡的街上去示眾。大約有二十名衝鋒槍手押著我。全村的人都出來了，女人們不住地搖頭，孩子們跟著跑，喊叫著：
「他是土匪！是帶去槍斃的！」
兩手被鐵絲緊緊勒住，每走一步鞋就要掉。但是，我昂起頭來，用驕傲的眼光望著群眾，我想讓大家都看看：我是個好人！
帶我出來示眾，是為了讓這些婦女和孩子們記住。（關於我的神話很可能還要在這裡流傳二十年！）一直走到村口才把我推進一輛卡車的破舊木板車廂裡。五名衝鋒槍手靠在駕駛室旁目不轉睛地盯著我。
就這樣，我們逃出勞改營後曾經懷著無比喜悅的心情走過來的全部路程，如今我又得一步一步地往回走了。而這段路程，要順著彎彎曲曲的汽車路走的話，足有五百公里。給我戴上了手銬，銬得非常緊。兩手倒剪著，沒有辦法保護自己的臉。我不是像一個人，而是像一口被捆住的豬似的臥在車廂裡。他們就是這樣懲罰我們的。
道路坎坷木牛，雨下個不停，汽車在坑坑窪窪的路上顛簸搖晃。隨著車身的搖動，我的頭和臉就在車廂底板上來回磨蹭。頭和臉被木刺劃傷，木刺扎進肉裡。手不但護不了臉，而且也隨著車子的搖動被手銬咬得劇烈痛疼，像是被鋸掉似的。我試圖跪起來爬到車幫旁邊，靠著車幫坐下。但是，白費力！因為沒有東西支著，車一搖晃就又把我摔倒了，我只有在車廂底板上滾來滾去，有時候彈起來又撞到板子上，疼得好像五臟六腑全要震出來似的。仰面朝天，不行，壓得背後的手吃不消。側著身子，不行。趴下，也不行。我想彎著脖子，把頭抬起一點來，免得老撞臉，不行，脖子支援不了一會兒，頭便倒下去又撞在底板上……
五個押解兵看著我的痛苦，絲毫無動於衷。
這押解的旅程對他們也將是一次思想教育呀。
坐在駕駛室裡的中尉亞剋夫列夫每當車停下來的時候就往車廂裡看一看，咧著嘴說：「嗯！沒跑掉吧！」我請求他給我摘掉手銬，他笑笑：「我可不是那個讓你鑽鐵絲網的小夥子。痛？你痛死才好哩！」
頭一天晚上我還曾高興過，心想：這次毆打還算輕，倒還不算「按罪受罰」。現在，我才明白：既然有卡車的破車廂會懲罰我，他們何必讓自己的拳頭受累呢？我身上沒有一處不被擦傷撞腫的。兩手劇痛，腦袋像是要裂開。滿臉撞傷，紮了許多木刺，皮擦破了。
車走了一整天和大半夜。
當我已經不再同車廂作鬥爭而只是麻木地聽任腦袋往車幫上撞來撞去的時候，一個押解兵實在看不下去了，把一個口袋墊在我的頭下，並且偷偷替我鬆了鬆手銬，彎腰的時候悄聲說：「沒關係，快到了，再忍一會兒吧。」（這小夥子怎麼會說出這樣的話？他是什麼人教育出來的？大概可以肯定地說不是馬克西姆·高爾基教育的，也不是他們連隊的政治指導員教育出來的。）
埃克巴斯圖茲。士兵們把車圍起來。「出來！」我站不起來。（即使能站起來，他們也會讓我在興高采烈計程車兵們的拳打腳踢下通過的。）開啟了車幫，我被拖到地上。看守們集攏來，大家都想看看，嘲弄一番。不知誰喊了一聲：「哈！你這個侵略者！」
把我拖過崗樓，拖進監獄。沒有把我塞進單間，而是立即關進一般牢房，為的是讓那些喜歡「爭取自由」的人看看我的模樣。
在牢房裡，囚犯們把我小心地抱起來，放到上層鋪上。只不過要到明天吃早飯時他們才能給我點吃的東西。
那天晚上科利亞騎車走在去鄂木斯克的路上。一看見遠處的汽車燈光，他就急忙拐進草原，放倒車，躺下。後來，他看到地裡有一家孤零零的農戶，宅旁有個雞窩，又燃起了希望，於是他摸進去，扭斷了三隻雞的脖子，裝進口袋。別的雞叫起來，他這才趕緊跑了。
自從我們犯了幾個大錯誤之後他就感到缺乏信心，而現在我已被抓回，科利亞心裡更沒有底了。他不堅定，神經過敏。只憑某種拼命的心情往前跑，已經不能很好地考慮對策了。他已經不能判斷一個極簡單的道理；腳踏車和槍支的丟失現在肯定已被發覺，因此這兩件東西已經不能再幫他偽裝了，他應該無一亮就儘早把這兩件過分明顯的標誌丟掉；同時，他不應該從這面的大路進鄂木斯克，應當遠遠地繞個大圈，到另一面，從小路進城。槍支和腳踏車應該儘快賣掉，這樣還可以弄到點錢。這些他都沒有想到。他在額爾齊斯河邊的草叢裡藏了大半天，但又沒有忍到晚上，就在天不黑時順著河邊小路走去了。十分可能這時已經通過電臺把他的特徵廣播了，在西伯利亞並不像在蘇聯歐洲部分那樣迴避公開廣播此類事情。
他騎車走近一所小房，進去了。家裡只有老太婆和她一、三十來歲的女兒。家裡有收音機。巧得出奇的是收音機播送的歌曲正是：
流浪人逃出了庫頁島，
沿著野獸走過的小道……
科利亞一下子百感交集，眼淚奪眶而出。婦女們問他：
「什麼事使你這麼傷心啊？」
聽到她們這句同情的問話，科利亞忍不住放聲哭起來。兩個婦女都盡力安慰他。他解釋說：
「我現在是孤零零一個人，全把我拋棄了。」
「那你就娶個妻子吧，」老太婆不知是開玩笑，還是認真地說：．「我這閨女也是一個人過。」
科利亞更是被感動了。不由得朝這個待嫁的姑娘望上幾眼。姑娘卻一本正經地轉過臉來說：
「有錢買伏特加酒嗎？」
科利亞把最後的幾個盧布搜了出來，看樣子不夠。
「嗯，我一會兒再添上點。」姑娘說著就出門去了。
「對呀！」科利亞想起來了，「我這裡還打了幾隻沙雞呢。丈母孃，您去把它燉燉，不是一頓節日晚餐嗎！」
「你這都是母雞呀！」老太婆抓起雞來一看，不對頭。
「那就是我夜裡打的時候沒看清楚。」
「那怎麼雞脖子都擰斷啦？……」
科利亞想討支菸抽。老太婆卻為了馬合煙向新姑爺要錢。這時科利亞把便帽摘了下來。老太婆一看，更是慌了神：
「看你這頭剃得光光的，該不是個逃犯吧？別找麻煩，趕快給我走開！等我閨女回來，我們給你報告去！」
科利亞總是在想：為什麼我們在額爾齊斯河上可憐了自由的人們，而自由的人們卻一點也不可憐我們呢？他把牆上掛的一件莫斯科式短上衣取下來（天已經涼了，可他身上只有一件衣服），穿上一試，正合身。老太婆在喊：「把你交給民警去！」這時科利亞已經從窗戶看見老太婆的閨女回來了，還有一個男人騎腳踏車跟在後面。她已經去報告了！
那就是說——「瑪赫瑪傑拉！」日丹諾克抓起槍，對老太婆說：
「到牆角去！躺下！」他自己側身靠在牆上。兩個人剛一進門，他就厲聲命令說：
「都躺下！」又對那個男人說：「你把靴子脫下來送給我作結婚禮物吧2一隻一隻地脫！」
男人在對準他的槍口威脅下脫了皮靴。科利亞把靴子穿上，把勞改營的破鞋扔掉。然後警告他們：誰敢出去追，就開槍。
日丹諾克騎上腳踏車跑了。但是男人騎自己的車緊追上來。科利亞跳下車來，舉槍瞄準：
「站住j放倒腳踏車！往後退！」
科利亞把男人趕開，走過去踩壞車輻條，用刀子割開車帶，自己這才騎車走了。
他很快就上了大路。眼前就是鄂木斯克，他徑直向鄂木斯克騎去！來到一個公共汽車站。旁邊菜園裡有幾個婦女正在刨馬鈴薯。一輛三輪摩托車從後面跟上來了，上面坐著三個穿棉襖的工人模樣的人。走著走著，三輪摩托突然一轉，用車斗向科利亞撞過來，把他撞倒了。三個人跳下摩托車，一齊撲向科利亞，掏出手槍，用槍把打他的頭。
菜園裡的婦女們叫起來：「你們幹嗎打人？他惹你們了嗎？！」
的確！他惹他們了嗎？……
但是，誰對誰幹了什麼並且將要幹什麼，這是老百姓所不能理解的。三個人的棉襖下面都穿著軍裝（行動人員小組不分晝夜地守候在進入鄂木斯克的路口）。婦女們聽到的回答是：「他是殺人犯！」這樣說最簡單。於是，相信法律的婦女們就又繼續去刨馬鈴薯了。
行動小組首先就問這個乞丐般的逃跑者有沒有錢？科利亞誠實地回答說：沒有。他們搜他，在他剛剛搶來的新裝「莫斯科式上衣」口袋裡找到了五十盧布。他們拿了錢，到一家飯館足吃足喝了一頓。不過，也還給科利亞吃了一頓飽飯。
我們就這樣被掛在監獄裡很長時間，直到第二年的七月才審判。經過九個月的勞改營監獄，我們都患浮腫。這期間時常被揪去審問。負責審訊的是勞改營頭目馬切霍夫斯基和行動特派員魏因施泰因。他們追問：犯人中間誰幫助我們逃跑的？自由工人中間誰同我們「商量好了」在我們逃跑時把電燈熄滅？（我並沒有對他們講明原來的計劃不是這樣，電燈熄滅反而妨礙了我們。）鄂木斯克的接頭地點在哪裡？想從哪裡越過國境逃出去？（他們根本不能理解人們想留在故土的心情，而是認定人們想往國外跑。）我們回答說。
「我們是往莫斯科跑，往黨中央跑，去申訴對我們的非法逮捕，沒有別的想法。」但是他們不信。
審訊沒有搞到什麼「有趣的」材料，最後也只好給我們每人拼湊一個由下列「花朵」組成的逃跑者的「花束」：刑法第五十八條第14分條（反革命怠工）；第五十八條第3分條（強盜行為）；「六四」指令第1—2條（結夥偷盜）；同一指令第2—2條（暴力搶劫，危及人身安全）；第一百八十二條（製造並攜帶凶器）。
但是，這一整串嚇人的條文也並沒有給我們加上比已經戴上的鐐銬更沉重的鐐銬。早已超越一切合理界限的法律懲罰所能給予我們的也不過就是二十五年苦役吧，而這卻是一個浸禮教徒為了一次祈禱就可能受到的刑罰，也是我們在逃跑前已經被判處的刑罰。因此，只不過是今後點名時回答自己的「刑滿日期」時不再說「一九七三年」了，要說「一九七五年」，如此而已。難道當時，在一九五一年，我們能夠感受到一九七三與一九七五之間有什麼差別嗎！？
審訊中只有一點使我們受到威脅；他們說要把我們按經濟破壞犯論處。這個看來很普通的名詞卻比那些司空見慣的「怠工、強盜、搶劫、偷竊」等等危險得多。因為根據這一罪狀可以判處死刑，這是一年前才宣佈實行的。
說我們搞「經濟破壞」，是因為我們「破壞了人民國家的經濟」。審訊員對我們解釋說：為了追捕你們，國家共花費十萬零二千盧布；造成其他工地都停工幾天（沒有放囚犯們出工棚，因為擔任警戒計程車兵大部調去執行搜捕任務）；有二十三輛汽車載著士兵晝夜賓士在草原上搜尋，三星期就用掉了全年汽油消耗定額；向附近所有的城市和村莊派去了行動人員小組；發出了全蘇通緝令，同時向全國分發了我和科利亞的照片各四百張。
我們懷著驕傲的心請聽完了這一長串數字……
結果，我們又各自被判二十五年。
當讀者拿到這本書的時候，「很可能，我們的刑期還沒有滿呢……」
當讀者拿到這本書時，格奧爾吉·帕夫洛維奇·騰諾，這個競技運動家，甚至是競技運動的理論家，已經於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二日死於突然發現的癌症了。他是在病床上勉強看完這些章節的，並且用那已經開始麻木的手親自作了一些修改。他絕沒有想到會這樣死去，他對朋友們所作的誓言也不是要這樣死去的！每次盤算逃跑計劃時，他都一次又一次地燃起要死於戰鬥的願望。他常說：「我死的時候一定要同時帶著十來個殺人犯到陰間去，其中第一個就是維亞奇克·卡爾祖貝（即莫洛托夫），另外還一定得有赫瓦特（既負責瓦維洛夫案件的偵查員）。我不是要殺人，我是要處死他們。既然國家法律保護殺人犯，我就得這樣做！」騰諾曾說：「在你已經打出頭幾槍之後，你自己生命的本錢就算已經撈回了，那時你會高高興興地超額完成任務。」但是，病魔突然襲來，沒有允許他找到武器，轉瞬間奪走了他的力氣。當騰諾已經知道自己的病情時j他還曾親自把我寫給蘇聯作家代表大會的信分別投到莫斯科的許多郵箱裡去。他希望把他葬在愛沙尼亞。給他作臨終祈禱的牧師也是個老囚犯，是蹲過希特勒和斯大林雙方的集中營的。
可是，莫洛托夫卻安全地活下來了，他正在翻閱舊報紙並撰寫他的劊子手回憶錄。而赫瓦特呢，他正在高爾基大街第四十一號住宅裡安閒地花著他的養老金。
在騰諾逃跑事件發生以後，（由於他那不幸的短小喜劇）勞改營文化教育科的文娛小組被解散了一年之久。
這是因為；文化固然很好，但是文化應該為壓迫服務，而不應該為自由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