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辜的人」！這就是被大批趕進勞改營的政治犯代用品們主要的自我感覺。這也許是世界監獄史上的空前事件；成百萬的囚犯都覺得自己是清白的，全是清白的，沒有一個人有罪。（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起服苦役的只有一個人是無辜的！）
然而，這些並非由於信念帶來的必然結果而是由於命運的隨意撥弄而被驅趕進鐵絲網裡面的偶然聚在一起的人群，絲毫沒有因為意識到自己的清白無辜而變得堅強起來。也許正因為這種意識突出了他們處境的荒謬性，反而使他們感到更沉重的壓抑。他們更多地依戀自己原來的生活方式，而不是什麼信念，所以絕對錶現不出什麼犧牲決心、團結一致和戰鬥精神。還在蹲監獄的時候，整整一監室的他們這類人竟可以任憑兩三個拖鼻涕的小偷對他們劫掠蹂躪。到了勞改營裡，這類人已經完全崩潰，他們隨時準備著在派工員和盜竊犯的棍棒下、在作業班長的拳頭下低頭彎腰，他們尚有能力去做的只是學會勞改營的哲學（互不聯絡，各顧自己，互相欺騙）以及勞改營的語言。
e·奧利茨卡婭一九三八年進了一座普通勞改營，這個經歷過索洛維茨和隔離所的女社會黨人看到這裡的「五十八條」，感到十分驚訝。在她的記憶裡，政治犯們曾經是一切共享的，而現在每人只顧自己活，只顧自己吃，有的「政治犯」甚至拿衣物和口糧做買賣……
政治囚奴——安娜·斯克裡普科娃給他們（我們）取了這樣一個名稱。她自己早在一九二五年就聽過這樣一堂課：她向偵查員控訴盧賓卡的長官抓著她同監室女難友的頭髮在地上拖。偵查員大笑，他問：「他也這樣拖您嗎？」「沒有，但是拖我的同伴！」這時偵查員改用嚴厲的口吻訓誡她說：「你抗議？這可太嚇人了！丟開這一套俄國知識分子的無聊作風吧！這一套過時了！只操心你自己吧！否則沒你的好下場。」
這也正好是盜賊們的原則：人家沒有「劃拉」你，你別自個兒往裡鑽！一九二五年的盧賓卡偵查員已經學會了盜賊的哲學！
「政治犯能偷竊嗎？」——對這個有教養的人們感到古怪的問題，我們倒要驚訝地反問一句：「為什麼不能？」
「他也能告密嗎？」——「他有什麼不如別人的地方？」
人們對《伊萬·傑尼索維奇》的內容天真地提出異議：「你書裡的政治犯怎麼滿口盜賊的黑話？」我回答說：「如果群島上不存在其他語言呢？難道政治囚權能有什麼和刑事囚奴對立的自己的語言嗎？」
當局晝夜地對他們的耳朵喊；你們是刑事犯，是罪惡滔天的刑事犯；在我們國家裡，不是刑事犯不會蹲監獄！
他們打斷了「五十八條」的脊樑骨——從此再也沒有什麼政治犯了。他們把這些人倒進群島的豬食槽，驅趕他們去工地送命，同時向他們大聲灌輸著勞改營的謊言——人和人是敵人！
有一條諺語說：餓極了就會出聲。但是我們這裡的土著是不出聲的。餓也餓不出聲。
但是他們只要做出很少很少一點事便可以得救！只要他們不珍惜那條反正已經喪失了的生命，並且團結起來。
有時候整批在一起的外國人，例如日本人，得到了成功。一九四七年在列伍奇，克拉斯諾雅爾斯克勞改營的上個懲戒勞改點，押來了四十名日本軍官，即所謂「戰爭罪犯」（儘管天曉得究竟他們對我國犯了什麼罪）。正是嚴寒季節，又是干連俄國人都吃不消的伐木工作。「不買帳派」很快就扒掉了其中幾個人的衣服，好幾次打劫了他們的麵包筐。日本人迷惑不解地期待著長官們的干涉，但長官們自然是隻當沒看見。這時他們的作業班長近藤帶著兩個高階軍官晚上走進勞改點長的辦公室，提出警告說（他們俄語講得很流利），如果對他們的暴行不停止，明天兩個申明瞭志願的軍官將實行切腹，而且這只是開始。勞改點長（「木腦殼」葉戈羅夫，前團政委）馬上意識到在這事上可能栽跟頭。此後兩天都沒有帶日本人出工，伙食改為正常標準，然後調離了懲戒勞改點。
為了鬥爭和勝利所需要做的原來是多麼少啊——僅僅是不必珍惜生命！而生命反正是早已完蛋了的。
但是我們的「五十八條」經常是和盜竊犯及生活犯攙混起來的，從來沒有機會單獨在一起——以免他們互相看到對方的眼睛，以免他們忽然意識到——我們是什麼人。那些能夠成為獄中和營中的首領，具有清晰的頭腦、熱烈的喉舌、堅定的心的這種人早已根據「案卷」上的特別標記單獨挑出去，用布團塞住了嘴，關進了專門隔離所，在地下室裡槍斃。
然而根據道家學說早已發現的一個生活中的重要特點，我們應當料想，政治犯消失之日正是政治犯出現之時。
我現在敢大膽地說，在蘇維埃時期真正的政治犯不僅有過，而且：
1．比沙皇時期更多，並且
2．他們比先前的革命者表現出更大的堅忍不拔和勇敢的精神。
這與前面所說的似乎矛盾，但是，非也。政治犯在沙皇俄國處於十分有利的地位，受到公眾的密切注視——在社會和報刊上立即可以引起反響。我們已經看到（第一部，第十二章），社會黨人在蘇維埃俄國的境遇要困難得不可比擬。
現在能稱為政治犯的也不止是社會黨人。只不過他們被大桶大桶地沒進了一千五百萬人的刑事犯的海洋，我們看不見他們的形象，聽不到他們的聲音。他們成了啞人，比啞人更暗啞。魚便是他們的形象。
魚是古代基督徒的象徵。政治犯的主要隊伍正是基督徒。他們是一些粗拙的、文化不多的、不會發表演說和起草地下號召書的人。（這些事按他們信仰是根本無需做的！）他們走進勞改營去受難和死亡只是因為不願放棄信仰s他們清楚地知道為什麼坐牢，在信念上是毫不動搖的！他們也許是唯一絲毫沒有染上勞改營哲學甚至語言的人們！這樣的人們難道不是政治犯嗎？不行，可不能把他們也稱做囚奴！
他們當中尤其多地是婦女。道家說：大道廢，有仁義。由於我們對東正教神父們施加的文明的辱弄、共青團員們在復活節之夜的起鬨、遞解站裡盜竊犯們的唿哨，我們忽略了一個事實：罪惡的東正教堂仍然在培育出無愧於西元初年的基督教的女兒們——那些被投畀豺虎的女教徒們的姊妹。
遞解隊和墳場，遞解隊和墳場，到處都有大量的基督徒。成百萬的人流有誰去數？．他們闐然無聲地死去，像蠟燭似地只能照亮周圍一小片地方。這些人是俄國最優秀的基督徒，差一些的都動搖了，退縮了，躲起來了。
這還不能算「更多」嗎？難道沙俄曾有過這麼多政治犯嗎？它連萬位數都還不會數呢。
但是在我國扼殺政治犯的工作做得這樣乾淨，這樣不留旁證，關於其中什麼人的故事很少能浮上水面來。
高階僧正普列奧布拉任斯基（托爾斯泰的面型，白鬍子）。監獄——流放地——勞改營，監獄——流放地——勞改營（大牌陣）。折騰了多年以後，一九四三年被傳喚到盧賓卡（途中盜竊犯摘掉了他的法冠），建議他參加宗教事務管理處。經過了那麼多年以後似乎可以允許自己擺脫監獄生活而休息一下了？不，他拒絕了：那不是一個純潔的宗教事務管理處，那不是一個純潔的教會。於是又返回了勞改營。
瓦連京·費利克索維奇·沃伊諾一亞謝涅茨基（一八七七——一九六一），路加大主教，著名的《化膿外科學》作者。他的命運又如何？他的傳記自然會有人編寫，不須我在這裡多做介紹。這是一個才華橫溢的人。在革命前，他已經通過了藝術學院的入學競試。但為了更好地為人類服務——當一名醫生，而放棄了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醫院裡，他成為了一個著名的眼科醫生。革命後主持馳名整個中亞地區的塔什干醫院。他的前程暢通無阻，眼前是一條我們當代成就卓著的大名流們走過的道路。但是沃伊諾-亞謝涅茨基感到他的服務還是不夠充分的，因而他接受了神甫的教職。他在手術室裡掛起了聖像，給學生講課時身穿僧袍，胸前佩十字架（一九二一年）。他還趕上了被吉洪總主教任命為塔什干主教。二十年代沃伊諾一亞謝涅茨基被流放到上魯漢邊疆區。經過許多人的奔走營救，從那裡被放回來。但是他的醫學教研室和主教轄區已有了新的主人。他於是私人行醫（門口掛的牌子是「路加主教」），求醫者盈門（「皮外套們」即契卡人員也混在其中）。有多餘的收入他一概散發給窮人。
收拾這個人的辦法是頗值得一提的。第二次流放（一九三o年，阿爾漢格爾斯克）不是根據第五十八條，而是為「唆使謀殺罪」（純屬無稽之談。說他對自殺身死的生理學者米哈伊洛夫斯基的妻子和母親施加過什麼影響。米哈伊洛夫斯基在精神已經失常的狀態下曾給屍體注射過防腐溶液，這件事被各報大吹大擂為「蘇維埃科學的重大成就」以及人工「復活」之類）。這樣的行政手段迫使我們更不能從形式上判斷誰是真正的政治犯。如果不是和管理當局正面鬥爭，也應是在道德和生活上與它對立——這才是主要的標誌。至於身上貼著什麼「條文」，純粹是扯淡。（許多被消滅的富農的兒子得到的是盜竊罪的條文，而他們在勞改營裡卻顯示出真正的政治犯的本色！）、沃伊諾-亞謝涅茨基流放阿爾漢格爾斯克期間發明了治療化膿傷口的新方法。列寧格勒把他叫了去，基洛夫親自勸他解除神職，只要他這樣做馬上就可以給他一個研究所。但是頑固不化的主教甚至不同意出版他的著作時不在括號裡印出他的神職。因此研究所和出書的事只得作罷。他於一九三三年服完流放期，回到塔什干，在那裡又獲得了第三次流放，這次是到克拉斯諾雅爾斯克。戰爭爆發後，他在西伯利亞各醫院工作，使用了他的治療化膿傷口的方法。為這件事決定發給他斯大林獎金。他堅持要穿著全套的主教法衣才同意領取。（今天醫學院的學生們問起他的生平，回答是：「沒有關於他的任何文獻。」）
他後來的命運如何？前面（第一部第十章）已經說過。大戰時期成為工商部次長。在懦弱無能的臨時政府裡，帕爾欽斯基顯然是最有魄力的成員：在科爾尼洛夫事件期間他就任彼得格勒總督。十月革命爆發的那幾天他是冬宮防守司令。他隨即被關進了彼得保羅要塞，誠然，四個月以後就放出來了。一九一八年六月，未提出任何罪名，就將他拘捕。一九一八年九月六日被列入一百二十二名重要人質的名單（「如果……再有一名蘇維埃工作人員遇害，下列人質將一律處決。」彼得格勒肅委。主席博基，秘書約謝列維奇）。然而他卻未被槍斃，甚至在一九一八年底由於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卡爾·摩爾的很不得體的干預（此人對於我們囚禁這樣的人物感到很吃驚），獲得了釋放。一九二o年後在礦業學院任教授，常去德米特羅夫拜會克魯泡特金。不久後克氏去世，他組織了一個為克氏建碑（未能如願）的委員會。不知是否為這件事，他隨即被關進監獄。在檔案裡儲存著一份頗為希罕的檔案——一九二二年一月十六日致莫斯科革命軍事法庭的公函；
茲因國家計委常任顧問帕爾欽斯基工程師
需於本年一月十八日下午三時作為報告人在本委南方局
就恢復當前具有特別重大意義的南方冶金工業問題發表
講話，為此國家計委主席團請求革命法庭於該回三時前
放出帕爾欽斯基同志，俾其能以完成交付給他的任務。
國家計委主席
克爾日扎諾夫斯基
請求（而且是越出許可權的）。而且只是因為南方冶金工業「當前具有特別重大意義……」，而且只是為了「完成任務」，否則的話，愛怎麼辦都行。過後願意再抓回牢裡也請便！
事實不然，後來還讓帕爾欽斯基為恢復蘇聯的採礦事業很忙乎了一陣子。只是到了一九二九年，讓他在監獄裡表現過堅忍不拔的英雄氣概之後，才不經審判地把他槍決了。
必須是對本國完全無動於衷的人，必須是一個異邦人才能夠槍殺民族的驕傲——它的學識、精力和才能的精華！
十二年以後尼古拉·伊萬諾維奇·瓦維洛夫不是也遭到了相同的命運？難道瓦維洛夫不是一個（被痛苦的必要性逼成的）真正的政治犯？在為期十一個月的偵查期內他經受過四百次審訊。而在法庭上（一九四一年七．月九日）仍沒有承認對他的指控；
還有一個並不享有任何世界盛名的人物——水利學家羅季奧諾夫教授。（維持科夫斯基介紹了他的事蹟。）被監禁以後，他拒絕從事專業工作，儘管這是一條最輕鬆的道路。於是被分配去縫皮靴。難道這個人不是一個真正的政治犯嗎？他是一個天性平和的水利學家，並沒有進行鬥爭的思想準備，但是既然他能在獄吏面前堅守自己的信念，難道還不能算一個真正的政治犯？他還需要什麼樣的黨證？
像一顆星星突然變得明亮幾百倍然後猝然熄滅一樣，一個本不想成為政治犯的人也可能在獄中發出短暫的強烈閃光並因此而毀滅。這類事蹟我們一般無法知道。有時候某個見證人會說出來。有時候會見到一張褪色的紙片，根據它僅僅可以做出一些大致的推測：
雅科夫，葉菲莫維奇·波奇塔爾，一八八七年生，非黨員，醫生。戰爭一開始就在黑海艦隊空軍基地工作。塞瓦斯托波爾基地軍事法庭第一次的判決是五年勞改。似乎很平安。但這又是怎麼回事？十一月二十二日——第二次判決；槍斃。並於十一月二十七日執行。在十七日至二十二日之間的這不祥的五天裡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他是像星星一樣爆發了？或者僅僅是因為審判員忽然發覺判輕了？他前一案的問題現在平了反。這說明，如果沒有後一案就不會……？
而托洛茨基分子呢？純血統的政治犯！這是他們不可剝奪的榮耀。
（人們在向我叫喊！臺上在向我搖鈴：站回原位去！說唯一的政治犯！說那些在勞改營裡仍堅持神聖的信念的鐵錚錚的共產黨員！……好吧，下一章我專門談談他們。）
歷史學家們有朝一日會研究我國青年政治犯的小溪是從什麼時候流起的。我覺得是從一九四三——四四年開始的（我指的不是社會黨和托洛茨基派的青年）。這些差不多還是中學生的人（請回憶一九四四年的「民主」）忽然想尋求一個不同於向他們硬性灌輸和偷偷塞到他們腳下的那個立場的立場。那麼，還能把他們稱為什麼人呢？
只是我們現在和將來都沒法知道他們的任何情況。
如果二十二歲的阿爾卡季·別林科夫為他的當然是沒有發表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感覺的草稿》進了牢獄，後來在勞改營裡繼續寫作（但在死亡的邊緣把文稿託付給了眼線凱爾邁耶爾，結果獲得了新的刑期），——對這樣的人我們難道能拒絕給予政治犯的稱號嗎？
一九五o年列寧格勒機械中等專科學校的學生建立了一個有綱領和章程的黨。許多當事人遭槍殺。這件事是阿倫·列文告訴我們的。他本人得到了二十五年。路旁的一根小木柱，如此而已。
我國當代的政治犯必須具有大大超過先前的革命黨人的堅毅和勇敢，這一點用不著論證。先前為了較大的行動只會被判處輕微的刑罰。革命黨人也並不須非那麼勇敢不可：事情敗露，他們只有自身（而不是全家！）受禍的危險，甚至並不是掉腦袋，而是不長的刑期。
革命前張貼傳單意味著什麼？遊戲！跟放鴿子一樣。連三個月也判不了。但是弗拉季米爾·格爾舒尼團體中的五少年書寫「我國政府名譽掃地了！」的傳單卻需要下亞歷山大·烏里揚諾夫團體中的五少年行刺沙皇那麼大的決心。
它是怎樣自己燃燒起來的，它是怎樣在人們內心覺醒的？在列寧斯克-庫茲涅茨克市的一座唯一的男中裡，五個男孩子（共青團小組長米沙·巴克斯特；託利亞·塔蘭京，也是共青團積極分子；維爾維爾·列赫特曼；尼古拉·科涅夫和尤里·安尼卡諾夫）從九年級起就脫離了無憂無慮的精神狀態。他們既不為姑娘們苦惱，也不在時髦的舞蹈上花腦筋。他們環視著城內的野蠻和酗酒，刻苦地鑽研和經常翻閱自己的歷史教科書，試圖進行聯絡和對比。升入十年級以後，他們在地方蘇維埃選舉（一九五o年）以前用印刷體字母寫出他們第一份幼稚的傳單：
「工人，你辦我們今天過的難道就是我們的祖父、父親、兄長為之奮鬥犧牲的那種生活嗎？我們做工，可是隻得到可憐的幾個小錢，就這點他們還在壓低……精讀讀這些並想想自己的生活吧……」
他們自己也只是在想，因此沒有提出任何號召。（他們計劃散發一套這樣的傳單，自己動手製造一部膠印機。）
張貼的方法是：五人一起夜間上街，一人把四團溼麵包粘在牆上，另一人貼上傳單。
早春，他們班裡來了一個像是新教師的人，要大家……用印刷字型填寫登記表聲校長懇求不要在學年結束以前逮捕他們。這些孩子們被關進去接受偵訊的時候，最遺憾的仍是未能參加自己的畢業晚會。「誰領導你們的？快招！」（國家安全人員不能相信這些孩子們單純是受良心的驅使。這種事哪能相信？不是說生命只有一次嗎？幹嘛要去思索呢？）禁閉室、夜審、罰站。省法院的不公開開庭、（審判員——普希金，此人不久後即因受賄而被判刑。）可憐巴巴的辯護律師、不知所措的陪審員、威風凜凜的檢察長特魯特涅夫（！）全體都判了十年或幾年徒刑。把這些十七歲的少年們都送進了特種勞改營。
不錯，老諺語沒有瞎說：「勇士要在監牢裡找，蠢人要在政治指導員裡找！」
我是為無聲的俄國寫作，所以不多談托洛茨基分子：他們都是能寫的人，凡僥倖活下來的必定準備好了詳細的回憶錄。他們會比我更完整更準確地描寫出他們富於戲劇性的史詩。
但是為了照顧全面，在這裡也略談幾句。
他們在二十年代末期曾利用早先革命黨人的全部經驗進行過系統的地下鬥爭，不過站在他們對面的國家政治保衛局可不像沙皇暗探局那樣呆頭呆腦。我不知道他們對於斯大林為他們安排的一概消滅的下場是早有準備還是仍以為事情會以幾句玩笑與和解而結束。不管怎麼說，他們都是一些勇敢的人。（不過我擔心一旦他們掌權，給我們帶來的瘋狂行為不見得會比斯大林的好。）我們要指出的一點是，直到三十年代，當末日已經臨近時，他們仍認為和社會黨人發生任何接觸都是背叛和恥辱。因此他們在隔離所裡自己抱成一團，連替社會黨人轉遞獄中信件都不肯幹（要知道，他們認為自己是列寧主義者呢）。斯米爾諾夫的妻子（在丈夫已被處決後）總是避免和社會黨人交往，說是「免得被看守員發現」（也可以說是免得被共產黨員的眼睛看見）！
有這樣印象（但我不堅持），他們在勞改營條件下的政治鬥爭裡有過多的瞎忙成份，因而總帶著悲喜劇的色彩。他們在由莫斯科去科雷馬的悶罐車裡約定著「秘密聯絡辦法、暗語」之類。可是到達目的地後他們都被分別塞進了不同的勞改點和不同的作業班。
比方說一個老老實實地掙得了生產口糧的「反革命託派作業班」突然被改為吃懲戒口糧。怎麼辦？「隱蔽得很好的地下共產黨支部」進行討論。罷工？但這正好是上挑動者的鉤。他們想挑動我們鬧事，而我們——我們偏偏要驕傲地去上工，沒有口糧也要去上工。我們可以去上工，可是勞動要像吃懲戒糧的樣子。（這是在三七年，在作業班裡不僅僅有「純粹的」托洛茨基派，還有被劃為託派的「純粹的」正統派，他們都向中央斯大林同志、向內務人民委員部葉若夫同志、向中執委加里寧同志、向總檢察署呈遞了申訴書。他們極不希望現在和勞改營首長們鬧翻，因為將來隨身攜帶的鑑定書還要靠他們寫。）
在烏京內金礦，他們準備紀念十月革命節二十週年。撿來一些黑布條子，或者用木炭把白布條染黑。他們打算在十一月七日清晨在所有帳篷頂上掛起誌哀的黑旗，要在列隊出工時唱《國際歌》，同時大家手牽手不讓押解隊士兵闖進隊伍，無論如何都要把它唱完，然後堅決不走出營區去上工。他們還要高喊「打倒法西斯！」「列寧主義萬歲！」「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萬歲！」等口號。
在這個計劃裡混合著某種歇斯底里的熱情和達到可笑程度的華而不實的作風……
不過有外人或者他們自己的人告了他們的密。在前一天即十一月六日他們全體被帶到了「尤比列內」金礦，節日的幾天內把他們隔離在那裡。他們在封閉的（不用出工的）帳篷裡唱《國際歌》，而「尤比列內」礦上的苦力們這時卻得去上工。（唱歌的人們內部也發生分裂：這裡有被錯劃為託派的共產黨員，他們走到一邊，不唱《國際歌》，以沉默表示自己忠於正統。）
「既然他們把我們放在鐵窗裡關著，這說明我們還是有一定作用的，」亞歷山大·博亞爾奇科夫自我安慰說。這無非是自欺欺人。他們什麼人不關？……
托洛茨基分子的勞改營鬥爭的最大成就是在沃爾庫塔鐵路沿線各勞改營中舉行的一次絕食罷工。（在這以前還在科雷馬的什麼地方搞過一次好像是為期一百天的絕食：他們要求以自由移居代替勞改營。他們贏了——答應了他們的要求，他們停止了絕食。後來把他們分散到不同勞改營，逐步地把他們全消滅了。）關於沃爾庫塔的絕食，我得到的材料是互相矛盾的。大致情況是這樣：
它開始於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七日，持續了一百三十二天（對他們實行了人工灌食，但他們沒有停止絕食）。有幾個人因飢餓致死。他們的要求是：
——政治犯與刑事犯分離；
——八小時工作日；
——恢復政治犯口糧，（即比其他犯人增多的口糧，這一條絕對只是為自己要求的。）伙食不受生產量的影響；
——取消特別庭，宣佈其判決無效。
用軟管給他們灌食，後來又在各勞改營散佈流言，說砂糖和黃油沒有了，全是「因為餵養了託派」。可謂無愧於藍箍帽的手段！一九三七年三月莫斯科來電：絕食者提出的要求可全部接受！絕食結束。可是孤立無援的勞改犯怎麼能爭得諾言的履行？結果他們上當了，一條也沒有執行。（西方人既不能相信也不能理解事情是可以這樣辦的。但這就是整個的我國曆史。）反過來，絕食的全體參加者一個個被叫到契卡行動科，向他們宣佈了他們繼續進行反革命活動的罪名。
克里姆林宮裡的大鳴鶴這時候已經在考慮對他們的大鎮壓。
稍晚一些，在沃爾庫塔八號礦又發生了一次大規模絕食（也許是前面的絕食的一部分）。這次參加了一百七十人，其中知道姓名的有；絕食帶頭人米哈伊爾·沙比羅，原哈爾科夫國營電器廠工人；德米特里·庫裡涅夫斯基，以前在共青團基輔省委工作；伊萬諾夫，前波羅的海艦隊護衛艦中隊長；奧爾洛夫一卡海涅茨基；米哈伊爾·安德列耶維奇；波列沃依一根金；b·b·維拉普，梯比里斯《東方曙光》報編輯；索克拉特·格維爾江，亞美尼亞黨中央書記；格里戈裡·佐洛特尼科夫，歷史學教授；教授之妻。
曾在一九二七——二八年一起蹲過上烏拉爾斯克隔離所的六十個人形成了絕食的核心。出了一件絕食者高興而首長們不高興的很大的意外——一個外號叫「莫斯科」的賊頭帶著二十名刑事犯參加了絕食。（這位莫斯科曾以一次夜間惡作劇而聞名全營：偷偷鑽進營長辦公室，在他的辦公桌上拉了一泡屎。如果幹這事的是你我之輩，難得槍斃，可人家卻僅僅受到責備：準是階級敵人教唆你來的吧？）只有這二十名盜竊犯真的讓長官們犯愁，而對於社會異己的「絕食積極分子」，沃爾庫塔勞改營的契卡行動科長烏茲科夫挖苦地說：
「你們以為歐洲會知道你們的絕食嗎？我們才不在乎什麼歐洲呢！」
他說的是實話。但是對社會親近分子既不能動手打也不能讓他們死掉。不過絕食進行到一半以後，當局摸準了他們的流氓無產階級意識把他們分化出去了。賊頭「莫斯科」通過勞改營的廣播網解釋說，他是受了託派的勾引。
剩餘的人此後的命運便是——槍決。他們以自己的絕食自己呈遞了處決的請求書和名單。
不，真正的政治犯是有過的，是很多的，是很有犧牲精神的。
但他們對抗的效果卻為什麼如此微小？為什麼他們連微小的泡沫也沒有留在水面？
對這個問題我們也要研究。後面再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