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大魚吃小魚的陰森的世界裡，在這個用一塊夾生的口糧麵包就能買到人的生命和良心的世界裡，誰個能是、哪裡能有歷史上一切犯人中榮譽與光明的體現者——政治犯呢？
在前面，我們已經考察過原來的「政治犯」是如何被孤立、被扼殺、被滅絕的。
替代他們的是什麼人？
什麼——替代？從那以後我國就不再有政治犯了。而且在我們國家根本不可能有這種人。既然已經實現了普遍的公正，還能有什麼政治犯？我們曾經在沙皇監獄裡利用過對政治犯的優待，所以更明白這東西是搞不得的。乾脆取消了政治犯。現在和將來都不會有了！
你問那些正在被抓的嗎？哼，他們是反革命，革命的敵人。但過了若干年，「革命」這個字眼有點發蔫了。好吧，就改成「人民的敵人」吧，聽起來更帶勁。（如果根據對我國各股水流的綜述，把按這一條文關進監獄的人數算一算，再加上比這多三倍的被流放、蒙嫌疑、受凌辱和遭迫害的家屬的數字，我們這時就會吃驚地看到，有史以來第一次，人民變成了它自己的敵人，儘管也獲得了一個最好的朋友——秘密警察。）
聽到過一個勞改營裡的笑話。一個被判了刑的鄉下女人好久都弄不明白為什麼檢察長和審判員在法庭上給她取了個「騎警」的外號。（原來是「反革命分子」！）你在勞改營裡蹲一蹲，看一看，就會承認這個笑話是真事。
裁縫放下手裡的針，為了怕丟，把它別在牆上的報紙上，正好戳進了卡岡諾維奇的眼珠子。顧客發現了。五十八條，十年（恐怖行為罪）。
女售貨員收到分貨員送來的商品，手邊沒有別的紙，就在一張報紙上記帳。肥皂的塊數正好寫在斯大林同志的腦門上。五十八條，十年。
茲納緬斯克機器拖拉機站的拖拉機手為了暖腳，扯下一張介紹某個最高蘇維埃候選人的佈告墊在單薄的鞋子裡。女清潔工（她負責照看這些佈告）發現少了佈告，在他鞋裡找到了。反革命鼓動。十年。
鄉村俱樂部主任帶著看門老頭去買斯大林同志的半身塑像。買了。半身塑像又大又重，需要放在架子上兩人招才行。可是俱樂部主任認為這樣幹有失身份：「你慢慢地拿回去吧。」說完就頭裡走了。看門老頭擺弄了半天，沒有好辦法。挾著走——一隻胳臂攏不過來；抱在胸前走——腰痠背痛，身子還得朝後仰。終於找到了辦法：解下皮帶，給斯大林同志做了一個環，套在脖子上。他扛在肩上從村子這頭走到那頭。沒有二話說。地地道道。第五十八一8條，恐怖行為，十年。
一個海員賣給英國人一個打火機——「喀秋莎」牌（小圓筒裡裝一根捻子加一塊火石），作為紀念品，要了一英鎊。損害祖國聲譽，五十八條，十年。
母牛不聽話，放牧員在氣頭上罵了它一句：「集體農莊的騷x……」五十八條，判刑。
艾洛奇卡·斯維爾斯卡妮在業餘文藝晚會上唱了一首民間歌謠，影射了……這簡直是暴動！五十八條，十年。
連一個又聾又啞的木匠也因為犯了反革命鼓動罪而判了刑！這個罪是怎麼犯的？他在俱樂部裡鋪地板。大廳裡的東西全騰空了，牆上既沒有釘子也沒有掛鉤。他幹活的時候把上衣和帽子搭在列寧半身塑像上。有人進來看見了。五十八條，十年。
戰爭爆發前的那幾年在伏爾加拉格里關著多少從圖拉省、卡盧加省、斯摩稜斯克省抓來的不識字的鄉下老漢啊！他們的罪名全是五十八一10，即反革命鼓動。要他們簽名的時候，他們都是畫個十字頂數（據洛希林講述）。
戰後和我一起蹲勞改營的有一個魏特盧加人馬克西莫夫。他從戰爭開始就在炮兵部隊服役。冬天，政治指導員召集他們討論《真理報》社論（一九四二年一月十六日：《今冬痛擊德寇，使它來春不能再起！》），馬克西莫夫也立正發言。他說：「對呀！就是要趁著狂風大雪，趁著他們沒有氈靴的時候趕走這些畜牲，儘管我們自己碰巧也只穿著單鞋。不然到了春天他們的技術裝備就更不好對付了……」指導員也拍了巴掌，好像沒有問題。可是死滅爾施（除奸處）叫了去，「擰」上了八年——「吹捧德軍技術裝備」。五十八條。（馬克西莫夫的文化程度是農村小學一年級。他的兒子，共青團員，從軍隊來勞改營探望，要求他爸爸：「信裡不要把你被捕的事告訴俺娘，就說你現在還在部隊，是人家不放。」老婆按「信箱」號碼給他寫回信說：「你的年齡早超過了，為什麼總不放你？」押解隊員看這個馬克西莫夫總是鬍子拉碴、垂頭喪氣，而且耳朵還有些聾，就給他出主意說：「你寫信告訴她，你在部隊裡提了幹，所以人家不讓走了。」馬克西莫夫又聾又呆，在工地上有人氣極了罵他：「你把‘五十八條’的臉都丟淨了！」）
孩子們在集體農莊俱樂部裡遊戲打鬧，脊背從牆上蹭下幾張什麼宣傳畫。兩個年紀大些的依五十八條判了刑（依據一九三五年法令，十二歲以上兒童對一切罪行均應負刑事責任！）。家長們也沒有脫身，說是他們教唆的，指使的。
十六歲的楚瓦什族中學生用非本民族的俄文寫錯了壁報上的標語。五十八條，五年。
國營農場會計室掛著一張標語：「生活得更好了，生活得更快樂了！」（斯大林）。不知誰用紅鉛筆在尾巴上加了一個字母「y」，意思變成「斯大林生活得更快樂了！」沒有調查作案者，索性把會計室全體人員都捉了進去。
格謝爾·伯恩施坦和他的妻子別夏斯納婭得到五十八一10，五年，是為了……在家裡搞一次招魂會1（偵查員使勁地追問：還有誰和你們一起胡搞，快招出來！可是在勞改營裡都傳說格謝爾坐車是因為「算命」。——於是雜役們把麵包和菸草拿來給他：給我也算個命吧！）
荒唐嗎？古怪嗎？不可理解嗎？沒有什麼不可理解，這正是「作為說服手段的鎮壓」。俗話說；先打鵲雀和烏鴉，到頭就能打到白天鵝。挨著個兒打，最後總能打中要找的目標。大規模鎮壓的首要意義就在於；真正厲害的和隱藏得很深的人，單個兒是抓不到的，在大規模的鎮任中就會落網和滅亡。
為了給抓捕偶然的或預定的物件找理由，什麼樣的荒誕無稽的罪名沒有羅織出來過！
格里戈裡·葉菲莫維奇·格涅拉羅夫（斯摩稜斯克省）的罪名是：「因仇恨蘇維埃政權而酗酒」（他酗酒是因為和老婆關係不好）。——八年。
伊琳娜·圖欽斯卡婭（索弗羅尼茨基「的兒子的未婚妻）走出教堂的時候被捕，罪名是在教堂裡「祈禱讓斯大林快點死」。（誰能聽見她的祈禱？！）——恐怖行為！二十五年。
亞歷山大·巴比奇的罪名是：「一九一六年在土耳其陸軍中服務時從事反對蘇維埃政權（！！）的活動（實際上他是土耳其前線上的俄國志願兵）。因為附帶還指控他於一九四一年有過將破冰船「薩德闊號」。交給德國人的意圖（他是在這條船上被逮捕的），所以判決是；槍斃！（改判為十年，在勞改營中死去。）
謝爾蓋·斯傑潘諾維奇·費多羅夫，炮兵工程師，罪名是「破壞性地扣壓青年工程師的設計」（其實是那些共青團積極分子們沒有閒空去完成自己的圖紙。然而這個明目張膽的破壞者卻時常從克列斯特監獄被拉到各軍事工廠去當顧問）。
科學院通訊院土伊格納托夫斯基一九四一年在列寧格勒被捕，罪名是一九o八年在蔡司工廠工作時被德國情報機關收買，並且領到了這樣一個奇特的任務：在最近一次戰爭（即那一代情報機關所關心的戰爭）中不要從事間諜活動，而是要在下一次戰爭中才從事這種活動！因而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忠實地為沙皇服務，後來又忠實地服務於蘇維埃政權，建立起國內唯一的一家光學器械廠（「國立光學器械廠」），被選入科學院。後來果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後被捕獲、被清除、被槍斃了。
話又說回來，在大多數場合下並不是非要羅織這些異想天開的罪名不可。有一套非常簡便的標準罪名彙編，偵查員只需要從裡面挑選出一兩項來，像在信封上貼郵票似地貼上去就是了：
——破壞領袖威信；
——對集體農莊持否定態度；
——對公債持否定態度（有哪一個正常的人對它持肯定態度呢？）；
——對斯大林憲法持否定態度；
——對黨的（當前）措施持否定態度；
——同情托洛茨基；
——同情美國；
——如此等等。
貼上這些價值不等的郵票是單調的工作，不需要高深的技能。偵查員只需要接連不斷地有犧牲品送來不致浪費時間就行了。蒐羅犧牲品是由行動特派員向各地區、各部隊、運輸部門、學校實行攤派。為了不使行動特派員費腦筋，正好用得上告密制度。
告密是獄外人與人之間進行鬥爭的超級武器、x射線：只要把看不見的一條細細的光束指向敵人，他必然倒下。這辦法從不失靈。我不記得這類有關人的姓名，但我敢肯定，在監獄裡聽說過很多在清場角逐中利用告密的事例：丈夫用這辦法收拾失去他歡心的配偶，妻子收拾丈夫的情婦，或情婦收拾情夫的妻子，或情婦因未能拆散情夫的家庭而收拾她的情夫。
各種郵票中，偵查員最常用的是第10分條——反革命（現改為反蘇）鼓動。如果後代子孫有朝一日讀到斯大林時代的偵查和審判案卷，他們一定會大吃一驚，這些反蘇鼓動者們竟是一些多麼不知疲倦的心靈手巧的能人啊！他們搞反蘇鼓動可以利用一根縫衣針和一頂破帽子，利用拖淨的地板（見下）或者沒洗的內衣，利用微笑或者不微笑、過分帶表情或者不帶表情的眼神，顱腔裡的無聲的思想，秘密日記裡的詞句，談情說愛的短簡，廁所牆壁上的題字。他們在公路上和鄉間土路上，在火災現場上，在集市上，在廚房裡，在家裡喝茶，在被窩裡耳語，都在進行鼓動。只有不可戰勝的社會主義制度才能頂得住這樣的鼓動的衝擊！
群島上喜歡說這樣一句笑話：刑事法典的條文並不全是大眾化的。有人想觸犯有關保護社會主義財產的法律，可惜人家不讓他挨邊。有人打算毫不猶豫地盜竊公款，可是怎樣也混不上出納員的差事。要殺人至少要有辦法弄到一把刀，要私藏武器首先要把它買到，要搞獸姦需要擁有家畜。甚至五十八條本身也並不是這麼容易享受到的；如果你不在軍中服役，你怎麼能依照第1分條之乙去背叛祖國？如果你住在漢特曼西斯克你怎麼能依照第4分條去和世界資產階級建立聯絡？如果你做的是理髮員的工作，如果你連一個你能讓它爆炸的最不像樣的醫用高壓鍋也沒有（一九四八年被捕的化學工程師丘達科夫，「顛覆行動」），你怎麼能依照第7分條的規定去破壞國家的工業和交通？
但五十八條的第10分條是很大眾化的。上至年逾古稀的老太婆，下至十二歲的小學生都能享用。有家定的和打光棍的、有身孕的和黃花閨女、運動員和殘廢、醉漢和滴酒不久的、有眼睛的和瞎子、有私人小汽車的和求人施捨的，一概都能享用。不分冬天和夏天，無論工作日還是星期天，清晨還是夜晚，在班上還是在家裡，在樓道里，在地鐵車站上，在密林中，在劇場休息時以及在日蝕的時候，都可以同樣便利地給自己掙來一個第10分條。
在大眾化方面能和第10分條媲美的只有第12分條——「不檢舉」，換句話說就是「知情不報」。上面說過的那些人全都可以在完全相同的條件下得到這一分條，但更省事，連嘴也不用張，筆也不用拿。你一動也不動，分條會自己找上門來！而判的刑照樣是十年監禁，附加五年「籠口」（剝奪權利）。
當然，即使在戰爭結束以後，五十八條的第1分條「背叛祖國」也並不使人感到難以到手。不僅全體被俘虜過的人員，不僅全體原淪陷區居民有權利得到它，連那些從受威脅地區疏散時拖拖拉拉的人也因此暴露出背叛祖國的意圖（數學教授茹拉夫斯基撤離列寧格勒時申請給他三個飛機座位；妻子、小姨子和他本人。只給了兩個，沒有小姨子的。他就把妻子和小姨子送走了，自己留下來。對這個行動當局不能做出別的解釋，只能認為是教授等著德國人來。五十八一1一甲，參照第十九條，十年）。
以下這些人和那個倒霉的裁縫、俱樂部看門的、聾啞人、海員或那個魏特盧加人相比，被判罪顯得完全是理所當然的：
——愛沙尼亞人恩謝爾德，從還是獨立的愛沙尼亞來到列寧格勒。在他身上搜出一封俄文信。給誰的？誰寫的？「我是一個正直人，不能說。」（信是維·切爾諾夫寫給他的親屬的。）哦，畜生，你是正直的？好吧，到索洛維茨去吧！……他究竟是帶過一封信！
——基裡切夫斯基，兩個兒子在前線當軍官，他本人按戰時勞力動員令被派到泥炭採掘場，在那裡他對清湯寡水的伙食說了幾句怪話（終究是說過怪話的1畢竟是張開過嘴的！），為此罪有應得地依據五十八一10被判了十年。（他在勞改營的溫水坑裡揀土豆皮的時候死了。在他骯髒的衣兜裡放著兒子的照片，兒子胸前掛滿勳章。）．——漢斯傑羅夫斯基，英語教員。坐在自己家裡喝茶的時候講了（終究是講了！是真的！）伏爾加一帶的大後方如何貧困和飢餓。他剛從那邊回來。一個頂要好的女友把他們兩夫婦都裹過去了：男的安上第10分條，女的安上第12分條，各判十年。（房子呢？我不知道。說不定歸了女友？）
里亞比寧在一九四一年我軍後撤時公然宣稱：「以前應當少唱點‘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但也不讓別人侵犯我們’之類的歌。」這樣的壞蛋連槍斃都不解氣，可是總共只判了他十年！
——列烏諾夫和特列久欣，兩個共產黨員，像被馬蜂螫了脖子似地不得安生，操心起為什麼違背黨章多年不召開黨代表大會的事來了。（狗拿耗子……）各得十年。
——法依娜·葉菲莫夫娜·艾潑施坦震驚於托洛茨基的滔天罪行，在黨員大會上提出問題。「為什麼把他從蘇聯放出去了？」（好像黨應當向她報告工作似的！也許約瑟夫·維薩里昂諾維奇自己正在吃後悔藥呢？）為了這個荒謬的問題，她罪有應得地先後獲得（並服完）三次刑期。（儘管沒有一個偵查員能向她說明她的罪過究竟在哪裡。）
——女無產者格魯莎的罪行更是駭人聽聞。在玻璃廠工作的二十三當中，左鄰右舍沒人見過她家裡掛過聖像。可是德國人眼看要到他們地區的時候，她掛出了聖像（其原因無非是這時不必害怕了，以前掛聖像是要倒霉的）。另外，偵查員從鄰居的告密中特別注意到，她這時把地板擦得乾乾淨淨！（可是德國人終於沒有來。）再加上她還在房子旁邊揀到一張有小畫兒的德國傳單，偷偷塞進五斗櫥上的小花瓶。但是我們的人道主義法庭考慮到她的無產階級出身，僅僅給格魯莎判了八年勞改附加三年剝奪權利。在這時期內，她的丈夫死在前線上。女兒上中專，人事科老追問她：「你母親在什麼地方？」結果小姑娘服毒自盡了。（格魯莎每次談到女兒的死就說不下去，每次都是哭著走開了。）
根納季·索羅金，切利亞賓斯克師範學院三年級學生，在大學生辦的文學雜誌上發表了兩篇文章（一九四六年）。這該給他多少呢？小意思，十年吧。
讀葉賽寧該當何罪？我們總是健忘的。我看人家很快就會向我們宣告：「沒有過這樣的事！葉賽寧一貫是受尊敬的人民詩人」。但葉賽寧確曾是反革命詩人，他的詩歌是查禁的作品。梁贊市國家安全機關對波塔波夫的指控是：「約瑟夫·維薩里昂諾維奇說過最優秀和最天才的詩人是馬雅可夫斯基，你怎麼竟敢（在戰前）讚賞葉賽寧？這是你反蘇本質的流露！」
至於這個民航飛行員，「道葛拉斯」副駕駛，那肯定是一個地道的反蘇老手了。不單單在他家裡搜出了葉賽寧全集；他不僅對別人說過，東普魯士人在我們去以前生活得非常富裕和溫飽，而且他還在飛行單位的一次公開討論會上跟愛倫堡進行了一場關於德國問題的公開辯論。（考慮到愛倫堡當時的觀點，可以猜想出這個飛行員的意見是對德國人應當溫和一些。）竟敢在公開討論會上進行公開辯論！軍事法庭，十年，附加五年「籠口」。
這種微不足道的事件當然在愛倫堡的回憶錄裡找不到影子。而且他可能根本不知道他的爭論對手被抓了。他當時只是隨口給了他一個足夠符合黨的觀點的回答，事後就忘了。愛倫堡在回憶錄裡寫道，他自己「所以能倖免」是由於抽中了「彩票」。哎，這張彩票的號碼可是先查好的。如果周圍的友人們一個個地被抓，那就需要及時地停止和他們通電話。車轅杆掉了頭，人也要跟著轉向。愛倫堡把對德國人的仇恨燃燒到發昏的熱度，以至斯大林都不得不出來稍加制止。到了行將就木之年，你感覺到自己昨日為確立謊言出了力，那麼你就該以今日的勇敢犧牲而不是以回憶錄為自己進行辯護才是。
利帕伊在本區創辦了一個集體農莊，比上級命令的時間早了一年。這是一個完全自願組成的集體農莊！對於這個懷有敵意的搞亂行為，國家政治保衛局特派員奧夫相尼科夫難道能不聞不問嗎？我不需要你那個好的，我就是要你搞我那個壞的！他的集體農莊被宣佈為富農農莊，二富農利帕依被遣送進沼澤地。
沙維林，工人，在黨員大會上大聲（！）說到了列寧遺囑！還有比這更可怕的事嗎，這人必是不共戴天的死敵！在偵查過程中還剩下的幾顆牙齒，到科雷馬後的頭一年就掉光了。
請看有過多麼嚇人的五十八條罪犯！要知道還有更陰險的呢，還有帶地下活動色彩的。例如，佩列茨·格爾岑貝格，里加市人。此人忽然遷居到立陶宛社會主義共和國，登記為波蘭血統，而實際上是拉脫維亞的猶太人。這是有意欺騙自己親愛的國家，因而特別令人憤慨。他的如意算盤是我們會放他去波蘭，然後他便能從那裡溜到以色列。這可來不得，我的好人兒。你不想住在里加嗎，就請去古拉格吧。蓄意叛國，十年。
還有一些善於隱瞞的！一九三七年在「布林什維克」工廠（列寧格勒）的工人當中揭發出一些一九二九年聽過季諾維也夫在大會上的講話的原工廠藝徒學校的學生。（找到了會議記錄後面附的一張出席人名單。）他們隱瞞了八年之久，混進了無產階級隊伍。現在全部抓起來槍斃了。
馬克思說過：「國家把一個公民變成罪犯，它就是欲斷自身的活的肢體。」他還很令人感動地說明，國家應該把……違反者看做一個有熱血的人，保衛祖國的戰士，社會的成員，神聖的家主，而最主要的是應該把他看做一個公民。但是我們的法學家沒有時間讀馬克思，特別是他這類欠考慮的文章。馬克思如果願意，還是讀讀我們的法令吧。
有人會大叫說上面開的清單荒誕不經，不近清理，根本不能相信，歐洲是不會相信的！是嗎？
歐洲自然是不會相信的。它自己不去蹲蹲就永遠不會相信。他相信了我國紙張光澤的雜誌，其他什麼東西也裝不進腦袋了。
我們自己呢？五十年以前也決不會相信。就是倒退一百年怕也未必相信。
在先前的俄國，政治犯和庸人是居民中對立的兩極。再也找不到比這兩者更加互相排斥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
在蘇聯才開始把庸人當做政治犯「劃拉」進監獄。
由於這個原故，政治犯漸漸和庸人劃了等號。
群島上一半人是五十八條。而政治犯——一個沒有……（如果有這麼多真正的政治犯，那個政權恐怕自己早坐到一個什麼席上去了！）
隨便什麼人，只要不能馬上給他找到一個合適的普通刑事罪條文，便會被請進這五十八條。進入這一條的人成份之混雜、色彩之紛亂實在是難以想象的。
例如，在大使館外度第一夜時就被捕的一個跟蘇聯姑娘結婚的年輕美國人（摩利斯·格爾施曼）。或者前西伯利亞游擊隊員穆拉維約夫，他曾以對白軍的殘酷懲罰聞名（這是為他兄弟報仇），從一九三o年起就沒有出過國家政治保衛局監獄的大門（是從勒索黃金開始的），他在那裡面喪失了健康、牙齒、理智、甚至姓名（變成了福克斯）。或者一個盜竊公物的蘇軍後勤軍官。他因為害怕受刑事處分，逃到了奧地利的西方佔領區，但是在那裡—一你看好笑吧！——竟是英雄無用武之地。他這麼一個渾渾噩噩的官僚想在那裡也撈到一個高位，但是在一個人才競爭的社會怎麼能辦得到？他決定回國。在國內為盜竊公物和間諜嫌疑共得二十五年。他倒很樂意，覺得在這裡可以呼吸到習慣的空氣！
這類例子不勝列舉。要想把什麼人消滅掉，迅速而徹底地打發走，最簡便的辦法是把他列入五十八條。
放進這一類的，還有的不過是家屬，特別是犯人的妻子（反屬）。現在大家習慣地認為當反屬被抓進去的都是黨內大幹部的夫人，其實這個慣例老早就形成了。貴族家庭成員、著名知識分子家屬、神職人員家屬全都是連窩端的。（甚至在五十年代仍是如此：歷史學家赫·採夫因著作中犯了原則性錯誤，得了二十五年。但他的妻子也得給點才是。十年吧。但是把七十五歲的老媽媽和十六歲的女兒留下來幹什麼？就按不檢舉罪也給她們判點吧。於是四口人分別送進四座勞改營，剝奪互相通訊的權利。）
越多的溫馴、安靜、不問政治甚至大字不識的人，越多的在被捕前只知道過日子的人被投入冤獄和滅亡的旋渦，「五十八條」就變得越發平庸和怯懦，越發失去最後一點點政治含意，變成迷惘的人們組成的迷惘的畜群。
但是光說「五十八條」的組成還不夠，更重要的是他們在營中尋到的格調。
這類人從革命初期就受到四面圍困：管理制度和法學家的理論。
先拿一九二一年一月八日全俄肅反委員會第十號命令來看看。我們知道了，沒有可靠材料不能逮捕的只有工人和農民。如此說來對知識分子，比方說，單憑不順眼就可以逮捕羅。再聽聽一九二四年司法工作者第五屆代表大會上克雷連科的講話。我們又知道了：「對於被判刑的階級敵對分子……改造是無能為力的，是達不到目標的。」到了三十年代之初，人們將會再次提醒我們，縮短階級異己分子的刑期是機會主義的行徑。什麼「獄中人人平等」，什麼「自做出判決之時起階級鬥爭就停止了」，什麼「階級敵人開始改過自新了」之類的提法都是機會主義的言論。
把這些全歸攏在一起，就等於說：抓你們可以平白無故，改造你們是達不到目標的，在勞改營裡必須把你們放在屈辱的地位，接著繼續用階級鬥爭把你們搞個不亦樂乎。
在勞改營裡還搞階級鬥爭——這怎麼理解？說真的，囚犯好像都該是平等的呀。不，別忙，這是資產階級觀點！取消政治犯和刑事犯分別禁監的權利，就是為了讓這些刑事犯騎在他們脖子上！（這是那些以前蹲過沙皇監獄的人發明的，他們在那裡懂得了如果政治犯實行聯合，進行政治抗議，會有多大力量，對於管理當局會有多大危險。）
這時候馬上跳出來一個伊達·阿維爾巴赫，是她向我們做了說明。「再教育的策略是建立在階級區分的基礎上的，」「依靠和無產階級最親近的那些階層。」（什麼人最親近？當然是「前工人」即竊賊羅，正好可以唆使這種人去迫害「五十八條」！）「如果不燃起政治激情，再教育是不可能的（這是一字不差的引文！）。」
所以，把我們的生命完全交給竊賊們擺佈，並不是偏遠的勞改工地上懶惰的長官們的自作主張，這是高階的理論！
「在管理制度方面採取按階級成份區別對待的方法……對階級敵對分子施加不間斷的行政壓力。」——當你穿著破坎肩、垂頭喪氣地熬過你那沒完沒了的刑期的時候，莫非你能想象出原來有這麼個東西嗎？——不間斷的行政f力n
在上面援引的這部出色的著作裡，我們甚至能讀到在勞改營裡給「五十八條」們製造種種難以忍受的條件的各種手段的明細表。這裡面不僅僅包括在探監、送牢飯、通訊、申訴權、營內（！）走動權方面的種種限制，而且還有這樣的辦法：把階級異己分子編成單獨的作業班，把他們置於更困難的條件下。（我替他們解釋一句：這意思是在丈量完成的工作量時欺騙他們！）他們完不成定額，就宣佈是階級敵人搗亂。（科雷馬對整個作業班的屠殺就是這樣來的！）。書內還有創造性的頻頻忠告：不可派富農和二富農（即被判勞改的最優秀的農民，他們做夢都夢見農活）去從事農業勞動！還有：不經過預先考核，不能委以有高階專業水平的階級敵對分子（即工程師）任何重要的工作（但是在勞改營裡誰有那麼高的專業水平能考核工程師？顯然是由文教科的盜賊輕騎兵，類似紅衛兵的人物）。這個忠告在運河工地上難以執行，因為閘門不會自己替自己做設計，河道不會自己給自己定線。在這種情況下，阿維爾巴赫只得退而求其次：專家進勞改營以後起碼要先幹六個月的一般勞動！（想要他的命，六個月也足夠了！）據說只有不住在知識分子的享受特權的工棚裡，「他才能體驗到集體的壓力」，「反革命分子才會看到群眾是反對他們的，蔑視他們的」。
只要掌握好了階級的意識形態，什麼事都能倒過來說，十分便當。有人把「以前的……」和知識分子安置到雜役的崗位上嗎？——他這就是「有意叫勞動者出身的勞改犯去幹最繁重的勞動」！如果在保管室工作的是一個以前的軍官而服裝不夠分配，那不用說是他「有意識地扣壓」。如果有人對高產標兵說了一句「別人趕不上你們！」，這表明他一定是階級敵人！如果一個盜竊犯喝醉了，或者企圖逃跑，或者偷了東西，人家便會對他做工作，說這不應該由他負責，這是階級敵人把他灌醉了，或者教唆他逃跑，或教唆他偷竊。（知識分子教唆扒手偷東西！——這話是一九三六年一本正經地寫在書裡的！）而如果「一個階級異己分子創造出良好的生產成績」——這是他「為達到偽裝的目的而去做的」！
一圈都封死了！幹活也罷，不幹也罷，喜歡我們也罷，不喜歡也罷——我們反正要憎恨你，反正要通過盜竊犯的手消滅你！
彼得·尼古拉耶維奇·普季岑（因觸犯五十八條而坐過牢）感嘆地說：「真正的犯罪分子根本沒有能力從事真正的勞動，正是無辜的人才肯把自己全部貢獻出來，直到最後一口氣。戲劇性就在這裡：人民的敵人才真是人民的朋友。」
但是對於你的犧牲，人家並不領情。