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最使我們這些遞解中的囚犯心情激動的當然還是關於朝鮮的訊息。斯大林的閃擊戰在那裡失敗了。聯合國的志願軍已經召集起來。我們把朝鮮看作第三次世界大戰中的西班牙。（很可能斯大林就是把它當作第三次大戰的彩排而開始的吧。）特別使我興奮的是聯合國計程車兵們：看，他們那個旗子多有意思！這個旗幟什麼人不聯合呢？它簡直是未來的人類總體的雛形！使我們厭惡的是，我們不能有比厭惡更進一步的行動。「我們死掉也不要緊，只要那些在幸福生活中看著我們死亡而無動於衷的人們能夠安然無恙就行！」——難道我們能夠這樣想嗎？不能，我們不能同意這樣！絕對不能！我們確實在渴望著暴風雨的來臨！‘人們也許會感到驚奇：「人怎麼可能有這種無恥的、絕望的思想呢？你們難道沒有想到在監獄外面的廣大人民要遭受戰爭災禍嗎？！」「但是，獄外的人們可一點也沒有想到過我們呀！」「那麼說，你們怎麼啦？竟然希望爆發世界大戰？」「可是你在一九五o年就給這些人判刑判到七十年代中期，那麼他們除了希望發生世界大戰之外還能希望什麼別的呢？」現在，當我回憶起當時我們那些虛幻而有害的希望時，自己也感到荒唐。全面的核毀滅不管對誰來說都不是出路。何況，即使不用核武器，任何一種戰爭狀態都只能成為國內暴政的藉口，會加強國內暴政。但是，如果我不講出真實情況，不說出我們在那個夏天的實際想法，那麼，我寫的歷史就被歪曲了。羅曼·羅蘭那一代人年輕時曾因為擔心戰爭爆發而苦惱，而我們這一代囚徒則相反，我們是因為沒有戰爭而苦惱。這就是政治犯特種勞改營當時的真實精神狀態。我們就是被逼到了這種地步。世界大戰帶給我們的只會是兩種可能：或者是加速死亡的到來（從炮樓上掃射我們，像德國人乾的那樣在我們的食品裡放毒和使用桿菌），或者，也許會是取得自由。不管是哪一種，都能更迅速地得到解脫，總比拖到一九七五年的刑滿期好些。彼佳·帕-弗就是這樣打算的。彼佳·帕-弗是我們牢房裡從歐洲回國的人中最後一個活下來的人。戰爭剛剛結束時，所有牢房裡塞滿了像他這樣從歐洲回來的質樸的俄羅斯人，但是，那時候回國的人早都已進了勞改營或者入土了，沒回來的人也都下決心不回來了。可是這個彼佳是怎麼回事？他是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在正常人誰都不再回國的時候，自願回到祖國來的。戰爭爆發的時候他正在哈爾科夫市的職業學校學習，他是戰時強迫動員到那裡去學手藝的。不久，德國人來了，又把他們這幫半大孩子強迫送到了德國。他這個「東方奴隸」在那裡一直呆到戰爭結束。他在那裡養成了一種心理狀態，認為人應該儘量使生活過得輕鬆些，不要像自己小時那樣被人強迫去勞動。在西方，他利用了歐洲人的輕信態度和邊境控制不甚嚴緊的狀況，把法國的汽車開到義大利，再把義大利的車開到法國，減價出售，從中謀利。但是，他在法國到底還是被查出來，他被捕了。這時，他給蘇聯駐法大使館寫了封信，表示願意回到他親愛的祖國去。帕一弗當時是這樣盤算的：如果蹲法國監獄，他就不得不呆到刑期的最後一天，而他有可能被判十年徒刑。回到蘇聯呢，他由於叛國罪可能被判刑二十五年，但是，他認為，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滂沱大雨已經開始落雨點了。而蘇聯呢，據他說，開戰後連三年也保不住。因此，還是去蘇聯監獄更有好處。大使館的朋友們自然是很快就來接收他了，並且擁抱了彼佳·帕一弗。法國當局欣然同意把這個盜竊犯移交給蘇方。大使館裡集結了大約三十名像帕一弗這樣的和有類似情況的人。使館把他們用輪船舒舒服服地運到了蘇聯的摩爾曼斯克。靠岸之後，放他們到市內去遊逛遊逛，然後，就在一晝夜之內又把他們一個個全都逮捕起來了。
現在，在我們牢房裡，彼佳能夠代替西方的報紙（他曾仔細閱讀過西方報刊關於克拉夫琴科案件的報導），也能夠代替劇院（他可以輕巧地用嘴吹奏西方音樂）和電影（他給我們講述西方影片的內容，邊講還邊表演）。
古比雪夫的遞解站多自由啊！各牢房的人有時可以在大院子裡相遇。還可以透過窗外的罩鬥同院裡的囚犯談話。去廁所時可以走近家屬工棚的敞開的、釘了鐵柵欄、但沒裝罩斗的窗子去看看，那裡住的是帶著孩子的女犯人（她們也都是從波羅的海沿岸一帶和西部烏克蘭抓來的）。在兩座馬棚牢房之間的牆上有一個小孔，我們把它叫做「電話」，每天從早到晚小孔兩邊總是各有一名好事者半躺半臥著互相交換訊息。
這種自由更加刺激了我們的好鬥心，我們更感到自己腳下的土地十分牢固，而看守我們的人們腳下的土地卻似乎就要燃燒起來了。於是，在院裡散步的時候，我們也不免要昂起頭來望望那灰白的悶熱的六月天空。假如這時在那天空中出現敵人的轟炸機編隊，我們是既不會驚奇，也不會害怕的。我們的生活實在不像生活了。
從卡拉巴斯遞解站來的、往相反方向去的人們帶來了一些謠傳，說那裡出現了小傳單，上面寫著：「受夠了！」我們互相鼓氣，情緒越來越激昂，以至在鄂木斯克發生了這樣一件事：一個炎熱的夜晚，大家都像從蒸籠裡出來一樣，熱汗直流，這時候看守們卻把我們塞進烏鴉車，擠得滿滿的。我們便從車廂裡對看守們喊起來：「等著瞧吧，兔崽子們！杜魯門會來收拾你們的！把原子彈扔到你們頭上！」可是看守們卻一聲沒吭。他們也感覺到了我們這方面的力量在增長，而且我們深信自己是正義的。我們非常渴望真理的實現，甚至寧願在同一顆炸彈之下和這些劊子手們同歸於盡。我們所處的境地沒有什麼可丟失的。
不寫下這個情況，就無法揭示五十年代古拉格群島的全貌。
鄂木斯克的牢獄是關押過陽思妥耶夫斯基的，這可不是匆匆忙忙用木板釘起來的古拉格系統下的遞解站。這是沙皇葉卡捷琳娜時期建造的威嚴的監獄，特別是它的地下室。要是找拍電影的場景，沒有比這地下牢房更合適的了。四方形的小視窗就是一條通向地面的斜坑道的下端。根據這條三米深的斜坑道便可以看出車房的牆是用什麼構成，有多麼堅固了。牢房裡沒有所謂的屋頂，它是一個形成穹隆狀的傾斜的大石洞。有一面牆溼淋淋的，不斷地滲出水來，滴到地上。早晚這裡漆黑一片，即使在晴朗的白天牢裡也是昏暗的。看不見老鼠，但是總感覺到它的存在。本來石穹隆有些地方就低得只有一人多高，但監獄當局還是想方設法在這裡修了兩層睡鋪下鋪剛剛高出地面一點點，只有腳踝骨那麼高。
我們在使人放縱的古比雪夫遞解站期間發展起來的那種模糊的反抗精神，看來，遇到這樣的監獄之後總該被壓服了吧。但是，並沒有！每天晚上，在蠟燭般微弱的十五支光的電燈下，敖德薩大教堂的長老，謝了頂的、瘦長臉膛的德羅茲多夫老頭，還是照例要站到坑道視窗的底端去，用低低的聲音，滿懷著迎接生命的終結的無限感慨，唱起他那支古老的革命歌曲：
秋天的夜晚，一片漆黑，
它有如背叛的行徑，恰似暴君的乖戾。
而這座監獄，在霧氣中挺立的
這可怖的幽靈，卻比秋夜還黑！
他只是唱給我們聽。不過，在這裡，即使大聲喊叫，外面也聽不見。他唱的時候，可以看見他尖突的喉結在那乾癟的、青銅色的脖子皮膚下面滾動。他邊唱邊抽泣，他在回憶，在腦海中一幕幕重溫過去幾十年俄羅斯人民的生活。他的內心戰慄感染著我們：
雖然這裡一片沉寂，
但監獄絕不是墳地。
而你，看守人呀，
且莫疏忽大意！
在這樣的監獄裡，聽這樣的歌聲！「一切都是合拍的，一切都是和我們這些囚犯們所等待的東西合拍的。
聽完他的歌。我們就在黑暗中，在陰冷潮溼中收拾收拾睡覺了。是啊，此時此刻還有誰的話語能溫暖我們的心呢？
這時，彷彿是對這期待的響應一樣傳來了一個聲音，這是伊萬·阿列克謝耶維奇·斯帕斯基說話了。他的聲音好像是陽思妥耶夫斯基小說裡所有主人公的混合聲音。這聲音時而高亢得無法攀援，時而又低沉得令人窒息，它既不單調，也不寧靜，彷彿隨時可能變成哭泣、變成痛苦的吶喊。即使是佈列什科-佈列什科夫斯基筆下的廉價小說《紅色馬頓那》之類，要是用這種聲音，用這種充滿信念、痛苦和憎恨的聲音讀出來，也會像是關於羅蘭的史詩那樣激動人心。所以，真實也罷，完全是臆造也罷，反正他所講的故事已經作為一個史詩銘刻在我們記憶裡了，他講到維克托·沃羅寧曾徒步急行軍一百五十公里奇襲託列多，給阿爾卡扎爾要塞解了圍。
其實，要把這個斯帕斯基本人的一生寫成小說的話，它在小說中也未必會是最糟糕的一部。斯帕斯基青年時就曾參加過「冰上進軍」「，整個內戰時期他一直南征北戰。後來流亡到義大利。在國外修完了俄國芭蕾舞課程（好像是跟卡爾薩維娜學習的），又在俄國某伯爵夫人家裡學會了一手做細木傢俱的漂亮手藝。（後來，在勞改營裡，無人不誇他的好手藝：他自制了一套小巧的木匠工具，用它給勞改營的頭頭們做了一張小桌，線條優美一，輕便漂亮，使他們大為驚訝。不錯，這張小桌子他整整做了一個月。）後來，他曾隨著芭蕾舞劇團在歐洲各地巡迴演出。在西班牙戰爭期間，他替義大利拍攝過新聞記錄影片。後來，他用了一個稍為有點變音的義大利人名字——若萬尼·帕斯基——在義大利軍隊裡當了少校。於是，一九四二年夏天他便隨部隊又來到他的故鄉頓河一帶。儘管當時總的形勢是蘇聯軍隊仍在繼續後退，但他指揮的那個營在這裡很快就落入了蘇軍包圍圈。斯帕斯基本人原想拼命衝出去，但是組成該營基本力量的那些義大利孩子們嚇哭了；他們想活命！這時斯帕斯基少校動搖了，終於掛出了白旗。他自己是有機會用一顆子彈了此一生的，但那時他卻產生了好奇心：想看看蘇聯人到底是個什麼樣子。他本來能夠作為義大利軍普通戰俘在四年之後被送回義大利的。但是，他身上的那種俄羅斯人本性憋不住了，他同俘虜他的蘇軍軍官們無話不談，以至忘乎所以了。一失足成千古恨！既然你不幸是個俄國人，你本該像諱言自己的花柳病一般對此諱莫如深呀，否則，哪裡會有你的便宜！先關了他一年，後來又在哈爾科夫的國際戰俘營（也還有這樣一個營呢，裡面關押著西班牙人、義大利人、日本人等）裡關了三年。在他已經被關押四年之後——這四年除外——又到了他二十五年！哪裡還要等二十五年呀，在這苦役營裡，他已註定不久就要死去了。
我們進了鄂木斯克監獄，然後又被轉押到巴夫洛達監獄。這兩處監獄之所以同意接受我們這批犯人，是因為這兩個市的當局有一個重大的疏忽：至今還沒有建立專門的速解站。巴夫洛達市甚至更加可恥：連黑烏鴉囚車也沒有，因而只好讓我們這些囚犯排著隊從車站走到監獄，經過好幾個街區，也只好不怕居民看見了。革命之前和革命之後的頭十年就是這樣押解犯人的。我們通過的幾個街區沒有一條柏油馬路，沒有自來水管，只見一排排木造的平房沉在黃沙裡。實際上只是從監獄的兩層磚房開始才有點像個城市樣子。
但是，用二十世紀的眼光來看，這所監獄給人的感覺不是恐怖，而是寧靜，不是可怕，而是可笑。寬敞寂靜的小院，屋邊牆角處長出一點可憐的小草，用木板隔開的放風場地也不顯得可怕。二層樓上的牢房的窗子只釘著稀疏的鐵柵欄，窗外沒有裝「籠口」，可以站到窗前去研究外面的地形。窗子下面，就在腳下，在獄牆和外面的院牆之間，鐵鏈拴著一隻大黃狗，時而像是發現了什麼動靜似地曳著鐵鏈跑幾步，汪汪兩聲。但它也不像監獄裡的狗，樣子不可怕，不像那些專門訓練來咬人的狼狗。一身蓬鬆的淺黃毛說明它是一隻普通種的看家狗（哈薩克有這樣一種狗），而且，它已經老得不行了。這狗倒像那些好心腸的老年看守，這些人都是從軍隊調來的，他們毫不隱諱自己已經為這狗一般的看守職務所苦惱了。
越過獄牆，可以看到街道、賣啤酒的小鋪子、路上的行人和呆立著的人——他們是來給犯人送東西或是等著取回容器的。再往遠看就是住宅區，平房組成的一片片街區，額爾齊斯河的河灣，甚至可以看見河對岸很遠的地方。
崗樓上的哨兵剛剛把留下了「牢飯」的空籃子退還給一個活潑可愛的小姑娘。小女孩接過籃子，一抬頭看到了我們正站在視窗向她揮手致意，但她卻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從容不迫地、莊重地向啤酒小鋪的房後走去了，她怕崗樓上的哨兵看到她。可是，一到房後，她就完全變成另一個人了：她放下籃子，舉起雙手使勁朝我們不住地揮動，邊揮手邊笑！然後，她用手指作出各種圈圈點點的動作，向我們表示：「寫吧，寫小紙條吧！」又在空中劃了一條拋物線，表示：「扔下來，扔給我！」然後又向市區那邊指了指，意思是：「我送去，替你們轉交!」然後她又把兩手張開，好像在說；「還有什麼事？還能幫你們作點什麼？朋友們？」
她做這一切時是那麼誠懇、直爽，絲毫不像我們那些備受欺凌虐待的獄外的自由人們，不像那些被弄得昏頭昏腦的公民們。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是這樣的時刻到了嗎？或者只是在哈薩克如此？須知，這裡的居民中幾乎有一半人是流放來的呀！……
可愛的無畏的小女孩啊!難為你那麼快就學會、就正確地掌握了監獄生活這門科學！世界上仍舊存在像你這樣的人，這本身該是多麼令人欣慰啊！（我這眼角里是不是奪眶欲出的喜悅的淚水？）……請你，無名的女孩子，接受我們的敬禮吧！啊，要是全國人民都像這樣該有多好！那就誰也不敢來關押他們了！那些可詛咒的爪牙就會統統完蛋！
當然，在我們的棉背心裡還藏著幾節鉛筆芯斷頭。也有幾小塊紙片。可以從牆上摳下一小塊灰泥來，用細線把小條子纏上，扔到她的眼前去。但是，我們在這個巴夫洛達市確實沒有任何事情要求她幫忙的。所以我們只是向她鞠躬道謝，揮手致意而已。
我們被帶進了沙漠地帶。甚至那質樸僻靜的小市巴夫洛達後來想起來都像一個燈火輝煌的大都市。
現在，斯捷普特種勞改營的押解隊把我們接收了。（不過，幸而還不是傑茲卡茲甘的勞改營分部。我們一路上都在禱告命運之神，千萬不要把我們弄到銅礦去。）來了幾輛大卡車接我們，車幫加高了很多，車身前部裝著鐵柵欄以保護那些衝鋒槍手並把我們像野獸一樣隔開來。我們被緊緊地塞到車裡，蜷著腿坐下，臉朝車後。我們就這樣在坎坷不平的路上整整顛簸搖晃了八個小時。衝鋒槍手坐在駕駛室的頂篷上，槍口一直對準我們的後背。
那些少尉們、上士們則坐在駕駛室裡。我們這輛車的駕駛室裡坐的是一個軍官的妻子和她的一個五六歲的女孩。每當汽車停下來休息時，小女孩就跳下去，在草地上跑，採集野花，大聲和媽媽說話。對於衝鋒槍、軍犬、從車裡露出頭來的醜陋的囚犯們，她都毫不在意。我們這個可怕的世界並沒有使草地和野花在她心目中有所遜色，她甚至沒有向我們這邊投過來哪怕是好奇的一瞥……這時，我想起了札哥爾斯克特種監獄裡的准尉的小兒子。那個小孩最喜歡的遊戲是：叫兩個鄰居孩子把手背在身後（有時還把他們的手綁起來）在路上走，他自己則拿著根子走在旁邊押解他們。
有其父必有其子！父親過什麼生活，孩子們就玩什麼遊戲……
我們渡過了額爾齊斯河。汽車經過一大段浸了水的草地，然後行駛在平坦的沙漠上，黃昏時停下來休息。這時，飛駛的車輪帶起的淺灰色旋風也隨著平息下來，我們沉浸在額爾齊斯河的氣息中，沉浸在沙漠之夜的清新空氣和蒿草的芳香中。我們滿身塵土，面向走過來的方向（絕對不許回頭看前進的方向），沉默著（絕不許講話），心裡想著那個未來的特種勞改營，它的名稱人像是俄羅斯人起的。換乘「斯托雷平囚車」時，車頂上吊看我們的「卷宗」，我們看到過那上面有勞改營的名稱——埃克巴斯圖茲。但是誰也想不出它在地圖上的位置，只有奧列格·伊萬諾夫中校記得這是一個煤礦。我們還曾設想它的位置在距中國邊界不遠的地方（某些人甚至為此而高興，同為他們還沒有認識到中國比我國還要壞得多）。原海軍中校布林科夫斯基是個新犯人，也是判刑二十五年的。他對誰都不屑一顧。本來嘛，他是共產黨員，是被錯抓的，周圍這些人都是人民的敵人。但對我還算另眼看待，因為我曾經是蘇軍軍官，而且沒有當過德國俘虜。他幫我想起了在大學學過、但早已忘記的東西：在秋分的前一天在地上劃一道正午線，在九月二十三日那天，從九十度中減去太陽處於中天時的高度，就能得出我們所在地的地理緯度數。儘管求不出經度來，但能知道緯度也多少算一種安慰了。
我們的汽車不停地往前開。天黑了。根據夜空中明亮的星辰，我們才明確地知道：我們正在被押往「南南西」的方向。
後面汽車車燈的光柱裡，一縷縷灰塵在飛舞。其實，道路上空塵土飛揚，只不過在燈光下才看得見。我這時有一種奇特的幻覺：似乎整個世界都是漆黑的，整個世界都在搖晃，只有這些塵土的微粒在發光，在飛旋，在畫出未來的不祥圖景。
我們是被押往哪個天涯海角啊？去哪個洞穴啊？我們註定要在什麼地方進行我們的革命呢？
蜷著的腿已經麻木，覺得已經不是自己的腿。半夜時我們來到了用高高的木板牆圍起來的勞改營。在漆黑的沙漠中，在離開沉睡的黑呼呼的村莊不遠的地方，這片營地被四周崗樓上的燈光照得通明。
又按各人的案情點了一次名（「一九七五年三月！」）。然後，把我們帶進兩道高大的門內去度過今後的四分之一世紀。
全營都在沉睡，但所有工棚的窗子都透出明亮的燈光，彷彿那裡的生活正在沸騰。夜晚不熄燈，這就表明，這裡實行的是監獄制度。工棚的門從外面用沉甸甸的掛鎖反鎖住，在一個個明亮的長方形窗孔裡可以看到黑色的鐵柵欄。
出來接人的生活助理員的身上縫著許多塊號碼布。
在德國法西斯的集中營里人們身上是帶著號碼的，這你在報紙上看到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