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人們要我打住：你談的文不對題！你又拐到監獄上去了！要你談的是勞改營！
我好像也談到了勞改營？好吧，我且住口，以便給相反的意見留下空間。許多勞改營難友會反對我，會說這純屬無稽之談，他們從未見到過什麼靈魂魄「向上」，至於敗壞，則比比皆是。
沙拉摩夫的反對意見要比別人的更堅決，也更重要（因為這一切他全寫成了文字）：
「在勞改營的環境裡，人永遠不可能依然是人。這正是建立勞改營的目的。」
「一切人的感情——愛情、友誼、妒忌、仁愛、善良、好名、誠實——隨著筋肉一起從我們身上消蝕了……我們沒有了自豪感和自尊心，甚至醋意和情慾都好像是火星上的概念……唯一剩下的是憤恨——這是人的最耐久的感情。」
「我們終於懂得了真實和虛假是一對嫡親姊妹。」
「友誼不可能在貧困和災難中誕生。如果人們之間還產生著友誼——這說明環境還不那麼困難。如果貧困和災難使人們結合———這說明它們還沒有達到極端。如果痛苦還是可以與朋友們分擔的，那是因為它還不夠劇烈和深刻。」
這是沙拉摩夫同意做的唯一區分：人性的向上、深化、昇華，在監獄中是可能的。但是：
「……勞改營是徹頭徹尾的反面學校。任何人從那裡也汲取不到一點有益的或有用的東西。犯人們在那裡學到的是諂媚、說謊、較小或較大的下流勾當……當他返回家裡的時候，他會看到自己在勞改營期間不僅沒有成長，他的趣味反而變得更加貧乏、粗劣。」
沙拉摩夫還把「多年間在別人的意志和別人的思想支配下生活」認為是勞改營對人的壓迫和腐蝕的特徵。但我在這個特徵上面打了引號：第一是因為關於許多自由人也可以說同樣的話（除了在一些瑣碎事情上的活動餘地，那是連犯人也享有的）。第二是因為對命運的一無所知和對命運施加影響的無能為力，在群島上著身上養成的被迫的聽天由命的性格勿寧說是使他變得高尚，使他免除了無謂的忙亂。
e·金茲布林格也同意這樣區分：「監獄使人高尚，勞改營使人敗壞。」
對這些該怎麼樣反駁呢？
在監獄裡（不管是單身監禁或不是單身的），一個人獨自面對著自己的痛苦。即使痛苦是一座大山，他也必須把它吞下，習慣於它、消化它、被它消化。這是道德修養的最高階形式。它永遠能使每個人變得高尚。與歲月和四壁進行單槍匹馬的搏鬥是一番道德的磨練，是一條向上的道路（如果你攀登）。假如這些歲月你是與一個夥伴共度，你們決不會陷入一人必須為另一人的活命而死亡的境地。你們面前存在的，不是一條通向衝突的道路，而是通向互相支援和互相豐富的道路。
但是在勞改營裡，這條道路似乎並不存在。麵包不是切成均等的小塊分發給每一個人，而是倒在一堆，由你們去搶！推倒身邊的！從他們手裡奪！發給的麵包數量，只夠平均每活下一個人，就必須有一個或兩個人餓死。麵包掛在松樹上，去把樹砍倒吧！麵包埋藏在礦井裡，爬進去開採出來吧！你還顧得上思考自己的痛苦嗎？思考過去和未來嗎？思考人類和上帝嗎？你的頭腦被一些瑣碎的打算佔領了。它們今天好像有天那麼大，到明天卻變得一文不值。你憎恨勞動——它是你的主要敵人。你憎恨周圍的人——他們是你生與死的競爭者。緊張的嫉妒和恐慌使你精疲力竭，總擔心著別人在你背後什麼地方正瓜分著本來可能落在你手裡的那塊麵包，別人在隔壁的什麼地方正從大鍋裡撈出那個本可能落在你缽子裡的土豆。
勞改營生活的安排使得嫉妒從四面八方啄食著你的靈魂，即使是最有抵抗力的靈魂。嫉妒甚至擴大到對刑期以及對釋放。一九四五年我們這些「五十八條」們看著一批普通犯走出大門（斯大林大赦的結果）。我們對他們懷著什麼感情？是為他們能回家而高興？不，是嫉妒！因為釋放他們而繼續關押我們是不公平的。又如判了二十年的b·弗拉索夫，頭十年安安靜靜地坐牢——因為誰不是十年？但是一九四七一四八年許多人開始獲釋，他嫉妒，焦躁，苦惱：怎麼他偏偏得了二十年？蹲這第二個十年多麼難受。（我沒有問過他，可是我估計，當那些人以「二進宮」的身份一個個地回來時，他一定安定下來了吧？）但一九五五一五六年「五十八條」們大批獲釋，而普通犯卻留在營裡。這時他們的心情如何？是對連遭四十年迫害的屬於這一條的苦難深重的犯人們的遇赦感到合理嗎？不，是普通的嫉妒（一九六三年我收到了許多這種內容的信件）：那些「比我們刑事犯壞百倍的敵人」都被釋放了，而我們還要坐牢。這是為什麼？……
此外，你還永遠被恐懼抓在手裡：害怕連你目前賴以生存的這個可憐的水平也要失掉；失掉你目前這個還不算最苦的工作，栽進遞解隊伍，掉進強制隔離區。如果你比所有人都願弱，你要捱打。換之，如果有人比你孱弱，你就會打他。這還不是精神的敗壞麼？老勞改犯a·魯巴依洛把人在外界壓力下的這種迅速的腐壞稱作「靈魂的疥癬」。
陷進這些邪惡的感情和緊張的瑣碎盤算之後，你還有什麼時間，還有什麼基礎使自己上升？
契訶夫早在我們的勞改營出現之前就在薩哈林島上觀察到勞且指出了這種精神的敗壞。他正確地寫道：囚犯們的邪惡產生於他們的不自由狀態、奴役、恐懼和經常的飢餓。這些邪惡是：愛說謊、狡黠、膽小、怯懦、背後說壞話、偷竊。經驗告訴苦役犯人，在生存競爭中欺騙是最可靠的手段。
在我們這裡，這一切不是十倍於當時嗎？……現在不是該矢口否認以及為假想的什麼勞改營裡的「高尚化」辯護的時候，而是該描寫出成百件，成千件真正的敗壞的事例的時候。應該舉出一些例子，說明沒有人能夠抗拒得了傑茲卡茲甘派工員雅什卡一語道破的勞改營哲學：「你越害人，人們越尊重你。」應該告訴人們，不久前的前線士兵（克拉斯拉格，一九四二年）剛吸進一點盜賊的空氣，馬上賊性發作——搶劫立陶宛人，拿他nj的食品和衣物給自己改善生活：你們這些雛兒們死了也活該！某些弗拉索夫分子冒充小偷，因為他們確信只有這樣做才能在勞改營裡活下去。某個文學副教授變成了賊頭。通過丘爾佩涅夫的例子，應該對勞改營意識形態感染力之強大感到吃驚。丘爾佩涅夫在伐木場上堅持了七年的一般勞動，變成了一個有名的做木工。他因一條腿骨折住過醫院，後來人家讓他當派工員。他並不需要這個職務，剩下的兩年半他當伐木工也保險過得去，因為長官對他是滿器重的。但是他怎麼抗拒得了這個誘惑？要知道勞改營的哲學是「人家給——你就拿！」於是丘爾佩涅夫便榮任了派工員，總共當了六個月，這是整個服刑期間最不平靜、最黑暗和顯提心吊膽的六個月。（在刑期早已成為過去的今天，當他談起高大的松林的時候，臉上現出質樸的笑容。可是想起在他驅趕下喪命的身高兩米的拉脫維亞人，一個到過世界各地的遠洋輪船長，心裡就像壓著一塊石頭——而且何止這一個？）
有意調唆犯人整犯人，可以導致勞改犯人生出多麼可怕的「靈魂的疥癬」啊。一九五o年在翁日拉格，一個精神已經不正常（但照舊被押去上工）的女犯莫伊謝瓦伊代沒有理會什麼警戒線而跑去「找媽媽」。她被捉住，綁到門房旁邊的柱子上。同時當眾宣佈，「因發生逃亡事件」而取消了全營的下個星期日（慣用的伎倆）。所以各個作業班下工回來都朝被綁著的女人身上吐口水。有人還動手接她：「因為你，畜牲，休息b沒有了！」莫伊謝瓦伊代只是傻呵呵地笑。
早在一九一八年就開始實行的民主而進步的「自我看守制」（在犯人的術語裡變成了「自我警衛」）使得多少人的靈魂敗壞了？要知道，把囚犯編入自我警衛隊是勞改營敗壞人心的主要渠道之一。你垮了臺。你受了懲辦。你從生活中被提溜了出來——但你是不是還不願意落到最低層？你是不是還想手裡拿著步槍高踞於什麼人之上？你是不是還想高踞於你的兄弟們之上？那麼給你！拿好！有人逃走你就開槍！我們還會稱你為同志呢。我們將發給你紅軍戰士的口糧。
於是他很得意。於是他像奴才一樣地捏緊搶託。於是他開槍射擊。於是他變得比正牌自由人警衛隊員更加嚴厲。（哪種解釋對？這個主意是出於對社會主動精神的盲目迷信？或者是以人類最低階的感情為依據的冰冷而輕蔑的計算？）
而且還不止一個自我警衛：還有自我監管，還有自我壓迫——三十年代連獨勞點的點長全是從犯人中指定的。還有運輸主任。還有生產主任。（不然怎麼辦？白波運河工地上十萬犯人才有三十七名契卡人員。）甚至行動特派員也從犯人中指定。「主動精神」已經發揚到頂點了：連偵訊都是自己對自己進行了！連眼線都是自己給自己安插了！
說得不錯。可是我不打算在這裡考察這些數不清的敗壞人心的事實。這些是盡人皆知的。過去描寫過，將來還會有人描寫。承認有過這類事就足夠了。這是總的趨向，這是規律。
把在嚴寒的氣候中會變涼的房子一座座地歷數一遍有什麼意思。指出那些在嚴寒的氣候裡仍能保暖的房子不更使人驚奇嗎？
沙拉摩夫說所有蹲過勞改營的人精神上都變得貧乏了。可是我只要回憶起或者遇見一個前勞改犯，便會發現一個真正的人物。
沙拉摩夫自己在別處也寫道：我畢竟不會去告別人的密！我畢竟不會去當作業班長逼迫別人勞動。
這是什麼原因呢，瓦爾拉姆·吉洪諾維奇句既然在勞改營裡誰也躲不開這個敗壞的斜坡，為什麼忽然你就不會去當眼線或者作業班長？不是說真實和虛假是一對嫡親姊妹嗎？這表明你一定抓住哪一根樹杈了？你一定蹬住哪一塊石頭了——所以才沒有繼續往下滑？也許憤恨畢竟不是最耐久的感情！你目前不是正用你自己的個性和詩歌否定著你自己的觀點嗎？
真正的宗教徒們是怎樣在勞改營裡保全自己的（我們已經不止一次地提到過他們）？在這本書裡，我們已經提到過他們在群島上的充滿自信的行進，好像舉著不可見的蠟燭舉行著宗教的遊行。在機槍的射擊下，前面的倒下，後面的跟上去，又繼續行進了。二十世紀從未見過的堅貞！這裡絲毫沒有故作姿態的成份，沒有一句慷慨激昂的言詞。就以杜霞v奇米爾大嬸為例吧。一個圓臉龐、性格安詳、－一不識字的老太婆。押解隊向她大聲吆喝：
「奇米爾！報條款！」
她和聲細氣地回答：
「老爺子，你幹嗎要問我呀？那兒不是都寫著嗎，我可記不全。」（五十八條的各分條給她頭上安了一大把。）
「報期限！」
杜霞大嬸嘆了一口氣，給了個文不對題的回答。她並不是為了給押解隊找彆扭，她實心實意地仔細想著這個問題。期限？難道期限是該世人知道的？……
「什麼期限！什麼時候上帝恕了我的罪，我就坐到什麼時候。」
「傻婆子，你這傻婆子！」押解隊當兵的笑了：「給了你十五年。你全都得坐完，也許還會添點。」
但是她一共才服了兩年半的刑。儘管她給哪裡也沒寫過請求，忽然下來了一紙公文：釋放！
對這樣的人怎麼能不羨慕？難道是環境對她們有利些？未必！誰都知道「尼姑們」全是和妓女、女賊們同關在懲戒獨勞點的。然而有哪個信教的敗壞了？他們八成會死掉，但沒有敗壞的，是嗎？
有些不堅強的人正是在勞改營裡皈依了宗教，從中得到力量，活到刑期滿而沒有敗壞，這又作何解釋？
還有許多分散在各處不被人注意的人，他們也經歷了註定的轉折而沒有選錯方向。還有一些人，他們終於注意到並不僅是他們這一部分人的遭遇不好，他們旁邊還有遭遇更不好，更艱難的人。
還有那些不顧懲戒隔離區和再次判刑的威脅而拒絕充當眼線的人呢？
你從總的方面怎麼解釋土壤學家格里戈裡·伊萬諾維奇·格里戈裡耶夫的情況呢？科學家，一九四一年志願參加了民兵。以後的情況大家都熟悉——在維亞茲馬城下被俘。被俘後的歲月是在德國集中營裡度過的。往後的情況不用說也明白——進了我們的。十年。我是在一個冬天在埃克巴斯圖茲從事一般勞動時跟他認識的。他的一雙安詳的大眼睛閃著耿直的光輝，是那種決不會繞彎子的耿直。這個人從來不會在精神上向人折腰。在勞改營裡的十年雖然只有兩年是做本行的工作，他也沒有向誰低聲下氣過。在整個服刑期間幾乎從未收到過家裡寄來的包裹。四面八方都受到勞改營哲學的灌輸和勞改營敗壞人心的影響，但他就是接受不了。在克麥羅夫勞改營（安吉別斯），特派員死氣白賴地收買他當眼線。格里戈裡耶夫十分坦率直爽地回答：「我很討厭跟你說話。想幹的人多的是，何必釘著我。」「畜牲，你會趴在地上來找我們！」「我寧願隨便找棵樹上吊。」於是他被送進懲戒營。在那兒吃了半年苦頭。這還不算，他又犯了更加不可原諒的錯誤：上面把他派到勞改農場，要他（以土壤學家身份）當作業班長。他不幹！反而賣勁地耪地和割草。還有更傻的事兒呢：在埃克巴斯圖茲的採石場上，他拒絕當統計員。唯一的原因是幹上這個差事就必須為苦工們虛報產量，一旦被查出來，整日醉醺醺的自由人工長就要為這個受處分（會嗎？）。因此他就去鑿石頭了！他的駭人聽聞的超出人之常情的誠實達到了這種程度：當他跟著菜班一起去加工馬鈴薯的時候，儘管所有的人都偷馬鈴薯，他卻不偷。把他安排進享受特權的機修車間作業班，在水泵站看儀表。但是僅僅因為他不肯給自由人工地主任——光棍漢特列維什洗襪子，就把這個位置丟了。（作業班裡的人勸他說：你管它呢，幹什麼活不一樣？不，對他說來不是一樣的！）只是為了不做虧心事，他不知多少次選擇了最壞的和最苦的命運！而他真的沒有做過虧心事，我可以作證。不僅如此；光明磊落的精神對他的肉體產生了奇妙的影響（現在根本沒人相信，沒人懂得這種影響），已非盛年（靠近五十歲）的格里戈裡·伊萬諾維奇的機體在勞改營裡變得越來越強壯：原來的風溼性關節炎完全消失了，一場傷寒痊癒之後他變得特別健康：冬天套著一個在頭部和兩臂挖了窟窿的布口袋在外面走路卻沒有感冒！
所以這樣說是否更正確：什麼樣的勞改營也不能敗壞具有一個堅強的核心的人。他不接受那種「人生來是為幸福」的可憐的思想意識，那種派工員一棍子就能打掉的可憐的思想意識。
進勞改營之前未受過任何道德觀念和精神教育的薰陶的人們在營裡必定敗壞。（這決不是理論上的推斷。我們光輝的五十年當中養成了成百萬這樣的人。）
在勞改營裡敗壞的是那些在外面已經敗壞或已經為敗壞準備了條件的人。因為在外面人們也照樣在敗壞，有時候比勞改犯還夠勁。
下命令把莫伊謝瓦伊代綁到柱子上受人辱罵的那個押解隊軍官不是比向她吐口水的勞改犯更要敗壞嗎？
順便說一句：各個作業班的所有人員都向她吐了口水嗎？或許每個作業班裡只有一兩個人做了這種事？我估計八成會是這樣的。
塔季揚娜·法利克寫道：「對人們的觀察使我確信了一條：如果一個人原來不是卑鄙的人，他不可能在勞改營裡變成這樣的人。」
如果一個人在勞改營裡突然變得卑鄙，那也許並不是他在變化，只不過是他內在的卑鄙正在顯露出來，而以前沒有顯露的必要。
m·a·沃伊琴科是這樣認為的：「在勞改營裡不是存在決定意識，相反，你到底是變成禽獸還是繼續做一個人．全依賴於你的意識和你對人性的堅定信念。」
這是一句斬釘截鐵的宣言……但並不是他一個人這樣想。美術家伊瓦舍失-穆薩托夫也熱烈地做著同樣的論證。
是的，勞改營中的敗壞是大批的現象。但其原因並不僅僅在於勞改營的恐怖，還因為我們蘇維埃人踏上群島的土地的時候精神上已經解除了武裝——早已為敗壞準備好了條件，在外面就已經受到它的感染，就已經常常豎著耳朵聽取老勞改犯介紹「在勞改營裡應該怎樣生活」的經驗。
但即使沒有勞改營，我們本來也必須知道應該怎樣生活（以及怎樣去死）才是。
也許，瓦爾拉姆·吉洪諾維奇，人和人之間在困苦和患難當中，甚至在達到極端的患難當中，一般還是可以產生友誼的！但不是在我們這些近幾十年培養出來的乾枯而卑陋的人們之間？
假如真的非敗壞不可，那麼奧利加·利沃夫娜·斯利奧斯貝格為什麼沒在林海中的道路上拋棄快要凍僵的女難友，而是和她一起留下來面對必定的死亡並救活了她？莫非這樣的患難還沒有達到極端？
如果真的非敗壞不可，那麼瓦西里·梅福季耶維奇·亞科文科這樣的人是從哪兒來的？他服完了兩次徒刑，剛剛獲釋，以自由僱員身份在沃爾庫塔定居，剛能沒人押解地走動並開始經營自己第一個小巢。一九四九年，在沃爾庫塔開始把已釋放的犯人重新抓進去，重新判刑。發生了逮捕狂！自由僱員們人心惶惶。想的是怎麼樣才能保住自己，怎麼樣才能更不顯眼。但是，亞科文科在沃爾庫塔勞改營裡結交的朋友格羅津斯基重新被捕，偵訊期間被折磨得奄奄一息，沒有人到監獄去給他送吃的。於是亞科文科就膽大包天地去給他送牢飯。狗雜種你你們要抓，就把我也劃拉進去吧！
為什麼這一個就沒有敗壞呢？
所有的倖存者不是都能記得起在勞改營裡曾向他伸出過手並在最危急的時刻搭救過他的一兩個人嗎？
不錯，勞改營的設計和目標是要使人敗壞。但這並不意味著它們能揉爛每一個人。
正如自然界從不會發生只有氧化而沒有還原的過程一樣（甲物氧化，與此同時動物在還原），在勞改營（以及生活中一切地方）裡也不是隻有敗壞而沒有向上。兩者是並存的。
在本書的下面一部，我還想介紹一下，在另一些勞改營即特種營裡面自某時起逐漸形成了與眾不同的「場」：敗壞過程在那裡受到有力的遏制，而向上過程變得對於營裡的利己主義者都有了吸引力。
是的。但還有改造呢？改造的情況究竟怎麼樣？（「改造」——這是屬於社會和國家的概念，與「向上」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世界各國，不單是我們一國，司法系統夢寐以求的都是使犯罪分子不是單純服刑而且要改過自新，也就是說希望不要在被告席上再看到他們，特別不要因觸犯同一律條再次受審。
不過我國當局從來沒有期求「改造」——即不再次抓捕「五十八條」。我們已經援引過監獄學家們關於這一點的坦率言論。「五十八條」，他們是要通過勞動加以消滅的。我們活了下來，這已經是我們的自發行動。
陀思妥耶夫斯基疾呼：「苦役何曾感化了任何一個人？」
俄國農民改革後的立法裡也曾包含著改造的理想（契柯夫的《薩哈林島》整個是以這種理想為出發點的）。但是它順利地實現過嗎？
雅庫博維奇對這個問題想過很多，他寫道：苦役監獄的恐怖制度只能「改造」那些本來沒有墮落的人，但是這種人無需這種制度也不會重新犯罪。對於已經敗壞了的人，這種制度只會使他更墮落，逼得他更狡黠和虛偽，儘可能在身後不留下罪跡。
關於我們的勞改營能夠說什麼呢？監獄學（gefangniskunde）理論家們一向認為，監禁不應把犯人導致完全的絕望，應當留給他希望和出路。而讀者已經看到我們的勞改營專門和正是要把犯人搞到完全絕望的地步。
契柯夫說得對：「內省——這才是改過自新所真正需要的東西。」但是我國勞改營的主辦者最害怕的正是內省。集體工棚、作業班、勞動集體的任務正是要驅散和打亂這種危險的自我反省。
在我們的勞改營裡能有什麼改造！只有毀壞：灌輸竊賊道德，灌輸勞改營的殘酷風習，使它成為生活的一般規則（用監獄學家的語言說，它是「犯罪發生地」，也就是犯罪的學校）。
皮薩列夫在結束漫長的刑期時（一九六三年）寫道：「特別令人難過的是，你離開這兒的時候已經是一個不可治癒的精神殘廢，你的健康也被營養不足和每時每刻的教唆不可挽救地毀壞了。人們在這裡徹頭徹尾地敗壞。假設這個人在進法院以前是溫文爾雅的，現在必定是桀驁不馴。如果一個人連續七年被叫做‘豬’，他最後必定像豬一樣哼哼……只有入獄的頭一年是對犯罪的懲罰；以後各年只會使他變得兇狠，只能使他漸漸適應環境而已。法律規定的漫長刑期和殘忍手段所懲罰的主要是犯人的家屬，而不是罪犯本人。」
下面是另一封信：「還沒有見過什麼，還沒有做出什麼，就要離開生活，而且除了終生日夜盼望你回來的媽媽仍像你幼年時那樣為你操心以外，世界上大概再沒人關心你，這是痛苦的，可怕的。」
以下是進行過不少思考的亞歷山大·庫茲米奇·區一九六三年寫下的一段話：
「他們把我的死刑改判為二十年苦役，但是說老實話，我並不認為這是對我的恩典……我用自己的皮肉和筋骨體驗過現在時興稱為‘錯誤’的那個東西——它們絲毫不亞於邁丹尼克和奧斯威辛」。你要人怎樣區分汙穢與真理？殺人犯與教育者？法律與違法？劊子手與愛國者？——如果他正在步步高昇，由中尉變成中校，這亂糟糟的一團，你要我這個蹲了十八年監牢剛出來的人怎麼弄清？……我羨慕你們這些頭腦靈活的有學問的人。你們用不著長久思索就能決定該怎麼行動，該怎麼適應，而我對這些，說實話，根本不感興趣。」
說得實在好呀！「我不感興趣」。難道能說懷著這種心情出獄的人是敗壞了？但另一方面他是不是按國家的含意「被改造過來了」？當然不是。對於國家說來這個人簡直是毀了。
國家期望（？）的那種「改造」在勞改營裡永遠實現不了。勞改營的「畢業生」學到的只是虛偽——假裝改造好了。還學會冷言冷語地挖苦國家的號召，國家的法律，國家的諾言。
要是一個人沒有什麼可以改造的呢？要是他壓根不是罪犯呢？如果他被捕的原因是向上帝禱告，或是發表了獨立的見解，或是當過戰俘，或是受老子的株連，或者不過是攤派上的，在這種情況下勞改營能給予他什麼？
薩哈林監獄督察官對契柯夫說：「如果一百個苦役犯人當中最後能出來十五至二十個正派人，應當感激的與其說是我們採用的感化措施，不如說是俄國的法院，因為它們把這麼多良善可靠的分子送來眼苦役。」
如果我們把無辜入獄者的數字提高到總數的百分之八十，這也可以當做是對群島的論斷。但同時也不要忘記，在我們的勞改營里人們變壞的係數也大大提高了。
如果談的不是為成百萬不合意的人準備的絞肉機，不是狠心地把本國人民拋進去的汙水坑，而是認真的改造體制，那麼這裡就會發生一個最複雜的問題：怎麼可以按照一個統一的刑法典判給千篇一律、彼此雷同的刑罰呢？因為外表上平等的刑罰對於不同的人，即較有道德的和較敗壞的，較細膩的和較粗糙的，有教養的和沒有教養的，實際上是完全不平等的刑罰（參見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屋手記》的多處內容）。
英國思想界懂得了這個道理，他們現在正談論著（不知道實際做了多少），刑罰應當不僅與犯罪行為相適應，而且也要適應於每一個罪犯的個性。
例如，全面喪失外部自由對於一個有著豐富的內心世界的人比對於一個不成熟的、主要在肉體方面活著的人容易忍受。後者「更多地需要外界的印象，本能更強烈地促使他爭取出獄」（雅庫博維奇）。對於前者，連單身監禁也感到較輕鬆，特別是如果有書看。（啊，我們當中有的人多麼渴望以這樣監禁代替勞改營！身體受到拘束，但是它卻為理智和靈魂開啟了多麼寬闊的境界！尼古拉·莫羅佐夫在入獄之前沒有顯示過什麼特別的素質，最叫人奇怪的是，出獄以後也沒有顯示出什麼特殊才能，可是坐牢時的冥想卻使他有可能想象出原子的行星式結構、帶不同電荷的原子核與電子——比雷瑟福早十年！但是沒人給我們紙筆和書籍，自己僅有的一點也被他們沒收了去。）反之，後者對於單獨監禁也許連一年也受不了。他簡直會像蠟燭一樣熔化在裡面，他會奄奄待斃。他需要同伴，不論什麼人都行。而對於前者來說，不愉快的交往比孤獨還難受。另一方面，勞改營（儘管飯給得很少）對於後者比對於前者要輕鬆得多。四百人一間的工棚，所有人都在叫囂、胡鬧、打撲克、玩骨牌、狂笑、打鼾，在這些噪聲之上，還有專以白痴為物件的廣播喇叭一刻也不停地發出刺耳的尖叫。（我蹲過的幾個勞改營沒有安裝廣播喇叭，這算是對它們的處罰！——我們卻因此而得救！）所以說強迫犯人從事過度的體力勞動、強迫犯人成天擠在侮辱人格的鬧鬨鬨的人堆裡的勞改營體制正是比監獄更有效的消滅知識階層的方式。被這個體制虐殺得最快、最徹底的正是知識階層。
即使關於古拉格群島的一切主要方面都寫到了、讀到了和懂得了，但關於我國的自由的真面目是不是有人能洞悉呢？人們是否知道這個幾十年來肚子裡裝著群島的國家是什麼樣子？
我身體裡曾有一個男人拳頭大小的腫瘤。它把我的肚子撐高、變形，妨礙我吃飯和睡覺，我無時無刻不感覺到它（儘管它還不到我體積的百分之零點五，而群島卻佔全國面積的百分之百！）。但是它的可怕之處倒不在於它壓迫附近的內臟並使它們移位，最可怕的是它分泌出毒素，感染整個身體。
我們的國家也是如此，群島的毒素逐漸感染了它的全身。天曉得它何年何月才能把這些毒素排除。
我們能不能、敢不敢拒我們過去的（其實和今天也離得不遠的）生活環境裡的全部卑汙描寫出來？如果不透徹地揭示這種卑汙，寫出來的東西必定是謊言。據此我認為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我國根本就沒有文學。因為沒有全部的真實就不是文學。今天，人們正採用時髦的手法——暗示、插話、補白、影射——揭示著這種卑汙，但結果又得到謊言。
這雖不是本書的任務，但我們不妨試試簡明扼要地把自由生活中的某些特徵列舉在下面。這些特徵都是因為與群島為鄰而形成的，或者是與它的格調一致的。
1．永恆的恐懼。讀者已經注意到，群島人員大擴充的年份並不止於一九三五、三七、四九年。逮捕一直進行著，正如沒有一分鐘不在死人、不在生孩子一樣，沒有一分鐘不在抓人。有時候它逼近某人身邊，有時候又離他較遠。有時候人以自己沒什麼危險的想法欺騙自己，有時候他主動去充當劊子手從而減輕了危險。但是這個國家的任何一個成年公民，從集體農莊莊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永遠知道，一句話不謹慎，一個行動不謹慎，都會使他落進無底深淵，一去不返。
就和在群島上每個雜役腳底下都有一個一般勞動的深淵（和陰曹地府）一樣，我國每個居民腳底下都是群島的深淵（和陰曹地府）。看表面，我們的國家似乎比它的群島大得多，但是整個國家連同它的居民都像幻影似地懸在群島的血盆大口的上面。
恐懼——並不一概是對逮捕的恐懼。還有一些中間階段：清洗、審查、填表（常規的表格和特別的表格）、解僱、吊銷戶口、驅逐或者流放聲登記表設計得如此周密詳細、追根究底，以致一半以上的居民都發覺自己是有「碴兒」的，無時無刻不在為填表期限快到而犯愁。一旦編造了一個假自傳，以後就要努力不要把自己搞糊塗。但危險依然可能突然降臨。卡德鎮的弗拉索夫的兒子伊戈爾一直填寫他父親已故。他用這辦法考進了軍事學校。有一天他被叫了去，要他在三天內交出他父親的死亡證明材料。瞧你怎麼交吧！
加在一起的各種恐懼使人們正確地認識到自己的微渺和毫無權利！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娜塔莎·阿尼奇科娃聽說她的愛人（未登過記的丈夫）在奧廖爾被捕入獄。她趕到那裡去。監獄門前的大廣場上擠滿了馬車。車上坐著穿樺皮鞋和大棉襖的農村婦女，手裡拎著監獄當局不肯轉交的牢飯。阿尼奇科娃把頭伸向陰森的監獄大牆上挖開的小窗戶。「你來幹什麼？」裡面的人嚴厲地問。聽她講了原委，裡面的人對她說：「莫斯科來的同志，我勸你今天就離開這兒，因為夜晚就會有人來找你！」這類事外國人是聽不懂的：契卡人員為什麼不就事論事地回答問題，反而給了這麼一個人家並沒有徵求的忠告？他有什麼權力要求一個自由的公民立即離開本地？究竟是什麼人會來找她？？為什麼事？——但是哪一個蘇聯公民能假裝說他不懂這個意思或者說這不像真事？聽了這句勸告以後，你反正不敢在一個陌生的城市裡留下來！
曼德爾施塔姆說得很好，她指出我們的生活被監獄滲透得這樣深，以至於像「抓」、「關」、「蹲」、「放」這一些多意的單詞即使沒有上下文我們也只會按一方面的含意去理解！
無憂無慮的感覺與我國公民向來是無線的！
2.依附性。如果改換居住地點、離開變得對自己危險的地方以便擺脫恐懼和使自己鬆一口氣都很容易做到的話，人們的行為可能會比較大膽，甚至可能敢於冒點風險。但是在漫長的幾十年內我們一直被下面這些規定卡得死死的：任何一個有工作的人不能按自己的意願離職。還有，人人都被戶籍制度栓在一定的地點。還有，你也被住房掛著，這房子既不能賣，也不能交換，也不能租賃。由於這些原因，你在自己的居住地點或工作單位進行抗議，那就是一種發瘋的大膽妄為。
3．隱秘性和互不信任。這兩種習性取代了我國舊時的（二十年代還沒有消失殆盡的）開誠相見與殷勤好客。這兩種習性是每個家庭、每個個人的天然保護傘。特別是因為誰也不能自己另找工作，離開本地，因為每件細小的事情都在被人偷看、偷聽。蘇聯人的隱秘習性並不是多餘的，而是必不可少的，儘管外國人有時會覺得是超人的。前沙皇軍官k·y全仗著結婚時沒有把自己的歷史告訴妻子才保住了性命，連一次也沒有被抓過。他的兄弟11·y被捕了，被捕者的妻子利用逮捕時她沒有和丈夫住在一個城市這個條件，向她自己的父親和姐妹隱瞞了丈夫被捕的事，以免他們說出去。她寧願對他們以及所有的人說（並且長期裝成）是她丈夫拋棄了她！這是三十年後的今天才說破的一個家庭秘密。而哪一個城市居民的家庭沒有秘密？
一九四九年大學生b·h的中學女同學的父親被捕。在這種情況下所有的人都趕緊躲得遠遠的，這被認為是很自然的，可是b·h偏偏沒有躲開，他公開對這女孩子表示同情並盡力幫助她。這姑娘被他這種異乎尋常的舉動驚呆了，她拒絕了b·h的幫助和關心，她撒謊說她不相信她父親的誠實，說她父親一定是一輩子向全家隱瞞著自己的罪行。（只是到了赫魯曉夫時代才談開：這女孩子當時斷定b·h或者是告密者，或者是專門蒐羅不滿分子的某個反蘇組織的成員。）
這種普遍的互不信任把奴役制度的萬人坑挖得越來越深。誰一開口大膽而公開地說點什麼——大家忙不迭地躲得老遠：「這準是故意挑動！」這樣一來，任何一聲衝口而出的真誠的抗議都註定會遭到孤立和疏遠的對待。
4．普遍的閉塞。我們互相隱瞞，互不相信，從而自己促成絕對的封閉性、絕對的情報虛假性在我們當中生根。這是以往發生的一切事情——包括成百萬人的逮捕以及對這些逮捕的群眾性支援——的最根本的原因。我們彼此間互不通訊息，既不叫苦，又不呻吟，從別人嘴裡什麼也打聽不出來，只好完全聽從報紙和官方演說家們的擺佈。他們每天都要塞給我們一點什麼刺激情緒的東西，如像五千公里之外的某處發生的火車翻車事故（暗害分子造成的）的照片之類。可是我們應當知道的事，例如我們的樓道里今天發生了什麼事，我們卻沒處去打聽清楚。
如果你對周圍的生活一無所知，你怎麼可能成為一個公民？只有當你自己掉進陷阱之後才會知道真相，可是晚了。
5．告密制度。它發達到了使人無法理解的程度。幾十萬名行動人員在他們公開的辦公室裡，在機關大樓的普通房間裡，在供秘密接頭用的民宅裡，不惜紙張和他們無用的時間，孜孜不倦地收買眼線，召他們來彙報。眼線的數量遠遠超過收集情報的需要。連明知沒用的、不適合的、肯定不會同意乾的——如死於勞改營的浸禮會長老尼基金之妻這樣的女教徒———他們也要去收買，照樣叫她站在他們面前受好幾小時的審問。一時把她抓進監獄，一時通知廠子裡派她幹最吃虧的活兒。收買面撒得這樣寬的目的之一很明顯的是：要使每一個黎民百姓都能親自聞到告密渠道的氣息；要做到在每一群人裡、每一個辦公室裡、每一所住宅裡都有一名眼線或者使所有人都擔心身旁有眼線。
我可以提出一個自己的粗淺的估計。每四、五名城市居民中必定有一個人一生中至少曾有一次接到過當情報員的建議。也可能超過這個比率。最近期間，我曾在幾批前囚犯以及在幾批從未坐過監牢的人們當中進行過抽查：我問他們之中有誰、在什麼時候、怎麼樣被收買過？結果發現同我圍在一張桌子邊的人全都接到過這樣的建議。
曼德爾施塔姆找到了一個正確的結論：除了削弱人們之間的聯絡這個目的之外，另外還有一個目的。凡是被收買過的人由於害怕被社會揭露，必定非常關心現政權的持續穩定。
隱秘性向全體人民伸出了冰冷的觸鬚。它潛入到同事之間，老朋友之間，同學之間，士兵之間，鄰居之間，正在成長的少年之間——甚至潛入到內務人民委員部接待室裡的送牢飯的妻子們之間。
6．背叛成為生存方式。由於多年不斷地為自己和自己的家屬擔驚受怕，人們開始向恐懼納貢稱臣了。人們發現風險最小的生存方式就是經常地背叛。
最輕微然而也是最普遍的背叛行為就是不直接做任何壞事，但是：對在你身旁遭滅頂之災的人視而不見，不予幫助，扭開臉，縮成一團。你的鄰居、同事甚至你的密友被捕，你一聲不吭，裝做連看也沒有看見的樣子（你決不能失去你今天的工作啊！）。在全體大會上宣佈了昨天消失的那個人是人民不共戴天的敵人。你雖然跟他在同一張辦公桌上趴了二十年，現在卻必須以自己高尚的沉默（有時候還得用譴責性的發言！）表明你與他的罪行是多麼水火不相容。（為了你心愛的家庭，為了你親近的人們，你必須做出這個犧牲！你有什麼權利不考慮他們！）但是被抓走的人還留下了妻子、母親、孩子。或許至少該給他們一點幫助吧？不能，不能，太危險：這可是敵人的妻子、敵人的母親、敵人的孩子（而你自己的孩子還得上好幾年學呢）啊！
帕爾欽斯基工程師被捕後，他的妻子尼娜在寫給克魯泡特金的信裡說：「我現在已經身無分文。誰也不肯幫忙，所有的人都避開，都害怕。我現在總算看到了朋友是怎麼回事。只有很少幾個例外。」
窩藏敵人的人同樣是敵人！幫助敵人的人同樣是敵人！與敵人保持友誼的人也是敵人。這家兇毛裡的電話變成了啞巴。他們再也收不到信。人家在街上不認識他們，不伸手，不點頭。更不用說邀請他們去做客。也沒人借錢給他們。生活在一座熱熱鬧鬧的大城市裡，他們感到是生活在沙漠上。
而這正是斯大林所需要的！他，這個小鞋匠，正在鬍子下面竊笑呢？
謝爾蓋·瓦維洛夫院士在自己偉大的哥哥被鎮壓以後當上了科學院的奴才院長。（這也是那位鬍子詼諧家為戲弄他而想出來的點子，同時也是對人心的檢驗。）蘇維埃伯爵a·h·托爾斯泰不但避免去看望他被捕的兄弟的家屬，而且連錢也不敢給他們。列昂尼德·列昂諾夫禁止他的妻子薩巴什尼科娃去看望她被捕的孃家兄弟c·m·薩巴什尼科夫的家屬。
被法西斯法庭開釋的波波夫和塔涅夫在蘇聯國土上以「企圖謀害季米特洛夫同志」的罪名被各判十五年徒刑（並在克拉斯拉格服刑）的時候，傳奇般的季米特洛夫，這位萊比錫法庭上的吼獅，竟置這兩個老朋友于不顧，沒有營救，甚至還出賣了他們。
被捕者家屬的處境是大家熟知的。卡盧加市的b·h·卡維尚回憶說：父親被捕後，所有的人見了我們就跑開，好像躲避麻風病人一樣。我不得不退學——因為同學們都做得路（新一代的背叛者在成長！新一代的劊子手在成長！）。媽媽被工作單位解僱了。我們只好靠乞討生活。
民警把一位領著幾個小孩子的母親帶到火車站以便把他們送去流放。他們是一九三七年被捕的某人的家屬。經過候車室的時候，其中一個小男孩（八歲左右）忽然不見了。民警想盡辦法也沒有找到。於是就把這個缺了一個小男孩的人家送去流放了。原來這孩子鑽進裹著紅布的支著斯大林半身塑像的高高的支架裡去了。他在裡面一直坐到危險過去。事後他走回家。家的門上貼了封條。他去找鄰居和熟人。去找爸爸媽媽的朋友。不但沒有一家肯收留這個孩子，而且連一個晚上也不讓住！他只好自己去投奔孤兒院……當代的人們！同胞們！你們認出了自己的嘴臉嗎？
但上面這一切僅僅是背叛行為的最矮的一層臺階——擺脫關係。此外還有多少層誘人的臺階啊？曾有多少人沿著它一級級地走下去啊？那些解僱了卡維尚的母親的人們不是擺脫了關係嗎？不是為迫害他們也出了一份力嗎？那些聽從行動人員的電話把尼基金娜派去幹粗活以便逼迫她當眼線的人們呢？還有那些忙不迭地抹掉昨天被捕的作家的名字的編輯們呢？
布柳赫爾可以說是那個時代的象徵：他曾像貓頭鷹一樣坐在法庭主席團裡審判過圖哈切夫斯基（不過後者也可能做出同樣的事）。圖哈切夫斯基被槍斃，布柳赫爾自己的腦袋也搬了家。赫赫有名的醫學教授維諾格拉多夫和舍列舍夫斯基也是一樣。我們記得他們在一九五二年怎樣成了惡毒毀謗的犧牲品，但是他們自己在一九三六年也曾在對他們的同事普列特涅夫和列文的同樣惡毒的毀謗上籤過名。（偉大的君主在安排情節和擺佈人們的靈魂方面進行著反覆的演習。）
人們生活在背叛「場」裡——他們拿出最有力的論據為背叛辯解。一九三七年一對夫婦預料會雙雙被捕——因為妻子是從波蘭來的。他們倆人商定了個辦法：不等人家來抓，丈夫先去告發妻子！這樣一來，女的被抓，男的卻在內務人民委員部眼裡「擺脫了干係」，得以留下。也是在那光輝燦爛的一年，革命前的政治苦役犯阿道夫·多布羅沃利斯基臨去監獄之前囑咐自己唯一的愛女伊莎貝拉說：「我們把一生都貢獻給了蘇維埃政權——一你可不能讓別人利用了你的委屈心理呀！你一定要加入共青團！」法院判決並沒有禁止多布羅沃利斯基通訊，可是共青團要求他女兒不寫信。女兒遵照父親臨別囑咐的精神，脫離了和父親的關係。
當時有過多少這類的脫離關係的宣告啊！—一或是當眾宣佈，或是在報刊上宣告：「我，某某，決定自某年某月某日起脫離與變為蘇維埃人民敵人的父母的一切關係。」用這個東西可以買到一條命。
沒有在那時候生活過的人對這一點幾乎是沒法理解，沒法原諒的。在通常的人類社會里，一個人可以一次也不掉進這種抉擇的鐵鉗而活完他的六十年。他自己確信自己的行為端正，在他墳頭上致告別詞的人也確信這一點。一個人可以直到離開人世也不知道人會掉進怎樣的罪惡的深井。
大片的靈魂疥癬並不是頃刻間就佈滿了整個社會。整個二十年代以及三十年代的初期，我國許多人還保持著他們的靈魂和原先那個社會的觀念：扶危濟困，為受難者仗義執言。直到一九三三年，尼古拉·瓦維洛夫和邁斯特依然公開地為全蘇植物栽培科研所全體入獄者奔走營救。敗壞也得有一個最起碼的必要期限，在這個期限到來之前，偉大的機關還是對付不了人民的。這個期限的長短也決定於那些還沒有衰老的執拗分子的年齡。對於俄國，這個過程用了二十年。一九四九年，大逮捕席捲了波羅的海各國，他們的敗壞過程總共才開始了五六年；時間太短，所以那裡受當局迫害的家庭尚能得到各方面的支援。（不過有一個附帶的因素加強了波羅的海沿岸人民的反抗：社會迫害是以民族壓迫的形式出現的，人們在這種情況下的反抗總是比較堅定的。）
當從群島的角度評價一九三七年時，我們沒有給它戴上榮耀的王冠。但是談到那一年的獄外社會，我們不得不把這項鏽蝕斑駁的背叛行為的王冠奉獻給它。可以承認正是這一年摧毀了我國獄外社會的靈魂並使它遭到普遍的敗壞。
但即使這樣，那一年也還不是我國社會的末日！（正如我們今天見到的，總的說本日從未到來過——俄羅斯的不絕如縷的生命的細絲活到了、拖到了最美好的時光——一九五六年。而到了今天它更不至於死滅了。）反抗沒有外露，沒有給普遍墮落的時代塗上光彩，但是它的不可見的溫暖的血管一直在跳動、跳動、跳動。
在這個可怕的時期，當珍貴的照片、珍貴的信件和日記在擔驚受怕的獨居中被燒燬的時候，當家庭櫃櫥裡的每一張發了黃的紙片都突然變成冒著死亡的火苗的羊齒草葉，自己爭先恐後地飛進爐膛的時候，需要多大的勇氣才能在好幾千個夜晚不去燒掉，而是儲存著被判刑的（如弗洛連斯基）或被公開批判的（如哲學家費多羅夫）人物的檔案！利季婭·楚科夫斯卡婭的中篇小說《索菲姐·彼得羅夫娜》在當時看起來一定是一樁多麼觸目驚心的地下反蘇活動的罪證啊！伊西多爾。格利金卻把它儲存了下來。他在被圍困的列寧格勒感到死亡臨近的時候，掙扎著穿過全城，把手稿送到了他姐姐那裡。
每一個和當局對抗的行動都要求具有和這個行動不成比例的勇氣。在亞歷山大二世時代私存炸藥比在斯大林時代收養一個人民敵人留下的孤兒所擔的風險還小。然而有多少這樣的孩子被人收養，被人救活。（讓這些孩子們自己說出來吧！）暗地裡幫助受難者的家屬的事情也是有過的。當一個被捕者的妻子排在無希望的連等三天三夜的隊裡的時候，有人去把她換下來，讓她能暖和暖和，睡一睡。也曾有人心裡撲騰撲騰地跳著跑去警告別人，告訴他在他家裡沒下了埋伏，叫他千萬不要回家。也還有人給逃亡者提供了棲身所，儘管他自己那一夜通宵沒有閤眼。
我們已經提到過那些有膽量對處決「工業黨」不投贊成票的人。但也有人是為了替一些不引人注目的默默無聞的同事辯護而走進了群島。子如其父：前面提到過的那個羅然斯基的兒子伊萬，因為替他的同事科佩列夫辯護，也遭到了迫害。m·m·邁斯涅爾在列寧格勒兒童出版社的黨員大會上挺身而起為「兒童文學中的暗害分子們」辯護，馬上就被開除和逮捕。他這樣做的時候明知道會有什麼後果。在一個軍郵檢查所（梁贊，一九四一）裡當檢查員的年輕姑娘暗地撕掉了一封她並不認識的前線士兵寫的犯禁的信件。但是別人注意到她把一封信撕掉塞進紙簍。他們把紙片對起來——於是這個姑娘就進了監獄。為一個遙遠的陌生人而犧牲了自己！（因為我在梁贊呆過，所以才知道這件事。沒人知道的同類事件還有多少？……）
現在把當時的逮捕說成是抽彩（愛倫堡語）倒是很便當的說法。不錯，抽彩是不假。但有的彩票的號碼是「圈定」的。當時確曾普遍地撒大網，確曾按任務數字完成捕人量，但是他們即刻要抓的是那些敢說一個「不」字的人。結果這仍形成了靈魂的淘汰，而不是簡單的抽彩。勇敢分子們被置於刀斧之下，送上了群島，而一片唯唯諾諾的自由人的社會景象則沒有受到絲毫擾動。凡是較純潔、較優秀的，在我們這個社會里呆不住；而這個社會失去了這些人就變得越來越腐爛。這些人的悄然離去完全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而這卻意味著人民靈魂的死亡。
7．敗壞。在多年的恐懼和叛賣的環境裡活過來的人們只是在外表上、肉體上活下來了。而內裡的東西全都在發爛。
所以才會有成百萬人同意當眼線。如果說一九五三年以前的三十五年之內，在群島上服過刑的算上死去的一共有四五千萬人（這是很謹慎的估計。這只是古拉格在同一時期的人口數字的三倍至四倍。要知道，戰爭期間群島上的死亡率每天通常達到百分少一）。那麼其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案子或者至少有五分之一的案子是根據什麼人的告發並且曾有什麼人提供了證明材料的！所有這些人，所有這些使用墨汁的謀殺者今天仍然生活在我們中間。其中有的人造成他們鄰人的被捕是由於恐懼——這僅僅是臺階的第一級。另一些人是為謀取物質上的好處。還有一些人，當時是最年輕的，而現在是快拿退休金的人了，他們是懷著興奮鼓舞的心情進行叛賣的，是受思想意識的促使；有時候甚至是公開在叛賣；要知道，當時認為揭發敵人是對本階級的光榮貢獻！所有這些人今人都在我們中間，大多數活得很得意，我們還欣喜地把他們稱為「我們普通的蘇維埃人。」
靈魂中的毒瘤也在暗暗地發展，它恰恰損害著靈魂中掌管報答恩情的那個部位。費多爾·佩列古德對米沙·伊萬諾夫有衣食之恩；伊萬諾夫沒有工作，佩列古德把他安置在唐波夫鐵路車輛修理廠並且教會他手藝。他沒地方住，佩列古德讓他搬進自己家，待他如親人。到頭來這個米哈伊爾·德米特里耶維奇·伊萬諾夫向內務人民委員部打了個報告，說費多爾·佩列古德在家裡的飯桌上吹捧德國技術。（費多爾·佩列古德這個人可不簡單。他是機修工、馬達工、無線電工、電工、修表反、鏡片工、鑄造工、模型工、細木工，有二十來種專業。在勞改營裡他開設了一間精密機械作坊；他失掉了一條腿以後自己給自己做了一條義肢。）佩列古德被捕，連他的十四歲的女兒也一道被抓。這全是伊萬諾夫乾的好事！他出庭作證的時候臉上發黑。這說明正在腐爛的靈魂有時候也會透露到臉上來的。但很快他就離開了工廠，開始公開地在國家安全部門工作。後來因為缺乏辦事能力而被下放到消防隊。
在道德敗壞的社會里以怨報德是司空見慣、普遍流動的習性，幾乎沒人覺得奇怪。育種學家b·c·馬爾金被捕以後，農藝學家a·a·索洛維約夫穩穩當當地把他培育出來的小麥品種「泰加49」竊為己有。佛教文化研究所被摧毀（全體主要研究人員被捕），它的領導人謝爾巴茨基院士死去以後，謝爾巴茨基的學生卡利亞諾夫去看望老師的遺孀，說服師母把死者的藏書和手槁全部交給他——「否則不會有好結果：佛教文化研究所原來是個間諜中心’。他把老師的著作弄到手以後，用自己的名字發表了其中一部分（還包括沃斯特里科夫的一篇文章），從而出了名。
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的許多學術界的盛名也是建立在鮮血和白骨之上的。學生的忘恩負義像一條花斑的帶子貫穿於我國三四十年代的科學和技術，這有一個可以理解的原因：當時的科學技術正從真正的科學家和工程師的手裡轉入乳臭未乾、貪得無厭的新提拔的工農幹部手裡。
所有這些奪來的論文和偷來的發明現在—一追究和列舉是辦不到的了。可是佔用被捕者的住宅呢？可是趁火打劫來的東西呢？這種野蠻風習在戰爭時期不是成了普遍現象嗎：如果誰遭了大難，或是房子被炸、被燒，或是疏散到後方，倖免於難的鄰居，普通的蘇維埃人，都要在這個時刻竭力從受害者身上撈點好處。
敗壞的形式多種多樣，不是我們在這一章裡能介紹得完的。我們的社會生活總括起來說，就是賣友求榮者受提拔，庸碌無能之輩得勝利，優秀而正直的人成為任人宰割的魚肉。從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在全國範圍內，誰能向我指出高尚的人把卑鄙的無理取鬧者打倒、搞垮、趕走的一樁事實？我肯定這樣的事例是不可能發生的，正像不可能有哪一道瀑布能例外地從下朝上流一樣。要知道高尚的人不會去找國家安全部門，而卑鄙的人則隨時可以利用這個機關。國家安全部門既然對待尼古拉·瓦維洛夫這樣的人都沒有講客氣，還會對什麼人講客氣？所以怎麼會有瀑布倒流的事呢？
下賤者對高資者的輕而易舉的勝利在人群擁擠的首都裡翻滾著惡臭汙濁的黑浪。但是它在遙遠的北方，在誠實的北極風暴下面，在三十年代膾炙人口的神話一般的北極考察站裡——那本應是傑克·倫敦的目光炯炯的巨人們在一起抽象徵和平的菸斗的地方——也照樣散發著臭氣。多馬什內島（北地島）上的北極站裡一共有三個人：非黨員站長亞歷山大·帕夫洛維奇·巴比奇，他是一個享有榮譽地位的老北極探險家；幹粗活的工人葉廖明，他是唯一黨員，也是該站的党支書（！）；共青團員（也是團小組長！）氣象員戈里亞琴科，此人野心勃勃，一心想摘掉站長，以便取而代之。戈里亞琴科偷翻站長的私人物品，偷竊檔案，進行恐嚇。按照傑克·倫敦的解決辦法，就該是兩個男人一齊動手把這個混蛋塞到冰層下面了事。但不是這樣——而是向北海航道總局帕帕寧發了一封電報，提出有必要調換一名工作人員。党支書葉廖明在這封電報上籤了字，但馬上就向共青團員表示了懺悔並且和他聯名給帕帕寧發了一封內容相反的黨團組織系統的電報。帕帕寧的決定是：鑑於集體已經發生分裂，立即撤回大陸。派出破冰船「薩得闊」號去接他們。共青團員分秒必爭地在「薩得闊」號上向船政委提供了材料——巴比奇當即被捕（主要罪名：想要把「薩得闊」號破冰船……交給德國人，——說的就是他們現在乘坐的這條船！……），靠岸以後，把他直接送進了羈押室。（如果我們想象船政委是一個正直而有頭腦的人，他把巴比奇找來，聽取另一方的陳述，結果會如何？但是，這就等於在一個可能的敵人面前暴露揭發材料的秘密！這麼一來戈里亞琴科就可能通過帕帕寧把船政委也弄進監獄。系統的功能是天衣無縫的！）
當然，在不是從小就在少先隊和共青團支部裡教育出來的個別人身上，靈魂還是完好無損的。在西伯利亞的一個火車站上，一個健壯的兵士看到一列運囚犯的火車，忽然跑去買了幾包紙菸，跟押解隊說好話，請他們轉交給囚犯。（在本書其他地方我們也描寫了一些類似的場面。）但這個士兵八成不是執勤的，而是回家探親的，本單位的團小組長不在身邊。在部隊裡他可不敢這樣放肆，不然沒他的好果子吃。說不定在這種情況下當地的軍事糾察機關也會把他叫去盤問。
8．說假話成為生存方式。然而，被恐懼懾服了也罷，被私慾和嫉妒侵蝕了也罷，人們反正不會這麼快地就變蠢了。他們的靈魂渾濁了，但理智還相當清晰。他們不能相信世上的天才忽然全集中到一個前額低扁的人的腦袋瓜子裡去了。當他們在廣播、電影、報紙上聽到、看到、讀到自己時，也沒法相信自己那種愚昧呆痴的形象。倒沒什麼人強迫他們直言不諱地做出回答，但也決不會允許他們保持沉默！他們必須表態。那麼，除了說假話還能說什麼？他們必須發了瘋似地拍巴掌，好在也沒有人要求他們真心。
如果我們讀到高教工作人員致斯大林同志的這樣一封信：
「我們將不斷提高革命警惕性，協助由忠實的列寧
主義者、斯大林式的人民委員尼古拉·伊萬諾維奇·葉
若天領導的我國光榮的偵察機構從我國高等學校以及全
國把托洛茨基-布哈林集團的以及其他的反革命敗類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