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乾淨」——
我們總不至於把千人大會的全體參加者都當成白痴，而只會認為這是一些對於明天自己被抓也會乖乖服從的道德墮落的說謊者。
不斷地說假話，和背叛行為一樣，變成了唯一安全的生存方式。每動一下舌頭都可能被人聽去，每一個面部表情都可能有人觀察。因此每一句話如果木必須是直接的謊言，也必須不與共同的謊言相牴觸。存在著一套現成的句子、一套現成的標籤、一套現成的公式。任何一篇講話，任何一篇文章，任何一本書，不論是學術的、政論的、批評的或者是所謂「文藝」的——不使用這些主要的套話是通不過的。在最最科學性的文字裡也必須找個地方對某某人的假冒的權威和假冒的發明權吹捧兩句，把說了真話的某某人臭罵兩句；即使是最高水平的學術著作，不夾進些這一類的謊言也不能出版。還用說那些吵吵嚷嚷的群眾大會嗎？還用說那些利用午休時間召開的狗屁不值的集會嗎？在這些集會上必須舉手反對你自己的意見；對於你不痛快的事假裝興高采烈（認購新的公債啦，降低計件工資額啦，為建立一個什麼名目的坦克縱隊捐款啦，承擔星期天義務勞動，或者派孩子們去支援集體農莊莊員啦），以及對於八杆子夠不著的地方發生的事情表示最深刻的憤慨（在西印度群島或者巴拉圭發生的什麼摸不著看不見的暴行）。
騰諾在監獄裡害臊地回憶起，他被捕前的兩個禮拜還向水兵們做過一次《斯大林憲法——世界上最民主的憲法》的報告。自然一句真心話也沒有。）
沒有一個打出過一頁稿紙而沒有說過假話的人；沒有一個走上過講壇而沒有說過假話的人；沒有一個在麥克風前面站過而沒有說過假話的人。
如果到此為止也還罷了。要知道下面還有呢：和上級的任何一次談話，在幹部科的任何一次談話，一般地和另一個蘇聯人的任何一次談話都要求你說假話——有時候是瞪眼瞎說，有時候是瞻前顧後，有時候是點頭認可。如果你的白痴交談者當面對你說，我們撤退到伏爾加河是為了誘希特勒深入，或者美國人把科羅拉多甲蟲丟到我們頭上——你需要表示同意！一定要表示同意！以搖頭代替點頭會給你招來往群島搬家的橫禍（我們回憶一下丘爾佩涅夫的被抓，本書第一部，第七章）。
但這還不是全部：你的孩子在長大！如果他們已經長得夠大了，你和你的老婆就不應當在他們面前公開說出你心裡想的話；要知道，人家正在教育他們學習帕夫利克·莫羅佐夫，他們會臉不紅心不跳地去建立這個功勳。而如果你的孩子們還小，就需要決定怎樣教育他們最合適：是一開頭就拿謊言當做真理端給他們（為了使他們將來比較容易生活），並且今後永遠在他們面前說假話呢，還是冒著他們可能說漏嘴的風險，可能捐出去的風險，對他們說真話。因此一開始就得向他們講清楚，真話是會帶來殺身之禍的，一齣家門就要說假話，只能說假話，就像爸爸和媽媽一樣。
這樣的選擇使得你恐怕連孩子也不想要了。
謊言是生活得以長期穩定的基礎；a·k——一個年輕、聰明、懂世故的女人，從首都來到某個省城的學院教文學。她的檔案裡沒有任何問題，並且拿著一張嶄新的副博士證書。她看到她講主課的班級裡只有一個黨員女學生，於是斷定這裡的情報員一定會是她。（班級裡必須得有個人送情報，這一點a·k是拿得準的。）她決定和這個黨員女學生假裝親近。（順便說一句，從群島的策略角度看來這純粹是失算。相反地，應當老給她打二分，那樣一來，這人的任何小報告都會被看成是挾嫌報復。）她們倆又是經常在學院以外會面，又是交換照片。（女學生把a·k的照片放在黨證夾子裡）在假期她們兩人親熱地通訊。a·k講每一堂課都盡力順應自己的黨員學生的可能的評價。這種令人羞辱的裝模作樣的四年過去了。女學生畢了業，對於a·k說來，這個人已經無足輕重了。這個女學生來看她，a·k毫不加掩飾地對她冷淡。女學生生了氣，要求退回照片和信，並且大聲說（最叫人哭笑不得的是，她大概根本不是情報員）：「如果我念完研究生班，決不會象您現在這樣死賴在這個可憐的學院不想走！您的課講得像什麼樣子！——全是陳詞濫調！」
的確！a·k為了適應一個情報員的接受能力，把一切搞得內容貧乏、色彩暗淡、稜角磨平，把她本來有能力講得很精彩的這門課程完全毀了。
像某個詩人很機智地說過的；我們過去搞的不是個人迷信，而是兩面派的迷信。
當然這也要區別不同的等級：有被迫的、自衛性的謊言，也有作家們最擅長的那種忘乎所以的、熱情洋溢的謊言，即沙金娘以十分激動的心情於一九三七（！）寫出的以下名句一類的謊言。她寫道，社會主義時代竟把刑事偵訊也改變了面貌：據偵查員們介紹，今天的被偵查人都是自願地同他們合作，主動地把關於自己和別人一切該講的事都講出來。
謊言使我們遠離了正常的社會，使我們失去衡量事物的基準，在灰茫茫的濃霧中看不到一根路標。忽然，你從書中的腳註裡發現，雅庫博維奇的《在被遺棄者的世界裡》一書，是在作者剛服完苦役正準備去流放地的時候出版的（雖然是用了一個假名字）。好了，拿來比比，拿來和我們比比！我那本遲到的、怯生生的小說剛剛奇蹟般地溜過了關，人家馬上就把攔路杆堅決地放了下來，門扇和門閂全緊緊地插牢了。而現在不僅當前發生的事情不許寫，連三十年，五十年以前發生的事情也在禁寫之列。我們有生之年還能讀到這些嗎？我們註定要泡在謊言和欺騙的汙水裡進墳墓了。
進一步說，即使有人提供瞭解真相的機會，還有一個我們這些自由的人們想不想知道的問題。奧克斯曼一九四八年從勞改營回來，以後沒有再被抓進去，在莫斯科住下了。他的朋友和熟人沒有拋棄他，經常幫他的忙，但是唯獨不願意聽他回憶勞改營！因為知道了那個——他們以後怎麼繼續活下去？
戰爭結束以後有一首歌很流行：《這兒聽不到城市的喧囂》。沒有一個歌手，即使是最平凡的，唱完這首歌得不到熱烈的掌聲。「思想感情管理總局」開頭沒有猜出其中的奧秘。既然是俄羅斯的、民間的，可以讓電臺廣播嘛，舞臺演唱也可以嘛。後來他們恍然大悟——趕緊劃x。因為歌詞講的是一個在劫難逃的囚徒，講的是一對被拆散的情人。懺悔的需要終歸還潛藏在人們心裡，它微微地蠕動著。說夠了假話的人們至少在聽這一首歌的時候可以出自真心地拍幾下巴掌。
9．殘忍。在上述的種種品性當中，哪裡還有慈善心腸的立足之地？當你推開落水者求援的手的時候怎麼可能繼續保持你的善良？你一旦沾染了鮮血，以後只會變得越加殘忍。對殘忍（「階級的殘忍」）又是歌頌，又是培養，弄得你確實不知道好與壞之間的界限究竟在哪裡。再加上善良遭嘲笑，憐憫遭嘲笑，仁慈遭嘲笑——這時候你用鐵鏈也掛不住那些被人血灌醉了的人們了。
一個未署姓名的婦女寫信給我（來信地址是阿爾巴特大街十五號），向我提出關於「某些蘇維埃人」特有的「殘忍性的根源」問題。為什麼處在他們支配之下的人越無法自衛，他們表現出的殘忍性越大？她舉出一個例子，也許遠遠不是最重要的，但我仍要把它轉述在下面：
一九四三—四四年冬，在車里雅賓斯克火車站行李寄存室外的遮簷下。氣溫是零下二十五度。由外面刮到遮簷下的積雪被緊緊地踩牢在水泥地面上。行李寄存室視窗裡坐著一個穿棉襖的女人，隔窗站著一個穿熟羊皮外套的肥壯的民警。他倆互相調情挑逗，談得入神。水泥地上躺著幾個穿著泥土色的單布衣裳、裹著市片的人。用「破舊」兩個字形容他們身上的布片都嫌過分美化。這是幾個小青年，他們身體虛弱、浮腫，嘴唇上長著膿泡。其中一個看起來正在發燒，他把赤裸的胸膛貼在雪上，發出呻吟。講述這件事的這位婦女走過去，問他們是什麼人。原來他們一個是勞改期滿釋放的，另一個是因病釋放的。但是釋放證明寫得不對，所以現在站上不給他們回家的車票。他們已經沒有力氣返回勞改營——腹瀉把他們耗空了。這位婦女掰給他們每人一小塊麵包。在這當口民警忽然中斷了他的愉快的交談，用威脅的口氣對她說：「這是怎麼回事，大嬸，認出親戚來了？你還是趕快離開這兒好。沒你幫忙他們也會死。」她一想——他們真格兒地會把我也抓進去的（想得對！為什麼不會呢？）。只好走開了。
這一切——她心裡怎麼想的，她怎麼走開的——對於我們的社會是多麼典型啊。還有那個狠心的民警，那個狠心的穿棉襖的女人，那個不給他們車票的售票員，那個不肯送他們進市內醫院的女護土，那個在勞改營裡給他們開證明的昏頭昏腦的自由僱員。
嚴峻而險惡的歲月來臨了。在我們這個時代已經沒有人會像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訶夫時代那樣把犯人叫做「苦命人兒」。要叫，大約只會叫做「臭肉」。一九三八年馬加丹的小學生們朝押解過路的女犯隊伍扔石頭（蘇羅夫採娃回憶）。
我國從前或別國現在有沒有這麼多使人厭惡和寒心的住宅裡的和家庭裡的糾紛？這種事情每一個讀者都能說出一大堆，我們僅略舉
羅斯托夫市多洛馬諾夫大街上的一座筒子樓裡住著一個叫維拉·克拉蘇茨卡婭的女人。她的丈夫是一九三八年被捕後死在獄中的。她的鄰居安娜·斯托利貝格知道這件事——整整十八年，從一九三八至一九五六，她一直因為抓著這個把柄而洋洋得意，經常用威脅的話折磨克拉蘇茨卡婭；在廚房裡和走廊上碰到她就會用噝噝的聲音對她說：「我說要你活你才能活。我只要說一個字，‘黑烏鴉’就會來接你。」只是到了一九五六年克拉蘇茨卡婭才決定給檢察長寫了一封控告信。從此斯托利貝格不說了。但她們仍繼續合住一個單元。
柳比姆市的尼古拉·雅科夫列維奇·謝苗諾夫一九五0年被捕後，他妻子當年冬天就把眼他們住在一起的婆婆瑪麗亞·伊里尼奇娜·謝苗諾娃趕出了家門：「滾吧，老妖婆！你的兒子是人民的敵人！」（六年以後丈夫從勞改營回來。她和已經長大成人的女兒娜佳一起半夜裡把只穿著內褲的丈夫趕到大街上。娜佳在這件事上特別積極，因為她需要給自己的丈夫騰出空間。她把長褲朝她爸爸的臉上摔過去，嘴裡喊著：「滾出去，老混蛋。」）婆婆到雅羅斯拉夫爾去投靠她的無子女的女兒。女兒、女婿很快就對老太婆感到厭煩了。女婿瓦西里·費多羅維奇·梅捷爾金，消防隊員，常常在不值班的日子裡用兩個手掌捧住老大母孃的臉，夾得緊緊地讓她扭不了頭，以朝她臉上吐唾沫取樂，一直到把口水吐幹，同時竭力吐到她眼裡和嘴裡。當他火氣更大的時候，便把生殖器掏出來朝老太婆臉上符，還說：「給你！嘬嘬！快死去吧！」他老婆對從勞改營回來的兄弟解釋說：「瓦復喝醉了。叫我拿這喝醉酒的人有什麼辦法？」後來為了申請分配一套新單元（「需要帶洗澡間的。我們沒地方給老媽媽洗澡！總不能讓她老人家到外面澡堂子裡去洗吧！」）對老太婆的態度才開始過得去。「以有老人為理由」得到一套單元以後，他們用大櫥小櫃把各個房間塞得滿滿的，把媽媽趕進立櫃和牆壁之間的三十五公分寬的夾縫裡，要她老躺在裡頭，不許探頭探腦。謝苗諾夫這時住在兒子家裡。他沒問過兒子，就冒險把老媽媽接進家來。孫子進屋，奶奶朝他跪下，說：「沃沃奇卡！你不會把我趕出去吧？」孫子做了一個難者的表情說：「好吧，我結婚以前你可以在這兒住。」孫女娜佳—一娜傑日達·尼古拉耶夫娜·託普尼科娃的情況也可以順便在這裡談談。她在這期間唸完了雅羅斯拉夫爾師範學院歷史語文學系，入了黨，當了科斯特羅馬省涅雅市區報編輯。她還是個詩人，一九六一年當她還在柳比姆市的時候曾用詩歌形式給自己的行為做了辯護：
既然要鬥，就當真地鬥！
是你親爹？！也要狠狠地揍！
道德？！全是胡說八道，
我才不聽那一套！
在生活中邁步向前，
我只需要冷靜的算盤。
但是黨組織要求她把和父親的關係「正常化」，於是她就忽然開始給父親寫信。喜出望外的父親回了她一封諒解一切的信，她馬上拿去給黨組織著。他們看了以後，在她的名字下面打了個勾。從此她只是在每年五月和十一月的兩個大節日給他去一封賀節信。
這場悲劇涉及了七個人。這就是我國獄外社會的大海之一滴。
在比較有教養的家庭裡是不會把僅穿著內衣的無辜受害的親屬趕到大街上去的，但是他們會以他為恥，他們會對他的充滿怨氣的「錯誤」世界觀感到麻煩。
還可以列舉下去。還可以指出存在著：
10．奴隸心理。上面提到的那個巴比奇在寫給檢察長的申訴書裡是這樣說的：「我理解，在戰爭期間，我們的政權機關負擔著比審查個人案件更為重要的任務。」
還有許多別的。
但是這裡我們也要承認：如果斯大林時代的這一切不是自發產生的，如果這全是他親自為我們一條一條地設計出來的——他可真算得了是個天才。
在這個惡臭陰溼的世界裡，只有劊子手和最無恥的背叛者春風得意，而剩餘的正直人除了以酒消愁便別無其他的勇氣，青年們的皮膚曬成古銅色而靈魂卻在發黴，一隻灰綠色的魔掌每夜都要伸出來揪住什麼人的衣領，把他塞進一隻匣子。在這樣的世界上，成百萬被群島奪去了丈夫、兒子或父親的婦女們在迷們和盲目中徘徊。她們比誰都更加驚恐不安。她們害怕閃亮的人名牌、辦公室的房門、電話鈴、敲門聲。她們害怕郵遞員、送牛奶的女人和修水管的工人。誰認為她們妨礙了自己的利益，都可以把她們趕出住宅、工作單位和城市。
有時候她們輕信地把希望寄託在按字面理解「剝奪通訊權」的判決詞上，以為十年過去，他就會來信。她們在監獄門外排隊。她們跑到一百多公里以外的什麼地方，因為聽說那裡接受寄往監獄的郵包。有時候是她們自己死在她們獄中的親人之前。有時候是她們根據退回來的食品包裹上附的「收件人在醫院死亡」的條子知道了親人的死期。有時候像奧利加·恰夫恰瓦澤那樣千里迢迢奔赴西伯利亞給丈夫的墳頭上帶去一杯家鄉的黃土——只不過已經沒人能指給她，究竟在哪一個土包下埋著她的丈夫和另外三個人的遺骸。有時候像澤爾馬·茹古爾那樣，給伏羅希洛夫之類的人寫一些由自己送上去的信。她們忘了伏羅希洛夫的良心早已在他的肉體死亡之前死掉了。
這些女人身邊有年幼的孩子，每個孩子長到一定時期都絕對需要爸爸回來，過了這個關鍵時期就會遲了。可是爸爸總不回來。
用學生練習本上撕下的一張斜格紙折成的三角信。是用紅色和藍色鉛筆交替著寫的——一定是孩子的手把鉛筆放下來休息，然後又拿另一頭寫。稜稜角角的幼稚的帶間隔的字跡，有時候一個字被寫成了兩截：「爸爸你好，我忘了應該怎樣寫，我很快就要上學了，過了第一個冬天你就快回來吧，不然我們可不好啦，我們沒有爸爸，媽媽說你一會兒出差一會兒，有病你幹嘛不從醫院跑出來這兒的，奧列什卡從醫院只穿襯衫就跑出來啦，媽媽會給你做新褲子，我把皮帶送給你，反正同伴們都怕我，只有奧列什卡我從來不打，他也說實話他也是窮人，還有一次我害病發燒想跟媽媽一塊死，可是她不願意，我也不願意唉手累麻了不寫了吻你好多好多次。「
伊戈廖克六歲半。
我已經學會寫信封媽媽還沒下班我已經把信放進郵箱啦。
馬諾利斯·格列佐斯「在一次鮮明而激動的講話中」向莫斯科作家們介紹了在希臘監牢中受苦的同志們的情況。
「我明白，我所講的使你們的心都發顫了。但我這樣做是有意識的。我希望你們的心為那些在監牢裡受苦的人們感到痛楚……請你們為爭取希臘愛國者的釋放而大聲疾呼吧。」
這些飽經世故的老狐狸們當然是大聲疾呼起來！要知道在希臘有二十來個囚犯在受苦受難吶！也許是馬諾利斯本人不明白他的呼籲之可恥，也許是因為在希臘沒有這句諺語：
「家有傷心事，何必為人愁」。
在我國各地都能看到這樣的雕塑：一個石膏衛兵牽著一條掙著撲向前方去咬什麼人的警犬。在塔什干，這樣的塑像至少還是立在內務人民委員部學校大門口的，可是在梁贊市它卻成了全城的標誌：如果你由米哈依洛沃方向進城的話，它是你能見到的唯一的紀念像。
而我們見到它也不會厭惡地打一個冷戰。對於這種唆使狗去咬人的形象我們習慣了，覺得它是很自然的。它要咬的是我們。
我把本書前面提到的所有囚犯的命運都分成了許多片斷，使他們的故事服從於本書的計劃——勾劃出群島的輪廓。我避開寫傳記的方式；它可能太單調，照那樣沒完沒了地寫下去，會把研究的責任從作者的肩上推卸到讀者的肩上。
但正因為如此，我才認為有權利在這裡完整地寫出幾個囚犯的命運。
1．安娜·彼得羅夫娜·斯克裡普尼科娃
近科普市普通工人的獨生女，生於一八九六年。正如黨史已經告訴我們的，在萬惡的沙皇制度下，所有求學的道路對她都是封閉的，她註定要過半飢半飽的奴隸生活。這一切她真的都遇到了，但時間卻是在革命以後。在革命前她還是進了邁科普市文科中學。
安娜長成了一個大個兒的姑娘，頭也長得特別大。中學的一個女同學給她畫了一張全是用圓圈構成的肖像：她的腦袋（從各方面看）是圓的，她有一個圓額頭和一雙永遠帶著困惑的表情的圓眼睛。耳垂好像是長進面頰裡去的小圓球。肩膀也是滾圓的。整個人好像個大圓球。
安娜過早地開始思索。上三年級的時候就請求老師允許她在中學圖書館借閱杜勃羅留波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書。老師生氣地說：「你讀這個太早了！」「好吧，您不同意，我就到市圖書館去借。」她十三歲時「解脫了上帝」，不再信神了。十五歲時鑽研早期基督教著作。唯一的目的是要在課堂上對神甫進行激烈的駁斥，使全班同學都拍手稱快。不過她倒是接受了古老信仰派教徒的堅忍不拔的精神，把它作為自己最高的典範。她吸取了這種思想：寧可死，自己的精神支柱不可折。
並沒有人干涉她領取應得的金質獎章。一九一七年（真是求學的好時機！）她來到莫斯科，考入恰普雷金女子高等學校的哲學心理學系。作為金質獎章獲得者，在十月政變以前，她可以領到國家杜馬的助學金。這個系專為文科中學培養邏輯學和心理學教員。整個一九一八年，她一邊靠私人教課掙錢，一邊學習心理分析。她顯然是一個無神論者，但她以整個的心靈感覺到……準火焰般的玫瑰之上，靜止地，
萬物的活的祭壇的煙靄冉冉升起。
這時她已經傾心於佐爾丹諾·布魯諾和丘特切夫的詩意的哲學，甚至一度自認為是東方天主教徒。她貪婪地改換著信仰，也許比改換服飾更勤（她沒有什麼服飾，況且她根本不在意這些）。她還曾認為自己是個社會主義者，認為起義和內戰的流血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她不能容忍恐怖政策。民主，但不要暴行！「可以讓雙手沾染鮮血，但不能沾染汙穢！」
一九一八年末她不得不放棄學業（那個學校本身還存在著嗎？），歷盡艱險回到父母身邊，因為那裡比較吃得飽。她來到邁科普，這裡已經成立了一個兼收成年和青年的國民教育學院。安娜竟然做了該院的邏輯學、哲學和心理學代理教授。她在學生當中很得人心。
這時期白軍在近科普已經面臨本日。一位四十五歲的將軍企圖說服她跟自己一同逃跑。「將軍，不要裝樣子了。趁著還沒有逮捕您，快跑吧！」那些日子裡，一箇中學歷史教員在教員們自己的聚會上舉杯提議「為偉大的紅軍」乾杯。安娜拒絕乾杯，她說：「我決不幹這一杯！」平素知道她的左傾觀點的朋友們眼睛瞪得圓圓的。「這是因為……儘管有永恆的星星……將會有越來越多的處決。」她預言。
她有這樣的感覺，所有的優秀人物正在這次戰爭中滅亡，只有隨波逐流者能夠倖存。她已經預感到她的偉大時刻正在來臨，但是還不知道……它將是怎樣的事件。
幾天以後紅軍開進了近科普市。又過了幾天，召開了一次全市知識分子大會。第五軍特別處處長洛謝夫上臺講話。用一種（離罵街不遠的）橫掃一切的口氣痛斥「腐爛的知識分子」：「怎麼？你們是腳踩兩隻船嗎？等著我來請你們？為什麼你們自己不來？」越說火氣越大，他把左輪手槍從搶套裡抽出來，一邊搖晃著它一邊叫喊著：「你們的整個文化都是腐爛的！我們要徹底摧毀它，建立新的！你們當中誰敢擋道，我們就把他消滅！」說完向會場上問：「誰要發言？」
大廳像墳墓一樣沉默著。沒有一下掌聲，沒有一隻手舉起。（大廳沉默著——這是因為嚇呆了。但是恐嚇還沒有經過排練，所以人們還不知道這時是必須鼓掌的。）
洛謝夫一定沒有估計到有人敢出來發言。但是安娜站起來了：「我發言！」「你？好吧，爬上來，爬上來！」於是她穿過大廳登上舞臺。一個身材高大、圓臉、面頰甚至還透著排紅的二十五歲的女子，慷慨的俄羅斯大自然的產兒（她領的麵包口糧只有八分之一磅，但是她父親有一個不壞的菜園子入栗色的粗辮子能夠拖到膝蓋。但她是個代理教授，不能像這樣打扮，所以把它盤在頭頂上，好像是多了一個頭。她聲音洪亮地作了回答：
「我們聽到了您的愚昧無知的講話。你們召集我們到這裡來，但是沒有通知是來埋葬偉大的俄羅斯文化。我們原以為會看到一個文化傳播者，而看到的卻是掘墓者。您今天與其講這些話，還不如簡單地把我們罵～頓！我們應當理解您是代表蘇維埃政權說話的嗎？」
「不錯。」已經慌了手腳的洛謝夫還是很驕傲地肯定。
「如果蘇維埃政權將用您這樣的土匪做它的代表，它是要垮臺的！」
安娜說完了，大廳裡響起了轟鳴的掌聲。（他們聚集在一起的時候還不覺得害怕。）大會到此結束，洛謝夫找不到詞兒了。人們向安娜走過來，在人叢中握她的手，低聲說：「您這下可完了。他們馬上會來抓您。可是謝謝您，謝謝您！我們為您感到驕傲，但是您……這下可完了！您做出了什麼事啊？」
契卡人員已經在她家等著。「教員同志！你過得真窮——一張桌子，兩把椅子，一張床，沒什麼可搜查的。我們還沒抓過你這樣的。你爸爸是工人，你這麼窮，怎麼站到資產階級那邊去了？」契卡機關還沒有建立好，他們把安娜帶進特別處辦公室的一個房間，那裡已經關著一個白軍上校比爾德林格男爵。（安娜是他受審和處決的見證人。她事後告訴男爵的妻子：「他死得很光彩，您可以自豪！」）
她被帶進一間屋裡去審訊。這是洛謝夫睡覺兼辦公的屋子。她進門時，他正坐在攤開被子的床鋪上，穿著馬褲，內衣的扣子沒有扣，在胸前搔癢。安娜立即要求押解她計程車兵：「把我帶回去！」洛謝夫反唇相譏說：「好，我馬上去洗得乾乾淨淨，帶上幹革命用的羊羔兒皮手套！」
她在大歡喜的精神狀態中等待著死刑判決，這樣過了一個星期。斯克裡普尼科娃現在回憶起來，覺得這是她一生中最光輝的一個星期。如果能理解這句話的確切意義，我們完全可以相信她說的這句話。當你摒棄了對不可能的得救的一切希望而將自己堅定不移地奉獻給一樁大事，這種大歡喜的精神狀態便會作為對你的報償而在你的心靈中降臨。（好生惡死的念頭則會破壞這個大歡喜的狀態。）
她還不知道全市的知識界正為她的開釋進行請願。（在二十年代末這恐怕已經無濟於事，到了三十年代初恐怕沒有人再敢做這種事了。）洛謝夫在審訊她的時候採取了和解的方針：
「我拿下過多少城市，沒遇見過一個像你這樣的瘋子。城市還在戒嚴狀態，大權都在我手裡，可是你罵我是——俄羅斯文化的棺材匠！好啦，好啦，咱們倆人都發了火……你把什麼‘土匪’、‘流氓’之類的話收回去吧。」
「不。我現在對您還是這樣看。」
「從早到晚不斷有人來為你求情。看在蘇維埃政權正在度蜜月的份上，我不得不讓你出去……」
他們讓她出去了。並不是因為他們認為她的講話是無害的，而是因為她是工人的女兒。如果是醫生的女兒，他們是不會饒過的。
斯克裡普尼科娃的獄中歷程就是這樣開始的。
一九二二年她被抓進克拉斯諾達爾的契卡，在裡面關了八個月——「因為和一名嫌疑分子相識」。在那個監獄裡流行著傷寒病，而且犯人十分擁擠。麵包口糧是八分之一磅（五十克！），還是用雜合面做的。她眼看著身旁一個女犯手裡抱著的孩子活活餓死了。從而安娜發誓在這樣的社會制度下永遠不生孩子，永遠不接受母性本能的誘惑。
她堅守了這項誓言，她一輩子沒有成家，而她的命運，她的拒不妥協的精神向她提供了一次又一次的重返監獄的機會。
後來似乎開始了平靜的生活。一九二三年斯克裡普尼科娃申請到國立莫斯科大學心理研究所工作，在填寫調查表時她寫道：「本人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接談人出於一片好心勸告她：「您犯傻了嗎？哪能這麼填？您就寫上是馬克思主義者，而您心裡愛想什麼就想什麼。」「但是我不願意欺騙蘇維埃政權。我根本沒讀過馬克思……」「那更得這麼寫了。」「不。等我研究了馬克思主義，而且如果我能接受這個主義的話，我再這樣寫。」於是她先去殘疾兒童學校當老師了。
一九二五年，她的一個好朋友的丈夫，社會革命黨人，拒捕潛逃。為了逼他投案，國家政治保衛局把他的妻子以及他妻子的朋友即安娜抓了去當人質。（在新經濟政策的高峰時期仍在抓人質？）她走進盧賓卡的監房時仍是那麼一個圓臉龐、大個頭、辮子拖到膝蓋的女子。（她就是在這裡聽到偵查員的勸說：「這種俄國知識分子派頭已經過時了！……只照應你自己吧！’勾這一次她被關了一個月左右。
一九二七年因為參加了一個後來被當做自由思想的巢穴而搗毀的由教員、工人組成的音樂團體，安娜第四次被捕。她得到了五年，是在索洛維茨和白波運河上服完刑的。
從一九三二年起的很長一段時間，當局沒有碰她。不過看起來她自己也活得比較謹慎小心了。然而一九四八年以後她一再被工作單位解僱。一九五0年心理研究所把原已接受的她的博士論文（《杜勃羅留波夫的心理學觀念》）退還給她，理由是她於一九二七年有過五十八條的前科！在她的這個困難時期（她三年多沒有工作了）……從中央來到弗拉基高加索的國家安全部特派員利索夫（瞧，洛謝夫又來了！他還活著？連字母也沒有改變幾個啊！僅僅是不像麋鹿——「洛斯」那樣公開地昂著頭，而是像狐狸——「利斯」那樣低頭亂竄）建議她跟他們合作，代價是給她安排工作，允許她進行論文答辯。她驕傲地拒絕了。於是很便當地給她炮製了一個罪名，指控她在十一年前（！）即一九四一年曾說過：
——我們對戰爭沒有做好準備（難道我們做好了準備嗎？）；
——德國陳兵我國邊境，而我們還給他們運糧（難道不是這樣嗎？）。這次她得到了十年，落進了特種營——先是莫爾多維亞的杜勃羅夫拉格，後來是克麥羅沃省蘇斯洛沃車站的卡梅施拉格。
她感到自己面對著一堵穿不透的牆。這時她拿定了主意要給一個地方寫申訴書，那不是別處，而是……聯合國！！斯大林在世的時候她發出了三份。這並不是純粹在耍什麼手法——完全不是！她當真地是通過在內心中與聯合國交談來排遣她永遠翻騰激盪的靈魂。在這人吃人的數十年中，她真的沒有看到世界上還有其他的光明。在這些上訴書裡她痛斥蘇聯國內的殘暴專橫，請求聯合國向蘇聯政府提出要求：或者重新審理她的案件，或者把她處決，因為她不能在這種恐怖狀態下繼續生活下去。她在信封上寫著蘇聯政府某領導人「親收」，而裡面夾著「請轉交聯合國」的條子。
在杜勒羅夫拉格，她被一幫狂怒的長官們叫了去：
「你怎麼膽敢給聯合國寫信？」
斯克裡普尼科娃像平常一樣站在那裡，挺直、高大、莊嚴：
「無論刑法、刑事訴訟法還是憲法都沒有禁止這件事。而你們竟然私拆寄給政府領導人個人的信件，怕是不應該吧！」
一九五六年一個最高蘇維埃的「清理」委員會在他們這個勞改營裡進行工作。委員會的唯一任務就是盡多儘快地把犯人放出去。有個很簡單的手續，只要求犯人說幾句認錯的話，低著頭在那兒站一會就行了。但是不，安娜·斯克裡普尼科娃不是這種人！和普遍的正義相比，她本人的釋放算得了什麼！她怎麼能接受寬恕，如果她本來就無罪？她向委員會宣佈：
「不要高興得過分！斯大林恐怖政策的所有推行者遲早都得向人民做出交代。上校公民，我不知道在斯大林時代您本人是什麼樣的人。但如果您是他的恐怖政策的推行者，您也得站到被告席上。」
委員們火冒三丈，吼叫起來，說她侮辱委員會成員就是侮辱最高蘇維埃，說這事不能便宜了她，說她還得從早到晚她在勞改營裡蹲下去。
為了堅持對正義的不可實現的信念，她果然在勞改營裡又多蹲了三年。
她在卡梅施拉格有時繼續給聯合國寫信（一九五九年以前的七年中她一共向各機關寫了八十封申訴書）。由於這些信件，一九五八年她被送到弗拉基米爾政治犯監獄去了一年。那地方有這麼一條規定：當局每十天接受一封寫給任何方面的申訴。半年期間她從這裡向不同機關發出了十八封申訴書。其中十二封是給聯合國的。
她終於達到了目的！——不是處決，而是重新偵查！對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五二年的兩案重新進行偵查。她對偵查員說：「您看怎麼樣？在蘇聯官僚制度的牆上開啟洞口、強迫耳聾的忒眯斯聽到一點聲音，唯一的辦法是向聯合國上訴。」
偵查員有時急得跳起來，捶著胸口說：
「‘斯大林恐怖政策’——我不知道為什麼（！）你要這樣稱呼個人迷信——所有的推行者都要對人民做交代嗎？就拿我來說，為什麼要我做交代？那時候我們能推行什麼別的政策嗎？況且我當時對斯大林是無限信仰的，我一點情況也不瞭解。」
但是斯克裡普尼科娃繼續窮追猛打：
「不對，不對，這是講不通的！每一件罪行都要有人負責！你要誰來為成百萬的無辜者的死亡負責呢？為民族的精華，為黨的精華的犧牲負責呢？已經死掉的斯大林嗎？已經斃掉的貝利亞嗎？而你們卻繼續在政治上飛黃騰達嗎？」
（而她的血壓這時候已經升到危險點，她一閉上眼睛便覺得天旋地轉，一片火紅。）
本來還會繼續扣住她不放，但是在一九五九年做出這種事已經是太不像話了。
以後的歲月裡（她今天還健在），她生活的主要內容就是為仍在獄中、流放中以及尚未平反的她後期在勞改營裡結識的熟人們奔走接濟。有些人在她的努力下得到了釋放，另一些人的名譽得到了恢復。她還承擔了為本市居民進行辯護的義務。她的筆桿子和寫著「寄往莫斯科」的信封使市政當局也要怕上三分，有些事不得不對她有所遷就。
如果所有的人都有安娜·斯克裡普尼科娃的四分之一的不調和精神——俄國的歷史恐怕就會是另一個樣子了。
2．斯捷潘·瓦西里耶維奇·洛希林
一九o八年生於伏爾加地區，造紙廠工人的兒子。一九二一年大饑荒中成為孤兒。這孩子生性並不活躍，然而十七歲已經入了共青團，十八歲進了農村青年學校，二十一歲畢業。在這期間他們曾被派去幫助進行糧食徵購工作，一九三0年在本村參加消滅富農運動。可是他沒有留在村裡建設集體農莊，而是在村蘇維埃「打了證明」，拿著它上了莫斯科。費了好大的勁才在建築工地上找到一個……壯工的工作。（那正是失業時期，當時盲目流入莫斯科的人特別多。）一年後應徵入伍，在部隊被吸收入黨，後來轉為正式黨員。一九三二年就已經復員回到莫斯科。可是他不想再去當壯工，想學點技術，所以請求區委介紹他去廠裡當學徒工。但是看來他這個黨員還是不大行，因為連這點要求都被人家拒絕了。人家要他去當民警。
可是在這當口，倒是他不幹了。如果他不是這樣決定，這個傳記大概也用不著寫。但是——他好歹不幹！
年輕輕的幹壯工，沒有一技之長，在姑娘們面前都害臊。可是到哪兒學專長去？他只好到「口徑」工廠」去幹活，還是當壯工。在廠裡一次黨員大會上他傻乎乎地為支部顯然決定要清洗的一個工人說了些辯護的話。那個工人照樣按原定計劃被清洗了，而洛希林從此也穿上了小鞋。他收來的黨費在集體宿舍裡被盜，他用自己那九十三盧布的工資賠不起。結果是開除黨籍，還威脅說要送法院（難道遺失黨費也能按刑法典處理？）。洛希林在精神上已經退了坡，有一天他連工也沒去上。他們以曠工為理由把他開除了。揹著這樣的問題，他長久找不到工作。一個偵查員把他叫去盤問過一陣，過後也丟開不管了。等著受審吧——可又總不開庭。忽然下來了一份缺席裁決：強制勞動六個月，工資扣發百分之二十五，通過市勞改局執行。
一九三七年九月的一天，洛希林到基輔車站小吃部去（我們自己生活中會發生的什麼事我們能說得準？如果他再多忍上十五分鐘的餓，會怎麼樣呢？如果他到別的小吃部去吃東西呢？……）。也許他臉上帶著失魂落魄的表情或者好像在東張西望？他本人並不知道。迎面走來二個穿內務人民委員部制服的年輕婦女。（這是該你們女人家乾的差事嗎？）她問：「您在找什麼？您到哪兒去？」「去小吃部。」那女的指了指一個房門：「到那屋裡去！」洛希林當然是服從了她的指揮（你向一個英國人說這句話試試！）。這裡是特別科辦公室。一個幹部坐在辦公桌後面。那女的說：「這個人是我在車站巡邏時拘留的。」說完就走了，洛希林一輩子再也沒見過她。（我們也永遠不會知道她！……）那個幹部不讓他坐下就開始訊問。他拿走了他的全部證件，把他送進拘留室。那裡已經有兩個男人。據洛希林自己講，他「這次沒有徵得許可（！）就在他們旁邊的一張空椅子上坐下了。」三個人呆坐了好長時間。來了幾個民警把他們帶到羈押室。一個民警叫他們把身上的錢交給他，因為據他說在羈押室裡「反正要被人奪走的」（民警和盜賊之間有多麼驚人的共同點！）。洛希林扯謊說他身上沒有錢。他們在他身上一搜，錢就永遠被沒收了。馬合煙倒是還了給他。他帶著兩盒馬合煙走進了自己頭一間牢房，把煙往桌上一擺。當然屋裡的人們都沒有煙抽了。
從羈押室裡只被帶到偵查員那裡一次。那人問洛希林是不是幹扒手這一行的。（這本是多好的得救機會！應當說：是，我是幹這一行的，這是頭一次被抓。為這種事情頂了不起是遣送出莫斯科。）可是洛希林驕傲地回答：「我是自食其力的。」偵查員也沒有給他扣別的罪名。偵查到此就算結束，也沒有開庭審判。
他在羈押室蹲了十天。一天夜裡把他們全體轉押到彼得羅夫卡大街的莫斯科刑事偵查局。這地方可是又擠又悶，水洩不通。竊賊們是這兒的主幹，他們奪走囚犯們的東西拿去賭錢。在這裡洛希林第一次被「他們奇怪的大膽，他們堅持據有的某種不可理解的優越地位」嚇得目瞪口呆。某一個晚上，他們被一車車地運往斯列堅卡大街上的遞解監獄（建立紅色普列斯尼亞監獄之前就在這兒）。這裡的牢房更擠。坐在地上和睡板鋪的人們要倒班。被盜竊犯們剝得衣不遮體的人，民警發給穿的——樹皮鞋和民警的舊制服。
和洛希林同來的以及其他的人當中有許多這樣的人，他們從來沒有聽到任何起訴也沒有被傳到法庭上去過，可是和已決犯一樣地押來押去。洛希林一行被遞解到佩列鮑爾。在那裡填寫入營登記表的時候他才獲悉自己的條文是cb3——「社會有害分子」，刑期是四年。（至今他還莫名其妙：我爸爸是工人，我本人也是工人——為什麼成了「社會有害分子」？如果我過去是做買賣的，那還說得過去……）
伏爾加拉格。伐木場。一天十小時工作，除了十一月和五月的兩個節日，沒有一天公休。（戰爭爆發前的整整三年都是如此！）有一次洛希林折斷了一條腿。做手術，住院四個月，拄雙柺三個月。然後又去伐木。四年的徒刑就是這樣服完的。戰爭開始了，但他畢竟不算是「五十八條」，所以仍在一九四一年秋天按期獲釋。洛希林獲釋前夕有人偷走了他的外套，那是在他的裝備卡片上記了帳的。他苦苦哀求雜役們把這件可惡的外套登出——不行！人家不肯發這個慈悲！他們從他的「釋放費」扣除了外套的價值——實際多算了一倍的錢，而這件破爛的棉寶衣的官價本來就貴得嚇人！這樣，在一個寒冷的秋日，讓他穿著一件勞改犯的單布衣出了營門，幾乎沒有一點路費，沒有面包，甚至沒有一條成鮮魚。門崗在出口處搜完了他的身，便祝他一路順風。
他在釋放的日子也像被捕的那天一樣，遭到洗劫……
在登記分配科科長辦公室裡開離營證明的時候，洛希林反著個兒讀出了他的檔案裡寫的內容。那裡面寫的是：「在車站巡邏時拘留的……」
他回到本鄉本土的蘇爾斯克市。區兵役局因為他有病而免除了他的兵役。可是這樣卻反而糟了。一九四二年秋兵役局遵照國防人民委員會第336號命令對所有能從事體力勞動的兵役適齡男性公民實行動員。洛希林被編入烏里揚諾夫斯克市衛戍部隊營房。
管理部的勞動支隊。這是個什麼性質的支隊以及受到怎樣的看待僅從以下一點就可以判斷出來：這個支隊裡有很多戰爭爆發前就已經徵召入伍但由於不可靠而沒有派到前線去的西部烏克蘭的青年。所以洛希林等於又落進了群島的一個變種，一個按軍隊編制的沒有看守的勞改營。它的任務同樣是在榨乾這些人最後一把力氣後加以消滅。
十小時的工作日。營房裡是沒有任何臥具的雙層板鋪。（他們出工以後營房好像是沒人住的。）不論勞動還是平時，都是穿著從家裡被抓來時穿的那一套衣服，內衣也是自己的。既沒有洗澡房也不發換洗的內衣。他們的工資很低，麵包（六百克）和其他食物（十分粗劣的。一天兩頓，每頓一湯一菜）的價錢都要從工資里扣。連發給他們穿的楚瓦什樺樹皮鞋都要算錢。
支隊管理員和隊長是從隊員中指派的，但是他們沒有任何實權。一切由修建辦公室主任m·熱爾托夫說了算。他是一個想怎麼幹就能怎麼幹的上皇帝。只要他說一句話，有的隊員就一兩天領不到麵包和午飯。（「哪兒來的這種規矩？」洛希林奇怪地問，「連勞改營裡也不像這樣。」）同時，正在養傷的身體還衰弱的前線士兵也陸陸續續被派到這個支隊裡來。給支隊配備了一名女醫生。她有權開病假條，但是熱爾托夫不許她寫。她怕他，她哭，也沒有向隊員們瞞著自己的眼淚。（這就是自由！這就是我國的自由！）大家全長了蝨子，板鋪上爬滿了臭蟲。
但這畢竟還不是勞改營！他們是可以提意見的。他們果真提了。給省報寫信，給省委寫信。哪兒也沒有迴音。唯一的反應來自市衛生局：進行了一次徹底的消毒，讓每個人好好地洗了一個澡，給每人發了一套內衣和若干臥具——但全要從工資里扣錢（！）。
在一九四四—一九四五年的冬天，即洛希林在支隊裡勞動的第三年的開端，他自己的鞋襪全穿爛了，因此沒有上工。馬上以曠工為理由給他判了罪——在本支隊內服勞改刑三個月，工資扣發百分之二十五。
在春天的溼地上，穿著樹皮鞋的洛希林再也走不了路，又一次沒有出工。他又一次被判刑（如果連缺席判決的那一次也算上，這是他一生中的第四次了！），這次審判是在營房的所謂「紅角」裡進行的，判決是監禁三個月。
但是……並沒有關監牢！因為讓洛希林白吃飯對國家不利！因為任何一種監禁也沒有比這種勞動更難受的了！
這事情發生在一九四五年的三月。如果在這以前洛希林沒有給衛戍部隊營房管理處寫過一封告狀信，說熱爾托夫答應給每人發一雙鞋可是至今不發（由他一個人寫，是因為嚴厲禁止集體告狀。搞這種和社會主義精神背道而馳的集體告狀，弄不好會撈到一個「五十八條」），事情本來也就這麼過去了。
由於加上了這件事，洛希林被叫到人事科：「把工作服交回來！」這個平時不聲不響的勞動干將三年以來領到的唯一東西就是一條勞動圍裙。洛希林把它解下來，輕輕地放在地板上。營管處叫來的地段民警就在一邊等著。他把洛希林帶到派出所，當晚就送進了監獄，但是監獄值班員發現公文裡有毛病，拒絕接受。
民警又把洛希林帶回派出所。半路經過他們勞動支隊的營房，民警說：「去，回去歇著吧，反正你也跑不到哪兒去。等我一兩天來接你。」
一九四五年快到四月末了。傳奇般的師團已經逼近易北河，對柏林形成了包圍。國家天天放禮炮，把天空染成紅、綠、金黃的顏色。四月二十五日，洛希林被關進烏里揚斯克省立監獄。這個監獄牢房的擁擠程度不亞於一九三七年。五百克麵包。菜湯是用飼料蕪菁煮的，即使用土豆煮，也只是些小不點的，連皮帶泥一起下鍋。他在監室裡度過了五月九日（勝利日以後的好幾天他們還不知道戰爭已經結束）。正像他在鐵窗後面迎來了戰爭爆發一樣，他同樣是在那裡送走了它。
勝利日之後，所謂的法令犯（既因曠工、遲到、有時因在生產崗位上小偷小摸而入獄的）一律被送進了勞改營。他們在這裡從事挖土、建築以及裝卸駁船等項工作。伙食很壞。營是新建的。別說醫生，連個護士也沒有。洛希林受了寒，得了坐骨神經炎，照樣被趕出去上工。他已經奄奄一息，兩腿浮腫，長期發燒，但還是要他去勞動。
一九四五年七月七日頒佈了赫赫有名的斯大林大赦。但是洛希林沒有等到享受按大赦釋放的榮幸；七月二十四日他的三個月的勞改期滿，當時就被放了出來。
「不管怎麼樣，」洛希林說，「在靈魂深處我是一個布林什維克。當我死的時候，請把我當做一名共產黨員。」
他可能是在開玩笑，但也可能是當真的。
我手頭沒有材料以便按照我原來的想法結束這一章——展示幾個俄國人的生活與群島的法則之間發生的驚心動魄的相交。此外，我也不能指望再得到一個安全而從容的時機以便對此書進行再次校訂，把遺漏的生活經歷補充進去。
我想，如果能在這裡加進一段關於保羅·弗洛連斯基神甫的生平、在監獄和勞改營受到的摧殘及其死亡的事略，會是很合適的。這個人也許是被群島永遠吞噬的最卓越的人物之一。知情的人們都說他是一個二十世紀少有的精通多種學科的學問家。他在學校裡是學數學的，青年時代曾深深地受到宗教的感動並因而當了神甫。他青年時代的作品《真理的柱石和真理的確立》只是到了今天才獲得應有的評價。在數學（很久以後在西方得到了證明的拓樸定理）、藝術學（論俄羅斯聖像，論廟堂戲劇）、哲學和宗教學等等方面他都有大量的著作。（他的檔案基本上儲存下來了，但還沒有公佈，我接觸不到。）革命以後他是電力工程學院的教授（他講課時穿著僧袍）。一九二七年他提出了一些比維納「早得多的思想。一九三二年他在《社會主義改造與科學》雜誌上發表了一篇關於「能解算課題的機械」的論文，和控制論的精神很接近。不久以後就被捕了。他的獄中經歷我僅知道一些片斷，很沒有把握地寫在下面：西伯利亞的流放（在流放地繼續寫作並用化名發表在科學院西伯利亞考察隊論文集裡）；索洛維茨。這個勞改營撤銷後，他被遣送到極北地區，據某些訊息來源說是遣送到了科雷馬。在科雷馬他仍在研究當地的植物和礦物（這是在他論丁字鎬的勞動之餘）。他在勞改營中去世的地點和時間都不清楚，據傳說是在戰時被處決的。
我一定要把一九五0至五二年和我一起在埃克巴斯圖茲坐過牢的葉夫列莫夫縣的瓦連京·h·科莫夫的生平也在這裡談一談。但是我的關於他的記憶實在有限，而他的經歷確是值得細說的。一九二九年，當他還是個十七歲的少年時，他殺死了本村蘇維埃主席後逃亡在外。從此他只能靠偷竊生存和藏身。他曾被關押過數次，全是因為扒竊。一九四一年他被釋放了。德軍把他運到德國。他跟他們合作了嗎？沒有，他逃跑了兩次，結果落入了布痕瓦爾德集中營。他被盟軍從那裡解放出來。他留在西方了？沒有，他以自己的真名實姓（「祖國寬恕了你們！祖國召喚你們！」）回到了自己的村莊，娶了老婆並且在集體農莊勞動。一九四六年為了一九二九年的案子依照第五十八條把他關進了監獄。他是一九五五年獲釋的。如果把這個傳記詳細展開來寫，它可能向我們說明最近數十年俄國人的命運中的許多問題。此外，科莫夫還是一個典型的勞改營作業班長，是一個「古拉格之子」。（甚至在苦役勞改營裡他也敢在全體點名時衝著長官喊：「為什麼我們營裡實行法西斯的制度？」）
最後，如果在這一章里加進某個在人品和觀點的忠貞方面出類拔萃的社會黨人的生平事略，以便展示他在多年內隨著每次「大牌陣」的重擺而遭到的磨難，也會是很適當的。
也許把某個窮兇極惡的內務部分子如加拉寧和扎維尼亞金之流或某個不那麼有名的人物的傳記放在這裡也是非常得體的。
但這一切顯然命中註定不能由我來完成了。當我在一九六八年初截止這部書的寫作時，我不指望今後再有機會回到群島的主題上了。
不過就這些也已經夠了。我和它打交道已經有了……二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