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常常表現得匆忙而又慷慨豁達。它往往不假思索地急於放棄許多東西，譬如，放棄「苦役刑」這個詞。其實，這個字眼兒很好，沉甸甸的啊！它可不能和什麼半吊子的「強制勞動所」或模稜兩可的「勞動改造營」之類的詞同日而語。從高高的法官席上擲給被判刑人的「苦役刑」這個詞，有如剛剛往下落的斬首機，在審判庭上就已經足以打斷他的脊樑骨，足以粉碎他的一切希望了。「政治苦役犯」這個詞令人毛骨悚然，它甚至使其他囚犯，使那些不是政治苦役犯的人，一聽到它就不禁暗自想：看，這些人才是真正殺人越貨的傢伙呢！（這裡也表現了人類的一種怯懦的自我解脫的本性。人總是設想自己還不是最壞的人，還沒有處於最壞的境況。政治苦役犯的衣服上是縫著號碼的！那，當然，是些十惡不赦的罪犯嘍！咱們身上就沒給掛上號碼嘛！……別忙，會給你掛上的！）
斯大林非常喜愛一些舊字眼。他記得：有些國家就是靠這些字眼維持了幾百年。因此，他就在沒有任何無產階級需要的情況下，把過去在匆忙中砍掉的一些詞——「軍官」、「將軍」、「經理」、「最高的」等等——都像接技似地—一接活了。到了一九四。三年四月，當斯大林覺得他座下的馬車已經把他拉上山頂的時候，他就在二月革命宣佈廢除苦役刑之後的第二十六個年頭毅然恢復了苦役刑。斯大林格勒大戰役的人民勝利給普通公民帶來的第一批勝利果實，就是關於鐵路軍事化的命令（實際上就是讓軍事法庭審判孩子和婦女們），以及在一天之後（四月十七日）釋出的關於實行苦役刑和絞刑的命令。（絞架也是古代留下來的一種很好的設定；手槍只是「砰」的一響，怎麼能和絞架相提並論呢？！絞架可以拖長死亡的過程，可以同時向一大群人昭示死亡的一切細節呀！）從那時起，各次勝利都把一批批新的在劫難逃的人們趕去服苦役刑，或者送上統架——起初是從庫班河畔和頓河畔趕去，接著便是從德聶伯河東岸烏克蘭地區，從庫爾斯克、奧勒爾、斯摩稜斯克等地區。軍事法庭緊跟著蘇聯軍隊來到。有些人在當地就被絞死，另一些人被送到新設立的苦役勞改點去。
這類苦役勞改點中最早的一個，顯然是建立在沃爾庫塔的第十七號礦井（很快便在諾里爾斯克、傑茲卡茲甘等地也都建立起來了），當局幾乎毫不掩飾自己的目的：就是要把這些政治苦役犯弄死。這是公開的殺人場，等於希特勒德國的窒息汽車。不過，這裡按照古拉格的傳統把死亡時間拖長了，這是為了延長那些在劫難逃者的痛苦，而且要他們在死前多幹些活兒。
苦役犯通常被安置在一些七米寬二十米長的北方常見的帳篷裡。把帳篷用木板圍起來，木板和帳篷中間填滿鋸末，這樣，帳篷就成了某種簡易工棚。原定每間帳篷裡，如果睡「小車廂」的話，可以往八十人，睡通鋪就住一百人。可是，政治苦役犯則是每間住二百人。
但這可不是硬擠！這叫做居住面積的「合理利用」。給政治苦役犯們規定的是兩班制的十二小時工作日，沒有休假。因此，不論什麼時間總是有一百人在勞動，只一百人在工棚。
勞動時，囚犯們由攜帶軍犬的警衛隊包圍著。如果看守人員不懶，就隨手打他們幾下。要想使他們振作精神的話，就用衝鋒槍託幹。在往返營區的路上，押解隊的大兵一高興就可以用衝鋒槍朝苦役犯隊伍掃上一梭子彈，誰也不會為了被打死的人去追究士兵的責任。筋疲力盡的政治苦役犯的隊伍，從老遠處就可以看出與普通囚犯的隊伍迥然不同———它顯得那麼憂傷、迷們，步履是那麼艱難、沉重。
說起勞動的十二個小時，真可說是度日如年（在諾里爾斯克那種北極地區的、凜冽的北風中，在紛飛的大雪中，他們用手敲打粗石。十二小時之間僅有十分鐘可以取取暖）。規定的十二小時休息時間，也安排得儘可能地荒謬。在這十二小時裡，他們被帶到一個隔離區，又帶到另一隔離區，要站隊，要搜身。進入居住區後立即被塞進永遠不通風的帳篷——沒有窗戶的工棚裡。工棚立刻上鎖。冬天，工棚裡酸臭潮溼的空氣變得越來越濃，不習慣的人簡直連兩分鐘都呆不下去。對政治苦役犯來說，這居住區比勞動區更加難以忍受。去廁所、食堂、衛生所？那是根本不允許的！這些都通過馬桶或者送飯視窗來解決。一九四三—一九四四年時期，斯大林設立的苦役刑就是這個樣子：它把勞改營裡最壞的東西同監獄裡最壞的東西結合在一起了。
契柯夫的作品證明，沙皇時代的苦役刑還遠遠沒有這麼多發明創造。當年關在亞歷山德羅夫斯克（薩哈林）監獄的政治苦役犯們，不僅晝夜任何時候都可以到院子裡和去廁所（那裡甚至完全不用馬桶！），而且整個白天可以隨時去市裡！所以，「苦役刑」這個詞的真正含義（總該「物歸其主」嘛！）還得算斯大林最瞭解。
在政治苦役犯的十二個小時的休息時間裡，他們要經過早晚兩次點名。這可不像普通犯人點名那樣單純地數數人頭，而是一絲不苟地一個一個地點名。每隊一百名政治苦役犯，被點到的人必需一晝夜兩次毫不含糊、毫不遲疑地大聲回答出自己的號碼、自己那令人厭惡的姓、本名和父名、出生年和出生地、所犯法律條文、刑期、判決機關和滿刑日期。其他的九十九人則不得不每晝夜兩次忍著痛苦恭聽這一切。在這十二個小時裡還有兩次分發食物：經過送飯視窗分發大碗飯，再經過送飯視窗把碗收回去。任何政治苦役犯都不得在伙房勞動，也沒有資格抬飯桶。這類服務工作全由刑事慣犯擔當，而刑事慣犯對政治犯的搶劫、盤剝越是殘酷無情，他們自己就會過得越舒服，越能博得苦役營主人的歡心。在這裡，在盤剝壓迫觸犯刑法第五十八條的囚犯這一點上，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利益總是同刑事犯罪分子的利益一致的。
政治苦役犯還要受到飢餓的折磨。但是，因為一切報表單據都不必留作歷史的見證，所以，報單上還有照樣寫著：政治苦役犯可以領到「礦工菜」和「獎勵菜」補助。這些東西本來就少得可憐，還要經過三層偷竊和盤剝。所有這些也都要經過送飯口和一整套繁瑣程式才能得到：要逐個點名，要拿菜票換大碗，等等。等到終於可以躺在鋪板上睡一覺的時候，送飯口又開啟了，又叫名字：開始發第二天的菜票（普通犯人不必操心菜票的事，他們是由隊長把菜票領來，一起交給伙房的）。
就這樣，名義上十二個小時的在囚室的空閒時間，最多不過剩下四個小時能夠安靜下來睡一覺。
此外，當然，政治苦役犯是領不到任何現錢的。不論是寄給他們的郵包還是信件，他們也都無權接受。（在他們那被弄得昏昏沉沉、嗡嗡響的頭腦裡，不應該保留關於過去的獄外生活的半點記憶。在這伸手不見五指的北極地區的黑夜中，除了勞動和這間工棚之外，大地上的一切都不應該在他們腦海裡存在。）
由於這一切，政治苦役犯們大都很順利地垮掉，很快地死去。
沃爾庫塔勞改營的第一張字母表名單上共有二萬八千人（犯人都按俄文字母表分字母編號。字母表上共有二十八個字母，每個字母從一號編到一千號），所有這二萬八千名政治苦役犯在一年之內就全部「入土」了。
使人感到奇怪的，倒是為什麼沒有在一個月之內都死去。
在諾里爾斯克，常有火車開到隔離區來為第二十五煉鈷廠起運礦石。這時，政治苦役犯們就躺到火車軌道上以求快些結束這一切。大約有二十幾個人絕望之餘逃進了凍土地帶，但他們還是被飛機發現並打死了。他們的屍體就堆垛在囚犯們早晨分班派工的地方。
沃爾庫塔的第二礦井有個女苦役犯勞改點。女苦役犯們的號碼是縫在後背和頭巾上的。她們不僅要參加所有井下勞動，而且還……而且還超額完成計劃！……
不過，我已經聽到祖國同胞和同時代的人們向我發出憤怒的喊叫了：你住口吧！你講的都是些什麼人的事呀？！不錯，正是為了讓他們死絕才監禁他們的！而且這樣做是正確的！因為他們是些叛徒、偽警察、偽市長！就應該這樣對待他們！你大概是心疼他們吧？（如果是這樣，你也清楚，那對你的批評可就會超出文學範圍而必須由某些機關來處理了！）我還彷彿聽到一些婦女的聲音對我喊：「那裡關的婦女都是曾經給德國鬼子當褥子的！」（我沒有誇大吧？不是確實有一些我國的婦女把另一些我國的婦女叫做褥子嗎？）
我滿可以像現在揭發個人迷信現象那樣給予簡單的回答，這對我來說是最省事的，就是，講幾個被判處苦役刑的特殊事例。例如，講講三個女共青團員志願兵的事。她們曾駕駛輕型轟炸機去執行轟炸任務，但中途害怕了，沒敢去轟炸敵軍目標，而是把炸彈扔在荒野後就安全返航了。她們向上級報告說完成了任務。可是，後來，其中一個女孩子受到了共青團員的良心的譴責，把真情向本部隊的共青團小組長（也是一個女孩子）彙報了。而小組長當然立即彙報了「特別處」，於是三個姑娘都被判二十年苦役刑。講完這類事例之後，便義正詞嚴地喊一聲：看，斯大林的獨斷專行處罰了一些多麼忠誠的蘇聯公民呀！然後就再不需要為獨斷專行本身而憤慨，只須慨嘆那些使共青團員和共產黨員們遭受無妄之災的、現在幸而已經全都得到糾正的錯誤了。
但是，如果不把問題的深刻性全部揭示出來，我總覺得於心有愧。
就先談婦女吧。我們知道，婦女現在是得到解放了。不錯，還沒有解除她們的雙重勞動，但她們總算不再受宗教婚姻的束縛，擺脫了社會歧視的重壓，不再受卡巴諾娃那一套了吧。但是，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假如我們還認為婦女們自由支配自己的身體和個人就是犯了反愛國主義罪行和刑事罪，這豈不等於我們又為她們準備了一套比卡巴諾娃更壞的東西嗎？況且，整個世界文學（在斯大林之前）不是都在歌頌擺脫了民族界限、擺脫了將軍們和外交家們的意圖的愛情自由嗎？而我們卻在這個問題上也接受了斯大林的標準；沒有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的命令女人不得與男人相逢相識，女人的身體首先是祖國的財產！
首先，讓我們看看這些婦女是些什麼人吧。看看她們不是在戰場上同敵人相逢，而是在被窩裡相逢的時候，她們才有多大年紀？大概總不過三十歲，甚至不過二十五歲吧。也就是說，這些人是從孩提時期就接受十月革命勝利後的教育的，是在蘇維埃學校裡接受蘇維埃思想教育成長起來的！那麼，我們豈不是在為自己親手培育的果實而感到憤慨嗎？這些女人中間，有些女孩子這樣作是因為深深銘記住了我們曾在十五個年頭中無休止地叫喊過的一句話：沒有任何祖國！「祖國」只是一種反動思想的臆造！第二種女孩子可能是因為對於我們的小會、大會、遊行示威、沒有接吻鏡頭的電影、沒有擁抱的舞蹈等清教徒式的乏味生活感到厭倦了吧。還有一些人可能只是被男人的殷勤、周到、外貌上的一些細節和他們追求女人的某些本領所征服了，而這些也恰恰是我們那些完成五年計劃的小夥子們和伏龍芝軍官學校培養出來的指揮員們所缺乏的。第四種人則可能僅僅是為了擺脫飢餓。是的，由於原始的、動物的飢餓，也就是說，因為她們沒有東西填飽肚子。第五種人，也許，只是因為看到除此之外沒有任何辦法能免於一死、拯救自己的親人、免於同他們分離吧。
我曾經到過勃良斯克州的斯塔羅杜布市，那是在敵人剛剛撤走的時候。人們告訴我：曾經有一支馬扎爾人（匈牙利人）的衛戍部隊在這裡駐紮了很長時間，防備游擊隊攻城。後來，一聲令下，這支部隊要調防到別處去了。於是，就有幾十個當地的婦女，不顧羞恥，跑到火車站去送別那些侵略者，而且她們竟是那麼號陶大哭，據一個刻薄的鞋匠說，「連送她們自己丈夫上前線的時候都沒有哭得那樣傷心」！
幾天之後，蘇軍軍事法庭來到了斯塔羅杜布市。當然嘍，它不會把告密者的話當耳旁風的。免不了有幾個哭送過馬扎爾士兵的婦女被送到沃爾庫塔的第二號礦井去。
可是，請問，同胞們和同時代的人們，這究竟是誰的罪過呢？誰的罪過？是這些女人的罪過嗎？還是我們的，我們全體同胞和當代人的罪過？我們自己到底是怎麼搞的呢？為什麼使得我們的婦女們竟然離開我們而撲進了佔領軍的懷抱？這難道不是我們所付出的無數代價中的一種嗎？由於我們倉促地選定了那條道路，由於我們不回顧過去的損失，也不展望將來，而在雜沓紛亂中沿著那條道路走了過來，我們不是正在付出，而且今後很長時期還要繼續付出這一類代價嗎？
或許，對這些婦女和姑娘應該給以道義上的譴責（但也總得聽聽她們的申訴吧！），或許應該尖刻地嘲笑她們一番。但是，為了這些事就應該判她們苦役刑嗎？該把她們送到北極地區的殺人場去嗎？
「可那是斯大林送去的！是貝利亞乾的！」
很抱歉，不對！那些遣送她們的、羈押她們的、打死她們的人們目前還呆在退休人員委員會里，並且還在監視著我們社會的道德發展情況！而我們自己呢？我們聽到「給德國鬼子當褥子」這樣的話時，不也只是會心地點點頭嗎？我們至今仍然認為這些婦女有罪，這一點對我們來說甚至是更加危險的，比她們當年坐牢本身還要危險。
「好，就算是這樣吧。可是那些男人們總是罪有應得吧？！他們是祖國的叛徒，是社會的叛徒！」
這裡也還是能夠設法開脫的。可以提醒人們（而且這是事實）：那些主要罪犯們，當然不會留在當地坐等我們的軍事法庭和絞刑架到來。他們千方百計逃往西方，而且許多人確實逃掉了。我們的懲罰性偵查機關是靠了一些羔羊才湊滿它的任務數字的。鄰居的告密在這裡起了很大作用：「不知為什麼他家裡住過德國鬼子。為什麼德國人偏喜歡他家呢？」「那個傢伙用自己的雪橇給德國鬼子運過乾草。直接通敵！」
當然，可以大事化小，或者是把這一切都推到個人迷信上去：確實有過過火的地方，可現在全都改正了。現在一切正常！
好吧，那我就「一不做，二不休」了。
那麼，教師們呢？當時教師們同他們的學校和學生一起統統被倉皇后退的我國軍隊所拋棄，有的拋棄一年，有的兩年，有的竟達三年之久。由於領袖人物的昏庸，由於將軍們的無能，弄到了如此地步，叫這些教師們怎麼辦呢？他們應該教育還是不該教育自己的學生呢？讓孩子們怎麼辦呢？我指的不是那些已經達到十五週歲並可以靠自己勞動維持生活或能去參加游擊隊的孩子，我是問小孩子們該怎麼辦？他們應該學習還是該像公羊似地閒逛上兩三個年頭，從而為最高統帥的錯誤贖罪呢？既然老爺子沒給我買棉帽子，我就應該讓耳朵凍著，是這樣嗎？……
不知道為什麼，不論在丹麥、挪威、比利時，還是在法國，這些事都沒有成為問題。那裡的人們並沒有認為被各種情況所迫或被本國的不明智的統治者輕易地送到德國人政權統治下的人民，現在就根本不該活下去了。那裡的學校在德軍佔領期間曾照常上課，鐵路曾照常通車，還曾有過地方自治機構。
所以，總是有些人（當然是他們嘍，絕不是我們！）的腦筋被轉了個一百八十度。因為在我們這裡，學校的教師們往往會收到游擊隊偷偷送來的條子：「絕對不許你上課！否則將來跟你算帳！」而你如果在鐵路上做工，反簡直就是與敵人合作了。至於地方自治，那更是大逆不道的叛國行為。
誰都知道，小孩子一旦脫離了學習，很可能以後就無法再學習。那麼，如果那位各時代、各民族的英明戰略家失算了，在這種情況下，青草是該繼續生長還是該枯萎掉？教師應該繼續教孩子們唸書，還是應該暫時不教呢？
當然，為了教孩子們唸書，就得付出一些代價。就得從學校裡把留著八字鬍髭的人的像片拿掉，並且，也許還不得不掛上留著鼻下小鬍子的人的像片。楓樹晚會不能按蘇聯的習慣在新年舉行了，要改在聖誕節舉行，而且在這種晚會上（還有在帝國的別的什麼紀念日儀式上，反正不是在慶祝十月革命節的儀式上）校長還必須致辭頌揚新的美好生活，儘管實際生活十分糟糕。但是，要知道，在這之前校長不也是常常致辭頌揚美好生活嗎？那時的實際生活也是很糟糕的呀！
也就是說，從前不得不昧著良心對孩子們撒謊的情況比這時還要厲害得多呢，因為那時有足夠的時間讓那些謊言固定下來，並且在教學法專家和教育視察員們的精心設計下使謊言滲透到教學大綱裡去。那時候在每一節課上，不管是否合適，也不管是講昆蟲軀體結構還是講從屬連線詞，都必須對上帝踢上一腳（哪怕你自己是信奉上帝的），都必須不放過機會來歌頌我們無限的自由（儘管你實際上由於擔心夜裡的叫門聲而睡眠不足）。不管你是在朗誦屠格涅夫的詩篇，還是正用教鞭指出地圖上的第聶伯河流，你都必須詛咒從前的貧苦並權力稱頌今天的富裕生活，雖然你和孩子們都親眼看到早在戰爭爆發之前就曾有整村的人死光，而城市裡的孩子們憑配給卡片每天才能領到三百克麵包。
所有這一切都既沒有被看作對真理的犯罪，也沒有被看作對孩子心靈的，對神聖精神的犯罪。
如今呢，處在侵略者短暫而不穩固的制度下，需要撒謊的情況少得多了，況且這是對另一方面撒謊。對另一方面撒謊呀！誰知道，原來這也就是癥結之所在！正因為如此，祖國的聲音和地下區委的鉛筆就來禁止你教學生們國語、地理、算術了。你如膽敢去教，就判你二十年苦役刑！
同胞們，你們點頭吧！看，那不是正帶著軍犬把人們送進有馬桶的工棚嗎？你們快朝他們身上扔石頭吧，因為他們竟敢給你們的孩子講課呀！
但是，我的同胞們（特別是一些從優惠的領導機關退休的同胞們，那些在四十五歲就開始領養老金的聰明人們）卻都向我圍攏過來了。他們揮著拳頭對我說：當初我保衛的是什麼人？我應該保衛那些給敵人當市長、村長、警察、翻譯的壞蛋和渣滓嗎？！
那麼，好吧。讓我們往下看吧，看下去。因為我們把人只看成小木棒，我們砍倒的森林太多了。不管怎樣，有朝一日，未來一定會迫使我們反省，迫使我們思考其原因的。
音樂奏起來了，歌聲在耳邊迴盪：「讓我們那神聖的憤怒，去把……」這怎麼能不使人激動萬分呢？我們那固有的、曾經受到禁止、嘲弄、打擊和詛咒的愛國主義，今天忽然被允許了，又受到鼓勵了，甚至被歌頌為崇高的了。這怎麼能不使我們所有俄羅斯人精神振奮？怎能不把我們胸中激盪著的一顆顆聖潔的心聯結在一起呢？況且我們俄羅斯人本性就是寬容大度的——隨他去吧！——此時，在外來的劊子手逐漸逼近時，還能夠不饒恕那些土生土長的劊子手嗎？！可是，後來呢？後來卻要壓制住內心隱隱約約的懷疑和自己那匆忙的寬宏大度，反而要儘量異口同聲地、激烈地去咒罵那些背叛祖國的人，咒罵那些顯然比我們壞的、不忘舊怨的人嗎？
俄羅斯聳立在大地上已有十一個世紀了，它有過許多敵人，進行過多次戰爭啊！但是，俄羅斯出現過許多叛徒嗎？它產生過大群的叛徒嗎？似乎並沒有。即使在敵視勞動人民的舊社會制度下，連敵人也都沒有指責過俄羅斯性格是背叛、反覆無常、不可信任的呀！
如今，我們這裡建立起了最公正的社會制度，爆發了最正義的戰爭，而我們的人民卻忽然暴露出自己的隊伍中有成萬的、數十萬的叛徒！
這些人都是從哪兒來的？為什麼會這樣？
也許是並未熄滅的當年的內戰如今又重新進發了吧？他們都是沒有被消滅乾淨的白匪吧？不，完全不是這樣！前面已經說過，許多逃亡國外的白俄（包括那個臭名昭著的鄧尼金）都站到蘇維埃俄羅斯一邊來了，他們也反對希特勒。這些人是可以自由選擇的，但他們卻做了這樣的抉擇。
這幾萬人．幾十萬人（偽警察、懲罰隊隊員。村長和翻譯）的叛徒都是從蘇聯公民中間產生的，其中有不少是年輕人，他們也是在十月革命後長大的。
那麼，是什麼迫使他們去幹那些事的呢？……他們是些什麼人呢？
這首先是那些其家庭和他們本人曾被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履帶輾過的人，是在我們的下水道濁流中失去了雙親、家屬和戀人的人們，或者是本人就曾經在勞改營和流放地的深淵中沉浮而再沉浮的人，是那些站在探監者送食物包裹的小視窗前排隊把腿腳凍僵或落下病根的人們。也還有另外一些人，他們則是在這殘酷的幾十年中喪失了獲得大地上最寶貴的東西——土地本身——的一切希望。這裡不得不順便提一句，那土地曾是偉大的法令應允給予他們的呀，更何況他們在內戰年代裡為了獲得這些土地曾經流過血！（然而，蘇軍軍官們則可以繼承別墅和莫斯科近郊那些用板牆圍起來的大片房產，這是另一回事：這是給了我們的，那當然是可以允許的！）還有一些人是「因為偷割了麥穗」坐過監獄，有些人則是被剝奪了自由選擇居住地點的權利，或者是被剝奪了操持自己從事多年的心愛的手藝的權利（我們曾經以宗教的狂熱摧毀了所有的手藝行業，可我們現在卻把這事忘掉了）。
一提到那些人，我們這裡的人們都會十分輕蔑地（宣傳鼓動員們則是加倍輕蔑地，而那些十月革命的護憲派們更是倍上加倍地輕蔑地）撇著嘴說：這些人都是「受過蘇維埃政權委屈的人」，是「過去受過懲罰的人」，是「從前的富農子弟」，他們都是「對蘇維埃政權懷恨在心的人」。
一個人這麼說，另一個人點點頭，似乎就什麼都清楚了。似乎人民政權本來就有權利委屈自己的公民。好像最根本的毛病，主要的病症就出在這裡，出在他們「受了委屈」……他們「懷恨在心」上面……
而且，竟沒有一個人喊一聲：你住口吧！見你的鬼去吧！你們到底是不是認為存在決定意識？決定不決定？或者你們想說：只有在對你們有利的時候存在才決定意識，而對你們不利的時候就不決定了，是嗎？
我們這裡還有一些人會微微蹙著額頭這樣說：「是啊，是犯過某些錯誤。」而且永遠使用這個惡作劇而又不受懲罰的無人稱句子——犯過。可就不知道是誰犯過的。似乎就是那些幹活的能手、搬運工和農莊莊員們犯過的了。誰也沒有勇氣說：是共產黨犯的！是那些永不換班的、不負責任的領導人犯的！除了掌握著政權的人們之外，那些錯誤還會由誰「犯過」呢？都推到斯大林一人身上行嗎？總該有點幽默感吧。是斯大林犯的，那麼，請問，你們這．些人，幾百萬領導者，當時幹什麼來著？
不僅如此，連這些錯誤本身也在我們眼裡彷彿很快地就消散開了，變成了某種朦朦朧朧的、不清楚的、沒有輪廓的斑點，它已經不再被看作遲鈍、狂熱、用心險惡所造成的後果了。而只有在一個問題上，即在共產黨人把共產黨人關進了監牢這個問題上，承認了所有的錯誤。至於一千五百萬到一千七百萬農民被弄得家破人亡、被送去消滅、被遷移到全國各地而且被剝奪了記住並且提起自己父母的權利——這些似乎就都不是什麼錯誤了！我們在本書的開頭提到的那些下水道的水流，看來也不算是錯誤了。對於同希特勒作戰毫無準備，擺出一副騙人的架式在不斷變換口號中可恥地後退，僅僅依靠俄國伊萬的精神和為神聖的俄羅斯而戰的口號才在伏爾加河一帶迫使德國人止步——對於這一切，不僅不算是斯大林的失策，反倒一變而幾乎成為他的主要功勳了。
在僅僅兩個月之內，我們就把幾乎三分之一的人口丟給了敵人，同時也拋棄了上述那些沒有消滅乾淨的家庭和在警衛逃跑後才四散逃亡的千萬個勞改營裡的犯人，丟下了烏克蘭和波羅的海沿岸地區的許多監獄，在那裡直到敵人到來時還瀰漫著槍殺觸犯第五十八條的囚犯的硝煙。
當我們還有力量的時候，我們窒殺、毒害所有這些不幸的人們，不僱傭他們，不給他們機會做工，把他們趕出住宅，逼死他們。而一旦我們的無能暴露出來的時候，我們又立即要求他們忘掉強加給他們的一切災禍，忘掉他們那被槍殺的親人，忘掉他們那餓死在凍土地帶的父母和孩子們，忘掉自己家庭的破產和我們對他們的志恩負義，忘掉內務部的審訊和酷刑，忘掉飢餓的勞改營了。不僅要求他們忘掉這一切，還要求他們立即去參加游擊隊，轉入地下，並且不惜生命地去保衛祖國。（但卻絕口不提我們自己應該改變態度！何況我們誰也沒有給予他們希望，沒有使他們能夠指望我們有朝一日回來之後會改變過去對待他們的態度，會與從前有所不同，不會再毒害他們、驅逐他們、把他們關進監牢，不再槍殺他們！）
在這種情況下，到底對什麼感到奇怪才合乎邏輯呢？是奇怪怎麼會有那麼多人歡迎德國人到來呢？還是應該奇怪這樣的人太少了呢？（甚至德國人還有時不得不搞一點「司法審判」之類裝裝門面呢。例如，他們審判蘇維埃政權時期的告密者們，在基輔市槍決臨河街尼科爾斯克教堂執事等。而且這類情況並不是個別的。）
還有那些信仰宗教的人們呢？我們連續二十年迫害宗教、關閉教堂。德國人來了，他們開放了教堂（德國人撤走之後，我們沒好意思立即再關閉它）。就以頓河羅斯托夫為例吧，那裡開放教堂的儀式受到了群眾的歡呼，招來了大批群眾。不，這些人應該為此去詛咒德國人，是嗎？
就在這個羅斯托夫市，戰爭爆發後沒有幾天，工程師亞歷山大·彼得羅維奇·姆-弗被捕了，他隨即死在偵訊室裡。其後好幾個月，他的妻子一直在戰戰兢兢地等待自己被捕。只是在德國人來到之後她才「放心地」躺下睡覺了，心想：「今天至少可以足足睡一覺。」不，她應該衷心祝願那些殺害她丈夫的劊子手們回來，是嗎？
一九四三年五月，還是德國人佔領的時候，在文尼察市的林邊大街的公園裡（這個公園在一九三九年初就被市蘇維埃用很高的圍牆圍了起來，並宣佈這裡是「國防人民委員部用地，禁止入內」）偶然地開始挖掘幾個已經很難辨認的、雜草叢生的墳墓。結果，在這個公園裡總共發現了三十九個死人坑：每個都是深三米半，長三米，寬四米；每個坑裡最上層是死者的外衣，下面便是一層層交叉垛起來的屍體。所有屍體的臂膀都用繩子綁著，所有人都是用小口徑手槍從腦後打死的。顯然，他們是在監獄裡被槍斃後，夜間拖出來埋掉的。根據某些人儲存的檔案辨認，曾經識別出了一些人，他們是在一九三八年被判處「徒刑二十年，並剝奪通訊權」的。這裡的一張珍貴的照片就是文尼察市的居民們到現場來觀看或者來辨認屍體的情況。越往後，發現的死人坑越多。到了六月，便在東正教教徒的墓地一帶開始挖掘，在皮羅果夫醫院旁邊又發現了四十二個墓穴。然後是在「高爾基文·化休息公園」——在公園的「遊藝室」下面、在「笑室」的底下，在小體育場和露天舞池的地下，又發現了十四個死人坑。在這總共九十五個坑墓裡共埋有屍體九千四百三十九具。這還僅僅是在一個文尼察市，而且是偶然發現的。那麼，別的城市裡還有多少沒有被發現的呢？那些市民們看了這些屍體之後，應該拚命去參加游擊隊，是嗎？
說到這裡，如果我們是公正的，就該作這樣的設想：既然人們踐踏我們的身體和我們所喜愛的東西時我們會感到難受，那麼，被我們踐踏的人當然也會感到難受。不是嗎？那些被我們消滅的人們有權憎恨我們——這個想法或許也是公正的吧？或者不對？他們沒有這種權利？他們應該懷著對我們的無限感激而死去？
我們總是說那些偽警察和偽市長們都具有某種久已有之的、幾乎是天生的仇恨。可是，要知道，這仇恨是我們自己播種在他們心裡的呀，它是我們的「生產下腳料」。國家公訴人克雷波科是怎麼說的？他說：「在我們看來，每一種犯罪都是該社會制度的產物。」同志們，這是你們的制度的產物！應該記住自己的學說嘛！
我們也不應該忘記，在那些拿起利劍攻擊我們和用言論反對我們的人們（我們的同胞們）中間，也有一些完全不是出於私人動機的人：他們的財產並沒有被沒收（他們本來一無所有），他們自己，甚至他們的家屬，沒有蹲過勞改營。可是連他們也早被折磨得透不過氣來了。其原因在於我們的制度，在於這個制度本身對個人命運視同草芥，在於對信仰的迫害，在於那支令人啼笑皆非的歌子，說什麼沒有任何一個別的國家
「人們可以這樣自由呼……」在於那些虔誠信徒們對領袖的膜拜，在於爭先簽名認購公債時對那支鉛筆的爭奪，在於那照例要轉為熱烈歡呼的雷鳴般的鼓掌聲！我們能夠設想這些人，這些正常的人，所需要的只是我們國家這種酸臭的空氣嗎？（偵訊人員在審訊費奧多爾·弗洛里亞神父時，曾指責他竟敢在羅馬尼亞人面前談論斯大林的一些醜事。神父回答說：「關於你們，我還能講些什麼別的話呢？我知道什麼，就講什麼。發生過什麼事，我就談了什麼事。如此而已。」而按照我們對他的要求，則應該是：你撒謊吧！你昧良心吧！並且你自己也完蛋吧！只要能對我們有利就行！但是，這看起來豈不是有點不象唯物主義了嗎，啊？）
有過這樣一件事。那是一九四一年九月間的事，發生在我去參軍之前。當時我和妻子都是剛剛當教員，我們在莫羅佐夫斯克鎮上租了一套房子（這個小鎮第二年就被德國人佔領了）和另外兩個房客——沒有子女的布羅涅維茨基夫婦——同住一個院子。尼古拉·格拉西莫維奇·布羅涅維茨基是個工程師，年近六十，這個知識分子很像契訶夫小說中的人物，十分平易近人，安詳，聰慧。我現在想起他那長方形的臉膛，還總覺得他是戴著一副夾鼻眼鏡似的，其實。也許他並不戴眼鏡。他的妻子比他還要恬靜，溫順。她的臉色顯得有些暗淡，稀疏的亞麻色頭髮貼在頭上。她比丈夫小二十五歲，可是，看她的動作卻像是年紀不小了。我和妻子都很喜歡這兩個人，他們對我們大概也頗有好感，特別是因為我們兩家都不是那種貪婪地操持家業的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